外族统治，严格闭关，社会停滞，西洋资本主义侵入时代——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
一六四四年—一八四〇年
第一节 入关以前的满族
（一六四四年以前）
（一）打牲（渔猎）部落时代
女真部落散居在长白山、黑龙江一带地方，明朝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使互相仇杀，势力消散，不能侵扰边境。建州诸部中有斡朵里部。据清朝人记载，吉林宁古塔西南三百余里斡朵里城，有三姓人争酋长位，忽来一男子，自称天女佛古伦吞朱果所生，姓爱新觉罗氏，名布库里雍顺，受天命来做酋长。三姓人惊异，推雍顺为贝勒。满洲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大概雍顺夸称自己是金朝（完颜族国号）的后裔、天女的儿子，欺骗土人，取得酋长地位。雍顺死后，部众内乱，杀雍顺子孙。幼子范察，逃匿荒野。下传数世，有猛哥帖木耳居赫图阿拉（兴京。辽宁新宾县），受明朱棣官职，称建州左卫指挥。朱瞻基时，猛哥帖木耳被野人女真攻杀，弟凡察携卫印逃入朝鲜。猛哥帖木耳子董山继承左卫指挥官职，与凡察争卫印。朱祁镇封凡察为右卫指挥，令二人分管本部户口。凡察约有三百余户，董山所有也许多些。后来董山势盛，兼领建州及右卫，屡寇明边，成东北一强酋。朱见深成化三年，董山入朝，骄慢不恭，归至广宁（辽宁北镇县）驿舍，明杀董山，令董山子妥罗袭职。妥罗死，侄福满袭职。福满传子叫场，叫场生子塔失。朱翊钧万历十一年，明将李成梁攻建州右卫指挥王杲（凡察后裔），命叫场、塔失充向导，成梁杀王杲，恐叫场父子强盛，并杀二人。塔失长子努儿哈赤收拾余众，立誓报仇，建立金国，清朝称他为开国创业的太祖。
自布库里雍顺至努儿哈赤，据传说约有十世。
清朝人记载宁古塔附近诸部落的生活状况说，宁古塔东三百里有依朗哈喇土城，是金五国城旧地；又东北五六百里有虎尔哈部，又六百里有黑斤部，又六百里有费雅哈部，三部总称乌稽达子又称鱼皮达子。乌稽（窝集）汉语老林，意谓长白山绵亘混同江、宁古塔、兴京境上，老森林数千里，出产人参、貂皮、鹿茸等珍品，三部人依靠老林谋生活。混同江出产鱼皮，可制衣服，所以又号鱼皮。三部人不牧牛羊，不种五谷，专打野牲，不设官吏和法律，风俗敦朴，重信义，向外来商人赊物，约定偿黑貂皮，到期交货，绝不失信。富人用雕翎盖屋，貂皮、玄狐皮做帐幕，狐皮做被褥。虎尔哈部地近宁古塔，服饰与满洲相似。
吉林、黑龙江地方，所谓城郭，只是环植木栅二三重，并无砖石。宁古塔居民路不拾遗，百里往返不需带粮，不买刍秣，不行银钱，货物交易，用粟布当货币。牛踏损他人田，按轻重赔偿损失。五谷中不产稻米，市上米价比内地贵十倍，仅供官商食用。水边生乌腊草，制鞋行冰雪中，足不知寒，与人参、貂皮称宁古塔三宝。四季出猎打围，朝出暮归，或二三日回来，称为打小围，秋季打野鸡围，冬季打大围，打大围时，八旗列队布阵，一二十日才回来，猎获物有虎、豹、熊、豕、獐、鹿、狐、兔、雉、雕，车载驼负，不可计数。
女真诸部在明朝中期以后，正由渔猎生活渐向农业定居生活转变，农具、衣料、盐、米、用器全赖中国输出。明朝自恃经济的武力的优势，对女真侮辱残虐，不当人类看待。例如女真人来辽东市上见明官，照例三步一叩头，跪呈夷文禀一封，才许互市交易。女真人势散力弱，只得忍受下列各种痛苦：
马市——永乐三年，辽东开源城南四十里设马市，专与女真诸部交易。以后陆续增设。万历时有广顺关（一名南关，在开原南）、镇北关（一名北关，在开原东北）、抚顺关（在抚顺城东二十里）、清河城（在太子河上游）、叆阳宽甸等互市场所。市有官私的区别，官市指官府收买外货，主要是买马，私市指商贾私人交换各种物品。女真产物有马、牛、骡、驴、羊、木耳、马尾、獭皮、貂皮、豹皮、狐皮、熊虎皮、人参、松子、蜂蜜、蜡等，明朝产物有米、盐、布、缎子、袄子、靴、袜、铁锅、铧子等。永乐三年规定官私贸易马价，上上马每匹换绢八匹、布十二匹，十五年改为米五石，绢、布各五匹。交易各货物照例抽税，最高额如骟马一匹，税银六钱，儿马一匹，税银五钱，最低额如缎子一匹税银一分，绢一匹税银一分，铁锅一口，税银二分，这种税率显然对女真不利，法定物价，自然也不会公平。
明官贪污——明守边文武官吏通同作弊，侮弄女真，乾没货价，额外勒索税银与贿赂，时常激起边祸。例如辽东总兵张凤、巡抚於敖，纵使中军都指挥陈守节克减例赏盐物，女真不服，张凤捕杀七人，女真怨愤，聚众三千余骑攻破防守台，杀十六人、烧死六人，又攻破岐山东两个防守台，大杀掠后退去，明官不敢抵御。明官受贿，默许女真人私买兵器、火药，探听朝政军情，虏掠中国人口及货物，公然在市上出卖，明官反赠送酒食、米、盐，借广招徕。朝廷颁布了许多禁令，更给边官借口作弊的便利。
人参——人参是女真地方特有的产物，也是明朝贵族们必需的补品。明官每年派军民强入太子河上流苏子河流域采办人参，一部分充贡品，一部分饱私囊，女真保护利源，时常发生战斗。明官贪利自大，不顾女真人怨愤，依旧恃强夺取，造成无数次的边祸。万历三十七年，熊廷弼停女真互市，两年间人参坏烂十余万斤（当是夸大的数字）。参价每两约值银九两，想见平时每年人参交易额多至银数十万或数百万两。女真从中国换得大量铁器，因此农业与武力发展到成立国家的地步。
（二）努儿哈赤开始统一女真诸部，建立金国
塔失长子努儿哈赤十岁丧母，十九岁因继母暴虐，与同母弟二人离父母自立谋生。努儿哈赤上山采人参、松子等物，到抚顺市出卖。抚顺商业繁盛，有直隶、山东、江南各地商人，努儿哈赤往来市上，交结汉人，通中国文字，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学得用兵知识。万历十一年，努儿哈赤年二十五，祖叫场、父塔失被明将李成梁冤杀，努儿哈赤得塔失遗甲十三副，招集少数归附人，祭天立誓，要替父、祖报仇。先起兵击败仇人尼堪外兰（尼堪助明杀叫场、塔失），获甲三十副、兵一百人。十二年，攻克兆嘉城、马尔墩城，部下步骑增至五百人。十四年，又击败尼堪外兰，尼堪逃抚顺，求明保护，明人畏事不纳，努儿哈赤捕杀尼堪，威名渐盛。十六年，苏完部、董鄂部相继归降。董鄂部有众万余，努儿哈赤兵力始大。十七年，明封努儿哈赤为建州都督佥事，又给龙虎将军印，希望用虚名消除旧怨。十八年、二十一年、三十六年努儿哈赤曾三次向明朝贡，和缓明朝的疑忌，同时用兵攻略附近诸部，十二年攻董鄂部，十三年攻浑河部，十四年攻苏克素护河部，十五年攻哲陈部，十六年攻完颜部，建州境内五大部悉数降服。十七年，攻取鸭绿江部（属长白部）。二十一年扈伦四大部（叶赫、哈达、辉发、乌拉）、蒙古三大部（科尔沁、锡伯、卦勒察）、长白二大部（珠舍里、纳殷）九部兵三万来侵，努儿哈赤迎战大胜，斩首四千，获马三千、甲胄一千，军威大振。二十七年，扈伦四部来降，建州竟成东北新兴的强国。
万历三十六年以后，努儿哈赤停止向明朝进贡，熊廷弼封闭互市场两年，女真损失人参十余万斤。后来努儿哈赤创用晒干法，不急出售，得价增倍，女真愈益富强。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努儿哈赤登可汗位，国号金，建元天命，建都兴京。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率步骑二万人伐明。临行列举七大恨告天誓众，乘明不备，攻取抚顺城，明总兵官张承胤全军败没，游击李永芳薙发投降，助金谋伐明，努儿哈赤捕市上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等地商人，给路费，令携七大恨誓文归中国。朱翊钧下诏征奴（努儿哈赤），令杨镐为辽东经略，李如柏、马林、杜松、刘四人为大将。当时兵饷两缺，边防军仅存空名，只好南自福建、浙江，西自四川、甘肃，勉强调集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余人，号称四十万，第二年二月，陆续出关。刘临行祭旗，屠牛三刀才杀死，刀钝可知，又令军士试马，武器纷纷坠地，平时无训练可知，杨镐率乌合军进驻沈阳，李如柏等分四路进攻。努儿哈赤得报说“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八旗（一旗七千五百人）兵六万人先击破萨尔浒山（抚顺关外约七八十里）明主力杜松军三万，杀杜松。再破尚间崖马林军，急归兴京，迎击南路从宽甸来的刘军，杀刘。经略杨镐在沈阳闻三路大败，急令清河路李如柏军退回。努儿哈赤乘胜取开原、铁岭，又破蒙古喀尔喀部，灭叶赫部，明边外藩属全部消灭。
明、金两国赌兴亡的萨尔浒大战，前后五天，明全军溃败，将领阵亡三百十余名，兵士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九十余名，金军只受伤数百人。正闹党争的明朝臣，也感到国势危急，群跪文华门外请求朱翊钧增兵发饷，朱翊钧照例不答，朝臣又跪求出见群臣议事，朱翊钧又照例不答。
萨尔浒败后，朱翊钧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驻辽阳安抚军民。廷弼整饬军纪，诛逃将三人，筹备火器、战车、弓箭、被服等军资，守御渐固。努儿哈赤知廷弼难侮，不敢进攻。朱常洛泰昌元年十月（常洛已死，朱由校继位）廷弼被阉党攻击，革官回家，袁应泰代为经略。朱由校天启元年，努儿哈赤破辽阳，杀袁应泰。明朝得报大惊，急起用熊廷弼为经略，又用阉党王化贞为巡抚，各赐尚方宝剑，有专断大权（对不听命将官，得先斩后奏）。王化贞自恃得魏忠贤庇护，轻侮熊廷弼，事事与廷弼为难。廷弼创三方布置策：广宁设巡抚一员，统率陆军，辽河沿岸筑坚垒，派兵流动防守；天津及山东登莱各设巡抚一员，统率海军，乘虚捣敌后路，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化贞主张沿辽河分设六大营，巡抚驻广宁。化贞称四方援辽军为平辽军，辽人多不悦，廷弼说，辽人并未反叛，应称平辽为征东。化贞怨廷弼与己立异，更发大言惑乱朝官听闻，声称有皮岛（在鸭绿江口东部，朝鲜称为椴岛，椴读皮）毛文龙在，不必设登莱水师；有蒙古插汉（察哈尔）助兵四十万在，不必筹士马甲仗；有辽人犒军牛酒在，不必筹刍秣粮饷；有降将李永芳内应在，不必别寻向导；有敌人新筑辽（辽阳）、沈（沈阳）诸城在，不必别修守备。廷弼极言辽人不可用，蒙古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不可轻忽，营垒城壕不可不严备。朝廷信化贞大言，令不必受廷弼节制，化贞拥兵十余万，廷弼只有兵士数千，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领饷，装死扮活，不肯应战，廷弼情急吐血，朝臣反憎廷弼狂妄、怯懦。化贞五次出兵，无功退还，廷弼请朱由校令化贞慎重，不可轻举妄动。化贞奏称愿得精兵六万，一举荡平金虏。朱由校令群臣议两人去留，议论未决，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努儿哈赤渡辽河，明防河兵逃散，王化贞不战兵溃，弃广宁逃入山海关，熊廷弼不能立足，护难民入关，魏忠贤怒，杀熊廷弼。
广宁失守后，明朝大震动，君臣不知为计。天启三年，兵部尚书孙承宗出镇山海关，用袁崇焕议，筑宁远城（辽宁兴城县），掩护山海关。崇焕率大将满桂等坚守。又置水师觉华岛上（宁远城西南海中）积屯粮食，与山东、朝鲜通声气。孙承宗被阉党攻击去职，高第代承宗督师。高第力主放弃关外土地，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守备，驱屯民入关。袁崇焕誓死不从命，独守宁远孤城。努儿哈赤见高第张皇退走，天启六年，率大军十余万号称三十万进攻宁远。袁崇焕发红夷大炮，努儿哈赤受重伤，退至沈阳（天启五年金迁都沈阳）病死。
（三）皇太极建立大清国
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努儿哈赤第四子皇太极继承金国汗位。次年改元天聪（一六二七年）。皇太极立志灭明，却因朝鲜助明牵制后路，明将毛文龙（魏忠贤义儿）据皮岛，对金威胁更甚。朝鲜供给毛文龙粮食，互为声援，金兵畏惧，不敢长驱侵明内地。天聪元年正月，皇太极起八旗兵攻朝鲜，朝鲜大败求和，约定尊金国为兄，开中江、会宁两处互市场，岁贡金、银、衣、粮等必需品，不再助明仇金。毛文龙贪虐跋扈，专营私利，坐视朝鲜败降不救，皇太极知道文龙不能为害，五月，亲率两黄旗、两白旗军攻宁远。袁崇焕发红夷大炮，金军死伤甚重。十年来明兵不敢与金军合马交锋，经袁崇焕整顿武备，鼓舞士气，这次战争中，居然一刀一枪，敢下城拼命，金军大败退去。
崇祯二年（天聪三年）袁崇焕宣示毛文龙十二大罪，杀文龙，改定皮岛军制，使与登州、莱州、天津三镇协力攻守。十月，皇太极用蒙古哈喇沁部降人充向导，自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入长城，会兵遵化，进攻通州。朱由检急起用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守通州，征调各镇勤王兵。袁崇焕率锦州总兵官祖大寿等自山海关入援。金军围北京，崇焕督战广渠门外。皇太极利用朱由检猜忌轻躁，行反间计，说崇焕与金有密约，由检怒，缚崇焕下狱，凌迟处死。祖大寿逃出关，满桂战死，金军攻北京不克，大掠退去。明失袁崇焕，败亡益不可幸免。
皇太极设计杀袁崇焕，知明不足畏，转兵西向攻蒙古。天聪九年（崇祯八年），内蒙古喀尔喀、哈喇沁、插汉诸部，陆续降附金国。天聪十年，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
努儿哈赤自称是金朝的后裔，建立金国，借复兴完颜金为名，来统一女真诸部。随着侵明事业的发展，皇太极开始否认自己是完颜金子孙，并禁用“女真”称号，别创“满洲”二字为族号。女真、蒙古崇信佛教，文殊（文殊师利）菩萨最为一般人所尊仰，“文殊”音转为“曼珠”或“满住”，明初建州名酋有李满住，努儿哈赤也有“满住”的尊号。“满”字，取“满住”第一字，“洲”字取“建州”第二字，“州”旁加“水”成“洲”字。“满”、“洲”、“清”三字都有水，意谓明朝姓朱，“朱”、“明”二字有火义，用水灭火，符合五行相克的学理。“金”、“清”音近字异，皇太极改金为清，不仅有隐避汉族对完颜金旧恨的作用，同时也免火克金的嫌忌，在迷信时代，这是被认为不可疏忽的重大事件，汉奸秀才范文程甚被宠信，自然会思考到这一点。皇太极改金为清，显示灭明野心更进了一步。
皇太极既称皇帝，要求朝鲜变更兄弟名义，改结君臣新关系。朝鲜不从，清兵十万大举侵入朝鲜。崇德二年，朝鲜王李保战败请降，承认清国的宗主权，与明朝完全绝交。皇太极还军，命朝鲜水军攻破皮岛，屠杀守将沈世魁以下四五万人。崇德三年，清将多尔衮（皇太极弟）、岳托分两路攻入直隶、河南、山东，虏获人口六十四万、金银百余万两。崇德六年，皇太极大举进攻山海关，朱由检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官领步兵十三万骑兵四万往援。承畴军至松山（锦州西南一里余）遇清军不战溃败，明兵死五万余人，清兵仅昏夜中误伤十余人。承畴守松山，崇德七年，城破被擒，薙发投降，锦州、塔山、杏山相继陷落，明山海关外只存宁远等五城。朱由检大惧，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密使至沈阳求和，清国汉官祖可法、张存仁等力劝皇太极拒绝明使，皇太极深知明驻重兵守山海关，一时不易攻破，不如让明专力对内，耗尽最后一滴力量，去镇压正在发展的农民起义，等待时机到来，一举灭明，因此提出并不苛刻的条件，允许和议。陈新甲不慎，和约在邸报上泄露，明朝臣大哗，朱由检羞怒，杀新甲，不再谈和议。皇太极见计谋不成，十月，令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侵入内地，破直隶、山东州县，虏获人口三十六万、牲畜五十五万。皇太极原意在逼明请和，迁延至次年（崇祯十六年）明朝不和不战，任清军纵横杀掠，四月，清军满载虏获人物归国，经过芦沟桥，十余昼夜不绝。明大学士周延儒督兵屯通州，不敢出击。
清军归国后数月，皇太极病死。子福临继位，睿亲王多尔衮（努儿哈赤第九子）摄政，号称摄政王。
（四）努儿哈赤皇太极时代的政治设施
军制——满洲旧俗，凡出兵或狩猎，不论人数多寡，各按家族村寨组成队伍，每人出箭一支，十人中择一人为首领，号牛录章京。天命元年前二年（万历四十三年）努儿哈赤创立八旗军制（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每三百人编一佐领（牛录章京），五佐领设一参领（甲喇章京）领一千五百人。五参领设一都统（固山章京），领七千五百人。每一都统下设左右副都统（梅勒章京）。努儿哈赤时代，有满洲佐领三百零八、蒙古佐领七十六、汉军佐领十六，共四百佐领，凡六万人（每一佐领编壮丁一百五十人），天聪九年，另立蒙古八旗，兵数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人。崇德七年，又立汉军八旗，兵数二万四千五十人。
满、蒙、汉八旗官员平时管民政，战时任将领。凡旗民子孙永远领饷当兵。
农业——满洲人生活主要依靠狩猎和采参，努儿哈赤时代商业开始发展，抚顺市上有中国南北商人，收买人参、貂皮等特产，中国米、盐、布、帛、铁器大量输入满洲。天命三年，攻取抚顺，两国停止互市，满洲商业渐趋衰落。皇太极奖励农业，力求粮食自给。天聪五年，定纵畜入田罚例，凡豕入他人田，每次罚银五钱，过三次，许禀告牛录章京，没收豕给田主。羊入他人田，每只罚银三钱；牛马驴骡入他人田，每头匹罚银一两，另赔禾稼损失。崇德二年，令各镇守官劝农民力耕，不得因天寒耽误播种。又令王贝勒大臣不得纵容家奴践民田禾，敢犯禁，按律处罚。汉人是从事农业的，这些法令，有禁止旗人恃势作践汉族农民的意义。满人俗尚骑射，不事耕种，崇德七年，定狩猎罚例，凡行猎处，禁擅入围中，犯禁，贝勒罚良马一匹，甲喇章京罚银十五两，旗长罚银十两，闲杂人罚银九两，离队退后，与擅入围同罚。狩猎罚例含有军事训练的意义。满人当兵，汉人业农，汉人户口远超满人，因此农业成为清国主要的经济基础。
工业——起初女真工业品全靠中国供给，努儿哈赤俘获汉人渐多，始有煮盐、陶冶等工业。天聪五年，命中国铸工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制造红夷大将军炮。天聪七年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降金，带来明新制葡萄牙炮，皇太极大喜，与孔耿两降将行抱见礼（最亲爱的礼节）。女真工业赖汉人助力很快赶上明朝，军事上更占优势了。
奴隶——努儿哈赤俘获汉人，每壮丁十三名，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赐做奴隶。皇太极天聪四年，籍没贝勒阿敏家产，有庄四所、园三所、乳母等二十人、羊五百、乳牛及食用牛二十头，满洲、蒙古、汉人共计二十名。庄园奴隶不在籍没数中，当不下六七十人。此后战事继续胜利，俘获汉人更多，皇太极始定满官占有奴隶法令，禁止无限扩大。普通俘虏编为民户，设汉官管理。如果说努儿哈赤时代金国奴隶制度正待发展，皇太极时代，清国已经急速转入封建制度的阶段了。
文化——女真人没有文字，偶用文书，必须翻成蒙古字。万历二十七年，努儿哈赤命额尔德尼巴克什创制女真字，用蒙古字母拼女真语言。皇太极命达海改造，在十二个字头（字母）旁添加圈点，使同形异言的文字有所区别，满洲文字自此确定。达海奉命翻译《资治通鉴》、《六韬》、四书、五经、《三国志》、《三国演义》、辽金元三史和佛经。至福临顺治初年，各书陆续告成，就中《三国演义》对满洲人影响最大，桃园结义式的团结、诸葛孔明式的智谋、关羽张飞式的忠勇，最适合当时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入关以后，满洲武将仍读《三国演义》学习兵法。演义中的忠义人尤其是关羽特别受崇高的敬礼。顺治元年，封羽为忠义神武大帝，乾隆三十三年，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凡清朝统治的地区，关帝庙普遍建立起来。
利用汉奸——努儿哈赤最恨中国官绅儒生，认为世间种种罪恶全由这些人造成，凡有捕获，必杀不赦。当时境内儒生藏匿三百余人，不敢显露形迹。皇太极解除禁令，举行科举，凡贵族及普通满蒙人所蓄家奴，如果儒生出身，得应考试，各家主不准阻挠或隐藏。被俘做奴的儒生，忽得应考仕进，自然称颂恩德，愿充汉奸，满洲官员贱视汉官，任意鞭打辱骂，汉奸们奴颜婢膝，不敢计较。
明朝科举取士，弊端百出，失意文人多投奔满洲，图谋官职。明沈阳秀才范文程自称宋名臣范仲淹后裔，最先投努儿哈赤献灭明计策，与降将李永芳同参军政机密，成为清史汉大臣的第一人（第一大汉奸）。皇太极加强汉奸的利用，当时文武大小汉奸在档案中留下不少奏折，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以及刑部承政高鸿中、新服生员孙应时、秀才高士俊、厢红旗相公胡贡明、书房相公王文奎、厢白旗副将孙得功、书房秀才李栖凤、正白旗下隐士扈应元、永平府新人徐明远、生员沈佩瑞、新顺生员杨名显、俘臣仇震等数十百人，纷纷献灭明计谋，丧尽羞耻心，与猪狗无异。皇太极虐待汉族人民，信任汉族士大夫，因为他知道人民爱护中国，士大夫可以用利禄豢养。
第二节 满族侵入与汉族反抗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北京，朱由检自缢死。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自成，行至滦州，闻宠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三桂大怒，奔归山海关，降清乞援。四月二十三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兵至关下，三桂开关迎入，合力击败李自成军，乘胜追击。五月初一日，清军抵北京，明文武百官出城五里拜降，多尔衮进朝阳门，居民老幼焚香跪迎。十月初一日，福临（年六岁）入北京，在大批汉大臣（汉奸）拥护下，数量极少的满族居然做了统治中国的皇帝。
满族入关，合满、蒙、汉八旗兵不过二十万，如果满八旗占半数，兵数不过十万，依常例三丁抽一，满族男丁不过三十万，再加老幼妇女一倍，满族全人口最大限度不能超过六十万（嘉庆时户部统计八旗丁口，满洲丁口二十二万余人，顺治至嘉庆一百五十余年，满族男丁只二十余万，可见入关时六十万人口是最大的估计，实际不能有这个数目），绝无统治中国的力量。可是努儿哈赤、皇太极一贯利用汉奸，尤其在皇太极时代，范文程、孔有德、洪承畴以及其他大小汉奸，都得到宠任，给关内明官一种很好的暗示。李自成拷打明降官追究赃款，士大夫大失望，极愿产生一个新政权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财产，满族入关，正符合他们的渴望。多尔衮用汉奸的献计，颁布下列各种政令，收买士大夫：
（一）葬朱由检夫妇，令臣民戴孝三天，追谥为怀宗端皇帝，墓号思陵。
（二）降附官吏，各升级任用。明朝革职官吏及山林隐士（不曾取得官职的失意士人）一概录用。
（三）定乡会试年份，会试（进士考试）定在辰戌丑未年，各直（直隶）省（行省）乡试（举人考试）定在子午卯酉年，凡被黜革的举人，仍准会试。
（四）文臣衣冠，暂用明制，薙发命令，暂缓实行。
（五）地亩钱粮，按照明朝会计录（万历初年张居正所定租税簿）租税额，从顺治元年五月一日起按亩征收。清兵经过地方，减收一半，未经过地方，免去三分之一。正额以外，一切加派如辽饷、练饷、剿饷概行蠲免（范文程建议）。
以上各条，都对官吏、地主、士人有利，因此明朝统治阶级全部投顺新主人（不投的只是少数例外）。普通平民，只在大赦罪囚及鳏寡孤独乞丐酌给粮食，两条命令下，也许极少一部分人得些微利。汉奸金之俊（官至大学士）造“十不从”的谬论，欺骗民众。所谓“十不从”是“男从女不从（男薙发胡服，女仍缠足），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满汉不通婚），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言语文字不从”。满人不想改或不能改的汉人习俗制度，竟指为十不从，借以减轻人民反抗的情绪。汉奸洪承畴又建议汉人养活旗人，凡旗人得领世禄口粮，只许做官做兵，不许做工商。表面似乎阻止旗人夺取工商利益，实际旗人享受政治军事大权，本不屑从事这些“贱”业。洪承畴献媚满族，取得宠信，对汉族却假意保护，借以掩饰自己的丑行。汉奸吴三桂引满军入关，侵略中国，也自称为先帝（朱由检）报仇，剿灭闯贼（李自成）。所有大小文武汉奸，对人民虐杀与欺骗兼施，替满族效力，陆续破坏汉族的反抗。在汉族方面，反抗力量此仆彼起，各立宗派，不知团结，不知统一，甚至许多奸人假称忠义，借口抗满，争夺权位，迫害贤良，使不得有所作为，等到清军来攻，纷纷出降，屠杀抗满士民，作为效忠新主的功绩。所以满族战胜汉族、统治中国的原因，主要由于汉族人民不能齐心协力联合反抗敌人；其次由于汉族文武官吏、大小地主、八股儒生贪得私利，甘心当汉奸。至于满族首领多尔衮，善能驱使汉奸，借汉人力灭汉人，不能不说是他的极大成功。
（一）史可法的反抗
明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避农民起义军，逃至淮安，由崧著名昏淫，常淓比较通达。朱由检死，南京（陪都，设六部衙门）诸大臣会议立君，兵部尚书史可法一派正人主立常淓，凤阳总督马士英、阉党阮大铖一派邪人主立由崧。马士英私结总兵官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武力拥由崧入南京，五月，即皇帝位。定明年为弘光元年（顺治二年）。士英、大铖主持内阁，排斥史可法，令出驻扬州督师。
士英、大铖指在朝正人为东林党，竭力杀逐，排斥唯恐不尽。借口筹饷，搜括民财，卖官开捐，不问人品，当时有“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及“职方（兵部掌地图官）贱如狗，都督满街走”等谣谚，政治腐败，即此可见。马士英酬谢刘泽清等四总兵拥立由崧功，分江北为四镇：刘泽清驻淮北，管辖淮海区；高杰驻泗水，管辖徐泗区；刘良佐驻临淮，管辖凤寿区；黄得功驻庐州，管辖滁和区。每镇额兵三万人，银米听任就地自筹，所得城池，即归本镇统辖。四镇互相攻夺，仇怨极深，史可法委曲调停，仅能维持外表的和平。可法虽然出行不张伞盖，吃饭不备两菜，睡眠不解衣带，日夜想报国仇雪国耻，每上奏论事，再三读草稿，涕泪满面，感动左右，可是马士英、阮大铖擅权内哄，江北四镇暴悍交争，所有计划，百不一就，南京小朝廷的覆灭，绝对不可幸免。
多尔衮知道史可法号召汉族忠义人民，影响极大，令汉奸李雯写了一封著名的诱降书，可法严辞拒绝。顺治元年十一月，清军已定山东，进攻宿迁，史可法督部将刘肇基、李栖凤力战，清军战败退走，马士英反诬可法假造战报，企图冒功得赏。武昌守将左良玉痛恨马、阮祸国，弘光元年四月，良玉起兵东下，讨伐马士英，士英急调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镇兵抵御。当时高杰战死，清军已取归德，进逼淮南，可法迭奏告急，大意说，左良玉并不敢与朝廷为难，清兵一来，国必灭亡。朝臣如姚思孝等都请急备淮扬，停止内争，连昏淫无比的由崧也对士英说：“良玉虽不该逼南京，我看他奏章，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南。”士英大声反对道：“这都是东林党的谬谈，不可听。清兵来，还好商量和议，左良玉来，他们做大官，我君臣还得活么！谁敢说守备淮扬，斩首不赦。”左良玉至九江病死。黄得功击败良玉子左梦庚，梦庚及总兵金声桓率兵十万降清。清英亲王阿济格不战取得江西。
弘光元年三月，清豫亲王多铎率兵至归德，四月十五日，围扬州。可法调各镇来援，无一人听命。多铎五次写信劝降，可法不理。二十五日城破，可法被执。多铎宾礼相待，口呼先生，说：“我再三拜请，都被叱回，今天先生对旧朝忠义已尽，敢烦替我大清收拾江南，不愁没有厚报。”可法大怒道：“我是中国男儿，岂肯苟且偷活，做万世罪人！头可断，身不可屈，劈尸万段，我极愿意。”可法被杀。部将刘肇基率残兵巷战，全军战死，无一人投降。清兵屠扬州十日，据焚尸簿所载，尸数在八十万以上。全国最富庶的扬州城，顿时化为骨山血海（城中屠杀惨状，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甚详）。
清军克扬州，渡江攻南京，士英还大言：“长江天堑（壕沟），敌不足虑。”由崧正在夜宴（由崧自写一联道：“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昏谬如此）。败报忽至，急率宦官妃妾奔投芜湖黄得功军，士英率黔兵（士英贵州人）奔浙江。南京文武大臣如王铎、钱谦益等相率出城跪迎，各献重礼求降。其中钱谦益自夸廉洁名士（曾挂名东林党），送礼最薄。礼单上恭楷写“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谨献流金金银器、珐琅银壶一具，蟠龙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珐琅鼎杯各一套，珐琅鹤杯、银镶鹤杯各一对，宣德宫扇、真金川扇、弋阳金扇、弋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筷）十双”。薄礼如此，余人厚礼可知。刘良佐降清，引清兵攻黄得功，得功战死。总兵田雄缚由崧降清，江南平。
（二）民兵的反抗
顺治二年，清朝占有长江流域，西自湖北，东至东海，南至浙西。黄河流域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等省，早归清有。多铎奏改南京为江宁府，任命江宁、安庆巡抚以下降官三百七十三人。七月，多铎北还，留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招抚南方，分遣八旗兵驻防顺德、济南、德州、临清、徐州、潞安、平阳、蒲州八城，每城各一旗，监视汉奸，镇压汉族人民，南北大体平定。
清军初入北京，允许汉官上朝自为一班，衣冠仍保明制。顺治二年，清政权已渐强固，多尔衮将厉行薙发令，正犹豫中，山东进士孙之獬窥见时机，自动薙发换满服入朝。汉官说他满装，不该立汉班，把他推出，孙之獬走归满班，满官说他是汉人，不该立满班，又把他推出，孙之獬无班可归，彷徨两班间。福临登朝，孙之獬奏陈原因，多尔衮大称赏，说他是汉人中唯一有天良的好人，立即升官奖励。接着下薙发令道：“现在中外一家，君好比父，民好比子，父子一体，岂容各异？全国奉到命令十天内一律薙发，敢违令，杀毋赦。”令薙头匠挑担子巡游街市，见蓄发人即强令薙去，如不从命，即斩头悬担子木杆上示众。大批文武汉奸官吏如王国宝、吴兆胜、李成栋一类人，借薙发令大肆杀虐，民怨更深。“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人民愿意留头，还是留发呢？人民认定蓄发是汉族的标帜，薙发无异灭汉族，因此随着薙发命令的严厉执行，发生广泛勇敢的反薙发斗争。乡村农民反抗尤激烈，城市人薙发不敢下乡，乡村人也不上城市。农民为防止奸细混入，戒备极森严。汉奸偷至乡间，被擒获必杀不赦。昼夜守望，每当黄昏以后，农民各执木棍，四处搜寻，如闻某家已薙发，或某家暗藏薙发人，千百人持械奔赴，必待杀尽才气平散去。城市与乡村闭塞不通，儒生、地主、商人为了科举、收租、做买卖，憎恶农民“顽梗”，都投到满族方面，助清官吏进行破坏与屠杀，求得自己私利的满足。
在全国尤其是江浙一带人民反薙发大斗争中，悲壮义烈的事迹是写不胜写的，下面略记江阴、嘉定两个最著名的惨史。
江阴人民，当薙发令宣布的时候，先用请愿的方式向新任汉奸知县方亨要求留发。方亨自以为我是大清知县，命令谁敢异议，便向群众大骂。群众发怒，反口骂道：“你是明朝进士，头戴乌纱，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方亨被捕入狱，人民公推明典史阎应元与陈明遇、许用等为首领，共议守城抗清。四乡农民军，纷纷入城来援，作战非常英勇。江阴一个弹丸小城，竟打死清朝三个王、十八个将领，汉奸刘良佐、李成栋等军队，屡攻屡败。良佐至城下劝降，被阎应元厉声叱退，无计可施。江阴坚守三个月，终于兵尽粮绝，被清军攻破，阎应元率人民巷战杀敌，妇女赴火跳水，自刎自缢，男女老幼无一人投降。清兵屠杀数日，城内杀九万七千余人，城外约杀七万五千人，城内藏匿得活仅五十三人（韩炎《江阴守城记》记载甚详）。
嘉定斗争也坚持了三个月，斗争也是非常残酷与激烈，完全打破了多铎“江南民风柔软，发一道告示，就得降服，不烦用兵”的梦想。嘉定民众守城，从五月起至八月才被攻破。八月初四日五更大雨，城上民兵露立已三昼夜，两眼肿烂，饥疲昏晕，适遇大雨，遍体沾湿，不能支持。领队诸士绅仗剑立雨中，分头劝慰守兵，继续抵抗。清军乘势登城，斩开东关，纵兵大入。城主侯峒嶒坐城楼指挥战斗，声色不变。二子侍旁呼问道：“事坏了，怎么办？”峒嶒答：“死就是了，慌什么？可恨一城百姓枉死在暴敌手中，不能救他们。”清兵屠城，按户搜寻，逢人便砍，呼痛声嘈杂如闹市。自缢的，投井的，断肢的，血面的，被砍未死、手足还抽动的，血肉狼藉，遍地都是。投河死的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脂膏漂水面，高起数分。老丑妇女一见即杀，活捉美貌妇女，白昼在街坊当众奸淫，或用长钉钉两手在宽板上，轮流奸淫，当作戏乐。嘉定人被杀二万人以上（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记载甚详）。
（三）黄道周的反抗
顺治二年闰六月，黄道周、张肯堂、郑芝龙、苏观生等拥唐王朱聿键据福州称帝，建元隆武。郑芝龙是福建大海盗，无意反抗满清，只图假借名号，独掌军政大权，搜括财物（芝龙田园遍布闽广两省，又增置庄仓五百余处），暗中与清使议降款，排斥黄道周等，使不得有所作为。道周知情势危急，困守必败，七月，率学生（道周是理学大师，学生甚多）义民数十百人，带一月粮，徒手至浙江衢州转至安徽婺源，号召义兵。沿途人民响应，得义兵九千余人。十二月与清军战，大败被擒。道周夫人蔡氏闻败讯，急写信给道周说：“忠臣有国无家，切勿顾虑家事。”自然，忠义奋发、视死如归的黄道周，不会有家无国的。他被囚送到江宁，洪承畴想用同乡同年旧谊，诱道周降清，深夜独自去访问。道周一见大呼道：“见鬼！见鬼！洪承畴早在松山战死了，先帝（朱由检）曾哭祭过，你是哪个无耻小人，敢冒充洪承畴来讲话？”洪承畴受斥，只得退走。清军百端诱降，道周总是痛骂求死，第二年春，从容坐（不跪）南京东华门前受刑。
（四）李自成余部及何腾蛟、杨廷麟的反抗
李自成在通城败死后，部将郝摇旗等率众四五万人归附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李锦（李过）又率众二三十万来归，腾蛟军威大振。腾蛟受朱聿键官职，部署新旧军，立张光璧、黄朝选、刘承胤、曹志建、董英（五人腾蛟旧部）、马进忠、王允成（二人左良玉旧部）、李锦、郝永忠（摇旗）、袁宗第、王进才、马士秀、卢鼎（六人自成部将）为十三镇，分守湖南北，与清武昌、荆州军对抗。
杨廷麟守赣州，有民兵二万、蛮兵四万、广东兵数千，屡击败南昌清军，克复吉安府。腾蛟、廷麟并拥戴朱聿键，聿键领土有福建、两广、云南、贵州五省及湖南、江西、湖北的一部。聿键受郑芝龙挟制，顺治三年二月，谋往湖南依腾蛟，郑芝龙不许。清兵渡钱塘江，定浙东，大举攻福建，郑芝龙与洪承畴订密约，敛兵不战。聿键逃汀州，清兵追七昼夜获聿键。芝龙降清，被软禁解送北京。十月，汉奸金声桓攻破赣州，屠杀数十万人，虏妇女数万人，城内房屋全部烧毁。守将万元吉叹道：“赣州失守，一城生命死灭，我还忍心逃命么？”自投城东江水中死。杨廷麟见城破，慷慨自杀。何腾蛟闻朱聿键被杀，大恸，督率将士保湖南境，谋兴复。
（五）浙东义士的反抗
顺治二年六月，钱肃乐、张肯堂、张国维、张煌言、黄宗羲等号召民兵数万人，拥立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建都绍兴，守钱塘江东岸抗清兵。闰六月，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遣使来约以海称臣，以海不从，诸臣意见纷杂，终于拒绝朱聿键来使，浙闽为争皇帝名号，势成水火。三年二月，以海遣使人陈谦往见聿键，称聿键为皇叔父，不称陛下，聿键怒，杀陈谦。陈谦与郑芝龙有私交，芝龙怒聿键擅杀，更怀反意。聿键遣使输银十万两犒劳浙东军士，马士英、阮大铖匿迹严州，鼓动总兵方国安掠夺犒银，并宣布聿键罪状。浙闽仇怨更深，给洪承畴顺利进攻的机会。
张国维督师规复浙西，屡立战功。方国安夺兵饷归己，民兵乏食，大将王之仁与方国安争饷不和。顺治三年三月，清贝勒博洛、都统图赖、贝子屯齐率大兵至钱塘江西岸，王之仁统水师奋击，张国维渡江围杭州，清军败退。四月，博洛用大炮击坏南岸方国安营厨灶，国安道：“这是天不让我吃饭了。”拥兵数万退绍兴，挟朱以海南走。守江诸营惊乱溃散，王之仁请张国维追护以海，自率一军守江，清军不得渡。六月，钱塘江水涸沙涨，海潮不来，清军渡江击败之仁军，擒之仁至南京。洪承畴令薙发归顺，之仁道：“我是明朝大帅，不愿投江寻死，我今天来，为要死得明白。”承畴诱降无效，杀之仁。方国安谋执以海献清军，以海逃至台州航海居南澳岛。张国维阻止方国安追袭，国安降清，国维势蹙投水自杀。
石浦守将张名振拥以海走南澳，旧臣钱肃乐、张肯堂、阮骏等十余人渡海来归。张名振军登陆收复建宁、邵武、兴化、福宁三府一州及漳浦、海澄、连江、长乐等二十七县，军势颇振。汉奸、清闽浙总督陈锦调集大军三路进攻，明各城守将力战不屈，陆续败死，福建又被清军夺去。顺治六年九月，张名振、张肯堂、阮骏等奉以海攻取舟山岛（浙江定海县），与陆上温、台、宁、绍等地山寨义兵相策应，交通闽、粤、江南各地义民，清军认为东南大患。当时山寨到处成立，四明（浙江鄞县）大兰山王翊军，上虞东山李长祥军，上虞平冈张煌言军最著名。八年秋，张名振留兵六千使张肯堂守舟山，自率大军攻吴淞，陈锦调集金砺、刘之源、田雄等军，先攻破四明各山寨，乘大雾渡海，突击舟山，张肯堂、张名扬守城苦斗十一日，全军歼灭，无一人投降。张名振回军来救，舟山已破，不得登陆，与张煌言共奉以海走厦门依郑成功。名振病死，张煌言代统余众。顺治十年，以海自去监国名号，不久病死。
（六）瞿式耜、何腾蛟的反抗
清军攻下福建和赣州，分兵两路攻广东。顺治三年十一月，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兵部尚书吕大器等拥桂王朱由榔称帝，建都肇庆，改元永历（顺治四年）。何腾蛟守湖南北，与云贵督师堵胤锡联名拥护。朱聿键旧臣、大学士苏观生在广州，与丁魁楚、吕大器争相位不得，苏观生别拥立聿键弟聿称帝，据广州，招海盗郑、马、石、徐四姓，对抗肇庆。十二月清两广总督佟养甲率总兵李成栋袭破广州，苏观生、朱聿死。李成栋进攻肇庆，四年正月，成栋克肇庆，二月克平乐，丁魁楚弃由榔，载财物四十船降成栋。三月，成栋攻桂林，瞿式耜誓死坚守，成栋猛攻不能破。义士陈邦彦起兵高州，陈子壮起兵端州，张家玉起兵东莞，合力攻袭广州，成栋撤兵还救，式耜乘机收复广西失地。
何腾蛟在湖南，清认为南方大敌，顺治四年春，令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大举进攻。腾蛟军十三镇将士跋扈，不受节制，腾蛟本人没有亲信兵可用。清军破长沙，腾蛟军溃散，腾蛟展转流入桂林，与式耜合力守广西。十一月，清军攻全州。腾蛟率焦琏、郝永忠等五将分路拒战，清军败退。五年清军攻桂林，腾蛟督诸将死斗，清军引退。清将金声桓、李成栋忽弃清来降，江西、广东又归明有，形势一变。
金声桓本左良玉部将，降清后自请攻取江西。江西平，清命入关前旧汉奸章天宇为江西巡抚，声桓怨恨。声桓妻子力劝降明，痛陈辫发胡服的可丑。声桓意决，顺治五年正月，杀清官吏，降朱由榔。李成栋在两广，也因不得两广总督官职，心怀不平。成栋眷属留松江，仅携爱妾一人往闽粤，爱妾知成栋怨清，日夜劝成栋归明，成栋不理。金声桓叛清，爱妾乘机又进言，成栋拍桌说：“可怜那些松江家里人呵！”爱妾道：“我敢独享富贵么！请先死，完成丈夫的志愿。”取刀自刎死。成栋惊，抱尸哭道：“可怜人啊！我羞死了！”急取演戏用的袍裳腰带进贤冠，行四拜礼敛尸，令部下将士集校场捕清两广总督佟养甲，至肇庆，降朱由榔。清失江西、广东，又失两大将，湖南守军恐慌，何腾蛟乘机攻取全州，遣将焦琏取永州，王进宝取宝庆，马进忠取常德，李锦取衡州，进围长沙。湖南大部又归明有。四川明旧将李占春、谭文、谭洪、谭谊及义兵首领杨展、于大海、袁韬等各起兵夺取川南川东，归附由榔。由榔有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江西、湖南、四川七省地，声势大振。
同时天津义妇张氏自称天启（朱由校）后，与义民王礼、张天保等密谋起兵；清大同总兵姜瓖号召山西、陕西人民反清起义。甘肃回民米剌印、丁国栋杀清巡抚张文衡及大批文武官吏，起兵攻下凉州、兰州、临洮、渭源、河州、洮州、岷州、巩昌等城市，与米剌印、丁国栋前后相呼应的义军，如武大定起兵固原，贺洪器占领宁州庆阳，赵荣贵占领文县，马德、李国豪起兵豫旺，清军一时感到无法收拾。顺治五年米剌印战败被杀，六年丁国栋又败死。米、丁二人虽然战败，回族援助汉族反抗满清的义侠行为，回汉两族子孙，永远不该忘记。
在南北各地反满大潮流中，明朝应该有恢复的机会了。可是肇庆小朝廷，官员分楚、吴两党，互相攻击。楚党首领号五虎，袁彭年为虎头，丁时魁为虎尾，蒙至发为虎脚，金堡为虎牙，刘湘客为虎皮，朝政被五虎把持，与吴党朱天麟、张孝起、吴贞毓、堵胤锡等争权位，军国大事，并不在这些人意中。清廷自觉情势危急，在政治上宣布允许满汉官民联姻令（顺治五年八月。并未实行），企图和缓汉族的仇恨；在军事上发动全部武力，命都统谭泰及何洛会自江宁赴九江，会合耿仲明、尚可喜兵攻江西、广东，郑亲王济尔哈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会合孔有德兵攻湖南、广西，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率兵攻大同姜瓖，固山贝子屯齐、固山章京韩岱攻兰州米剌印，吴三桂、李国翰攻陕西、四川，洪承畴坐镇江宁，防御沿海一带。这样严整的阵容，对付内讧剧烈的肇庆小朝廷，不待战争，胜败早已决定了。
谭泰、何洛会引水陆兵二十万攻破南昌，杀金声桓。李成栋驰援又败死，江西失陷。济尔哈朗、孔有德破湘潭，杀何腾姣。顺治七年十一月，尚可喜破广州，孔有德破桂林。瞿式耜知道国事不可挽救，与大将张同敞安坐待死。清兵擒二人见孔有德，有德劝降，式耜道：“我中国男子，岂有失身？”有德道：“我是先圣（孔子）后裔，也还从顺，先生何得固执？”同敞厉声骂道：“你不过毛文龙家奴才，不要丢先圣的脸！”有德怒，式耜道：“这是张同敞先生，特来和我同死，不可凌辱。”有德请薙发，不许，又请当和尚，式耜道：“当和尚就是薙发，我发决不薙。”囚禁四十余日，式耜同敞直立（不跪）受斩刑死。
顺治六年，清军击平山西、陕西、甘肃；七年，平两广；八年，吴三桂乘川中诸将内讧，进兵夺取四川北部地。
（七）李定国的反抗
顺治三年，清军入四川，杀张献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冯双礼各拥众数万，据川南，推孙可望为首领。可望占有重庆、贵州、云南，凶狡暴戾，部将多怨怒不服。六年，可望遣使见朱由榔求封王，由榔不许。八年，由榔失两广，败走南宁，不得已封可望为秦王，定国为西宁王，文秀为南康王。可望驻贵阳。九年，可望迁由榔居安隆所（广西西隆县），每年给银八千两、米一百石，不别给百官俸食，由榔穷极。清将孔有德率大军驻柳州，将攻贵州，可望令李定国、冯双礼由黎平出靖州，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两军至武冈会合，进取桂林。刘文秀、张光璧由永宁出叙州，白文选由遵义出重庆，两军至嘉定会合，进取成都。李定国军大破湖南清军，追击至桂林，杀孔有德。刘文秀、白文选两军入四川，大败吴三桂军。各地义民纷起响应，广西、湖南及川南、川东、川西又归由榔所有。
顺治九年，清廷命定远大将军尼堪、贝勒屯齐率大军进攻楚粤，命洪承畴自江宁移驻长沙，经略湖、贵、两广，命都统卓布泰驻防江宁，命靖寇大将军辰泰镇守荆州。十一月，李定国击杀尼堪，军威大振。孙可望忌定国立大功，谋杀定国。定国受屯齐、尚可喜、孙可望两面攻击，失桂林、梧州，退保柳州。可望袭击定国，军至宝庆，被清军袭击，败归贵州，痛恨定国，大杀明宗室大臣示威。由榔危惧，封定国为晋王，密令入卫。十三年，定国奉由榔走云南，可望大怒。十四年，起兵十余万击李定国、刘文秀。诸将士僧恶可望，临战，解甲欢呼迎晋王。可望大败，领私党千余人走长沙，归降洪承畴。
清军得孙可望，尽知云贵内部虚实，洪承畴、吴三桂大喜，奏请乘机进取。顺治十五年，清军分三路向贵州进发。十六年清军入云南，李定国、白文选力战不胜。由榔逃入缅甸，缅王杀由榔从臣，拘由榔待清兵来献纳。文选屯兵木邦，定国屯兵孟良，与缅人战，救由榔。十八年，吴三桂率大兵十万入缅甸，击走白文选，进逼阿瓦，缅王执由榔至军前献纳。玄烨（圣祖）康熙元年三桂绞杀由榔，焚尸取灰，分赐诸将。文选被擒降清。定国愤懑吐血，在猛腊病死。
李定国早年在张献忠军中，有四川人金公趾讲《三国演义》，每斥孙可望为董卓、曹操，希望定国做诸葛孔明。定国大感动，说道：“孔明不敢望，关（羽）张（飞）姜伯约（姜维），不敢不勉。”后来定国的义烈行为，确实发挥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坚卓精神。人贵乎立志，任何历史上伟大事业，只有立志强固的人才能创造出来。
（八）郑成功、张煌言的反抗
顺治三年，郑芝龙降清。芝龙子郑成功（母日本平户士族田川氏女）率部属九十余人乘两舰入海，据南澳岛招兵，得数千人。四年，成功泊舟鼓浪屿，设高皇帝（朱元璋）神位，集将士定盟谋恢复。自后每年出兵击清军，与鲁监国（朱以海）旧臣张名振、张煌言协力互助，称雄海上。清军三路攻贵州，江南空虚，十六年五月，成功起大军由崇明入长江，破瓜州、镇江，直逼南京。张煌言率浙军由芜湖进取徽宁诸路，义民踊跃归附，不战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长江下游扬州、常州、苏州都准备反正，东南大震。清帝福临无大将可派，议亲自出战。成功误信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伪降，防御稍怠，被清崇明总兵梁化凤袭击，成功军溃，退守厦门。张煌言军势孤，清贵州凯旋军来攻，煌言仓卒出钱塘江口逃入海岛，将士多散去。康熙三年，煌言隐居悬山岙，清将张杰捕获煌言，送杭州，直立受斩刑死。
福临畏郑成功，顺治十三年，用汉奸方星焕议，派满大臣四人分赴沿海各省，勒令离海五十里内居民迁徙内地，不许商船渔船一艘下海。州县城郭，乡村堡垒，悉数拆毁。居民限期迁徙，违令按军法处死。所有房屋以及不能运走的器物，全部焚烧。人民误入禁界，不论远近，立斩不赦，广东、福建、浙江三省人民冤死无数。可是这个残酷的禁令并不能阻止成功的横行。因为成功开辟台湾作根据地，并利用海滨荒凉，统制疏忽，获得内地义民粮食火药的秘密接济。直到康熙二十年，才开放禁界，允许人民垦荒居住；二十三年，允许人民下海捕鱼经商。
郑成功因清廷厉行迁海政策，谋夺取荷兰人占据的台湾岛作抗满根据地。顺治十八年，成功由厦门、金门两岛发战舰数百艘，战士二万五千人，攻入台湾，华侨自各地奔来援助成功军，荷兰人战败退去。成功占领台湾，奖励农业，整顿政治，训练士卒，招徕义民，令长子郑经驻厦门，又置大将守澎湖岛，三方互相策应。康熙二年，成功病死，年三十九岁。
以上只是略举规模较大的事件，其他义军到处发动，可以说，除出一部分汉奸，凡是中国人民，没有不热烈参加了抗满斗争。最大汉奸洪承畴在北京做大学士，他母亲从福建走到北京，痛骂承畴一顿，骂罢连饭也不吃，即刻出京回福建。金声桓、李成栋的妻妾、儿子，都日夜劝他们反正，终于感动了两个最凶恶的坏人。这证明汉奸不只在社会上，就是在家庭里，也是极孤立的、极少数的。张煌言被捕从宁波解送杭州，夜半听有人在船篷下低声唱《苏武牧羊曲》，煌言起立扣船舷和歌，并说：“我心早定，你不必过虑。”唱曲的是看守兵史丙。煌言渡钱塘江，船上忽飞来了一个小纸团，里面写着：“此行莫作黄冠想（出家当道士），静听先生《正气歌》（文天祥作）。”煌言看罢，笑道：“请放心。”这证明广大人民爱护义士们的终身名节。朱由榔被吴三桂捕回云南，沿路百姓见了无不流涕哭泣。连满洲八旗将士，也有人认由榔是真天子，想拥戴他起兵谋兴复。三桂大惊，杀四十余人，并杀由榔父子，消灭后患，这证明汉奸穷凶极恶的行为，甚至敌人也看得痛心，激发出超民族成见的伟大正义感。满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灭亡中国，加上汉奸的助力，也还不能灭亡中国，可是中国竟被灭亡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由于抗满力量不能统一、团结。敌人没有来，在朝小人排斥正人，争夺权利，破坏抗清力量的增长，敌人一来，这些小人纷纷投降，向敌人献媚效力，留下的正人，在溃乱的残局下，只好非败即死。朱元璋创行八股取士制，唯恐士大夫不贪恋利禄，不替他充当庸奴，不替他压迫人民；从朱元璋开始设立锦衣卫，而后又设东厂、西厂，明朝形成以特务为中心的统治机构。官吏们都为特务所指挥，所监视，彼此不相统属，没有正常联系，而特务们却横行非为，无恶不作。等到风气养成，就失去了抵抗外敌的力量，明朝被自己所养的小人、所立的特务制度断送了，广大的国土和忠义的人民也被出卖了。
第三节 清朝的制度与政治
满清入关，获得明朝统治阶级的拥护，同时也继承了明朝的全部制度。它是少数的落后的外来民族，对人口众多、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族（包括汉族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始终怀着疑忌、歧视的心情，不能不在旧制度上增加怀柔（欺骗）镇压的新成分，建立阶级的、民族的双重压迫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略述在下面。
（一）中央官制
内阁——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二人。胤禛雍正时，添设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胤禛以前，内阁外又有议政王大臣数人（满洲贵族），军国大事，悉交议政大臣会议具奏，内阁并无实权。胤禛别立军机处，选大学士及尚书、侍郎有才干人充军机大臣，参预机密重务，从此中央实权全归军机处，内阁只存空名。这个制度直到清末承用不改。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
院寺——都察院（御史、掌谏议纠劾）、大理寺（掌审核判案。都察院、大理寺与刑部合称三法司）、理藩院（掌外藩事）、翰林院（储备人才）、太仆寺（掌养马）在各院寺中职掌较重，官员大致满、汉平分。理藩院专用满、蒙人，无汉员。
（二）地方官制
行省——普通行政区分四级，最高一级称省。省下分道、府、县三级。（与府并行有直隶厅、直隶州，与县并行有厅、州）省数凡十八（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每省设总督、巡抚（或有巡抚无总督，或有总督无巡抚）、布政（掌财政民政）、按察（掌狱讼）、提督学政（掌学校、科举）、道员（有督粮道、盐法道、河工道等）等官。
特别行政区——分顺天府（长官称府尹，掌京师及近畿地方行政），盛京（陪都）、吉林、黑龙江（满清发祥地，光绪时改为行省），藩部（新疆、蒙古、西藩。新疆天山北路称准部，南路称回部，光绪时改省。蒙古分内蒙古、外蒙古，西藩分青海、西藏），土司（苗人居住区）四类。
清朝标榜“满汉一体，满汉不歧视”，企图掩饰“满厚汉薄，满汉歧视”的实质，可是事实上表现只能证明满汉两族政治地位的悬殊。汉人不得在本省内做官，称为回避。某些官职，指定为专缺，区别极严。专缺分满缺、蒙古缺、汉军缺、汉缺四等。例如各衙门掌银钱的官员大多数是满缺，尤其是国家金库性质的户部所属银库、锻匹库、颜料库三库（掌银币物料解纳收支）及工部所属火药局，全部属满缺，汉人不得染指。大抵满族专缺，蒙古人或一部分汉军还可偶然通融补授，汉人却绝对不许。京外地方官，蒙古人得补满缺，满、蒙人得补汉缺，汉人却绝对不许补满、蒙缺。汉员自知卑微，不敢出头招辱。顺治十年正月上谕说：“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只见满臣，不见汉臣。”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上谕说：“汉大臣凡不干自己的事，从不发言，汉官议事，不管是非，只依前人（满官在前）所说，随声附和。”五月上谕又说：“今看汉大臣凡事不发言，只撺拨满大臣说话，自己从中取利。”汉官唯唯诺诺，仰满官鼻息，仍不免皇帝的斥责，如果冒昧直言，得罪将更大，（如王掞自恃老臣有宠，密劝玄烨立皇太子，几乎被杀）所以汉官最好是默默不说话。
（三）军制
满、蒙、汉八旗——满洲入关，八旗兵额约二十万人。弘历乾隆时京师满洲佐领六百八十一，蒙古佐领二百零四，汉军佐领二百六十六，驻防佐领八百四十，共合二千佐领。每佐领佥兵（抽丁）至多不过八九十名，其余男子都充当文武官员。
八旗分隶八都统。都统所辖有骁骑营马甲（满洲、蒙古每佐领下二十人，汉军每佐领下四十二人）、领催（从马甲中挑选，每佐领下五人）、匠役（每佐领下有弓箭鞍铁等匠）三种。又有前锋营（每佐领下二人，共一千七百七十人，内满洲一千三百六十二人，蒙古四百零八人）、亲军营（兵额同前锋营）、护军营（每佐领下十七人。满洲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七人，蒙古三千四百六十八人）、火器营（鸟枪护军每佐领下六人，满、蒙共五千三百十人，炮甲每佐领下一人，满、蒙共八百八十五人）四营不隶都统，别设总统管理，汉军旗人不得充四营兵士。汉军骁骑营内有炮甲（每旗四十人，共三百廿人）、藤牌兵（每旗百人，共八百人）、抬鹿角兵（每佐领下八人，共二千一百廿八人）三种，为满洲、蒙古骁骑营所无。步军隶属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满、蒙每佐领下步军领催二人，步军十八人，汉军每佐领下步军领催一人，步军十二人。旗兵是清朝统治中国的基本力量，满、蒙、汉旗兵数武器的分配，满汉歧视，显然可见。
八旗驻防地分北京、近畿、外省三种。北京城内镶黄旗住安定门内，正白旗住东直门内，镶白旗住朝阳门内，正蓝旗住崇文门内，正黄旗住德胜门内，正红旗住西直门内，镶红旗住阜成门内，镶蓝旗住宣武门内。所有城内汉族住民，悉数被多尔衮驱逐出城（限三日内迁出），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兵营。近畿驻防沿长城线有山海关、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密云、千家店、独石口、张家口、热河、哈喇河屯等处，拱护北京有永平、玉田、宝坻、三河、顺义、昌平、采育、良乡、东安、固安、霸州、雄县、保定、沧州等处（共二十五处）。外省驻防有盛京（辽宁）、吉林、黑龙江、绥远、江宁、杭州、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宁夏、新疆等处（共七十二处。次要驻防地区，不复列举）。据嘉庆十七年户部统计，京师八旗及各省驻防满洲兵丁人数二十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八名，八旗蒙古兵丁人数五万五千六百三十九名，汉军并内务府及五旗包衣（世仆）十四万三千五百五十四名，满洲蒙古家人（奴）五万零一百六十三名。合其他人口，共计约五十万人。外省各地驻防兵少或一二百人，多或四五千人，江浙人民反满思想特盛，驻防兵额也最多。
八旗兵饷，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每人月支银四两，骁骑、铜匠、弓匠每人月支银三两，每年各支米四十八石。步军领催，每人月支银二两，步军每人月支银一两五钱，每年各支米二十四石。炮手每人月支银二两，年支米三十六石。
绿营——汉兵用绿旗，号称绿旗营，又称绿营。兵种分马兵、步兵。步兵有战兵、守兵，马兵有额外、外委。绿营组织有督标（总督）、抚标（巡抚）、提标（提督）、镇标（总兵）四种。标下有营。本标（督、抚、提、镇直辖部队）最多不过四营，少或两营（另外有城守营、分防营）。中下级队官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名目，统归总督、巡抚、提督节制。又有河标、漕标，受河道总督、漕运总督节制。
绿营驻屯最多地方，直隶四万二千余人，江苏五万余人，福建六万三千余人，浙江三万九千人，陕西四万三千人，甘肃、新疆共五万五千余人，四川三万四千余人，广东六万九千余人，云南四万二千余人，贵州四万八千余人，全国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一千六百五十六人。
绿营军官满汉并用，直隶山西边境驻军，满缺副将四人，参将六人，游击六人，都司二十一人，守备三十三人。内地驻军满汉官数比率，副将、参将，汉人五人，满人一人；游击、都司、守备，汉人十人，满人一人。陕西、甘肃及四川松潘镇副将参将汉人七人，满人一人，游击都司汉人六人，满人一人，守备汉人五人，满人一人。
绿营兵饷——马兵月饷银二两，步兵（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每月各支米三斗。大抵满兵一人，粮饷比绿营兵高三倍。
从兵士升武职，满汉相差悬殊。绿营兵士先补坐粮，服役若干年进补步粮，再进补马粮，再进补外委，再进补经制，再进补把总，兵士升军官，困难如此。八旗人六岁以下称半口，减半给粮，七岁以上，即食全饷。经服役后得升领催，渐次升任武职，不怕没有大官做。
清朝奖励绿营腐败，定制准许军官扣克军饷，称为亲丁名粮（虚粮）。提督扣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三十分，参将二十分，一律马步各半。游击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备八分，千总五分，把总四分，一律马一步四。公开虚粮以外，军官赴任，召募家丁，随营开粮，军牢、伴当、吹手、轿夫，都算正兵，地方商民挂名军营，借免徭役，粮饷归军官私吞。马兵关支草料，照例克扣短少，马瘦骨露，加鞭不走。器械如弓箭、刀枪、盔甲、火器等件，钝敝朽坏，帐房、窝铺、雨衣、弓箭罩从不设备。春、秋两操，视同儿戏，将不知阵势分合奇正，兵不知战斗坐立进退。从顺治时代起，绿营永远是这样一个军队。
（四）刑法
顺治三年颁布《大清律》。乾隆时重修律例，制成《大清律例》，内分律目、图、服制、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总例、比引条例，凡四十七卷，四百二十六门。名例律中所载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是维持封建统治，保障贵族特权的重要部分。犯十恶罪，任何赦令不得宽免。满洲亲贵只要不犯十恶，在八议范围内，法律的约束力也就微细不足道了。
旗、汉人在法律上地位不平等，旗人狱讼，不论在京在外，各有特定的审判机关。在京普通旗人，归步军统领衙门审判，内务府所管旗人，归内务府慎刑司审判。外省旗人，归将军及副都统审判。汉人审判机关，不得受理旗人案件，反之，步军统领衙门得审判汉人。
京城旗、汉人交涉事件，旗人向该管佐领、汉人向该管衙门起诉。各该管官取具原告口供证据，转详户部，户部转行被告所属官厅，取具口供证据。户部凭双方提出的材料，查明断结。外省旗、汉人间小事件，经州县官审理，如认为曲在汉人，依常例处分，如认为曲在旗人，取具口供并附添审拟意见，送致理事厅（旗人审判衙门）听候处分。至于旗汉间审判不公平，更无待说明。
旗人犯罪不入普通监狱，宗人府、内务府、理事同知衙门各有特设监狱，犯人待遇比普通监狱良好。旗人又有一种特权，称为换刑，笞、杖刑可换鞭责，徒、流刑可换枷号（徒一年换枷号二十日，徒三年换枷号四十日，流二千里换枷号五十日，三千里换枷号六十日，附近充军换枷号七十日，极边充军换枷号九十日）。死刑不得换刑，但得减等，斩立决改斩监候，斩监候改绞。又犯人刺字，汉人刺在面上，旗人偶然刺字，只在臂部。
旗人在法律上享受许多特权，凭借权势和地位，攘夺汉人的土地房屋，霸占汉人的妻妾子女，蹂躏汉人的坟墓，鞭打汉人的官长，种种横暴行为，《东华录》、《十朝圣训》里层见叠出。汉人在异族高压下，只好忍辱受屈，免得招致更大的屈辱。
（五）科举
明朝用八股（制义）取士，三年大比（考试），各县诸生（秀才）赴本省省城应考，称为乡试，中式（考取）后称举人。次年各省举人赴北京礼部应考，称为会试。中式后赴宫中太和殿对答皇帝策问，称为廷试或殿试。殿试榜分一、二、三甲，一甲只三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翰林），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进士）。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顺治二年，开科取士，一切按照明朝旧制。告病假观望形势的秀才们，悉数报名应考。有人作诗讥刺道：“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伯夷叔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顶，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科举是士人入仕正途，竞争非常剧烈，主考纳贿、士人作弊，与明朝同一风气，不同的是明朝皇帝放任不管，清朝皇帝如发觉弊端，认为有害收买寒士政策，往往重办主考，借示公平。福临时，苏州某人做某省主考，得贿很多，巡抚想分肥，预畜一奇鸟，等主考来见，挂鸟笼在檐前。一人问：“这鸟从何处得来，大老爷这般珍爱？”巡抚道：“这鸟从京师得来，一飞冲天，可以直达天听（巡抚自比）。你看秀才头上一丢丢儿锡的（帽顶），也值三百两，难道我这里不该五六万？”主考大惊失色，托亲友送巡抚巨金，得安全无事。玄烨时徐乾学做礼部尚书，荐表亲杨某充顺天乡试正主考。乾学开名单数十人，交杨某录取。榜发，落第士人大哗。玄烨怒，定期亲讯，乾学贿托贵臣面奏道：“国初悬高官厚禄收买汉儿，有些人还拒绝不受，现在小小一个举人，竟至纳金钱通关节，营求唯恐不得，可见汉儿们已经归诚我朝，天下从此太平了。”玄烨听说，不再追究。其他科场舞弊案，所在多有，如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正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公开受贿，收王某、李某银各三千两，熊某、蒋某、年某银各一万两。失意考生，责主考“绝灭天理，全昧人心”，御史鹿祐据情奏参，玄烨怒，治李、姜二人罪。又如康熙五十年，江南副主考赵晋私通关节，士人抬财神入文庙（孔庙），玄烨杀赵晋及房考王曰俞。康熙时代算是清朝盛世，科场腐败如此，别的时代更可想见。
八股试题本似儿戏，有些主考竟因善于儿戏，传为“美谈”。例如彭元瑞做江苏主考，适值弘历万寿（皇帝生辰），出八个题目考诸生（1.臣事君以忠2.彭更问曰3.恭则不侮4.祝治宗庙5.天子一位6.子服尧之服7.万乘之国8.年已七十矣），八题第一字连成“臣彭恭祝天子万年”一句。又试场中有提调官王某，外号王二麻子，元瑞出四个题目考诸生（1.王何必曰利2.二吾犹不足3.麻缕丝絮4.子男同一位），四题第一字连成“王二麻子”一句。考生作试文，也各造怪僻语，求主考的赏拔，例如某生文中用“九貂九骚”对“三薰三栗”，榜发，名列高等。友人叩问出典，某生道：“我在街上曾见乞丐抢熏肉三块，物主打乞丐栗子拳三下。至于九貂九骚，俗语所谓十个胡子九个骚，十个鬎鬁九个刁，这就是出典。”主考和诸生只读朱熹注四书，此外一无所知，甚至连朱注也并不懂得。常熟（江苏常熟县）生员沈廷辉，年三十余，试场面貌册上填“微须”二字，主考胡希吕说微是无的意思，凡面貌册填“微须”的有须人，一概不准入场。沈廷辉急到剃头铺将微须刮去，奔往辕门听点名，不料友人某已代廷辉改册上“微”字为“有”字，廷辉大受胡希吕斥责，狼狈退走。别一生员也因微须被斥，在主考前声辩。胡希吕大怒道：“你读书连朱注‘微无也’还不懂么？”生员笑问道：“如果这样，‘孔子微服而过宋’，脱得赤膊精光。成什么体统？”胡希吕瞪目不能答。清朝中期全国生员五十余万名，都想在昏愚贪污的主考手中获隽（音俊，考取），富家出钱贿买，贫士只好迷信求神。无锡（江苏无锡县）风俗，亲友送人进考场，例赠笔及定胜糕、米粽，表示必定高中的预兆。又考生进场前一天，多到关帝庙祝祷，神前置笔、锭、戥子三物，取必定一等的意思。口中低诵祝文道：“伏愿瞌睡瞭高（监试人），犯规矩而不捉，糊涂学道（主考），屁文章而乱圈。”生员顽钝无耻，直到这样可惊的程度！
旗人乡会试在清初另立一榜，只考翻译（用满文译汉文一篇），称为翻译科举。雍正以后，旗、汉人一体考试，形式上似乎很公平，可是事实却大不然。试取一甲作例，从顺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状元、榜眼、探花凡三百二十四人，其中宗室、满洲、蒙古、汉军、盛京共得状元一人（蒙古人），探花二人（汉军旗人），汉人共得三百二十一人（江苏最多，计一百一十六人，浙江较少，七十四人）。旗、汉人中式名额，相差极远。再看京官名额，内阁及六部自大学士、尚书、侍郎、员外郎、主事，旗人专缺约四百名，汉人约一百六十余名，五六百名官员中，旗人极少数从科举出身，汉人极大多数是进士。弘历在位六十年，用大学士凡六十人，其中汉人二十五人，全数是进士出身，旗人三十五人，仅进士四人，举人三人。满人利用科举，限止汉人仕进，汉族士大夫在满族统治下也只有专力学习八股，才能满足仕进的欲望。
上述几种重要制度，充分说明满族对汉族统治的严密，虽然汉族士大夫卑躬屈节，向满洲主人献媚乞怜，但仍只能取得极有限度的信任。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政治，大体就是满族对汉族的斗争，清朝统治阶级对汉族人民的斗争，满洲统治阶级对汉族统治阶级的斗争，满洲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这样复杂的斗争，表现在历朝皇帝的政治策略上。因为皇帝是统治阶级唯一的首领，他们都很有才干，确能把握斗争而且从斗争中取得胜利。
福临（一六四四年—一六六一年在位）
努儿哈赤生十六子，第八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死，第三子福临继位(8)，年六岁。两次继位，都经过诸王猛烈的争夺，由于情势的不利，努儿哈赤指定自己的继位人多尔衮只好又一次让步，拥立皇太极的儿子福临，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儿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第二子）同做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后，功高权大，福临尊他为皇叔父摄政王，又加尊号为皇父摄政王。相传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福临母）曾降尊屈身，下嫁多尔衮，这当然不是简单地为了淫乱，主要还是为了保护福临的帝位。
顺治七年，多尔衮死。福临籍没多尔衮家产，追削爵号，凡谄附多尔衮的文武大臣，各处重刑。福临亲政以后，陆续杀戮明降臣谭泰（吏部尚书）、王国保（江苏巡抚）、陈名夏（大学士）等，向骄横恃功（投诚功）的汉奸们示威。又从汉奸杨雍建奏请，严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凡投刺（名片）往来，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当时明末义士遗民，有复社、几社等秘密组织，在这道命令下，自然又丧失了无数忠义人生命。
顺治十八年，福临死。一说，因宠妃董鄂氏死，福临郁郁不乐，弃位出家，到五台山清凉寺当和尚。
玄烨（一六六二年—一七二二年在位）
福临死，第三子玄烨继位，年八岁。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受遗命辅政。鳌拜擅权骄横，玄烨选满洲强健小儿多人，经常做布库（扑打）游戏，鳌拜认为童稚玩弄，并不介意。康熙八年，鳌拜入朝，玄烨命小儿捕鳌拜，下狱治罪。
玄烨是清朝第一个英明的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侵夺了许多邻族的土地，武功与汉唐两朝比盛。内政方面，充分发挥了统治术，士大夫歌颂功德，全入牢笼（少数义士除外），汉族反满运动呈现退潮的形势，因之康熙成为清朝的全盛时代。他的设施有：
博学弘儒科——乡会试只能罗致凡庸或年龄较小的儒生，高才或自命遗老的文士，不屑进场屋（考场）与陋儒比较八股技能，索性标榜孤忠，写些诗文发泄牢骚，多少对满清不利。康熙十七年，特开博学弘儒科，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及学政，各就所知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文人，不论已仕未仕，举荐送部，户部赏给月俸，听候考试。次年，搜得全国名士一百四十三人，齐集体仁阁考诗赋（不考八股），取中一等彭遹孙、朱彝尊、汤斌等二十人，二等李来泰、毛奇龄等三十名，各授翰林院官职。取中的五十人，自然感激皇恩，荣幸无比，被斥的九十三人，已经失节丧名，无面目再自命遗老孤忠，讥刺朝政。只有黄宗羲、李颙、顾炎武、吕留良、傅山、魏禧、万斯同、应谦等誓死不受荐举，确保名节，永远受后世的崇敬。
程朱派理学——南宋赵构、秦桧提倡程（颐）学，经朱熹继续发扬，程朱学大受元明两代统治阶级的尊信。玄烨认定程朱派理学的作用，表章不遗余力。他说：“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没有一句一字不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真所谓‘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他又说：“日常行事，无非这个道理，自从有了理学名目，因而彼此辩论。朕见理学家言行不相符的很多，整天讲理学，所做的事，全与所言背谬，这不能称为理学。如果口头不讲，行事却与道理符合，这就是真理学。”他自称八岁以后，精心研究朱注《大学》、《中庸》，甚觉愉快。康熙五十一年，尊朱熹为十哲（孔子神位前十个大儒）之一。又命李光地等编篡《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颁布天下。玄烨自己的行为呢？却曾纳姑母当妃妾，最宠任的理学儒臣李光地、汤斌，正是两个最阴恶的大汉奸。李光地是福建安溪县大地主，与叔父李日燝纠合家奴和无赖百人，攻击抗满山砦，大小百余战，山砦被攻破。康熙九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二年请假归家。十三年，郑经（郑成功嗣子）联合清叛藩耿精忠攻福建，光地遣使带蜡丸密奏走北京献行军计谋。十七年，郑经遣将刘国轩、吴淑、何祐等分路攻福建，破海澄，杀清都统穆赫林以下三万余人，收复漳平、长泰、同安等城，国轩围漳州，分兵围泉州，清兵战败。李光地率乡兵百余人引清军自安溪山中小路突出攻击，郑经军败走入海。光地屡立功，大得宠幸，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玄烨对群臣说：“了解光地的只有朕，了解朕的只有光地。”二人关系，密切如此。光地擅长中庸的道理，在争夺剧烈的官场中，永能保持胜利。例如康熙四十七年，玄烨因废皇太子胤礽狂病渐愈，想再立为太子，命诸大臣集议保奏。内大臣阿灵阿、尚书王鸿绪等保奏皇八子胤禩（同祀字），玄烨怒，责光地道：“你为什么一言不发？”光地奏道：“先前皇上问臣废太子病该如何医治，臣曾奏慢慢调理，是天下的福气，臣未曾对别人泄漏过这句话。”这是何等圆活，各方面不得罪的回答！汤斌一生著名大事业是禁五通淫祠。相传朱元璋命江南人家立一尺五寸高的小庙，祭战死的兵士，俗称五圣祠。苏州一带五圣神迷信尤盛。汤斌做江宁巡抚，烧毁庙屋偶像，奏称：“从前有官长毁五通庙，不久遇祟身死，臣毁庙后数月，并无他异。”毁淫祠不算什么大事，他这一奏陈，无非表示自己学有根柢，邪不侵正，同时表示自己效忠满族，连明朝的鬼兵，也要彻底剿灭。
天主教——西洋教士汤若望替朱由检铸造火炮，曾给清军很大的威胁。多尔衮占领北京，城内汉人限三日内一律迁出，独许汤若望留居宣武门内圣堂。顺治二年颁布西法时宪历书，任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福临厚待西洋教士，当然不是尊信教义，也不是尊信科学，主要是和明人争夺外援。拥护朱由榔起兵的瞿式耜、丁魁楚，以及由榔一家如王太后（教名玛利亚）、马太后、王皇后（教名亚纳）、太子慈烜（教名当定）都是基督信徒。永历四年（顺治七年），由榔遣西教士卜弥格至罗马谒见教皇，请求援助。福临厚待西教士用意在对抗朱由榔。福临死后，朱由榔败灭，清朝不再畏惧西教士，反觉西洋人在中国传教收徒不免妨碍自己独占中国的权利。康熙初年借革职钦天监监员杨光先诬告，各省耶稣会教士与汤若望（年七十五岁）密谋不轨（反叛）作借口，严禁传教，焚毁经典，破坏圣堂，拘禁教士，革斥信教官吏，宣告汤若望、南怀仁（比利时人）死刑（幸遇地震。二人得免死），钦天监学习西法的官员三十余人，或斩首，或充军，或免职。杨光先因功得为钦天监监正，废西法，夏用大统历。
康熙八年考验天象，证明大统历舛错，玄烨斥退杨光先等，复令南怀仁掌管钦天监。十二年，吴三桂叛变，南怀仁等替清朝铸大小铁炮一百二十门，大得玄烨宠信。此后命教士进讲西学（主要是算学），又命测绘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允许自由传教，广东有教堂七所，江南有百余所，教徒十余万人，天主教盛行一时。
明末利玛窦来中国，起初着和尚衣，后改道士装，最后改儒生装，才得与士大夫交接。在教义方面，务求融合中国人固有的信仰习惯，如拜孔子拜祖先，都在许可范围以内（不得拜其他偶像）。这样的宗教，迎合了用作统治工具的儒教精神，可免皇帝的禁止。康熙末年，罗马教皇严禁中国教徒崇拜祖先，玄烨怒，认为教皇干涉中国内政，有意破坏中国相传的圣道（君父一体，不拜祖先，就会不拜君父，犯十恶大罪）。四十六年，禁止各地天主堂传教，勒令教士退还澳门。五十六年，禁止一切外人留住内地，玄烨以后诸帝，对天主教或宽或严，但传教禁令始终不肯撤销，严格保持一贯的海禁闭关政策。教民因不拜祖先，被社会看作化外人，民教争端，也就从此开始。
玄烨生三十五子，立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诸子结党猛争，朝臣分成数派，胤礽情急，行动类疯狂，康熙四十七年，废胤礽，幽禁咸安宫。诸子争位更烈，玄烨无法安排，四十八年，复立胤礽为太子。五十一年，又废胤礽。
六十一年，玄烨死，第四子胤禛继立。
胤禛（一七二三年—一七三五年在位）
胤禛在诸子中最凶狡，得立后，囚禁第八弟胤禩，改名阿其那（满语“狗”），第九弟胤禟，改名塞思黑（满语“猪”）。其他兄弟及其子孙亲戚，陆续被胤禛杀害，只胤祥等少数人得免祸。清初，八旗中镶黄、正黄、正白称上三旗，直属皇帝，正红、镶红、镶白、正蓝、镶蓝称下五旗，归诸王分统。胤禛收回下五旗统率权，此后诸王不能借实力对抗皇帝。
康熙五十年给辰沅巡抚潘宗洛上谕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责，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这是玄烨晚年的政治方针，感戴皇仁的自然是那些官吏士绅。康熙时代著名清官仅有于成龙、汤斌、陈鹏年、陆陇其、彭鹏等等寥寥数人，其余贪污盛行，积弊极深。胤禛登位，力求整顿吏治，任用田文镜、鄂尔泰等严刻小人。厉行特务政治。胤禛豢养特务多人，四出侦察，探访官吏动静。例如按察使王士俊将赴任，大学士张廷玉荐仆役一人。后来士俊任满，准备回京朝见，仆忽告辞，士俊怪问原因，仆说：“你做官几年，还不错，我要先回京面圣，替你说些好话。”原来仆是胤禛派来的暗探。某次胤禛秘密取下刑部大门上匾额，第二天召刑部官员来，问刑部有无匾额，都对说有。胤禛令人抬出匾额，责骂道：“匾额早在这里，你们还不知道，疏忽糊涂到这样。”田文镜做河南巡抚，胤禛称他是巡抚中第一人。文镜用绍兴人邬某做幕客，一切听邬某布置，原来邬某是胤禛派来监视田文镜的暗探。皇帝豢养特务，各级官员也豢养特务，层层监视，贪污官吏，似乎略知敛迹，不敢过度妄为了。可是胤禛终于在特务手中暴死。“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就是豢养特务应得的果报。
弘历（一七三六年—一七九五年在位）
胤禛暴死，第四子弘历继位。弘历在位六十年，玄烨、胤禛两朝长期积累的财富，被他尽量消耗，在侵略战争中，造成所谓十全武功（平准噶尔二功，定回部一功，扫金川二功，靖台湾二功，降缅甸、安南各一功，降廓尔喀二功），在政治上，造成贪污横行、官逼民反的普遍现象。下面举出一个例证，可以推见当时政治的腐败，人民的痛苦。
乾隆五十一年，任用和珅（音申）为文华殿大学士。颙琰嘉庆四年，和珅得罪赐死，查抄家产，据查抄官进呈清单所载，略录如下：
器物类——金碗碟三十二桌，共四千二百八十八件，银碗碟四千二百八十八件，白玉唾壶二百余个，金唾壶一百二十个，银唾壶六百余个，金面盆五十三个又六十四个，银面盆一百五十个又八十三个，金银翠宝首饰大小共计二万八千件。
金银类——金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计银一百五十万两），银元宝一千个（每个重一百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估银一千七百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余两（估银一千八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五万八千圆（估银四万零六百两），制钱一千五十五串（估银一千五百两）。
店铺类——当铺七十五座（资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资本银四千万两），古玩铺十三座（资本银二十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七十万两），绸缎库两间（估银八十万两），洋货库两间（五色大呢八百板，鸳鸯一百十板，五色羽锻六百余板，五色哔叽二百余板），皮张库一间（玄狐十二张，各色狐一千五百张，貂皮八百余张，杂皮五万六千张），玻璃器皿库一间（八百余件）。
皮衣类——貂皮女衣六百十一件，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男衣八百零六件，杂皮女衣四百三十七件，貂帽五十四顶，貂蟒袍三十七件，貂褂四十八件，貂靴一百二十双。
田地类——地亩八千余顷（估银八百万两）。
嘉庆四年正月十七日上谕说，和坤家产共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还没估价，已估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和珅得宠不过二十年，积赃竟至数万万两，其他大小官吏贪赃总数也一定不小，人民遭受这样残酷的剥削，不得不发动嘉庆时代的大起义。
颙琰（一七九六年—一八二〇年在位）
弘历在位六十年，传位给第十五子颙琰。嘉庆四年，弘历死。颙琰杀和珅，没收大量财物，一部分赏给满洲贵族，如庆郡王永璘得和珅住宅，成亲王永瑆得和珅花园，亲贵们各得分肥，自然满意。一般满洲官员，都想乘机收拾些残余，如副都统萨彬图奏请准令本人提讯和珅家掌管金银内帐使女，发掘和珅宅中窖埋金银，被颙琰斥责不准。又如四月二十六日上谕说：“本案已经定案，断不许再起纠纷，朕不是贪利的人主，想来诸臣也不忍这样做。”当时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谣谚，想见不得分肥的官员对颙琰大不满意，造流言表示抗议。在君臣争利、上下效尤的情况下，贪风大盛，政治极度败坏，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平邪教奏”中说：“今天州县官的罪恶，比十年二十年前加增百倍，上敢毁天子的法令，下敢竭百姓的资财。凡朝廷赈款，全被官吏中饱，军营粮饷，全被官吏冒蚀，从州县官到督抚大员，通同作弊，只蒙蔽皇上一人。”洪亮吉大胆直言，因此得罪下狱，刑部议照大不敬律判斩刑，颙琰改为从宽免死，解到新疆充军。
官吏贪污到怎样的程度呢？下面举些例证，可以推知大概。
嘉庆十四年，淮安府报灾办赈，江南总督铁保派候补知县李毓昌往查。山阳县（淮安府首县）知县王伸汉捏报户口，浮冒赈款三万两。毓昌查得实情，伸汉赂巨金，毓昌不受，知府王毂代说情，又不听。伸汉令仆人包祥与毓昌仆人李祥、顾祥、马连升合谋，置砒霜茶汤中给毓昌饮，毓昌夜中腹痛起来，李祥等用腰带缢杀毓昌。王伸汉烧毁毓昌查赈文件，送王毂银一千两，报称李毓昌发疯自缢，草率了事。
著名学者兼名臣毕沅任两湖总督，旗人福宁任巡抚，陈淮任藩司（布政使），三人朋比作奸，毕假装高尚，福广收贿赂，陈专寻属员赃私，讹诈财物。官员们称三人为“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又称“毕像蝙蝠，身不动摇，专吸过往虫蚁；福像虎狼，不顾人畜，一概吞噬；陈像老鼠，钻穴蚀物，使人不防”。
旻宁（一八二一年—一八五〇年在位）
颙琰死，第二子旻宁继位。
满清入关，继承明末全部弊政，借以换取明士大夫的拥护。福临亲政，杀陈名夏、谭泰、陈之遴、刘正宗等贪暴大臣，官吏略知畏惧。玄烨晚年，贪风盛行，胤禛严刑杀戮，官吏又略知畏惧。弘历奢侈嗜利，夸张升平，晚年贪风大盛，危机成熟，不可收拾。颙琰时代民变到处发生，清朝政权呈现糜烂的局面。旻宁时代整个统治阶级不仅全部腐化，而且几乎大部毒化，因此爆发了破坏中国数千年旧社会的鸦片战争，又因此爆发了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前一战争使中国社会开始改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后一革命使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开始萌芽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旻宁时代真是中国历史上最险恶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一个转变时代。
旻宁时代的政治，是山穷水尽不得不变的政治。
八旗——清朝维持政权，唯一可靠的力量是八旗兵。玄烨禁汉族妇女缠足，企图把汉族全部满化（男子辫发胡服，已经满化），可是遭遇抵抗，不得成功。反之，皇太极以下诸帝谆谆告戒满人勿忘“国语骑射”的热望，终于失望了。胤禛时代八旗兵丁已成赌博、进戏园酒馆、斗鸡、斗鹌鹑蟋蟀、雇人当差、放印子银两、典卖钱粮田地房产的游荡子破落户，既不能自谋生计，又不能骑射当兵，颙琰时满、蒙、汉八旗人口约一百五十万，完全依靠口粮，苟且生活，不仅不能支持清朝的统治，反使清朝付出巨额粮饷，财政上感到大困难。
绿营——绿营开始就是腐朽的军队，但仍不失为清朝第二个可靠的力量。颙琰时用兵镇压川楚民变，军中将领生活奢侈，骇人听闻。粮饷多被官员侵蚀，兵士所得极微。例如建昌道石作瑞侵蚀兵饷五十万两，作应酬诸将帅的费用，入私囊款并不在内。作瑞在荒山中办诸将筵宴，值银五六两一品的肴馔，一次多至三四十品。总督福康安初到军中，作瑞赠献珍珠三斗、蜀锦一万匹。将帅每当出战，令雇佣兵乡勇充先锋，绿营兵在后，八旗兵在最后。战费支出，弘历侵略回疆，用银三千万两，侵略金川，用银七千万两，颙琰镇压川楚民变，用银一万万两以上，战费按倍数增加着，说明军队也按倍数腐朽着。
河工——乾隆三十九年，黄河决老坝口，决口宽一百二十五丈，深五丈。南河总督吴嗣爵怕弘历罪责，恳求先前被嗣爵驱逐的老河工郭大昌堵塞决口，愿出银五十万两，完工限期五十日。郭大昌道：“要我办工程，限期不得过二十日，工银不得过十万两。不许有官员来共事，只让我一人全权办去，否则我不敢承认。”吴嗣爵答应，果然到期合龙，费银十万二千两。河官们恨大昌节省工费，又把他驱逐出去。嘉庆初年，黄河出险工，官员们估工价一百二十万两，河督议减一半，询问郭大昌。大昌道：“再减半，满够了。”河督觉得为难，大昌道：“十五万办工，十五万做人情，还不够么？”河督怒，永远不用大昌。河工捏造帐簿，滥用虚靡，妄兴工程，浮冒侵蚀，成为军费以外一宗巨大支出。嘉庆十六年上谕：“南河工费统计各项银数不下四千余万两，说没有弊窦，谁能相信？”颙琰派大员去查，结果查无实据，敷衍了事。
弘历、颙琰两朝，军队与政治的腐败，似乎已经不可救药了，旻宁时代，腐败更甚。旻宁重用大学士曹振镛，振镛专能迎合意旨，探知旻宁怠惰，不愿管理国事，又憎恶言官谏诤，却无法拒绝。振镛献计道：“现在天下太平，朝臣喜发危言高论，指陈得失，借获名誉。如果加罪言官，皇上不免受拒谏的恶名，最好摘出奏章中可疑字句，交部从严议处。臣下仰见皇上圣明，察及秋毫，自然恐惧不敢说话了。”旻宁喜欢，派人专寻奏章中可疑字句，指出办罪。少数敢言的官员从此不敢再议论政治，极大多数贪恶的官员更放胆进行祸国殃民的罪行，促成清朝统治的加速度溃败。
第四节 削平三藩与对外用兵
（一）削平三藩
吴三桂杀朱由榔，云、贵、两广归入清朝版图。当时满洲兵力有限，不能直接统治这样偏远的广大地区，最好的办法是暂时封给得力汉奸，替满洲残杀汉族义士，等到满洲势力强固，消灭汉奸，正像屠夫宰猪，叫嚎奔突一阵以后，胜利当然在屠夫方面。
福临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经略四川、云南，孔有德为定南王，经略广西，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经略广东。朱由榔死，玄烨令吴三桂王云南、尚可喜王广东、耿继茂（仲明嗣子）王福建（孔有德先在桂林败死，无子爵除），号称三藩。吴三桂部下有四镇十营，兵约十万，在三藩中最强悍，清朝对他也特别宽容。
康熙十二年，玄烨令尚可喜撤藩北还，吴三桂恐惧自危，明义士查如龙写血书劝三桂起兵恢复中原，血书被清官吏搜得，玄烨、三桂间疑惧更甚。十一月，三桂拒绝撤藩令，据云贵叛清，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说是拥护朱三太子（并无其人），北伐胡虏，恢复明朝。吴三桂是穷凶极恶、猪狗不如的奸贼，汉族人民谁也不去理会他这个号召，只有一些汉奸乘机响应，贪求更大的权利。三桂遣大将王家屏攻四川，大将马宝攻湖南。十三年，广西将军孙延龄（孔有德女婿，镇广西）、四川巡抚罗森、靖南王耿精忠（继茂嗣子）相继叛清，数月中清失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福建、四川六省。三桂亲至湖南督师，令诸将不得北进，希望清朝割地议和，划长江为国界。玄烨决心用兵，命安亲王岳乐进兵江西，简亲王喇布镇守江南，贝勒洞鄂与大学士莫洛由陕西攻四川，康亲王杰书、贝子傅喇塔由浙江攻福建，平南王尚可喜、两广总督金光祖由广东攻广西。主力军是岳乐一路，企图由袁州直取长沙，长沙破后，叛军动摇，荆州大军乘势进攻，在湖南消灭吴三桂。
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三桂义子）举兵反，陕甘震动，三桂留兵守湖南，自率大军谋取道川陕，合辅臣军进攻北京。十五年，尚可喜子尚之信降三桂。十六年，大学士图海击王辅臣，辅臣降。岳乐军攻长沙，三桂回军来援，玄烨令荆州军乘虚进攻，荆州军怯弱，不敢深入。耿精忠、尚之信叛三桂降清，三桂失势，穷困无聊，十七年三月，在衡州自称皇帝。八月，三桂死。部将迎三桂孙吴世璠，自云南来衡州继承帝位。十月，世璠迎柩归云南，清军各路进击，二十年，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十九年，玄烨杀尚之信，二十一年杀耿精忠，三藩平。
这一次战争是满族与汉奸间举行大决斗，汉奸失败了，满族却并非战胜者，支持清朝政权削平叛乱的，是一批新起的汉奸。
吴三桂起兵，玄烨令顺承郡王勒尔锦率满汉精兵驻荆州。勒尔锦安坐城中，只向督、抚、司、道索取贡献，听说三桂进兵消息，胆战心惊，急将南怀仁新制大炮埋藏土穴，准备溃退。贝勒尚善奉命攻岳州，借口风涛险恶，不敢出击。简亲王喇布逗留江西，贝子洞鄂失机关中。玄烨派遣的满族将帅，终因怯懦无用，不得不撤回议罪。幸而叛军内部猜忌纷乱，各不相顾，三桂屯兵不进，妄想议和，给玄烨提拔新汉奸，布置新阵容一个好机会。玄烨激励绿营将士道：“从古汉人叛乱，只用汉兵剿平，何曾有满兵助战。”因此陕西有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湖北有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福建有杨捷、施琅、姚启圣、吴兴柞，浙江有李之芳，广东有傅宏烈，都出死力替清朝平乱，清朝传统的利用汉奸政策，又一次取得成效。
（二）对外用兵
康熙二十二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攻台湾，郑克塽（郑成功孙）降。满族入关四十年，这时候，才完成统一的事业。玄烨为要巩固国内的统治，消除华夷的成见，发动武力，对外发展。胤禛雍正七年上谕说：“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连蒙古极边诸部落都归入版图，这样说来，中国的疆土开拓广远，应该是中国臣民的大幸，哪得再存华夷中外的成见？”玄烨、胤禛、弘历三朝用兵不息，杀人无数，夺取边境外土地，用意是要汉族承认“这是中国臣民的大幸，还说什么华夷中外的分别”。
（甲）外蒙古及新疆天山北路（准部）
清初西域分准部、回部两大部。
外蒙古以西、天山以北一带地方，有厄鲁特蒙古人（明朝称为瓦拉）居住游牧。厄鲁特分四部：（1）和硕特部（居乌鲁木齐附近，明末侵入青海），（2）准噶尔部（居伊犁），（3）杜尔伯特部（居额尔齐斯河流域），（4）土尔扈特部（居塔尔巴哈台）。康熙十六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统一厄鲁特四部。十七年，噶尔丹征服天山南路回部，势力渐盛。
元亡后，蒙古分三大部。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两部酋长，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居西域的厄鲁特蒙古，酋长系出脱欢太师及也先可汗，与内外蒙古不同祖。噶尔丹攻喀尔喀土谢图汗（土谢图部居土拉河流域，东有车臣汗，居克鲁伦河流域，西有札萨克图汗，居杭爱山西麓），又攻车臣、札萨克图两汗，并劫掠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外蒙古活佛）的财产。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人，分路投漠南请降。康熙二十八年，玄烨令噶尔丹罢兵，归还喀尔喀侵地。二十九年，噶尔丹侵入内蒙古乌珠穆沁境。玄烨借口调停战祸，亲率大军出古北口、喜峰口，大败噶尔丹军，噶尔丹逃回科布多，损失人马数万。三十年，玄烨出张家口，至多伦诺尔，受喀尔喀诸酋朝拜，分喀尔喀为左、右、中三路，共三十旗，废济农（副王）、诺颜（长官）等旧名号，改授王、贝勒以下爵位。从此外蒙古三十旗与内蒙古四十九旗同为清朝的藩属。
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声称借俄罗斯鸟枪兵六万，将大举报仇。三十五年，玄烨亲率大军进至克鲁伦河，噶尔丹不战遁走。清西路军费扬古、孙思克至昭莫多（东库伦）大破噶尔丹，斩首数千级，生擒数百人，获驼、马、牛、羊、帐、械无算。
噶尔丹与清军久战，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据伊犁，遣使至北京，订约夹攻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穷困自杀。策妄侵略附近诸部。五十六年，攻入西藏拉萨，杀拉藏汗（西藏政治首领），拘囚达赖喇嘛（西藏宗教首领），西藏大乱。五十九年，玄烨令部统延信自青海、都统噶尔弼自打箭炉两路入藏，策妄军败归伊犁。雍正五年，策妄死，子噶尔丹策零继位。
雍正七年，胤禛命大将军傅尔丹率八旗兵屯阿尔泰山，自北路进，大将军岳钟琪率绿营兵屯巴里坤（新疆镇西县），自西路进，定明年会攻伊犁。策零攻清西路军，胜败不决。九年，傅尔丹进驻科布多城。策零击傅尔丹，清北路军大败，满兵生还仅二千人。策零追击清军至三音诺颜（土谢图汗属部），郡王策凌大破策零军。胤禛奖策凌战功，令三音诺颜与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并列为外蒙古四部。十年，策零别路军击岳钟琪，胜败约略相当。清朝忌岳钟琪威名盛大，大学士鄂尔泰劾钟琪“拥兵数万，坐失机会，既不能料敌于事先，又不能歼敌于败（策零军在哈密战败逃走）后”。胤禛依据鄂尔泰的奏劾，召钟琪还朝，革职闲住，令副将军张广泗代掌大将军印。
雍正十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亲率大军至厄得尔河源（外蒙古乌里雅苏台东北境），三音诺颜王策凌调蒙古兵三万人，大破策零军，满洲兵不敢邀击败军归路，策零得收残兵遁去。
八旗兵在战争中，完全暴露了其不堪一击的丑形，三音诺颜王策凌每战必胜，更使清朝引为北方未来的隐忧。自康熙五十六年与策妄构兵，十余年来，靡饷七千余万两，国库渐感艰难，雍正十二年，许策零议和。
乾隆十年，策零死，准部内乱。弘历用降酋阿睦尔撒纳为向导，二十年，清兵分北、西两路出击，杀准部大酋达瓦齐。二十一年，阿睦尔撒纳据准部叛。二十二年，清将军成衮札布从北路（乌里雅苏台）、将军兆惠从西路（巴里坤），乘准部内乱，诸部离散，长驱进占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境，病死。清军屠杀准部人，深山荒野，无地不搜，小部落数十百户，也不让一人生存。准部盛时有户二十余万，人口六十余万，战败后，清军屠杀约十之五，疫死约十之二，逃入俄境约十之三。
（乙）新疆天山南路（回部）
天山南路居民信奉回教，因称为回部。清军占领准部，将军兆惠遣使招降诸回酋。回民数十万户拥酋长博罗尼都（大和卓木）、霍集占（小和卓木）抗清，只有库车、拜城、阿克苏三城的阿奇木伯克（官名）鄂对等走伊犁降兆惠。乾隆二十三年，兆惠率鄂对等攻回部。二十五年，兆惠军由乌什向喀什噶尔，富德军由和阗向叶尔羌，大小和卓木弃两城越葱岭西走，死。清尽有天山南北两路，称为新疆。设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四镇，将军驻伊犁。
清朝承认回民的宗教风俗，征收租税，依准噶尔旧额取二十分之一。更巧妙的统治术是禁止辫发，只有四品以上回官才允许薙头，作为一种恩典。
（丙）西藏
西藏在唐朝称为吐蕃。李世民贞观时代，赞普（王）弄赞笃信佛教，自印度迎僧侣入国都拉萨传教，用印度字制国文，全藏化成佛教国。僧侣称喇嘛，吐蕃语“无上”的意思。元世祖忽必烈尊吐蕃僧八思巴为国师，封大宝法王，掌全藏政教大权。法王得娶妻（普通喇嘛不得娶妻），后嗣称萨迦（释迦）胡图克图（转生、再世）。衣帽本印度旧式，色赤。明初，西宁僧宗喀巴创新教，禁娶妻，衣帽用黄色。因此喇嘛有红教、黄教两派。黄教在前藏盛行。红教据后藏与黄教对抗。朱见深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年），宗喀巴死，有两大弟子并居拉萨，一名达赖喇嘛（自称观音化身），一名班禅喇嘛（自称金刚化身），继嗣宗喀巴教法，为黄教徒宗主，黄教禁娶妻生子，别创一嗣续法，声称达赖、班禅两喇嘛永远不死，示寂（死）后仍呼毕尔罕（转世、化身），住世济度众生。达赖三世名锁南嘉穆错，渐得蒙古诸部尊信，俺答汗迎锁南嘉穆错至青海，黄教大行。漠北诸部，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的后身为大胡图克图，居库伦，总管蒙古教务，地位比班禅低一等。
清初，达赖五世用亲信人桑结为第巴（代达赖管政治），招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击杀后藏红教护法酋长藏巴汗，红教徒逃往不丹及尼泊尔，班禅喇嘛自拉萨徙居札什伦布，统治后藏，自此达赖、班禅分主两藏。桑结又密约准噶尔部噶尔丹汗，攻入青海，和硕特驻军退出西藏，桑结得握全藏政权。康熙二十一年，达赖五世死，桑结权力更大，助喀尔丹反抗清朝的进攻。康熙五十九年，清兵入藏，立噶尔藏嘉穆错为第六世达赖。雍正三年，派驻藏大臣带四川陕西兵二千镇压藏民。乾隆十二年，废西藏贵族汗、王、贝子等称号，设四个噶布伦，分管政事，又增加驻防兵一千五百名。五十六年，又增驻防兵四千。驻藏大臣掌握西藏政权，与达赖、班禅立在对等的地位，凡任免噶布伦及土官，审查财政收支，春秋二季巡阅国境，都要驻藏大臣会同办理。
据乾隆二年理藩院统计，达赖所辖寺院三千零五十余所，喇嘛三十万二千五百余人，百姓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八户。班禅所辖寺院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一万三千七百余人，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户。
（丁）青海
明末，和硕特部固始汗自乌鲁木齐侵占青海。顺治十三年，固始汗死，子孙分两支，一支驻西藏，称拉藏汗，一支驻青海及河套西部，称鄂齐图汗及阿拉善王。噶尔丹破青海及套西，阿拉善王和罗理降清。康熙三十七年，封达什巴图尔（固始汗第十子）为亲王，余酋各授贝勒贝子公等爵号，青海成清外藩。达什巴图尔死，子罗卜藏丹津继位，雍正元年纠合各部反清，与准部策妄阿拉布坦联盟，攻西宁城。胤禛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四川提督岳钟琪驻西宁，伺机进击。二年，岳钟琪率精兵五千、马一万，袭罗卜藏丹津，大破丹津军，杀八万余人，俘数万人，丹津着妇女衣装，逃归准噶尔。清军平青海，分厄鲁特蒙古降人为二十九旗，令喀尔喀、土尔扈特、辉特各自为部，不得与厄鲁特合并。又有西宁番人（吐蕃），凡二三百部，不相统属，清采土司制，设番目，令受地方官管辖。从此青海成为清朝的领土。
（戊）苗疆
贵州东南境，有苗族居住的一大地区，周围三千余里，称为苗疆。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苗民归清朝地方官（流官）管理，也就是取消苗族的“自治权”，要苗民完全同化在满族里。胤禛自然准奏，令鄂尔泰做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全权办理侵苗事宜。鄂尔泰令游击哈元生经略乌蒙（云南昭通县）、镇雄（云南镇雄县）一带，令总兵石礼哈收复贵州东、西、南三面边境生苗二千余寨，令知府张广泗诱胁古州（贵州榕江县）苗民，自四年至九年，凡开苗疆二三千里，约当贵州全省的一半。
开苗疆诸功臣，都升大官调走，继任官吏，贪虐更甚。雍正十三年，台拱（贵州台拱县）苗寨群起抗清，攻破黄平（贵州黄平县境）、清平（贵州麻江县境）等州县。副将冯茂诱杀降苗六百余人，头目三十余人，苗族反抗愈烈，甚至出战前自杀妻女，宁死不反顾。胤禛发云南、四川、两湖、两粤六省大兵进击，屡败无功。乾隆元年，任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广泗奏称：“我军分战兵、守兵为二，苗人合生苗、熟苗（汉化的苗人）为一，我军因分力单，苗人因合力强。当今急务，在于暂时诱降熟苗，令缴出凶首、器械，使生苗势孤。集中大兵分三路直捣生苗巢穴，我力专，彼力分，我军整，彼军散，一战可灭。回来再重惩从逆各熟苗，免得留后患。”张广泗的计划实行了，熟苗被诱停止战斗，清军分兵八路。入深山搜杀生苗，斩首万余级，饿死跌死的无数。广泗乘胜袭击熟苗，烧毁一千二百二十四寨，斩首数万级。战后，贵州苗疆切实被清朝占领。
（己）大小金川
乾隆十二年，弘历命张广泗侵夺四川西边大金川地，大金川土司（吐蕃族）莎罗奔坚守战碉，广泗军失利。十三年，弘历起用革职将军岳钟琪，逮张广泗至京斩首。十四年，岳钟琪率兵深入大金川境，莎罗奔不战降服。
乾隆三十一年，弘历令四川总督阿尔泰召集小金川等九土司兵攻大金川，三十六年，两金川合兵击败清军。弘历怒杀阿尔泰，命温福、阿桂领兵进攻。三十七年，温福战死，全军歼灭。阿桂军攻破小金川，分兵三路击大金川。四十一年，金川全境平。大小金川，户不满三万，地不过千里，清朝不惜用兵七八万人，费银七千万两，求得区区的胜利，究竟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满足弘历一人侵略的野心。
（庚）缅甸、安南
乾隆三十二年，弘历命明瑞为云贵总督兼征缅将军，调满洲兵三千、云贵兵二三万侵略缅甸。明瑞将兵一万七千，都统额尔景额将兵九千，分两路进攻国都阿瓦。三十三年，明瑞深入无援，大败自杀。弘历怒，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大举侵缅。缅王奏请息兵朝贡，弘历不许。三十四年，傅恒调集满汉精兵五六万，随带四川善念毒咒的喇嘛，分水陆三路进军。主力由戛鸠江（一名兰鸠江，又名槟榔江）出河西，经孟拱、孟养两土司地，先破旧国都木疏。再攻取新国都阿瓦。偏军由戛鸠江东岸经孟密夹江前进，策应军由水路顺流南进，声援陆路两军。清军三路大胜，渡伊腊瓦底河，攻老官屯，缅兵坚守不屈，清军疫死无数，不能久留，与缅王孟驳订和约退军。
弘历侵缅失利，定要报复，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命阿桂往云南，筹备攻具。当时缅甸王室争位内乱，国势渐衰，土产象牙、苏木、翡翠及海口洋货、波龙铜矿，都被云南拒绝交易，财力大困。邻敌暹罗又朝贡中国，受封为王，缅甸益惧。五十三年，遣使入朝谢罪请和。五十五年，缅王孟云受清敕封，缅甸成为清朝的朝贡国。
乾隆五十三年，安南国内乱，国王黎维祁失位，窜匿民间。弘历借口百余年来，黎氏朝贡不绝，应受天朝保护，出兵三路攻安南篡夺人阮文惠。清军主力出广西镇南关，经谅山州达北宁，一军由广东钦州泛海；过乌雷山至广南州万宁府，陆行达广安府，一军由云南蒙自县经莲花滩至宣光州宣光府，至洮江地方。广西巡抚孙士毅、提督许世亨率两广兵一万长驱直入，大破安南军，攻克国都河内（东京），黎维祁及黎氏宗族遗民出迎路旁，弘历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
阮文惠逃归富春城，假称求降，孙士毅骄满不设备。乾隆五十四年元旦，军中饮酒演戏，阮文惠忽驱象载大炮夜间冲营，清军仓猝应战，自相践踏，许世亨战死，孙士毅逃归镇南关，将士生还仅数千人，黎维祁又弃位窜匿。阮文惠得东京，畏清军报复，改名阮光平，遣使朝贡谢罪。弘历废黎维祁。五十五年，阮光平亲到北京受封，安南成为清朝的朝贡国。
与阮光平对立的广南王阮福映，失国逃往暹罗，请法国传教士百多禄悲柔求法兰西王路易十六出兵援救，愿给法国许多特权。乾隆五十九年，悲柔与法国军官等助阮福映攻阮光平。嘉庆七年（一八〇二年）陷河内，阮福映统一安南全境。九年，遣使至北京求封，颙琰封为越南王。
乾隆三十六年，缅甸王孟驳乘暹罗内乱，攻陷国都犹地亚。华侨郑昭起兵逐缅甸守军，四十三年，收复犹地亚，迁都盘谷，众推为暹罗王。郑昭遣使来北京朝贡，愿充外藩。四十五年，昭被仇家谋杀，养子郑华平乱继位，号称索由提耶王，五十一年入贡中国，得封为暹罗国王。
（辛）廓尔喀
乾隆三十二年，原居克什米尔的廓尔喀族酋长布剌苏伊那拉因侵入尼泊尔国，自称国王。尼泊尔在后藏极西边境，居民业农商，与西藏印度通商贸易。五十三年，廓尔喀侵后藏，驻藏大臣保泰仓皇遁走，廓尔喀大掠札什伦布。弘历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五十七年，福康安率军由青海入后藏，大举追击，深入尼泊尔国境七百余里，距国都加德满都只一天路程。福康安气浮意骄，俨然自命为诸葛孔明复生，挥军轻进，被袭击大败。清军恐冬季大雪封路，不敢久留，许尼泊尔请和，急退军归西藏。此后尼泊尔成为清朝的朝贡国。
玄烨、胤禛、弘历三朝侵略胜利的结果，统治阶级更养成目空一切、唯我独尊，中国以外不再有同等国家的昏谬思想（这种思想的养成，还有历史传统的原因）。又适当欧洲各国竞遣使臣来华商议通商，准备侵略中国，清朝却指为外国朝贡使，布告全国，向人民夸示满族的强盛，证明皇帝确是万国的共主。边疆官吏照例在外国使官赠送清皇帝的礼物上揭着“某国王奉献中国皇帝之贡物”等标帜，自边境送达北京，使沿途人民目睹贡物，相信西洋诸国真是大清的藩属。外国使官来的愈多，清朝君臣认为远方慕义，骄傲愈甚，强并定期朝贡国（缅甸、安南等国朝贡有定期）与欧洲通商国（英、法等国贡期无定）为同类，使官见皇帝必须依朝贡国例，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引起许多次外交上无意义的纠纷事件，后来又成为激起战争的原因之一种。
第五节 反满运动的继续发展
康熙二十年，玄烨从李光地议，遣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本是郑成功部将，犯罪逃降清）攻台湾，二十二年，郑成功嗣孙郑克塽降。清设台湾府，澎湖、淡水、诸罗、台湾、凤山、彰化等厅县，属福建布政使管辖。总兵领水陆兵八千驻台湾，副将领水师二千驻澎湖厅。后增兵额至一万四千名，俨然成海东重镇。
汉族反满最后一块海外根据地被玄烨击平了。大陆上早被严密的统治着，汉族义民虽然不断起事（如顺治十七年山东于七起义。康熙二年，福建王铁佛起义。十二年，杨起隆谋袭北京，事败逃走。十九年，起隆又在陕西起义。二十七年，武昌兵变，推夏逢龙为首领。四十六年，云南李天枢、朱六非起义攻昆明），无疑是奔向虎口送死。某些义士感到敌我形势的悬殊，必须转换新方式，蓄积力量，才能继续与满族斗争，因此成立了许多秘密的革命团体。
（一）三合会
康熙十三年（甲寅）三合会成立。三合会或称天地会，或称三点会。支派有清水会、匕首（小刀）会、双刀会等名目。相传创始人是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和尚（明末义士多削发为僧）蔡忠德、方尤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五人，称为前五祖。湖广义士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继续入会，称为后五祖。入会誓词有：“如天之长，如地之久，历千万年，必复（报）此仇。”所以又名天地会。某代教祖郑君达夫人郭秀英、妹郑玉兰被清兵困逼，在三合河（贵州三合县）殉难，所以又名三合会。会众自称洪门（隐“洪武”字及朱姓），共同宗旨是反（隐“清”字）复汨（隐“明”字）。各人默诵诗句道：“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气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各地设立支部名称多用水旁字，如江彪部、洪部等，所以又名三点会。会内组织设公所，公所第一头目称总理、大元帅或大哥，第二头目称香主或二哥，第三头目称白扇、先生或三哥，第四头目称先锋，第五头目称红棍，普通会员称草鞋。凡富贵人、学问家、官吏、农夫、商人、兵士、流氓、盗贼、乞丐，不论身份，只要志存忠义，愿意反清复明，都得立誓入会为洪家兄弟。誓文有“吾人同生同死，仿桃园结为兄弟，姓洪名金兰，结为一家。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兄弟，月为姊妹。吾人生在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刻。两京十三省同心一体，讨灭仇敌，恢复明朝”等语。会章有三十六誓（诈骗、背盟、卖友为最大罪过）、二十一则（规则）、十禁、十刑，团结力很强。会员遍布海内外，成为清朝的大敌，清末民族革命运动中，洪门义士尤其是海外洪门表现了极大的功绩。
（二）哥老会
哥老会又称哥弟会，成立约在乾隆年间。当时满洲统治中国已久，茫茫神州（中国），何处找一片土地作恢复的根据？某些义士假托大海，虚设一个理想国家，表示不食清朝的米饭，不住清朝的土地（封建社会认土地粮食是皇帝所有，人民生活，称为“食毛践土”，算是皇帝的恩典），不当清朝的顺民。这个理想国家的组织，会员通称洪家兄弟，秘密名册称海底，机关部称码头，首领称掌柁或正龙头，下设副龙头，次为坐堂、陪堂、刑堂、理堂、执堂称为五堂，又有盟证及香长，共称内八堂。排行都算老大。次为心腹及圣贤，行二；次为当家，行三；次为管事，行五；次为福禄，行六；次为巡查，行八；次为大九、小九，行九；次为大么、小么（通称老么），行十。共称外八堂。会中不设老四、老七两位，相传最先两位曾叛变，因此废弃不再设。每一码头，照例由老大充当掌柁，总管码头事务，每有命令，众兄弟无不遵办。老三经理内部事务，老五经理外部事务，老六以下，算是普通会员。会中人员不分身份（阶级与阶层），凡有志反满复明的中国人，不论士、农、工、商、贫、富、文、武各色人等，都得拜师傅充会员。只有身家不清白（血族不纯粹）以及剃头匠、轿夫、伶人不得入会。全会分仁、义、礼、智、信五级，称为五门，每门各有传统的家法，初入门时辈分低微，逐渐升至最高辈（“仁”字辈最高，“信”字辈最低）。当初立会宗旨，在团结中国人民，反满复明，因此最重“兄弟义气”，对龙头严格服从命令，对同会尽力互相扶助。在满清压迫汉族的时代，这种组织，确有它存在的意义，到清末，也曾有大部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
明末义士组织秘密会党，主旨在反满复明，忽略了阶级反抗的提倡，因此满汉两族相处日久，汉族人民反满意识逐渐模糊，秘密会党也就逐渐无力，不能独立发动大起义。乾隆以后，统治阶级本身愈益腐朽，对人民剥削愈益猛烈，阶级反抗随着压迫的加重而发展起来。下面所述几个规模较大的起义，是用“官逼民反”作口号，与“反满复明”旧口号结合起来，起义规模渐趋扩大了。
（三）台湾起义
台湾孤悬福建海外，是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贵、黄殿、李勇、吴外聚众数百人，据冈山（离台湾府城三十里）起义。一贵本福建长泰县人，家贫，喜交结朋友，被乡人排斥，流寓台湾，畜鸭为业。一贵编鸭成队，朝晚出入，像部勒兵士，远近居民大敬异。黄殿等因一贵姓朱，共推其为首领，称大元帅朱，用农具当兵器，击破清军，前后七天，占领台湾全部，清官员军队纷纷逃归福建。一贵有兵三十万，自称中兴王，年号永和，大封功臣。留台汉奸造谣威胁民众道：“头戴明朝冠，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诸生（秀才）林皋、刘化锂等密结俘虏清游击刘得紫谋内变，响应福建清军。朱一贵严禁军士淫掠，部将杜君英不服命令，率众数万，抢夺妇女财物，与一贵军战。清水师提督施世骠、总督觉罗满保乘台湾内乱，六月，攻杀朱一贵。台湾人民被清军压平，小的战斗却始终起伏不曾停止。乾隆五十一年，彰化县天地会首领林爽文起义，攻破彰化、诸罗两县，庄大田攻陷凤山县，合兵攻府城。清总兵官柴大纪聚乡兵攻取诸罗城。庄大田留攻府城，林爽文攻诸罗，共有众十余万人。柴大纪酌酒拜部下将士道：“大纪受天子付托，誓与城共存亡，诸君能坚守最好，否则斩大纪头献敌求降，也很好。”将士感激，助大纪守城，爽文猛攻半年不能破。弘历命福康安、海兰察率大军救台湾，破灭起义军。柴大纪自恃忠义功大，迎福康安不行拜伏路旁礼。福康安怒，密奏大纪奸诈难信，前后奏报不实。弘历逮大纪至京讯问，按纪律不明罪斩首。
台湾居民多从福建泉、漳二州及广东迁来，官吏利用居民间乡土姓族的成见，任令械斗互杀，结成深仇，借以削弱汉族团结的力量。清朝又制定法令，禁止台湾地方开设小典，质押零星衣物，重利盘剥贫民，借以和缓穷人反抗的仇恨。这些办法，自然也收些功效，可是从康熙二十二年起，至光绪十四年止，大小起义仍多至二十二次。这说明明末闽粤义民响应郑成功号召，迁居台湾，父子相传，始终保持反满反压迫的精神。光绪二十一年，台湾割让给日本，自然，人民反抗强暴的传统精神，决不因新统治者的高压和诱骗趋于消沉。历史将要证明，反抗力超过压迫力的那一天，台湾人民必然悲喜交集地归还祖国来。
（四）白莲教起义
道教教义丝毫不含反抗统治阶级的意义，道教的神话和妖术却常被反抗者利用，达到组织下层民众，发动武装起义的预期。元朝民间有白莲社（白莲是佛教的惯用名词），元末，白莲教徒刘福通起红巾军（朱元璋最初也属红巾军），摧毁蒙古的统治。明末，白莲会蔓延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教主蓟州（河北蓟县）人王森自称闻香教主（据说得妖狐异香），被捕死狱中。子王好贤、教徒钜野（山东钜野县）徐鸿儒继续传教，二十年中聚徒二百万，天启五年徐鸿儒起兵，自号中兴福烈帝，兵败磔（音谪。分尸）死。清朝白莲教仍传授不绝，教徒供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意思当是说家乡是空的，人是靠天地生长的。农民留恋乡土家庭的心情，被八字真言攻破了。乾隆四十年，教主安徽人刘松被捕流甘肃充军。教徒刘之协、宋之清等秘密传教，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徒党甚众。刘之协等宣言劫运到来，清朝将灭，共推鹿邑（河南鹿邑县）人王发生为主，冒称朱明后代，号召民众。五十六年，事露，刘之协等遁匿。弘历命地方官严密搜索，河南、安徽、湖北三省官吏借端侵害人民，例如武昌府同知常丹葵搜查荆州宜昌一带，株连罗织，富人破产，贫民狱死，凡数千家，无故受祸。当时川、鄂、黔、粤等省，因攻伐苗族，捐税苛重，又禁贩私盐，人民生计穷困，无不仇恨官吏，等待机会起事。
嘉庆元年正月，白莲教徒揭出“官逼民反”口号，聂杰人、张正谟、姚之富、齐王氏（齐林妻）等起兵荆州、襄阳，孙士凤、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禄等起兵四川，张士龙、张汉潮、张天伦等起兵陕西。各路行军，大抵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数百人一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避实攻虚，使清军疲于奔命。
清军将帅有总统（最高指挥官）、总督、将军、巡抚、总兵多人，无不畏缩观望（如总统永保只尾追不迎击，河南巡抚景安诨号迎送伯），残杀冒功（如四川总督福宁诱降人二千入城领衣粮，悉数杀死，奏报战功；襄阳道员胡齐仑杀难民二百，冒功领赏），克扣军饷（如倭什布检查胡齐仑支放军需簿，发觉湖广总督毕沅、总统永保吞赃尤多）。颙琰逮总统勒保治罪上谕说，军营保奏，大半亲随私人，兵勇钱粮，并不按期发给，至令兵士饥饿赤足，形同乞丐。“纵兵殃民”（洪亮吉平邪教奏），“军纪废弛，地方受害，甚于盗贼”（四川合州知州龚景瀚奏）。颙琰见“贼愈剿而愈炽（盛），饷愈靡而罔（无）益”，大怒治诸大帅罪，下诏道：“永保（总统）纵（放）贼湖北，景安（巡抚）纵贼河南，宜绵（总统）秦承恩（巡抚）纵贼陕西，英善（总督）、勒保（总督）纵贼四川，惠龄（巡抚）纵贼渡汉江，除景安、永保处死刑外，其余各按轻重治罪。”
大批满洲将帅斥逐以后，清军形势渐有转机。颙琰兼用绿营将领杨遇春、杨芳一类人，才能远在满洲大帅上，白莲军首领多被捕杀，军力渐趋衰弱。颙琰又利用乡勇（地主武装）罗思举（大盗出身）、桂涵（流氓出身）一类人，熟悉地势敌情，凶悍远在官兵上。白莲军屡遭猛击，军力益趋危境。颙琰又采用襄阳绅士梁有谷等筑堡（碉堡）团守（民团）法，令各省广筑碉堡，厉行驱民入堡，坚壁清野，绅士督率民团守堡防堵，官兵乡勇追敌猛击，白莲军流动地区逐渐缩小，衣食匮乏，军力更不能支。颙琰又宣布“但治从逆，不治从教”诱降策，白莲军最后不得不战败溃灭。
嘉庆元年正月白莲军起事，五年六月，教主刘之协被捕。九年九月，白莲军败灭。清军杀白莲教徒及平民数十万人，用军费二万万两。
乡勇建立了大功，却招清朝的畏忌。陕西总督长麟奏称：“团练（乡勇）在今天有用，在将来有大害。因为民气从此强悍，不免聚众斗争，抗官拒捕，不可不及早遏止。请速派委员，稽查兵器，拆毁堡寨。”颙琰从长麟议，收回民间兵器，又设立寨首，仿保甲法，约束民户，防御寇盗，有些堡寨得暂留不毁。
（五）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白莲教支派有虎尾鞭、义和拳、红砖社、八卦、荣华、红阳、白易等名目，其中八卦教又名天理会，教徒最众，遍布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教众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为八字真诀，日夜拜神念诵。入教日例纳钱财，称为种福钱，又称根基钱。嘉庆中期，八卦教每卦教首是：乾卦张廷举，山东定陶县人；坤卦邱玉，山西岳阳县（安泽）人；震卦李文成，河南滑县人；巽卦程百岳，山东武城县人；民卦郭泗湖，河南虞城县人；兑卦侯国龙，山西岳阳县人；坎卦林清，顺天府大兴县（河北大兴县）人；离卦张景文，山东城武县人。震卦最贵，七卦都听震卦教首命令。李文成统管八卦，兼掌九宫（八卦分为八方，加中央成九宫），有徒众数万人。
李文成世居滑县谢家庄，幼年学木工，人呼为李四木匠。文成羞怒，弃业投书塾习书算，善能发疑问，与塾师辩难，塾师怒驱文成出塾。文成专心研究算学，并习占验（看天象吉凶）星命（推算祸福）术，颇得民众尊信。当时河南流行“若要红花开，须待严霜来”的谣谚，文成收聚无赖亡命，自号严霜十八子（“李”字隐语为“十八子”），入震卦教，受推为教首。文成聚根基钱买战马，练士兵，造甲仗，定旗号，约期举事。
林清，大兴县黄村宋家庄人，幼年当药店学徒，性无赖并生恶疮，被店主斥逐。清贫困投充衙役，善能谈说收贿，得钱结交朋友，毫不吝惜。后来犯罪逃匿，入天理会坎卦，受推为教首。清宣称教众纳根基钱，日后事成，十倍偿还，凡纳一百钱，得分地一顷。远近农民踊跃纳钱，清悉数救济贫困，养活万余家。李文成见林清口才出众，大喜，共推林清为天皇，冯克善（有勇力）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约定成功后，清得直隶，文成得河南，克善得山东，会众各依志愿得分割土地。
嘉庆十七年正月，天理会教徒集道口镇（河南滑县）大会。李文成在滑县设人皇府，立大旗，上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字。军师牛亮臣（滑县犯罪书吏）、大元帅宋元成佐理军务，部属不得军师令，不敢入府议事，文成也很少召见众人。李文成推算天命，定酉年（十八年癸酉）戌月（九月）寅日（十五日戊寅）午时起事。称九月以后为白洋劫，山西为洋头，河南为洋腹，山东为洋尾，依次序用兵攻取。教首发给徒众白布小旗各一幅，起事日插门上，可免杀戮，不插旗的人家，屠杀不赦，免杀徒众又分三等待遇。造口诀道：“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经卷（白莲教及各支派都杂采佛道两教神话，造经卷画像）中有“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语，意思是说坎卦林清（坎是水卦。林清自称姓刘）在北方起事，乾隆的天下只一传嘉庆就完了。
林清结交内监刘金、刘得才、杨进忠、阎进喜等，定计乘颙琰巡游木兰（热河围场县），袭据北京。九月十五日，密令内监分路引徒党二百人进攻皇宫，林清留黄村，等待李文成大军来援。二百人攻皇宫，无疑是失败的。颙琰闻警，自热河驰回，捕林清等磔死。
李文成在滑县大造器械，被巡检（近乎区长那样的小官，从九品）刘斌、知县强克捷发觉，捕文成击断足胫。教徒知密谋败露，九月七日，聚众三千人攻破滑县，救出文成。直隶省长垣、东明，山东省曹、定陶、金乡等县教徒同时响应。李文成据滑县及道口镇，出兵围浚县。颙琰急调固原（甘肃固原县）提督杨遇春、总兵杨芳平乱。遇春破道口，烧杀万余人。进围滑县，城中人死守，无一人肯做内应，李文成率四千人逃入辉县（河南辉县）山中，兵败自焚死。十二月十日，杨芳用火药轰毁城西南角，巷战一昼夜，屠杀二万余人。李文成妻张氏道：“城亡我同亡，不死不是英雄。”挥刀巷战，杀清兵数人，归家自缢死，滑县平。
（六）新疆回民起义
清文武官吏在新疆虐待回民，比虐待内地汉民尤甚。嘉庆二十五年，回民拥酋长张格尔起兵攻喀什噶尔（新疆疏勒县）边境。道光六年，张格尔攻破喀什噶尔城，杀守兵六千人，附近回民群起响应，杀官吏，毁城堡，助张格尔反清。七年旻宁命将军长龄、提督杨遇春、杨芳率兵三万攻喀什噶尔。张格尔率回军列阵二十里迎战。杨遇春猛冲敌阵，回军大溃，二杨追击，擒获张格尔，囚送北京。旻宁登午门行受俘礼。大臣怕张格尔陈说新疆吏治的弊恶，先灌其毒药，使不能发言。受俘那一天，张格尔口角吐沫，情状极苦，旻宁问话，全不回答。旻宁怒，令寸裂饲狗，百官称颂为“圣朝盛事”。
张格尔败后，回民反抗并不停止。新疆在清朝总是骚动着，不断演出满、汉、回三族互相残杀的惨剧，受痛苦最大的自然是回民。
第六节 清朝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的极端重视和大规模地多样运用，在康、雍、乾三朝是超越过去任何时代的。因为满族本身没有文化，对拥有高度文化的被征服民族，企图用八旗武力镇压民气，事实上证明成绩有限了，企图用程朱道学昏塞民心，事实上又证明收效甚微了，补救八旗武力的逐步朽腐，不得不逐步加强对汉族文化的摧残，代替程朱道学的虚伪寡用，不得不出力奖励考据学派（古文学派，或称西汉学派，或称朴学）的发达。弘历利用考据学作闭塞思想工具，承认考据学派统制文化界，乾、嘉两朝，专家繁多，训诂名物而外，别无思想可言，文化政策，确收颇大的成功。虽然含有思想革命意义的今文学派，当古文学派极盛时代，开始自立旗帜，与古文学派对立，可是撼摇封建制度的作用，却在鸦片战争以后，才表现出来。
（一）康熙时代
满洲入关，竭力收买汉族士大夫，对一般读书人，采取宽大态度。福临时常宣称“明臣不想念明朝，一定不是忠臣”。这不仅给降官们遮盖羞耻，而且在忠臣名义下，可以招诱许多新的降官。康熙初年，满洲统治已渐巩固，凶残面目，也就暴露出来。
归安（浙江吴兴县）富人庄廷鑨撰《明史》，中多指斥清人语。革职归安县知县吴之荣谋起复官职。康熙二年，之荣到刑部告发。其时廷鑨已死，清朝令剖棺戮尸，廷鑨弟廷钺及作序人、参校人、买书人、卖书人、刻字人、地方官（只有将军松魁一人免死）一律处斩，家属男子十六岁以上同死，妻女发极边做奴，先后凡杀七十余人。
这一次惨杀，当是辅政大臣鳌拜等所为（玄烨仅九岁），玄烨亲政以后，知道残杀的功效不如诱骗那样大，因此创立了不少文化上的怀柔政策。
玄烨为要提高自己的智力，学习历代地主的统治经验，求学非常勤勉。五岁读书，到老不休，上自天象、地理、历算、诗文、音乐、法律、战术，下至骑射、书法、医药，蒙古、西域、拉丁文书字母，无不精熟，他是统治者中从古少见的博学者，掌握了丰富的统治法术，足够取得群臣们的敬服。他的文化政策是：
优礼文士——康熙十七年，借修《明史》为名，举行博学弘儒科，取录五十名，各授翰林院官职。二十一年，召内阁、翰林等文官九十三名，入乾清宫饮酒赋诗，又令诸臣陪游钓鱼，诸臣认为稀有的荣幸。玄烨五十岁生辰，不许臣下献珍物，下谕道：“朕专好文学，诸臣能献诗文，朕当收受阅览。”他这样优礼文士，主要是做给全国文士看，诱令专心学习八股和诗文。
提倡理学——玄烨自称八岁就爱读《大学》、《中庸》，一字不肯放过。竭力推崇朱熹，认为儒学的正宗。令李光地等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企图用理学消灭反满思想。当时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大受宠幸。这些人也确表现了正心诚意、竭忠事主等等美德，可是正像别一程朱派理学家吕留良所说：“孔子为什么赞美遗弃原来的主人公子纠，投降仇敌齐桓公的管仲，甚至称为仁者（孔子自己不敢当仁者的名称）呢？这实在是一部《春秋》（《春秋》包含尊王、攘夷两大宗旨）的大道理。因为君臣名分固然重大，但还有比君臣名分更重大的，就是攘（驱逐）夷狄救中国这个大道理。”难道吕留良说得不对吗？那么，凡是降满做官言必孔子的理学家，无非是丧尽廉耻的汉奸罢了。
编书——玄烨招集大批文士，编修《明史》，允许撰稿人报答先朝旧恩，在一定限度内替明朝皇帝说些好话。此外各依学术类别，编纂许多大部书籍，如《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天文历算学）、《数理精蕴》（五十三卷，高等算学）、《渊鉴类函》（四百五十卷，类书）、《佩文韵府》（四百四十三卷。作诗典故）、《全唐诗》（九百卷）、《词谱》（四十卷）、《曲谱》（十四卷）、《律吕正义》（五卷。乐理），都是有用的著述。规模尤其巨大的书叫作《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明朱棣编《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余卷，书已大部散亡）以后，这是最大的一部类书。
禁毁淫书——康熙五十三年上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须崇尚经学，所有小说淫词，应严禁销毁。”朝臣遵谕拟定办法道：“凡书坊一切小说淫词，严查禁绝，着将版片书籍，一并尽令销毁。违者治罪，印刻者杖、流（充军），市卖者杖、徒（徒刑）。”印刻人处流刑，著书人自然治罪更重。大概正人心、厚风俗以外，主要用意还在防禁汉族义士借小说鼓吹反满。
玄烨的怀柔政策，并不能掩蔽他的残酷性。康熙五十年，发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南山集》记载明末桂王由榔事。刑部奏上判决文：戴名世凌迟处死，方孝标（著《滇黔纪闻》，戴名世采入《南山集》）开棺锉尸，戴、方两族男女及作序印刻人，处死刑流刑凡数百人。玄烨假意表示宽大，改判戴名世从宽处斩，免凌迟，方氏族人发黑龙江充军。
（二）雍正时代
胤禛时旗人生活益趋腐化，绿营成为维护政权的实际力量，“满汉”、“华夷”这类名词，更使满洲统治者心惊魄动，掩耳不愿闻，文字狱也就连年发生了。
汪景祺狱——雍正三年，景祺作西征随笔，中有讥刺玄烨诗，又作功臣不可为论，同情年羹尧（辽宁北镇县人，立战功，遭胤禛忌灭族）的功高冤死。胤禛认为大逆不道，判处死刑，亲属发黑龙江充军。
钱名世狱——四年，名世曾作诗称颂大将军年羹尧平西藏功德。发觉革职，发回原籍管束，并书“名教罪人”匾额，令地方官张挂名世居宅大门上。
查嗣庭狱——五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维民所止”试题，被人告发，说“维”、“止”二字是取雍正斩首的意思。嗣庭死监中，胤禛令锉尸枭首示众。又因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停止浙江乡会试。
谢济世狱——五年，济世注《大学》，讥议程朱，坐斩刑，后免死罚充当苦差。
陆生柟狱——生柟（音南）著《通鉴论》十七篇，有反对君主专制的议论，胤禛认为罪大恶极，处斩刑。
徐骏狱——八年，翰林徐骏上奏章误写“陛下”为“狴（狱）下”，又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句，胤禛认为讥刺满人不识字，大怒，斩徐骏。某次胤禛微服游书市翻阅书籍，微风吹来，书叶上下翻飘不止。一士人忽吟“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诗句，胤禛怒，杀士人。
以上都是较小的文字狱，死的人虽然冤苦，牵连却还不大。独雍正七年吕留良、曾静一狱，政治意义特别重大，杀戮也特别惨酷。
程朱派理学家浙江人吕留良，康熙时被荐应博学弘儒科，留良誓死拒绝，薙发为僧，著书阐述攘夷大义，不遗余力。康熙二十二年留良死，湖南人曾静读留良书（留良利用八股文评语作宣传），遣弟子张熙至浙访求全书，自此曾静与留良弟子严鸿逵、沈在宽深相结纳。当时川陕总督岳钟琪多立战功，号称名将，曾静写信使张熙往见岳钟琪，陈说华夷区别不可不严，岳飞（钟琪的祖先）被金人（清金同属女真族）害死，子孙应报世仇，劝岳钟琪举兵反满。钟琪召集巡抚西琳，臬司硕色（满人）会审张熙，熙抵死不供。后来钟琪假称愿意起事，立誓表示诚意，张熙才说出主谋人曾静。胤禛得钟琪奏报，大惊，急捕曾静与留良家族、学徒，至京严讯。胤禛发现反满学说的广泛和深入，想出一种巧妙的处置法。对吕留良采厉严态度，剖吕留良、吕葆中（留良子）、严鸿逵棺戮尸枭示，灭吕氏、严氏、沈氏（沈在宽）全族，斩尊信吕氏学说的黄补庵、车鼎丰等若干人，发宁古塔做奴的二十三家。对曾静、张熙采宽大态度，替曾静假造悔罪书，编辑曾静的口供“归仁说”（悔罪书）和胤禛迭次颁布的上谕（驳吕留良学说并竭力说明天下一统、满汉一家，不得妄分中外华夷的道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发给全国学校阅览。曾静、张熙免罪释放。
胤禛这种严惩首谋、劝诱悔过的方法，并不见实效。弘历登位，收回《大义觉迷录》，作为禁书，曾静及徒属仍处死刑。
（三）乾隆时代
乾隆是清朝武功全盛时代，造成所谓十全武功的兵力，主要依靠汉族的绿营，如果反满思想渗入绿营将士，满洲统治就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弘历对文化政策的重视远超玄烨、胤禛两代。
文字狱——弘历吹求文字过失，愈益苛细，如胡中藻督学广西，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弘历指为讥乾隆不像皇帝，中藻凌迟处死。满人鄂昌（鄂尔泰子）作诗，称蒙古为胡儿，弘历指为沾染汉人习气，勒令自杀。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数种，段昌绪圈点吴三桂叛清檄文，并处死刑。齐赤若私刻吕留良遗书，事发寸磔死。徐述夔作诗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句，弘历指为壶儿即胡儿，剖述夔父子棺戮尸。沈德潜作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剖棺锉尸。全祖望作文有“为我讨贼清乾坤”句，“贼”字放在“清”字上，下狱治罪，幸得大学士某解释免死。诸如此类，多不胜举，说明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民族思想的恐怖。
纂修书籍——弘历招集文士经生，大规模纂修各种书籍，如《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续通志》（六百四十卷）、《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大清会典》（一百卷）、《大清律例》（四十八卷）、《大清一统志》（五百卷）、《医宗金鉴》（九十卷）以及弘历自撰诗文集杂著，约在百种以上，连同玄烨、胤禛所篡诸书，颁示全国，借收思想统一的功效。可是这些官书，多数无人过问，胤禛令各省布政司刊刻木板，准士子呈请刷印，请印的却寥寥极少。弘历改令招募商人，任令印卖，以广流传，除《康熙字典》、《通鉴辑览》、《医宗金鉴》一类常用书外，许多书仍是少人过问。
禁毁书籍——弘历严令地方官吏借购求遗书名义，广搜有关忌讳的野史诗文集，悉数销毁（刊版）查禁。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据兵部奏报，共毁书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弘历还不放心，五十七年，仍严谕遵行，尤着重搜查江西、江苏、浙江等省民间藏书，认为督抚视作等闲事，所以不能禁绝。诸臣怕得罪，连不关重要的书也随意焚毁。
修《四库全书》——乾隆时代考据学派已达全盛的境界，朝廷从来崇尚的理学，渐次失去收服人心的效用。所谓考据学派自然有它学术上的贡献，但脱离现实社会极远，专力论证上古三代的训诂名物，在文字狱盛行时代，确是士大夫明哲保身、避嫌免祸的良法。弘历利用这种学术界新潮流，索性设立四库（经史子集）全书馆，收罗海内著名考据专家，如纪昀、陆锡熊、庄存与、任大椿、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朱筠、翁方纲、金榜、王念孙等人，参与校纂，纪昀（总纂官）、戴震（编校经部）、邵晋涵（编校史部）出力尤多。总计存书（合格著作正式入库）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七十卷，存目（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仅附见书名）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
《四库全书》编成后，储藏文渊阁（宫中文华殿后）、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热河行宫）、文溯阁（辽宁沈阳）四处，又在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一部，供士人阅览誊录。江浙是文化发达的地方，也是反满思想浓厚的地方，弘历特立江浙三阁，并谕地方官吏订立阅览章程，奖励领出抄录，广为流传，弘历本意在提倡考据学（供给大量考据材料），无意中却创立了公共图书馆制度。
弘历自述修四库宗旨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大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都）于是乎系（依靠）。”为了适合这个宗旨，第一，审查明末遗书，凡不利满洲统治的一律焚毁；第二，全书中有一部分违碍满洲的，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第三，古书中如南宋人斥金，明初人斥元，或删去或改定；第四，凡有碍“世道人心”的诗文，不得列入“四库”；第五，改古书中忌讳字如“夷”字改“彝”字，“狄”字改“敌”字，“虏”字改“卤”字（弘历特谕令不必改字，免得夷、狄、虏等字义更明显）。
弘历编《四库全书》，指示任事诸臣，备极周详，迭次颁谕说明编纂方法，凡有关君臣名分、华夷大义处，一字一句也不放过，像他那样精力卓绝、思虑细密，确是文化史上罕有的苦心人，同时反而也显示汉族民族意识的强固，无法可以消灭。
考据学派盛行，给满族在民族斗争中一个喘息的机会。弘历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机会，防范仍不敢宽纵。《四库》总纂官纪昀曾从容说到江南财力困疲，应该想些救济的办法。弘历大怒叱骂道：“朕看你文学还好，叫你管四库书馆，不过养一个戏子罢了，你怎敢大胆妄谈国事？”
用各样方法，迫令读书人不谈国事，这是清朝文化政策的一贯精神。
第七节 海禁与华侨
明朝因倭寇侵扰，海禁极严，中国商民出洋贸易，朝廷当作可疑可憎的通藩奸细，制定各种防范禁阻的法令，压抑商业的发展。由于南洋群岛诸国需要中国的商品，以及一向遵行朝贡礼，不像倭寇那样凶悍内犯，这使明朝对南洋一路海禁，事实上不得不放松些。由于沿海各省的人民（主要是闽、粤两省），在暴政苛敛下不能生活，认下海经商，流寓蕃国，不啻是唯一的活路，宁冒死罪，逃出海口，这使明朝对南洋一路海禁，事实上无法严密封锁。由于嘉靖以来，欧洲货物流行中国，朝廷财政困难，关税成为重要收入，中国商人依商业的发展，下海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使明朝对南洋一路海禁，事实上不得不非正式开放。由于万历以后，东北边祸益趋危急，朝廷需要西洋新知识的输入，海禁失去意义，事实上明朝末年已经是开关的国家了。
满族入主中国，重新把海关严密封闭起来，也就是严格执行海禁政策。主要的原因是：
（一）郑成功为首的明朝义民，据台湾作抗满根据地，与内地义民暗通声气。清朝恐慌无措，严厉内徙近海岸地方居民，荒弃广大土地，企图断绝内地给与台湾的接济。这是最愚拙的方法，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承认禁海政策的失败，准许人民入海捕鱼经商。依着台湾人民的不断起义，畏惧海寇的心理（满人擅长骑射，不惯海战），始终不敢松懈。
（二）明末义士流亡海外，组织南洋一带洪门会，势力巨大，在满洲统治者看来，华侨是可怕的敌人。
（三）道光以前，每年地丁收入，足够支付军政费用，海关商税并不重视。
（四）道光以前岁入全靠地丁，汉人弃耕地出洋谋生，无异逃避朝廷的剥削。
（五）玄烨以后，一贯排斥欧洲人来中国传教经商，汉人出洋，难免与欧洲人有商业上、宗教上各种接触，这使朝廷感觉到华侨至少有奸细的嫌疑。
依据上列原因，汉人出洋，清朝称为“自弃王化”，华侨在南洋遭受欧人屠杀，称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雍正六年福建总督策楞奏）。因为海禁政策不允许汉人出洋，所以华侨成为无国籍的流浪人，给欧洲诸国在南洋经营殖民地一个意外的机会。
清朝怎样来厉行海禁政策呢？
顺治十三年，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的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货物入官。犯人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地方文武官一律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先告发，一律处死。康熙二十三年因沿海居民怨恨，势难抑制，不得已开放海禁，停止贸易处斩例。
康熙二十三年，定浙江沿海贸易收税例，准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商船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捕鱼（渔船用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预先取具连环保结，禀明州县，领取详细执照，船只出入，收税处查验，按货物贵贱定抽税轻重。又定开海征税则例，福建广东海禁，继续开放。
出口商船渔船，不许携带枪炮等器械，如有夹带硝磺、铜铁、军火、器械、樟板等物，查出照例治罪。
出贩东洋、南洋商船，准携带军器，每船炮不得过二位，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三十斤。
渔船不许装载货物，接渡人口。
商船、渔船各按海路远近，人数多少，每人每日只准带食米二升，多带按偷运治罪。
康熙五十六年，因噶喇巴（爪哇首府巴达维亚）口岸多聚汉人，恐成海盗，禁止南洋往来，在外人民不许归还中国。乾隆元年，闽督郝玉麟奏准“自康熙五十六年例禁后私自出洋的，久远不准归国，例禁前出去的，愿归国听便（归国后不能再出去）”。
海岛不准民人渔户居住，草屋瓦房，一律派兵巡查烧毁。已编保甲，输纳粮税的免烧，但不准添盖房屋。
内地民人眷属，得领凭照往台湾，其他地方，不得带眷口前往，并不得带外国人口回国。
沿海官兵拿获偷渡外洋人口，十名以上，官记功一次，兵赏银二两，疏纵在十名以上，官罚俸一年，兵责二十板，赏罚各依次递增。
在这些禁例中充分说明清朝对华侨的憎恶态度，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诸国倾国力推行殖民政策，恰像南北两极的正正相反。“没有华侨，就没有南洋群岛的开发”，开发的果实，却给欧洲人享受。
华侨被清朝看作化外顽民，自然更受居留地政府的轻侮和虐待，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了。但这不能说华侨缺乏政治的才能，而是应该说中国传统的最高政治思想，即天下为公思想（直到今天，所谓天下为公还只是某些人口头上玩弄的名词），在一百六十年前，却由华侨罗芳伯建立兰芳民主共和国，切实付诸实践了。
罗芳伯，广东嘉应州（广东梅县）石扇堡人，应科举不成，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泛海至坤甸（荷属西婆罗洲）东万律山（华侨称为金山），采金兼教书为业。芳伯结合华侨，助坤甸土酋平内乱，部下有众三四万人，降附的土人二十余万，土酋知力不敌，自愿让国。芳伯受让，建立政府，定国号为兰芳大总制，东万律为首府。部下请芳伯称王，芳伯道：“赖众人功力，侥幸得海外一片地，我如果称王自尊，是为私不为公了，这不是我的志愿。”众人公议尊芳伯为大唐总长，又称大唐客长，建元兰芳（兰芳元年，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
兰芳大总制创立各种制度：
地方行政区——首府东万律，设大厅，为大唐总长发号令处。地方行政区分省、府、县三级，如沙拉蛮省茅恩府昆日县。又有副厅，如新埠头副厅。又有裁判厅，如万那、高诸居、淡水港、八角亭等裁判厅。
属国——芳伯封勇将吴元盛（嘉应州人）为戴燕国主，辖戴燕、上候、新董等地，受大唐总长指挥。
官制——大唐总长是最高首领，受公推为总长后，居大厅接任视事，总长下有副总长，又称参谋，又称军师，驻扎沙拉蛮省。大唐总长因故去位，新任未曾推定以前，由副总长代理国务，又有玛腰（Mayor）驻茅恩府。又有甲大（Captian）驻昆日县，或喃吧哇、邦戛等各县城，或各裁判厅。又有老大，或称尾哥，职掌稽查赋税，及人口出入。
政制——高级官吏多由众公推。法律有死刑（处置抢掠奸淫犯）、体罚或游街示辱。军备有军械厂，造枪炮武器，人民平时各习拳棒，有事抽调入伍。财政设老大督察税收。经济方面振兴农业，扩充市场，又设兰芳公司，开采金沙。教育方面，聘请中国儒生，立学校教授。立法方面，凡国内应兴应革诸事，概由众议取决。
礼制——国旗用纯黄色长方形旗，总长用三角形黄旗，上写“帅”字，其余各官，用各色三角形旗，上写各官姓氏。国门悬牌匾，大书“兰芳大总制”五字。大厅规模壮丽，堂上悬金匾，写“雄镇华夷”四字，每字大四尺，中国人来归，必登堂瞻拜。高级官员服装多用长袍马褂或洋服，兵勇服装仍用中国绿营号褂式。
兰芳十九年（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罗芳伯死。临死时众问继位事，芳伯说：“我们飘泊海外，共同出力，得有今天，我怎敢存私心？请众兄弟推贤继任。”众问谁贤，芳伯荐举江戊伯。戊伯受公推继任。
兰芳二十四年（一八〇〇年），江戊伯告假归中国省亲，阙四伯摄位。坤甸土人闻戊伯去国，相率反叛，四伯屡战不胜。二十八年，戊伯归国，土人见戊伯来，不战求降。三十六年，戊伯死，众推宋插伯继位。四十五年（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插伯死，众推刘台二继位。荷兰向西部婆罗洲拓殖，兰芳大总制属地多被侵夺。四十八年，荷兰巴达维亚政府委任刘台二为甲大，两国订约，划加巴士河为界，河西属荷，河东仍属兰芳大总制，条约用汉、荷、巫来由三国文字。依条约兰芳大总制本不是荷兰属国，刘台二受荷人利诱，妄用荷兰三色旗代替兰芳大总制长方形黄旗，自愿当附庸。
兰芳六十一年，刘台二死，众推古六伯继位。六十六年，万那土人叛，六伯战败，众迫六伯辞职。六十七年，公推谢桂芳继位，桂芳本嘉应州武生，颇有才识，刘台二曾介绍继位。民众不肯接收。六伯解职，才推举桂芳，任职八月，病死。六十八年，众推叶腾辉继位。腾辉业商，受推后仍居店中，不到大厅办事，兰芳大总制国土益削，政事多废，形势比刘台二时更坏。
兰芳七十年，众推刘鼎为大唐总长。刘鼎又名刘乾兴，继位后擅改七十年为乾兴元年（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刘鼎不住大厅，国事败坏不堪。乾兴二年，荷人放逐刘鼎，夺取刘台二所订条约，委刘鼎为甲大。五年，鹿邑大港公司发动义军与荷人战大捷，克复邦戛（刘鼎放逐所在地）。七年，刘鼎率兵助荷人击败大港公司，擒义军首领献荷兰，刘鼎与婿叶汀凡都是汉奸，击败大港公司后，知本国民众不能再起反抗，竟与荷兰订密约，割让全国土地（密约订定刘鼎生前保有东万律大厅地界，死后让给荷兰），收受贿银，悉入私囊。兰芳大总制国民，不知道已被刘鼎出卖，仍让刘鼎任总长职。
刘鼎为履行割地密约，乾兴二十八年，假意退位，设法使子刘亮官继任。三十三年，刘亮官死，刘鼎复职。国民怨亮官任内丧失河东土地，不知刘鼎有卖国密约的订立。三十九年（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刘鼎死，荷官加挞据密约夺取东万律，折断大厅前桅杆，撕破兰芳大总制国旗，迫刘鼎家属交出兰芳大总制历代印信，下令不得再举总长。当时民心大愤，义士梁路义率众与荷军战，连年获胜，杀荷人无数。荷人贿买汉奸刘恩官（刘鼎子）、叶汀凡、郑正官、吴桂三等破坏义军，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梁路义因军火不继，众寡不敌，战败逃往吉隆坡，兰芳大总制亡。
加挞进兵夺东万律，遭遇华人猛烈的反抗，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怕中国政府出面交涉，故意革加挞官职，做委过准备。后见中国政府全不过问，才将兰芳大总制旧属各地，划归坤甸土酋版图。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荷兰正式宣布归并为荷兰属地。
兰芳大总制立国凡一百零八年。
罗芳伯建立民主共和国，正与北美反英民众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同时，这真是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年。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产生北美合众国，资本主义在兰芳大总制，只是微弱的萌芽，封建主义却占了统治的地位。所谓“贤”，不出嘉应州同乡人的范围，所谓众议，并没有国会的制度，政治重人不重法，凭道德不凭责任，刘台二、刘鼎相继卖国，民众蒙昧不知，更无法制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北美合众国，在那时候，一定有它发展的前途；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尧典》），混合封建思想产生的兰芳大总制，一定趋向衰落的末路。同时产生的两个民主共和国，一兴一亡，原因就在这里。
第八节 清朝的经济状况
少数的满洲人统治广大的汉族，战战兢兢，只怕汉人有机可乘，起来推翻自己的政权。因此“兴一利即生一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玄烨说），成为朝廷至高无上的政治思想。这就是说，清朝采取消极的，保守的，防御性的，反对进步的维持现状政策，一切可能撼动封建制度的新趋势，不惜竭全力与以阻止。在经济方面，着重地主利益的巩固（永不加赋），若干年来发育起的资本主义的幼芽，被闭关政策所摧残，以致奄奄无生气了。
（一）土地
全国田地分民田、官庄、官田、屯田四大类。
民田——占耕种地面积大部分，种类有二十余项。最多的是民赋田（民间私产，准许自由买卖转移的赋税地），次多的是更名田（明朝藩王所领田地，清朝给与原承佃人，作为世业，称更名田或更名地）以及明朝江南省苏州、松江两府，浙江省嘉兴、湖州两府的官田（事实上明季已转成民田，清朝承认业主所有权作为民田，赋税仍照旧额征收）。民田中产物丰富，首推海边斥卤地（沙地），如果气候适时，种稻每亩可收五六石或四五石。玄烨、胤禛、弘历三朝，注意江浙沿海堤塘的修筑，开发海边农利，超越前代。从来号称最膏腴的江南水田，农夫终年劳苦，每亩收稻多或二三石，少或一二石，不如海稻功半利倍。这是清朝新发展的富源。江南田价，顺治初年良田每亩不过银二二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雍正年间回跌至顺治初年旧价。乾隆初期田价渐涨，每亩七八两至十余两、二十余两，嘉庆时代涨至五十余两。江南（苏、松、常、镇四府）米价康熙时代通常每升七文。康熙四十六年大旱，每升涨至二十四文。雍正及乾隆初年，每升十余文。乾隆二十年虫灾，每升涨至三十五六文，穷民饿死无数。后来米价落至十四五文。五十年以后至嘉庆时代，常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间。人口增殖是田价米价上升的重要原因。别一原因是顺治、雍正两朝追粮极严，秦松龄（顺治时翰林）欠田赋银三分，叶方蔼（探花）欠田赋银丝毫，都被革官。顺治十八年江南大小绅士因欠粮革退一万四千余人，地主失去非法利益，田价跌落。乾嘉时代江南绅士侵占田赋几达赋额的半数，利益既大，田价上升，土地兼并也随着剧烈起来（乾隆时江苏进士郑燮说希望得田一百亩，又说世上大富人有田数百顷，足见江南大地主占田比元明两朝要小些）。
官庄——满人入关，自皇帝下至八旗兵丁，各圈占土地，总称官庄，依性质可分四类：（1）皇室庄田，又称内务府官庄，（2）宗室庄田，（3）八旗庄田（驻京畿旗兵所占田地，多在近畿各州县），（4）驻防庄田（各地驻防旗兵所占田地）。旗人不论贵贱，都不耕种田地，招汉人代佃，收取租息。
官田——有牧地、学田、籍田（皇帝亲耕地）、祭田（赐圣贤后裔，供祭祀用）等名目。
屯田——新疆入版图后，裁绿营兵屯田，每二兵给牛一头、农具一副。乾隆三十年，新疆屯田凡三十余万亩，乌鲁木齐（迪化县）一处多至十万三千余亩。
（二）田地总数
（1）民田
顺治二年 四〇五六九〇五顷
顺治十八年 五四九三五七六顷
康熙二十四年 六〇七八四三〇顷
雍正二年 六八三七九一四顷
乾隆十八年 七〇八一一四二顷
乾隆三十一年 七四一四四九五顷
嘉庆十七年 七九一五二五一顷
道光十三年 七三七五一二九顷
依据这些数字，推想田地增减一般的情况，可以说明清朝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并没有超过明朝（崇祯时代有田七八三七五二四顷，比嘉庆只少七八万顷，疆域却远比清朝狭小），封建经济在停滞状态中，显然可见了。
（2）满人所占田地
皇室庄田——一三二七二顷（共五四五庄）
宗室庄田——二三三三八顷
八旗庄田——一三一九一七顷
驻防庄田——多在东三省境。
满人占地不多，却都做了大小地主，东三省本是禁地，不许汉人开垦，由于满人不善耕种或需要佃户代耕，乾隆以后，开始默认汉人出关开垦的权利。
（三）农民生活
由于清朝采用“丁随地派”制度，地主的利益不像明以前那样优厚，因之土地兼并也不像明以前那样剧烈，大地主减少（皇帝及贵族庄田比明朝小得多，可以例推其余），中小地主以及小土地所有者极大的增加（子孙分产，也是一个原因）了。清朝赋税比较轻微，人民又免差徭烦扰，这使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小农民得保守一小块耕地，安心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顺治十年辽东招募垦民，每户给牛一只（牛价不详。按乾隆四十六年新疆屯田每二兵给牛一只，价银十两五钱三厘七毫），犁等农具一副价银五两，雇觅人工银二两。内地农具价与雇工价比辽东荒远地方当更低廉，这也是维持小农生产的一个原因。
道光末年，英人米特切尔调查中国农村生活，写了下列几段报告：
中国人的生活如此俭朴，如此守旧，以致他们穿着他们祖先穿过的衣服，就是说他们所用的只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其余概不需要，无论向他们出卖的某种商品多么便宜。每个中国劳动者的衣服至少要穿三年，不上三年不换新衣，而且这套衣服，虽做极粗糙的工作也能经穿三年。因此，这种衣服所需的棉花，比我们输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需要的棉花，至少要重两倍。换句话说，这种材料要比我们可以运到中国去赚钱的最重的厚布还要重两倍。
收获完结的时候，各农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纺纱织布。这种家庭制造的，重笨而结实的，能够经受两三年内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国人就用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把剩余的土布拿到附近城市去出卖，城市商贩就购买这种剩余土布去供给城市居民及内河船夫的需要。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是在中国可以看到每个富裕的农家都有一架织车，这是值得注意的。只有富裕的中国人，才一定要把一切纺织程序做到底。中国人不仅要梳理棉花和纺成棉纱，而且还与自己的妻女以及家庭女工一起织成布匹。
例如福建的农民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他又是种田人，又是小手工业者。他生产布匹简直是不费分文的（如果原料的价值不算在内），他在自己农庄屋子里面用自己的妻女和女工的手织成布匹。这种土布的织成，不费特别的劳动，也不费特别的时间。在田苗未熟的时候，在收获完结以后，在天雨不能出外操作的时候，他就使农庄的工人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当中只要有一些空闲的时候，这个家庭勤劳的模范人物便从事生产什么有益的东西。
英人额尔金爵士周游扬子江上流地方，所看到的居民状况，他写道：“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不得不这样推想，即一般讲来，中国乡村居民是过着足衣足食的生活，满意于自己的命运。我曾用各种方法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关于他们田地面积、拥有性质、纳税多寡以及诸如此类的可靠材料。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往往拥有一块极小的，完全私有的（不受皇上支配的）土地，他们每年不得不负担一些不很繁重的负担，这些优点再加上他们的勤俭，就完全满足他们那种俭朴的衣食上的需要。”
这种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结合的农民生活，按本质说，自然是落后的，非文明人方式的穷苦生活，可是由于中国统治阶级的昏愚贪暴，鸦片战争以来，引导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道路上去。在特殊条件下，这种落后的非文明的穷苦生活，固然起着顽强抵抗资本主义商品侵略的巨大作用，但中国人民在统治阶级压迫下，永远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到底非沦为殖民地奴隶不可，因而只有摆脱统治阶级的压迫，才能真正改善生活，得到人类应得的待遇。
（四）地丁
田赋与差徭是人民两个重大负担，差徭害民尤甚。多尔衮入关，首采范文程建议，照万历定额征收钱粮，尽废天启崇祯各种加派。又采用一条鞭法（人民纳一定赋税后，所有运输募役等费由官自办，民不预闻），免去杂徭。这些措置，对明末穷困劳倦的人民确是一种宽政。康熙五十年，规定“以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从此丁银（人头税）有定额（用康熙五十年丁口税作为定额），广东开始将丁银随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雍正时推行各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通常在一二钱间。历代相沿的田赋（土地税）和丁税（人头税）归并为“地丁”一种赋税，无田人民得免纳丁税，有田人民，摊派并不过分苛重，清朝赋税制度比前代优良，是不容否认的。
地丁是国家岁收的大宗，顺治时代在二千万两左右，康雍时代增至二千五六百万两，乾隆至清末在三千万两左右。乾嘉以后，岁收总数约四千三四百万两，地丁占三千万两，有土地人负担国用四分之三稍弱，兼并比较和缓的原因在此。
（五）人口
丁税摊入田赋，人民免徭役的烦扰，无须隐匿户口，官府对新增人丁无利可图，也就不再追究户口实数，清朝纸面上的户口数，因此超越了过去任何时代。
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口，比顺治十八年只增三百五十五万余口。玄烨知道地方官编查不实，特下谕声明永不加征丁银，令具报人丁实数。六十年，全国人丁二千五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零九口。十年间仅增四十六万余口。雍正元年以后，各省丁银摊入地粮内征收，又令各省贱民如山西等省乐户、浙江惰民、安徽伴挡、世仆、江苏丐户、广东蜑户，一律编入保甲，作为良民，可是户口增加依然极微，雍正八年，仅二千五百四十八万八十口。人民和官府都不愿朝廷确知户口实数，免遭加征钱粮的危险，足见玄烨、胤禛号称清朝最好的皇帝，对人民甚至对官吏并没有什么信用（玄烨斥责官吏不肯实报）。乾隆五年户部奏称：“每岁造报民数，未免烦扰，请按保甲（官府每岁发给每户门牌一张，上写家长姓名职业，附注丁男名数，不记妇女。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册籍申报。”从此官吏得任意报数，户口激增，列简表如下：
康雍至道光一百年间，人口增至十余倍，夸张虚报，实不能免，所谓四万万只是一个概况罢了。
（六）商业
清朝皇帝自福临至旻宁，除弘历性喜奢靡，浪费无度，其他大抵生活素朴，不甚铺张。玄烨自称皇宫费用三十六年支出总数不及明朝宫中一年所用的数目，旻宁时内务府（掌宫内经费）每岁支出不过二十余万两。历史上皇帝多半是最大消费者，在清朝旻宁以前，奢风还不算严重。
清帝以外，整个统治阶级无不生活腐化，旗人上自贵族（如《红楼梦》描写），下至兵丁（不事生产，领饷银供浪费），全是社会的蠹虫。文武官吏贪污成风，只有雍正时代似乎略知畏惧，其余各朝，吏治从没有澄清过。出征的武官，治河的员工，尤其豪侈，挥金如土。地主如怀柔（河北怀柔县）郝氏，弘历曾到他家里暂驻，供应膳食，一天费用十余万两。地主是封建政权的基石，广布在各地，他们平时生活，可以推想。富商如北京祝氏（米商）、查氏、盛氏，屋宇多至千余间，园亭壮丽，游观十天还不能完毕。绅士如泰兴（江苏泰兴县）季沧苇，住宅雇守卫六十人，月粮以外，每夕赏高邮酒十瓮，烧肉三十盘。婢女每人装饰值银千两，早晨要饮人参龙眼等汤。某次晒毛衣，紫貂、青狐、银鼠、金豹、猞猁狲一类贵重皮货，遭霉气脱毛积地，厚三四寸，季沧苇毫不爱惜。这许多特殊地位的人物，他们都需要充分的消费品，促成城市商业的发展。
占人口极大多数的乡村农民，他们需要生活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如农具、盐油、粮食、布匹、箕帚、薪炭、鱼虾、蔬果等物，在乡村市集，互相交换。各村镇，多有常设的商店，可是主要商品交易仍在市集中进行。农村的生产物经市集输入都市，都市的商品经市集散入农村，市集商业从个别看，是零星的杂货小买卖，从整体看，却在商业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清朝商税非常轻微。顺治元年，定买入牲畜，每银一两，收税三分。四年，定买田地房屋，每两收税三分。康熙三年，定当铺每年收税银五两，大兴宛平（京师）大行店铺税同当铺。十五年，定京城行铺税例，上等每年五两，中等二两五钱，十六年，定各省契税，大县最高额六百两，小县三十两。乾隆时太平关（在广东）税额，珍珠每斤仅收课银二钱，玉器收课银四分，玉每斤收课银一分七厘，哆啰、哔叽、蜜蜡、琥珀每百斤各收课银一二两，香楠、黄杨每百斤收课银一分至五分。商税中最大宗的关税，道光时代，每年收入不过四五百万两（比较地丁，约得六分之一），清朝关税率，不到十分取一，如果按百分之七点五计算，每年过关商货，约当值银六七千万两。“会馆”、“公所”、“行”、“帮”等商人基尔特组织，在社会经济方面，占有很大的势力。
鸦片战争以前，海关只江海、闽海、浙海、粤海四处，其余全是内地常关，看下表，可知国际贸易只占国内贸易的极小部分。
合计四百三十二万四千九百七十七两（乾隆时代据雍正十三年征收数规定各关正额）。
广东是唯一的国际贸易口岸，连海关常关在内，税收只得江苏的半数。道光时代粤海关定额已增至八十九万九千零六十四两，道光二十五年（鸦片战争后）激增至二百三十六万二千一百六十四两，几乎占全国关税（五百二十三万两）的半数了。
闭关时代最富的商人，首推扬州盐商和山西票号。
盐商——清朝销售官盐，通行官督商销制。官给商人引票（贩盐特许证。引盐出卖有特定地区，票盐得通行各地），商人据引买盐，运到引地（专卖区域）出卖。盐商与官吏勾结，通同作弊，剥削人民，获取额外的大利。乾隆时代，淮商（扬州盐商）报效（献给皇帝）动辄数百万两，弘历赏给官衔，当作报酬，凡较大盐商无一不是朝廷命官，盐商实际就是卖盐的官吏。
票号——山西人善于经商，足迹遍全国，凡驻有大官的地方，山西票号也随着设立。票号办理汇兑、存款、放款、代官府解钱粮、收捐税等业务。营业的主要主顾，就是官员。满汉官员或候补或升调，需要运动费、路费、上任费等由票号借垫，到任后，票号派人监督财政（所谓账房师爷），归还欠款本利，多余的赃款，票号代为汇兑或存放生息。吏治愈腐败，票号营业愈发达，清朝灭亡，票号也就破产。
商业资本家最豪富的盐商和票号都是依靠政府才能获利，所以只能起维持封建统治的作用。
（七）工业
与小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以及乡村中单独经营的手工业者，在全国范围内是普遍地存在着。他们不需要较大的市场，也就不可能达到手工工场的分工。他们生产结构的简单，使中国社会长期保持旧面貌，不发生变化。
在大都市的工业，尤其是某些官营工业，分工却相当细密，规模也相当宏大了。
窑业——窑业中心地的景德镇，明末曾遭破坏，康熙时代逐渐修复。康熙十七年，派遣内务府官员，驻御器厂督造各式瓷器，非常精美。新创一种“素三彩”瓷器，尤称名贵。传至同治时代，制品名目还有五十余种。每一瓷器造成的程序中，要经过许多劳力的协作，通常经过五人以至十人的手，才造成一件器物。
铸钱业——京师有宝泉局，每一卯（期）用滇铜五万一千四百二十八斤九两一钱四分，用白铅四万二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两四钱二分，用黑铅六千六百八十五斤十一两四钱二分，用点锡二千五十七斤二两二钱八分，铸钱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串（一千），除工价外得钱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四串二百文。每炉设炉头一人，所需工匠有八行（专门技术）：（1）看火匠、（2）翻沙匠、（3）刷灰匠、（4）杂作匠、（5）锉边匠、（6）滚边匠、（7）磨钱匠、（8）洗眼匠。各匠工资按月支给。
印刷业——玄烨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成书。乾隆初年毁铜字铸钱。弘历修《四库全书》成，刻木字二十五万个，改称活字版为聚珍版，印全书中“应刻”的书籍。
私家经营工程最大的要算四川自流井的制盐业。盐井深度在二三千英尺左右。凿井工作，往往费时三年、六年甚至十年不等，最高纪录，竟有七十年才完成的。一井开凿费用，说不定要数十万两。这样巨大的投资，当然不是手工业小的经营所能办到。一井作业活动，通常需要四五个劳动者，和大约同数的牲畜（牲畜多是水牛），在这种作业活动中，进行下列各种分工，即赶牲畜的、汲盐水的、煎盐的。煎盐场内有锅数十口或百口以上，一二十以上的劳动者在场昼夜工作，煮盐多用火井的天然煤气，不足时用石炭补充。
纺织业在长江流域最发达，四川的蜀锦，江苏、浙江的绸锻，销行全国。纺织业较次的广东地方，道光时代，广州附近有二千五百纺织工场，工人约五万，平均一工场约二十人；又一制茶场，有男女工、童工五百人。这种工场部分的使用机械，并且进行不完全的分业，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至少在广东地方已经发生了。
（八）矿业
明朝矿税害民，清矫明弊，一切禁止开采，臣下进言矿利，多被朝廷斥责。可是利源所在，事实上不能遏止，康熙十八年，定开采铜铅税例，官取十之二，其余八分听矿商发卖。嗣后矿业渐兴，据《大清会典》所载，广西、云南、贵州有黄金、银、铜、锡、铅、铁、水银、丹砂、雄黄等矿，山西、四川、广东有铜、锡、铅、铁等矿，湖南有铜、锡、铅、铁、水银、丹砂、雄黄等矿。各矿税例或官抽税二分，官买四分，矿商得四分，或官抽税一分，官买九分，或官抽税三成，余听商自卖，或官发工本，招商承办，或完全官办。金银矿抽税较重，大抵官得四分，商得六分。
开矿必须官府查明无碍民田、房屋、坟墓，才得开采。坟墓有关风水，好风水的坟墓，一定是士大夫人家所有，因此开矿以及鸦片战后各种生利新事业，凡有碍风水的，士大夫反对不遗余力，顽强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官府管理矿场，非常严格。每天所采矿砂，挨次堆积，填入流水簿，如某日煎炼某堆某日矿砂若干斤，炉头报明官商，督同煎炼，分别铜、铅、金、银，分记块数斤两，驻册登填串票。所有矿山，只限连山处许一商兼采，隔远不相连的矿山，每山只许一商承办，借便管束工丁，免生纠纷。资本较小商人，得合股经营。矿商请求开采，先得缴出银二千或三千两，存矿山所在州县官库，陆续支领。矿脉微薄，不容商人包采的小矿，准附近民人呈请开采，照例纳税。
广西矿山最多，商人寻寸草不生的童山，探找砂路（矿脉），砂路有“石夹”、“夹石”两种。石夹矿砂，石少砂多，称为石夹，又称正引（正脉）。矿砂夹石，砂少石多，称为夹石，不是正引。砂路必须广五六寸至一尺，才有旺盛的希望，如只寸许或不及一寸，便是不中开的小矿。砂白色是银垅（脉），绿色是铜垅，黑色是铅垅。虽然垅名各异，其实一矿所产，五金都有，要煎炼后分别贵贱。大抵金占千分之一，银百分之一，铜十分之一，其余是铅、铁、锡。广西共有数十厂，每一厂有凿工、挖工、捶工、洗工、炼工、搬运工、管事人、帮闲人，不下万人，合数十厂便有数十万人。
云南产铜，有矿厂四五十处。炼铜的炉罩（罩是炉的别名）有各种各色，煎紫板用美人炉，蟹壳用纱帽炉，哑铜用太极炉，铜夹银用推炉，铅夹银用蜈蚣罩，黑铜用虾蟆罩。工人大致分锤手、砂丁两种，看炉罩名目如此繁多，分工似乎也不止两种。
（九）货币
明朝中期白银正式作为货币。清朝钱银兼用，铜钱行用尤广。京师设宝泉、宝源二局，外省各设铸局，制造制钱。顺治钱每文重一钱，每十钱准银一分，二年改定每文重一钱二分，按七文准银一分计算。四年，改定十文准银一分，八年，改定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仍照旧例每百文准银一钱。十四年，改定每文重一钱四分。玄烨以后，各朝制钱重量不外一钱、一钱二分、一钱四分三种，随时增减，保持一千文准银一两的价格。乾隆五年，铸青铜钱（红铜、白铅、黑铅加点锡成青铜）。青铜熔化后，不能再造器物，奸商无法私毁求利，二三千年来沿用的黄钱从此改为青钱。
银两通行纹银。各地用银名色不一，有元丝（江浙通用）、盐撒（两湖江西）、西、水丝（山西）、土、柳、茴香（四川）、元（陕甘）、北流（广西）、石、茶花（云贵）、青丝、白丝、单倾、双倾、方、长等名目，成色高低，分两轻重各不相同。福建、广东通打洋钱（有花边银、番银等名目），大受中国官商喜爱。嘉庆时江西、江苏、浙江也盛行洋钱，据道光十九年上谕，黄河以南各省无不通用，完纳钱粮，市场交易，全用洋钱。洋商用低色银圆换取中国十足纹银，成为政府焦虑的问题。
金、银、钱三种比价，康熙初年，黄金一两换银十余两，乾隆中年，金贵至二十余换，嘉庆时代总在十八九至二十换间。银价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晚年增至八九百文，嘉庆初年银价骤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道光末年，每两换钱二千文。洋钱盛行以后，银价跌落，钱价跌落尤甚（嘉庆元年白银每钱换一百三十文，洋钱每个换钱一千一百三十余文，洋钱重七钱二分，却换纯银约八钱五分）。
（十）国家收支
嘉、道以前，历朝每岁收支总数，变动不大。收入数大致如下：
（1）地丁 约三千万两
（2）耗羡 约四百六十万两（正赋外额外征取）
（3）漕粮 约四百万石(分正粮、杂粮两种，正粮征米，杂粮征豆、麦、荞、麻等）
（4）漕项 约二百万两（漕粮外加征）
（5）租课 约二十六万两
（6）盐课 约七百五十万两
（7）关税 约四百万两
（8）茶课 约七万两
上总数（除漕粮）共约四千八百余万两。
支出数大致如下：
中央经费
（1）王公百官俸 约九十三万两
（2）兵饷 约六百万两
（3）盛京、热河官兵俸饷 约一百四十万两
（4）其他政费 约一百十余万两
上总数共约九百五十四万余两。
地方经费
（1）官俸 约四百二十万两
（2）公费 约二十万两
（3）红白事例 约四十万两（庆典丧祭）
（4）兵饷 约一千五百万两
（5）修缮 约四百万两
（6）其余杂项 约一百万两
上总数共约二千五百万两。
中央地方合计约三千五百万两。
道光以前，历朝收支每年都有盈余，这说明清朝统治，基础确甚巩固。它唯一愿望是维持现状，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却使巩固的基础发生动摇。强烈要求闭关与强烈要求开关两大力量的冲突，万无避免的可能了。
第九节 鸦片战争前的国际贸易
清朝皇帝要在汉人面前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严，不愿意承认中国以外还有同等的国家、皇帝以外还有同样的帝王。清人修《明史》，斥利玛窦《万国全图》说天下有五大洲为“荒渺莫考”。《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艾如略著）等书，在清朝都成为冷书，不为士大夫所称述。一般人心目中以为天下只有一个大清天朝和一个大清皇帝，其余都卑微不足道。
陆上邻国俄罗斯（帝俄）经三次订定条约（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图市约》），彼此还算相安无事。清朝最厌恶的是海路来的西洋邪教和西洋商船。
《钦定刑部处分则例》西洋邪教有下列的规定：
西洋人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诱惑内地民人，转相传习，诵经开讲。如州县官能拿获首犯并过半数教徒，免罪。如不查拿，州县官降两级调用，府州官降一级留任，道员罚俸一年，两司（布政司按察司）罚俸九个月，督抚罚俸六个月。如州县讳匿不报，照讳盗例革职，该管上司均（都）照属员讳盗例分别处罚。
州县官失察西洋人在境潜住，但并未传布邪教，降一级调用，府州罚俸一年，道员罚俸六个月。
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州官罚俸六个月。
一个地方发现西洋人，全省官员受处分，西洋教士在这样严厉的防御下，传教几乎是不可能了。
西洋商船的限制也同样严厉，明朝人唐顺之说，市舶（外国商船）的利害好比开矿：上策是封闭矿洞，驱逐矿徒；中策是国家管理矿山，独擅利益；下策是不闭不开，让奸人擅利。清朝对外国贸易，主观上是采取唐顺之的上策，事实上却做了唐顺之的下策。奸官们勾结洋商，暗开海关，老朽的中国，好比紧密封闭在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朝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不可避免地要腐烂，腐烂的媒介物，正是这些原已腐烂不堪的奸官。
清朝限制洋商的办法，略举如下：
西洋人附居广东、澳门，大小船不准超过二十五只，由地方官编列号数，刊刻印烙，各给验票一张，将船户、舵工、水手及船主姓名逐一填注票内。如旧船朽坏不堪修补，必须添置，应报明地方官查验明白，申报总督巡抚，准其补造，仍用原编字号。船只出入海口，不许偷载中国人出去，也不许夹带西洋人进来。文武官如徇情疏纵，查出革职。
洋船出口，除煮饭锅外，不许载铁锅出洋。查出照捆载废铁出洋例治罪。
外夷商船通市贸易定有界限，如越界在内地起卸货物，该省督抚及该关监督准令起卸并开船回国，查出降二级留任。
外夷船只遭风漂至内洋，该管督抚如不奏闻并不派专员前往管束，罚俸九个月。
以上所举，只是严格限制外商的一些例证，实际行施的（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办法，还非常苛杂。原来清朝是异民族统治中国，它深怕外国人会助长很大部分中国人不满意满洲人奴役他们的情绪，因此禁止外国人经由其他一切交通道路与中国人发生来往，只让他们经过与北京及与产茶区域相隔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的商业只限于与澳门商人发生往来，政府给澳门商人专门与外国人通商的特权，以便用这种方法来使其余的人民不与可恨的外国人发生任何来往。这是清朝主观的愿望，事实上并不能阻止西洋商品暴风雨般的侵袭，也不能阻止奸官们贪饱私囊，暗中通融勾结。紧闭的关门，鸦片战前早成半开的破门了。
（一）比英吉利先到中国通商的欧洲国家
葡萄牙——明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来中国。次年，葡萄牙东印度总督（驻马刺加）派使到北京，谒见明帝。嘉靖三十六年，明官纳贿，准葡人借住澳门。土地所有权仍属中国。地租原定每年一千两，到香山县完纳，康熙三十年至乾隆五年，减至六百两，后再减一百两。中国商人与澳商交易，只许肩挑，后许小船运载。收税官吏讹诈勒索，获利极巨，官员们认是最优的肥缺，钻营异常剧烈。
葡萄牙认澳门是殖民地，屡向中国政府要求澳门管辖权，中国政府认澳门只是暂准各外国商人居住的地方，土地所有权并不放弃（光绪十三年才正式承认葡人在澳门永久居住权）。葡人东方商业渐就衰微，澳门因是各外国对中国通商的唯一根据地，商业却益趋繁盛。
西班牙——明万历三年，西班牙人自马尼拉（菲律宾首府）来中国。中国商人（多福州、泉州、厦门人）与菲律宾往来通商，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人屠杀华侨二万余人，崇祯十二年，又屠杀华侨三万数千人。这样残暴无人性的西班牙人，明清两朝从不留意分辨，仍与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同称佛郎机人，照常贸易。中国政府仇视华侨，连最小的同情心也是没有的，更说不得所谓保护了。
嘉庆八年，西班牙人传来种牛痘法，这算是西班牙对华通商的一种功绩。
荷兰——万历三十四年，荷兰商船自爪哇来澳门，被阻退去。天启二年，荷船十五艘攻澳门不克，转攻澎湖岛又不克，次年，占领台湾。顺治十年，谋到广东通商，被葡人阻止。十二年，派大使到北京进贡，向清帝行三跪九叩礼，尊中国为天朝，自认为藩属，清帝许荷兰通商。十五年，郑成功入台湾，驱荷兰人归爪哇。
（二）清英间通商交涉
崇祯十年，英船到澳门，被葡人及地方官阻止，不许通商。康熙二十四年，英商得东印度公司的助力，在广州设一商馆，正式向中国通商。
乾隆五十八年英王乔治二世派特使马戛尔尼(9)到热河行宫谒见弘历。清朝定要英使行跪拜礼，自认藩属国的地位。马戛尔尼只允行英国式屈一膝吻皇帝手礼，清朝要求免吻手，加屈一膝。往返交涉的结果，据马戛尔尼的记载，说屈了一膝，据清朝的记载，说屈了两膝，屈膝成为这次交涉的主要事件。英国提出：（1）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诸港通商；（2）舟山附近设一租界；（3）派公使驻北京；（4）澳门、广州间废止通行税等条件。只获得弘历傲慢的答复：“咨（告）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音济。携带）表章（奏章），航海来庭（朝），叩祝万寿。朕披阅表文，辞意诚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人居住天朝（北京）照管尔国买卖一节，与天朝体制（制度）不合，断不可行。……特此敕谕。”
“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在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所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使）得日用有资（物），并沾余润。……特此再谕。”
马戛尔尼在半欢送半驱逐状态下，毫无所得回国去了。
（三）外国商人在广州的待遇
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广东官吏订立合同，英商得在广州自由通商，并得若干商业上的便利。五十九年，广东商人组织一种机关，称为公行，业务是规定出口货的价格，保证卖货人的利益。经外商提出抗议，公行暂时停止。
清朝指定广州是唯一的外国通商口岸，其他口岸偶来商船，抽税极重，驱使归向广州。广州官（上自总督，下至税吏）抽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商税以后，又勒索贿赂，毫无限止，外商屡求减轻，甚至提出停市作要挟，清官吏有恃无恐，全不理会，外商只好忍受贪官的虐待。
乾隆二十五年，公行又正式成立。三十六年，公行大半破产，政府下令解散，并令偿还欠东印度公司债务银约十万两。当时广东借债利率，通常月利五分，暂借二分或三分，有确实担保品的借款，月利一分。英商由印度运来大量银钱，贷与广东商人，积累至四十七年，华商欠英商三百八十万先令。政府认为事态重大，令华商从速清偿债务，禁止再借外债，并设立一种介在官府与英商中间的经理机关，名称仍是公行。
公行数凡十三，有约束外国商人、传达官府命令、代官吏勒索贿赂等权利。公行设有商馆，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居住馆中，凡雇用司账员、仆役、厨夫、船夫等，全由公行经手绍介，不得自由行动。
广州苛待外国商人，可看下列几条规定：
（1）外国妇人不得居住商馆；（2）不得用中国仆妇；（3）不准坐轿，必须步行；（4）不得乘船游行江上，更不得游行街市，每月只许初八、十八、二十八天三天，入花园游玩，但必带同翻译，翻译负责监视雇主的行为；（5）不得直接向官府进禀，凡各种请愿，必须由公行代禀；（6）所有住商馆外人，必须受公行管束，不得随意出入，购买货物，由公行代办；（7）通商时期已过，禁止在广州居住，应载货归国或往澳门。
外国商人忍受中国官吏无情的榨取和无理的待遇，百折不回，定要开辟中国市场。乾隆十六年停泊黄埔（公行商馆所在地，外商只许到黄埔，不准入广州城）的商船，计英船九艘、荷船四艘、法船二艘、丹麦船一艘、瑞典船二艘，共十八艘。乾隆五十四年，英船六十一艘、美船十五艘、荷船五艘、法船一艘、丹麦船一艘、葡船三艘，共八十六艘。英国对华输入品，二分之一以上是鸦片，四分之一是印度棉花；中国对英输出品，茶叶占五分之三，丝占五分之一，棉织物也输出不少，促成广州附近棉织工场的发达。
（四）英国与广东地方官的交涉
道光十四年，英国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商业特权，决计与中国直接通商，先一年，英王派遣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为副监督，罗宾臣为第三监督，来中国管理并发展英国商务。十四年七月，律劳卑等到澳门，改乘商船到广州，送公函给广东总督卢坤，说明自己受英王命令，来华办理英国商务，要求与总督会面。总督不认律劳卑有平等地位，拒收公函，令照旧例具禀由公行代呈。
律劳卑与卢坤间，因公文程式大起纠纷，公行被官府逼令设法驱夷酋（律劳卑）离广州，公行无法应付，倡议停止商务。凡英商货物，一概拒绝运载。九月，总督斥责律劳卑愚钝顽迷，不遵中国法律，下令停止英国通商，所有契约，一概无效，商馆雇用人（翻译、仆役等）一概告退，中国人供给英人食物，处死刑，外国人供给英人食物，处重罚。律劳卑受辱不可再忍，令战舰两艘冒炮火强航至黄埔，保护商馆，总督也派军队包围商馆，断绝水路交通，形势危急。律劳卑突患热病，自动退回澳门，不久病死。卢坤解除通商禁止令。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继任为商务总督。总督卢坤命令公行，传谕英商推选大班（商人首领），不许再有所谓监督官。在华英商上书英王，要求派遣军队，直接与清政府交涉。德庇时主张采取静默态度，等候英政府的训令。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德庇时辞职，罗宾臣继任。第三监督义律因阿柔号水手十二人被海盗虏获勒赎，持公函向地方官交涉，路上遭清官吏袭击倒地，大受侮辱。义律声称：“我这公函，关系十二人生命。”清官吏说：“我们只受禀单，不知有公函。”
广东总督奉清帝命，加重压制外国人。道光十七年，义律继罗宾臣为商业监督，得英政府许可，放弃静默政策，决用超寻常手段争取鸦片贸易的自由。
义律上书英政府，指陈鸦片贸易早晚必起冲突，请派兵增援。英政府令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马他仑爵士（Sir Frederick Maitland）带队往中国，出兵名义是保护英人在华的利益。道光十八年，马他仑到广东，义律通知广东总督，请派员来见马他仑，总督令公行退还公函，说非禀单决不收受。总督下令搜查外国船，大声盘问：“你们船里载有马他仑么？载有妇人及水手么？如果载这类人，不准你们航行虎门水路。”马他仑率战舰三只，要求总督说明理由，并称庄严的英国不能忍受这侮辱。总督见情势危急，惊慌无策，令广东某提督出面调停，交换相互平等的礼仪，英舰退还铜鼓湾。总督见英舰退去，又大发文告，令公行及翻译负责管教外国人，使学习文明礼貌，禁止外人宿娼淫荡，外人带眷属不得同坐一船。这一类侮辱告示，张贴公行正门上，激动外国商人愤怒更甚。
（五）鸦片输入与白银流出
明朝鸦片传入中国，价贵同黄金，流行不广。荷兰人制鸦片烟诱爪哇人吸食，清初传至台湾，转传闽粤，吸食渐广。雍正七年谕禁鸦片，凡贩卖及开烟店，处重刑。鸦片流行与官吏受贿，是不可分的，朝廷禁止令只能给官吏更多的纳贿机会。乾隆三十二年，鸦片输入增至一千箱。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由孟加拉（Bengal）、彼哇（Behar）、我利萨（Orissa）等地鸦片的专卖权，开始向中国输送（以前是由葡商输入），逐年增加。四十五年，竟达四千零五十四箱。嘉庆元年，清朝再下令禁止外国输入鸦片及国内栽种罂粟。
闽粤人多吸鸦片烟，如蔡牵（福建同安县人，聚海盗掠夺台湾、闽、浙沿海地方，嘉庆七年起事，十四年败死）因（瘾）发战败落海溺毙（蔡牵部下吸鸦片可想见）。道光十二年，广东瑶民反清，总督调连州（广东连县）营兵，多吸食鸦片烟，不能得力。俞正燮（嘉道时人）《癸巳类稿》有“鸦片烟事述”一篇，附载戒烟药方，照俞氏说，鸦片已传入内地，不过还没有闽粤那样盛行。
鸦片销路逐渐扩大，朝廷又严刑禁止，从中获巨利的自然是广东官吏。英商运鸦片至海边，中国商船出海用现金收买，载回市场发售，在买卖过程中，无一处不是官吏纳贿的机会。嘉庆二十五年，鸦片输入五千一百四十七箱，道光元年七千箱，四年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累增至十四年，达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五箱，十七年，达三万九千箱。大抵嘉庆十六年至道光元年，平均每年输入四千四百九十四箱，道光元年至八年，每年平均九千七百零八箱，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每年平均三万箱（每年流出银三千万两以上）。这样剧烈的鸦片输入，同时就是剧烈的白银输出，清政府哪能不设法自救呢？
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称：“乾隆以前，海关则例中，鸦片列入药材，每担抽税三两，附加税二两四钱五分，总计五两四钱五分。嘉庆元年，严刑禁止入口，鸦片变成秘密贸易，交付全用现银，因此银价腾贵，往先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文，现在换一千二百文乃至一千三百文。小民生计穷促，不可终日。从古以来，法令愈严，结果一定贿赂愈多，官吏刻剥愈甚，奸人作恶愈无忌惮。臣请准许鸦片合法贸易，由公行用土货交换，庶几现银可停止流出。”广东总督邓廷桢赞助许乃济，奏请认鸦片贸易为合法，征收关税，允许输入。当时朝臣群起反对，旻宁从众议，再下令严禁。
邓廷桢令公行驱逐外国鸦片商九人出境，义律提出抗议，邓廷桢停止英国通商，表示禁烟决心。一部分官吏却乘机包办，用官船秘密输送，贸易暗中发达，获利极巨。某次偶尔查获鸦片八箱，忽然四箱不见，四箱没入官府，箱内鸦片全变成砂土。这真是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服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向吃人神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
道光十八年，鸦片输入至五万箱以上，清政府愈益感到禁烟的必要了。邓廷桢派官缚中国鸦片商人至商馆前执行绞刑。十九年，又至商馆前执行绞刑，英、美、法、荷诸国商人取下国旗，表示反对，义律提出书面抗议，总督丝毫不让，发出斥责命令，交公行转达义律。
（六）战争不可避免
英国——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依赖于对华的鸦片贸易，而且还依赖于这个贸易的偷运性质。如果中国政府允许鸦片贸易成为合法的贸易，同时允许在华植种鸦片，那么，英印国库会遭受严重的损失。英国政府表面上主张自由买卖毒药，暗中却保护自己对于鸦片生产的垄断权。所以英国所谓自由贸易的本质，到处可以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差不多就是垄断。
印度英国政府，它的七分之一的收入是由于出卖鸦片给中国人得到的。印度对英国布匹的很大部分的消费，却是靠这种鸦片的生产为转移的。因此英国政府绝对需要鸦片贸易的顺利进行，而且需要不合法贸易的顺利进行。为保持这种利益，自然只有诉诸强暴的战争。
广东官吏——广东官吏是绝对欢迎英国走私贸易的，同时也是绝对欢迎清政府严厉禁止的。因为鸦片既有命令禁止，关税当然废止，官吏利用职权，私收比关税增若干倍的贿赂，中外商人无不愿意。朝廷禁令愈严，官吏的权力愈大，非法贸易更较合法贸易容易扩张，鸦片愈禁愈盛，这是主要的原因。由于他们是清朝的官吏，不得不应付清朝的命令，在必要的时候，扮演傲慢狂暴、昏顽无知的丑剧，表示自己替朝廷实心办事。所以他们不仅制造祸因，而且还竭力发展祸因。伦敦每日电讯这样写道：“我们应该鞭打每一个穿蟒袍而敢于侮辱我国（英）国徽的官吏……应该把这些人（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作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般浑身纽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吊在桅杆上示众，随风飘动，倒能警戒人心。”中国官吏应该鞭打，每一中国人民都有这种权利，但是英国人说这些话，未免忘记自己也是海盗、凶手、坏蛋了。
清政府——湖广总督林则徐奏请禁烟道：“如果鸦片不禁，国日贫日弱，数十年后，不仅无饷可筹，而且无兵可用。”这样最惊心的议论，自然大得旻宁的赞许，因为人民穷到无可剥削，军队失去镇压作用，清朝统治还能存在么？要自救，只有诉诸武力的一途。
英国和清朝都不惜一战，广东官吏又从中扇动战火，鸦片战争不能不爆发了！
简短的结论
由于人参贸易的发展，建州女真逐渐团结起来，努儿哈赤接受汉族文化最多，智力出诸部酋长上，开始用武力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金汗国。
皇太极时国势更盛，重用文武汉奸，准备侵入中国，改金为清，改女真为满洲，企图模糊汉人仇金的旧恨，皇太极不愧为有政治远见的野心侵略家。
明朝政治的极端腐朽，农民起义军的政治短见，吴三桂的开关求援，汉族士大夫的甘心降敌，造成了多尔衮、福临入主中国的机会。
满洲民族是少数的，经济是原始的，文化是落后的，军队是杂凑的，要长久维持在中国的统治权，将成为无比的困难了。多尔衮紧握利用汉奸政策，大量收买汉族士大夫，借汉人力镇压汉人，终于成就了统治中国的事业。
皇帝、贵族、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蒙古人、汉族士大夫、汉族人民，一层一层地监视着、压迫着，彼此间又充满着仇恨和矛盾。最大的矛盾自然是汉族人民与整个统治阶级、统治民族间的斗争。
皇帝立在一切矛盾的尖端，标榜满汉一体、满汉从不歧视等等“公正”话，其实防汉人如防盗贼，只有在危难的时候，才暂时信任汉官做自己的助力，一到危难过去，汉官又被轻视或杀逐。
因此汉官也并不满意清朝的待遇，许多人作诗文不慎被残杀了。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以及广大汉族人民是始终反抗满洲的，残酷的民族斗争，在清朝史上几乎没有停止过。
康熙以前，抗满运动缺乏统一的行动、团结的精神，此起彼仆，毫无成就。雍乾时代，某些志士用文字鼓动反满，遭受惨毒的镇压以后，运动又消沉了。嘉庆时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发动广泛的人民起义，由于领导人的愚昧无知，又逐渐被削平了。不过反满运动虽然失败，反满精神却永远在发展中。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因内部统治比较稳固，对外用兵获得巨大的胜利。胜利的结果，引起财政的困难，剥削的加重，嘉庆以后，清朝走上衰落的道路了。
清朝严格执行闭关政策，极大部分人民保持小农业结合家庭工业的自给自足生活，虽然有些地区，已经存在着颇具规模的手工工场，比较欧洲是远落在后面了。因此欧洲资本主义侵入中国，成为不可抵御的力量。
落后的经济、腐败的政治、昏顽的统治者、凶暴的侵略者，一切罪恶和弱点，在鸦片贸易中全面表现出来，老朽的中国封建社会与新兴的英国资本主义不得不用战争来比赛彼此的力量，这个战争，就是鸦片战争。
附：明清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