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以后，上过无数的英语课，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一位叫温尔顿的白人老太太。
那时候和朋友一起参加她的一周两次的免费英文课。北地的冬天是缓慢而漫长的，九月底开始供暖，一直要到来年四五月冬天才算结束。而这漫长的半年中，整个城市似乎都被大雪掩埋着，是个恨不得让人冬眠蜗居在家里的季节。
认识她时，温尔顿太太已经八十多岁了。当她说起自己的年纪，丝毫没有西方女性常有的隐晦，反而有种隐隐的自豪。
她义务给留学生和他们的家属上课，每次都要行驶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赶到学校里来。虽然年事已高，却依然妆容精致，精神矍铄。就算路上再怎样泥泞，你都看不到她靴子上的泥点。
当我们问起时，她会笑着说，不是她有什么诀窍，只不过一下车她就会先去洗手间把鞋子擦干净，然后才到教室里来。
你从来都不会看到她生气，她也从来没有慌乱和失态过。谈起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世的第一任丈夫，经济萧条时的苦难，长子的病逝，孙女的趣事……无论谈什么，她的脸上总是挂着淡然的微笑。
从来没听她埋怨过任何事情，譬如天气、动荡的世界、浮躁的人们……她总是语速缓慢而坚定。明明已经上了年纪，你却在她身上感觉不到苍老，也不觉得老态龙钟，反而让人感觉有一种岁月沉淀的美。
她不过是一位普通的美国老太太，并非什么出身非凡的贵族，我却在她身上对于高贵、优雅、美丽等可以用来形容女性美好的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也许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却从来对内心高贵优雅的人手下留情。
美丽、优雅、高贵，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特权，它们更像是一种信仰和追求。任何人，都有资格；任何时间开始，都不晚。
记得刚工作的时候，同办公室有位资深文艺女青年，这位姐姐有一回借了一本书给我。作者是章伯钧次女章诒和，书名叫作《最后的贵族》。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港版的，在内地出版的书名叫《往事并不如烟》。
印象最深的，是写康同璧母女的那篇。那个时代的那些女子，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历经云诡波谲、阅尽世事无常后的一份淡定从容，保有初心和自我。
能被命运没收的是物质，而同时命运也会因为你的那些美好品格，回报给你精神永恒的丰盛。
她们叫人心生向往，也让人不胜唏嘘。但她们未必想收获旁人的这一声唏嘘。
女儿的老师曾推荐过一本书，Pollyanna（《波丽安娜》），这本出版于1913年的儿童小说，影响了全世界一个世纪的孩子。
孤儿波丽安娜虽然身陷苦难却积极乐观，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被怎样对待，都保有一颗善良的心，都能从中得到快乐，并将这种快乐带给所有人。
她说：即使我们想要一个洋娃娃，给我们的却是拐杖，我们也有快乐的理由——幸好我们不需要拐杖。
有时候，悲观的我们，觉得一个人坚强又乐观，简直盲目！我们会以为那些人不过是因为经历得不足够苦难，我们总相信没有人会在真正的苦难前能扬起笑脸。
但如果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女孩子，前半生历经繁华、鲜衣怒马，后半生历经战火、贫困、丧偶、羞辱、劳改、孤独；曾经锦衣玉食，晚年却连一碗两角三分钱的肉丝面都吃不起，但她却依然保有着内心的骄傲和优雅。
你还会觉得，波丽安娜只是臆想出的人物吗？这位叫Daisy（黛西）的女子，也曾把这本书读给她的孩子们听。她用自己为榜样，告诉孩子们，告诉世界：真正的高贵是一种品格，与物质的贫乏或富有无关。
黛西1909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那时候她还没有中文名。后来回到中国，她的同学以冰心的原名谢婉莹为名来做她的名字，所以她有了中文名：郭婉莹。
郭标和他的郭氏一门的兄弟在澳洲从卖水果的小贩，一步一步成就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六岁时，郭婉莹的父亲应孙中山繁荣祖国经济的邀请，举家来到上海。
她的父亲开办了著名的永安百货公司，而她母亲的家族当时已经在上海拥有了先施百货公司。从此以后她有了另一个称谓：永安百货四小姐。如今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华联百货的前身，就是郭家的永安百货。
她是真正的公主：出生在种满玫瑰花的庄园里，童年在上海，也是在有着花园和洋房的豪宅里生活。父亲除了工作，闲暇时间便开着福特轿车带着她和她哥哥去郊外游玩。
因为家族富有，怕被绑匪惦念，所以从小她很少在公共场合出现。郭家的男人都随身带着枪，汽车装着防弹玻璃，出入有保镖护卫，玩伴是宋家的孩子。宋子文常常在郭家吃饭，而郭婉莹是宋美龄大婚时的花童。
贝阙珠宫，翠绕珠围，膏粱锦绣的童年不知愁为何物。她穿着最流行的衣服，用着最上乘的衣料，上最好的学校——中西女塾。她的同学都是上海上流社会里的大家闺秀，宋庆龄和宋美龄也是这所美国女子基督中学毕业的。
最好的学校提供的不仅是最好的物质设施，更是让学生们受益终身的教育。
进入学校，要将身上的锦衣华服、珠宝首饰脱去，否则就充公作为对学校的捐赠。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朴素合体的学生服，没有仆人在左右伺候，雪白的床品要她们自己整理得纤尘不染、井然有序。
学校教会她们怎样做一个“标准女子”，说话的声调，走路的姿态，吃饭的细节，都必须严格遵循上流社会淑女的标准。她们不仅学习怎样做一个淑女，也要学习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女主人。怎样举办出色的沙龙，怎样出色却不张扬，怎样周到而不圆滑。更重要的是培养她们的品格：坚强、乐观、独立，富有同情心。
1928年，郭婉莹从中西女塾毕业，十九岁的她希望去美国留学，却因为父亲的反对而搁浅了。很快，家里为她订了一门婚事，未婚夫是一个富家子弟。
那些被植入身体里的品质渐渐散发了它们不可忽略的能量。虽然听从了父母的安排，但不代表她愿意自己的人生被摆布。当她的未婚夫送了一双丝袜给她，并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的时候，她知道，这不是能陪她一生的伴侣。
她对生活爱得热烈，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一同体会、寻找人生快乐的人，而不是一个将目光锁定在女人袜子是否结实这样的问题上的男人。
她用“fun（有趣）”来描述自己的喜恶，和她讨论袜子的未婚夫是“no fun（无趣）”的，所以她毅然退了婚。
退婚后的郭婉莹按照自己的兴趣，在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金钱、家世、学识，于她来说都无足轻重，她对于爱情的考量只有一条：是不是fun。
在北京，她终于遇到了一位让她觉得fun的青年，吴毓骧。这位青年，在众目睽睽之下取走了她的巨型照片，叫郭家上下瞠目结舌。
这位林则徐的后人，世代书香，到他这一代却已是寒门子弟，但却是一个有才又有趣的人。他十九岁成为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东方的内敛敦秀和西方的洒脱奔放相得益彰，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
说不尽的有趣话题，时时爆发的新鲜主张，对哄女孩子的那一套得心应手，体贴又有分寸。和他在一起，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a lot of fun，她喜欢他的有趣。
虽然她并没有想过，这种异性缘很好的男子固然讨她喜欢，但同样也讨其他的女人喜欢。大学毕业后，二十五岁的郭婉莹嫁给了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毓骧。
当两个对快乐都有追求的人在一起，若能志同道合，便是“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倘若其中一个人的快乐的兴致偏离了方向，那么如果一方不能包容原谅，就注定镜破钗分。
命运仿佛故意给她考验一样，让婚姻不那么完美。而到人生的最后，她才会发现，婚姻的考验，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于人生后来的磨难来说，什么都不算。
谁都不知道，得知丈夫和一个年轻寡妇有染时她的感受。只是那一天由姐夫陪着，她走进了他们欢会的居所，站在人前，脸上也仅仅是淡淡的神情。这位寡妇并不是陌生人，而是她曾经的朋友。出入过自己的家庭聚会，喝过自己亲手准备的下午茶，欣赏过她插在瓶中美丽的花，却仍然偷偷地使用了她的丈夫。
她从未说过丈夫高攀了自己这样的话，虽然人人都这样说，连吴家的人也这样认为。但也不代表婚姻中劣势的一方会忠贞不渝。
丈夫最终跟在她身后回家了。没有吵闹，没有声张，将巨浪投入大海，海底再怎样暗流涌动，海面却依然是平静无波。她用海一样的胸襟容忍了丈夫的外遇，也隐忍了她在产床上难产时他却在俱乐部里通宵打牌的荒唐。
原来美貌、家世、金钱，从来都不是幸福的保障。她本不需要如此隐忍，但学心理学的她，太明白感情的不确定性，她能更理性地看待男性的不忠，也知道如何疏通自己的情绪。
当你的目光只有丈夫四周的一丈之地，那么你注定要画地为牢，终身监禁；如果你将目光放远，你拥有的终将是碧海蓝天。她爱过他，当他的爱走了，她也不会再浪费自己的感情，但依旧对他体贴，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欣赏他身上的闪光点。
锦衣玉食供养出的不仅仅是金枝玉叶，还有那份日积月累里的渗透骨髓的审美。1936年，郭婉莹和自己的中学同学——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张菁英，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设计沙龙——锦霓时装沙龙。
她们试图于法国巴黎时尚和北平的时尚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特色的路，融汇古今，糅合中西，做出能体现中国女人现代美的衣服来。
她们曾以“金枝绿叶”为主题，在锦江饭店举办时装表演。当时《大公报》也报道了当时的盛况。她们为每一位客人单独设计长礼服，她们一起在全城大小的丝绸店里寻觅心中的那块衣料，在街头巷尾毫不起眼的小店里发掘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事物，她们是最早的“时尚买手”。
有一回采购归来，两人遇到持枪的劫匪。子弹穿过玻璃，她的脸被破碎的玻璃擦破了二三十个口子。郭婉莹没有像寻常女子一样大哭小叫，而是镇定地发动车子躲过危险，把车开到医院处理伤口。
她总能在最负面的人生里寻找到最正面的光亮。
她没有为自己美丽的面孔受损而哀号，却从中发现了营销的机会。郭婉莹将她们的历险记通知了城里所有的英文报纸，让他们派出记者来采访这个故事。第二天，出现在报纸上的不仅有被子弹打穿的汽车，还有她们的锦霓时装。
没有人能抵抗的，除了岁月的变迁，便是历史的洪流。
抗日战争时，由于日军的轰炸，她们的锦霓不得不停业，张菁英也去了美国。这时候丈夫也失去了工作，她第一次经历贫困，对丈夫依然没有一丝怨言。她放下身段走出去，给报纸拉广告来贴补家用。哪怕战后丈夫再一次发达，她虽然重新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依然选择出去做事，而不是将自己困于家庭。
仿佛人不经历最苦痛的煎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坚强。就像她对孩子所说的：“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很多事，那时候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
历史的大浪拍过，幸存的是少数。丈夫被打成右派，被判欠国家六万四千美金和十三万元人民币的债务。家产被没收，而作为“反革命”的妻子，所有的欠债，都需要她去替丈夫偿还。
她进了资本家学习班学习，平生第一次拿起沉重的锤子，把大石头砸成小石块。她被赶到狭小的亭子间居住，冬冷夏热。她被要求去扫厕所，把没有把手的马桶搬到河边清洗，在冬天去剥掉大白菜被冻坏的菜叶子，在工地上当小工，拌水泥，爬脚手架，被人呼来喝去……
她做着上辈子都没想过的脏活累活，却仍然能笑着对孩子说：“你们看！没有妈妈不能做的事情。”而这时候她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后来她在美国，遇到了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对方问起她劳改的情况时，她却说：“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形，不在那时急剧发胖。”她拒绝西方媒体的访谈：“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知道如何保有自己的自尊，她洞悉人情，知道如何在最困难的时候保护自己和家人。
“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些什么，我就接收它们。”她平静地领回丈夫的尸身，平静地为他办理后事。在艰苦的条件里她仍然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仍然能在煤球炉上烤出彼得堡风味的蛋糕。
那种“平静”之下，有着惊天动地的力量。她说：“世间所有的，都像水一样，要是它在流着，它就流走了，要是它存着，它就干了。”
如同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你可以选择带着怨怼，将心灵枯干，将灵魂萎谢，也可以选择让它东流而去，留下空间去盛放人世的美好。
从1966年起，她开始独自生活，住在上海的一条弄堂里，与邻居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她的生活里不再有带着大花园的洋房、高到天花板的圣诞树、擦得能照出人影的银器茶具，没有了红木家私，没有了能做好吃的福州菜的厨子，也没有了撒着核桃碎的冰淇淋。
所有能证明“贵族”派头的一切都没有了，唯一留下来的，是那颗永恒高贵的心。
历史是一本书，总有翻过去的时候。她在晚年被请去教授英文，她以她的知识受到了家世以外的尊重。她坚持独自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她脸上永远有精致的妆容、安详的笑容，身上穿着干净合体的衣着，非关取悦，只是因为她的教养和礼貌。
她出国六次又回来了六次，拒绝了子女要求她移民海外的要求，独自留在上海直到1998年离世。
她是不平凡的女子，也是平凡的女子。她身后没有流芳百世的著作，也没有惊天泣地的事迹，有的只是一个女子将高贵自尊优雅修炼一生的史诗。这样的女子才是不可战胜、不能被损害的。
真正的高贵，不是从来没有低过头、弯过腰，而是从未折断过精神的脊梁。就如同她去世时别人送给她的挽联：“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有太多的贵妇，却没有一个真正的贵族，只因为浮躁的我们将目光都停留在外物之上。
手里的柏金包、身上的香奈儿、脚下的菲格拉慕、耳垂上的卡地亚，都只是昂贵的标签，却不是“高贵”的必备单品。
如同奥黛丽·赫本所说的：“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the clothes she wears, the figure that she carries, or the way she combs her hair. ……True beauty in a woman is reflected in her soul.”女人的美丽不在于她穿着什么衣服，有着怎样的体形，梳着怎样的发型……女人真正的美丽体现在她的灵魂。
女人的高贵无关贵贱，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优雅从容。虽苦难不退缩，虽诋毁不辩驳，虽困顿不零落。是世事无常里的一抹坦然的笑容，是改变那些能改变的、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通达里的一点自如。
不是要甘于贫困和现状，而是在努力丰盛物质条件的同时，也要努力丰盛我们的灵魂。因为那才是让我们姣好面容上能够发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