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政治概况
汉初，承全国大乱之后，专务休养生息。到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国内颇为富庶。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他对外国用兵，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开疆拓土，又要营宫室，求神仙，还要出去巡游。财政不足，就用了许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盗起，国内几致大乱。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虽十倍于汉武可也。（汉武）虽能摧匈奴，通西域，县朝鲜，平两越，开西南夷，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有以致之。
汉初的政治
汉高祖即帝位后，把功臣中功劳大的，都封做王，小的封做侯，然异姓封王的，不久都灭亡，都大封子弟和同姓为王。高祖死后，儿子惠帝懦弱，高祖的皇后吕氏专权。惠帝死后，吕后就临朝称制，又封诸吕为王。吕后死后，大臣共讨诸吕，迎立高祖的庶子文帝。汉初，承全国大乱之后，专务休养生息。文帝在位，尤其恭敬节俭。他的儿子景帝，也能谨守他的政策。所以当武帝初年，就是汉朝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国内颇为富庶。
汉时民生仍窘迫
《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的情形道：“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真可谓国富民安了。然而又说：“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兼并是该行之于穷困之时的。富庶之日，如何反行起兼并来呢？可见其所谓富者，不过总计全国的富量，有所增加，而并不是均摊在众人头上。所以这时候的富人，固然远较天下初平时为富，穷人则还是一样；而贫富相形之间，其悬殊或者反较大乱初平时为甚。（《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244—245页）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27页）
汉初的大封同姓，原是为防制异姓的，但是到后来，同姓诸王，倒成为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了。景帝时，吴楚七国，到底起兵造反，给汉朝打平，于是把诸侯治理百姓和补用官吏的权柄一齐剥夺。这时，列国规模，与他郡县相差不远。武帝时从主父偃的弱藩之策，又命诸侯将自己的地方，分封子弟，于是诸侯都变作小国。诸侯只得衣食租税，不许就国。汉初的封建，就名存实亡，而郡县制度就逐渐推到全国了。
秦汉时之新局势
秦汉时之新局势：一、内战乍息，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废除，得以完成广大之分工，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二、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然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三、封建制度告终。秦尽废封建，经楚汉之争、汉初之翦灭异姓、吴楚七国之乱，而封建之实，遂荡然无存焉。此时之政情：一、民主政治之废坠。此由（一）民意无表现之方法，如古之大询于众庶等。（二）民意之表现为习惯，习惯愈不适于时势，则拘束之力愈弱。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圣。最后，遂谓其权系受之于神，而非受之于民，两汉、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节与西方颇相似）二、地方自治之废坠。古之国，等于后世之县。国君等于县令，县令实不能躬亲办事，而地方公务悉废矣。三、放任政治之形成。贵族既倒，处于治者之地位者，为官僚阶级，同时亦即成为榨取阶级。而此时于官僚阶级，非铲除之时也，于是取监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领，理宜加以监督。但监督者少，被监督者太多，势不能给，则唯有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使其无所藉以虐民。中国之良吏，每劝人民早完国课，少打官司，免得与吏役接触，此正与政府之取放任主义同。顾亭林讥后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时之政治上，只重监督官僚阶级，不使虐民，兴利治国，固在其次也。自汉以来，中国之政治向如此。（《中国文化史》，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137、138、139页）
武帝的文治武功
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他对外国用兵，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其事都见下章。他在内治上，也有几件著名的事情。第一，他置五经博士，是国家设立太学之始。（当时仅就固有的官吏中，拣其有学问的，替他招致弟子；既未营建校舍，亦未设立教官。博士本非学校教师，但后来设立太学后，教师未曾别立名目，即以博士为名）第二，他命郡国选举孝廉，是科举制度的先声。（此时未有考试之法，但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是从此制变化而成的，参看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