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谁在签离婚协议时，字写得最漂亮，那么定然非徐志摩莫属。
他当年曾有志成为现代第一位文明离婚人，1922年，他的这一理想目标终于达成了。他这边签下了离婚协议，那边便在报纸上刊登了《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并且附送了她诗一首。他对她说“万事在人为”，他对她说“快努力”。
是不是更像是一出能让人笑出眼泪的闹剧？
他从来都轻看她，从婚前到婚后。
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时，他嘴角一撇，鄙弃地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他从未正眼看她一下。除了履行基本的婚姻义务外，他对她不理不睬。而所谓的“履行”，也完全是遵从父母传宗接代的要求。
她十六岁嫁给他，十九岁为他生下长子阿欢（徐积锴）。儿子的诞生，让徐家一片欣喜。他也是高兴的，因为这预示着他自由了，完成任务了，徐家已经后继有人了。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要去求学，恩师梁启超便建议他去美国留学。而能拜在梁启超门下，还是由张幼仪二哥极力引荐的。
两年后，迫于父亲和张幼仪二哥的压力，徐志摩不得不让张幼仪来到身边。她在海上颠簸了三个星期，轮船驶进马赛港时，心还没有靠岸，就被他的冷漠击入冰封的湖底。因为在迎接的人群里，唯一写满不情愿的脸，就是他的。
从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她因为晕机呕吐，他嘲笑她是乡下的土包子。然后他也吐了，她小声呢喃：我看你也是乡下土包子。
两人在沙士顿，徐志摩正在热烈地追求林徽因，听到张幼仪怀孕的消息，他便让她打胎。她说，听说打胎会死人。他说火车肇事还死人呢，你看谁不坐火车了。
有一次，一位女留学生来家中吃饭，张幼仪看到这位穿着毛料海军裙的小姐竟然是裹过脚的。客人走后，徐志摩问她有什么看法。张幼仪说：“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与西服不搭调。”他说：“所以，我才想离婚。”
所以他才想离婚：“小脚”是传统，是封建，是故步自封，是落后，是他想冲破、打碎的樊篱；“西服”是他，是自由，是爱情，是一切和她不搭调的东西。所以，他想离婚，马上离婚，立刻离婚，一刻也不能等。
看她不答应，他一走了之，完全不顾身怀有孕的她。产期将近，她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二哥。她辗转巴黎，奔波柏林，生下孩子。他不理不睬，只是为了要办离婚手续才找到她。
其实张幼仪是天足，并没有裹过脚。
张幼仪，族名嘉玢，1900年出生于江苏宝山的官宦人家。她的祖父曾为知县，父亲行医，家境殷实。她的二哥张君劢，是清代末年的翰林，早年留学日本，是梁启超的好友。她的四哥张公权，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中央信托局局长等要职。
论家世，席丰履厚，地位显赫；论长相，也是秀美可人。他到底嫌弃她哪里呢？
也许，他嫌弃的不是她，而是她所代表的一切。父母之命，他不可违抗，于是将对社会和礼教的不满统统加诸她的身上。丝毫不怜惜她其实也是受害者，不过和他一样被动地承担着这一切。
1913年，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的张公权被一篇文章吸引，得知文章是海宁县硖石镇富商徐申如的独子所写，爱才心切的他立即写信给徐申如，提议将自己的二妹张幼仪许配给徐家公子。
徐家虽是江浙富豪，但在重文抑商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能与官宦人家结成姻亲，依然求之不得，当下欣然同意。
张家是传统人家，张幼仪所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以父为天、以夫为天、女子无才便是德。虽然在二哥的阻止下，她没有裹脚，可母亲对她耳提面命的却是“女人就是不值钱”，不可对公婆说“不”。
“贤良淑德”，是她曾经所受的所有教育的精华和浓缩。哪怕最后被遗弃，她从未将这一美德放弃。本来，萧郎已成路人，她何必和他再有牵扯？可她仍旧默默地承担起了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的责任。
她学不来他笔下“不胜凉风的娇羞”，她谨守着旧式家族小姐的一切礼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接触的男性只有父兄。平日里，除非父亲要求，她从来不在他面前出现，非得许可，也不启齿。
而他爱上的女子，是自信而灵动的。林徽因从小就受父亲偏爱，父亲外出时，家里的通信都是经她之手；陆小曼因为聪明又活泼，更是被父母溺爱。
而张幼仪是自修而内敛的，默默而积极地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照顾弟妹。她做一切都是安静的，含蓄而自省，带着责任感。
她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子，只是她的“争”从来都是温柔而安静的，近乎沉默。
有一类女子，她们的反抗和抗争，是润物细无声的。不是疾风骤雨，没有山崩地裂，是不以伤害任何人为前提的。有人说这是怯懦，而我更相信，这是一种善良。
小时候，她只是在家里读过几年私塾，但她从未放弃过寻求受教育的机会。后来有一回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招生启事，她求二哥、四哥帮忙，又煞费苦心邀请大姐同去学习。然而书还没读完，她便被迫辍学回家等待婚期来临。
和徐志摩在英国的时候，他花钱大手大脚，徐父寄来的生活费，他只拿出很少的一点给她作家用。她也想重新走进课堂继续未完成的学业，然而他却只是把一切的家务推给她，让她清理房间、洗衣、做饭、暖床。
他一边理所应当地享受着这一切，一边又动辄冷言以待：“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观念守旧，没受过教育”……
他笔下诗意浪漫的康桥，没有她的容身之地。
如果你以为他是个不通人情事理、彻头彻尾的恶人，那么你错了。相反，他的为人行事在亲朋好友大受赞美，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
当张幼仪写信给二哥说徐志摩要逼她离婚的时候，二哥信里的第一句话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胡适说他“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郁达夫说他“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陈西滢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梁实秋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的时候，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西装革履出席祝贺。听说孙女要写《小脚与西服》的时候，张禹九特意嘱咐她笔下留情。他的遗嘱就是在告别仪式上朗诵徐志摩的诗……
他那样好，他的热情、他的欢乐活泼、他的风度翩翩，都是对着旁人的。唯独在她面前收敛成冷漠的冰凌，时刻等待着刺入她的心房。
张幼仪被二哥安排在法国乡下的朋友家待产，她反躬自身，赫然发现，或许他是对的。她的观念、她的现状，确实和缠过脚的女子没有任何分别。她领悟到，她必须自力更生，她可以独立生活，她不能回徐家。她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爱情不是空气，没有谁离开谁会活不下去，也不是谁一定要和谁在一起。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她随着七弟去了德国。她刚生下了二儿子彼得，他的离婚书信就送到了。在她的坚持下，徐志摩来德国看她，拒绝了先征求父母意见再离婚的请求。他等不及了，他要马上离婚，去追随林徽因的脚步。
他曾在离婚后写过信给她，说“不爱并不是无情”。可是谁会想到世人眼中浪漫而富有才情的他，对任何人都谦和有礼的他，会这样对她？这不是无情，对一个女人来说，可算得上残忍。
他第一次用这样热烈的目光望向她，却是急切地等她点一个头，放他自由。于是，她签下了字，送上了她的祝福：“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她曾经以为，婚姻的意义就是一个女子对男子的服从，别无选择。从前的日子里，她的世界里只有他，只有长辈，只有服从，从来都没有她自己。而斩断了这一场婚姻，她才终于有时间和空间活出真正的自己。
她曾经的努力，都是为了取悦别人，而这一次，她真正为自己而努力，而奋斗。
不幸的婚姻是身上的一块毒瘤，它会腐烂流脓，烂腑噬骨，去或不去，都是痛苦。然而，去除的痛苦是短暂的，不去的痛苦却是一生的。再怎么疼，都必须将腐烂的地方挖出去。
如果可以，哪个女子不愿在丈夫的怀抱里厮守缠绵？谁不爱岁月静好？没有人喜欢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历练。
不幸的婚姻也是一场火，烈火焚心，如果不想在火中粉身碎骨，便只能做涅槃的凤凰，啸唳于九天之上！
张幼仪和儿子彼得留在了德国，徐父感念她的好和曾经为徐家所做的牺牲，按月支付给她300大洋，作为生活费和学费。她雇用了一名保姆照顾儿子，自己申请进入裴斯特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她从前有多怕，现在就有多勇敢，她一无所惧。在他那里失去的自尊，她要自己找回来。他看不到她的美，但是旁人看得到，也有人投来爱慕的目光，然而她并没有回应，只想专心完成学业。
儿子彼得在三岁的时候因病夭折，而这个时候徐志摩正和陆小曼爱得天翻地覆、满城风雨。不得已，他只好去欧洲避风头。走之前，他还是很不想再见到她。
但在柏林，时隔三年，他终于不得不让目光在她那里驻足了。
她已经不是他印象中的那个女子了。学识的增加、社会的历练、视野的开阔，使得她的目光不再畏缩。她变得果敢而干脆，他仿佛有点认不出她来了。
他在给儿子的追悼文中写道：“她在她同样不幸的境遇中证明她的智断、她的忍耐，尤其是她的勇敢与胆量。”他写给陆小曼的信里说，张幼仪“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 “她这两年来进步的路子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
对于一个女人，比失去婚姻更痛苦的大约就是失去孩子。然而她将命运每一次给的痛，都变成了涅槃的柴火，炙烤自己，让自己更坚强。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她，还是坚持完成了学业。
1926年，冲破阻挠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结婚了。婚后，他们和父母回家乡同住。张幼仪学成归国后则带着阿欢在北京求学。
陆小曼不是张幼仪，她做得了新时代的女性，却做不来人家的儿媳妇。徐志摩的父母不堪忍受和新儿媳的相处，到北京投奔了张幼仪。他们将她认作养女，并将财产分为三份：他们一份，徐志摩、陆小曼一份，张幼仪和阿欢一份。
这一次，她不是徐家的媳妇，她是张幼仪。这三个字，完完整整地代表着她自己。而她也将他放弃的家族责任，一肩挑起。
张幼仪的母亲病逝后，她带着阿欢去上海奔丧。徐父将上海海格路的洋房送给了她，从此她和儿子在上海定居。
她没有耽于享受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她在被截断人生后，靠着自己双脚站起来，穿过重重的迷雾，走出了一条路。
她靠着熟练的德文，先在东吴大学任德语教师。
随后，她开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
留学的经历，打开了她的眼界。她又勤于思考，将欧美时新的款式引入国内，对制版缝纫精雕细琢。云裳的制衣款式新颖，用料考究，一经推出便名噪一时。沪上名媛、大家闺秀都以穿云裳公司的制衣为荣。
云裳的成功，显示出了她极高的商业天赋。他看着她成长，他眼中的“土包子”，一天一天地蜕变成他也愿意瞩目的女子。他越发欣赏她的能力，他不仅游说众人加盟，自己还带头入股。
不久，张幼仪又接受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四哥的提议，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在她的营运下，银行也很快赢利了。1934年张君劢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也是由她管理财务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她看准时机囤积军用染料，也是财运高照。她入市期货交易，一样顺风顺水。
每日在工作之余，她仍然安排了私人教师为她补习知识。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路上，她从未停步。
她不是他的女神，却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历练成王。用她默不作声的爱，替他打理徐家的财产，抚养徐家的后人，赡养他的双亲。她用她柔软的身躯，坚实地撑起了整个世界。
他将之前从来没给过的尊重统统地都还给了她，虽然迟到了这么久。离婚后，他们反倒成了朋友。
那时候，他为了供养陆小曼日益奢侈的生活，不得不身兼多差。有一回他去探望父母，张幼仪见他精神疲惫，连裤子上有个破洞都不知道，于是专门为他定制了两套高级服装。
陆小曼也看见了他裤子上的破洞，然而那时候她正烦躁着他对她喋喋不休的规劝：不让她吸鸦片，不让她和纨绔子弟翁瑞午混在一起。她烦透了他，怒掷烟枪打掉了他的眼镜。他在外徘徊两日不愿回家。
徐志摩拿到她为他定制的衣服时，感慨万千。
是不是会有那么一瞬间念起她的好？然而她再好，都与他无关了。
1931年11月19日，他为去听林徽因在北平的讲座而搭乘了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因为雾大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他鲜活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五岁。
陆小曼在得知噩耗时，不能接受这个残忍的消息，哭晕在家中，无力操办他的后事。她何尝不哀伤悲恸？但她早已经明白，眼泪除了能让爱你的人心软外，没有任何的作用。她默默地擦干眼泪，冷静地为他操办后事。
她待陆小曼，亦是不薄。徐志摩逝世后，一直到1949年她移居香港前，她每月都给陆小曼寄生活费。
他的亲人，他的爱人，乃至他的一字一句，她都小心妥当地爱护收藏。1969年她亲赴台湾，找到梁实秋、蒋复璁，出资请他们出面给徐志摩编纂文集。
他们都以为她爱他，要不然为什么她替他侍奉双亲？为什么一直牵绕在他的世界里？连给她写自传的侄孙女张邦梅都不停地问她：爱不爱徐志摩？
什么是爱呢？在她的世界里，爱不是脱口而出的甜言蜜语，不是花前月下的耳鬓厮磨，不是死去活来的天崩地裂。爱是责任，爱是不动声色的善始善终，是能具体到口渴时的一杯热茶，是起风时为他披上的一件外衣的细枝末节。
所以她才会说：“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爱情不是数学题目，有公式、有解题思路、有标准答案，它没有对、没有错。它有时候是一个人的活命丹，又是另一个人的断肠草。如同婚姻一样，有人在一段好的婚姻里重生，有人在一段坏的婚姻里涅槃。
梁实秋曾有过一篇译作，叫《什么使得一个女人令人难忘》。那么“张幼仪”这三个字，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女人的美貌、性感都会令人怦然心动，然而心中有爱、有芬芳、有成长的女子，才终令人难忘。
当履行完所有的责任，她也迎来了自己的幸福，一位名叫苏纪之的医生向她求婚了。她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阿欢写信：“母拟出嫁，儿意云何？”
儿子的回信情真意切，读来叫人潸然泪下又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67年，六十七岁的她与第二任丈夫又回到了曾经的伤心地康桥和柏林。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她惊叹：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发现这里的美呢？
这时候的她，早已有资格和徐志摩并肩站在一起，来欣赏康桥下的柔波和水草。但这份成就却不是由他的帮助来完成的，而是靠着她自己的努力、自我成长得来的。她的努力，是因为他，却不是为了他。
经历过苦痛的你要知道，你的努力，不是非要和什么人在一起。而是为了有一天，你可以从容地站在高处，看见更美的风景，更美的自己。
第4张林徽因选对的人，做对的事
有一年去康涅狄格州旅游，特意去耶鲁大学参观。耶鲁大学主图书馆String Library是主校园的中心建筑，看上去像一座哥特复兴式的教堂。
其实相比于宏伟的图书馆，我对图书馆右侧的“女人桌（Women's table）”更有兴趣。
“女人桌”，不是女人坐的桌子，其实是一个喷泉。蛋形的桌面，从内向外旋转刻着一串数字。数字的旁边标注着年份，这是耶鲁大学自建校以来，每年录取的女生数目。
而雕塑的设计者，是一位名叫林璎的美籍华人。
林璎在耶鲁大学获得了艺术系学士、建筑系硕士学位，她大三时的越战纪念碑设计，打败一千多位竞争者而被采用，成为业内传奇。1989年，耶鲁大学本科招收女生20周年纪念之际，她应母校校长之请，设计了这个喷泉。
其实，林璎在国外早已是声名赫赫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她曾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2002年她还被选为耶鲁大学的校董。但在国内，大约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寥寥无几。
那么，我告诉你林璎姑姑的名字，大约你会和我当初一样，发出一声感叹，然后说一句“原来如此”。
是的，林璎就是林徽因的侄女。而1927年的夏天，林徽因也曾在耶鲁大学学习。
那时候，我不得不对“家学渊源”这几个字感触更深。
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是进士出身、前清翰林，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
父亲林长民，是民国初年著名的倡言宪政、推进民主的新派人士。他少年时受业于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后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参议院秘书长、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等要职。
林徽因还有一位堂叔，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也是《与妻书》的作者。
她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注重教育的家庭里。五岁的时候由家中姑母授课启蒙，八岁在上海虹口爱国小学上学，十二岁时在北京培华女子中学学习，十六岁开始随父亲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从伦敦到巴黎，从日内瓦到罗马，从法兰克福到柏林、到布鲁塞尔，到处都留下了这位东方丽人的脚印。
也是在伦敦，她受到了女建筑师房东的影响，而立志学习建筑，从此结下一生之缘。
二十岁的时候，她和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在耶鲁大学学习了半年的舞台美术设计。
就算放到今日，大约像她这样学贯中西、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也是寥若晨星。美丽的外貌、渊博的学识、广博的见识，让她注定是个叫人神摇目夺的女子。
她的父亲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话里话外，隐藏不住自豪。有这样一个女儿，怎么能不自豪呢？
如今说起林徽因来，大都对她感情经历的津津乐道。是的，男人缘好的女子见得多了，但好成她这样的，并不多见。不仅爱慕者都是在各自领域内卓绝不凡、超群绝伦的男子，而且这种爱慕，还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倾生相恋的。她若不是女神，还有谁担得起这两个字？
其实，单论家世，张爱玲的出身比她更显赫；单论相貌，胡蝶、阮玲玉艳冠一方；单论婚姻，杨绛和钱锺书那种一见钟情、从一而终、白首到老更为纯厚；论文学成就，更是有数不清的女作家胜过她。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她一样，能将世间女子所有的向往都集于一身，将一个人活成一个时代的传奇。
爱的时候便去爱，却又不为爱情冲昏头脑；做事业的时候，倾其所有努力做，又保守自己的人格和信仰。她的一生都在努力活到极致，她有着旺盛的精力，时时刻刻在丰满着自己。
但如果你以为有什么人生完美，那么你错了。人世间，从未有过所谓的完美。只不过是，她努力完美自己的人生，知道在怎样的时刻该做怎样的选择。
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名从《诗经》中“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而来。后来为避免和同一时代一位同名男作家混淆，便改名为林徽因。
两岁时，父亲赴日本留学，她和母亲随着祖父母一起生活。林徽因的母亲是个裹足守旧的旧式女子，是林长民的二夫人。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得琴棋书画，性格又不好，也不是个精明能干、能操持家务的女子。她所生的几个孩子，只有林徽因一个活了下来。
林徽因曾说：“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所以，她的母亲没有得到丈夫的欢心，也不受公婆喜欢。
三夫人程桂林进门后，接连生了几个男孩子，因此尽得了丈夫的宠爱。林徽因的母亲就带着满腔的怨怼，寂寞地活在大宅后面狭小阴暗的小院子里。
有的女孩子天生敏感，知道如何在这样难免摩擦和倾轧的大家族中求生存、博喜爱。林徽因似乎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因为长得漂亮，人又聪慧，在家中极得长辈欢心，在众多子女中出类拔萃。
她的受宠爱和母亲的被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也夹在其中，饱受煎熬。
大约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才越发地努力。也明白怎样才是最好的选择，在怎样的选择下该做怎样的事情。你可以说这是小女子的心计，我更相信是一种情商。
可以说，1920年随父亲出国的机会，是她长期默默地努力得来的。这一次的欧洲之旅，大约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我们常说眼界决定境界，如果说从前的她还只是一个寻常大户人家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孩子，那么这一次的步出国门，真正将她的眼界打开。这次旅行不仅让她找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兴趣和理想，也让她找到了她自己。她曾经这样向记者描述欧洲的生活：“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至多只在于作为她的家庭的象征，在这里有一种我所景仰的民主精神。”
这一年里，她结识了众多文化名流，威尔斯、哈代、曼斯菲尔德、福斯特。也是在这一年，徐志摩走进了她的生命，也引导她走向文学殿堂。
伦敦总也吹不散的大雾，花季时总也下不完的雨中，纠缠着人世羼杂解不开的纠纷，那样一个人翩然而至。
他大约符合少女关于爱情的一切幻想：英俊潇洒、浪漫多情。一句话、一首诗，都能点燃伦敦水雾浸湿的心灵，也能将灰蒙蒙的岁月装点得只剩玫瑰的颜色。
然而，他是有妻的。母亲从前的经历已然在她的心底烙下烙印，她要走出庶出的身份，她不要自己成为另一个母亲的悲剧。
其实从始至终，梁、林的后人都只是承认徐志摩追求过林徽因，而极力否认她爱过他。有人说，但凡能用理性思考的都不是爱情。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对的。
其实，爱没爱过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知道，那不是她该爱的人。年长八岁已婚男士的追求，“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我们往往可以轻松地选择一个爱情，只要好好去爱就好了。但是婚姻不同。一种婚姻，是一种生活。它有着爱情之外的更多的东西，或者琐碎，或者沉重，它是需要用“责任”两个字贯穿始终的。
而热情会冷却，单纯有时候会变成不可理喻的偏执，诗意的信仰也不能抵挡人世的仓皇。
所以，梁思成最终走进了她的心里，是她生命里的Mr. Right。
1921年，林徽因和父亲提前归国，意欲冷却徐志摩的热情，然而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加速了另一个女人的悲剧。
在长辈的眼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志同道合的老友，也是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算得上青梅竹马。
长辈虽然有意撮合，但仍旧开明，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包办婚姻，而是给他们创造相爱的机会。
林长民和林徽因回国后不久，梁思成和林徽因便确定了恋爱关系。等到徐志摩也离婚回到了国内，而伊人已然是旁人的恋人了。
他是梁启超弟子，遂频频造访梁启超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的快雪堂，却不断打扰了在此约会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梁思成不好当面说，只得在门口贴上“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的字条。徐志摩只好怅然而去。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林徽因负责接待和翻译。频繁的相处，他以为他的机会又来了。但他的再次表白，甚至请求泰戈尔出面求情，她仍旧没有给他回应。
和徐志摩相比，梁思成更沉稳持重。同样都是才华横溢的有志青年，梁思成虽然没那样浪漫多情，甚至寡言，但多才多艺，幽默风趣。他有一种“历经艰难困苦而长怀赤子之心”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或许理科男有些许不懂风情，但那种精神的力量仍旧动人。
林徽因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她的好友李健吾这样描述她：“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自古文人相轻，又加上东方女子特有的百转千肠，这样心直口快的林徽因，一生中的挚交女友是个美国人，叫费慰梅。
她的女儿梁再冰也说过，幸好她逝去于风暴前夕，不然，她那样的性格，不知道怎么熬过去。
她曾指着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斥责：“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当时是1953年，她已经病入膏肓，几乎快要说不出话了。
可再怎么要强的女人，也都需要一个宽厚的胸怀去包容偶尔的小女人气。所以她不会选择让结发妻子打胎离婚的徐志摩。而梁思成吸引她的，大约就是男人的责任感。
有人说，选择太多的痛苦，也是一种幸福的痛。相比爱一个人，女人大都无法拒绝被一个人爱的感觉。当不止一份的爱情摆在眼前，怎么选择，怎样将这种异性间的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修养。
所以当她告诉梁思成她因为爱上另一个人而烦恼时，他思考了很久，把自己、金岳霖、林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最终让她自己做出选择。
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金岳霖曾长期与一位名叫Taylor的美国女友保持着同居关系，之所以不结婚，是因为两人都信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试婚”制。对金岳霖的婚姻观念，她是很了解的。1936年，她写信给费慰梅说过，他“连婚姻都不相信”。
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的感情世界，是天使的禁猎区，旁人无从涉足、无可指摘。也许爱上的是“他爱上的她”，而并非“她”。所以，那投掷在心湖的涟漪最终一圈一圈地散去，她的心仍旧留在家里和丈夫、孩子在一起。
虽然此后十余年，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回北京，金岳霖始终如逐林而居。但他们终生为友，没有再起波澜。林徽因的孩子尊称金岳霖为金爸爸。
放下了，就是放下了。
大约因为倾慕者是如此优秀，这样的抉择就显得尤为困难。其实，按捺下躁动的心，就会想明白，什么是一时的冲动，什么才是细水长流，是最适合自己的人生。她虽有一时的痛苦迷惘，然而又有着清醒的头脑、不能动摇的理智和坚定的为人处世的准则，因此也能尽快从感情的纠葛中走出来。
抛却了隐藏在岁月迷雾后捕风捉影的风花雪月，剩下的，其实才是更真实的林徽因。
一个女子，被人终生感念，凭的不会只是一点花容月貌、一身脂粉本事，而是那更动人的灵魂。那种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的认真。
最开始，梁思成还只是兴趣未定的青年，“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欢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专业”。
这样爱的引导，让两个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有了共同的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将身和灵魂都紧紧绑在一起。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时候，她本来想进入建筑系学习，但是因为建筑系课业太重，不收女生，她只好注册了美术系。但实际上，她修完了所有建筑系的课程，毕业前不仅已经是建筑系的助教，还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
他们婚后去欧洲，不是去度蜜月，而是去欧洲考察古建筑群。
她热爱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却也有着不俗的成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统统都有涉猎。她写诗，可以清澈，可以婉约，可以知性。她作文，可以从容，可以深厚。她演戏，1924年泰戈尔来华，她用英语演出诗剧《齐德拉》中的公主，惊艳四座。她还擅长绘画、舞台设计。
似乎，没有什么是她所不能的。
但她投入最多心血的地方，却是她毕生都在为之奋斗的建筑事业。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走遍了中国的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实地勘察了两千余处中国古代建筑。
她曾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要知道，那时候的测量设备和工具是多么简陋。然而，不仅“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林徽因也“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不仅是名门望族中走出的少爷小姐，他们更是治学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是中国建筑学的奠基者和先驱者，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之一。中国的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才为世人所认识，从此得到保护。她抢救性地保护了景泰蓝，使佛光寺重见天日并得到保护。她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带着年幼的儿女和林徽因的母亲避乱。离开长沙辗转往昆明去的时候，梁思成因为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而不得不穿着一副铁架子以支撑脊骨。而林徽因也在湘黔交界感染了肺炎，没有医院，没有抗生素，没有特效药，高烧四十度。两周后才在一位同车的女医生的帮助下退烧，而疾病却已然侵蚀了她的身体。
在昆明，通货膨胀使他们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贫困。梁思成的脊背疼痛不止，疾病还引发了牙周炎，不得不拔掉所有的牙齿。为了维持家中生计，林徽因拖着病体出外给学生补习英语贴补家用。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住他们对建筑事业的热情，阻断他们的研究。
1940年初冬，为了使中国营造学社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他们决定离开昆明到四川李庄居住。在李庄的那五年，是他们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恶劣的气候，连续不断疲于奔命的颠簸，没有受到及时的治疗，让她的肺病又发作了，让她本来就不好的身体更加孱弱。她长时间卧病在床，大口大口地咳血，几乎日日在死亡线上挣扎。
“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而她是那样一个珍视自己仪容的女子。一起长大的堂姐妹，几乎都能细致地描绘出她当年永远让人倾倒的衣着打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的时候，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前等上二三十分钟，因为她出门一定要将自己收拾得妥当又漂亮。
病痛、虫蚁蚊如影随形，物质的匮乏将生活袭击得千疮百孔，梁思成也因为脊柱疼痛而不能坐立。她一天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应付柴米油盐。那才是真正的受难，吃不饱，穿不暖，没有灯，没有电，她要在油灯下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
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典当了一切能典当的东西。为了给林徽因补身体，梁思成将随身多年的金笔和手表换成两条鱼，并笑着对她说：“把这帕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即便在如此的生活重压之下，她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病榻上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宋辽金部分。
昏暗的油灯下，病榻前堆积起数以千计的草图、相片、文字记录。她不厌其烦地研究，整理材料，研习史料，阅读大量的中英文书籍，翻译国外的资料，编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甚至还创作诗篇。
费慰梅夫妇劝他们离开中国去美国，但是他们却选择和祖国共患难。“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她告诉儿女，“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她在回答儿子梁从诫“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地说：“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江吗？”
这样的身体透支，也最终让她的生命结束在了五十一岁的四月。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繁华时不挥霍，困顿时不堕落。她享得了人世的繁华，也耐得住学术生涯的枯清寂寞，受得下困顿贫乏的生活。
所幸，有那个人相伴。在苦难的路途上扶持，在事业的摸索里互助，丰盛了彼此的生命，也丰盛了自己的生命。
看，没有谁的人生永远顺风顺水，也没有谁生来就在荣耀的顶端或者永远在荣耀的顶端。
那些头顶着光华的女子，她们人生中的波澜壮阔和命运逼仄，一个都不曾少。她们最终的成功和美丽，只不过因为她们比普通人更努力。她们更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咬紧牙关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