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上午，我和面面相约去看了场电影。
　　那个片子叫做《滚蛋吧，肿瘤君》。
　　彼时，她住在百子湾，我住在离三里屯附近。两人都挨着东三环，见面很方便。
　　大部分人都在上班的时间，我们买了两张电影票，两杯咖啡，一起看完了这场电影。出来之后，她从包里拿出烟说，找地方抽一根去？
　　“好啊，顺便想想中午吃什么。”我说。
　　这一年，北京全面实行禁烟令，任何封闭场所内都不允许吸烟。
　　在富力中心某个拐角的垃圾桶旁边，我们聊了几句对电影的看法，我们吊儿郎当的样子看起来像是两个无业游民。
　　一个瞬间，她忽然对我说，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定期安排体检，你自己要在这方面上点心啊。
　　她之前也和我提起过几次，但我总是听过了就忘了。
　　或许是因为在这一天，我刚刚看完《肿瘤君》，她的话引起了我内心一点儿震动。
　　我点点头，摁灭了烟蒂。心想：好吧，那就找时间去做个体检吧。
　　遵循常理来说，谁都觉得这种倒霉事不太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去做个检查，无非是求个心安。
　　后来回想起这一切，我也觉得有点儿drama，但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那个命中注定的上午，我的人生必将滑向更加悲惨的境地。
　　有时候，你认真的追溯某些事情的源头——如果倒回至某一个时刻，那个刹那——你一定会感到毛骨悚然。
　　你想过这件事吗——
　　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无数个时刻，也许你已经死掉了。
　　那是我第一次做全面体检。（也是够没心没肺的）
　　流程并不复杂。体检当天清早空腹去体检中心，剩下的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就好。
　　前头一直很顺利，直到某项B超。我躺在检测台上，B超探头滑着滑着……突然停住了，医生明显有些迟疑。
　　“你平时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
　　“都是小毛病，肩颈酸痛之类的，其他方面也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答完，我想了一秒钟，忍不住问一生：“为什么这么问？”
　　“你这里有个结节，不过我们的仪器没法做精确的定性检查，你去找个三甲医院再仔细查一下。”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再蠢的人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医生看我没说话，连忙补充了一句：“也不要太紧张，通常都没什么事。”
　　
　　偏偏，我好像就只记住了最后那句话——“通常都没什么事。”
　　一直等到体检报告出来，发到了我的邮箱里，看到上面着重的提醒了“建议做进一步检查”，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等有时间再去查吧，先把小说写完，再回趟长沙看看妈妈，还有十几场签售……我井井有条的罗列着这些事情。
　　我表现得像个傻子一样。
　　实际上，我内心有一种直觉：如果先去做检查，它的结果会影响到和我有关的所有事情。
　　很多年前，我和S一起在西藏旅行。有天我们为某件事情争执起来，他对我说，你这个人，一点逻辑都没有。
　　我很气，可我说不过他。
　　在那之后，又过了很久，我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你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储备、逻辑和技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你要知道世界上还有我这种人，我依靠的是直觉。
　　我的直觉被证明过无数次，它将又再被证明。
　　那是2015年的初秋，我在写《一粒红尘II》。
　　小说已经进入尾声，叶昭觉贫穷而潦草的人生渐渐柳暗花明，她遇到了新的爱情，新的工作，她终于从如何解决温饱上升到了追求自我价值实现。
　　她的生活眼看着已经好起来。
　　与之相呼应的是我的现实生活：回到北京的第一年，租了一套老房子，屋里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最搞笑的是，我经常会在深夜里拿着皮搋子通马桶和浴室的下水口。
　　我自己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洗衣机，又趁宜家打折时去扛了一张餐桌、碗碟和两把椅子。在网上买了张写字台，两百多块钱还包邮，买的时候就想清楚了，将来带不走也不心疼。
　　我在那张写字台上写小说，也写公号推送。
　　从朋友家拿了一株小小的绿萝回来。插在透明的玻璃瓶子里，每天写作的时候都能看着它。
　　那是我在北京养的第一株小植物。。
　　再往后，我找到了离家不远的花市，每周都会去一次。
　　生活不容易，但我也没觉得有多苦。
　　我打定主意要在北京长久的生活下去，并且告诫自己说，从前那些克服不了的毛病，这次一定要全克服。
　　尽管当时的方方面面都不是我最理想的状态，但每个写完稿子的凌晨，从窗口看到外面渐渐泛白的天空，心里总是会有一点点的自我感动。
　　那是三里屯清晨的天空。
　　这个夜晚充斥着喧嚣和浮华的街区，在清晨露出它温柔静谧的模样——像某一类女子，用化妆棉片擦去厚重的脂粉后，依然眉清目秀。
　　暗涌，总是潜藏在你以为风平浪静的时候。
　　南方初秋的空气里有浓郁的桂花香气，仔细闻，能闻到一点甜。
　　我从机场出来，坐上出租车，发了一条朋友圈：桂花的香味太好闻了，舍不得离开长沙。
　　很快收到一个人的微信：你也回来了？一起吃个饭吧。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
　　我在北京，他在比南方还要南方的城市。工作和私人生活都毫无交集，平时从不联络。
　　还能坐下来吃顿饭，喝杯咖啡吗？
　　我迟疑了一会儿，觉得应该没问题。
　　巷子里的那家苍蝇馆子依然开着，快十年了。
　　我们第一次去那里吃饭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姑娘，阅历和见识都非常有限。我一面渴望开拓这种局限，同时也怀着深切的自卑。
　　过了这么久之后，事情终究还是有了一些变化。我再见到他的时候，非常平静，如我多年前想要的那样——有了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
　　我们一边等着上菜，一边聊些有的没的。
　　服务员端上第一个菜，我还没拿起筷子，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就是有这么巧——
　　体检中心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得知我还没有去医院时，客服小姐都着急了：“您还没去啊？您一定要去啊。”
　　我有点尴尬，转到一旁去听电话。余光瞥到他，他的脸色已经沉下来，眼神严肃。
　　在那种情形之下，我也只能说“我尽快去医院，谢谢你们。”
　　怎么了，身体有什么问题？他问我。
　　我笑了一下，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但还是习惯性的嘴硬：有事也不会麻烦你的，放心吧。
　　他又露出了那种神情，像是大人看着无理取闹的小孩。有点儿无奈，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好保重吧，我希望，我们至少每年都能吃一顿饭。”
　　我叹了口气，很扫兴的样子。
　　久别重逢，许多话还来不及说，电话把气氛全搅乱了。
　　终于没法再继续躲避下去。
　　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去了湘雅医院检查。
　　挂号的人问，有医保吗？
　　平时极少去医院的我有点儿懵，答：有，在北京。
　　好，那就是没有了，先挂号，然后去找医生。
　　医生例行问诊，哪里不舒服，有什么异常，都没有？那先做个B超去吧，拿了报告再过来。
　　B超报告出来的时间是五点整，再回到门诊，所有的医生都下班了。病人和家属也都不见了。刚刚还人头攒动的门诊楼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面对这种寂静，我有些恍惚，一时间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
　　医院大概是人间最特别的地方，它是至善之地，却又聚集着无以复加的绝望。
　　这里有你能够想象的世间所有的痛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旧的尚未消失殆尽，新的已经密密麻麻覆盖上来。
　　这剧痛中的每一个人，都游走在生死场。
　　我站在走廊，眼睛来来回回的扫视着报告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我都认识——可是，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想了想，我拍下报告的照片，发给我的医生朋友王波。
　　他收到照片后，直接给我回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中，他的语气完全不同于平时嬉嬉笑笑那么轻松，他毫不迂回的对我讲，葛婉仪，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这个很大可能性是癌。
　　很短暂的时间，但又好像很漫长，我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字会用在我身上，在我还这么年轻的时候。
　　我写了十年小说，从来没舍得对任何一个角色下如此狠手，而命运，它却对我下手。
　　比安静还要更安静，又像是整个世界的噪音一齐涌进耳道。
　　大脑出现短暂的空白。
　　他还在那头说着：“最终还是要等穿刺结果出来才能确定，现在放假了，没人给你做穿刺吧？”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终于，我问出来：“如果确定是癌，我会死吗？”
　　“人都有一死，不过你这次不会啦。”
　　我久久的闭上了眼睛，深深的呼吸，仿佛冻结的血液又开始重新循环。
　　一呼一吸之间，我把报告叠好，收进包里。
　　不会死，那就先找个地方喝杯咖啡吧。
　　说来也奇怪，我的确是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一点儿慌乱，连悲伤都非常节制。
　　在咖啡馆里，我灌下很大一杯热美式咖啡，理清了思路：。
　　首先，我决定回北京做细胞活检，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让我妈妈知道。
　　接下来是签售的行程，这比瞒住我妈更棘手。时间和地点早就对外宣布了，工作人员已经准备了很久，读者们也都在期待。有些姑娘甚至提前一两个月订了车票或机票，她们还在微博给我留言说“好想你啊，我们到时候见”。
　　怎么说？
　　要如何措辞，以何种方式。
　　想了很久，我始终想不到一个周全的方法。
　　晚上，我一直独自待在在家里的阳台上，吸了很多烟，没怎么跟我妈说话。
　　我从未感觉人生那样孤独过。
　　去做穿刺。
　　温和的女医生对我讲，这个是不打麻药的，忍一忍啊。
　　我点点头，十根手指紧紧的抠着椅背，闭上眼睛等待那根针刺进我的肌体。
　　比想象中还要更疼一点儿，但的确很快就结束了。
　　所有的“此刻”都是艰难的，但所有的“此刻”都会立即成为“过去”。
　　人总是会在疼痛中有所领悟，或者说，深刻的领悟往往都伴随着深刻的疼痛。
　　血检、CT、细胞活检……诸如此类的术语在那段时间里，成为了我生活的重心。
　　一次次去医院，看到的全是令人心有戚戚的场面：被病痛和药物折磨得形容枯槁的病人们、挂不上号的家属们，在医院门口的树荫底下铺张布睡午觉，他们之中有些人会在这块布上睡一整夜，仅仅是为了能挂号的窗口排得靠前一点儿。有些患者才十几岁，一边给家里人打电话一边哭……
　　众生皆苦，我在记事簿里写下这样的话，又写，不可在自怜中沉沦。
　　与医生面谈。
　　我说，我还有些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如果马上入院，担心会影响到工作，能否等我做完那些事再来手术？
　　医生说，这个取决于你自己，你要是觉得工作更重要，就忙完再来。
　　我无力的看着他，心里十分矛盾。
　　“站在医生的立场，我们当然是建议病人早发现，早治疗。”
　　晚上和王波视频聊天，我跟他讲我的苦恼：我就是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我生病的事情啊……
　　他打断我那些毫无意义的絮叨：“什么事比命还重要？你治好病，以后还有几十年可以写书，办签售会，做你想做的事情。但你要是一直拖，等拖出大问题，死了，以后谁也不会记得你。”
　　“如果是我喜欢的作家得了癌症，我也会希望他安安心心去动手术。你的读者肯定也和我是同样的想法。”
　　他说话用的都是最直白的字眼，不好听，但的确令我冷静了下来。
　　在那之后，我写了一篇简短的说明文字分别发在微博和公号上。
　　很快，大量的信息像潮水一般从各个渠道涌向我，手机从早到晚都在震动。
　　网络的传播效应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有许多久不联系的朋友重新出现了。我妈妈也终于还是从多事的人嘴里知道了。
　　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比我都要虚弱，我只能故作轻松的对她讲，你不要管啦，我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大家都很关照我。
　　还有小妹妹打电话来，哭着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从前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我也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如果说年纪的增长会带来一点儿实质的意义，我想那也许就是你不会再问没有意义的问题。
　　面对那么多的关心，我只能机械的重复着回复：放心吧、没事的、不会死、真的啦、别担心、扛得住、OK的。
　　更多的问候也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到后来，我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从早到晚，我不见任何人。
　　我一面等待医院打来通知我动手术的电话，一面整天在家写毛笔字。黄昏的时候，会出门去走走，在三环的天桥上看一场落日。
　　桥下是川流不息的汽车，桥上是残阳如血。
　　那个时候，我在想些什么呢——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吧。
　　一直相信，人的力量应该来自于沉默中的积蓄，而呼喊、哭泣和过多的倾诉都是损耗。
　　电话在一个晚上的八点半打来：“是葛婉仪吗？明天来住院部办入院，后天早上手术。”
　　多一分钟也没有耽误，我放下毛笔，穿上外套，拿起钱包跑出家门。
　　手机备忘录里是王波先前提醒我准备的东西：脸盆、毛巾、拖鞋。
　　还有我自己另外写的：漱口水、头发免洗喷雾、暖宝宝、湿巾、棉签……
　　仿佛是要出去旅行。
　　三里屯路口有年轻小伙子向路人推荐健身房办卡，他也拦住了我，您好，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没有。
　　顾不得礼貌，我直奔生活超市，离打烊的时间很近了，我必须抓紧时间把东西全部买齐。
　　在屈臣氏的货架前，手机一震。
　　是S发来的微信：我回北京了，什么时候有时间吃个饭。
　　那么多天以来，我紧绷的神经第一次有点儿松懈下来。
　　几天前，在医院签手术知情同意书时，医生说，这个必须要亲属签字。
　　我在北京没有亲属，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可以来签这个字，于是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在不在北京，偏偏他那个时候不在。
　　我没有告诉他实情。
　　回家的路上，看到那个小哥还在发健身房的传单。
　　十月末，夜晚已经很冷，我裹紧了身上的外套，慢慢走回家去。
　　手术是清晨第一台，术前二十四小时不进食，不进水。
　　隔壁床的病人出院前跟我聊天。
　　她的病比我的严重，开完刀还做了二十多天化疗，头发全剃了，她哽咽着讲：“我也才三十三，想到孩子还那么小，我就想哭……”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了一点儿，又反过来劝我，你还这么年轻，又不是要命的病，很快就会好的。你家里人呢，不来陪你吗？
　　“家里人不知道，”我笑了一下，“反正要做手术的是我，我自己来就行了。”
　　整个病房里的人都看着我。
　　前一天晚上，我醒来了好几次，摸出手机看时间，也才三点多。
　　我从小就心事重重，长大以后这一点也没什么改变。重大的事情来临前，我必然睡不踏实。
　　对我来说，这一年的秋天，每一分钟都过得非常、非常缓慢。
　　说是无形的凌迟，也不为过。
　　六点多，我起床，洗漱完之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精神还可以。
　　坐在床上玩了一会儿手机，护工来叫我，准备去手术室了。
　　我躺在病床上被推进手术专用电梯，一直到手术室，我的心一直砰砰跳着，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
　　躺上了手术台，无影灯就在眼前，视觉上的强大冲击令我不自觉的闭上了眼睛，直到一位护士问我，你怎么还化妆呢？
　　“没有啊。”我睁开眼看着她，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
　　“那你气色很好啊，我以为你涂了口红。”她笑了笑，又叫我放轻松一点。
　　接着，麻醉师走了进来。
　　十一点左右，手术结束。
　　那三个多小时里，我最后的清晰的意识是麻醉师问我，叫什么名字？
　　“葛婉仪”。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昏沉之中，我被推回了病房。我身上插着引流管，手背上扎着留置针，指脉氧夹夹着手指，全身都难受得要命。
　　喉咙里太干了，想咳嗽却没有力气咳。常规来说，我还需要再等几个小时才能喝水。
　　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
　　我勉强睁了一会儿眼睛，又迷迷糊糊睡过去。等我彻底清醒过来，已经到了傍晚，麻药失效，刀口处泛起剧烈的痛。
　　我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拍了一张剪刀手自拍。
　　术后六小时，我咕咚咕咚”灌下一大瓶矿泉水，然后下了床，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在住院部的院子里散了半个多小时的步。
　　散步时，脑子里冒出一个句子：我与深渊相逢，而我活了下来。
　　每天早上五点多，护士会推着小推车到病房里来抽血。这一针扎下去，再困也给扎醒了。
　　抽完血，我顺手用外卖APP把早餐点好。
　　到了七点左右，别的病人家属都拎着保温桶来送早饭，而我的外卖员也到了，把我点的早餐交到门房阿姨手里。
　　过了几天，门房阿姨有点儿烦我了，就跑来问我：“你怎么每天要吃这么多包子？”
　　我反正是笑嘻嘻的：“您不知道，不点这么多，他们不给送。”
　　“你家属不给你送吃的？”
　　“我妈在湖南呢，我又没结婚，没家属。”
　　本来还想教育我几句的阿姨，听了这种理由，也只能瘪了瘪嘴，走时对我撂下一句话，你啊，赶紧好了出院去吃点好的吧，你说现在的小姑娘，都住院还成天吃外卖……
　　她边说边摇头。
　　术后第六天，我在头皮上抠出了血痕。
　　免洗喷雾只是能让你的头发看起来不油腻，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决定——排除千难万阻，洗个头！
　　给在北京的小妹们发信息：带洗发水，护发素和吹风来XX医院住院部X楼来找我，速来。
　　哈希帮我洗了第一个头，五天后，小牧帮我洗了第二个。
　　门房阿姨一个劲儿的追着问：“你是她们什么人啊，她们怎么对你这么好啊？前天还有个两个小姑娘给你送牛奶送水果送花，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她们抢着回答：阿姨，这是我们的老板。
　　“真的啊，年轻有为啊，”阿姨很吃惊，停顿了一下又对她们说：“那你们要劝劝她，少吃点外卖，她整天吃包子。”
　　因为不想影响到别人，我都是选在病房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洗头。
　　偏偏，第二次洗完头，刚要插电吹风，我发现病房里来了两个等着做化疗的阿姨。
　　想了想，觉得电吹风声音太大会吵到她们，我就决定不吹头发了。两个阿姨连忙说，哎呀，不要紧的，你吹吧，不吹干会头疼的。
　　“没事，有暖气呢。”
　　我把毛巾摘了，包着头发擦了一会儿。
　　她们俩一直看着我我，过了片刻，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她头发多好啊，又长、又多、又黑。
　　“哎，我以前头发也挺多的……”
　　她们俩都包着头巾。
　　因为化疗的缘故，她们的头发已经全掉光了。
　　我站在那里，发梢还滴着水，顺着脖子往下流。
　　那个瞬间，我打了个寒颤。
　　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特殊的地方，连洗头这件平常小事都显得格外残酷。
　　什么是修养？
　　看到别人饿肚子的时候，你吃东西不要发出声音，就是修养。
　　我们经常说，对他人的不幸要心怀悲悯。
　　在那个时刻，我意识到，不在她们的面前摆弄头发，就是慈悲。
　　一天下午，我在吊水，病房里一个阿姨拉着我聊天。
　　她患的是乳腺癌，已经动了两次手术，后续还需要做很长时间的化疗。
　　我们其实也不熟，但她显然是心里憋坏了，当着我的面哭了起来：“你知道那种药多少钱一针吗？两万五啊，一个礼拜要打两三次，都是钱……你多大？87年的？我儿子比你还大一岁，还没结婚……我真的不想治了，我死了就死了吧，这些钱留给孩子多好，北京房价这么高……”
　　她越说越激动。
　　我既尴尬又有点儿生气，觉得她不应该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您不能这么想，病一定要治的，孩子结婚的事情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哪有为了攒钱给他结婚、给他买房子，妈妈连病都不治的道理。
　　可是她完全听不进去，一个劲儿的哭。
　　过了几天，病房里来了另一个同样病情的阿姨，也是来做化疗的。
　　她躺在病床上看手机，忙进忙出的是她先生，两人都是五十多岁快六十岁的年纪，穿着打扮挺讲究的。
　　叔叔看着就是好脾气的那种人，讲话慢慢悠悠，给老婆剥香蕉时还给我递了一个。
　　“小姑娘是哪儿人呀？噢，湖南的，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呢？”
　　“写东西的，瞎写。”
　　“那也很不错。”叔叔一直笑眯眯的。
　　在化疗过程中，阿姨有时会发出轻声的呻吟，看得出很受罪，叔叔就在旁边一直陪她聊天，还拉着我一起聊。
　　“我听说这个化疗的药很贵，而且只能自费，是吗？”
　　“是呀——”叔叔的声音拉得老长：“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说贵就不用啊。”
　　因为家在本地，阿姨做完化疗就可以回去了，他们临走时给了我几个橘子。
　　我一时百感交集。
　　没病没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富有富的过法，穷有穷的活法。
　　可是在同样患病的情况下，经济状况不同的病人，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金钱重要吗？有多重要呢？每一个人心里的答案也许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客观的——在落难的时候，它非常重要。
　　想起前几天那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阿姨，我觉得非常难过。
　　这种难过超越了疾病本身。
　　住院期间，我一共请了三次假。
　　第一次是为了回家。
　　手术后，我的血检显示有几个指标一直不合格，每天要打好几瓶点滴，不能出院。
　　可是我很挂念家里那几盆小绿植。
　　一想到我不在家，它们就眼巴巴的被暖气烘着烤着，也没人给它们浇水，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我出院的时候，就觉得好揪心。
　　终于，在某个晚上，等到吊瓶里最后一滴液体滴完后，护士给我拔了针后，我问她：“我能出去活动活动吗，离开医院范围的那种。”
　　“那你得请假，去护士站填请假条。请假期间出了任何事情自己负责哦。”
　　那没问题啊，能出什么事呀。
　　去护士站填好假条，高高兴兴的叫了个专车。
　　回！家！了！
　　辛辛苦苦爬上五楼的楼梯，拿出钥匙打开门，有种不可名状的酸楚涌上心头，然后又一点点充斥鼻腔。
　　明知道桌椅板凳不是生命体，可我还是觉得它们在对我说“回来啦，你受苦啦”。
　　家里的暖气还是那么热，所有的植物都无精打采，叶片低垂，有些严重的还卷边了，明显是在高温环境里缺水了。
　　洗碗池里还残留着我去住院之前几个没洗的碗，看起来已经发臭了。
　　一间房子如果没有人住，它也会感觉到很寂寞吧？
　　我换下衣服，洗了碗，用食器消毒剂泡了一会儿，又挨个给植物们浇了水。
　　做完这一切，我知道，不能再磨蹭了，只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我得走了。
　　站在门口，我迟迟舍不得关上门，眼睛把它里里外外的扫了一遍。
　　这个破破旧旧的房子，其实只是我一个临时的住所，在我租过的房子里不算倒数第一差也是倒数第二差的了，可我还是觉得很温暖。
　　“你们好好的哦，我争取早点出院，很快就会回家来的。”关上门的时候，我对着屋子里轻轻的说。
　　第二次请假，是为了去看电影。
　　《山河故人》快要下线了，我还没出院。
　　大病房里跟我同期入院的很多病人都已经回家去了，只有几个外地的阿姨因为要做化疗而一直待在这里，她们每天看到我都会说，咦，你怎么还没走，年轻人应该恢复得快啊。
　　我也很想走啊阿姨们，我也不想再吃包子了呀。
　　“我要请假。”我跑到护士站去对值班护士说。
　　“又请假？”
　　“我去看个电影就回来，保证不出任何问题，而且电影院也很近，我走过去十分钟就到了，真的。”我学生时代向老师请假也没有这么真诚过。
　　值班护士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一条弹幕：你也太作了……
　　尽管护士妹妹对此难以理解，但还是给我批了两个半小时的假。
　　我换上自己的衣服走出去时，正好碰到门房阿姨，她一看这人没穿病号服，第一反应就是——哪个病人家属又在非探视时间进来了，她正要赶人——“是我，阿姨，是我。”我连忙说。
　　“是你啊，你这是出院了？”
　　……
　　我想她可能比护士更难理解，我只是要去看一场电影。
　　“你穿上自己衣服我都不认识了，你平时都打扮这么好看呐？”
　　“嘿，主要是我长得好看，您说是不是？”
　　听起来像一对相声搭档。
　　二环里的老电影院，座位像是本世纪初期留下来的皮沙发，颜色陈旧而又历史感。剧场小小的，空气像是很长时间没有流通过。
　　算上我在内，一共有五个观众。
　　如何形容那种魔幻的氛围呢，完全不像在2015年的北京，而像是在一个很久以前的年代，几个无所事事的人，碰巧凑到一个剧院来看戏。
　　这个片子，也很不像这个年代的东西，它晃晃悠悠，带着贾樟柯的个人色彩。你很难相信张艾嘉会出现在这个电影里，但她真的出现了。
　　电影放到最后一幕，老年扮相的赵涛在下雪的空地上跳起舞来，她闭上眼睛，像是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个迪斯科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有两个小伙子都想追求她，并且暗戳戳的较着劲。
　　说不清什么原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默默的流下泪来。
　　回医院，路过糖炒栗子的小摊，买了一包栗子。
　　最后一次请假是在一个晚上，我去见S。
　　那时离出院其实已经不久了，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只觉得每天都要待在医院里吊水，哪儿也不能去，实在太枯燥、太煎熬。
　　在这种前提下，生病的痛苦反而被弱化了。
　　S后来还是知道了我生病的事，问我住院的地址，说，我去看看你吧。
　　我没有把地址给他。
　　我不愿意穿着病号服和他见面，更不愿意让他看到我惨兮兮的样子。
　　虽然，出于自尊心，我平时极少主动联系他，但我都知道，这个人始终还在我心里。每当我遇到过不去的难关，我就会想，如果他遇到这种事情，肯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么一想，我仿佛对自己也会多一点信心。
　　对于我来说，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存在。
　　那晚风特别大，窗外猎猎作响，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
　　已经很多年，我不曾感觉那样寂寞。
　　脑中忽然有一把声音对我说，去见一见吧，哪怕就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哪怕什么也不说，见一见也好。
　　我到酒馆门口的时候，看到他正在里面和几个外国朋友聊天。他穿着红色的毛衣，背对着门口。
　　我不出声的站了好一会儿，直到他经朋友提醒，回过头来看到我。
　　我笑了一下，我猜那表情大概更像哭。
　　面对面坐下，他叫人给我倒了杯温开水，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解下围巾，他看到我的创口，神情里有着实打实的吃惊，一时错愕，没有说话。
　　我反而是更轻松的那个人：“手术前，医生说要家属签字，我那天给你发微信，其实想问问你方不方便来帮我签一下，但是你刚好不在北京。”
　　停顿了一下。
　　他说，如果当时我在，会去签这个字。又说，如果我生病了，也会和你一样，自己一个人处理。
　　我笑了好几声，时间好像又回到五六年前我们刚刚认识的那个夜晚。
　　“不然你以为我这套处事的方式是受谁影响？”
　　一直是我看重他远胜过他看重我，一直是我深爱着他而确信他不爱我。
　　那个夜晚，我知道他快要离开北京了。而我还要在这里生活很长时间。
　　对于他来说，人生总是山水有相逢。可是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这次分别不同于从前，往后再见的机会不会太多了。
　　我走的时候，他一直把我送到胡同口，看着我上了出租车。
　　车一开动，我整个人就瘫软在座位上，连呼吸都慢了好几拍。
　　你我之间总有世界终结，但这夜星辰永不泯灭。
　　我已经不那么年轻了，很多与我同龄的女生都已经不做这种梦。大家都成熟了，冷静了，比起爱一个永远也爱不到的人，显然还是爱自己来得更实际一点，可我好像一直在那团迷阵里走不出来。
　　因为你且只有你目睹过我的粗糙与激烈，予我暴晒，也有灌溉。
　　很多人心里都有过不去的一道坎。
　　我也有。
　　我也有想起就痛彻心扉的事，我也有怎么都无法忘记的人。
　　等到我的各项指标都达标的时候，冬天已经到了。
　　办好出院手续之后，我把没用过的暖宝宝都送给了每天来病房做清洁的保洁阿姨，又让小牧把提前在网上买的护手霜拿去送给每天辛勤工作的小护士们。
　　跟门房阿姨和住院大夫一一告别之后，我拖着箱子离开了医院。
　　久违了，我的自由。
　　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一如从前，写些日常琐碎，发些自己觉得还算好看的照片。
　　大家都说我康复得很好，没有人知道我度过了怎样艰难的一段日子。
　　到了年底，房子租约到期，中介来找我谈，说房东愿意继续租给我，房租只涨几百块。
　　我没有续约，其中有一个原因，说来也是有点好笑：因为年后我要把延迟了的签售会全补上，这意味着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每个周末要拎着行李箱去出差，而没有电梯的老房子让我望而生畏。
　　搬完家之后没多久就是过年。开春以后，我马不停蹄的去了十几个城市见我的读者，大家分布在天南地北，有些从前就见过，有些是第一次见面。
　　姑娘们紧张又感性，有的哭有的笑。
　　有些个性活泼，送给我各种奇特的小小礼物。有些男生帮不能来签售会现场的女朋友排队拿签名，有的女孩从国外飞回来，还有年纪很小的读者，是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陪着一起来的。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春天。
　　夏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和笨笨一起去了越南旅行。
　　时间飞逝，看起来一切都已经好过去了。
　　我妈妈看见我的伤口，有好几次都用近乎无脑的态度说“哎呀，可惜，不漂亮了”。
　　这是我预计之中的事情，是我在第一天知道自己可能生病时就想要的结果——我知道她迟早会知道这件事，但她不亲眼看见那个过程，就不会有切肤之痛。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母亲，看到女儿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整个人散发着淡淡的血腥味，会不心碎。
　　你的伤口会愈合，而她的心，碎过就无法复合。
　　是，这就是我想要的。
　　母亲不记得，朋友不记得，读者不记得。
　　这是我人生的大事，却不是快乐的事。因此，除我自己之外，谁都不必记得
　　每一次的复查，我都独自去医院。
　　王波跟我讲，前五年一定要定时去复查，不要怕麻烦，不要有心理阴影，只要平安度过这五年，常规来讲就算是彻底痊愈了。
　　可命运好像非要试探我的承受力的底线。
　　半年后，B超显示疑似淋巴结转移。这就是说，我需要做第二次手术。
　　那天下雨，我的手机只剩10％左右的电量。我强撑着从医生办公室走出来，站在医院的门口，无限大的天空向我压过来。
　　就算是再乐观再坚强，我也想问一句：为什么？
　　过了十几分钟，我的呼吸慢慢均匀了，大脑又恢复了正常运转。
　　我这个人很奇怪，在小事情上特别容易抓狂，大事到了眼前却从没乱过阵脚。对于接受命运中坏的东西，我好像真是天赋异禀。
　　去地铁站坐车回家。淋了一点儿雨之后，我更加镇定了。
　　年少时，我在博客上写过：人生是一本书，我们在做的其实只是翻页而已。于是我想，既然翻到了这一页，就打起精神来将它读完吧。
　　所有的流程，一模一样，我重新又经历了一遍。
　　你永远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浪头拍过来，你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手术前一晚，我在家洗了澡，收拾了几本《阿拉蕾》的漫画，把小鳄鱼公仔装进背包里，打车去了医院外科楼。
　　同病房的女病人与我同龄，她和她丈夫都惊讶于我的淡定。
　　我解释说，我是第二次了。这说法大概像是成绩不好的学生被迫留了一级。
　　次日下午五点才轮到我的手术，被推进手术室时，我已经饿得接近虚脱，完全没有力气害怕了。
　　“你朋友说你是个作家，你写什么的？”主刀医师一边指挥大家一边跟我闲聊。
　　我笑着说：“您先给我动手术，等我醒来再聊。”
　　那一整夜，我循环反复的听着中岛美嘉唱的《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和看不见的敌人在战斗，在这六榻榻米大的地方战斗的唐吉坷德……”
　　护工阿姨一直在我的床边，用棉签蘸了矿泉水给我润湿口腔，她说，很少见到你这种开完刀连哼都不哼一声的病人。
　　事实上，还是很疼，比第一次还要更疼。并且我知道，这一次的创口比第一次还要长，还要明显。
　　但最重要的是，我又挺过来了。
　　这一夜之后，伤口会重新愈合，新的血肉将重塑我。
　　等我好了，我还会去买口红和漂亮的衣服，我还会再去看世界。
　　从第一次检查到第二次出院，自始至终，我没有流过一次泪。
　　我知道，不能哭，一哭就会泄气。
　　安慰你的人越多，你站起来的速度就越慢。
　　我曾在文字的世界里长久的展示着我的敏感和脆弱，也因此被并不认识的人评价为“矫情”，就连以前的好朋友，也说我有一颗玻璃心。
　　只有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
　　“这次出院后，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我想去旅行。”
　　好，那就去旅行。
　　每一年高考前，我的微博上总会有很多应届的读者留言说，舟，给我一点鼓励吧。
　　年复一年，我一次次的对他们说，加油，加油。
　　而我的考试，是三个月，三个月，半年，接着是一年。
　　很多时候，我坐在医院的血检等候区，安安静静的等着某一个窗口上方的电子屏显示出我的名字，我的心里依然有着深深的恐惧，而我周围的人，大多都有一张被病痛折磨得已经麻木的脸。
　　我经常会远远的、悲伤的望着他们。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人生会是这个样子呢？
　　它有这么多不可预测也不可推卸的痛苦，它真的值得度过吗？
　　凡经历必留下痕迹。
　　有些疤痕留在我们身上，而另一些疤痕留在别人不知道的地方。
　　我知道这种故事是很好的鸡汤素材，能赚人热泪，可以被贴上励志的标签。
　　但只要你曾经真正正身在其中，自己体会过并且也目睹过那么多人的不幸——那种巨大的，像天塌下来一样的不幸，你就永远无法说你感谢疾病，感谢痛苦。
　　因为你清楚的了解，这种“感谢”有多么廉价，多么浅薄，多么伪善。
　　最近一次拿到复查报告，显示所有的结果都很好。
　　“你以后一年来一次就行了。”医生说完，然后又叫下一个病人进来，他神色如常，并不知道这句话对我有着怎样的意义。
　　我鞠了个躬，静静的退出门诊室，心里有剧烈的喜悦。
　　不知为何，喜悦有时会那么像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