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二章
中华有为
商人的终极目的是挣钱，企业家的终极目的是改变世界，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就在任正非告别军旅生涯前几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对恋人结婚了，他们是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莱昂纳德·波萨克（Leonard Bosack）和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主任桑蒂·勒纳（Sandy Lerner）。
两个人都是计算机高手，他们写情书的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都是通过计算机语言来表达，通过计算机来传递，由于他们各自管理的网络不同，设备又是乱七八糟，什么厂家的、什么协议的都有，互不兼容，情书传递起来很不方便。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后来两人迸发灵感，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赫赫有名的“多协议路由器”。
有人说，没有这种多协议路由器，就不会有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也不会有现在的互联网世界，更不会有现在的互联网人类社会。
1984年，波萨克和勒纳成立了一家以“多协议路由器”为核心产品的科技公司，取名为思科。
此时的任正非已经转业，正在栖栖遑遑地试水商海，他不知道思科，他要到许多年以后才会遇到这个可怕的对手。
任正非转业的单位是南海石油集团，妻子孟军在这个公司身居高位，他报到后被分配到集团下属的一个二十多人的子公司去当副经理。
安稳平淡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任正非渴望的，熟悉了一段时间，任正非就给南油集团的老总写了一封“军令状”，请求把南油旗下的一家公司交给他负责，未果。
又过了两年，任正非决定自己干出点儿成绩来，当时国内对于电视机的需求非常大，任正非决定从这个项目中打开缺口，他带着几个同事去谈一笔电视机贸易。
没料到，他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骗局，被居心不良的外贸公司轻易地骗走了200万元人民币。
大家想一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万元户”在中国很稀少。如果按当时内地城市人均月工资100元的水平来计算，这200万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亿多！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根本没料到商海如此险恶，他转业后一直觉得赚人家的钱是挺不好意思的事情。他天真地认为，自己给了对方货款，对方就应该按时交货，先把货款给对方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彼此之间应该信任嘛，但现实给他补了残酷的一课。
意识到被骗之后，任正非想尽办法要追回这200万，但讨债难如登天，南油集团的领导不管其中的艰难，他们觉得谁惹的祸谁担责。
无奈之下，任正非一边讨债，一边自学，他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些法律书中，任正非悟出来了市场经济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客户，另一个是货源，中间的交易保障就是法律。
任正非虽然因此了解了市场经济的精髓，但被骗这件事给他所在的单位造成了巨额损失，他在南海石油集团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不过，任正非不轻易认输，他咬紧牙关，追款追了一年，其中绝大部分被追回来了，减少了单位的损失。
尽管任正非已经非常努力地补救，但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因此事被判了“死刑”——南油集团把他开除了。身为集团高管的孟军在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中想必也经历了挣扎和煎熬，最终的结果是任正非伤心地离开了这个将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地方。
远在贵州的任摩逊和程远昭两位老人知晓这个消息后，像遭受了晴天霹雳一般，好不容易，任正非在部队干上了团级干部，没想到刚一转业就差点儿呛死。
可怜天下父母心，两位老人不远千里赶到了深圳，希望能以亲情来化解儿子的忧愁、焦虑和恐惧。这样一来，任正非的小家变成了大家，一大家子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连做饭吃饭都只能在阳台上，任正非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艰难生活。
很多年以后，孟晚舟在华为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风筝》，回忆了当时艰苦的环境：深圳是多雨地区，他们一家住在漏雨的屋子里，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连隔壁邻居说话都听得见。
当年，为了节省花销，任摩逊从来不上街买香烟，只抽从贵州老家带来的劣质烟叶。程远昭为了买到最便宜的蔬菜、鱼虾，专门等菜市场快关门的时候才去。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菜比较便宜，鱼虾死得也多，往往论堆处理。两位老人还说南方的鱼虾新鲜，就算是死的也比北方的新鲜，但任正非知道这是父母在宽慰他，这个时候，作为成年男人，他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那种无力感撕裂了许多平常的日子。
一家人的生活非常拮据，两位老人也在拼命攒钱。攒钱干什么呢？就为了将来“救”任正非，在他们看来，儿子失去工作以后可能会“活”不下去。
后来程远昭车祸去世，任正非的妹妹告诉他，妈妈去世前两个月对她说：“我存了几万块钱，留着以后救你非非哥，干买卖总不会永远都好，肯定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将来你哥哥遇到难处，这些钱可以拿给他，让他有吃饭的钱。”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位伟大母亲的心是多么善良和柔软。
就在这一年，任正非的家庭也出了状况。
他的妻子孟军转业以后，进入的是南海石油集团领导层，而他在南海集团下属企业干得一塌糊涂，再加上父母和弟弟妹妹与他们同住，算下来有十多个人住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不要说夫妻生活，估计他们俩连拉手的机会都没有，生活压力最终导致家庭解体，任正非和孟军十多年的婚姻走到尽头。当爱已成往事之后，两个人没有上演任何鸡飞狗跳的桥段，而是选择了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任正非一共有过三次婚姻经历，除了孟军，后来任正非又先后结了两次婚，两任妻子分别叫姚凌和苏薇，她们都是任正非在华为的同事。
任正非经历了一道又一道人生滑坡，跌到人生的谷底。
这个时候，他不仅要赡养父母、照顾子女，还要兼顾弟弟妹妹六人的生活，还得承担南油集团的一小部分债务，上有老下有小，后退无门，前行无路。
有人开玩笑说，人到中年不如狗。人在少年时都很勇猛，为了爱情，为了友情，为了轻飘飘的东西就敢以命相搏，但到了中年，一切都变了，人开始变了，挨老板骂不敢还嘴，甚至碰到小混混挑衅也不敢还手。你知道自己打得过，但是不能打，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在你面前变成了孩子，而孩子在你面前依然是孩子，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倒下，这个家就垮了。深夜醒来，环顾四周，都是依靠自己的人，而自己毫无可依，这就是成年人宿命一样的孤独，当年任正非正是这样一个处境。
所以说，成长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辛酸的事情。小时候我们经常骗爸妈说自己没钱了，等到了中年，我们却一脸笑嘻嘻地骗他们，说：“没事，我还有钱呢。放心，你们该吃吃该喝喝，别担心。”
有篇文章写到，很多中年男人夜晚开车回家，到楼下并不立刻回家上楼，而是在车里安静地坐上一会儿，有的会静静地抽一支烟，有的会默默地发一阵呆，有的会悄悄流几行泪水……似乎只有那一刻，他才是他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不需要面对任何一种压力。
舒婷有一首诗，名为《啊，母亲》，其中写道：
啊，母亲，
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
生怕记忆也一样褪色啊，
我怎敢轻易打开它的画屏？
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
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
一声也不敢呻吟。
为什么不敢呻吟？就是怕父母见了难过，如同儿时父母从不向我们表露生活压力，怕我们难过一样。
按照电视剧的套路，主角一开始被虐得一塌糊涂，简直快活不下去了，往往这个时候会否极泰来，好运爆发。
然而，现实生活远没有那么浪漫，哪有爆发的能力，有的只是艰难的爬行，有的只是煎熬的挣扎，有的只是残存的勇气。
有时候，苦难的确是人生成长的开悟法门。国外有句谚语，“暗透了就可以看得见星光”，所以，当你跌到人生谷底时，不必太难过，上天自有安排。
中国先哲孟子有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苦难对弱者来说是万丈深渊，对强者来说却是财富。
如果按这个诗意的说法，这一阶段的任正非简直就是亿万富翁。一个曾经豪情万丈、自信坚强的人混成这样，换作一般人，早就一蹶不振了，更何况“人过四十日过午”，还有什么反抗的勇气来战胜生活？举手投降吧。
但任正非在这种苦难中表现出了一种强大的爆发力，他骨子里是一个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但行动上确实是一个极端的乐观主义者，同时，他还是一个坚韧的理想主义者，他没有时间去悲伤，也没有时间去感慨，因为家庭的责任、事业的落魄让他没有时间痛苦，只有往前走，不能往后哪怕是一丝的回顾。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的两间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的合伙人凑了2.1万元人民币，办了一家小公司，名字叫“华为”。
注册公司的时候，任正非也没想好公司要叫什么，抬眼恰好看到墙上“中华有为”这条标语，就拿来做了名字。华为应该做什么业务呢？其实任正非也不知道。就像联想刚成立的时候卖过滑冰鞋、背包，华为也是这样，业务根本不明确，什么赚钱干什么。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华为刚开始的业务是卖养生保健的减肥药。任正非看到女生爱美，减肥产品应该大有市场。但这类产品最后卖得不好，我替任正非先生总结了一下——可能是公司没有李佳琦和薇娅这样的员工。
后来公司转向火灾报警器销售，结果销路也不太好，因为那时候人们普遍活得比较粗糙，感觉着了火拿水泼灭就行了，用什么火灾报警器？
那个时期的华为和国内无数小公司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活下来是最高的目标，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吧，所以，华为前期的业务也比较杂。
那时候华为人很少，无论是什么事情，任正非都要亲力亲为，进货得自己去背，从人家的仓库里背出去20米左右堆在那里，再倒头回去背另一堆……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路地挪，还要堆在看得见的地方，否则丢了怎么办？
任正非后来感慨说：“那时候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都很好，允许我把货物搬上公共汽车。如果是今天的公共汽车，不允许搬运货物，那我们的创业可能就不能成功了。”
华为刚成立一年，就有10次差点儿倒闭。
这可把任正非逼急了，他说，活人的生意做不了，那就做死人的生意吧。所以华为有一阵就打算去卖墓碑。中国人向来有事死如事生的悠久传统，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对于身前身后事，都是十分重视的，当时买一块墓碑的坯料不过百元，但是在上面刻好字后，一转手就能卖三五百元，精雕细刻的还能卖到千元。
但是，任正非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卖墓碑，毕竟他有凌云壮志，只是临时发生了“翻车”的事故。他有家国情怀，也有自己的理想，这些都是他在探路过程中的“启明星”，随时校准自己的人生行进路线。
现在人们想不到当时华为和任正非多么凄惨，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泥沼中挣扎崛起的。万科卖过玉米，潘石屹烧过砖，“小马哥”马化腾更惨，他曾假扮小女生，在电脑旁边跟用户聊天，吸引他们注册QQ……
有句话说，“市场经济，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是做有利于社会和大众的事，做成了自然有人给你竖大拇指。
华为创立之初，公司曾搬到深圳南山南油工业区的一个7层高的破旧大楼的5楼，后面是一座叫亿利达的大厦。当时有家名为“深意压电”的中意合资公司用这一整栋大厦办公。
华为员工特别羡慕，说：“我们在这儿上班，简直就是小舢板，人家那儿一看就是航空母舰，太气派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这么一栋大楼来办公呢？”
十年过后，这些老员工的愿望慢慢实现了，而那座亿利达大厦还是那个样子，一点儿都没有变。所以我很赞同一句话：“努力很重要，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比如选女朋友，如果你特别喜欢贤惠温柔的女生，千万不要选一个如河东狮吼的女生，打算娶回家慢慢改造，这种“改造”注定是要失败的，一开始选对才是最佳之选。
当年华为就设在一个简易仓库里，但有梦想的团队会自带光芒，环境这么简陋，依然没有阻挡住任正非和同事们的热情，怀揣梦想的团队跟混日子的团队截然不同。
有一天，任正非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产品。这件事充分说明为什么在一定的前提下，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任正非复员后选择了内陆某个城市而不是深圳，他也许就不会有这个发现。任正非发现的神奇产品是什么呢？程控交换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没经历过固话时代，世界上第一部电话于1876年诞生于美国贝尔实验室，一部固定电话要打通，核心设备就是交换机。它承担着所有的转接功能，好比整个电话网的大脑，连接各个终端用户的电话机。
一些老电影里会有这样的情景：某人拿起电话机来一阵猛摇，然后开口：“喂，给我接308，我有一束花要送给她。”之后接线员会把一个插头插到308那条接线孔上，这样电话才能接通，然后308的姑娘送了他一个字：滚！
到了1965年，美国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部用计算机来控制的电话交换系统，叫程控交换机，这是电话交换机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
和传统的机电式交换机相比，程控交换机速度特别快，语音更清晰，工作效率提高了上万倍，体积却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很快成为发达国家电信的主流设备。到了20世纪80年代，电话在我国还没有普及，电话接续靠的还是传统的步进制、纵横制。
但是，此时国家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都在大兴土木，对电话的需求突然间比过去几十年都要迫切，当时我国还不能自主生产程控交换机，只能从国外引进，但西方又对中国限制了出口。
有一天，任正非看到一个朋友在做程控交换机的生意，他就跑过去了解。那个朋友一讲，上过大学又做过技术骨干的任正非一下子就明白了程控交换机的价值。
当时一台程控交换机能卖到多少钱呢？7.5万元。
北京中关村曾出现过一个风云人物叫许瑞洪，他有个公司叫华科公司，这个人脑子特别活，说：“外国不向我们出口，我们自己干！”他将进口组件搬进了暑期学校的空教室，找了一帮大学生给他组装机器，他简单一培训，学生们就会了。
生产许可证？对不起，没有！组装完的交换机上贴个标签“华科100”，居然供不应求，可见当时市场需求有多么大。
一个暑假，许瑞洪主持装了500台连接到120个终端设备的120门小用户交换机。每台成本多少钱？2万元。卖多少钱？7.5万元。一个暑假赚多少钱？2000多万元！
如果80年代用2000多万元买北京的房子，现在会升值多少倍？恐怕这是一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问题。
任正非发现程控交换机买卖是个很好的商机后，决定立刻进军通信行业。这句话看着很牛，其实他所谓的“进军”，不过是倒买倒卖一下通信设备，中间赚一点儿差价。
华为初期主要是做程控交换机的代理，因为市场需求特别大，公司每天就是卸货、装货，慢慢地挣了点儿钱，员工也渐渐地增加到20人左右。在做业务的过程中，华为特别重视商誉，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后来任正非由辽宁省农话处一位处长的介绍，联系到了香港的鸿年公司，想代理他们公司生产的交换机。
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梁琨吾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没有立刻决定是否要与华为合作，而是派人考察华为的历史，并找很多人调查任正非个人的历史。当时任正非很生气，感觉鸿年这样做有些过分，疑神疑鬼的，不太尊重人。
鸿年经过详细的调查，认为任正非很值得信任，就授权华为做代理。梁琨吾对任正非说过一句话：“广州仓库里有价值1亿的货物，你可以去提货。货物卖了以后，钱可以先周转一段时间，再还给我们。”
这个英雄惺惺相惜的承诺，解决了任正非当时最为忧心的资金周转的问题。就像雷军说的那样，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任正非拿到代理权后时来运转，卖得特别好，竟一度把鸿年公司的货卖断货！
这一年，任正非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捉到了下海以来的第一条“大鱼”，通过程控交换机买卖赚了一大笔钱，年轻的华为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初创时期。
做过企业的人都知道，开始的时候最困难。就像发射火箭，第一节火箭最重要，如果失败，火箭就会立刻坠地。创业初期主要看创始人的推动力，能不能让公司活下来。度过一年的危险期，企业开始盈利，以后的发展方向就要看创始人的格局和视野。
在人间疾苦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任正非终于在代理程控交换机的新领域找到了成就感，挣到了一大笔钱，这时候一般人会选择再接再厉多代理一个品牌，或者说专心致志把这个品牌做好，但任正非有自己的想法。他想，交换机牌子那么杂，技术难度也没那么高，我们为什么不自己研发？
这时的华为刚有了一点儿盈利，摆在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搞代理，这条路很容易走，风险低，并且之前已经挣到大钱了；另一条路是搞自主研发，这条路漫长又危险，投入大，风险高。
人习惯趋利避害，如果有人逆向而行，其间最见格局和视野。
任正非痛下决心：我们要自己研发，不能把中国的工业设计和研发完全交给外人，那样的话我们会始终处在整个产业链的最底端，任人宰割。
这就是华为区别于其他企业的血性和基因。
从一开始它就是一棵大树的种子，只待风雨和时机到来，风雨一来，时机一到，它就会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商人的终极目的是挣钱，企业家的终极目的是改变世界，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登到峰顶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走南坡，从尼泊尔境内攀登，这条路线上气候温和，坡度小，容易攀登；另外一条就是走我国境内的北坡，气候非常恶劣，笔直陡峭，堪称“死亡之谷”。
早在90年代，联想的柳传志就说过，在中国的IT界，华为和联想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华为崇尚技术，一直在攀爬珠穆朗玛峰陡峭险峻的北坡；而联想是从平缓的南坡向上，环合迂回，走的是贸工技的道路，最后也能爬上山顶：两家登顶的路径不同，但异曲同工。
其实两者并不是异曲同工，华为、联想虽然都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但是华为在珠穆朗玛峰上又做了一次发射，把自己发射进太空。
做研发是风险最高的选择，因为有可能耗费十几年、投入几十个亿最后都付之东流，但是任正非毅然决然，还是要自己搞研发。
华为的第一款产品叫BH01，这其实是一款从国营单位买散件回来自行组装的产品。
华为公司将散件买回，做包装，写说明书，然后打着华为的品牌，再到全国各地找自己产品的代理商进行销售。
由于华为公司的服务好，产品销售价格也偏低，第一款产品BH01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后来竟然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故”：华为买的散件货源断了，华为收了客户的钱，却没有货可发。华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在自主研发上取得突破，打造自己的产品供应链，实现自己控制生产，否则客户追上门来要货或退款，公司就会面临断流及关门的危险。
任正非指定莫军担任项目经理，照着BH01的电路和软件，进行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路设计和软件开发，为了给客户延续性的印象，这次的型号叫BH03。
这一做法从客户的角度看没有太大区别，不过是换了一个漂亮的壳，但客户不知道的是这款交换机的“大脑”也变了，电路板设计和软件开发都是华为自己做的。
当时华为搞研发很是艰苦，工作人员把仓库拆分成单板、电源、总测、准备等几个工段，再加上库房和厨房。至于宿舍，就是单人床一字排开，还有一些用泡沫纸和纸箱铺的地铺，这就是所有员工和领导的宿舍，吃住都在这里，不知昼夜。有时候外面的人进来说下雨了，里面的人竟然不知道。
深圳夏天很热，当时华为没有空调，只有吊扇，交换机还会散热，所以大家都是一边挥汗如雨，一边设计电路板、话务台，焊电路板，编写软件，调试、修改再调试。他们累了就抽支烟，病了就吃点儿药，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或者躺在地方上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有的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来货了，大家就立刻起来卸货。南方蚊子特别多，有的员工就用套机柜的塑料包装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在脸上挖几个洞，这样既保证呼吸，又不怕蚊子咬。所以，华为起步之初，真的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非常艰苦。
吃苦不怕，最可怕的是没钱，之前买卖程控交换机赚到的那点儿钱一搞研发很快就烧没了。
产品做出来以后，连买测试设备的钱都没有，任正非他们就用土办法，拿放大镜一个一个地检查电路板上成千上万个焊点。碰到交换机的大话务量测试的时候，就把所有人叫到一起，每个人同时拿起两部话筒检查。
有的员工累得连眼角膜都脱落了，不得不住进医院。这种精神、意志、顽强便是华为最初创业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理解，华为后来的“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不是无源之水。
华为出名以后，华为的“床垫文化”也跟着出了名。什么是床垫文化？就是每个员工都在办公室里放个床垫，白天干完活儿晚上接着干，累了就在床垫上休息一会儿。
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民营企业相当恶劣，几乎就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有不少法律上的灰色地带，成为吞噬企业的历史沼泽地。
那时候的人也特别有意思，华为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补贴，甚至六个月发不出工资来，但那些人还是傻乎乎在这儿干，当然也有人“聪明地”走了。
一个公司没有钱就无法运转，最后任正非没办法，只好去向一些大企业借款，利息往往高达20%—30%，相当于高利贷。他用借来的钱给员工发工资，买了一些紧缺的设备，股东没有任何收益，还得不断掏钱来维持公司的运转。
有一次，任正非站在办公室窗户旁边，对员工开了个玩笑：“新产品研发要是不成功，你们可以换个工作，我呢，只能从这里跳下去。”大家听完都没有笑，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正是他们面对的残酷现实。
为了筹集资金，任正非甚至出台了一项内部政策，谁能给公司借来1000万元，谁就可以一年不上班，工资照发。后来成为华为风云人物的孙亚芳，便是此时帮助华为拉来了大笔资金，从而在华为崭露头角。
有时候，一些天才性的制度是被逼出来的，有些员工的工资实在欠得太多，公司就会跟他商量将这些钱转成股份，华为的全员持股是怎么来的？就是被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
任正非说，他从1987年创办华为，直到2000年，整整十三年以后才偿清债务，所以创业之路真是不易。
然而，再多的困难也没有把华为人的精气神打掉。
任正非每天都在现场检查生产和开发进度，碰到什么困难就马上现场解决。遇到吃饭时间，任正非和公司领导就在大排档跟大家聚餐，久而久之，华为形成一种文化，公司聚餐只能由职务最高的人自费掏腰包请大家吃饭。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反向操作。为什么下属不能请吃饭呢？这是深圳那批创业者摸索出来的经验，如果下属经常请吃饭，很容易造成腐败和不公平。
经过艰苦的研发生涯，华为自主研发的交换机终于研发成功。1991年12月，华为开发的BH03交换机完成了全部测试，电话能打出去，也能接进来，音质还不错，并且通过了当时邮电部的验收，取得了正式的入网许可证，首批三台价值数十万元的交换机发货出厂。
这个时候，华为所有的预付款已经全部用完了，账上也没钱了，再发不出货就要破产了。就在这个命悬一线的时刻，货终于发出去了。
12月31号，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华为全体员工在那个破办公楼里开了一场庆功会。他们自己做饭，煮个白菜，弄个土豆，来个辣椒炒肉之类的，隆重庆祝第一个有华为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出厂。
这是华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胜利，是华为崛起的最关键一步。
任正非第一个发言，他坐在用几张破桌子搭的简陋主席台上，两眼饱含深情，看着周围一个个衣衫褴褛，像逃难者的员工，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突然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哽咽着说了一句：“我们终于活了下来。”然后他就泪流满面，无法表达，两只手不断地在脸上抹着眼泪。这些年轻人看着台上那个和他们父亲同龄的人双手抹着眼泪，无不动容，一时间，台上台下泪流满面。
只有在华为的团队真正奋斗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任正非眼泪的意义，一个中年男人和一帮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年轻人，一起奔波在市场的一线、生产的现场，为了企业的生存什么都干过，他为了企业的生存付出了一切，甚至以命相搏，才获得一线生机。
华为成功以后，很多人谣传，华为有这个背景那个背景，华为有这个人脉那个资源，就是不肯承认“奋斗出奇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有时候，我想，我们民众对待我们的企业能不能更加热爱一点儿、理性一点儿？
其实华为的诞生纯粹就是一个偶然，这个偶然的缔造者就是任正非。
当年为了纪念华为活下来，任正非特地跑到香港定制了100枚金牌，发给了公司最艰难时刻不离不弃的100名优秀员工。他还定制了一枚送给香港鸿年公司，感谢他们这么多年带给华为的利润和支持。
惊险归惊险，辛苦归辛苦，交换机确实挣钱了，1993年华为的销售额过亿。企业终于挣钱了，怎么办？分钱吧，大家辛苦这么多年，该享受了。
但任正非说，不，我们要挣的钱不止这一点儿，我们还要挣更多的钱、更大的钱，华为现在开发的是小体量的交换机，我们应该开发大体量的专业机，开发电信局能用的交换机，进军公用电话领域！
底下人一听都疯了：“老大，你在开玩笑吧？大家那么辛苦挣了点儿钱，你竟然还要搞研发烧掉它们？”任正非说，不，我们这个行业竞争特别激烈，我们必须技高一筹、领先一步。底下又有人说：“老大，我们这些人都是洗脚上岸的，哪有能力搞什么研发，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挣点儿钱，你再这样我们就不跟你干了。”
这些话对任正非是巨大的刺激，他发现华为的人才还是不够多，同道少，知音缺。
华为创业之初，任正非就开始四处搜罗人才。
当时华为和高校谈合作，通常谈着谈着就把对方的人挖过来了，并且挖过来的人在过年回家的时候还有任务指标，要挖几个前同事到华为来……
1992年的一天，任正非得知邮电部要在西安举办一个程控交换机学习班。这个培训班的规格很高，全国从事交换机开发的企业几乎都会派技术骨干参加，于是他打起了学习班的主意。
别家公司派骨干去培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而任正非派去的华为骨干除了学习，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招人和“挖墙脚”。每当结束一天的学习回到宿舍，华为的精英们就活动起来，去各个宿舍与人“谈心”。
后来历任华为研发部经理、终端事业部总经理、华为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华为国际营销副总裁、华为高级副总裁等一系列要职，为华为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毛生江，正是在这次学习班上被游说来的。
大道至简。苹果的乔布斯说过，他花了半辈子时间才充分意识到人才的价值。他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过去常常认为一位出色的人才能顶两名平庸的员工，现在我认为能顶50名，一名好的设计师要比糟糕的设计师好上100倍甚至200倍……”
任正非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跑到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到处邀请老师、学生到华为参观访问，看双方能不能合作。
有一次，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郭平到华为参观。
此时，郭平已经留校做了老师，但他并不想在学校里待一辈子，就喜欢到处晃悠。这次他跟着老师到华为一看，这个工厂真破，但是他跟任正非一交流，就被任正非的抱负、格局、境界折服了。
有时候职场经历跟谈恋爱是一样的，有的人一看就对眼了，认定这辈子就跟他/她了。当时郭平看到任正非也是这样，说这就是他以后的老板。也不知道任正非给郭平喝了什么“迷魂汤”，1988年，一个名校老师就这么急火火地“裸奔”到了华为。
郭平是任正非指定的华为第二个自主研发项目的项目经理。这个项目就比较厉害了，原来的交换机是24门，现在华为研发的这个是48门，能带48个用户，叫HJD48，是一种小型的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
有人开玩笑说，郭平来到华为最大的贡献不是研发这台机器，而是现身说法，把他的同学郑宝用也“忽悠”到华为。郑宝用到华为，在华为的历史上绝对值得铭记。
郑宝用是哪一位神仙哥哥？这个人很牛，学习成绩很好，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考到了清华大学的博士，技术水平一流，大局观强，创新意识强，有战略头脑。
他被同学郭平忽悠到华为溜达了一圈之后，看到了任正非，同样立刻认定他就是自己以后的老板，决定留下来与华为共成长。博士学业怎么办？对不起！不上了。所以郑宝用是清华知名的辍学博士，当然，没拿到学位也不能称为博士。郑宝用这个人思维非常敏捷，为人随和，技术能力很强，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宝”。任正非安排郭平和郑宝用这对同学组合开始开发HJD48交换机。
这哥俩确实表现出了天才的一面，经过一番苦心研发，很快就开发出了48门的HJD48交换机。
这个产品研发出来以后，因为质优价廉，利润空间比较大，郑宝用就成了华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负责公司产品的战略规划和新产品开发。
这是华为第一位总工，后来就换人了，换作谁了呢？李一男，他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说。
郑宝用确实很厉害，他随后又带领研发人员相继开发出100门、200门、400门、500门的系列用户交换机，采用了光电电路和高集成器件，后来被邮电部评为国产同类产品质量可靠用户机。这一系列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让华为的产值迅速攀升，利税也超过了1000万元，这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20世纪90年代初，利税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不太多，很多人慕名投奔华为，华为的人员数量从最初的6个人增加到100多人，初步像一家公司了。
小试牛刀后，华为的“三军将士”就盼着再打胜仗，任正非的干劲也更足了，他觉得华为目前只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如果着眼于未来，还要再开发新的产品。
很快，他就注意了局用程控交换机。
当时，局用程控交换机实用价值最高，技术含量最高，投入的经费也是最多的。局用程控交换机不但可以用于单位内部交流，还能打长途。20世纪90年代初，局用程控交换机只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使用，中国没有。
任正非说，既然中国没有，我们就把它造出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难度有点儿像清代詹天佑要修京张铁路。
于是团队内部又出现了一些舆论，说：“老大，我们产品卖得好好的，千万不要再冒险了，我们就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你都不知道，老大，最近咱们深圳干什么最挣钱吗？炒股，炒房地产！”
之所以有人这样说，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深圳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上千亿的房地产资金飞向南方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元，北海300亿元，惠州150亿元，迅速掀起了一场热炒狂潮，到处开工要建房，房子还没有盖，甚至只有一张图纸就进行转让。这样的项目转让了一手、二手、三手。负责开发的人还没有炒作的人赚钱快，开发的人可能赚500元一平方米，炒作的人一下可以赚1000—2000元一平方米。
但任正非说：“不行，华为要做一个世界级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我可以断言，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说真的，这时任正非也拿不准，他深知搞研发是找死，不搞研发是等死，在这个行当里，你没有停下来的机会，要么被淘汰，要么往前走，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1991年，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万门程控数字交换机（可惜直到几年后才被巨龙实现量产），1992年，侯为贵的中兴通讯研制出了ZX500A农话端局数字交换机。随后，深圳长虹通信设备公司也研制出了2000门数字交换机。一路狂奔的巨龙和中兴将成为华为的强劲对手，华为如果故步自封，很快就会被它们远远抛在身后。华为艰难选择的时刻，其实也是华为一飞冲天的决胜时机。
1992年，任正非带着一队人马去美国考察。这是他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第一步。
到了美国，任正非的感受很不一样，美国的汽车坐起来比较舒服，路修得比较好，楼也高。任正非想起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前往考察的几个日本大臣到美国以后用了六个字来形容他们的感受：始惊，次醉，终狂。意思是，刚开始感到很惊讶，后来就迷醉和陶醉、钦佩，最后狂，很兴奋，觉得日本大有可为。
任正非的感触是，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但我们大山荒漠的面积较大，平原不如美国多，加上教育水平较低，文化素质较低，双方在整个科技发展上差距不小。他参观完IBM公司以后，就想向IBM学习。他去了纽约的中央公园，又感到很震惊，原本他以为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工厂，结果进去一看，那就是一个公园。他又跑到自然博物馆参观了一两个小时，连一个角落都没有看完，里面陈列的各种珍奇的精品和古今文物让他大开眼界。特别是到了圣克拉拉市，他发现这是一个电子产业城，有着美国大部分的电子科技和其他尖端技术的研发中心及科研总部。由于软实力强大，加利福尼亚州的GDP总量竟然为“世界第八”。
任正非在归国的飞机上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越繁荣就越发展科技，越发展科技，越重视教育，就越是人才辈出，越是人才辈出，经济就越繁荣，在他看来，美国走进了一个良性循环，这样的美国才会经久不衰。
后来任正非多次带队到美国学习，这种自觉地和美国企业对标，无意中为后来华为赢得和思科的诉讼奠定了基础。
这次美国之行，任正非还看到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最先进的AT&T 5号机，坚定了任正非的决心。以此为样本，华为开始研发属于华为的产品。
局用交换机的研制意味着华为必须在技术上有更令人惊喜的突破，这对任正非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市场关系上，华为也必须“另起炉灶”，实现战略布局的全面更新换代。同时，在局用交换机领域有着实力更为强劲的竞争对手，这对年轻的华为来说更是严峻的考验。
任正非是军人出身，个性刚毅果敢，不怕困难。既然锁定了程控交换机，他就不但要研发出中国自有知识产权的程控交换机，还要实现这种先进产品的局用化。为此，他放出狠话：“研发成功，我们都有发展；研发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出去。”
任正非决定背水一战。好在郑宝用这些技术骨干认为任正非的思考是对的，选择跟任正非绑在一辆战车上。郑宝用临危受命，带领十几个研发人员打起了攻坚战。郑宝用果然不负众望。他在局用交换机的研发伊始就批判性地汲取了传统交换机研发的战略思维，运用模拟空分的技术路线，率先开发出以此为先导的局用交换机。这种所谓的模拟空分局用交换机，被华为命名为JK1000。
所以，做企业也好，做其他任何事情都好，我们都会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最容易的，另一个是最难的。就像钱锺书在《围城》里所说，吃葡萄有两种吃法：第一种是从最好的一颗吃起，这样每次吃到的都是剩余里最好的那一颗；另外一种吃法是从最差的那一颗吃起，但是越吃越甜，越吃越好吃。
我认为，第一种吃法，吃着吃着人就会绝望，因为吃到的越来越差，后一种吃法，人会感觉越来越好。
《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大意是，你们要走窄门，不要走宽门。为什么？因为门宽，去的人也多，最终大多会走向灭亡，只有少数人去的窄门才可能通往永生。
以色列是科技强国，以色列的妈妈教育孩子，如果将来要下河，一定记得逆流走，不要顺流走。为什么？顺流走是最容易的，但是99%的人都跟你一样，走到最后，竞争特别激烈；逆流走，走到最后会发现，因为走的人特别少，反而更容易成功。
华为和任正非，还有他的技术团队，就选择了逆流而上，选择了走窄门。
商人的终极目的是挣钱，企业家的终极目的是改变世界，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就在任正非告别军旅生涯前几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对恋人结婚了，他们是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莱昂纳德·波萨克（Leonard Bosack）和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主任桑蒂·勒纳（Sandy Lerner）。
两个人都是计算机高手，他们写情书的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都是通过计算机语言来表达，通过计算机来传递，由于他们各自管理的网络不同，设备又是乱七八糟，什么厂家的、什么协议的都有，互不兼容，情书传递起来很不方便。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后来两人迸发灵感，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赫赫有名的“多协议路由器”。
有人说，没有这种多协议路由器，就不会有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也不会有现在的互联网世界，更不会有现在的互联网人类社会。
1984年，波萨克和勒纳成立了一家以“多协议路由器”为核心产品的科技公司，取名为思科。
此时的任正非已经转业，正在栖栖遑遑地试水商海，他不知道思科，他要到许多年以后才会遇到这个可怕的对手。
任正非转业的单位是南海石油集团，妻子孟军在这个公司身居高位，他报到后被分配到集团下属的一个二十多人的子公司去当副经理。
安稳平淡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任正非渴望的，熟悉了一段时间，任正非就给南油集团的老总写了一封“军令状”，请求把南油旗下的一家公司交给他负责，未果。
又过了两年，任正非决定自己干出点儿成绩来，当时国内对于电视机的需求非常大，任正非决定从这个项目中打开缺口，他带着几个同事去谈一笔电视机贸易。
没料到，他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骗局，被居心不良的外贸公司轻易地骗走了200万元人民币。
大家想一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万元户”在中国很稀少。如果按当时内地城市人均月工资100元的水平来计算，这200万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亿多！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根本没料到商海如此险恶，他转业后一直觉得赚人家的钱是挺不好意思的事情。他天真地认为，自己给了对方货款，对方就应该按时交货，先把货款给对方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彼此之间应该信任嘛，但现实给他补了残酷的一课。
意识到被骗之后，任正非想尽办法要追回这200万，但讨债难如登天，南油集团的领导不管其中的艰难，他们觉得谁惹的祸谁担责。
无奈之下，任正非一边讨债，一边自学，他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些法律书中，任正非悟出来了市场经济的两个关键：一个是客户，另一个是货源，中间的交易保障就是法律。
任正非虽然因此了解了市场经济的精髓，但被骗这件事给他所在的单位造成了巨额损失，他在南海石油集团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不过，任正非不轻易认输，他咬紧牙关，追款追了一年，其中绝大部分被追回来了，减少了单位的损失。
尽管任正非已经非常努力地补救，但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因此事被判了“死刑”——南油集团把他开除了。身为集团高管的孟军在这件事的处理过程中想必也经历了挣扎和煎熬，最终的结果是任正非伤心地离开了这个将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地方。
远在贵州的任摩逊和程远昭两位老人知晓这个消息后，像遭受了晴天霹雳一般，好不容易，任正非在部队干上了团级干部，没想到刚一转业就差点儿呛死。
可怜天下父母心，两位老人不远千里赶到了深圳，希望能以亲情来化解儿子的忧愁、焦虑和恐惧。这样一来，任正非的小家变成了大家，一大家子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连做饭吃饭都只能在阳台上，任正非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艰难生活。
很多年以后，孟晚舟在华为办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风筝》，回忆了当时艰苦的环境：深圳是多雨地区，他们一家住在漏雨的屋子里，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连隔壁邻居说话都听得见。
当年，为了节省花销，任摩逊从来不上街买香烟，只抽从贵州老家带来的劣质烟叶。程远昭为了买到最便宜的蔬菜、鱼虾，专门等菜市场快关门的时候才去。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菜比较便宜，鱼虾死得也多，往往论堆处理。两位老人还说南方的鱼虾新鲜，就算是死的也比北方的新鲜，但任正非知道这是父母在宽慰他，这个时候，作为成年男人，他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那种无力感撕裂了许多平常的日子。
一家人的生活非常拮据，两位老人也在拼命攒钱。攒钱干什么呢？就为了将来“救”任正非，在他们看来，儿子失去工作以后可能会“活”不下去。
后来程远昭车祸去世，任正非的妹妹告诉他，妈妈去世前两个月对她说：“我存了几万块钱，留着以后救你非非哥，干买卖总不会永远都好，肯定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将来你哥哥遇到难处，这些钱可以拿给他，让他有吃饭的钱。”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位伟大母亲的心是多么善良和柔软。
就在这一年，任正非的家庭也出了状况。
他的妻子孟军转业以后，进入的是南海石油集团领导层，而他在南海集团下属企业干得一塌糊涂，再加上父母和弟弟妹妹与他们同住，算下来有十多个人住在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不要说夫妻生活，估计他们俩连拉手的机会都没有，生活压力最终导致家庭解体，任正非和孟军十多年的婚姻走到尽头。当爱已成往事之后，两个人没有上演任何鸡飞狗跳的桥段，而是选择了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任正非一共有过三次婚姻经历，除了孟军，后来任正非又先后结了两次婚，两任妻子分别叫姚凌和苏薇，她们都是任正非在华为的同事。
任正非经历了一道又一道人生滑坡，跌到人生的谷底。
这个时候，他不仅要赡养父母、照顾子女，还要兼顾弟弟妹妹六人的生活，还得承担南油集团的一小部分债务，上有老下有小，后退无门，前行无路。
有人开玩笑说，人到中年不如狗。人在少年时都很勇猛，为了爱情，为了友情，为了轻飘飘的东西就敢以命相搏，但到了中年，一切都变了，人开始变了，挨老板骂不敢还嘴，甚至碰到小混混挑衅也不敢还手。你知道自己打得过，但是不能打，因为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在你面前变成了孩子，而孩子在你面前依然是孩子，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倒下，这个家就垮了。深夜醒来，环顾四周，都是依靠自己的人，而自己毫无可依，这就是成年人宿命一样的孤独，当年任正非正是这样一个处境。
所以说，成长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辛酸的事情。小时候我们经常骗爸妈说自己没钱了，等到了中年，我们却一脸笑嘻嘻地骗他们，说：“没事，我还有钱呢。放心，你们该吃吃该喝喝，别担心。”
有篇文章写到，很多中年男人夜晚开车回家，到楼下并不立刻回家上楼，而是在车里安静地坐上一会儿，有的会静静地抽一支烟，有的会默默地发一阵呆，有的会悄悄流几行泪水……似乎只有那一刻，他才是他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不需要面对任何一种压力。
舒婷有一首诗，名为《啊，母亲》，其中写道：
啊，母亲，
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
生怕记忆也一样褪色啊，
我怎敢轻易打开它的画屏？
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
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
一声也不敢呻吟。
为什么不敢呻吟？就是怕父母见了难过，如同儿时父母从不向我们表露生活压力，怕我们难过一样。
按照电视剧的套路，主角一开始被虐得一塌糊涂，简直快活不下去了，往往这个时候会否极泰来，好运爆发。
然而，现实生活远没有那么浪漫，哪有爆发的能力，有的只是艰难的爬行，有的只是煎熬的挣扎，有的只是残存的勇气。
有时候，苦难的确是人生成长的开悟法门。国外有句谚语，“暗透了就可以看得见星光”，所以，当你跌到人生谷底时，不必太难过，上天自有安排。
中国先哲孟子有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苦难对弱者来说是万丈深渊，对强者来说却是财富。
如果按这个诗意的说法，这一阶段的任正非简直就是亿万富翁。一个曾经豪情万丈、自信坚强的人混成这样，换作一般人，早就一蹶不振了，更何况“人过四十日过午”，还有什么反抗的勇气来战胜生活？举手投降吧。
但任正非在这种苦难中表现出了一种强大的爆发力，他骨子里是一个深刻的悲观主义者，但行动上确实是一个极端的乐观主义者，同时，他还是一个坚韧的理想主义者，他没有时间去悲伤，也没有时间去感慨，因为家庭的责任、事业的落魄让他没有时间痛苦，只有往前走，不能往后哪怕是一丝的回顾。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的两间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的合伙人凑了2.1万元人民币，办了一家小公司，名字叫“华为”。
注册公司的时候，任正非也没想好公司要叫什么，抬眼恰好看到墙上“中华有为”这条标语，就拿来做了名字。华为应该做什么业务呢？其实任正非也不知道。就像联想刚成立的时候卖过滑冰鞋、背包，华为也是这样，业务根本不明确，什么赚钱干什么。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华为刚开始的业务是卖养生保健的减肥药。任正非看到女生爱美，减肥产品应该大有市场。但这类产品最后卖得不好，我替任正非先生总结了一下——可能是公司没有李佳琦和薇娅这样的员工。
后来公司转向火灾报警器销售，结果销路也不太好，因为那时候人们普遍活得比较粗糙，感觉着了火拿水泼灭就行了，用什么火灾报警器？
那个时期的华为和国内无数小公司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活下来是最高的目标，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吧，所以，华为前期的业务也比较杂。
那时候华为人很少，无论是什么事情，任正非都要亲力亲为，进货得自己去背，从人家的仓库里背出去20米左右堆在那里，再倒头回去背另一堆……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路地挪，还要堆在看得见的地方，否则丢了怎么办？
任正非后来感慨说：“那时候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都很好，允许我把货物搬上公共汽车。如果是今天的公共汽车，不允许搬运货物，那我们的创业可能就不能成功了。”
华为刚成立一年，就有10次差点儿倒闭。
这可把任正非逼急了，他说，活人的生意做不了，那就做死人的生意吧。所以华为有一阵就打算去卖墓碑。中国人向来有事死如事生的悠久传统，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对于身前身后事，都是十分重视的，当时买一块墓碑的坯料不过百元，但是在上面刻好字后，一转手就能卖三五百元，精雕细刻的还能卖到千元。
但是，任正非考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卖墓碑，毕竟他有凌云壮志，只是临时发生了“翻车”的事故。他有家国情怀，也有自己的理想，这些都是他在探路过程中的“启明星”，随时校准自己的人生行进路线。
现在人们想不到当时华为和任正非多么凄惨，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泥沼中挣扎崛起的。万科卖过玉米，潘石屹烧过砖，“小马哥”马化腾更惨，他曾假扮小女生，在电脑旁边跟用户聊天，吸引他们注册QQ……
有句话说，“市场经济，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是做有利于社会和大众的事，做成了自然有人给你竖大拇指。
华为创立之初，公司曾搬到深圳南山南油工业区的一个7层高的破旧大楼的5楼，后面是一座叫亿利达的大厦。当时有家名为“深意压电”的中意合资公司用这一整栋大厦办公。
华为员工特别羡慕，说：“我们在这儿上班，简直就是小舢板，人家那儿一看就是航空母舰，太气派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这么一栋大楼来办公呢？”
十年过后，这些老员工的愿望慢慢实现了，而那座亿利达大厦还是那个样子，一点儿都没有变。所以我很赞同一句话：“努力很重要，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比如选女朋友，如果你特别喜欢贤惠温柔的女生，千万不要选一个如河东狮吼的女生，打算娶回家慢慢改造，这种“改造”注定是要失败的，一开始选对才是最佳之选。
当年华为就设在一个简易仓库里，但有梦想的团队会自带光芒，环境这么简陋，依然没有阻挡住任正非和同事们的热情，怀揣梦想的团队跟混日子的团队截然不同。
有一天，任正非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产品。这件事充分说明为什么在一定的前提下，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任正非复员后选择了内陆某个城市而不是深圳，他也许就不会有这个发现。任正非发现的神奇产品是什么呢？程控交换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没经历过固话时代，世界上第一部电话于1876年诞生于美国贝尔实验室，一部固定电话要打通，核心设备就是交换机。它承担着所有的转接功能，好比整个电话网的大脑，连接各个终端用户的电话机。
一些老电影里会有这样的情景：某人拿起电话机来一阵猛摇，然后开口：“喂，给我接308，我有一束花要送给她。”之后接线员会把一个插头插到308那条接线孔上，这样电话才能接通，然后308的姑娘送了他一个字：滚！
到了1965年，美国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部用计算机来控制的电话交换系统，叫程控交换机，这是电话交换机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
和传统的机电式交换机相比，程控交换机速度特别快，语音更清晰，工作效率提高了上万倍，体积却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很快成为发达国家电信的主流设备。到了20世纪80年代，电话在我国还没有普及，电话接续靠的还是传统的步进制、纵横制。
但是，此时国家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都在大兴土木，对电话的需求突然间比过去几十年都要迫切，当时我国还不能自主生产程控交换机，只能从国外引进，但西方又对中国限制了出口。
有一天，任正非看到一个朋友在做程控交换机的生意，他就跑过去了解。那个朋友一讲，上过大学又做过技术骨干的任正非一下子就明白了程控交换机的价值。
当时一台程控交换机能卖到多少钱呢？7.5万元。
北京中关村曾出现过一个风云人物叫许瑞洪，他有个公司叫华科公司，这个人脑子特别活，说：“外国不向我们出口，我们自己干！”他将进口组件搬进了暑期学校的空教室，找了一帮大学生给他组装机器，他简单一培训，学生们就会了。
生产许可证？对不起，没有！组装完的交换机上贴个标签“华科100”，居然供不应求，可见当时市场需求有多么大。
一个暑假，许瑞洪主持装了500台连接到120个终端设备的120门小用户交换机。每台成本多少钱？2万元。卖多少钱？7.5万元。一个暑假赚多少钱？2000多万元！
如果80年代用2000多万元买北京的房子，现在会升值多少倍？恐怕这是一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问题。
任正非发现程控交换机买卖是个很好的商机后，决定立刻进军通信行业。这句话看着很牛，其实他所谓的“进军”，不过是倒买倒卖一下通信设备，中间赚一点儿差价。
华为初期主要是做程控交换机的代理，因为市场需求特别大，公司每天就是卸货、装货，慢慢地挣了点儿钱，员工也渐渐地增加到20人左右。在做业务的过程中，华为特别重视商誉，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后来任正非由辽宁省农话处一位处长的介绍，联系到了香港的鸿年公司，想代理他们公司生产的交换机。
香港鸿年公司的老板梁琨吾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没有立刻决定是否要与华为合作，而是派人考察华为的历史，并找很多人调查任正非个人的历史。当时任正非很生气，感觉鸿年这样做有些过分，疑神疑鬼的，不太尊重人。
鸿年经过详细的调查，认为任正非很值得信任，就授权华为做代理。梁琨吾对任正非说过一句话：“广州仓库里有价值1亿的货物，你可以去提货。货物卖了以后，钱可以先周转一段时间，再还给我们。”
这个英雄惺惺相惜的承诺，解决了任正非当时最为忧心的资金周转的问题。就像雷军说的那样，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起来。任正非拿到代理权后时来运转，卖得特别好，竟一度把鸿年公司的货卖断货！
这一年，任正非经过艰辛的探索，终于捉到了下海以来的第一条“大鱼”，通过程控交换机买卖赚了一大笔钱，年轻的华为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初创时期。
做过企业的人都知道，开始的时候最困难。就像发射火箭，第一节火箭最重要，如果失败，火箭就会立刻坠地。创业初期主要看创始人的推动力，能不能让公司活下来。度过一年的危险期，企业开始盈利，以后的发展方向就要看创始人的格局和视野。
在人间疾苦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任正非终于在代理程控交换机的新领域找到了成就感，挣到了一大笔钱，这时候一般人会选择再接再厉多代理一个品牌，或者说专心致志把这个品牌做好，但任正非有自己的想法。他想，交换机牌子那么杂，技术难度也没那么高，我们为什么不自己研发？
这时的华为刚有了一点儿盈利，摆在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是搞代理，这条路很容易走，风险低，并且之前已经挣到大钱了；另一条路是搞自主研发，这条路漫长又危险，投入大，风险高。
人习惯趋利避害，如果有人逆向而行，其间最见格局和视野。
任正非痛下决心：我们要自己研发，不能把中国的工业设计和研发完全交给外人，那样的话我们会始终处在整个产业链的最底端，任人宰割。
这就是华为区别于其他企业的血性和基因。
从一开始它就是一棵大树的种子，只待风雨和时机到来，风雨一来，时机一到，它就会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商人的终极目的是挣钱，企业家的终极目的是改变世界，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登到峰顶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走南坡，从尼泊尔境内攀登，这条路线上气候温和，坡度小，容易攀登；另外一条就是走我国境内的北坡，气候非常恶劣，笔直陡峭，堪称“死亡之谷”。
早在90年代，联想的柳传志就说过，在中国的IT界，华为和联想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华为崇尚技术，一直在攀爬珠穆朗玛峰陡峭险峻的北坡；而联想是从平缓的南坡向上，环合迂回，走的是贸工技的道路，最后也能爬上山顶：两家登顶的路径不同，但异曲同工。
其实两者并不是异曲同工，华为、联想虽然都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但是华为在珠穆朗玛峰上又做了一次发射，把自己发射进太空。
做研发是风险最高的选择，因为有可能耗费十几年、投入几十个亿最后都付之东流，但是任正非毅然决然，还是要自己搞研发。
华为的第一款产品叫BH01，这其实是一款从国营单位买散件回来自行组装的产品。
华为公司将散件买回，做包装，写说明书，然后打着华为的品牌，再到全国各地找自己产品的代理商进行销售。
由于华为公司的服务好，产品销售价格也偏低，第一款产品BH01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后来竟然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故”：华为买的散件货源断了，华为收了客户的钱，却没有货可发。华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在自主研发上取得突破，打造自己的产品供应链，实现自己控制生产，否则客户追上门来要货或退款，公司就会面临断流及关门的危险。
任正非指定莫军担任项目经理，照着BH01的电路和软件，进行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路设计和软件开发，为了给客户延续性的印象，这次的型号叫BH03。
这一做法从客户的角度看没有太大区别，不过是换了一个漂亮的壳，但客户不知道的是这款交换机的“大脑”也变了，电路板设计和软件开发都是华为自己做的。
当时华为搞研发很是艰苦，工作人员把仓库拆分成单板、电源、总测、准备等几个工段，再加上库房和厨房。至于宿舍，就是单人床一字排开，还有一些用泡沫纸和纸箱铺的地铺，这就是所有员工和领导的宿舍，吃住都在这里，不知昼夜。有时候外面的人进来说下雨了，里面的人竟然不知道。
深圳夏天很热，当时华为没有空调，只有吊扇，交换机还会散热，所以大家都是一边挥汗如雨，一边设计电路板、话务台，焊电路板，编写软件，调试、修改再调试。他们累了就抽支烟，病了就吃点儿药，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或者躺在地方上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有的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来货了，大家就立刻起来卸货。南方蚊子特别多，有的员工就用套机柜的塑料包装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在脸上挖几个洞，这样既保证呼吸，又不怕蚊子咬。所以，华为起步之初，真的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非常艰苦。
吃苦不怕，最可怕的是没钱，之前买卖程控交换机赚到的那点儿钱一搞研发很快就烧没了。
产品做出来以后，连买测试设备的钱都没有，任正非他们就用土办法，拿放大镜一个一个地检查电路板上成千上万个焊点。碰到交换机的大话务量测试的时候，就把所有人叫到一起，每个人同时拿起两部话筒检查。
有的员工累得连眼角膜都脱落了，不得不住进医院。这种精神、意志、顽强便是华为最初创业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理解，华为后来的“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不是无源之水。
华为出名以后，华为的“床垫文化”也跟着出了名。什么是床垫文化？就是每个员工都在办公室里放个床垫，白天干完活儿晚上接着干，累了就在床垫上休息一会儿。
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民营企业相当恶劣，几乎就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有不少法律上的灰色地带，成为吞噬企业的历史沼泽地。
那时候的人也特别有意思，华为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补贴，甚至六个月发不出工资来，但那些人还是傻乎乎在这儿干，当然也有人“聪明地”走了。
一个公司没有钱就无法运转，最后任正非没办法，只好去向一些大企业借款，利息往往高达20%—30%，相当于高利贷。他用借来的钱给员工发工资，买了一些紧缺的设备，股东没有任何收益，还得不断掏钱来维持公司的运转。
有一次，任正非站在办公室窗户旁边，对员工开了个玩笑：“新产品研发要是不成功，你们可以换个工作，我呢，只能从这里跳下去。”大家听完都没有笑，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正是他们面对的残酷现实。
为了筹集资金，任正非甚至出台了一项内部政策，谁能给公司借来1000万元，谁就可以一年不上班，工资照发。后来成为华为风云人物的孙亚芳，便是此时帮助华为拉来了大笔资金，从而在华为崭露头角。
有时候，一些天才性的制度是被逼出来的，有些员工的工资实在欠得太多，公司就会跟他商量将这些钱转成股份，华为的全员持股是怎么来的？就是被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
任正非说，他从1987年创办华为，直到2000年，整整十三年以后才偿清债务，所以创业之路真是不易。
然而，再多的困难也没有把华为人的精气神打掉。
任正非每天都在现场检查生产和开发进度，碰到什么困难就马上现场解决。遇到吃饭时间，任正非和公司领导就在大排档跟大家聚餐，久而久之，华为形成一种文化，公司聚餐只能由职务最高的人自费掏腰包请大家吃饭。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反向操作。为什么下属不能请吃饭呢？这是深圳那批创业者摸索出来的经验，如果下属经常请吃饭，很容易造成腐败和不公平。
经过艰苦的研发生涯，华为自主研发的交换机终于研发成功。1991年12月，华为开发的BH03交换机完成了全部测试，电话能打出去，也能接进来，音质还不错，并且通过了当时邮电部的验收，取得了正式的入网许可证，首批三台价值数十万元的交换机发货出厂。
这个时候，华为所有的预付款已经全部用完了，账上也没钱了，再发不出货就要破产了。就在这个命悬一线的时刻，货终于发出去了。
12月31号，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华为全体员工在那个破办公楼里开了一场庆功会。他们自己做饭，煮个白菜，弄个土豆，来个辣椒炒肉之类的，隆重庆祝第一个有华为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出厂。
这是华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胜利，是华为崛起的最关键一步。
任正非第一个发言，他坐在用几张破桌子搭的简陋主席台上，两眼饱含深情，看着周围一个个衣衫褴褛，像逃难者的员工，看着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突然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哽咽着说了一句：“我们终于活了下来。”然后他就泪流满面，无法表达，两只手不断地在脸上抹着眼泪。这些年轻人看着台上那个和他们父亲同龄的人双手抹着眼泪，无不动容，一时间，台上台下泪流满面。
只有在华为的团队真正奋斗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任正非眼泪的意义，一个中年男人和一帮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年轻人，一起奔波在市场的一线、生产的现场，为了企业的生存什么都干过，他为了企业的生存付出了一切，甚至以命相搏，才获得一线生机。
华为成功以后，很多人谣传，华为有这个背景那个背景，华为有这个人脉那个资源，就是不肯承认“奋斗出奇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有时候，我想，我们民众对待我们的企业能不能更加热爱一点儿、理性一点儿？
其实华为的诞生纯粹就是一个偶然，这个偶然的缔造者就是任正非。
当年为了纪念华为活下来，任正非特地跑到香港定制了100枚金牌，发给了公司最艰难时刻不离不弃的100名优秀员工。他还定制了一枚送给香港鸿年公司，感谢他们这么多年带给华为的利润和支持。
惊险归惊险，辛苦归辛苦，交换机确实挣钱了，1993年华为的销售额过亿。企业终于挣钱了，怎么办？分钱吧，大家辛苦这么多年，该享受了。
但任正非说，不，我们要挣的钱不止这一点儿，我们还要挣更多的钱、更大的钱，华为现在开发的是小体量的交换机，我们应该开发大体量的专业机，开发电信局能用的交换机，进军公用电话领域！
底下人一听都疯了：“老大，你在开玩笑吧？大家那么辛苦挣了点儿钱，你竟然还要搞研发烧掉它们？”任正非说，不，我们这个行业竞争特别激烈，我们必须技高一筹、领先一步。底下又有人说：“老大，我们这些人都是洗脚上岸的，哪有能力搞什么研发，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挣点儿钱，你再这样我们就不跟你干了。”
这些话对任正非是巨大的刺激，他发现华为的人才还是不够多，同道少，知音缺。
华为创业之初，任正非就开始四处搜罗人才。
当时华为和高校谈合作，通常谈着谈着就把对方的人挖过来了，并且挖过来的人在过年回家的时候还有任务指标，要挖几个前同事到华为来……
1992年的一天，任正非得知邮电部要在西安举办一个程控交换机学习班。这个培训班的规格很高，全国从事交换机开发的企业几乎都会派技术骨干参加，于是他打起了学习班的主意。
别家公司派骨干去培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而任正非派去的华为骨干除了学习，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招人和“挖墙脚”。每当结束一天的学习回到宿舍，华为的精英们就活动起来，去各个宿舍与人“谈心”。
后来历任华为研发部经理、终端事业部总经理、华为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华为国际营销副总裁、华为高级副总裁等一系列要职，为华为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毛生江，正是在这次学习班上被游说来的。
大道至简。苹果的乔布斯说过，他花了半辈子时间才充分意识到人才的价值。他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过去常常认为一位出色的人才能顶两名平庸的员工，现在我认为能顶50名，一名好的设计师要比糟糕的设计师好上100倍甚至200倍……”
任正非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跑到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到处邀请老师、学生到华为参观访问，看双方能不能合作。
有一次，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郭平到华为参观。
此时，郭平已经留校做了老师，但他并不想在学校里待一辈子，就喜欢到处晃悠。这次他跟着老师到华为一看，这个工厂真破，但是他跟任正非一交流，就被任正非的抱负、格局、境界折服了。
有时候职场经历跟谈恋爱是一样的，有的人一看就对眼了，认定这辈子就跟他/她了。当时郭平看到任正非也是这样，说这就是他以后的老板。也不知道任正非给郭平喝了什么“迷魂汤”，1988年，一个名校老师就这么急火火地“裸奔”到了华为。
郭平是任正非指定的华为第二个自主研发项目的项目经理。这个项目就比较厉害了，原来的交换机是24门，现在华为研发的这个是48门，能带48个用户，叫HJD48，是一种小型的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
有人开玩笑说，郭平来到华为最大的贡献不是研发这台机器，而是现身说法，把他的同学郑宝用也“忽悠”到华为。郑宝用到华为，在华为的历史上绝对值得铭记。
郑宝用是哪一位神仙哥哥？这个人很牛，学习成绩很好，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考到了清华大学的博士，技术水平一流，大局观强，创新意识强，有战略头脑。
他被同学郭平忽悠到华为溜达了一圈之后，看到了任正非，同样立刻认定他就是自己以后的老板，决定留下来与华为共成长。博士学业怎么办？对不起！不上了。所以郑宝用是清华知名的辍学博士，当然，没拿到学位也不能称为博士。郑宝用这个人思维非常敏捷，为人随和，技术能力很强，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阿宝”。任正非安排郭平和郑宝用这对同学组合开始开发HJD48交换机。
这哥俩确实表现出了天才的一面，经过一番苦心研发，很快就开发出了48门的HJD48交换机。
这个产品研发出来以后，因为质优价廉，利润空间比较大，郑宝用就成了华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负责公司产品的战略规划和新产品开发。
这是华为第一位总工，后来就换人了，换作谁了呢？李一男，他的故事，我们后面再说。
郑宝用确实很厉害，他随后又带领研发人员相继开发出100门、200门、400门、500门的系列用户交换机，采用了光电电路和高集成器件，后来被邮电部评为国产同类产品质量可靠用户机。这一系列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让华为的产值迅速攀升，利税也超过了1000万元，这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20世纪90年代初，利税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不太多，很多人慕名投奔华为，华为的人员数量从最初的6个人增加到100多人，初步像一家公司了。
小试牛刀后，华为的“三军将士”就盼着再打胜仗，任正非的干劲也更足了，他觉得华为目前只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如果着眼于未来，还要再开发新的产品。
很快，他就注意了局用程控交换机。
当时，局用程控交换机实用价值最高，技术含量最高，投入的经费也是最多的。局用程控交换机不但可以用于单位内部交流，还能打长途。20世纪90年代初，局用程控交换机只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使用，中国没有。
任正非说，既然中国没有，我们就把它造出来。有人开玩笑说，这个难度有点儿像清代詹天佑要修京张铁路。
于是团队内部又出现了一些舆论，说：“老大，我们产品卖得好好的，千万不要再冒险了，我们就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你都不知道，老大，最近咱们深圳干什么最挣钱吗？炒股，炒房地产！”
之所以有人这样说，是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深圳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上千亿的房地产资金飞向南方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元，北海300亿元，惠州150亿元，迅速掀起了一场热炒狂潮，到处开工要建房，房子还没有盖，甚至只有一张图纸就进行转让。这样的项目转让了一手、二手、三手。负责开发的人还没有炒作的人赚钱快，开发的人可能赚500元一平方米，炒作的人一下可以赚1000—2000元一平方米。
但任正非说：“不行，华为要做一个世界级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我可以断言，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
说真的，这时任正非也拿不准，他深知搞研发是找死，不搞研发是等死，在这个行当里，你没有停下来的机会，要么被淘汰，要么往前走，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1991年，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万门程控数字交换机（可惜直到几年后才被巨龙实现量产），1992年，侯为贵的中兴通讯研制出了ZX500A农话端局数字交换机。随后，深圳长虹通信设备公司也研制出了2000门数字交换机。一路狂奔的巨龙和中兴将成为华为的强劲对手，华为如果故步自封，很快就会被它们远远抛在身后。华为艰难选择的时刻，其实也是华为一飞冲天的决胜时机。
1992年，任正非带着一队人马去美国考察。这是他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第一步。
到了美国，任正非的感受很不一样，美国的汽车坐起来比较舒服，路修得比较好，楼也高。任正非想起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前往考察的几个日本大臣到美国以后用了六个字来形容他们的感受：始惊，次醉，终狂。意思是，刚开始感到很惊讶，后来就迷醉和陶醉、钦佩，最后狂，很兴奋，觉得日本大有可为。
任正非的感触是，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相当，但我们大山荒漠的面积较大，平原不如美国多，加上教育水平较低，文化素质较低，双方在整个科技发展上差距不小。他参观完IBM公司以后，就想向IBM学习。他去了纽约的中央公园，又感到很震惊，原本他以为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工厂，结果进去一看，那就是一个公园。他又跑到自然博物馆参观了一两个小时，连一个角落都没有看完，里面陈列的各种珍奇的精品和古今文物让他大开眼界。特别是到了圣克拉拉市，他发现这是一个电子产业城，有着美国大部分的电子科技和其他尖端技术的研发中心及科研总部。由于软实力强大，加利福尼亚州的GDP总量竟然为“世界第八”。
任正非在归国的飞机上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越繁荣就越发展科技，越发展科技，越重视教育，就越是人才辈出，越是人才辈出，经济就越繁荣，在他看来，美国走进了一个良性循环，这样的美国才会经久不衰。
后来任正非多次带队到美国学习，这种自觉地和美国企业对标，无意中为后来华为赢得和思科的诉讼奠定了基础。
这次美国之行，任正非还看到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最先进的AT&T 5号机，坚定了任正非的决心。以此为样本，华为开始研发属于华为的产品。
局用交换机的研制意味着华为必须在技术上有更令人惊喜的突破，这对任正非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市场关系上，华为也必须“另起炉灶”，实现战略布局的全面更新换代。同时，在局用交换机领域有着实力更为强劲的竞争对手，这对年轻的华为来说更是严峻的考验。
任正非是军人出身，个性刚毅果敢，不怕困难。既然锁定了程控交换机，他就不但要研发出中国自有知识产权的程控交换机，还要实现这种先进产品的局用化。为此，他放出狠话：“研发成功，我们都有发展；研发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出去。”
任正非决定背水一战。好在郑宝用这些技术骨干认为任正非的思考是对的，选择跟任正非绑在一辆战车上。郑宝用临危受命，带领十几个研发人员打起了攻坚战。郑宝用果然不负众望。他在局用交换机的研发伊始就批判性地汲取了传统交换机研发的战略思维，运用模拟空分的技术路线，率先开发出以此为先导的局用交换机。这种所谓的模拟空分局用交换机，被华为命名为JK1000。
所以，做企业也好，做其他任何事情都好，我们都会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最容易的，另一个是最难的。就像钱锺书在《围城》里所说，吃葡萄有两种吃法：第一种是从最好的一颗吃起，这样每次吃到的都是剩余里最好的那一颗；另外一种吃法是从最差的那一颗吃起，但是越吃越甜，越吃越好吃。
我认为，第一种吃法，吃着吃着人就会绝望，因为吃到的越来越差，后一种吃法，人会感觉越来越好。
《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大意是，你们要走窄门，不要走宽门。为什么？因为门宽，去的人也多，最终大多会走向灭亡，只有少数人去的窄门才可能通往永生。
以色列是科技强国，以色列的妈妈教育孩子，如果将来要下河，一定记得逆流走，不要顺流走。为什么？顺流走是最容易的，但是99%的人都跟你一样，走到最后，竞争特别激烈；逆流走，走到最后会发现，因为走的人特别少，反而更容易成功。
华为和任正非，还有他的技术团队，就选择了逆流而上，选择了走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