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所考证。由此言之，凡《陈李倡和集》之大半及《属玉堂集》之一部分，所有绮怀诸诗，皆可认为与河东君有关，虽不中，亦不远也。《秋潭曲》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之语，盖出《古今乐录·杨叛儿》第五首云：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卧子取河东君之姓氏与此歌名相结合，盖“杨叛儿”本亦作“杨伴儿”，歌之词意亦更相关联，颇为适切。“同心”二字尤情见乎辞矣。（参《乐府诗集·四九·杨叛儿》题。）王胜时有《和董含拂水山庄吊河东君二绝句》（见董含《三冈识略·六》“拂水山庄”条），其二云：
河畔青青尚几枝，迎风弄影碧参差。叛儿一去啼乌散，赢得诗人绝妙辞。
亦用此歌第二首“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之句，而胜时诗意复与此歌第六首云：
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
相关，殊为轻薄刻毒，大异于其师也。
复次，《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乐府杨叛儿》云：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寅恪案：河东君后来易“杨”姓为“柳”，“影怜”名为“隐”。或即受太白诗之影响耶？据沈虬《河东君传》所云：“余于舟中见之（指杨爱）。听其音，禾中人也。”然则河东君之乡音，固是“疑”“泥”两母难辨者。其以音近之故，易“影怜”之“影”为隐遁之“隐”，亦无足怪矣。至若隐遁之义，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如黄皆令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皆是例证。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故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
详绎卧子《集杨姬馆中》诗题之意，似陈彭宋三人之集于河东君寓所，本欲置酒痛饮，以遣其愁恨。三人皆以微病不能饮酒，而河东君亦然。据此河东君平日之善饮可以推见也。程嘉燧《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七律）八首》，此诗亦为河东君而作者。其第二首云：
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
则河东君之善饮足以为证。又，《有学集·九·红豆诗初集·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并序略云：
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戏作采花酿酒歌一首，以诗代谱。其文烦，其辞错，将以贻世之有仙才，具天福者。非是人也，则莫与知而好，好而解焉。
长干盛生贻片纸，上请仙客枕膝传。（遵王《注》本“请”作“清”。）老夫捧持逾拱璧，快如渴羌得酒泉。归来夜发枕中秘，山妻按谱重注笺。却从古方出新意，溲和齐量频节宣。东风泛溢十指下，得其甘露非人间。（“得其甘露”遵王《注》本作“得甘露灭”。）
《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丙申？）春留题之作》，其第二十首云：
面似桃花盛茂开，隐囊画笥日徘徊。郎君会造逡巡酒，数笔云山酒一杯。（自注云：“盛叟字茂开，子丹亦善画。常酿百花仙酒以养叟。”）
同书二十《小山堂诗引》云：
比游钟山，遇异人，授百花仙酒方。采百花之精英以酿酒，不用曲蘗，自然盎溢。
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一四·盛鸾传》附《宗人盛胤昌传》云：
宗人胤昌，字茂开，工画。持身高洁，年几九十，行步如少壮时。胤昌子丹，字伯含。山水法黄筌，尝作秋山萧寺图，与弟琳空山冒雨图称二妙。琳字玉林，每当春日，酿百花酒以养亲。胤昌顾而乐之。
《有学集·一九·归玄恭恒轩集序》略云：
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翻《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各有能事。归子玄恭俨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两人若不相为谋者。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称许。把其本向长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剑外，每过武侯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身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案：同书五《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后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郎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答。”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阳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牧斋外集·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案：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归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羼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予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杯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有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三六》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复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三·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彦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鄮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案：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字。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尤为密切。（见《初学集·五一·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尺牍·一·与冯秋水札》云：“西浙俊髦，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默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一四五·范骧传》、杜登春《社事始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七》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一》等。）《有学集·四六·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书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授遵王，令勿远求罗浮铁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十·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大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卷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瓶盎泛溢回东风。世人酺糟歠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正，南熏独数松圆翁。（“熏”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十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鄮山即周容，事迹见《鲒埼亭外集·六·周征君墓幢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四四·叹誉赠俞次寅》（寅恪案：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鄮山所著《春酒堂诗话》关涉牧斋诸条。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公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全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倡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约自崇祯五年壬申起，最迟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二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酬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兹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二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几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倡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四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蓠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祯）、邹程村（祗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萼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之间隔，实为重要。兹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类，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郎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郎神》其次序为倒数第二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二十四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兹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编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周《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第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杨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杨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未能确言。其词云：
空回首，筠管榴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
羡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走，细腰空自守。
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兹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兹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二·三子诗余序》云：
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匪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二二》及《明词综·九·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三《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
寅恪案：所可注意者，一为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二为《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辑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天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土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虚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瑟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栗，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浏，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襟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三五》及《全唐诗·第七含·白居易三五·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三八·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瞷远，宏达而微恣与？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昼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阻，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奥，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妙，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藉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