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五章
征思、田
一
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似乎早已将王守仁忘诸脑后的朝廷忽然发来任命，委派他以南京兵部尚书原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去广西平定思恩、田州的叛乱。看来朝廷终于到了不得已的时候。
明代承袭元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土官，后来改称土司，土司大多由原住的部落首领担任，职位世袭，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力。土司虽然名为政府官员，却不改部落首领的做派，彼此之间仇杀不断，反叛也只是家常便饭。明政府为此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只要条件许可，就裁撤土司，改任中央直属的地方官。地方官自然不能世袭，依循吏部的迁调流程，所以叫作流官。
可想而知，“改土归流”绝不会是一项可以顺利推进的政策，有几个部落首领甘愿放弃既得利益？直到清朝真正将“改土归流”推行到底。
在王守仁的时代，田州（今广西田阳）还是土司的天下。嘉靖四年（1525年），田州土司岑猛作乱，两广最高军事长官姚镆率兵平乱，擒杀岑猛父子，准备借这个机会在当地“改土归流”——真正的麻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岑猛余部卢苏、王受重新点燃了族人的热血，一举攻陷田州府城，再陷思恩府（今广西武鸣）。姚镆虽然集结了四省大军，却许久不能有尺寸进展。物议汹汹之下，朝廷终于想起了最合适的人选，是的，没有人比王守仁更有资格。
但是，经历过万千磨难，不断被冤屈、冷遇、辜负的王守仁，难道还会甘心为这个满是窳风陋习的大明王朝继续卖命吗？殷鉴不远，痛在切肤，“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心态真的不会受到所有这些经历的动摇吗？
二
嘉靖六年（1527年）六月，王守仁上疏推辞，主要意思有以下几点：
1. 宸濠之乱以来，自己屡遭谗言陷构，朝不保夕，幸而陛下即位，英明神武，给我太多的褒奖。我很感激陛下的恩德，粉身碎骨无以为报。
2. 虽然对于陛下的任何差遣，我作为臣子都义不容辞，但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自己死于兵甲劳顿事小，耽误了国家大事就不好了。
3. 两广之役不过起于土官仇杀，并不似盗匪叛乱那般危急。姚镆老成持重，一时失利只是兵家常事，只要多给他一点时间就好。
4. 我只是一介书生，不习军旅，以前的战绩纯属侥幸。我自问才干不及姚镆，对两广军务的了解更不及姚镆，如果让我和姚镆合作，一旦有了意见分歧，反而会限制姚镆发挥。
5. 用兵之道，必须由一名主帅独裁专断。陛下不如专任姚镆，委以全权，不责以一时之功。
6. 朝廷用人，不贵其有过人之才，而贵其有事君之忠。如果只有过人之才而无事君之忠，那么他的才干只会用来为自己谋利。（《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1)
现在我们看这六点意见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然而儒家社会素来有三推三让的传统。每有任命，王守仁总要上疏推辞一番，有些仅仅出于儒家礼仪，有些真是出于肺腑，这不是从字面上可以轻易判断的。
站在朝廷那边，尽管看着王守仁白纸黑字感谢君恩，但谁都心知肚明，朝廷确实对不起王守仁，他就算心怀怨望，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他在奏疏里的前两个意思，就当场面话看看好了。
至于后面的四个意思，朝廷做出了官场风格的标准解读：你既然说不方便和姚镆合作，那很好办，让姚镆致仕，由你王守仁全权专征。
朝廷的解读也许并非求之过深，而是真正读懂了王守仁的心意。我们先看第六点，突兀地讲起忠与才的关系，貌似很没来由。但当我们联系王守仁在半年之后又上的一封奏疏，即《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就会知道他真的对姚镆有些看法，也真的认为这一场思、田之乱正是肇端于那些有才干、贪功赏的大明官僚。
是的，越是有才干的官员越有生事的动机，因为事端越多，事态越大，自己立功的前景也就越好。如果一味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自己又该拿什么政绩来邀功请赏呢？这就是思、田之乱的原因所在，也是古往今来诸多社会乱象的原因所在。
玩火者总有自焚的概率，被自己挑起来的事态总有大到自己无法收拾的时候。
三
朝廷读懂了王守仁的意思，果断令姚镆致仕，给王守仁专征全权，以南京兵部尚书原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两广、江西、湖广四省军务。圣旨说得明白，催得急促：“姚镆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满满是民谚所谓“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嘴脸。
而就在启程的前一日，发生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史称“天泉证道”。
事情的起因在这一年的九月初八，当时王守仁的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一同探访同学张元冲，登船之后一起切磋学业，探讨心学宗旨。王畿发出了一个疑问：“老师说过‘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我觉得这话并不是终极真理。”
钱德洪不解，王畿解释道：“既然心原本无善无恶，那么意、知、物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但如果说意是有善有恶的，那么心也应该是有善有恶的。”
钱德洪无法赞同：“心原本是无善无恶的，这没错，但人生在世，心注定会沾染许多习气，于是才有善与恶的念头。所谓为善去恶，正是要抹除这些恶习气，恢复心的本来面目。你只因为看到心的本来面目无善无恶，就认为为善去恶的功夫没有着落，这是偏见。”
两人争执不下，王畿便道：“老师明天就启程去两广了，咱们晚上一起去问问他。”
王守仁既然定在次日启程，当晚总要接待许多客人，所以直到夜半时分才得闲暇，正准备回房休息，听说王畿、钱德洪还在庭前等候，于是他移席天泉桥上，听两位得意门生从头细说。
听过两人的分歧，王守仁不禁喜道：“正要你们有此一问！我明天就要启程，朋友当中还没有论证到这一层的。你们两人的看法正好相辅相成，不可以非此即彼。王畿要用钱德洪的功夫，钱德洪要悟透王畿的本体。你们两人互取对方所长，我的学说也就完满了。”
见钱德洪依旧不解，王守仁便有了一番详细的论说。三人接下来的讨论既要紧又费解，这里还有必要引述原文：
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 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畿曰：“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嘱付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洪、畿俱有省。（《年谱三》）(2)
面对钱德洪的疑惑，王守仁进一步解释说：“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这里所谓“有”，即“有善有恶”之“有”。王守仁的意思是说，心的本来面目是“没有”，你之所以认为“有”，这是你自己加上去的意思。所谓“没有”并非不存在，而是一种“空”的状态，就像广漠的宇宙一样。心的本来状态就像广漠的宇宙，宇宙本身是空阔无垠的，而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乃至万事万物都存在并运行于宇宙之中。宇宙虽然承载着万事万物的运行，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对宇宙形成遮蔽或阻滞。这就是心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初始状态。我们要做的就是使自己的心恢复这样的初始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万事万物莫不一过而不留痕，心也不会因此而耗费纤毫之力。
这并非一个精确的比喻，因为我们分明可以追问：“空”究竟是有是无？熟悉西方哲学的读者一下子就会想到，这是西方哲学里的一个经典论题，即真空是否存在。这一论题下堆砌着许多古代大哲极广大而尽精微的分析，而在王守仁看来，这既不是他会想到的，也不是他会关心的。他所描述的“空”似乎是一种实有的真空，无垠无滞才是它的本色。
在王守仁看来，王畿认识到了这番道理，钱德洪却还懵懂，所以要专门对钱德洪讲解一遍，提醒他不要一味去做“为善去恶”的笨功夫，也要学学王畿从本质上来理解问题。
而对王畿的叮嘱是，你虽然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你自己默默自修也就是了，不要拿这套道理来教育别人。因为只有极少数上等资质的人才能够“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意即一旦捅破了心学的窗户纸，对上述本质问题豁然开朗，马上就知道该怎么立身处世了，那些“天地万物与我同体”之类的道理不待讲解就自然明白了。颜渊、程颢都未必有这样的资质，更何况其他人。
熟悉《六祖坛经》或读过我的《思辨的禅趣》的读者，一定会觉得王守仁的这番话十分眼熟，这简直就是六祖慧能解释顿悟与渐悟之别的儒家翻版。钱德洪分明是渐悟一派，聚沙成塔，日积月累；王畿则是顿悟一派，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资质上佳的人适宜顿悟派，资质中下的人适宜渐悟派，因人施教，殊途同归。
王守仁接下来的话更有佛教味道，为自己的毕生学问总结出四句宗旨，仿佛佛陀要门人弟子牢记“三法印”，即佛教三大基本原则，即便自己的思想在将来越传越歪，越传越杂，但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三法印”验证所谓的佛法到底是真是假。
然而思想的发展自有规律，远不是其创始人所能左右的。“三法印”很快便形同虚设，王守仁的心学四大宗旨后来也没能发挥出预期的作用。这四大宗旨，亦即思想史上著名的“四句教”，是非常简单质朴的四句话：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所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意即心的本来面目或初始状态是一种宇宙一般的“空”的状态，并没有善恶之分。所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意即当意念在心里发动之后，裹缠着私欲，这才有了善恶之分。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意即良知是判断善恶的唯一准绳。所谓“为善去恶是格物”，意即扭转错的意念，消除恶的意念，不断“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格物”。
至此我们会发现一个疑点，王守仁一直在讲“止于至善”，心的本来面目明明是“至善”，不知怎么忽然变成“无善无恶”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难题使后来很多学者怀疑“四句教”的真伪，发展成阳明心学中的一大公案。其实仔细考索下来，“无善无恶”与“至善”并不似看上去的那样矛盾，甚至两者就是同样的意思，在心学体系里可以互换来用。
四
《传习录·上》给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侃未达。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曰：“然则无善无恶乎？”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曰：“毕竟物无善恶。”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3)
门人薛侃正在清除花丛中的杂草，有感而发，提出一个问题：“天地间为什么善很难培养，恶却很难铲除呢？”是的，陶渊明就有过这种经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杂草总会和花争夺养分，和豆苗争夺养分，所以人无论养花、种豆，总要花大力气在除草上。
王守仁起先只是从“立志”的角度回答：“善难培养，只因为没有立志去认真培养；恶难铲除，也只因为没有立志去认真铲除。”这依然是从“立志”角度讲的，但过了片刻，他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如此看待善恶，只是从表面上着眼，所以才有了错误的领会。”
薛侃不解。王守仁解释道：“天地的生生不息之意，对花对草都是一般无二的，何曾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这才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一旦你想要的是草，善恶便颠倒过来了。可见这一种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产生的，不是正确的见解。”
薛侃问道：“如此说来，难道无善无恶才是对的？”
王守仁答道：“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动。不动于气，就是无善无恶了，也就是至善。”
理与气原是程朱理学里一套成对的概念，理即天理，是抽象的规则，气则是具体的物质，万事万物都是理与气的结合。我们不妨以柏拉图的方式理解：一个抽象的、存在于概念上的圆，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正圆，而把这个概念中的圆落实在实际上，无论是用圆规画一个圆，还是用模具做一个圆形的面包，总会有瑕疵，不可能是无瑕的正圆。所以，对于那个抽象的、概念上的圆，并无所谓准确或不准确，“很圆”或“不很圆”这些说法仅仅对于实际存在的圆形而言才有意义。
薛侃抛出了一个衍生问题：“佛教也有无善无恶的说法，和您所讲的有什么区别吗？”
佛教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所以王守仁继续解释说：“佛教执着在无善无恶上，对其他事全都不管，所以不可以治理天下。儒家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如此‘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可以始终依着天理行事，便可以‘裁成辅相’。”
这短短一番话里涉及了好几处儒家概念。“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与“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一并出自《尚书·洪范》，这里的“好”是“偏私”“偏好”的意思，“恶”则是由偏见而生的嫌恶。《洪范》下文还有名言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意即“王道”是没有偏私的，人应该遵循“王道”，既无偏私，亦无偏见。
“裁成辅相”语出《周易·泰卦》，原文是“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意即君王以泰卦的原则制定出符合天地之道的政治法则，以天地自然之法治理万民。
王守仁常常这样，将儒家经典里的经典话语拿到心学体系里来，与自己的说法互证，也在有意无意间渐渐使儒家经典心学化了。一言以蔽之，上述这种“善”与“恶”其实都是私心偏好的结果，而判断私心偏好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看它是否符合天地自然之道。
五
这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儒家只看到天地生生之仁，却没看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当然，儒家并不反对杀戮，“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肃杀，凋谢万物，所以人间也应当有“秋官”来执掌刑杀，只要这杀意不是出于私心偏好就好。
薛侃理解得僵化了，所以才会追问道：“如果草并不恶，那就不该除去了吗？”
王守仁答道：“你这样讲，就是佛教、道教的意见了。草若碍了事，那就除去好了。”
薛侃还是不解：“这不就是‘作好作恶’吗？”
显然薛侃不曾理解的是，同一种现象的背后未必有同一种原因，除草这件事既可以由私心好恶引发，亦可以由天理引发。用王守仁的话说，只要让自己的好恶完全依循天理，不夹杂一点私心偏好就好，其实这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意思。
薛侃还是不解：“除草还能依循什么天理呢？”
王守仁解释道：“草如果碍了事，从天理上看便应当除掉它，那就放手除草好了，即便偶然间没能即时除掉，这件事也不至于成为心里的困扰。倘若掺杂了私欲，心就会受到牵绊，负面情绪也就出来了。”
薛侃追问道：“难道说善恶完全不在外物本身吗？”
这个问题其实问到了要害处。今天我们知道，所谓善恶，只是我们的主观判断罢了，一切善恶其实都只是私心偏好，即便是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也不过是一时一地所达成的共识，所有人的私心偏好高度一致罢了，所以我们最自然的回答会是：“善恶只在你的心里，你心里的善恶标准取决于你的基因编码和成长环境。”王守仁也会回答“善恶只在你的心里”，是的，他确实是这样回答的，但心里的善恶标准何在呢？在他看来就是心中的天理。
一个人如果真的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便不再有私心好恶了，不再因为私心好恶便认为某人某事是善、某人某事是恶，这就是“四句教”所谓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旦私欲萌动，所作所为不再自然而然地顺应着天理流行，就会看某人某事是善，看某人某事是恶，心里生出许多计较和纠结，这就是“四句教”所谓的“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换言之，无善无恶的状态正是天理流行的状态，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成功状态，自然也就是“至善”的状态。古代汉语很不适合哲学概念的细致辨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诸多笔墨官司。
照这个逻辑推演下来，于是有了阳明弟子“有心为善却是恶”的命题。一个人存心去做善事，因为“存心”的缘故，他的善行便不是自然而然的天理流行，既非天理，便是人欲，也就自然沦入恶的范畴。
六
“四句教”如何践履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难点倒不在于一个人要如何“立志”、如何“知行合一”，而在于就算你有足够的决心与毅力发奋图强，但你怎么分得清哪些是天理、哪些是人欲呢？
譬如前述与薛侃的对话里，王守仁认为“好好色”“恶恶臭”就是循天理，那么当我们循着“好好色”的天理去追求异性，追求到何种程度才恰当呢？梁山伯和西门庆，甚至王守仁自己，谁才是“好好色”的模范，其实很难说得清楚。
再如，追名逐利是人情世故之当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青史留名的欲望究竟是天理还是人欲呢？这两句鼓舞人心的诗句如果放到阳明心学的框架里，恐怕就会褪去崇高的光彩了。我们可以参照《传习录·上》薛侃与王守仁的又一番对话：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比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望人？”(4)
在成圣成贤的道路上，求名之心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薛侃很自觉地驯服自己的求名之心，渐渐小有成果，但仔细反省之下，发现自己还是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王守仁给出了一个很合逻辑的治病良方：“名与实是一组成对的概念，所以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着零和博弈，务实之心重一分，求名之心便轻一分，所以一个人只要以如饥似渴的姿态去务实，自然就对名声无所谓了。”
但是，求名真的有错吗？如果我们引经据典的话，会发现孔子就很有求名意识。《论语·卫灵公》记有孔子名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意即君子就怕死后没留下好名声。
孔子很在意名声，尤其是身后之名。王守仁既然要将求名之心当作人欲来铲除，就必须把孔子的形象重新打扮一番，于是训诂技术再次成为利器。他重新解读孔子这句话当中的“称”字，认为它不是“称誉”之“称”，而是“相称”之“称”，孔子怕的不是死后默默无闻，而是怕死后的名声和自己并不相称。孔子的理由也不难推想：如果生前名不副实，自己努力一下还有机会，但死后如果名不副实，就再没有弥补的可能了。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是说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一点名气，也就不值一提了。而在王守仁的重新训诂之下，“无闻”不是指默默无闻，而是指没有闻道。于是，孔子好名的又一个证据就这样被驳倒了。
其实孔子是一个很有健康心态的人，并不觉得追名逐利有什么不对，只要手段合乎道义就好。孔子的学术与思想也属于朴素的一类，如果不存在语言障碍的话，即便是愚夫愚妇也不难理解，但在后人繁复的哲学包装下就总有一些荒唐的况味。
今天我们持严肃认真的训诂态度，不会认同王守仁的《论语》新解；以现代人的知识水平，也不会否认求名之心就是基因自带的天地自然之道。但明朝人的困惑一定比现代人多，试想薛侃清晨在睡梦中醒来，在“夜气”中感受天理，如果一辈子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闻誉而喜，闻毁而闷”，还会认为这不属于天理而属于人欲吗？
回顾“四句教”，后两句“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看来无论如何都要捕捉到“无善无恶”的天理才行，知天理才知良知，知良知才知善恶，知善恶才能为善去恶，一切皆取决于天理，但天理偏偏是个注定认不清的东西。
七
“四句教”是王守仁一生中最后的法言，阳明心学至此完满收尾。
“天泉证道”的翌日，他便踏上新的行程，为这个不断摔打他、辜负他的大明王朝献上最后的余热。
一路之上，王守仁似乎兴致颇高，诗笔一经提起便不曾闲过。《长生》是其中最堪玩味的一篇，五言二十句里勾勒出一生困学中破茧化蝶的心路历程：
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
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
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
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
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
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
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
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
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5)
后人传诵最末两句“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但只有从起首处一路读下来，才会感受到最末两句的力量。
起首夫子自道，说年轻时有修道长生的渴慕，只苦于寻不到门径，于是遍访名山，不知不觉中虚度了许多岁月。忽然反省，虽然自己一心求道，却仿佛南辕北辙，离大道反而越来越远了。
人到中年方才醒悟，九转还丹原来不假外求，天地万物既然与我同体，又何必担心人生的短暂呢？道士们的话不足为凭，儒生们也只会在文字里兜兜转转。
天理只在我心，不必向外寻求，只有心中的良知而非圣人留下的文字，才是万事万物的唯一准绳啊。
八
王守仁这一次复出，在许多人眼里大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意思。四方追随者不断会集在他身边，沿途百姓，尤其是南昌百姓，更将他奉若神明，以顶礼焚香的姿态迎送。热情的人们填途塞巷，以致王守仁的乘舆最后是被父老乡亲从头顶上一人接一人传递过去的。《南浦道中》一诗记有当时的感受：
南浦重来梦里行，当年锋镝尚心惊。
旌旗不动山河影，鼓角犹传草木声。
已喜闾阎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
迂疏何有甘棠惠，惭愧香灯父老迎！(6)
首联、颔联写重经故地时触景生情，当年平定宸濠之乱的鼓角声依稀有在耳边。颈联两句一喜一忧，喜的是浩劫之后百姓们大多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忧的是饥馑尚在，朝廷的压榨和索取却没有宽松。尾联是一声叹息，自己到底也没有为南昌百姓施过多少恩惠，于是在后者的盛情下不免有些惭愧。
王守仁当然不必惭愧，他有十足的资格来承受南昌百姓的盛情。那么诗的尾联难道只是客气话、场面话不成？当然不是，以王守仁当时的心学修为，本不该再有任何忸怩、虚伪的表面功夫了，只要自信当得起，自然当仁不让。只要他的学术修为是真的，他的惭愧之情自然也是真的。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文《答聂文蔚》讲到的“一体之仁”的逻辑：只要看到有一个人受苦，感觉就像是自己害他受苦一样，这正如心的任何一点有了创痛，整颗心都会感到同样的创痛。
只要你当真形成了这样的价值观，在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生活得不甚如意的时候，自己或多或少都会生出几分负罪感。那么依这个逻辑，既然听说了思、田之乱，自己总该有义无反顾的觉悟才对，哪能找各种理由推三阻四呢？之所以推三阻四，一定有必需的理由，也许他真的想过让姚镆继续主持大局才是最佳方案，但最可能的想法是不希望和姚镆共事，只由自己掌握平乱的全权。
王守仁沿途咨访着思、田之乱的各种信息，也生发着各种触绪伤情的怀旧。离开南昌，登舟南行，眼前就是丰城黄土脑了。当初他就是在这里突然得知宁王叛乱的消息，自己祷风而行，在九死一生中堪堪脱险。如今故地重来何所见，一首《重登黄土脑》写得百感茫茫、悲辛交集：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无穷。
前途且与停西日，此地曾经拜北风。
剑气晚横秋色净，兵声寒带暮江雄。
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诉征求杼轴空。(7)
诗句从怀旧到伤今，尤其尾联以今比昔，今天的太平日子里依然一派百姓流亡的景象，又有多少家庭在朝廷的横征暴敛下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诗中不加评论，但评论的意思已经呼之欲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九
嘉靖六年（1527年）十一月二十日，王守仁抵达广西梧州任所，迅速将思、田之乱理出了头绪。十二月初一日，他向朝廷上陈《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所谓“肤见”，尽是得罪人的话语。
开宗明义，岑猛父子虽然论罪当诛，但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等当诛的事来，实为遭受了官府长久以来的不公对待和敲诈勒索，积怨太深，才终于爆发出来。朝廷如果只治标而不治本，这等叛乱以后还会频繁发生。
再者，岑猛父子叛乱，当诛的首恶也不过是他们两人和少数几名亲信罢了，其下万众都是无罪之人，何必斩尽杀绝、扩大事态？结果反而激起了卢苏、王受之乱。
卢苏、王受二人并非恶徒，虽然受激起事，但完全可以招抚。地方长官却不顾万人性命，耗竭两省之财，发动三省之兵，使民间男不得耕，女不得织，两年之间骚然数千里，更大规模的民变已经隐然有了征兆。
从战术层面上看，之所以僵持成现在的局面，是因为我方军队发机太早，布围太密，完全是一派务求斩尽杀绝的姿态，怎不使对方以决死之心来顽抗到底呢？即便我军终于能够取胜，注定也会为这场胜利付出惨痛的代价。剿不如抚，如此显而易见。
而在战略层面上，王守仁对“改土归流”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两广士民都认为设置流官徒有虚名而反受实祸，譬如思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每年出兵三千供官府调遣，而设置流官之后，官府每年却要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反复。思恩一地，设置流官以来十八九年间，土人叛乱五六起之多，官府前后征剿，疲于奔命，不但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还不知杀伤了多少良民。朝廷得不到半点好处，只是将百姓之膏血涂于无用之地罢了。既然“改土归流”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何迟迟不能废止呢？这都是因为当政者担心在政策上出尔反尔会招来流言物议。这种宁可辜负朝廷、荼毒万民也不敢触犯众议的心态实在是不可取啊，人臣之不忠竟然至于此！(8)
我们看王守仁这份奏疏，当真将地方官与朝官一并得罪到底，若没有十足的置前程与生死于度外的气魄，又怎会做到这样的坦荡呢？孔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字面上并不难理解，在道理上也不难理解，但真的放在现实的语境里，又有几个人能够不为个人命运患得患失？
十
朝廷是否能接受王守仁的意见，这全是未知数。当初王守仁之所以用兵如神，全赖中央有个兵部尚书王琼为他提供一切支持，免除一切后顾之忧。但是时过境迁，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的朝廷能做到当初的几分，王守仁毕竟无法逆料。
果然，这一届的兵部尚书王时中不同于当年的王琼，对王守仁的意见逐条批驳。然而幸运的是，这一届的内阁首辅杨一清也不同于当年的杨廷和，草诏批复，准王守仁便宜行事，不要心存顾虑。
接到这份诏书，王守仁终于可以放手施为。第一项措施就很不给前任留脸面：将姚镆从各地调集的几万军队一一遣散，只留下几千人，即便是这寥寥几千人，也放下了紧张的备战姿态，一并解甲休息。不久之后，王守仁又将行营搬到南宁（今广西南宁），与思恩、田州只有一步之遥。他究竟要怎么做，还没人能看得清楚。
要知道此时的王守仁学术与兵法已经名满天下，倘若这只是他初出茅庐第一战，卢苏、王受不难从他的动作里看到招抚的诚意，但这时候谁还没听说他用兵多诈的名声呢？遣散大军，最可能只是一种迷惑对手的姿态，不知道哪天就会从哪里杀出一支奇袭的生力军来。
但卢苏、王受也许真的只是本无恶意的天真分子。嘉靖七年（1528年）正月初七，这两名匪首派遣头目十余人求见王守仁，诉说官逼民反的苦衷，极力恳求宽宥。王守仁回信一封，柔的一面是申明朝廷的招抚态度，刚的一面是限期二十日，要卢苏、王受亲自来行营认罪。
卢苏、王受等人竟然没有当年池仲容那样的狡黠，看到书信之后的反应是“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当即撤去守备，率领全部人马来投降了。看来这一次王守仁判断得没错，叛、抚两方各怀真心，只要一枝橄榄枝打破僵局，便这样一拍即合了。
当月二十六日，卢苏、王受率众俱至南昌城下，分屯四营，翌日便与众头目自缚双臂，数百人赴军门投见，号哀控诉。面对这样的大阵仗，倘若信心稍差几分，总会既疑且惧，而一旦疑惧之情稍稍流露，便不知道会激发出怎样的事变。
王守仁显然既做足了情报工作，也做足了利害分析，全不怀疑卢苏、王受的真心，坦然接受了众人归降，又坦然将卢苏、王受二人在军门前处以杖责一百，杖责之后方才解缚，宣谕说受降赦罪是朝廷好生之仁，杖责一百是人臣执法之义。
杖责卢苏、王受实在是太过大胆的举动，毕竟其党羽数百人就在帐下，部徒数万众就在城下，只要群情稍有不服，当即便会爆发一场血战。王守仁偏就有这样的底气，更晓得朝廷既要立德也要立威，否则通通宽赦下来，会给当地留下怎样一个“杀人放火金腰带”的范例。
以上经过，俱见于王守仁《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奏疏结尾再谈善后事宜，“治夷之道，宜顺其情”。原本一场兵连祸结、旷日持久的灾祸就这样被轻易化解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然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自己的心中贼易，破他人的心中贼难。王守仁依赣州惯例，才破了“山中贼”，便在两广一带发展文教事业，毕竟所谓“治夷之道，宜顺其情”往好处说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往坏处说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只有推行儒家教化，统一意识形态，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办法。“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经典礼学原则就这样被抛诸脑后，作为礼学专家的王守仁不会不晓得自己犯了儒家忌讳，但那又如何呢，任何教条主义者在这种时候会生出的顾虑都是与他无缘的。
以今天的大词来说，这样的手法可谓一种“意识形态入侵”，毕竟在同一种意识形态里，遇事总是好商量的。我们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史里，在晚清的历史里，乃至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总能看到诸多的例证。
十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的思、田之乱才按下去，那边的大藤峡、八寨又起了更大规模的动荡。后者是两广一带的瑶民土著，当代史书往往会指称地名以淡化民族色彩，而在王守仁当时的奏疏里，大多是用“瑶贼”这个在今天看来政治上很不正确的称谓，而“瑶贼”作乱之地，其实远不止大藤峡、八寨两处。
从岑猛父子到卢苏、王受，都是官逼民反的一时之患，虽然聚众数万、攻城略地，但既非惯犯，更非悍匪。“瑶贼”却不同，不但自明朝开国以来就屡服屡叛，而且全是一派土匪作风，倚仗地利之便杀人越货，千百成徒，完全可以看作当初赣州盗匪的升级版。
明英宗天顺年间，一度有韩雍统兵二十万众深入大藤峡，以毕全功于一役的魄力犁庭扫穴，彻底捣毁了大藤峡，最后将大藤峡改名“断藤峡”，以示匪患就此根除。而结果是，官军才撤，大藤峡便显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蓬勃生机了。
八寨更是一块啃不动、砸不碎的硬骨头。明代初年，名将韩观威震两广，偏偏对八寨无可奈何，数万大军不能进尺寸之地。所以自韩雍、韩观之后，尽管当地受害百姓无数次请求朝廷发兵剿匪，但朝廷只是对大藤峡、八寨“隐忍抚谕”，最多也只是严重警告加强烈谴责罢了。这一对策虽然软弱，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毕竟毫无胜算的仗谁也不愿意去打。
王守仁这一次受命平定思、田之乱，了事之后交差请辞，致仕回乡，这是最常规的做法，也一定是朝廷里的那些猜忌者最乐见的。两广官民却从王守仁身上看到了最后的一线希望——如果有谁可以一劳永逸地平定“瑶贼”，那一定非王守仁莫属。地方官连忙集体呈奏，公文最后有这样的结语：“瑶贼之与居民，势不两立，若瑶贼不除，则居民绝无安生之理。”思、田之乱既已平定，何不乘此军威，一举解决心腹之患呢？（《征剿稔恶瑶贼疏》）(9)
十二
从学术上说，“人溺己溺，人饥己饿”，这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从现实着眼，眼下确实是最好的时机，不仅民心可用、军心可用，就连卢苏、王受也正沉浸在感恩的热忱里，而且思、田初定，马放南山，这也正是“瑶贼”最懈怠的时候。
决议迅速成型，王守仁再次表现出了奇袭的本领。就在处理平定思、田之乱的善后事宜时，两广之地一派偃武修文的温和气象，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当“瑶贼”骤然看到官军的时候，胜负其实已成定局。王守仁总共动员的兵力不过八千，历时不过三月，却斩首三千余众，百余年不治的“瑶贼”痼疾竟然就这样轻易解决了。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初十，王守仁上奏《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如此总结这奇迹般的一战：
……自思、田多事，两地之贼相连煽动，将有不可明言之变，千里之间，方尔汹汹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扬，军门方略密授，因湖广之回兵而利导其顺便之势，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报效之机，翕若雷霆，疾如风雨，事举而远近不知有兵兴之役，敌破而士卒莫测其举动之端。两地进兵，各不满八千之众，而三月报绩。共已逾三千之功，盖其劳费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斩获加于大征三之二，远近室家相庆，道路欢腾，皆以为数十年来未见其斯举也。
……乃今于三月之内，止因湖广便道之归师，及用思、田报效之新附，两地进兵，不满八千，而斩获三千有奇，巢穴扫荡，一洗万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岂臣等知谋才略之所能及，皆是皇上除患救民之诚心，默赞于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杀之威，任人不疑之断，震慑远迩，感动上下；且庙廊诸臣咸能推诚举任，公同协赞，惟国是谋，与人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体，无复顾虑，信其力之所能为，竭其心之所可尽，动无不宜，举无弗振，诸将用命，军士效力，以克致此。虽未足为可称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获成是功者，实可以为后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则兵耗财竭，凋弊困苦之余，仅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10)
这场胜利在战术上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即“事举而远近不知有兵兴之役，敌破而士卒莫测其举动之端”，这是王守仁用兵的一贯原则。一切指挥调度尽在烟雾下进行，非但远近百姓都不知道有战事即将发生，即便士兵在破敌之后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胜了，不明白之前的各种调遣都有怎样的用意，而且都是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惊人的战果。
我们读这份奏疏，会发现王守仁半点都不谦虚，全无谦谦君子的温存做派，虽然也说足了“此岂臣等知谋才略之所能及，皆是皇上除患救民之诚心”云云的客套话，但这不过是官场惯例，任谁表功都要拷贝来这样一个官八股的模板。所以推想原委，一来这是做统帅必须做的，即便自己甘于淡泊，但总要竭力为手下人争取利益；二来这也是心学注定，得心之所安，得意便得意了，全无遮遮掩掩的必要。
从当时的诗作里，我们看得出王守仁对这场战功很有几分掩饰不住的自得。《破断藤峡》将平定思恩之乱比作大舜舞干戚平定三苗：
才看干羽格苗夷，忽见风雷起战旗。
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时。
迁宾玉石分须早，聊庆云霓怨莫迟。
嗟尔有司惩既往，好将恩信抚遗黎。(11)
《平八寨》以韩雍当年“豼貅十万骑连山”反衬自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尔收功一月间”，当仁不让前贤，即便颈联将功劳归于“偶逢天助”，但这话已经怎么看都是场面话：
见说韩公破此蛮，豼貅十万骑连山。
而今止用三千卒，遂尔收功一月间。
岂是人谋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师还。
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梗顽。(12)
确实这次战功不同于以往。以往总有人议论赣州诸贼不过尔尔，宁王只是一介庸主，总之全是不值一提的角色，言下之意，王守仁的名声也只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罢了。这样的讥讽伴随了王守仁许多年，但是，谁敢小觑“瑶贼”呢？
诚然，没有人胆敢小觑“瑶贼”，所以吊诡的是，流言蜚语非但没有被结结实实的事实打倒，反而寻到了新的突破口。毕竟“瑶贼”扰动两广百余年，多少次名将挂帅大军征剿都奈何不得他们，以至于当朝廷接到王守仁的捷报，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王守仁怕不是在冒功请赏吧？
十三
功高招忌，秀木先折，这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以王守仁此时的资历、名望，若再加上新近的战功，入阁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大礼议事件的一场洗牌，朝廷新贵们所仰仗的功勋不过是议礼罢了，虽然青云直上，却非树大根深，何必让王守仁这尊大神入朝来撼动自己的地位呢？
只要存心攻讦，总不愁找不到借口。圣旨明明要王守仁平定思、田之乱，他却不剿反抚，即便这可以解释为必要的权变，但征讨大藤峡、八寨的“瑶贼”可就是自作主张得过分了。朝廷的军队，怎可以私意支配呢？
这样的罪名可大可小。王守仁正在两广忙着善后，务使“瑶贼”再无复叛的机会，朝廷里的谗言却如一条接一条的锁链，在他全不经意的时候带着森森的寒气向他收拢着。议礼新贵之中，只有霍韬愤愤然站在王守仁的一边，以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地方疏》为功者言功，为罪者言罪。
霍韬奏疏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霍韬本人就是广东人，“瑶贼”的祸患就是他家乡的事情，在所有朝臣中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霍韬分析全国地理，说天下十二省多有平原，唯独广西在万山之丛，山之高者猿猴不能度，飞鸟不能越，所以当地有谚语说“广西民三而贼七”。山高土恶，民风凶悍，即便是良民到了那里也会变成盗贼。这样的地理环境，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瑶贼”为害百余年，倒也不能全怪官府无能。王守仁这番受命，即便以十分成本赢取十分功劳，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而他仅以一分成本赢取百分功劳，难道反而有罪不成？
霍韬最后又翻出宸濠之乱的旧账，当初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可谓定乱拯危之功，是承平年代最应当得到厚赏的勋劳，但奸人讥议纷纷，功臣反而受祸，设使今后再有变乱，谁还肯为朝廷效忠？所以：“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无以劝励忠之臣。若广西之功不白，又无以劝策勋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虑也。”(13)
为王守仁论功行赏，在霍韬看来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危的层面了。这话其实并不夸张，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只要赏功罚过失了标准，甚至对与错都失了标准，凝聚力也就会以骇人的速度冰消瓦解了。
十四
霍韬洋洋数千言的上疏，只换来世宗皇帝一句“知道了”。
皇帝究竟是什么态度呢？是依然忌恨王守仁在“大礼议”事件中不表态，还是不曾想出妥善的安置之法呢？后者确实是许多领导者都会遇到的难题：一个明显不和自己一条心的手下立有一件又一件奇功，若论功则必须将他升迁到权力核心，但倘若真的这么做了，无论自己还是身边的心腹，只会觉得别扭。
无论如何，功勋总要获得嘉奖，哪怕只是小小地表示一下也好。嘉靖七年（1528年）九月初八，朝廷使者冯恩行至广州，带来了褒奖的圣旨和相应的赏赐：“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布政司买办羊酒送用。”（《奖励赏赉谢恩疏》）(14)
时年五十五岁的王守仁早已不在意朝廷的态度。皇帝的冷漠也好，朝臣的猜忌也好，到底比不得正德年间的凶险。这时他挂心的，一是自己的病情在两广的阴湿气候环境下日渐加剧，二是余姚与绍兴的书院是否仍在与道日昌，三是不知家里正宪、正聪两个孩子成长得可好。
当初王守仁离开绍兴，家事委托给魏廷豹照应，书院则由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主持。所托得人，按说王守仁也不必太担心什么。但从这一年他写给钱德洪、王畿的书信里，显然最忧虑的是正宪的成长：“正宪尤其懒惰，必须痛加针砭，但亲人之间很难责善，只好劳烦师友费心了。”（《与钱德洪、王汝中》）(15)
无论圣贤、豪杰，都会在家务事上一筹莫展。当初诸氏夫人无子，正宪过继过来不是当义子的，他的身份理应是王守仁的合法继承人，即宗法意义上的嫡长子。无论王守仁后来有没有生子，正宪的合法地位都没理由被撼动，这也算是对正宪生父的一个妥当交代。但王守仁的继室（或妾室）偏偏又生了正聪，在礼法上说，继室是正室的继任（如果依《年谱》的记载，张氏属于继室的话），所以继室生育的子嗣当然属于嫡子。
血缘是人的天伦，何况王守仁老来得子，疼爱正聪完全是人之常情。张氏夫人既是正聪的生母，与正宪毫无血缘关系，偏疼偏爱也尽在情理之中。那么谁最有资格继承新建伯的爵位呢？这个二选一的难题必不可免。
如果我们把这个难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那么无论依据传统儒学还是程朱理学，正宪的合法地位都不容动摇，正聪虽然是血缘意义上的嫡长子，但正宪才是礼法意义上的嫡长子，血缘纽带必须让位于礼法规范。但是在心学背景下，礼法的教条怎能胜得过血缘的天伦呢？大礼议事件前车之鉴，心学一脉求之于良知，明明站在了重血缘的一边，王守仁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真实态度显然也在正聪这边。
后来王守仁去世的时候并未来得及留下遗嘱，家庭继承权的问题就只能交给各人的良知来做决断了。而此时归心似箭的王守仁只是惦记着正宪的学业，他向来倒不在意正宪能不能完成举业、能不能靠读书来博取功名，唯一在意的只是他的孝悌修养罢了。（《又与克彰太叔》）(16)他也许无法意料身后的一系列家庭闹剧，也许虽然看出了端倪，但还是对亲人与弟子们抱有极大的信心吧。
十五
病情转剧，在写给门人的书信里，王守仁坦言自己已经到了不能坐立的地步。（《答何廷仁》）(17)是年十月，他向朝廷呈递《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称两广善后已足，望朝廷准予回乡养病。病情讲得具体：当年平定南安、赣州，就已经害了炎毒，一直未能痊愈，去年奉命入广，虽然有医生偕行，但未及半途，医生先害了水土不服，告病辞归了。自己到两广之后，不敢轻用医药，结果炎毒日甚，全身肿痛，咳嗽昼夜不息，饭也吃不下了。每次强吞几匙稀粥，稍多便会呕吐。(18)
病情讲得这般具体而微，按说朝廷总该有几分恻隐之情才是，何况有那么多人都不希望王守仁入朝。朝廷却迟迟没有答复，似乎王守仁的去留问题是一件很棘手的事，而且按官场惯例，称病请退之类的说辞常常都是以退为进的场面话，将病情说得那么严重，难道不是在提醒朝廷自己既有功劳又有苦劳吗？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群臣，早已养成了透过纸面“参悟”真谛的习惯，很少会有直来直去的交流。再说王守仁每受任命，总会拿出称病、养亲这两个理由来推托一番，谁知道他哪次是真、哪次是假呢？
无论如何，这一次王守仁真的很想回家了，也许是有了什么不好的预感吧。
这段日子里，他拜谒过伏波将军马援的祠庙，还到增城祭祀过五世祖王纲，访问过挚友湛若水的故居，仿佛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匆匆完成最后的心愿。
索性不再等朝廷的批复了吧，拖着沉重的肉身，王守仁径自乘舟东返。
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度梅岭至南安，登舟的时候，接待了时任南安推官的门人周积。王守仁勉强坐起，咳嗽了许久才慢慢说出话来，关心周积在学问上的进益。
二十八日晚，泊舟青龙铺。翌日，即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守仁将周积召来身边，许久才睁开眼睛，说了一句“吾去矣”。周积噙着泪水，问老师有何遗言，王守仁只是淡淡答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不多时，一代宗师瞑目而逝，享年五十七岁。
门人奔赴，士民送行，《年谱》有“远近遮道，哭声振地，如丧考妣”的记载。
翌年正月，丧发南昌。钱德洪、王畿当时正在上京参加殿试的路上，才得丧讯，便果断放弃殿试，匆匆返回来为老师主持丧事。门人弟子纷至沓来，绍兴一地，每天都有上百人加入吊唁的行列。身后哀荣，一时无两。
然而居心叵测的谤议从不会随着当事人的身故而消弭，朝堂上的声音仍然在与舆情唱反调。与王守仁素来有隙的议礼新贵桂萼率先发难，挑剔着王守仁临终前擅离职守。世宗大怒，使廷臣开启议罪程序。桂萼等人细数王守仁处置田州事宜失当、擅离职守等等罪过，甚至翻出旧账，盛言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的时候军纪不检、奏捷多伪。（査继佐《王守仁传》）(19)
当然，擅离职守只是小节，意识形态问题才是不容含糊的大是大非。在桂萼等人的“议罪”意见里，最要紧的是一段正邪之辨：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輋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明史·王守仁传》）(20)
这样的意见正是典型的诛心之论，认为王守仁的学术出发点只是标新立异罢了，所以才会在“格物致知”的说法上存心和朱熹唱反调，又明知自己的这套说辞无法服众，这才编辑出《朱子晚年定论》，还号召门徒，你呼我应，搞出很大的声势。总之，他的一切作怪都只为了沽名钓誉，结果真的迷惑了许多人。只是考虑到他确实有些功劳，对他的处理方式也应该留些余地才好，建议追夺他的爵位以彰明朝廷的大信，禁止他的邪说来扭转世道人心。
这番攻讦无论对错，其实很能打动皇帝的心。集权帝国最重视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无论立哪种学术为官学，只要全国上下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好，反正任何学说在集权统治下都会变得越来越相似。所以，无论阳明心学比程朱理学优越多少、正确多少，只要它以反正统的面目出现，那一定是可憎且可畏的，必须剿杀而后快。更何况王守仁一生致力讲学，门生弟子遍布朝野，单是去绍兴吊唁的就有多少朝廷命官，这绝不是皇帝愿意看到的局面。讲学如同传道，有蛊惑人心、拉帮结派的力量，而皇权只希望治下是一盘散沙，任何思想或利益的凝结剂都团结不起任何人来。
还有一个学术内部的问题，倒未必是世宗和桂萼等人清晰意识到的：程朱理学无论对错，至少给是非善恶提供了一整套的、尽管不很严格的客观标准，而阳明心学专主良知，是非善恶的标准就太容易主观化了。所谓“个个人心有仲尼”，但你心里的仲尼和我心里的仲尼难免会吵起来，换言之，真理越向内求，标准也就越难统一，而如果人人执己为是，执彼为非，都有真理在握的十足自信，这样的社会该怎么运转？
十六
廷议的结论也许过于不近人情，所以世宗小小打了一个折扣：保留王守仁新建伯的爵位，不予追削，但也不准子孙世袭，且钦定阳明心学为伪学，从此严令禁止。这就算是朝廷对王守仁的盖棺论定了：为人沽名钓誉，为官功过参半，为学反动至极。
倒也不是没有为王守仁鸣不平的人，黄绾就有一份长篇大论的上疏，但世宗再没有耐烦来做兼听则明的努力了，定论就是定论，谁都不必再给历史翻案。
王守仁泉下有知，倒也不会有甚所谓吧，但身后的家务事也许真的会打扰他的在天之灵：尸骨未寒，家里便不安宁了。袭爵虽然成了泡影，但偌大的家业谁来继承，忽然间变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王艮在写给薛侃的一封信里谈到“先师家事变更无常”，弟子们义无反顾地为先师主持家务，立了先师妾室当中年纪最长的吴氏为“诸母之主”，但大家不知道先师生前反对过立主母的提案，想来是担心正聪母子会被欺负吧。如今正聪母子果然不能自安，做弟子的真不该这样啊！（《与薛中离》）(21)
王艮书信原文称正聪为正亿，这是正聪后来由黄绾改名的缘故。如果王艮的说法属实，那么正聪的生母张氏并不是《年谱》所载的继室，而是资历最浅的一名妾室，正聪只是庶子的身份了。
大约有一些心怀叵测的官员与王氏族人也在觊觎着王家的产业，悍宗豪仆和乡间恶少的手段真的足以吓倒书香门第的孤儿寡母。王门弟子勇敢决断着先师的家事，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偏好：不大喜欢正宪，只将正聪视作先师的嗣子。不知道他们这样的情感属于私心偏好还是天理流行。
无论如何，这真的不合儒家礼制，但幼弱的孤儿与寡母毕竟最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何况正聪是先师的唯一骨血。求之良知，这样的选择也许确实比站在年长正聪十八岁的正宪一边更加让人心安吧。
十七
王守仁的家务事看起来永远都是一团乱麻，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依儒家“修齐治平”的逻辑，王守仁反而成了一个大禹式的公而忘私的典范，只有修身、治国、平天下，偏偏无暇理清家人的纠葛。
起征思恩、田州的时候，亲子正聪还只有两岁，王守仁舟过严滩，写给正宪一封家书，让我们看到这位宗师的另一种样子——一个操碎了心的大家长的样子，亦见出齐家之难或许不在治国、平天下之下：
即日舟已过严滩，足疮尚未愈，然亦渐轻减矣。家中事凡百与魏廷豹相计议而行。读书敦行，是所至嘱。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一应宾客来往，及诸童仆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饮博，专心理家事。保一谨实可托，不得听人哄诱，有所改动。我至前途，更有书报也。
舟过临江，五鼓与叔谦遇于途次，灯下草此报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广中事颇急，只得连夜速进，南赣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从戒论而行。读书执礼，日进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时想在家，家众悉宜遵廷豹教训，汝宜躬率身先之。书至，汝即可报祖母诸叔。况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体悉我意，铃束下人谨守礼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诸同志亲友，皆可致此意。
近两得汝书，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训戒，不敢违越，果如所言，吾无忧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仆，皆须听魏廷豹断决而行。近闻守度颇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论其间是非曲直，只是牴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继闻其游荡奢纵如故，想亦终难化导。试问他毕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书来，云汝欲出应试。但汝本领未备，恐成虚愿。汝近来学业所进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洪、汝中及诸直谅高明，凡肯勉汝以德义，规汝以过失者，汝宜时时亲就。汝若能如鱼之于水，不能须臾而离，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细及，汝果能敬守训戒，吾亦不必一一细及也。余姚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锐寄书，历此时当已发回。若未发回，可将江西巡抚时奏报批行稿簿一册，共计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带来。我今已至平南县，此去田州渐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后，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处事务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间，一时未易解脱耳。汝在家凡百务宜守我戒谕，学做好人。德洪、汝中辈须时时亲近，请教求益。聪儿已托魏廷豹时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当能不负所托。但家众或有桀惊不肯遵奉其约束者，汝须相与痛加惩治。我归来日，断不轻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饬之。廿二弟近来砥砺如何？守度近来修省如何？保一近来管事如何？保三近来改过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祯不远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国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琐琐家务，汝等自宜体我之意，谨守礼法，不致累我怀抱乃可耳。(22)
习惯于公寓生活的现代人很难体会古代大家庭的不易。我们从这封信里看到，一个妻妾成群、人员成分复杂的大家庭会如何使人劳神苦心。开篇特别强调“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亦即男人不能入内帏，女人不能入外庭。要禁止的是最难禁止的人性，稍有松懈便会制造出令人难堪的家丑。王守仁千叮咛万嘱咐，要正宪遵照自己当初订立的戒条，凡事都要与魏廷豹商议决策。
魏廷豹似乎并不是王守仁的门人，而是大管家一类的角色，王守仁对他寄予极高的信任。但是，对于家里的其他人，即信里提到的保一、守度、保三、王祥、王祯，等等，王守仁似乎有一万个不放心。
这些人，以及其他书信里提及的添服、添定、来介、来贵，等等，或是王守仁的义子或王家的僮仆。钱明《王家衰落的过程及其成因：王阳明家事辨考》有一个推测：“阳明出名后，其老家余姚凡沾亲带故者，曾有不少人来山阴王府攀亲投靠，其中既有阳明几位夫人带来的非王氏成员，也有跟随正宪等人而来的族中之人，更有随身带来的家仆童僮。随着王府内各种人员关系的日益复杂化，阳明对家事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以至常为身后事宜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如此不世出的雄杰竟然也会在家事面前一筹莫展，真让人感到复杂家庭关系的可畏。管家在这种时候总会扮演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以接受雇用的外人身份来摆平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企业。但是，王守仁极仰仗的魏廷豹在后来的家庭纠纷中竟然鲜见记载，似乎全不曾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守仁在书信里关心着正宪的学业：“你守悌叔叔来信说你想准备科举，我担心你水平不够，最后会愿望落空。但你近来的学业进度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是否应举就由你自己决定好了，我既不阻止，也不强迫。钱德洪和王畿等人都是很值得你交往的，你应当多多亲近他们。”
正宪原本不必科考，因为早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一岁的正宪就已经有了世袭锦衣卫百户的资格。当时朝廷给王守仁的封赏是“荫子一人”，而当时正聪尚未出生。据钱德洪记载，待正聪出生之后，正宪很为这件事高兴，于是辞去世袭职位，准备以科举谋功名。
我们当然很愿意接受正宪这个高风亮节的形象，但无论钱德洪的感受是否属实，正宪对科考的准备总是有的。王守仁在信里的这番叮嘱似乎也暗示出他对荫子问题采取了一种颇有几分蹊跷的不置可否的态度。倘若他在生前有所决断，指定的继承人无论是正宪也好，正聪也好，总可以免去后来的无穷纠葛。
信里叮嘱正宪的学业，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归结：“我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这要算是王守仁对自己一生学术的总结了，也许在他看来，在将来注定出现的继承权纠纷重，无论正宪何去何从，只要“致良知”，那么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吧。
十八
在两广事毕，即将踏上归程的时候，王守仁还写过一封家信，语气相当严厉，显然家里的烦心事越来越使他恼火了，他那颗负载着太多牵挂的心到底也没有呈现出明镜无瑕的状态：
去岁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宁，因见各夷皆有向化之诚，乃尽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释甲，自缚归降，凡七万余众。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杀之威潜孚默运，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则亦祖宗德泽阴庇，得天杀戮之惨，以免覆败之患。俟处置略定，便当上疏乞归。相见之期渐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闻此信，益可以免劳挂念。我有地方重寄，岂能复顾家事！弟辈与正宪，只照依我所留戒谕之言，时时与德洪、汝中辈切磋道义，吾复何虑。余姚诸弟侄，书到咸报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宁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广城，病势今亦渐平复，但咳嗽终未能脱体耳。养病本北上已二月余，不久当得报。即逾岭东下，则抵家渐可计日矣。书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闻汝从汝诸叔诸兄皆在杭城就试。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钝如何？想旬月后此间可以得报，其时吾亦可以发舟矣。因山阴林掌教归便，冗冗中写此与汝知之。
我至广城已逾半月，因咳嗽兼水泻，未免再将息旬月，候养病疏命下，即发舟归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饬家人，大小俱要谦谨小心，余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进本者，议论甚传播，徒取快谗贼之口，此何等时节，而可如此！兄弟子侄中不肯略体息，正所谓操戈入室，助仇为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谢姨夫回，便草草报平安。书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辈知之。钱德洪、王汝中及书院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须上紧进京，不宜太迟滞。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动思归之怀，念及家事，乃有许多不满人意处。守度奢淫如旧，非但不当重托，兼亦自取败坏，戒之戒之！尚期速改可也。宝一勤劳，亦有可取。只是见小欲速，想福分浅薄之故，但能改创亦可。宝三长恶不悛，断已难留，须急急遣回余姚，别求生理；有容留者，即是同恶相济之人，宜并逐之。来贵奸惰略无改悔，终须逐出。来隆、来价不知近来干办何如？须痛自改省，但看同辈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尝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辈，只是终日营营，不知为谁经理，试自思之！添保尚不改过，归来仍须痛治。只有书童一人实心为家，不顾毁誉利害，真可爱念。使我家有十个书童，我事皆有托矣。来琐亦老实可托，只是太执戆，又听妇言，不长进。王祥、王祯务要替我尽心管事，但有阙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听魏先生教戒，不听者责之。(23)
信里愤愤提到“余姚八弟等事”，说京城里已经有人弹劾了，风传沸沸扬扬，影响很恶劣。在这样的敏感时候偏偏闹出这样的事来，这些兄弟子侄真是“操戈入室，助仇为寇”啊，可痛可恨！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大约弟子们“为尊者讳”，今天我们已经不得其详了，但从王守仁的语气来看，他显然为这件事动了真怒。坏情绪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便提到对家事的诸多不满，最后对那些麻烦精一一数落了一番：“宝三做了太多坏事，还不知悔改，这种人断然留不得，赶紧把他赶回余姚，让他自谋生路好了；如果有谁敢容留他，就连这人一并赶走；来贵又奸又懒，没有半点悔改之心，终归也要赶出去的；来隆、来价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变化，总之一定要认真反省，痛改前非才行；添福、添定、王三这些人，整天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你们几个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在为谁做事；添保还是老毛病，等我回来之后一定要严加惩治；只有一个书童是真心为家里好，不计毁誉利害，家里如果有十个这样的书童，我就没什么可担心了……”
名单很长，怨责很多，尽管王守仁在讲学的时候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但是，当真应付起愚夫愚妇来，才会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横水、桶冈、浰头诸贼，思恩、田州的乱民，大藤峡、八寨的“瑶贼”，这些“愚夫愚妇”无不在对立的、公事公办的关系里，王守仁处置起来简直轻而易举，但当他陷入一个切身的、由亲缘与利害关系编织起来的罗网里，却总会被那些“愚夫愚妇”搞到焦头烂额。
以上两封家书，那些琐碎的内容真值得后人仔细琢磨。
十九
王守仁尸骨未寒，家乱骤起。关于这场家乱的具体过程，因为王门弟子讳莫如深，我们终究无法窥见全貌。而在家乱的处置上，黄绾再一次当仁不让，主持了家务事的裁定，写立文本，一式五份，由按察司佥事和绍兴知府盖章生效，一份留官府备案，一份留太夫人收存，正宪、正聪各留一份，王门弟子也留存了一份。（《处分家务题册》）(24)
一代儒学宗师的家务，就这样做了法家式的处理，王守仁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感到欣慰。
貌似不近人情的做法还远远不只于此，我们从薛侃的《同门轮年抚孤题单》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当时王家上上下下欺凌正聪年幼，再不拿王守仁当初留下的家规训诫当一回事，所以王门弟子有了一个共识，即“宜以保孤安寡为先”，优先保障正聪母子的安全和权益，而“区区田业，非其所重”，显然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对王守仁留下的田产各有各的盘算。
保孤安寡的具体手段，除了确立法律文书之外，还将正宪、正聪分家划产，正聪的家事由亲人来管理，王门弟子每年出两个人来做辅助，王家叔侄不得干涉。(25)
后来黄绾索性将正聪带进南京，还把女儿嫁给了他。这样的情谊，真够得上古人“组织仁义，琢磨道德，欢其愉乐，恤其陵夷”的标准了。
依王门弟子的共识，是以正聪而非正宪为先师嗣子，所以对正聪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及至数十年后，世宗皇帝带着对王守仁及其学术的不满离开了人世，继位的穆宗皇帝终于发布了平反诏令，追赠王守仁为新建侯（爵位比当初的新建伯高出一级），定谥“文成”，而王正亿，也就是当年那个幼弱的正聪，终于以王守仁嗣子的身份获得了新建伯的世袭资格，其子孙继续以伯爵位世袭。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新建伯的世袭资格后来又在王正亿的孙辈引发了一场绵延数十年的家族诉讼，直到崇祯朝才勉强平息下来。幸而王守仁本人的声誉并未受到不肖子孙的损毁，及至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守仁的牌位被恭恭敬敬迎入孔庙，从祀孔子，这是儒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
而这个时候阳明心学早已经风行天下了。
(1) 见《全集》，第511-513页。
(2) 见《全集》，第1442-1443页。
(3) 见《全集》，第33-34页。
(4) 见《全集》，第35页。
(5) 见《全集》，第876页。
(6) 见《全集》，第877页。
(7) 见《全集》，第877页。
(8) 见《全集》，第513-518页。
(9) 见《全集》，第548页。
(10) 见《全集》，第563-565页。
(11) 见《全集》，第878页。
(12) 见《全集》，第878页。
(13) 见《全集》，第1621-1626页。
(14) 见《全集》，第579页。
(15) 见《全集》，第250页。
(16) 见《全集》，第1089页。
(17) 见《全集》，第250页。
(18) 见《全集》，第580-582页。
(19) 见《全集》，第1715页。
(20) 见《全集》，第1708页。
(21) 见《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60页。
(22) 见《全集》，第1090-1092页。
(23) 见《全集》，第1092-1094页。
(24) 见《全集》，第1648页。
(25) 见《全集》，第1649页。
后记
思想解放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最后想谈一个衍生话题。人们往往会将阳明心学的传播与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挂钩，将前者带来的思想解放视为后者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并不成立。
明朝如果未遭蛮族的终结，会不会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数十年来耳熟能详的老问题。问题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明朝确乎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所具有的一些特质，譬如大规模的雇佣生产、市民阶级兴起、市民意识提升以及商品经济大行其道，等等，所有这些特质被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萌芽。萌芽当然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倘若没有蛮族入侵的话。
今天人们可以因此获得一个寄托归属感的目标（明朝），以及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靶子（清朝）。既然如此关乎心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自然经久不衰，只不过表面现象相似并不意味着本质相似，因此也不意味着发展趋势上相似。
资本主义诞生于与中华文明绝不相同的土壤，那一片土壤的关键词是分立与制衡。
那里的政权与教权并驾齐驱，此消彼长。政权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普天之下，绝大部分土地皆非王土；率土之滨，绝大多数臣民皆非王臣。城市可以自治，有着悍然拒绝国王和教皇干涉的气魄，其内部则往往以共和体制实现着制衡与共享的精义。在这样的土壤里，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并不算得一句如何非凡的话，因为国王确乎没有集权者的权力，但这句话若在中国传统下换作“风能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甚或“风能进，雨能进，地方官不能进”，非但是十足的惊世骇俗，更是彻底的大逆不道。
明朝皇帝怠政确实导致自发秩序呈现出一定程度上欣欣向荣的模样，但谁能保证皇帝会一直怠政下去并将怠政的基因代代相传以至永久呢？而就在皇帝怠政的年景里，集权的格局其实并未松动过。大一统的传统下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正如沸水里不能养鱼一样。
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归根结底不过是出现了一些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表象，既与资本主义无涉，也不是什么萌芽。我们看到蝉蜕皮，谁能据此断言它将成长为一条蛇呢？
一
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似乎早已将王守仁忘诸脑后的朝廷忽然发来任命，委派他以南京兵部尚书原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去广西平定思恩、田州的叛乱。看来朝廷终于到了不得已的时候。
明代承袭元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土官，后来改称土司，土司大多由原住的部落首领担任，职位世袭，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力。土司虽然名为政府官员，却不改部落首领的做派，彼此之间仇杀不断，反叛也只是家常便饭。明政府为此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只要条件许可，就裁撤土司，改任中央直属的地方官。地方官自然不能世袭，依循吏部的迁调流程，所以叫作流官。
可想而知，“改土归流”绝不会是一项可以顺利推进的政策，有几个部落首领甘愿放弃既得利益？直到清朝真正将“改土归流”推行到底。
在王守仁的时代，田州（今广西田阳）还是土司的天下。嘉靖四年（1525年），田州土司岑猛作乱，两广最高军事长官姚镆率兵平乱，擒杀岑猛父子，准备借这个机会在当地“改土归流”——真正的麻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岑猛余部卢苏、王受重新点燃了族人的热血，一举攻陷田州府城，再陷思恩府（今广西武鸣）。姚镆虽然集结了四省大军，却许久不能有尺寸进展。物议汹汹之下，朝廷终于想起了最合适的人选，是的，没有人比王守仁更有资格。
但是，经历过万千磨难，不断被冤屈、冷遇、辜负的王守仁，难道还会甘心为这个满是窳风陋习的大明王朝继续卖命吗？殷鉴不远，痛在切肤，“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心态真的不会受到所有这些经历的动摇吗？
二
嘉靖六年（1527年）六月，王守仁上疏推辞，主要意思有以下几点：
1. 宸濠之乱以来，自己屡遭谗言陷构，朝不保夕，幸而陛下即位，英明神武，给我太多的褒奖。我很感激陛下的恩德，粉身碎骨无以为报。
2. 虽然对于陛下的任何差遣，我作为臣子都义不容辞，但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自己死于兵甲劳顿事小，耽误了国家大事就不好了。
3. 两广之役不过起于土官仇杀，并不似盗匪叛乱那般危急。姚镆老成持重，一时失利只是兵家常事，只要多给他一点时间就好。
4. 我只是一介书生，不习军旅，以前的战绩纯属侥幸。我自问才干不及姚镆，对两广军务的了解更不及姚镆，如果让我和姚镆合作，一旦有了意见分歧，反而会限制姚镆发挥。
5. 用兵之道，必须由一名主帅独裁专断。陛下不如专任姚镆，委以全权，不责以一时之功。
6. 朝廷用人，不贵其有过人之才，而贵其有事君之忠。如果只有过人之才而无事君之忠，那么他的才干只会用来为自己谋利。（《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1)
现在我们看这六点意见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然而儒家社会素来有三推三让的传统。每有任命，王守仁总要上疏推辞一番，有些仅仅出于儒家礼仪，有些真是出于肺腑，这不是从字面上可以轻易判断的。
站在朝廷那边，尽管看着王守仁白纸黑字感谢君恩，但谁都心知肚明，朝廷确实对不起王守仁，他就算心怀怨望，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他在奏疏里的前两个意思，就当场面话看看好了。
至于后面的四个意思，朝廷做出了官场风格的标准解读：你既然说不方便和姚镆合作，那很好办，让姚镆致仕，由你王守仁全权专征。
朝廷的解读也许并非求之过深，而是真正读懂了王守仁的心意。我们先看第六点，突兀地讲起忠与才的关系，貌似很没来由。但当我们联系王守仁在半年之后又上的一封奏疏，即《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就会知道他真的对姚镆有些看法，也真的认为这一场思、田之乱正是肇端于那些有才干、贪功赏的大明官僚。
是的，越是有才干的官员越有生事的动机，因为事端越多，事态越大，自己立功的前景也就越好。如果一味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自己又该拿什么政绩来邀功请赏呢？这就是思、田之乱的原因所在，也是古往今来诸多社会乱象的原因所在。
玩火者总有自焚的概率，被自己挑起来的事态总有大到自己无法收拾的时候。
三
朝廷读懂了王守仁的意思，果断令姚镆致仕，给王守仁专征全权，以南京兵部尚书原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两广、江西、湖广四省军务。圣旨说得明白，催得急促：“姚镆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满满是民谚所谓“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嘴脸。
而就在启程的前一日，发生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史称“天泉证道”。
事情的起因在这一年的九月初八，当时王守仁的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一同探访同学张元冲，登船之后一起切磋学业，探讨心学宗旨。王畿发出了一个疑问：“老师说过‘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我觉得这话并不是终极真理。”
钱德洪不解，王畿解释道：“既然心原本无善无恶，那么意、知、物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但如果说意是有善有恶的，那么心也应该是有善有恶的。”
钱德洪无法赞同：“心原本是无善无恶的，这没错，但人生在世，心注定会沾染许多习气，于是才有善与恶的念头。所谓为善去恶，正是要抹除这些恶习气，恢复心的本来面目。你只因为看到心的本来面目无善无恶，就认为为善去恶的功夫没有着落，这是偏见。”
两人争执不下，王畿便道：“老师明天就启程去两广了，咱们晚上一起去问问他。”
王守仁既然定在次日启程，当晚总要接待许多客人，所以直到夜半时分才得闲暇，正准备回房休息，听说王畿、钱德洪还在庭前等候，于是他移席天泉桥上，听两位得意门生从头细说。
听过两人的分歧，王守仁不禁喜道：“正要你们有此一问！我明天就要启程，朋友当中还没有论证到这一层的。你们两人的看法正好相辅相成，不可以非此即彼。王畿要用钱德洪的功夫，钱德洪要悟透王畿的本体。你们两人互取对方所长，我的学说也就完满了。”
见钱德洪依旧不解，王守仁便有了一番详细的论说。三人接下来的讨论既要紧又费解，这里还有必要引述原文：
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 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畿曰：“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嘱付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洪、畿俱有省。（《年谱三》）(2)
面对钱德洪的疑惑，王守仁进一步解释说：“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这里所谓“有”，即“有善有恶”之“有”。王守仁的意思是说，心的本来面目是“没有”，你之所以认为“有”，这是你自己加上去的意思。所谓“没有”并非不存在，而是一种“空”的状态，就像广漠的宇宙一样。心的本来状态就像广漠的宇宙，宇宙本身是空阔无垠的，而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乃至万事万物都存在并运行于宇宙之中。宇宙虽然承载着万事万物的运行，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对宇宙形成遮蔽或阻滞。这就是心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初始状态。我们要做的就是使自己的心恢复这样的初始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万事万物莫不一过而不留痕，心也不会因此而耗费纤毫之力。
这并非一个精确的比喻，因为我们分明可以追问：“空”究竟是有是无？熟悉西方哲学的读者一下子就会想到，这是西方哲学里的一个经典论题，即真空是否存在。这一论题下堆砌着许多古代大哲极广大而尽精微的分析，而在王守仁看来，这既不是他会想到的，也不是他会关心的。他所描述的“空”似乎是一种实有的真空，无垠无滞才是它的本色。
在王守仁看来，王畿认识到了这番道理，钱德洪却还懵懂，所以要专门对钱德洪讲解一遍，提醒他不要一味去做“为善去恶”的笨功夫，也要学学王畿从本质上来理解问题。
而对王畿的叮嘱是，你虽然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你自己默默自修也就是了，不要拿这套道理来教育别人。因为只有极少数上等资质的人才能够“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意即一旦捅破了心学的窗户纸，对上述本质问题豁然开朗，马上就知道该怎么立身处世了，那些“天地万物与我同体”之类的道理不待讲解就自然明白了。颜渊、程颢都未必有这样的资质，更何况其他人。
熟悉《六祖坛经》或读过我的《思辨的禅趣》的读者，一定会觉得王守仁的这番话十分眼熟，这简直就是六祖慧能解释顿悟与渐悟之别的儒家翻版。钱德洪分明是渐悟一派，聚沙成塔，日积月累；王畿则是顿悟一派，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资质上佳的人适宜顿悟派，资质中下的人适宜渐悟派，因人施教，殊途同归。
王守仁接下来的话更有佛教味道，为自己的毕生学问总结出四句宗旨，仿佛佛陀要门人弟子牢记“三法印”，即佛教三大基本原则，即便自己的思想在将来越传越歪，越传越杂，但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三法印”验证所谓的佛法到底是真是假。
然而思想的发展自有规律，远不是其创始人所能左右的。“三法印”很快便形同虚设，王守仁的心学四大宗旨后来也没能发挥出预期的作用。这四大宗旨，亦即思想史上著名的“四句教”，是非常简单质朴的四句话：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所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意即心的本来面目或初始状态是一种宇宙一般的“空”的状态，并没有善恶之分。所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意即当意念在心里发动之后，裹缠着私欲，这才有了善恶之分。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意即良知是判断善恶的唯一准绳。所谓“为善去恶是格物”，意即扭转错的意念，消除恶的意念，不断“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格物”。
至此我们会发现一个疑点，王守仁一直在讲“止于至善”，心的本来面目明明是“至善”，不知怎么忽然变成“无善无恶”了。这个显而易见的难题使后来很多学者怀疑“四句教”的真伪，发展成阳明心学中的一大公案。其实仔细考索下来，“无善无恶”与“至善”并不似看上去的那样矛盾，甚至两者就是同样的意思，在心学体系里可以互换来用。
四
《传习录·上》给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侃未达。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曰：“然则无善无恶乎？”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曰：“毕竟物无善恶。”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3)
门人薛侃正在清除花丛中的杂草，有感而发，提出一个问题：“天地间为什么善很难培养，恶却很难铲除呢？”是的，陶渊明就有过这种经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杂草总会和花争夺养分，和豆苗争夺养分，所以人无论养花、种豆，总要花大力气在除草上。
王守仁起先只是从“立志”的角度回答：“善难培养，只因为没有立志去认真培养；恶难铲除，也只因为没有立志去认真铲除。”这依然是从“立志”角度讲的，但过了片刻，他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如此看待善恶，只是从表面上着眼，所以才有了错误的领会。”
薛侃不解。王守仁解释道：“天地的生生不息之意，对花对草都是一般无二的，何曾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这才以花为善，以草为恶，一旦你想要的是草，善恶便颠倒过来了。可见这一种善恶都是由人心的好恶产生的，不是正确的见解。”
薛侃问道：“如此说来，难道无善无恶才是对的？”
王守仁答道：“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动。不动于气，就是无善无恶了，也就是至善。”
理与气原是程朱理学里一套成对的概念，理即天理，是抽象的规则，气则是具体的物质，万事万物都是理与气的结合。我们不妨以柏拉图的方式理解：一个抽象的、存在于概念上的圆，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正圆，而把这个概念中的圆落实在实际上，无论是用圆规画一个圆，还是用模具做一个圆形的面包，总会有瑕疵，不可能是无瑕的正圆。所以，对于那个抽象的、概念上的圆，并无所谓准确或不准确，“很圆”或“不很圆”这些说法仅仅对于实际存在的圆形而言才有意义。
薛侃抛出了一个衍生问题：“佛教也有无善无恶的说法，和您所讲的有什么区别吗？”
佛教确实有这样的说法，所以王守仁继续解释说：“佛教执着在无善无恶上，对其他事全都不管，所以不可以治理天下。儒家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如此‘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可以始终依着天理行事，便可以‘裁成辅相’。”
这短短一番话里涉及了好几处儒家概念。“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与“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一并出自《尚书·洪范》，这里的“好”是“偏私”“偏好”的意思，“恶”则是由偏见而生的嫌恶。《洪范》下文还有名言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意即“王道”是没有偏私的，人应该遵循“王道”，既无偏私，亦无偏见。
“裁成辅相”语出《周易·泰卦》，原文是“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意即君王以泰卦的原则制定出符合天地之道的政治法则，以天地自然之法治理万民。
王守仁常常这样，将儒家经典里的经典话语拿到心学体系里来，与自己的说法互证，也在有意无意间渐渐使儒家经典心学化了。一言以蔽之，上述这种“善”与“恶”其实都是私心偏好的结果，而判断私心偏好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看它是否符合天地自然之道。
五
这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儒家只看到天地生生之仁，却没看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当然，儒家并不反对杀戮，“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肃杀，凋谢万物，所以人间也应当有“秋官”来执掌刑杀，只要这杀意不是出于私心偏好就好。
薛侃理解得僵化了，所以才会追问道：“如果草并不恶，那就不该除去了吗？”
王守仁答道：“你这样讲，就是佛教、道教的意见了。草若碍了事，那就除去好了。”
薛侃还是不解：“这不就是‘作好作恶’吗？”
显然薛侃不曾理解的是，同一种现象的背后未必有同一种原因，除草这件事既可以由私心好恶引发，亦可以由天理引发。用王守仁的话说，只要让自己的好恶完全依循天理，不夹杂一点私心偏好就好，其实这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意思。
薛侃还是不解：“除草还能依循什么天理呢？”
王守仁解释道：“草如果碍了事，从天理上看便应当除掉它，那就放手除草好了，即便偶然间没能即时除掉，这件事也不至于成为心里的困扰。倘若掺杂了私欲，心就会受到牵绊，负面情绪也就出来了。”
薛侃追问道：“难道说善恶完全不在外物本身吗？”
这个问题其实问到了要害处。今天我们知道，所谓善恶，只是我们的主观判断罢了，一切善恶其实都只是私心偏好，即便是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也不过是一时一地所达成的共识，所有人的私心偏好高度一致罢了，所以我们最自然的回答会是：“善恶只在你的心里，你心里的善恶标准取决于你的基因编码和成长环境。”王守仁也会回答“善恶只在你的心里”，是的，他确实是这样回答的，但心里的善恶标准何在呢？在他看来就是心中的天理。
一个人如果真的做到了“存天理，灭人欲”，便不再有私心好恶了，不再因为私心好恶便认为某人某事是善、某人某事是恶，这就是“四句教”所谓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旦私欲萌动，所作所为不再自然而然地顺应着天理流行，就会看某人某事是善，看某人某事是恶，心里生出许多计较和纠结，这就是“四句教”所谓的“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换言之，无善无恶的状态正是天理流行的状态，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成功状态，自然也就是“至善”的状态。古代汉语很不适合哲学概念的细致辨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诸多笔墨官司。
照这个逻辑推演下来，于是有了阳明弟子“有心为善却是恶”的命题。一个人存心去做善事，因为“存心”的缘故，他的善行便不是自然而然的天理流行，既非天理，便是人欲，也就自然沦入恶的范畴。
六
“四句教”如何践履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难点倒不在于一个人要如何“立志”、如何“知行合一”，而在于就算你有足够的决心与毅力发奋图强，但你怎么分得清哪些是天理、哪些是人欲呢？
譬如前述与薛侃的对话里，王守仁认为“好好色”“恶恶臭”就是循天理，那么当我们循着“好好色”的天理去追求异性，追求到何种程度才恰当呢？梁山伯和西门庆，甚至王守仁自己，谁才是“好好色”的模范，其实很难说得清楚。
再如，追名逐利是人情世故之当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青史留名的欲望究竟是天理还是人欲呢？这两句鼓舞人心的诗句如果放到阳明心学的框架里，恐怕就会褪去崇高的光彩了。我们可以参照《传习录·上》薛侃与王守仁的又一番对话：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比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望人？”(4)
在成圣成贤的道路上，求名之心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薛侃很自觉地驯服自己的求名之心，渐渐小有成果，但仔细反省之下，发现自己还是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王守仁给出了一个很合逻辑的治病良方：“名与实是一组成对的概念，所以两者之间一定存在着零和博弈，务实之心重一分，求名之心便轻一分，所以一个人只要以如饥似渴的姿态去务实，自然就对名声无所谓了。”
但是，求名真的有错吗？如果我们引经据典的话，会发现孔子就很有求名意识。《论语·卫灵公》记有孔子名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从字面上很容易理解，意即君子就怕死后没留下好名声。
孔子很在意名声，尤其是身后之名。王守仁既然要将求名之心当作人欲来铲除，就必须把孔子的形象重新打扮一番，于是训诂技术再次成为利器。他重新解读孔子这句话当中的“称”字，认为它不是“称誉”之“称”，而是“相称”之“称”，孔子怕的不是死后默默无闻，而是怕死后的名声和自己并不相称。孔子的理由也不难推想：如果生前名不副实，自己努力一下还有机会，但死后如果名不副实，就再没有弥补的可能了。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这是说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一点名气，也就不值一提了。而在王守仁的重新训诂之下，“无闻”不是指默默无闻，而是指没有闻道。于是，孔子好名的又一个证据就这样被驳倒了。
其实孔子是一个很有健康心态的人，并不觉得追名逐利有什么不对，只要手段合乎道义就好。孔子的学术与思想也属于朴素的一类，如果不存在语言障碍的话，即便是愚夫愚妇也不难理解，但在后人繁复的哲学包装下就总有一些荒唐的况味。
今天我们持严肃认真的训诂态度，不会认同王守仁的《论语》新解；以现代人的知识水平，也不会否认求名之心就是基因自带的天地自然之道。但明朝人的困惑一定比现代人多，试想薛侃清晨在睡梦中醒来，在“夜气”中感受天理，如果一辈子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闻誉而喜，闻毁而闷”，还会认为这不属于天理而属于人欲吗？
回顾“四句教”，后两句“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看来无论如何都要捕捉到“无善无恶”的天理才行，知天理才知良知，知良知才知善恶，知善恶才能为善去恶，一切皆取决于天理，但天理偏偏是个注定认不清的东西。
七
“四句教”是王守仁一生中最后的法言，阳明心学至此完满收尾。
“天泉证道”的翌日，他便踏上新的行程，为这个不断摔打他、辜负他的大明王朝献上最后的余热。
一路之上，王守仁似乎兴致颇高，诗笔一经提起便不曾闲过。《长生》是其中最堪玩味的一篇，五言二十句里勾勒出一生困学中破茧化蝶的心路历程：
长生徒有慕，苦乏大药资。
名山遍探历，悠悠鬓生丝。
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
中岁忽有觉，九还乃在兹。
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
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
彼哉游方士，诡辞反增疑；
纷然诸老翁，自传困多歧。
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
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5)
后人传诵最末两句“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但只有从起首处一路读下来，才会感受到最末两句的力量。
起首夫子自道，说年轻时有修道长生的渴慕，只苦于寻不到门径，于是遍访名山，不知不觉中虚度了许多岁月。忽然反省，虽然自己一心求道，却仿佛南辕北辙，离大道反而越来越远了。
人到中年方才醒悟，九转还丹原来不假外求，天地万物既然与我同体，又何必担心人生的短暂呢？道士们的话不足为凭，儒生们也只会在文字里兜兜转转。
天理只在我心，不必向外寻求，只有心中的良知而非圣人留下的文字，才是万事万物的唯一准绳啊。
八
王守仁这一次复出，在许多人眼里大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意思。四方追随者不断会集在他身边，沿途百姓，尤其是南昌百姓，更将他奉若神明，以顶礼焚香的姿态迎送。热情的人们填途塞巷，以致王守仁的乘舆最后是被父老乡亲从头顶上一人接一人传递过去的。《南浦道中》一诗记有当时的感受：
南浦重来梦里行，当年锋镝尚心惊。
旌旗不动山河影，鼓角犹传草木声。
已喜闾阎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
迂疏何有甘棠惠，惭愧香灯父老迎！(6)
首联、颔联写重经故地时触景生情，当年平定宸濠之乱的鼓角声依稀有在耳边。颈联两句一喜一忧，喜的是浩劫之后百姓们大多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忧的是饥馑尚在，朝廷的压榨和索取却没有宽松。尾联是一声叹息，自己到底也没有为南昌百姓施过多少恩惠，于是在后者的盛情下不免有些惭愧。
王守仁当然不必惭愧，他有十足的资格来承受南昌百姓的盛情。那么诗的尾联难道只是客气话、场面话不成？当然不是，以王守仁当时的心学修为，本不该再有任何忸怩、虚伪的表面功夫了，只要自信当得起，自然当仁不让。只要他的学术修为是真的，他的惭愧之情自然也是真的。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前文《答聂文蔚》讲到的“一体之仁”的逻辑：只要看到有一个人受苦，感觉就像是自己害他受苦一样，这正如心的任何一点有了创痛，整颗心都会感到同样的创痛。
只要你当真形成了这样的价值观，在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生活得不甚如意的时候，自己或多或少都会生出几分负罪感。那么依这个逻辑，既然听说了思、田之乱，自己总该有义无反顾的觉悟才对，哪能找各种理由推三阻四呢？之所以推三阻四，一定有必需的理由，也许他真的想过让姚镆继续主持大局才是最佳方案，但最可能的想法是不希望和姚镆共事，只由自己掌握平乱的全权。
王守仁沿途咨访着思、田之乱的各种信息，也生发着各种触绪伤情的怀旧。离开南昌，登舟南行，眼前就是丰城黄土脑了。当初他就是在这里突然得知宁王叛乱的消息，自己祷风而行，在九死一生中堪堪脱险。如今故地重来何所见，一首《重登黄土脑》写得百感茫茫、悲辛交集：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无穷。
前途且与停西日，此地曾经拜北风。
剑气晚横秋色净，兵声寒带暮江雄。
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诉征求杼轴空。(7)
诗句从怀旧到伤今，尤其尾联以今比昔，今天的太平日子里依然一派百姓流亡的景象，又有多少家庭在朝廷的横征暴敛下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诗中不加评论，但评论的意思已经呼之欲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九
嘉靖六年（1527年）十一月二十日，王守仁抵达广西梧州任所，迅速将思、田之乱理出了头绪。十二月初一日，他向朝廷上陈《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所谓“肤见”，尽是得罪人的话语。
开宗明义，岑猛父子虽然论罪当诛，但他们之所以做出这等当诛的事来，实为遭受了官府长久以来的不公对待和敲诈勒索，积怨太深，才终于爆发出来。朝廷如果只治标而不治本，这等叛乱以后还会频繁发生。
再者，岑猛父子叛乱，当诛的首恶也不过是他们两人和少数几名亲信罢了，其下万众都是无罪之人，何必斩尽杀绝、扩大事态？结果反而激起了卢苏、王受之乱。
卢苏、王受二人并非恶徒，虽然受激起事，但完全可以招抚。地方长官却不顾万人性命，耗竭两省之财，发动三省之兵，使民间男不得耕，女不得织，两年之间骚然数千里，更大规模的民变已经隐然有了征兆。
从战术层面上看，之所以僵持成现在的局面，是因为我方军队发机太早，布围太密，完全是一派务求斩尽杀绝的姿态，怎不使对方以决死之心来顽抗到底呢？即便我军终于能够取胜，注定也会为这场胜利付出惨痛的代价。剿不如抚，如此显而易见。
而在战略层面上，王守仁对“改土归流”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两广士民都认为设置流官徒有虚名而反受实祸，譬如思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每年出兵三千供官府调遣，而设置流官之后，官府每年却要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反复。思恩一地，设置流官以来十八九年间，土人叛乱五六起之多，官府前后征剿，疲于奔命，不但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还不知杀伤了多少良民。朝廷得不到半点好处，只是将百姓之膏血涂于无用之地罢了。既然“改土归流”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何迟迟不能废止呢？这都是因为当政者担心在政策上出尔反尔会招来流言物议。这种宁可辜负朝廷、荼毒万民也不敢触犯众议的心态实在是不可取啊，人臣之不忠竟然至于此！(8)
我们看王守仁这份奏疏，当真将地方官与朝官一并得罪到底，若没有十足的置前程与生死于度外的气魄，又怎会做到这样的坦荡呢？孔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字面上并不难理解，在道理上也不难理解，但真的放在现实的语境里，又有几个人能够不为个人命运患得患失？
十
朝廷是否能接受王守仁的意见，这全是未知数。当初王守仁之所以用兵如神，全赖中央有个兵部尚书王琼为他提供一切支持，免除一切后顾之忧。但是时过境迁，一朝天子一朝臣，如今的朝廷能做到当初的几分，王守仁毕竟无法逆料。
果然，这一届的兵部尚书王时中不同于当年的王琼，对王守仁的意见逐条批驳。然而幸运的是，这一届的内阁首辅杨一清也不同于当年的杨廷和，草诏批复，准王守仁便宜行事，不要心存顾虑。
接到这份诏书，王守仁终于可以放手施为。第一项措施就很不给前任留脸面：将姚镆从各地调集的几万军队一一遣散，只留下几千人，即便是这寥寥几千人，也放下了紧张的备战姿态，一并解甲休息。不久之后，王守仁又将行营搬到南宁（今广西南宁），与思恩、田州只有一步之遥。他究竟要怎么做，还没人能看得清楚。
要知道此时的王守仁学术与兵法已经名满天下，倘若这只是他初出茅庐第一战，卢苏、王受不难从他的动作里看到招抚的诚意，但这时候谁还没听说他用兵多诈的名声呢？遣散大军，最可能只是一种迷惑对手的姿态，不知道哪天就会从哪里杀出一支奇袭的生力军来。
但卢苏、王受也许真的只是本无恶意的天真分子。嘉靖七年（1528年）正月初七，这两名匪首派遣头目十余人求见王守仁，诉说官逼民反的苦衷，极力恳求宽宥。王守仁回信一封，柔的一面是申明朝廷的招抚态度，刚的一面是限期二十日，要卢苏、王受亲自来行营认罪。
卢苏、王受等人竟然没有当年池仲容那样的狡黠，看到书信之后的反应是“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当即撤去守备，率领全部人马来投降了。看来这一次王守仁判断得没错，叛、抚两方各怀真心，只要一枝橄榄枝打破僵局，便这样一拍即合了。
当月二十六日，卢苏、王受率众俱至南昌城下，分屯四营，翌日便与众头目自缚双臂，数百人赴军门投见，号哀控诉。面对这样的大阵仗，倘若信心稍差几分，总会既疑且惧，而一旦疑惧之情稍稍流露，便不知道会激发出怎样的事变。
王守仁显然既做足了情报工作，也做足了利害分析，全不怀疑卢苏、王受的真心，坦然接受了众人归降，又坦然将卢苏、王受二人在军门前处以杖责一百，杖责之后方才解缚，宣谕说受降赦罪是朝廷好生之仁，杖责一百是人臣执法之义。
杖责卢苏、王受实在是太过大胆的举动，毕竟其党羽数百人就在帐下，部徒数万众就在城下，只要群情稍有不服，当即便会爆发一场血战。王守仁偏就有这样的底气，更晓得朝廷既要立德也要立威，否则通通宽赦下来，会给当地留下怎样一个“杀人放火金腰带”的范例。
以上经过，俱见于王守仁《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奏疏结尾再谈善后事宜，“治夷之道，宜顺其情”。原本一场兵连祸结、旷日持久的灾祸就这样被轻易化解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然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自己的心中贼易，破他人的心中贼难。王守仁依赣州惯例，才破了“山中贼”，便在两广一带发展文教事业，毕竟所谓“治夷之道，宜顺其情”往好处说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往坏处说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只有推行儒家教化，统一意识形态，才是真正长治久安的办法。“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经典礼学原则就这样被抛诸脑后，作为礼学专家的王守仁不会不晓得自己犯了儒家忌讳，但那又如何呢，任何教条主义者在这种时候会生出的顾虑都是与他无缘的。
以今天的大词来说，这样的手法可谓一种“意识形态入侵”，毕竟在同一种意识形态里，遇事总是好商量的。我们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史里，在晚清的历史里，乃至在今天的国际关系里，总能看到诸多的例证。
十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的思、田之乱才按下去，那边的大藤峡、八寨又起了更大规模的动荡。后者是两广一带的瑶民土著，当代史书往往会指称地名以淡化民族色彩，而在王守仁当时的奏疏里，大多是用“瑶贼”这个在今天看来政治上很不正确的称谓，而“瑶贼”作乱之地，其实远不止大藤峡、八寨两处。
从岑猛父子到卢苏、王受，都是官逼民反的一时之患，虽然聚众数万、攻城略地，但既非惯犯，更非悍匪。“瑶贼”却不同，不但自明朝开国以来就屡服屡叛，而且全是一派土匪作风，倚仗地利之便杀人越货，千百成徒，完全可以看作当初赣州盗匪的升级版。
明英宗天顺年间，一度有韩雍统兵二十万众深入大藤峡，以毕全功于一役的魄力犁庭扫穴，彻底捣毁了大藤峡，最后将大藤峡改名“断藤峡”，以示匪患就此根除。而结果是，官军才撤，大藤峡便显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蓬勃生机了。
八寨更是一块啃不动、砸不碎的硬骨头。明代初年，名将韩观威震两广，偏偏对八寨无可奈何，数万大军不能进尺寸之地。所以自韩雍、韩观之后，尽管当地受害百姓无数次请求朝廷发兵剿匪，但朝廷只是对大藤峡、八寨“隐忍抚谕”，最多也只是严重警告加强烈谴责罢了。这一对策虽然软弱，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毕竟毫无胜算的仗谁也不愿意去打。
王守仁这一次受命平定思、田之乱，了事之后交差请辞，致仕回乡，这是最常规的做法，也一定是朝廷里的那些猜忌者最乐见的。两广官民却从王守仁身上看到了最后的一线希望——如果有谁可以一劳永逸地平定“瑶贼”，那一定非王守仁莫属。地方官连忙集体呈奏，公文最后有这样的结语：“瑶贼之与居民，势不两立，若瑶贼不除，则居民绝无安生之理。”思、田之乱既已平定，何不乘此军威，一举解决心腹之患呢？（《征剿稔恶瑶贼疏》）(9)
十二
从学术上说，“人溺己溺，人饥己饿”，这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从现实着眼，眼下确实是最好的时机，不仅民心可用、军心可用，就连卢苏、王受也正沉浸在感恩的热忱里，而且思、田初定，马放南山，这也正是“瑶贼”最懈怠的时候。
决议迅速成型，王守仁再次表现出了奇袭的本领。就在处理平定思、田之乱的善后事宜时，两广之地一派偃武修文的温和气象，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当“瑶贼”骤然看到官军的时候，胜负其实已成定局。王守仁总共动员的兵力不过八千，历时不过三月，却斩首三千余众，百余年不治的“瑶贼”痼疾竟然就这样轻易解决了。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初十，王守仁上奏《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如此总结这奇迹般的一战：
……自思、田多事，两地之贼相连煽动，将有不可明言之变，千里之间，方尔汹汹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扬，军门方略密授，因湖广之回兵而利导其顺便之势，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报效之机，翕若雷霆，疾如风雨，事举而远近不知有兵兴之役，敌破而士卒莫测其举动之端。两地进兵，各不满八千之众，而三月报绩。共已逾三千之功，盖其劳费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斩获加于大征三之二，远近室家相庆，道路欢腾，皆以为数十年来未见其斯举也。
……乃今于三月之内，止因湖广便道之归师，及用思、田报效之新附，两地进兵，不满八千，而斩获三千有奇，巢穴扫荡，一洗万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岂臣等知谋才略之所能及，皆是皇上除患救民之诚心，默赞于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杀之威，任人不疑之断，震慑远迩，感动上下；且庙廊诸臣咸能推诚举任，公同协赞，惟国是谋，与人为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体，无复顾虑，信其力之所能为，竭其心之所可尽，动无不宜，举无弗振，诸将用命，军士效力，以克致此。虽未足为可称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获成是功者，实可以为后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则兵耗财竭，凋弊困苦之余，仅仅自守，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10)
这场胜利在战术上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即“事举而远近不知有兵兴之役，敌破而士卒莫测其举动之端”，这是王守仁用兵的一贯原则。一切指挥调度尽在烟雾下进行，非但远近百姓都不知道有战事即将发生，即便士兵在破敌之后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胜了，不明白之前的各种调遣都有怎样的用意，而且都是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惊人的战果。
我们读这份奏疏，会发现王守仁半点都不谦虚，全无谦谦君子的温存做派，虽然也说足了“此岂臣等知谋才略之所能及，皆是皇上除患救民之诚心”云云的客套话，但这不过是官场惯例，任谁表功都要拷贝来这样一个官八股的模板。所以推想原委，一来这是做统帅必须做的，即便自己甘于淡泊，但总要竭力为手下人争取利益；二来这也是心学注定，得心之所安，得意便得意了，全无遮遮掩掩的必要。
从当时的诗作里，我们看得出王守仁对这场战功很有几分掩饰不住的自得。《破断藤峡》将平定思恩之乱比作大舜舞干戚平定三苗：
才看干羽格苗夷，忽见风雷起战旗。
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时。
迁宾玉石分须早，聊庆云霓怨莫迟。
嗟尔有司惩既往，好将恩信抚遗黎。(11)
《平八寨》以韩雍当年“豼貅十万骑连山”反衬自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尔收功一月间”，当仁不让前贤，即便颈联将功劳归于“偶逢天助”，但这话已经怎么看都是场面话：
见说韩公破此蛮，豼貅十万骑连山。
而今止用三千卒，遂尔收功一月间。
岂是人谋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师还。
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梗顽。(12)
确实这次战功不同于以往。以往总有人议论赣州诸贼不过尔尔，宁王只是一介庸主，总之全是不值一提的角色，言下之意，王守仁的名声也只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罢了。这样的讥讽伴随了王守仁许多年，但是，谁敢小觑“瑶贼”呢？
诚然，没有人胆敢小觑“瑶贼”，所以吊诡的是，流言蜚语非但没有被结结实实的事实打倒，反而寻到了新的突破口。毕竟“瑶贼”扰动两广百余年，多少次名将挂帅大军征剿都奈何不得他们，以至于当朝廷接到王守仁的捷报，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王守仁怕不是在冒功请赏吧？
十三
功高招忌，秀木先折，这是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以王守仁此时的资历、名望，若再加上新近的战功，入阁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大礼议事件的一场洗牌，朝廷新贵们所仰仗的功勋不过是议礼罢了，虽然青云直上，却非树大根深，何必让王守仁这尊大神入朝来撼动自己的地位呢？
只要存心攻讦，总不愁找不到借口。圣旨明明要王守仁平定思、田之乱，他却不剿反抚，即便这可以解释为必要的权变，但征讨大藤峡、八寨的“瑶贼”可就是自作主张得过分了。朝廷的军队，怎可以私意支配呢？
这样的罪名可大可小。王守仁正在两广忙着善后，务使“瑶贼”再无复叛的机会，朝廷里的谗言却如一条接一条的锁链，在他全不经意的时候带着森森的寒气向他收拢着。议礼新贵之中，只有霍韬愤愤然站在王守仁的一边，以一份洋洋数千言的《地方疏》为功者言功，为罪者言罪。
霍韬奏疏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霍韬本人就是广东人，“瑶贼”的祸患就是他家乡的事情，在所有朝臣中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霍韬分析全国地理，说天下十二省多有平原，唯独广西在万山之丛，山之高者猿猴不能度，飞鸟不能越，所以当地有谚语说“广西民三而贼七”。山高土恶，民风凶悍，即便是良民到了那里也会变成盗贼。这样的地理环境，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瑶贼”为害百余年，倒也不能全怪官府无能。王守仁这番受命，即便以十分成本赢取十分功劳，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而他仅以一分成本赢取百分功劳，难道反而有罪不成？
霍韬最后又翻出宸濠之乱的旧账，当初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可谓定乱拯危之功，是承平年代最应当得到厚赏的勋劳，但奸人讥议纷纷，功臣反而受祸，设使今后再有变乱，谁还肯为朝廷效忠？所以：“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无以劝励忠之臣。若广西之功不白，又无以劝策勋之臣。是皆天下地方大虑也。”(13)
为王守仁论功行赏，在霍韬看来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危的层面了。这话其实并不夸张，因为任何一个组织只要赏功罚过失了标准，甚至对与错都失了标准，凝聚力也就会以骇人的速度冰消瓦解了。
十四
霍韬洋洋数千言的上疏，只换来世宗皇帝一句“知道了”。
皇帝究竟是什么态度呢？是依然忌恨王守仁在“大礼议”事件中不表态，还是不曾想出妥善的安置之法呢？后者确实是许多领导者都会遇到的难题：一个明显不和自己一条心的手下立有一件又一件奇功，若论功则必须将他升迁到权力核心，但倘若真的这么做了，无论自己还是身边的心腹，只会觉得别扭。
无论如何，功勋总要获得嘉奖，哪怕只是小小地表示一下也好。嘉靖七年（1528年）九月初八，朝廷使者冯恩行至广州，带来了褒奖的圣旨和相应的赏赐：“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布政司买办羊酒送用。”（《奖励赏赉谢恩疏》）(14)
时年五十五岁的王守仁早已不在意朝廷的态度。皇帝的冷漠也好，朝臣的猜忌也好，到底比不得正德年间的凶险。这时他挂心的，一是自己的病情在两广的阴湿气候环境下日渐加剧，二是余姚与绍兴的书院是否仍在与道日昌，三是不知家里正宪、正聪两个孩子成长得可好。
当初王守仁离开绍兴，家事委托给魏廷豹照应，书院则由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主持。所托得人，按说王守仁也不必太担心什么。但从这一年他写给钱德洪、王畿的书信里，显然最忧虑的是正宪的成长：“正宪尤其懒惰，必须痛加针砭，但亲人之间很难责善，只好劳烦师友费心了。”（《与钱德洪、王汝中》）(15)
无论圣贤、豪杰，都会在家务事上一筹莫展。当初诸氏夫人无子，正宪过继过来不是当义子的，他的身份理应是王守仁的合法继承人，即宗法意义上的嫡长子。无论王守仁后来有没有生子，正宪的合法地位都没理由被撼动，这也算是对正宪生父的一个妥当交代。但王守仁的继室（或妾室）偏偏又生了正聪，在礼法上说，继室是正室的继任（如果依《年谱》的记载，张氏属于继室的话），所以继室生育的子嗣当然属于嫡子。
血缘是人的天伦，何况王守仁老来得子，疼爱正聪完全是人之常情。张氏夫人既是正聪的生母，与正宪毫无血缘关系，偏疼偏爱也尽在情理之中。那么谁最有资格继承新建伯的爵位呢？这个二选一的难题必不可免。
如果我们把这个难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那么无论依据传统儒学还是程朱理学，正宪的合法地位都不容动摇，正聪虽然是血缘意义上的嫡长子，但正宪才是礼法意义上的嫡长子，血缘纽带必须让位于礼法规范。但是在心学背景下，礼法的教条怎能胜得过血缘的天伦呢？大礼议事件前车之鉴，心学一脉求之于良知，明明站在了重血缘的一边，王守仁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真实态度显然也在正聪这边。
后来王守仁去世的时候并未来得及留下遗嘱，家庭继承权的问题就只能交给各人的良知来做决断了。而此时归心似箭的王守仁只是惦记着正宪的学业，他向来倒不在意正宪能不能完成举业、能不能靠读书来博取功名，唯一在意的只是他的孝悌修养罢了。（《又与克彰太叔》）(16)他也许无法意料身后的一系列家庭闹剧，也许虽然看出了端倪，但还是对亲人与弟子们抱有极大的信心吧。
十五
病情转剧，在写给门人的书信里，王守仁坦言自己已经到了不能坐立的地步。（《答何廷仁》）(17)是年十月，他向朝廷呈递《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称两广善后已足，望朝廷准予回乡养病。病情讲得具体：当年平定南安、赣州，就已经害了炎毒，一直未能痊愈，去年奉命入广，虽然有医生偕行，但未及半途，医生先害了水土不服，告病辞归了。自己到两广之后，不敢轻用医药，结果炎毒日甚，全身肿痛，咳嗽昼夜不息，饭也吃不下了。每次强吞几匙稀粥，稍多便会呕吐。(18)
病情讲得这般具体而微，按说朝廷总该有几分恻隐之情才是，何况有那么多人都不希望王守仁入朝。朝廷却迟迟没有答复，似乎王守仁的去留问题是一件很棘手的事，而且按官场惯例，称病请退之类的说辞常常都是以退为进的场面话，将病情说得那么严重，难道不是在提醒朝廷自己既有功劳又有苦劳吗？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群臣，早已养成了透过纸面“参悟”真谛的习惯，很少会有直来直去的交流。再说王守仁每受任命，总会拿出称病、养亲这两个理由来推托一番，谁知道他哪次是真、哪次是假呢？
无论如何，这一次王守仁真的很想回家了，也许是有了什么不好的预感吧。
这段日子里，他拜谒过伏波将军马援的祠庙，还到增城祭祀过五世祖王纲，访问过挚友湛若水的故居，仿佛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匆匆完成最后的心愿。
索性不再等朝廷的批复了吧，拖着沉重的肉身，王守仁径自乘舟东返。
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度梅岭至南安，登舟的时候，接待了时任南安推官的门人周积。王守仁勉强坐起，咳嗽了许久才慢慢说出话来，关心周积在学问上的进益。
二十八日晚，泊舟青龙铺。翌日，即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守仁将周积召来身边，许久才睁开眼睛，说了一句“吾去矣”。周积噙着泪水，问老师有何遗言，王守仁只是淡淡答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不多时，一代宗师瞑目而逝，享年五十七岁。
门人奔赴，士民送行，《年谱》有“远近遮道，哭声振地，如丧考妣”的记载。
翌年正月，丧发南昌。钱德洪、王畿当时正在上京参加殿试的路上，才得丧讯，便果断放弃殿试，匆匆返回来为老师主持丧事。门人弟子纷至沓来，绍兴一地，每天都有上百人加入吊唁的行列。身后哀荣，一时无两。
然而居心叵测的谤议从不会随着当事人的身故而消弭，朝堂上的声音仍然在与舆情唱反调。与王守仁素来有隙的议礼新贵桂萼率先发难，挑剔着王守仁临终前擅离职守。世宗大怒，使廷臣开启议罪程序。桂萼等人细数王守仁处置田州事宜失当、擅离职守等等罪过，甚至翻出旧账，盛言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的时候军纪不检、奏捷多伪。（査继佐《王守仁传》）(19)
当然，擅离职守只是小节，意识形态问题才是不容含糊的大是大非。在桂萼等人的“议罪”意见里，最要紧的是一段正邪之辨：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輋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明史·王守仁传》）(20)
这样的意见正是典型的诛心之论，认为王守仁的学术出发点只是标新立异罢了，所以才会在“格物致知”的说法上存心和朱熹唱反调，又明知自己的这套说辞无法服众，这才编辑出《朱子晚年定论》，还号召门徒，你呼我应，搞出很大的声势。总之，他的一切作怪都只为了沽名钓誉，结果真的迷惑了许多人。只是考虑到他确实有些功劳，对他的处理方式也应该留些余地才好，建议追夺他的爵位以彰明朝廷的大信，禁止他的邪说来扭转世道人心。
这番攻讦无论对错，其实很能打动皇帝的心。集权帝国最重视意识形态的整齐划一，无论立哪种学术为官学，只要全国上下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好，反正任何学说在集权统治下都会变得越来越相似。所以，无论阳明心学比程朱理学优越多少、正确多少，只要它以反正统的面目出现，那一定是可憎且可畏的，必须剿杀而后快。更何况王守仁一生致力讲学，门生弟子遍布朝野，单是去绍兴吊唁的就有多少朝廷命官，这绝不是皇帝愿意看到的局面。讲学如同传道，有蛊惑人心、拉帮结派的力量，而皇权只希望治下是一盘散沙，任何思想或利益的凝结剂都团结不起任何人来。
还有一个学术内部的问题，倒未必是世宗和桂萼等人清晰意识到的：程朱理学无论对错，至少给是非善恶提供了一整套的、尽管不很严格的客观标准，而阳明心学专主良知，是非善恶的标准就太容易主观化了。所谓“个个人心有仲尼”，但你心里的仲尼和我心里的仲尼难免会吵起来，换言之，真理越向内求，标准也就越难统一，而如果人人执己为是，执彼为非，都有真理在握的十足自信，这样的社会该怎么运转？
十六
廷议的结论也许过于不近人情，所以世宗小小打了一个折扣：保留王守仁新建伯的爵位，不予追削，但也不准子孙世袭，且钦定阳明心学为伪学，从此严令禁止。这就算是朝廷对王守仁的盖棺论定了：为人沽名钓誉，为官功过参半，为学反动至极。
倒也不是没有为王守仁鸣不平的人，黄绾就有一份长篇大论的上疏，但世宗再没有耐烦来做兼听则明的努力了，定论就是定论，谁都不必再给历史翻案。
王守仁泉下有知，倒也不会有甚所谓吧，但身后的家务事也许真的会打扰他的在天之灵：尸骨未寒，家里便不安宁了。袭爵虽然成了泡影，但偌大的家业谁来继承，忽然间变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王艮在写给薛侃的一封信里谈到“先师家事变更无常”，弟子们义无反顾地为先师主持家务，立了先师妾室当中年纪最长的吴氏为“诸母之主”，但大家不知道先师生前反对过立主母的提案，想来是担心正聪母子会被欺负吧。如今正聪母子果然不能自安，做弟子的真不该这样啊！（《与薛中离》）(21)
王艮书信原文称正聪为正亿，这是正聪后来由黄绾改名的缘故。如果王艮的说法属实，那么正聪的生母张氏并不是《年谱》所载的继室，而是资历最浅的一名妾室，正聪只是庶子的身份了。
大约有一些心怀叵测的官员与王氏族人也在觊觎着王家的产业，悍宗豪仆和乡间恶少的手段真的足以吓倒书香门第的孤儿寡母。王门弟子勇敢决断着先师的家事，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偏好：不大喜欢正宪，只将正聪视作先师的嗣子。不知道他们这样的情感属于私心偏好还是天理流行。
无论如何，这真的不合儒家礼制，但幼弱的孤儿与寡母毕竟最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何况正聪是先师的唯一骨血。求之良知，这样的选择也许确实比站在年长正聪十八岁的正宪一边更加让人心安吧。
十七
王守仁的家务事看起来永远都是一团乱麻，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依儒家“修齐治平”的逻辑，王守仁反而成了一个大禹式的公而忘私的典范，只有修身、治国、平天下，偏偏无暇理清家人的纠葛。
起征思恩、田州的时候，亲子正聪还只有两岁，王守仁舟过严滩，写给正宪一封家书，让我们看到这位宗师的另一种样子——一个操碎了心的大家长的样子，亦见出齐家之难或许不在治国、平天下之下：
即日舟已过严滩，足疮尚未愈，然亦渐轻减矣。家中事凡百与魏廷豹相计议而行。读书敦行，是所至嘱。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一应宾客来往，及诸童仆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饮博，专心理家事。保一谨实可托，不得听人哄诱，有所改动。我至前途，更有书报也。
舟过临江，五鼓与叔谦遇于途次，灯下草此报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广中事颇急，只得连夜速进，南赣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从戒论而行。读书执礼，日进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时想在家，家众悉宜遵廷豹教训，汝宜躬率身先之。书至，汝即可报祖母诸叔。况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体悉我意，铃束下人谨守礼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诸同志亲友，皆可致此意。
近两得汝书，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训戒，不敢违越，果如所言，吾无忧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仆，皆须听魏廷豹断决而行。近闻守度颇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论其间是非曲直，只是牴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继闻其游荡奢纵如故，想亦终难化导。试问他毕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书来，云汝欲出应试。但汝本领未备，恐成虚愿。汝近来学业所进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洪、汝中及诸直谅高明，凡肯勉汝以德义，规汝以过失者，汝宜时时亲就。汝若能如鱼之于水，不能须臾而离，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汝于此处，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细及，汝果能敬守训戒，吾亦不必一一细及也。余姚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锐寄书，历此时当已发回。若未发回，可将江西巡抚时奏报批行稿簿一册，共计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带来。我今已至平南县，此去田州渐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后，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处事务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间，一时未易解脱耳。汝在家凡百务宜守我戒谕，学做好人。德洪、汝中辈须时时亲近，请教求益。聪儿已托魏廷豹时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当能不负所托。但家众或有桀惊不肯遵奉其约束者，汝须相与痛加惩治。我归来日，断不轻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饬之。廿二弟近来砥砺如何？守度近来修省如何？保一近来管事如何？保三近来改过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祯不远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国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琐琐家务，汝等自宜体我之意，谨守礼法，不致累我怀抱乃可耳。(22)
习惯于公寓生活的现代人很难体会古代大家庭的不易。我们从这封信里看到，一个妻妾成群、人员成分复杂的大家庭会如何使人劳神苦心。开篇特别强调“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亦即男人不能入内帏，女人不能入外庭。要禁止的是最难禁止的人性，稍有松懈便会制造出令人难堪的家丑。王守仁千叮咛万嘱咐，要正宪遵照自己当初订立的戒条，凡事都要与魏廷豹商议决策。
魏廷豹似乎并不是王守仁的门人，而是大管家一类的角色，王守仁对他寄予极高的信任。但是，对于家里的其他人，即信里提到的保一、守度、保三、王祥、王祯，等等，王守仁似乎有一万个不放心。
这些人，以及其他书信里提及的添服、添定、来介、来贵，等等，或是王守仁的义子或王家的僮仆。钱明《王家衰落的过程及其成因：王阳明家事辨考》有一个推测：“阳明出名后，其老家余姚凡沾亲带故者，曾有不少人来山阴王府攀亲投靠，其中既有阳明几位夫人带来的非王氏成员，也有跟随正宪等人而来的族中之人，更有随身带来的家仆童僮。随着王府内各种人员关系的日益复杂化，阳明对家事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以至常为身后事宜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如此不世出的雄杰竟然也会在家事面前一筹莫展，真让人感到复杂家庭关系的可畏。管家在这种时候总会扮演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以接受雇用的外人身份来摆平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企业。但是，王守仁极仰仗的魏廷豹在后来的家庭纠纷中竟然鲜见记载，似乎全不曾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守仁在书信里关心着正宪的学业：“你守悌叔叔来信说你想准备科举，我担心你水平不够，最后会愿望落空。但你近来的学业进度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是否应举就由你自己决定好了，我既不阻止，也不强迫。钱德洪和王畿等人都是很值得你交往的，你应当多多亲近他们。”
正宪原本不必科考，因为早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一岁的正宪就已经有了世袭锦衣卫百户的资格。当时朝廷给王守仁的封赏是“荫子一人”，而当时正聪尚未出生。据钱德洪记载，待正聪出生之后，正宪很为这件事高兴，于是辞去世袭职位，准备以科举谋功名。
我们当然很愿意接受正宪这个高风亮节的形象，但无论钱德洪的感受是否属实，正宪对科考的准备总是有的。王守仁在信里的这番叮嘱似乎也暗示出他对荫子问题采取了一种颇有几分蹊跷的不置可否的态度。倘若他在生前有所决断，指定的继承人无论是正宪也好，正聪也好，总可以免去后来的无穷纠葛。
信里叮嘱正宪的学业，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归结：“我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这要算是王守仁对自己一生学术的总结了，也许在他看来，在将来注定出现的继承权纠纷重，无论正宪何去何从，只要“致良知”，那么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吧。
十八
在两广事毕，即将踏上归程的时候，王守仁还写过一封家信，语气相当严厉，显然家里的烦心事越来越使他恼火了，他那颗负载着太多牵挂的心到底也没有呈现出明镜无瑕的状态：
去岁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宁，因见各夷皆有向化之诚，乃尽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释甲，自缚归降，凡七万余众。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杀之威潜孚默运，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则亦祖宗德泽阴庇，得天杀戮之惨，以免覆败之患。俟处置略定，便当上疏乞归。相见之期渐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闻此信，益可以免劳挂念。我有地方重寄，岂能复顾家事！弟辈与正宪，只照依我所留戒谕之言，时时与德洪、汝中辈切磋道义，吾复何虑。余姚诸弟侄，书到咸报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宁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广城，病势今亦渐平复，但咳嗽终未能脱体耳。养病本北上已二月余，不久当得报。即逾岭东下，则抵家渐可计日矣。书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闻汝从汝诸叔诸兄皆在杭城就试。科第之事，吾岂敢必于汝，得汝立志向上，则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钝如何？想旬月后此间可以得报，其时吾亦可以发舟矣。因山阴林掌教归便，冗冗中写此与汝知之。
我至广城已逾半月，因咳嗽兼水泻，未免再将息旬月，候养病疏命下，即发舟归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饬家人，大小俱要谦谨小心，余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进本者，议论甚传播，徒取快谗贼之口，此何等时节，而可如此！兄弟子侄中不肯略体息，正所谓操戈入室，助仇为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谢姨夫回，便草草报平安。书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辈知之。钱德洪、王汝中及书院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须上紧进京，不宜太迟滞。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动思归之怀，念及家事，乃有许多不满人意处。守度奢淫如旧，非但不当重托，兼亦自取败坏，戒之戒之！尚期速改可也。宝一勤劳，亦有可取。只是见小欲速，想福分浅薄之故，但能改创亦可。宝三长恶不悛，断已难留，须急急遣回余姚，别求生理；有容留者，即是同恶相济之人，宜并逐之。来贵奸惰略无改悔，终须逐出。来隆、来价不知近来干办何如？须痛自改省，但看同辈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尝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辈，只是终日营营，不知为谁经理，试自思之！添保尚不改过，归来仍须痛治。只有书童一人实心为家，不顾毁誉利害，真可爱念。使我家有十个书童，我事皆有托矣。来琐亦老实可托，只是太执戆，又听妇言，不长进。王祥、王祯务要替我尽心管事，但有阙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听魏先生教戒，不听者责之。(23)
信里愤愤提到“余姚八弟等事”，说京城里已经有人弹劾了，风传沸沸扬扬，影响很恶劣。在这样的敏感时候偏偏闹出这样的事来，这些兄弟子侄真是“操戈入室，助仇为寇”啊，可痛可恨！
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大约弟子们“为尊者讳”，今天我们已经不得其详了，但从王守仁的语气来看，他显然为这件事动了真怒。坏情绪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便提到对家事的诸多不满，最后对那些麻烦精一一数落了一番：“宝三做了太多坏事，还不知悔改，这种人断然留不得，赶紧把他赶回余姚，让他自谋生路好了；如果有谁敢容留他，就连这人一并赶走；来贵又奸又懒，没有半点悔改之心，终归也要赶出去的；来隆、来价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变化，总之一定要认真反省，痛改前非才行；添福、添定、王三这些人，整天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你们几个要搞清楚自己到底在为谁做事；添保还是老毛病，等我回来之后一定要严加惩治；只有一个书童是真心为家里好，不计毁誉利害，家里如果有十个这样的书童，我就没什么可担心了……”
名单很长，怨责很多，尽管王守仁在讲学的时候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但是，当真应付起愚夫愚妇来，才会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横水、桶冈、浰头诸贼，思恩、田州的乱民，大藤峡、八寨的“瑶贼”，这些“愚夫愚妇”无不在对立的、公事公办的关系里，王守仁处置起来简直轻而易举，但当他陷入一个切身的、由亲缘与利害关系编织起来的罗网里，却总会被那些“愚夫愚妇”搞到焦头烂额。
以上两封家书，那些琐碎的内容真值得后人仔细琢磨。
十九
王守仁尸骨未寒，家乱骤起。关于这场家乱的具体过程，因为王门弟子讳莫如深，我们终究无法窥见全貌。而在家乱的处置上，黄绾再一次当仁不让，主持了家务事的裁定，写立文本，一式五份，由按察司佥事和绍兴知府盖章生效，一份留官府备案，一份留太夫人收存，正宪、正聪各留一份，王门弟子也留存了一份。（《处分家务题册》）(24)
一代儒学宗师的家务，就这样做了法家式的处理，王守仁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感到欣慰。
貌似不近人情的做法还远远不只于此，我们从薛侃的《同门轮年抚孤题单》可以看到这样的信息：当时王家上上下下欺凌正聪年幼，再不拿王守仁当初留下的家规训诫当一回事，所以王门弟子有了一个共识，即“宜以保孤安寡为先”，优先保障正聪母子的安全和权益，而“区区田业，非其所重”，显然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对王守仁留下的田产各有各的盘算。
保孤安寡的具体手段，除了确立法律文书之外，还将正宪、正聪分家划产，正聪的家事由亲人来管理，王门弟子每年出两个人来做辅助，王家叔侄不得干涉。(25)
后来黄绾索性将正聪带进南京，还把女儿嫁给了他。这样的情谊，真够得上古人“组织仁义，琢磨道德，欢其愉乐，恤其陵夷”的标准了。
依王门弟子的共识，是以正聪而非正宪为先师嗣子，所以对正聪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及至数十年后，世宗皇帝带着对王守仁及其学术的不满离开了人世，继位的穆宗皇帝终于发布了平反诏令，追赠王守仁为新建侯（爵位比当初的新建伯高出一级），定谥“文成”，而王正亿，也就是当年那个幼弱的正聪，终于以王守仁嗣子的身份获得了新建伯的世袭资格，其子孙继续以伯爵位世袭。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新建伯的世袭资格后来又在王正亿的孙辈引发了一场绵延数十年的家族诉讼，直到崇祯朝才勉强平息下来。幸而王守仁本人的声誉并未受到不肖子孙的损毁，及至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守仁的牌位被恭恭敬敬迎入孔庙，从祀孔子，这是儒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
而这个时候阳明心学早已经风行天下了。
(1) 见《全集》，第511-513页。
(2) 见《全集》，第1442-1443页。
(3) 见《全集》，第33-34页。
(4) 见《全集》，第35页。
(5) 见《全集》，第876页。
(6) 见《全集》，第877页。
(7) 见《全集》，第877页。
(8) 见《全集》，第513-518页。
(9) 见《全集》，第548页。
(10) 见《全集》，第563-565页。
(11) 见《全集》，第878页。
(12) 见《全集》，第878页。
(13) 见《全集》，第1621-1626页。
(14) 见《全集》，第579页。
(15) 见《全集》，第250页。
(16) 见《全集》，第1089页。
(17) 见《全集》，第250页。
(18) 见《全集》，第580-582页。
(19) 见《全集》，第1715页。
(20) 见《全集》，第1708页。
(21) 见《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60页。
(22) 见《全集》，第1090-1092页。
(23) 见《全集》，第1092-1094页。
(24) 见《全集》，第1648页。
(25) 见《全集》，第1649页。
后记
思想解放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最后想谈一个衍生话题。人们往往会将阳明心学的传播与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挂钩，将前者带来的思想解放视为后者的一个意识形态基础。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并不成立。
明朝如果未遭蛮族的终结，会不会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数十年来耳熟能详的老问题。问题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明朝确乎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初期所具有的一些特质，譬如大规模的雇佣生产、市民阶级兴起、市民意识提升以及商品经济大行其道，等等，所有这些特质被笼统地称为资本主义萌芽。萌芽当然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倘若没有蛮族入侵的话。
今天人们可以因此获得一个寄托归属感的目标（明朝），以及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靶子（清朝）。既然如此关乎心态，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自然经久不衰，只不过表面现象相似并不意味着本质相似，因此也不意味着发展趋势上相似。
资本主义诞生于与中华文明绝不相同的土壤，那一片土壤的关键词是分立与制衡。
那里的政权与教权并驾齐驱，此消彼长。政权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制：普天之下，绝大部分土地皆非王土；率土之滨，绝大多数臣民皆非王臣。城市可以自治，有着悍然拒绝国王和教皇干涉的气魄，其内部则往往以共和体制实现着制衡与共享的精义。在这样的土壤里，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并不算得一句如何非凡的话，因为国王确乎没有集权者的权力，但这句话若在中国传统下换作“风能进，雨能进，皇帝不能进”，甚或“风能进，雨能进，地方官不能进”，非但是十足的惊世骇俗，更是彻底的大逆不道。
明朝皇帝怠政确实导致自发秩序呈现出一定程度上欣欣向荣的模样，但谁能保证皇帝会一直怠政下去并将怠政的基因代代相传以至永久呢？而就在皇帝怠政的年景里，集权的格局其实并未松动过。大一统的传统下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正如沸水里不能养鱼一样。
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归根结底不过是出现了一些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表象，既与资本主义无涉，也不是什么萌芽。我们看到蝉蜕皮，谁能据此断言它将成长为一条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