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八章
伟大的博弈：从3G到4G
一、华为的“备胎”一夜转正
从思科和华为的官司开始，在经历了长达十六年的暗战之后，美国政府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以国家力量阻击华为。
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科技网络安全”为由，要求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向美国商务部赋权，允许后者禁止美国公司购买“外国敌人”生产的电信设备、技术。此举被美媒解读为，为禁止美企与华为的业务往来铺平道路。
紧随其后，美国商务部表示，计划将华为及其70个分支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也就是2016年3月中兴遭受的那份所谓“贸易黑名单”。
外界纷纷猜测，华为也会如同中兴那样，在极限打压面前陷入休克状态，并最终向美国屈服。然而任正非强硬回应，华为不会被华盛顿方面所左右，“我们不会像中兴那样，在美国的要求下改变我们的管理层，也不会接受监督”。
任正非的底气从哪里来？华为心声社区（华为的内部员工论坛）转发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致员工的一封信，给了大家答案。
原来，华为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早有备案。何庭波的信中提道：
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数千个日夜中，我们星夜兼程，艰苦前行。华为的产品领域是如此广阔，所用技术与器件是如此多元，面对数以千计的科技难题，我们无数次失败过，困惑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
……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间兑现为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是的，这些努力，已经连成一片，挽狂澜于既倒，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今天，这个至暗的日子，是每一位海思的平凡儿女成为时代英雄的日子！
一家商业公司，居然有勇气跟美国政府叫板，是因为它拥有足够的深谋远虑，在若干年前就开始“备战备荒”，为将来危机做准备。这种大尺度的战略思想的确令人惊叹。但是对于任正非来说，这一宏大战略格局由来已久。
1994年，华为刚刚走过破局点，任正非就说到“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1995年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任正非提道：
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
一个国家拥有的高科技实力，不仅仅能在市场上获得巨大利益，而且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没有高科技，就像没有军队一样软弱无力。
公司要求每一个员工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刚刚开始振兴的民族。只有背负着他们的希望，才可能进行艰苦的搏击，而无怨言。
21世纪初，华为遭遇了国际巨头思科的打压。任正非确立了“土地换和平”的基调，避免被群起而攻之，与世界各地友商互惠合作，建立反思科联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任正非发表《理解国家，做好自己》的讲话，明确提出“全球化是一场‘绞杀战’”，并指出随着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竞争强度会极大加强，华为与其他国际巨头迟早会走到刺刀见红的“绞杀战”式残酷竞争的地步。在这篇讲话中，任正非还预言美国看到经济全球化对自身不利，会退向贸易保护主义。
2009年，任正非指出，电子工业既是国家实力的基础，也是工业行业中竞争最充分的行业，因为生产要素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码和沙子，需求却不能无限增长，华为要“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的意思是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低作堰”是让利给客户以及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建立广泛的利益联盟。在这一年，任正非已经充分预见未来残酷的产业竞争，并制定了应对的战略方针。
2013年他在《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中表明，华为的目标就是充分学习美国的优秀经验，用最先进的工具做最先进的产品，击败美国垄断的大公司，“把天下打下来，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同时，华为已经形成了进一步增强战斗力的战术方法，就是内部的红军蓝军对抗机制，通过不断自我对抗来克服熵增，加速进化。
这篇讲话的最后，任正非豪气地宣称，“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要的是整个世界，总有一天我们会反攻进入美国”。
宏伟的使命，高超的战略，最终还是要通过战术动作落地，才能成为现实，而且这一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难与曲折，甚至会遭遇重大的挫败与绝望。
华为真正在国际上确立重要地位，是在4G时代发生的。这一方面当然归功于华为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通信产业在4G时代逐渐争夺到话语权。华为趁势而上，竞争态势越来越有利，并在5G时代获得了领先地位。
因此，要了解华为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需要先从中国如何争夺4G话语权开始讲起。要说4G，又不得不回溯到3G，因为转折的契机在3G时代就已经埋下了。
二、负重前行的中国移动
前文说到，3G时代，中国终于从美欧通信标准博弈大战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通信标准博弈从此从“美欧争霸”变成中美欧“三国杀”。
中国虽然是牌局中最弱的一方，但好歹坐在牌桌上，其他国家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
然而中国参与是参与了，但是中国的TD-SCDMA如何落地？3G谈判时，美国代表之所以放心地拉着TD-SCDMA一起入局，就是料定中国难以在3G上成气候。
中国电信运营商当时已经分家，三巨头电信、联通、移动谁也不看好TD-SCDMA，谁也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因为投入就是血亏。任正非虽然战略布局深远，但是他当时也不认为中国的TD-SCDMA能成事，因此他选择联吴（欧洲）抗曹（美国），华为坚决投入欧洲的WCDMA，同时为了两手准备，也在布局CDMA2000。中兴在2G时代就已经上了CDMA的船，此时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继续布局CDMA2000。
当时信产部（现在的工信部）对于中国是否力推TD-SCDMA也是心存犹豫。3G什么时候上，以哪种方式上，最终还是要看需求、看市场、看应用。如果国内的相关产业配套起不来，信产部就是想推也是有心无力。
作为TD-SCDMA专利的拥有者大唐急了。当时国内其实只有它一家推TD-SCDMA，没钱的时候把大院里的楼、地都抵押出去了。“如果那时垮下来，整个研究院、房子、地都没有了。”原大唐电信集团总工程师李世鹤回忆说。
如果单靠大唐的实力推动TD-SCDMA，肯定独木难支，这一标准必然胎死腹中。
为了确保TD-SCDMA成功，实力最强劲的中国移动被选定为TDSCDMA运营商。
虽然TD-SCDMA技术本身并不差，但是参与推进的厂商太少，早期只有大唐一家，各种小问题层出不穷，建起来受苦，用起来受罪。因为网络质量很差，用户入网不积极，投诉很多。除了网络问题之外，手机终端也很匮乏。而WCDMA所有主流终端都支持。
中国移动刚开始有些吃力，根本无机可用，一开始只能卖大唐、新邮通研发的低端机。
3G网络商用，加速推动了手机从功能机向智能机的替代大潮。因为只有到3G时代，智能机的那些功能才有实际价值，否则花很多钱，体验上却跟功能机差不多。2008年以后，以苹果手机为首的智能机开始大卖。联通迅速跟进苹果合约机，中国移动只能跟着眼红，却无计可施。
中国移动不仅不能从智能机热潮中分一杯羹，而且每年还要拿出数百亿元补贴终端，用于推动TD-SCDMA终端产业链的成熟，同时还要看着用户不断流失到竞争对手那里。
中国移动眼睁睁地看着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内心只能无奈。
中国移动本来是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领导者，风光无限。2008年，中国移动用户规模的市场占有份额达到78%，而新增用户规模的市场份额更是达到了88%。3G时代中国移动却被捆住了手脚，被竞争对手联通、电信“欺负”得惨不忍睹。
中国移动凭借过去用户基数大的优势，死扛了五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2013年底，4G牌照发放给三家运营商，三家得到的都是TD-LTE牌照。
这其中只有中国移动在这五年间，发奋研究TD，并且在TD-SCDMA组网运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前期经验和应用技术。联通和电信原有的网络都是基于FDD，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过TD，拿到牌照也没有任何动作。
当中国移动拿到TD-LTE的4G牌照之后，数十万移动员工信心百倍：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中国移动开始近乎疯狂地建设LTE网络，推动2G、3G用户转4G。仅用了一年，中国移动新增TD-LTE基站数量就已经达到了70万个，再加上原有的TD-SCDMA基站通过更换“一根线、一块板、一个软件”的方式，就可以向TD-LTE基站平滑演进升级，因此联通电信拍马也追不上了。
三、中欧合作前行
中欧为何携手？这不得不提高通公司的霸道。
2G转3G，码分复用技术即CDMA由于频谱效率高成为首选。高通公司由于提早布局CDMA，在3G时代成为最大的赢家。它自己主导的CDMA2000就不用说了，欧洲的WCDMA、中国的TD-SCDMA都要用到CDMA的核心专利，产业链的相关参与方都要缴纳高通税，不过是多与少的问题。
思科公司是美国的霸道在互联网行业的分形，高通公司就是在通信行业的分形，心智模式一以贯之，就是我的利益优先，我大块吃肉小伙伴们喝点儿汤，能喝到多少还得看我心情。
专利布局只要操作得当，基本是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因为你提前跑马圈地，已经把必经之路给圈占了，后来者基本很难绕过。
有人说，专利不是会过期吗？对于单件专利来说，确实会过期，但是围绕核心专利，可以进行同族专利、外围专利、应用技术专利层层布局，巧妙运用专利组合，完全可以在技术演进路线上布下天罗地网，让后来者只能乖乖就范。
对于高通来说，专利授权才是其最关键的收入来源。专利授权费仅占高通2018财年收入的23%，但却占其净利润的大部分。具体而言，高通芯片部门的收入超过170亿美元，但净利润只有30亿美元。高通专利授权部门公布的收入为51亿美元，利润率为68%，净利润为35亿美元。
如果将技术看作各种技术点相互关联的抽象网络，这个网络中同样被幂律法则所支配，只要抢先把头部的核心专利布局好，就可以拿着幂律法则这把刀，玩赢者通吃的游戏。
难道通信标准就要沿着码分复用的路线一路下去，各大厂家世世代代给高通做牛做马，缴纳高额专利费吗？
中欧诸多厂商显然不会乖乖就范。幸好，对于无线频谱资源的利用，又不是只有CDMA一条路，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OFDM即正交频分复用技术也是一个可选项。中欧通信业达成共识，决定以OFDM为基础开发新一代通信标准。
既然技术标准已经变了，为啥3GPP不改名叫4GPP，技术标准也不叫4G而是叫3G LTE呢？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文字诡计。
通信设备换代，生产商当然是双手赞成，但是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是要投入血本的。各国运营商刚刚大出血换成3G，本指望多用几年，把本钱利润都挣出来，你这么快变成4G，运营商非吐血不可。
而且当时运营商已经形成了对CDMA的技术迷信，一下子把底层技术都换了，运营商必然疑虑重重，新的4G通信设备怕是卖不出去。叫3GLTE，意思是说我们是在3G基础上的长期演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心理上就很容易接受了。
这就是把实际的技术非连续性改进，通过文字游戏变成了概念上的连续性改进，运营商可以克服心理上的决策障碍。时过境迁，如今通信市场遭遇增长瓶颈，急需新的概念刺激消费者更新换代，于是有些国外运营商将实际的“4G网+局部5G基站”硬是宣传成5G网。
由于LTE 是中欧联手，因此一开始就是TD、FDD并存。对于欧洲来说更喜欢FDD，因为他们的WCDMA就是FDD，中国则更倾向于TD，因为TDSCDMA是TD。
从技术演进的角度上看，WCDMA更成熟更有优势，FDD应当更占据上风，但实际上却被中国占了上风，为什么？
中国在4G时代之所以能取得领导权，归根结底还是遵循了中华文化古老的智慧：“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回到技术本身，TD从原理上更节省频谱资源，对运营商更有利。
FDD的全名叫作“频分双工”，运行时，需要两条相互分离的对称频率，一条上传，一条下载，若达不到对称频率的要求，就不能发挥FDD的最大理论速度。对称频率对运营商所持有的频率要求很高，特别是国外的中小运营商，基本不具备对称频率。更进一步，在大多数使用场景来说，下行和上行的数据量往往不是1∶1，而是N∶1，比如在线看视频，绝大多数都是下行数据。这样宝贵的上行频谱资源就白白空闲，很不经济。
TD全名叫作“时分双工”，一条频率就能开工，用不同时隙来执行上行和下行，而且还会根据场景调整上行和下行的时隙比例。后来又加上“多载波聚合”技术，可以把分散的碎片化频率聚合成一个大带宽载频。
经过无线通信技术这么多年发展，无线频谱早就被划分得七零八落，而且国外大多使用频谱拍卖制，这就如同土地产权一样，一个完整地块早就被各种业主分得七七八八，想拿出对称上下行频谱，简直就是奢侈。
对于不懂通信技术的读者，你可以把运营商想象成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只能拿到频谱资源边角料的小运营商来说，“TD+多载波聚合”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降福音，相当于本来只够盖厕所的各种垃圾边角地块聚合在一起，也能盖高级公寓楼了。对于大运营商来说，重金拍下的黄金频段，要尽可能划分成更多房间才能多挣钱，但如果采用FDD方案，就相当于大部分时间要让其中一半房间空着，这种资源浪费让人心疼。
TD-LTE方案让运营商喜闻乐见，因此FDD-LTE技术标准再成熟，也只能靠边站。
四、分歧不断的联姻
局势确实如同任正非所预料，“中欧联手斗地主”，但是具体技术路线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想。华为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开始投身TD。由于前期华为在TD技术路线上没有太多积累，只能寻求外部合作。
2005年3月，华为与西门子合资的鼎桥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从鼎桥公司名称“TD-Tech”可以看出，该公司就是为专攻TD技术而生的。到2006年底，双方累计投资已经超过3亿美元，是TD企业中累计投入最大的。
由于过去的研发积累，西门子拥有相当多的TD相关专利。因此鼎桥虽然诞生时间短，但很快就成为分析人士眼中TD产业的黑马：德国人严谨的质量控制体系，华为的市场渠道与销售能力，二者的专利和技术底蕴，给鼎桥罩上了重重光环。
2007年初，中国移动首期TD-SCDMA合同招标，鼎桥CEO孟乐（德国人）在多种场合放出豪言，要拿下30%～50%的份额。市场分析人士预期，华为至少也应该是20%～30%，但实际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中兴系（中兴、爱立信）获得46.78%，大唐系（大唐移动、新邮通、烽火）获得36.68%，鼎桥和普天分别获得13.82%、2.72%。
华为重金投入，居然再次遭遇惨败！
结果一出，任正非十分震怒，并出台相关处罚措施：项目负责人徐直军等人受到了降薪处分。当时徐直军是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主要负责公司战略与市场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是TD-SCDMA项目负责人。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华为落败？根源还在于，华为和西门子虽然结婚生了鼎桥这个“孩子”，但是双方仍然矛盾不断。
华为虽然早在2003年就确立了开放协作，与友商互惠共赢的战略方针，但实际操作牵涉到商业竞争，关系到巨大实际利益的流向，哪有那么容易做到？
华为和西门子在欧洲市场还是WCDMA的直接竞争者。两家母公司因为市场形势联姻，却仍然在互相提防，生怕对方获取了自己的独门技术，在技术专利上并没有对鼎桥做太多开放。
鼎桥虽然表面上看光环无数，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却没有继承多少家产，基本相当于白手起家的“布衣”。
比如说，分布式基站本来是华为原创，并成为华为在欧洲纵横驰骋的大杀器，但是鼎桥当时却没有拿到这项技术，因为华为生怕被西门子偷师。反而是中兴模仿华为，开发了一套自己的分布式基站，成为招标时的利器。TD-SCDMA技术弱点就在于对天线要求太高，大唐在这方面是强项，开发出了“独门暗器”：6天线的智能天线，也很符合移动的口味。鼎桥的招标方案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独门秘技，仍然以“常规武器”示人。相互一比，高下立现。
鼎桥只负责研发接入技术，核心网还分别握在两家母公司手上，接入设备到底搭配哪家母公司的核心网，进而构成端到端的网络解决方案，将极大影响到母公司的利益。因此西门子和华为都在争夺对鼎桥的话语权，公司内根本无法形成合力。
公司领导层往往以“完不成任务公司就散伙”为威胁，员工分成两派，华为派看不惯西门子派按部就班，到点就下班的做派，西门子派也看不惯华为派“拼命三郎”的作风，内部矛盾不断升级。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公司内部由于内斗人心不稳，爱立信趁机伸出橄榄枝大肆挖角，结果公司的研发骨干不断流失，鼎桥俨然成了别人的练兵场。
2008年，情况终于迎来转机。
西门子的电信部门当时正与诺基亚电信部门合并而成诺西。诺西和鼎桥一样，出现诸多“合并综合征”。诺西合并费用高达250亿欧元，孰重孰轻一望可知。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母公司状况不容乐观，诺西方面急于回撤救火，给了华为完全掌控鼎桥的契机。双方经过艰苦谈判，诺西把自己的TD专利打包卖给华为，鼎桥被华为全盘接手。根据协议，鼎桥将作为TD无线接入产品开发的研发中心，为诺西和华为提供TD无线接入产品。
2008年4月29日，鼎桥CEO孟乐离职，由华为无线产品线副总裁侯金龙代理，大部分中层也换成了华为的人。鼎桥把TD研发提到公司战略级的高度。按照华为模式对原有研发平台进行改造，大力建设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逐渐夺回市场份额。
2008年11月中国移动第二轮招标，鼎桥份额上升到26%，相比于上一轮翻倍。此后继续上升，华为系（包含鼎桥）成为TD设备的最大供应商。
按照任正非的话说，TD市场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投入，所以没有机会，第一轮招标我们就输了。第二轮我们投入了，翻上来了。第三轮开始我们就逐步领先了，我们这叫后发制人战略。
一、华为的“备胎”一夜转正
从思科和华为的官司开始，在经历了长达十六年的暗战之后，美国政府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以国家力量阻击华为。
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科技网络安全”为由，要求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向美国商务部赋权，允许后者禁止美国公司购买“外国敌人”生产的电信设备、技术。此举被美媒解读为，为禁止美企与华为的业务往来铺平道路。
紧随其后，美国商务部表示，计划将华为及其70个分支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也就是2016年3月中兴遭受的那份所谓“贸易黑名单”。
外界纷纷猜测，华为也会如同中兴那样，在极限打压面前陷入休克状态，并最终向美国屈服。然而任正非强硬回应，华为不会被华盛顿方面所左右，“我们不会像中兴那样，在美国的要求下改变我们的管理层，也不会接受监督”。
任正非的底气从哪里来？华为心声社区（华为的内部员工论坛）转发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致员工的一封信，给了大家答案。
原来，华为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早有备案。何庭波的信中提道：
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数千个日夜中，我们星夜兼程，艰苦前行。华为的产品领域是如此广阔，所用技术与器件是如此多元，面对数以千计的科技难题，我们无数次失败过，困惑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
……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间兑现为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是的，这些努力，已经连成一片，挽狂澜于既倒，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今天，这个至暗的日子，是每一位海思的平凡儿女成为时代英雄的日子！
一家商业公司，居然有勇气跟美国政府叫板，是因为它拥有足够的深谋远虑，在若干年前就开始“备战备荒”，为将来危机做准备。这种大尺度的战略思想的确令人惊叹。但是对于任正非来说，这一宏大战略格局由来已久。
1994年，华为刚刚走过破局点，任正非就说到“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1995年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任正非提道：
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
一个国家拥有的高科技实力，不仅仅能在市场上获得巨大利益，而且是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没有高科技，就像没有军队一样软弱无力。
公司要求每一个员工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刚刚开始振兴的民族。只有背负着他们的希望，才可能进行艰苦的搏击，而无怨言。
21世纪初，华为遭遇了国际巨头思科的打压。任正非确立了“土地换和平”的基调，避免被群起而攻之，与世界各地友商互惠合作，建立反思科联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任正非发表《理解国家，做好自己》的讲话，明确提出“全球化是一场‘绞杀战’”，并指出随着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竞争强度会极大加强，华为与其他国际巨头迟早会走到刺刀见红的“绞杀战”式残酷竞争的地步。在这篇讲话中，任正非还预言美国看到经济全球化对自身不利，会退向贸易保护主义。
2009年，任正非指出，电子工业既是国家实力的基础，也是工业行业中竞争最充分的行业，因为生产要素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码和沙子，需求却不能无限增长，华为要“深淘滩，低作堰”。“深淘滩”的意思是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低作堰”是让利给客户以及价值链上的合作伙伴，建立广泛的利益联盟。在这一年，任正非已经充分预见未来残酷的产业竞争，并制定了应对的战略方针。
2013年他在《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中表明，华为的目标就是充分学习美国的优秀经验，用最先进的工具做最先进的产品，击败美国垄断的大公司，“把天下打下来，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同时，华为已经形成了进一步增强战斗力的战术方法，就是内部的红军蓝军对抗机制，通过不断自我对抗来克服熵增，加速进化。
这篇讲话的最后，任正非豪气地宣称，“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要的是整个世界，总有一天我们会反攻进入美国”。
宏伟的使命，高超的战略，最终还是要通过战术动作落地，才能成为现实，而且这一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难与曲折，甚至会遭遇重大的挫败与绝望。
华为真正在国际上确立重要地位，是在4G时代发生的。这一方面当然归功于华为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通信产业在4G时代逐渐争夺到话语权。华为趁势而上，竞争态势越来越有利，并在5G时代获得了领先地位。
因此，要了解华为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需要先从中国如何争夺4G话语权开始讲起。要说4G，又不得不回溯到3G，因为转折的契机在3G时代就已经埋下了。
二、负重前行的中国移动
前文说到，3G时代，中国终于从美欧通信标准博弈大战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通信标准博弈从此从“美欧争霸”变成中美欧“三国杀”。
中国虽然是牌局中最弱的一方，但好歹坐在牌桌上，其他国家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
然而中国参与是参与了，但是中国的TD-SCDMA如何落地？3G谈判时，美国代表之所以放心地拉着TD-SCDMA一起入局，就是料定中国难以在3G上成气候。
中国电信运营商当时已经分家，三巨头电信、联通、移动谁也不看好TD-SCDMA，谁也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因为投入就是血亏。任正非虽然战略布局深远，但是他当时也不认为中国的TD-SCDMA能成事，因此他选择联吴（欧洲）抗曹（美国），华为坚决投入欧洲的WCDMA，同时为了两手准备，也在布局CDMA2000。中兴在2G时代就已经上了CDMA的船，此时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继续布局CDMA2000。
当时信产部（现在的工信部）对于中国是否力推TD-SCDMA也是心存犹豫。3G什么时候上，以哪种方式上，最终还是要看需求、看市场、看应用。如果国内的相关产业配套起不来，信产部就是想推也是有心无力。
作为TD-SCDMA专利的拥有者大唐急了。当时国内其实只有它一家推TD-SCDMA，没钱的时候把大院里的楼、地都抵押出去了。“如果那时垮下来，整个研究院、房子、地都没有了。”原大唐电信集团总工程师李世鹤回忆说。
如果单靠大唐的实力推动TD-SCDMA，肯定独木难支，这一标准必然胎死腹中。
为了确保TD-SCDMA成功，实力最强劲的中国移动被选定为TDSCDMA运营商。
虽然TD-SCDMA技术本身并不差，但是参与推进的厂商太少，早期只有大唐一家，各种小问题层出不穷，建起来受苦，用起来受罪。因为网络质量很差，用户入网不积极，投诉很多。除了网络问题之外，手机终端也很匮乏。而WCDMA所有主流终端都支持。
中国移动刚开始有些吃力，根本无机可用，一开始只能卖大唐、新邮通研发的低端机。
3G网络商用，加速推动了手机从功能机向智能机的替代大潮。因为只有到3G时代，智能机的那些功能才有实际价值，否则花很多钱，体验上却跟功能机差不多。2008年以后，以苹果手机为首的智能机开始大卖。联通迅速跟进苹果合约机，中国移动只能跟着眼红，却无计可施。
中国移动不仅不能从智能机热潮中分一杯羹，而且每年还要拿出数百亿元补贴终端，用于推动TD-SCDMA终端产业链的成熟，同时还要看着用户不断流失到竞争对手那里。
中国移动眼睁睁地看着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内心只能无奈。
中国移动本来是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领导者，风光无限。2008年，中国移动用户规模的市场占有份额达到78%，而新增用户规模的市场份额更是达到了88%。3G时代中国移动却被捆住了手脚，被竞争对手联通、电信“欺负”得惨不忍睹。
中国移动凭借过去用户基数大的优势，死扛了五年，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2013年底，4G牌照发放给三家运营商，三家得到的都是TD-LTE牌照。
这其中只有中国移动在这五年间，发奋研究TD，并且在TD-SCDMA组网运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前期经验和应用技术。联通和电信原有的网络都是基于FDD，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过TD，拿到牌照也没有任何动作。
当中国移动拿到TD-LTE的4G牌照之后，数十万移动员工信心百倍：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中国移动开始近乎疯狂地建设LTE网络，推动2G、3G用户转4G。仅用了一年，中国移动新增TD-LTE基站数量就已经达到了70万个，再加上原有的TD-SCDMA基站通过更换“一根线、一块板、一个软件”的方式，就可以向TD-LTE基站平滑演进升级，因此联通电信拍马也追不上了。
三、中欧合作前行
中欧为何携手？这不得不提高通公司的霸道。
2G转3G，码分复用技术即CDMA由于频谱效率高成为首选。高通公司由于提早布局CDMA，在3G时代成为最大的赢家。它自己主导的CDMA2000就不用说了，欧洲的WCDMA、中国的TD-SCDMA都要用到CDMA的核心专利，产业链的相关参与方都要缴纳高通税，不过是多与少的问题。
思科公司是美国的霸道在互联网行业的分形，高通公司就是在通信行业的分形，心智模式一以贯之，就是我的利益优先，我大块吃肉小伙伴们喝点儿汤，能喝到多少还得看我心情。
专利布局只要操作得当，基本是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因为你提前跑马圈地，已经把必经之路给圈占了，后来者基本很难绕过。
有人说，专利不是会过期吗？对于单件专利来说，确实会过期，但是围绕核心专利，可以进行同族专利、外围专利、应用技术专利层层布局，巧妙运用专利组合，完全可以在技术演进路线上布下天罗地网，让后来者只能乖乖就范。
对于高通来说，专利授权才是其最关键的收入来源。专利授权费仅占高通2018财年收入的23%，但却占其净利润的大部分。具体而言，高通芯片部门的收入超过170亿美元，但净利润只有30亿美元。高通专利授权部门公布的收入为51亿美元，利润率为68%，净利润为35亿美元。
如果将技术看作各种技术点相互关联的抽象网络，这个网络中同样被幂律法则所支配，只要抢先把头部的核心专利布局好，就可以拿着幂律法则这把刀，玩赢者通吃的游戏。
难道通信标准就要沿着码分复用的路线一路下去，各大厂家世世代代给高通做牛做马，缴纳高额专利费吗？
中欧诸多厂商显然不会乖乖就范。幸好，对于无线频谱资源的利用，又不是只有CDMA一条路，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OFDM即正交频分复用技术也是一个可选项。中欧通信业达成共识，决定以OFDM为基础开发新一代通信标准。
既然技术标准已经变了，为啥3GPP不改名叫4GPP，技术标准也不叫4G而是叫3G LTE呢？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文字诡计。
通信设备换代，生产商当然是双手赞成，但是对于运营商来说那是要投入血本的。各国运营商刚刚大出血换成3G，本指望多用几年，把本钱利润都挣出来，你这么快变成4G，运营商非吐血不可。
而且当时运营商已经形成了对CDMA的技术迷信，一下子把底层技术都换了，运营商必然疑虑重重，新的4G通信设备怕是卖不出去。叫3GLTE，意思是说我们是在3G基础上的长期演进（LTE，Long Term Evolution），心理上就很容易接受了。
这就是把实际的技术非连续性改进，通过文字游戏变成了概念上的连续性改进，运营商可以克服心理上的决策障碍。时过境迁，如今通信市场遭遇增长瓶颈，急需新的概念刺激消费者更新换代，于是有些国外运营商将实际的“4G网+局部5G基站”硬是宣传成5G网。
由于LTE 是中欧联手，因此一开始就是TD、FDD并存。对于欧洲来说更喜欢FDD，因为他们的WCDMA就是FDD，中国则更倾向于TD，因为TDSCDMA是TD。
从技术演进的角度上看，WCDMA更成熟更有优势，FDD应当更占据上风，但实际上却被中国占了上风，为什么？
中国在4G时代之所以能取得领导权，归根结底还是遵循了中华文化古老的智慧：“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回到技术本身，TD从原理上更节省频谱资源，对运营商更有利。
FDD的全名叫作“频分双工”，运行时，需要两条相互分离的对称频率，一条上传，一条下载，若达不到对称频率的要求，就不能发挥FDD的最大理论速度。对称频率对运营商所持有的频率要求很高，特别是国外的中小运营商，基本不具备对称频率。更进一步，在大多数使用场景来说，下行和上行的数据量往往不是1∶1，而是N∶1，比如在线看视频，绝大多数都是下行数据。这样宝贵的上行频谱资源就白白空闲，很不经济。
TD全名叫作“时分双工”，一条频率就能开工，用不同时隙来执行上行和下行，而且还会根据场景调整上行和下行的时隙比例。后来又加上“多载波聚合”技术，可以把分散的碎片化频率聚合成一个大带宽载频。
经过无线通信技术这么多年发展，无线频谱早就被划分得七零八落，而且国外大多使用频谱拍卖制，这就如同土地产权一样，一个完整地块早就被各种业主分得七七八八，想拿出对称上下行频谱，简直就是奢侈。
对于不懂通信技术的读者，你可以把运营商想象成房地产开发商。对于只能拿到频谱资源边角料的小运营商来说，“TD+多载波聚合”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降福音，相当于本来只够盖厕所的各种垃圾边角地块聚合在一起，也能盖高级公寓楼了。对于大运营商来说，重金拍下的黄金频段，要尽可能划分成更多房间才能多挣钱，但如果采用FDD方案，就相当于大部分时间要让其中一半房间空着，这种资源浪费让人心疼。
TD-LTE方案让运营商喜闻乐见，因此FDD-LTE技术标准再成熟，也只能靠边站。
四、分歧不断的联姻
局势确实如同任正非所预料，“中欧联手斗地主”，但是具体技术路线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想。华为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开始投身TD。由于前期华为在TD技术路线上没有太多积累，只能寻求外部合作。
2005年3月，华为与西门子合资的鼎桥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从鼎桥公司名称“TD-Tech”可以看出，该公司就是为专攻TD技术而生的。到2006年底，双方累计投资已经超过3亿美元，是TD企业中累计投入最大的。
由于过去的研发积累，西门子拥有相当多的TD相关专利。因此鼎桥虽然诞生时间短，但很快就成为分析人士眼中TD产业的黑马：德国人严谨的质量控制体系，华为的市场渠道与销售能力，二者的专利和技术底蕴，给鼎桥罩上了重重光环。
2007年初，中国移动首期TD-SCDMA合同招标，鼎桥CEO孟乐（德国人）在多种场合放出豪言，要拿下30%～50%的份额。市场分析人士预期，华为至少也应该是20%～30%，但实际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中兴系（中兴、爱立信）获得46.78%，大唐系（大唐移动、新邮通、烽火）获得36.68%，鼎桥和普天分别获得13.82%、2.72%。
华为重金投入，居然再次遭遇惨败！
结果一出，任正非十分震怒，并出台相关处罚措施：项目负责人徐直军等人受到了降薪处分。当时徐直军是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主要负责公司战略与市场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是TD-SCDMA项目负责人。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华为落败？根源还在于，华为和西门子虽然结婚生了鼎桥这个“孩子”，但是双方仍然矛盾不断。
华为虽然早在2003年就确立了开放协作，与友商互惠共赢的战略方针，但实际操作牵涉到商业竞争，关系到巨大实际利益的流向，哪有那么容易做到？
华为和西门子在欧洲市场还是WCDMA的直接竞争者。两家母公司因为市场形势联姻，却仍然在互相提防，生怕对方获取了自己的独门技术，在技术专利上并没有对鼎桥做太多开放。
鼎桥虽然表面上看光环无数，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二代”，却没有继承多少家产，基本相当于白手起家的“布衣”。
比如说，分布式基站本来是华为原创，并成为华为在欧洲纵横驰骋的大杀器，但是鼎桥当时却没有拿到这项技术，因为华为生怕被西门子偷师。反而是中兴模仿华为，开发了一套自己的分布式基站，成为招标时的利器。TD-SCDMA技术弱点就在于对天线要求太高，大唐在这方面是强项，开发出了“独门暗器”：6天线的智能天线，也很符合移动的口味。鼎桥的招标方案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独门秘技，仍然以“常规武器”示人。相互一比，高下立现。
鼎桥只负责研发接入技术，核心网还分别握在两家母公司手上，接入设备到底搭配哪家母公司的核心网，进而构成端到端的网络解决方案，将极大影响到母公司的利益。因此西门子和华为都在争夺对鼎桥的话语权，公司内根本无法形成合力。
公司领导层往往以“完不成任务公司就散伙”为威胁，员工分成两派，华为派看不惯西门子派按部就班，到点就下班的做派，西门子派也看不惯华为派“拼命三郎”的作风，内部矛盾不断升级。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公司内部由于内斗人心不稳，爱立信趁机伸出橄榄枝大肆挖角，结果公司的研发骨干不断流失，鼎桥俨然成了别人的练兵场。
2008年，情况终于迎来转机。
西门子的电信部门当时正与诺基亚电信部门合并而成诺西。诺西和鼎桥一样，出现诸多“合并综合征”。诺西合并费用高达250亿欧元，孰重孰轻一望可知。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母公司状况不容乐观，诺西方面急于回撤救火，给了华为完全掌控鼎桥的契机。双方经过艰苦谈判，诺西把自己的TD专利打包卖给华为，鼎桥被华为全盘接手。根据协议，鼎桥将作为TD无线接入产品开发的研发中心，为诺西和华为提供TD无线接入产品。
2008年4月29日，鼎桥CEO孟乐离职，由华为无线产品线副总裁侯金龙代理，大部分中层也换成了华为的人。鼎桥把TD研发提到公司战略级的高度。按照华为模式对原有研发平台进行改造，大力建设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推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逐渐夺回市场份额。
2008年11月中国移动第二轮招标，鼎桥份额上升到26%，相比于上一轮翻倍。此后继续上升，华为系（包含鼎桥）成为TD设备的最大供应商。
按照任正非的话说，TD市场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投入，所以没有机会，第一轮招标我们就输了。第二轮我们投入了，翻上来了。第三轮开始我们就逐步领先了，我们这叫后发制人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