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七章。
这样的风格即便算不上教条主义，但很容易就会把人拖进一场足以耗到精疲力竭的口水官司里去。对照之下，阳明心学简直令人眼前一亮，因为它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易直截的方法：以良知来验证是非。
良知就是天理，天理是不会错的，即便是经典文本，只要不合你的良知，你就有理由不接受它。毕竟“账簿”难免会有抄写错误，如果“账簿”上记载着你有一千两黄金的储藏，有人说这里的“一千两”是“三千两”的误写，还列举了大量的训诂例证，而你们与其在训诂上争论不休，不如直接打开保险箱，取出黄金来亲手称量一下。
《尊经阁记》正是在大礼议事件期间写成的，那么，以《尊经阁记》的逻辑来看大礼议事件，那些在训诂上争是非的儒家官僚仿佛集体表演了一场削足适履的闹剧。
良知如此，致良知又该如何呢？就在《尊经阁记》完成之后的同一年里，王守仁又撰有一篇《重修山阴县学记》，有一段论述“尽心”的内容正是为致良知而发的：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23)
“尽心”原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含义与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有点难分彼此，或者说“致良知”正是对“尽心”的阐发。王守仁在文章里说，圣人之学就是心学，学问的目标只是“尽心”而已。
怎样“尽心”呢？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于是我自己虽然对父母尽了孝，但只要天下还有一个人没对父母尽孝，我的心就还没尽到；我自己虽然对国君尽了忠，但天下只要还有一个人没对国君尽忠，我的心就还没尽到；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都是一样的逻辑。只有自己尽了心，才会家齐、国治、天下平。
由此我们会联想到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这只是一种相对粗糙的道德要求，王守仁试图给它包装出一套自洽的哲学解释。于是所谓“尽心”，也就是把自己的良知发扬到极致，这和“致良知”是同一个意思。
那么怎样才算极致呢？阳明心学的答案正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最嫌恶的那种：良知的极致就是把一元化的价值观——其实也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加在所有人头上，一个人都不能遗漏，哪怕对别人的夫妻关系也要干涉到底。
当然，干涉未必就是强制，尽管它常常表现为强制。儒家最注重感化，注重榜样的力量。试想你身边的一名同事有了致良知的决心，他对你的生活作风不太满意，但碍于同事关系，他毕竟不方便直接教训你什么，那就感化你好了。他常常带着夫人参加你们的活动，不断在你眼前表现自家良好的夫妻关系。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
幸而世间那些以“一生伏首拜阳明”自我标榜的人，大多并不曾认真研习过王守仁的思想主张，否则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平添许多苦恼。儒学真的是一种没有侵略性的思想吗？我们在这里显然遇到了一则反例。
二十二
随着心学门人的增多，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再也回避不开。好吧，我们承认心学就是终极真理，人的一生当然应该追求真理，但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程朱理学才是晋身之阶，追求真理岂不是耽误了前程？
如果取一个折中方案，将心学当作真理来学，将理学当作应付考试的教条，这总是可以的吧？但这又会引发一个矛盾，如果只把理学当作应付考试的教条，为求晋身而采取虚伪的姿态，这本身就违背了心学的宗旨。
再者，年轻人往往可以凭着理想主义的冲动弃伪求真，为真理而无所谓科举，他们的家长哪里肯依，心里不知道要把王守仁这个“带坏”自家孩子的罪魁祸首骂上多少遍。就在王守仁守制讲学的这段日子里，真的有学生家长到访了。
当时王守仁的高徒钱德洪带着两个弟弟在城南读书，钱父亲自上门查看孩子的学习情况。钱德洪的两个同学代为接待，领着钱父游山玩水，一连玩了十天。钱父不免生疑：“承蒙两位这样关照，但你们就不怕耽误学业吗？”
同学的回答很有禅意：“我们的举业随时都有学习啊。”
钱父一头雾水：“我知道心学可以触类旁通，但是，朱熹的书你们就一点都不读吗？”
同学答道：“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良知上来求朱熹的学说，这就好比打蛇打到七寸。”
钱父当然理解不了这样的言辞，索性直接向王守仁请教，后者做了一番很精彩的回答：“学习圣贤之道就好比治家，宅邸、服食、器物都是自己置办来的，等请客的时候就拿家里的这些东西来招待客人，等客人走了，家里的东西就留下来自己享用，终生不会匮乏。现在那些只顾举业的人恰恰相反，自己不置办任何东西，一切都靠租借，如果请客，一时之间倒也百物具备，等客人一走，所有东西都要归还原主，自己照旧一无所有。”
翌年乡试，稽山书院的学生果然有人中举，其中就有陪钱父游山玩水的两人之一。老人家终于释怀：“果然打蛇打到七寸啊。”
王守仁的治家之喻说中了一个时弊，世人学习程朱理学，只是拿它作为应对科举的手段罢了，并不曾学到自己的心里，而心学之于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但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学生毫无程朱理学的素养，真的就能从心学打中理学的七寸吗？
读者读我这本书，到这里应该已经基本掌握了阳明心学的要领，但这样就可以应对明朝的科举考试了吗？哪怕可以用现代汉语答卷，显然也不可能有人中举。我们来看王守仁时代，他那个有名的弟子王艮尽管把心学传承得风生水起，但分明就不是中举的材料。要想中举，必须有深厚的程朱理学的基础才行。王守仁和他的诸多门人弟子都是在程朱理学中浸淫过的人物，做上述结论的时候却偏偏轻忽了自己的理学背景。钱老先生以成败论英雄，到底也没搞清其中的因果关系。
二十三
嘉靖四年（1525年），王守仁守制期满，当年耽搁下来的那个敏感的人事任命问题忽然间又被摆在眼前。
时过境迁，“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远在北京的权力中心，杨廷和作为新君最大的一块绊脚石终于被踢了开去，但费宏仍然执掌着内阁，议礼新贵们正忙着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大洗牌过程中刚刚平衡了几分的朝廷究竟会怎样安置王守仁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呢？
当时确实有席书、黄绾这些故旧积极上疏，为王守仁争取京官的位置，但结局不难预料，朝廷只一味装聋作哑。端倪早已有的。当初受封新建伯的时候，王守仁既未循例得到铁券，圣旨中许以的禄米最后也不了了之。世宗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也许要怪他在大礼议事件中始终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吧？
官场规则，在敏感事件上总要有明确的表态才好，就算有可能站错了队，至少还有赌对的机会，盟友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得到巩固和强化。不表态看似明哲保身，其实反而会被正反双方一同忌恨。
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从功利角度来看，这往往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在大礼议事件中，正反双方都希望扩大阵营，尤其是站在绝对少数派的世宗皇帝一方，最希望得到重量级人物的支持。王守仁偏偏就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的学说也最有可能成为世宗皇帝的理论依据，他的门人弟子更不乏积极表态的斗士，只要他金口一开，绝对会掀起不容小觑的舆论浪潮。但他偏偏置身事外，绝口不言，这样的不表态岂不等于明确地表态不支持世宗吗？如果年轻的世宗皇帝因此忌恨他，这无论如何都是可以理解的。
朝廷既然装聋作哑，王守仁倒也乐得在绍兴享受赋闲的日子。
是年正月，夫人诸氏去世。
翌年十一月，新娶的张氏夫人为王守仁诞下一子，取名正聪。《年谱》称张氏为“继室”，如果这一记载可靠的话，张氏应当是续弦的正妻，地位在其他妾室之上，正聪自然算是嫡子。但从其他王门弟子后来的书信推测，张氏似乎只是妾室之一。
王守仁时年五十五岁，算得上晚年得子，家中自是一团喜庆，也许只有王正宪——当初过继来的那个孩子在这团喜庆气氛里独自五味杂陈吧。
后来一场不堪的家变祸根便种在这里。
(1) 见《全集》，第200页。
(2) 见《全集》，第17页。
(3) 见《全集》，第120页。
(4) 见《全集》，第863页。
(5) 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516页。另，关于定陶王一事，本书正文不做详述。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外藩入继追尊本生”中批评明臣不读书，否则以定陶王为先例完全可以顺利解决大礼议问题。
(6) 清代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有“婚娶不论行辈”一章。
(7) 见《孝经·五刑章第十一》：“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8) 参见《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14页：“‘继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贵父之命也。”
(9) 详情见李衡眉、张世响《从一条错误的理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史学集刊》2000年第4期，此不赘述。
(10) 见《全集》，第865页。
(11) 见《全集》，第867页。
(12) 见《全集》，第89-92页。
(13) 见《全集》，第122页。
(14) 见《全集》，第140-141页。
(15) 见《全集》，第1066-1071页。
(16) 见《全集》，第870页。
(17) 见《全集》，第870-871页。
(18) 见《全集》，第35-36页。
(19) 见《全集》，第502-505页。
(20) 见《全集》，第509-510页。
(21) 见《全集》，第1423页。
(22) 见《全集》，第283-285页。
(23) 见《全集》，第286-287页。
良知就是天理，天理是不会错的，即便是经典文本，只要不合你的良知，你就有理由不接受它。毕竟“账簿”难免会有抄写错误，如果“账簿”上记载着你有一千两黄金的储藏，有人说这里的“一千两”是“三千两”的误写，还列举了大量的训诂例证，而你们与其在训诂上争论不休，不如直接打开保险箱，取出黄金来亲手称量一下。
《尊经阁记》正是在大礼议事件期间写成的，那么，以《尊经阁记》的逻辑来看大礼议事件，那些在训诂上争是非的儒家官僚仿佛集体表演了一场削足适履的闹剧。
良知如此，致良知又该如何呢？就在《尊经阁记》完成之后的同一年里，王守仁又撰有一篇《重修山阴县学记》，有一段论述“尽心”的内容正是为致良知而发的：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23)
“尽心”原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含义与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有点难分彼此，或者说“致良知”正是对“尽心”的阐发。王守仁在文章里说，圣人之学就是心学，学问的目标只是“尽心”而已。
怎样“尽心”呢？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于是我自己虽然对父母尽了孝，但只要天下还有一个人没对父母尽孝，我的心就还没尽到；我自己虽然对国君尽了忠，但天下只要还有一个人没对国君尽忠，我的心就还没尽到；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都是一样的逻辑。只有自己尽了心，才会家齐、国治、天下平。
由此我们会联想到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这只是一种相对粗糙的道德要求，王守仁试图给它包装出一套自洽的哲学解释。于是所谓“尽心”，也就是把自己的良知发扬到极致，这和“致良知”是同一个意思。
那么怎样才算极致呢？阳明心学的答案正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最嫌恶的那种：良知的极致就是把一元化的价值观——其实也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加在所有人头上，一个人都不能遗漏，哪怕对别人的夫妻关系也要干涉到底。
当然，干涉未必就是强制，尽管它常常表现为强制。儒家最注重感化，注重榜样的力量。试想你身边的一名同事有了致良知的决心，他对你的生活作风不太满意，但碍于同事关系，他毕竟不方便直接教训你什么，那就感化你好了。他常常带着夫人参加你们的活动，不断在你眼前表现自家良好的夫妻关系。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
幸而世间那些以“一生伏首拜阳明”自我标榜的人，大多并不曾认真研习过王守仁的思想主张，否则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平添许多苦恼。儒学真的是一种没有侵略性的思想吗？我们在这里显然遇到了一则反例。
二十二
随着心学门人的增多，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再也回避不开。好吧，我们承认心学就是终极真理，人的一生当然应该追求真理，但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程朱理学才是晋身之阶，追求真理岂不是耽误了前程？
如果取一个折中方案，将心学当作真理来学，将理学当作应付考试的教条，这总是可以的吧？但这又会引发一个矛盾，如果只把理学当作应付考试的教条，为求晋身而采取虚伪的姿态，这本身就违背了心学的宗旨。
再者，年轻人往往可以凭着理想主义的冲动弃伪求真，为真理而无所谓科举，他们的家长哪里肯依，心里不知道要把王守仁这个“带坏”自家孩子的罪魁祸首骂上多少遍。就在王守仁守制讲学的这段日子里，真的有学生家长到访了。
当时王守仁的高徒钱德洪带着两个弟弟在城南读书，钱父亲自上门查看孩子的学习情况。钱德洪的两个同学代为接待，领着钱父游山玩水，一连玩了十天。钱父不免生疑：“承蒙两位这样关照，但你们就不怕耽误学业吗？”
同学的回答很有禅意：“我们的举业随时都有学习啊。”
钱父一头雾水：“我知道心学可以触类旁通，但是，朱熹的书你们就一点都不读吗？”
同学答道：“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良知上来求朱熹的学说，这就好比打蛇打到七寸。”
钱父当然理解不了这样的言辞，索性直接向王守仁请教，后者做了一番很精彩的回答：“学习圣贤之道就好比治家，宅邸、服食、器物都是自己置办来的，等请客的时候就拿家里的这些东西来招待客人，等客人走了，家里的东西就留下来自己享用，终生不会匮乏。现在那些只顾举业的人恰恰相反，自己不置办任何东西，一切都靠租借，如果请客，一时之间倒也百物具备，等客人一走，所有东西都要归还原主，自己照旧一无所有。”
翌年乡试，稽山书院的学生果然有人中举，其中就有陪钱父游山玩水的两人之一。老人家终于释怀：“果然打蛇打到七寸啊。”
王守仁的治家之喻说中了一个时弊，世人学习程朱理学，只是拿它作为应对科举的手段罢了，并不曾学到自己的心里，而心学之于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但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学生毫无程朱理学的素养，真的就能从心学打中理学的七寸吗？
读者读我这本书，到这里应该已经基本掌握了阳明心学的要领，但这样就可以应对明朝的科举考试了吗？哪怕可以用现代汉语答卷，显然也不可能有人中举。我们来看王守仁时代，他那个有名的弟子王艮尽管把心学传承得风生水起，但分明就不是中举的材料。要想中举，必须有深厚的程朱理学的基础才行。王守仁和他的诸多门人弟子都是在程朱理学中浸淫过的人物，做上述结论的时候却偏偏轻忽了自己的理学背景。钱老先生以成败论英雄，到底也没搞清其中的因果关系。
二十三
嘉靖四年（1525年），王守仁守制期满，当年耽搁下来的那个敏感的人事任命问题忽然间又被摆在眼前。
时过境迁，“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远在北京的权力中心，杨廷和作为新君最大的一块绊脚石终于被踢了开去，但费宏仍然执掌着内阁，议礼新贵们正忙着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大洗牌过程中刚刚平衡了几分的朝廷究竟会怎样安置王守仁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呢？
当时确实有席书、黄绾这些故旧积极上疏，为王守仁争取京官的位置，但结局不难预料，朝廷只一味装聋作哑。端倪早已有的。当初受封新建伯的时候，王守仁既未循例得到铁券，圣旨中许以的禄米最后也不了了之。世宗对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也许要怪他在大礼议事件中始终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吧？
官场规则，在敏感事件上总要有明确的表态才好，就算有可能站错了队，至少还有赌对的机会，盟友之间的关系也会因此得到巩固和强化。不表态看似明哲保身，其实反而会被正反双方一同忌恨。
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从功利角度来看，这往往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在大礼议事件中，正反双方都希望扩大阵营，尤其是站在绝对少数派的世宗皇帝一方，最希望得到重量级人物的支持。王守仁偏偏就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的学说也最有可能成为世宗皇帝的理论依据，他的门人弟子更不乏积极表态的斗士，只要他金口一开，绝对会掀起不容小觑的舆论浪潮。但他偏偏置身事外，绝口不言，这样的不表态岂不等于明确地表态不支持世宗吗？如果年轻的世宗皇帝因此忌恨他，这无论如何都是可以理解的。
朝廷既然装聋作哑，王守仁倒也乐得在绍兴享受赋闲的日子。
是年正月，夫人诸氏去世。
翌年十一月，新娶的张氏夫人为王守仁诞下一子，取名正聪。《年谱》称张氏为“继室”，如果这一记载可靠的话，张氏应当是续弦的正妻，地位在其他妾室之上，正聪自然算是嫡子。但从其他王门弟子后来的书信推测，张氏似乎只是妾室之一。
王守仁时年五十五岁，算得上晚年得子，家中自是一团喜庆，也许只有王正宪——当初过继来的那个孩子在这团喜庆气氛里独自五味杂陈吧。
后来一场不堪的家变祸根便种在这里。
(1) 见《全集》，第200页。
(2) 见《全集》，第17页。
(3) 见《全集》，第120页。
(4) 见《全集》，第863页。
(5) 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516页。另，关于定陶王一事，本书正文不做详述。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外藩入继追尊本生”中批评明臣不读书，否则以定陶王为先例完全可以顺利解决大礼议问题。
(6) 清代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有“婚娶不论行辈”一章。
(7) 见《孝经·五刑章第十一》：“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8) 参见《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314页：“‘继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以贵父之命也。”
(9) 详情见李衡眉、张世响《从一条错误的理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史学集刊》2000年第4期，此不赘述。
(10) 见《全集》，第865页。
(11) 见《全集》，第867页。
(12) 见《全集》，第89-92页。
(13) 见《全集》，第122页。
(14) 见《全集》，第140-141页。
(15) 见《全集》，第1066-1071页。
(16) 见《全集》，第870页。
(17) 见《全集》，第870-871页。
(18) 见《全集》，第35-36页。
(19) 见《全集》，第502-505页。
(20) 见《全集》，第509-510页。
(21) 见《全集》，第1423页。
(22) 见《全集》，第283-285页。
(23) 见《全集》，第286-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