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现在有了更多的土地，一个人一头牛耕种不过来了，把剩下的那么多稻麦贮藏起来也成了问题，于是他在房子旁边又盖了一间房子，买了一头驴，并且对他的邻居老秦说：“把你那块地卖给我，离开你那个孤零零的家，到我家里来，帮着我一起种地吧。”老秦同意了，他很高兴这么做。
那年雨下得及时，稻秧长得很好。收割完小麦，这两个人在水田里插种了稻秧，这是王龙种稻子种得最多的一年，因为丰富的雨水使以前的旱地这年也适宜种稻。接下来到了收获的季节，光他和老秦两人忙不过来，要收割的稻子太多了。于是王龙又雇了两个住在村子里的人来帮他收割。
他在从黄家买来的那块地里干活的时候，又想起了那个衰败的大户人家的懒惰的少爷。因此，每天早晨他严厉地吩咐两个儿子与自己一起下地，让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比如牵牛啦，牵驴啦等，即使他们干不成什么大活，至少也让他们知道太阳晒在身上有多热，在田垄里走来走去有多累。
但他不让阿兰下地干活，因为他不再是穷人，而是个随时可以雇用帮手的人了，再说他也看到这年地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他不得不再增建一间房子来收蔵粮食，否则他家里连走路的地方都没了。另外，他买了三头猪和一群鸡，用收获时散落的粮食来喂养。
那时阿兰在家里做活。她为每个人做了新衣新鞋，为每张床上做了絮着新棉花的花布被褥。全都做完之后，他们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衣服和铺盖。然后，她自己躺到床上，又要生孩子了，她这次仍然不要任何人待在身边。尽管她可以雇个她看得上的人，但她还是愿意一个人生。
这次她生的时间很长。晚上王龙回到家里时，看见父亲站在门口笑着说：“这次是对双生！”
王龙走进里屋，阿兰和两个新生的孩子躺在床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长得一模一样。他因为她生了双胞胎而高兴得狂笑起来，突然想起一件可以逗乐的事，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在怀里揣着两颗珍珠！”
他对自己想起说这句话又笑了起来。阿兰看到他这样高兴，也慢慢露出了痛楚的微笑。
这时候王龙再没有什么犯愁的事了，唯一的心事是他的大女孩子既不会讲话，也不会做她那种年龄该做的事情，在看到父亲瞧她时，她仍然只会像婴儿那样微笑。不知是因为她生下的那年太苦太饿还是别的什么，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王龙期待着她学会说话，哪怕像小孩子那样叫他“大大”也好，但他一直听不到，能看到的只是她的甜甜的笑脸，于是他在看她的时候，总是喃喃地说：“小傻子，我的可怜的小傻子！”而他在心里却对自己呼喊着：“要是我把这孩子卖了，他们发现她这个样子，一定会把她弄死的！”
仿佛为了对这个孩子做些补救，他待她很好，有时候他把她带到地里。她默默地跟着他，而他说话和看她的时候她便微笑。
王龙这辈子和他的父亲与爷爷全都靠田地为生，在他们生活的这一带，每隔五年左右就有一次荒年，如果神仙宽厚仁慈，也有隔七八年甚至十年一次的时候。这是因为老天爷要么下雨太多，要么根本不下，或者因为下雨和远处山里冬雪融化使北面的河水泛滥，越过几百年来由人工建造的防洪堤坝淹没田地。
这里经常有人离开土地然后又回到土地上来。但王龙现在决定积累他的家产，他要把家产搞得厚厚的，再遇到荒年，他就可以不离开土地，而靠好年成的收入一直生活到下一个丰年。他决心这么做，神也帮他的忙。连续七年，每年的收获吃用后都有富余。他每年都添雇人手帮他耕作，一直雇到了六个。他还在老家的后面新建了一座房子，院子正面是一间大屋，院子两边靠着大屋子是小的厢房。新建房子的房顶盖了瓦，但墙仍然是用田里的泥土打的土坯做的，只是他把墙抹了白灰，显得又白又干净。他和他的全家搬进新房，而他雇来的人和他们的领工老秦则住在前面的旧房里。
到这个时候，王龙已经全面地考验过老秦，他发现他非常诚实可靠。因此他便让老秦管理他的雇工和土地，给他较多的工钱——除了供他吃饭，每月给两块银钱。尽管王龙劝他多吃、吃好，但他仍然不长肉，他总是那么又瘦又小，那么严肃认真。然而他很愿意干活，慢条斯理地从早干到晚，从不讲话，如果有什么事要说，他说话的声音也很低，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什么事都没有，这样他就用不着说话。他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不停地锄地，早晨或晚上，他把水或人的粪尿挑到地里倒进菜畦。
但王龙知道，如果哪个雇工每天在枣树底下睡的时间太长，或者吃家常豆腐时吃得太多，或者在收获时让他的老婆孩子偷几把打下来的粮食，那么到年底主人和雇工聚餐时，老秦就会悄悄地对王龙说：“这个人和那个人明年不要再雇了。”
这两人之间几把豆子和粮种的交换，似乎使他们结成了兄弟，只是王龙虽然年轻却占了老大的位置，而老秦也从来没有忘记他是受雇于人，住在一间属于别人的屋里。
到第五年年终的时候，王龙自己便很少在地里干活，他的地增加了很多，他得把全部时间用在销售他的农产品和指挥雇工上面。他没上过学，不识字，感到非常不便。另外，他觉得这也是件不光彩的事。每当在买卖粮食的店里签合同的时候，譬如签了多少小麦和稻米的合同，他就必须谦恭地对城里那些高傲的经纪人说：“先生，请给我念念好吗？我自己太笨了。”
他还觉得不光彩的是，当他必须在合同上签字时，另一个人甚至一个小伙计会蔑视地抬起眉毛，用毛笔蘸着墨，匆匆写下“王龙”这两个字。但最使他觉得不光彩的是替他签名的人开他的玩笑：“是龙王的龙还是聋子的聋？还是别的什么字？”
而王龙不得不谦卑地答道：“你怎么写都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写我的名字。”
这是秋后的一天，粮店的几个小伙计中午闲着没事，正说着粮店里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比王龙儿子大不了多少，但却发出了一阵阵哄笑声。王龙听了以后非常气愤，在穿过自己的田地回家时，他自言自语地说：“哼，城里那些家伙谁都没有一寸土地，可是每个人都能像鹅一样咯咯地笑我，这只是因为我不识字。”这时他渐渐消了气，心里说：“我一不会读，二不会写，也确实使我有些丢人。我不能让大儿子再下地了，他应该进城里的学校去读书。以后我到粮市上去，他会替我念账写账，也不会有人再这样嘲笑我这个种地的人了。”
他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当天就把大儿子叫到跟前来——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挺拔的、高高的十二岁的男孩子，长得像他母亲，宽脸庞，大手大脚，但眼睛像他父亲的一样机灵。当这个孩子站到他面前时，他说：“从今天起不要再下地了，因为我需要家里有个识字的人，能念合同，能替我签字，这样我在城里也就不会丢人了。”
这个孩子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也亮了起来。
“爹，”他说，“两年来我一直想我可以上学，可是我不敢问您。”
这时，弟弟听说了这事，他走进来，一边哭一边抱怨。他常常这样做，因为他刚会说话就是个爱说爱吵的孩子，而且动不动就哭，说他的那份比别人的少。现在他啜泣着对他父亲说：“我也不在地里干活了。哥哥舒舒服服地坐着念书，我和他一样是你的儿子，却在地里和雇工一样干活，这不公平！”
王龙顶不住他的吵闹，而且如果他大声哭着要什么东西，王龙总会满足他，所以王龙赶紧说：“好，好，你们俩都去，万一老天要走了一个，还有另一个有知识的为我做生意。”
然后，他让孩子他娘到城里买布给每个孩子做件大衫，而他自己亲自到文具店里买了纸、笔和两个砚台。虽然他对文具之类的东西一点不懂，而且不愿意说他不懂，但他还是对店家拿给他看的东西挑挑拣拣。终于，一切都准备停当，于是他安排把两个男孩子送进城门附近的一家私塾。私塾先生是个老头儿，以前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没有中榜。因此他在他家的堂屋里放了一些桌椅，每个节日收一小笔钱做学费，便教起孩子们来了；他教孩子们读“四书五经”，如果孩子们偷懒，或者背不出他们从早到晚一天内所学的东西，他就用他那把折起来的大折扇敲打他们。
只有在春夏天热时学生们才能松弛一下，因为那时老先生吃过午饭要打盹儿睡觉，昏暗的小屋里会响起他熟睡的鼾声。每逢那时，孩子们交头接耳，嬉闹玩耍，画些恶作剧的图画互相传看，偷偷笑着看一只苍蝇在老先生张开的下巴周围嗡嗡飞舞，甚至就苍蝇会不会飞进老头儿嘴里互相打赌。但当老先生突然睁开眼睛时——他常常像没有睡着似的一下子把眼睁开，他们还懵懵懂懂的没有察觉呢，这时候，他就会拿起他的扇子敲敲这个的脑壳，打打那个的脑袋。听到他那大扇子的敲打声和孩子们的喊声，邻居们就会说：“这到底是个很好的老先生啊。”而这也正是王龙选择这家私塾让儿子们来学习的原因。
他第一天带儿子们去私塾时走在他们前面，因为父亲和儿子并排走是不合适的。他用一块蓝手巾包了满满一手巾新鲜鸡蛋。到学校时他把这些鸡蛋给了那位年迈的先生。王龙看到老先生的大眼镜、他又长又肥的黑布大衫，以及他冬天也拿着的大扇子，感到有些敬畏，他在老先生面前鞠了一躬，然后说：“先生，这是我的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要让他们的笨脑袋瓜子开窍，不打是不行的。所以，要是你愿意让我高兴，你要狠狠地鞭笞他们，强迫他们学习。”两个男孩站在那里，望着凳子上坐着的其他孩子，那些孩子也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
但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人回家的时候，王龙因自豪而有点心花怒放了，因为他觉得，在那间屋里的所有孩子中间，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两个孩子那么高大强壮，也没有一个脸上有那种黑油油的光彩。当他走过城门碰到一个同村的邻居时，他这样回答了那人的问话：“今天我是从我儿子的学校回来的。”使那人吃惊的是他回答时好像非常漫不经心，“现在我不需要他们在地里干活了，他们可以学到一肚子学问。”
但那人走过之后，他对自己说：“要是大儿子在学习中拔尖，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从那时起，两个男孩子也不再叫“大小子”和“二小子”了，而是由老先生给他们起了名字。这位老先生研究了他们父亲的职业，给儿子们确定了两个名字：大的叫农安，二的叫农文，每个名字中的第一个字的意思都是指财富从土地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