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C打电话抱怨去年诸事不顺：相恋三年的男友提出分手；同时进公司的一个女同事升职了，却没有她的份儿；她年纪轻轻的，突然大病了一场；好不容易身体恢复了，心理却受打击得厉害。她哀叹：自己的命也太差了！
于是她开始研究起手相来，试图从中找到些人生的蛛丝马迹和命运的出口。
翻开你的掌心：纵横无序的掌纹，那些盘根错节的纹路里，是不是真的藏着命运的密码？是不是只要破解了，就能读懂你的过去，书写你的未来，人生就可以从此顺风顺水？
从年幼时起，陈衡哲便一直牢记舅舅庄恕谦的教导。这位蔡元培的好友、清末思想进步的新派官员，常常对陈衡哲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
1921年的冬天，经过漫长的思考，陈衡哲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从北大辞职。
那时，她头顶着中国第一位女硕士、第一位女教授的光环，她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当时名声显赫的才女。
她和丈夫是胡适最要好的朋友，胡适称他们是“我们三个朋友”。胡适更用了她的英文名Sophia作为爱女的名字。而女儿素斐夭折后，他又认了陈衡哲的女儿为干女儿。
她的才华一直受到胡适的赏识、看重。早年，陈衡哲的先生任鸿隽还在追求她时，曾写过《对月》一诗送给她。陈衡哲即兴就和了《风》和《月》。任鸿隽将她的诗拿给胡适看，胡适却说：“《风》诗吾三人任、胡、杨杏佛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则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些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这样一个柳絮才高、霁月光风的女子，怎么会做出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事业的决定呢？难道她就此将自己的才华埋没于柴米油盐之间了吗？
陈衡哲出身于十分优渥的家庭。她祖籍湖南，1890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她的祖父曾是杭州知县，父亲举人出身，长于书法，都是当地有名望的学者。而她的母亲庄曜孚更是当时和吴昌硕、齐白石齐名的书画大家。
而对陈衡哲影响最大的，却是她的舅舅，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庄蕴宽。
1903年，陈衡哲的父亲要去四川赴任。陈衡哲在舅舅的影响下，决心要做掌握自己命运的女子。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女子学校屈指可数，在庄蕴宽的辖区广州正好有一家新式的女子医学校。十三岁的陈衡哲擦干离别母亲时不舍的眼泪，毅然前往广州求学。
因为年纪小，女子医学校拒绝收她入学。于是，庄恕谦便收集进步报纸杂志和学校里的教科书亲自教她，并且还为她聘请了一位专门教授数学和卫生课的老师。在这一年中，她努力学习，吸取那些新鲜的知识和思想，眼界也因此打开。
一年后，怀揣着舅舅写给蔡元培的介绍信，这个小女子又一次选择远去求学。但是命运却开了一个玩笑似的，她到了上海，蔡元培却正好离开。于是陈衡哲和蔡元培的爱国女校擦肩而过，她只得进入了上海一家中英女子医学院就读。
然而这个学校并没有规范的师资，她几乎什么也学不到。她本可以回到家中，继续做她养尊处优的大小姐，但她没有。即便在学校里什么医学知识也学不到，她还是发现了在这个学校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学英文。
经过舅舅的教导，陈衡哲知道英语几乎算得上是世界通用语，懂了它，就能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于是她利用一切的时间和一切能利用的资源，努力地学习英文。
不久，父亲的一封电报将她召唤到成都。到了成都，她才知道父亲已经为她订下亲事，让她安心在家中等待婚期。
已经在高空俯瞰过辽阔大地的鸟儿，怎么会愿意投身在鸟笼中做一只金丝雀？她不禁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她的宿命？
每日里侍奉公婆夫君，日日在深闺中度日，虽然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女子不二的归宿，但却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不愿意就此嫁入豪门做差奴使婢的少奶奶，也不贪恋雕盘绮食的享受，这个小女子偷偷带着盘缠连夜逃到常熟的姑母家。
陈衡哲的自传里写道，在常熟的那几年几乎是她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她第一次感到了命运的力量和人力的渺小。前途在哪里？哪里才是人生的出口？她真的如同舅舅所期盼的那样，是个能造命的女子吗？她真的有这个能力吗？
这种苦痛的无力感，使得她开始对自己产生极大的怀疑。似乎怎样努力都没有用，现状如死水无波，她沉在水底的淤泥里，几乎要溺水而亡。
最后，在姑母的鼓励下，更因有一种能造命的信念，她走出家门，在私塾里教书。她知道，她不能再那样苦闷下去。抱怨并不能改变现状的一分一毫，反而会将人死死缠在无望的淤泥之中，只有努力改变现状，才是人生真正的良药。
业余时间，她自学唐诗宋词和四书五经，不仅读，还背诵。她靠着在学校里的英文基础，对着字典继续学习英语，并且试着翻译文学作品。
岁月从不因为你的止步而停留下来，它如飞鸟投林，展目无踪，无情地消逝。裹足不前，其实就是另一种退步。只有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追赶上命运的脚步，并超越它！
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而命运本身，就是青睐那些一直在努力的人。虽然给过你彷徨，但从不会让努力的人失望。
1914年，陈衡哲在报纸上读到了一条消息，清华大学面向全国招收庚子赔款首批留美女生。这个消息无异于在她心头闪过一道春雷，能去异国求学，简直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她问自己，她自己真的可以吗？
这一年，她已经二十四岁了。这个年纪放到现在也已经算得上熟女，转眼就往“剩女”去了。而在从前，那真是已经是老姑娘一个了。虽然一直在学习，但她并没有系统地上过新派的学堂。她自觉文化程度浅，她不知道自己行不行，不知道命运可否给她一次眷顾。
然而从不认命的她，迟疑了没多久，便又在姑母的鼓励下，找齐了考试资料，在业余时间废寝忘食地复习。
这一次考试，陈衡哲在各地考生中脱颖而出，以全国第二的成绩成为首批九名清华留美女生中的一员。她用自己的努力，翻过自己生命里最灰色的一页，扬帆远洋在命运的大海之上。
1914年，陈衡哲赴美，先在纽约波基普西帕特南堂学习英文，然后转入美国著名的瓦沙女子大学历史系，主修西洋史和西洋文学。在美国，她遇到了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人。
在正式进入瓦沙大学学习之前，陈衡哲将署名为莎菲的一篇译作投稿给了《留美学生季报》。当时该报的主编，是正在康奈尔大学化学专业读书的任鸿隽。
任鸿隽看到了她的文章，为她行文中的文采所折服，从此两人开始通信交往。陈衡哲接着便参加了任鸿隽为社长的“中国科学社”，她是其中唯一的女社员。
眼界的开阔，将心中境界提升。她以岁月为媒，将内心装饰得如春风沐雨，如醇酒浓烈，如白莲澄丽。
这样一个皎洁的女子，让任鸿隽一见如故，爱慕日深。他丝毫没有隐藏对她的倾慕和向往，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任鸿隽，字叔永，是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高等预科班的同学。他早年在日本学习应用化学，后来曾在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府任秘书，为孙中山草拟文书。
1916年，胡适继任了《留美学生季报》的总编辑，在任鸿隽的推荐下，开始了与陈衡哲通信。
五个月内尺素往返，胡适寄出了四十余封信。两人谈文学、谈人生、谈国家的未来。她字里行间全是灵韵跳脱的敏捷才思，俯拾皆是伶牙俐齿的谐趣，涂抹不去睿秀的智慧。这些都是她曾经日夜不眠学习的回馈。
那时候，留美文人学者浪漫而风雅，他们在讨论中国文学的改革时，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好友就是最针锋相对的“辩友”。私下再怎样要好，在文学立场上却各有各的坚持。当时胡适倡导白话文，正陷在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
陈衡哲虽然从来不参与辩论，却在行动上站在了支持和同情胡适的一方。她接连发表了许多白话诗文，以自己的行动给予他支持。她的小说《一日》，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她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他们的通信结束在1917年4月7日，那一天，在任鸿隽的陪同下，胡适第一次到瓦沙大学拜访了陈衡哲。
是不是有爱慕，是不是有倾心，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彼此生命里曾投射过的光，能温暖彼此的余生，在风雨的夜里醒来不觉孤单，在冰雪覆盖的岁月里不觉得寒冷。偶尔想来，能让下垂的唇角轻轻扬起，就已经足够了。
不久后，胡适回到阔别七年的祖国，就任北大教授，时年二十六岁。这年年底，胡适奉父母之命和素未谋面的姑婆家亲戚的女儿江冬秀结婚。
当时的心境已经无从得知，也没留下可以让人捉摸的只言片语。大约，也要紧紧攥住手心，努力平息心湖的波澜，然后告诉自己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两年后，陈衡哲终于被任鸿隽再次三万里赴美求婚的真诚打动，放弃了独身主义。当年夏天，陈衡哲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胡适的推荐下，她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
这年中秋，陈衡哲和任鸿隽在北京举行了婚礼，胡适特意作了一首名为《我们三个朋友》的诗相赠。婚后，她生活美满，几人诗文唱和，随处可见“我们三个朋友”的身影。
这其中的友谊和情义，是中国传统道德礼教与西方绅士淑女风雅的渗透和和平共处。这大约也是日益娱乐化的今天，人们难以理解的吧。
事业巅峰时期的陈衡哲，恐怕也想不到自己的命运会急转直下，那样快地就要和这些荣耀作别了吧。
不过才任职半年而已，孕期身体极度不适的陈衡哲为了保住孩子，不得不选择休假。本以为产假结束后，她应该能再次走回讲台。却没想到初为人母，要面对如此之多的棘手问题。虽有保姆衬手帮助，但她还是渐渐觉得有些力不从心。
在任鸿隽求婚之时，曾向她表白，他不喜欢旧式的大家庭，想要婚后组建一个小家庭。他深信她在文学方面的天赋，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小家庭，更能让她潜心下来发展。而这样两个人的小家庭，也给了她更多生活上的压力，里里外外都靠她一个人操持。
每日枯燥而机械地重复着相同却看不到成果的家务活动，她曾经那样努力，曾经是那么多女子心目中的楷模，却最终也这样“堕落”在孩子的哭闹声中、堆积如山的尿布堆里，这让陈衡哲心里很羞愧。
第二年年底，经过困顿中的挣扎，她最终决定辞去北大的教职。这使大众一片哗然。
作为当时新女性的标杆人物，她的辞职让无数人失望。然而她自身的经历让她明白，“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陈衡哲受自己的母亲和姑母的影响颇深，耳濡目染，更明白女性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陈衡哲的母亲是名门闺秀，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更曾经在丈夫兴办的四川女子学堂上亲自讲课。她育有六个女儿、两个儿子，而且将每个孩子都培养得各有所长，成就不俗。
而陈衡哲的姑母也是位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德行高尚的女子。她能作诗、读史、写魏碑，还懂医学，更能烧得一手好菜。而所有的这些才学，都是她在白天伺候好公婆、晚上安抚孩子睡觉后，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用来学习而积累下的。
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都给了陈衡哲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也让她更坚信了自己“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的决定。
虽然是回归了家庭，她却没有让自己陷入碌碌无为的生活。没有时间出去上课，那么便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著书立说，力图在另一条道路上有所作为。
她精心教养三个子女，做一个全职的好母亲，直到三个孩子留学美国，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她自己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她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文学著作《小雨点》《西风》《衡哲散文集》相继出版。她的历史著作《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史》，至今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她也成为著名的西洋史学家。
一个女人，怎样才算成功？就是不管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人生不同的节点上，她都能尽其所能做到最好，那就是成功。
职业女性，在职场中能得心应手、指点江山，是一种成功；作为妻子，将小家布置得整洁温馨，将饭菜做得可口怡人，是一种成功；作为母亲，能教养出品格高尚、有所成就的孩子，也是一种成功。所有的这些，能兼得，是美事；如若不能，也因为努力过而于心、于人无愧。
1949年，“三个朋友”因为政见不同而远隔重洋。胡适去了美国，陈衡哲夫妇留在了国内。1961年，任鸿隽突发脑血栓去世。胡适接到陈衡哲的消息后，哀痛而病，在医院住了四十五天，次年病逝于台湾。尽管两家的儿女都对她极力隐瞒这个消息，怕她受不了打击，陈衡哲还是知道了胡适去世的消息。
短短三个月，她失去了至爱、失去了挚友，这份打击，可想而知。此时双目失明的陈衡哲，还要忍住悲痛为丈夫整理文集。然而，痛失所爱的伤痛还未愈合，又一场暴风雨袭来了。
在这场政治的风雨中，多少人忍辱离去，而她还是挺了下来。她用自己的方式对抗风雨的侵袭，在自己的命运里艰难前行。她生活规律，很少出门，全部的时间都在家中研习诗词。偶尔兴致来时，她操着流利的湖南腔调，能接连背上几十首古诗词。到了八十多岁，她仍然能背诵出两千多首诗词。
1976年，陈衡哲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而C小姐真的是命不好，才诸事不顺的吗？
和男友分手，是因为她总对男友诸多挑剔、凡事抱怨，男友忍无可忍才提出分手；和她同时进公司的那个女孩，在C小姐每个吃着薯片看韩剧、玩自拍的闲暇时分，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考证；大病一场，也是因为她从来不运动，又耽爱美食。作息极度没规律，好好的身体也被折腾坏了。
还以为是命运在作怪吗？你无法选择要面对的事情，但是可以选择你要怎样面对。其实，别人的“好命”，都是通过旁人看不见的努力修炼来的。很多时候，你所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而表象下看不到的汗水，才是别人“好命”的根本原因。那些看似偶然的“好命”，其实都是人生不断累积下的必然。
亲爱的你，请把摊开的手握起。其实，掌纹若可信，命运就在你的手中。张幼仪我的努力不靠你，也不为你
如果说有谁在签离婚协议时，字写得最漂亮，那么定然非徐志摩莫属。
他当年曾有志成为现代第一位文明离婚人，1922年，他的这一理想目标终于达成了。他这边签下了离婚协议，那边便在报纸上刊登了《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并且附送了她诗一首。他对她说“万事在人为”，他对她说“快努力”。
是不是更像是一出能让人笑出眼泪的闹剧？
他从来都轻看她，从婚前到婚后。
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时，他嘴角一撇，鄙弃地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他从未正眼看她一下。除了履行基本的婚姻义务外，他对她不理不睬。而所谓的“履行”，也完全是遵从父母传宗接代的要求。
她十六岁嫁给他，十九岁为他生下长子阿欢（徐积锴）。儿子的诞生，让徐家一片欣喜。他也是高兴的，因为这预示着他自由了，完成任务了，徐家已经后继有人了。
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要去求学，恩师梁启超便建议他去美国留学。而能拜在梁启超门下，还是由张幼仪二哥极力引荐的。
两年后，迫于父亲和张幼仪二哥的压力，徐志摩不得不让张幼仪来到身边。她在海上颠簸了三个星期，轮船驶进马赛港时，心还没有靠岸，就被他的冷漠击入冰封的湖底。因为在迎接的人群里，唯一写满不情愿的脸，就是他的。
从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她因为晕机呕吐，他嘲笑她是乡下的土包子。然后他也吐了，她小声呢喃：我看你也是乡下土包子。
两人在沙士顿，徐志摩正在热烈地追求林徽因，听到张幼仪怀孕的消息，他便让她打胎。她说，听说打胎会死人。他说火车肇事还死人呢，你看谁不坐火车了。
有一次，一位女留学生来家中吃饭，张幼仪看到这位穿着毛料海军裙的小姐竟然是裹过脚的。客人走后，徐志摩问她有什么看法。张幼仪说：“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与西服不搭调。”他说：“所以，我才想离婚。”
所以他才想离婚：“小脚”是传统，是封建，是故步自封，是落后，是他想冲破、打碎的樊篱；“西服”是他，是自由，是爱情，是一切和她不搭调的东西。所以，他想离婚，马上离婚，立刻离婚，一刻也不能等。
看她不答应，他一走了之，完全不顾身怀有孕的她。产期将近，她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二哥。她辗转巴黎，奔波柏林，生下孩子。他不理不睬，只是为了要办离婚手续才找到她。
其实张幼仪是天足，并没有裹过脚。
张幼仪，族名嘉玢，1900年出生于江苏宝山的官宦人家。她的祖父曾为知县，父亲行医，家境殷实。她的二哥张君劢，是清代末年的翰林，早年留学日本，是梁启超的好友。她的四哥张公权，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中央信托局局长等要职。
论家世，席丰履厚，地位显赫；论长相，也是秀美可人。他到底嫌弃她哪里呢？
也许，他嫌弃的不是她，而是她所代表的一切。父母之命，他不可违抗，于是将对社会和礼教的不满统统加诸她的身上。丝毫不怜惜她其实也是受害者，不过和他一样被动地承担着这一切。
1913年，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的张公权被一篇文章吸引，得知文章是海宁县硖石镇富商徐申如的独子所写，爱才心切的他立即写信给徐申如，提议将自己的二妹张幼仪许配给徐家公子。
徐家虽是江浙富豪，但在重文抑商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能与官宦人家结成姻亲，依然求之不得，当下欣然同意。
张家是传统人家，张幼仪所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以父为天、以夫为天、女子无才便是德。虽然在二哥的阻止下，她没有裹脚，可母亲对她耳提面命的却是“女人就是不值钱”，不可对公婆说“不”。
“贤良淑德”，是她曾经所受的所有教育的精华和浓缩。哪怕最后被遗弃，她从未将这一美德放弃。本来，萧郎已成路人，她何必和他再有牵扯？可她仍旧默默地承担起了奉养老人、抚育子女的责任。
她学不来他笔下“不胜凉风的娇羞”，她谨守着旧式家族小姐的一切礼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接触的男性只有父兄。平日里，除非父亲要求，她从来不在他面前出现，非得许可，也不启齿。
而他爱上的女子，是自信而灵动的。林徽因从小就受父亲偏爱，父亲外出时，家里的通信都是经她之手；陆小曼因为聪明又活泼，更是被父母溺爱。
而张幼仪是自修而内敛的，默默而积极地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照顾弟妹。她做一切都是安静的，含蓄而自省，带着责任感。
她并不是逆来顺受的女子，只是她的“争”从来都是温柔而安静的，近乎沉默。
有一类女子，她们的反抗和抗争，是润物细无声的。不是疾风骤雨，没有山崩地裂，是不以伤害任何人为前提的。有人说这是怯懦，而我更相信，这是一种善良。
小时候，她只是在家里读过几年私塾，但她从未放弃过寻求受教育的机会。后来有一回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招生启事，她求二哥、四哥帮忙，又煞费苦心邀请大姐同去学习。然而书还没读完，她便被迫辍学回家等待婚期来临。
和徐志摩在英国的时候，他花钱大手大脚，徐父寄来的生活费，他只拿出很少的一点给她作家用。她也想重新走进课堂继续未完成的学业，然而他却只是把一切的家务推给她，让她清理房间、洗衣、做饭、暖床。
他一边理所应当地享受着这一切，一边又动辄冷言以待：“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观念守旧，没受过教育”……
他笔下诗意浪漫的康桥，没有她的容身之地。
如果你以为他是个不通人情事理、彻头彻尾的恶人，那么你错了。相反，他的为人行事在亲朋好友大受赞美，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
当张幼仪写信给二哥说徐志摩要逼她离婚的时候，二哥信里的第一句话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胡适说他“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郁达夫说他“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陈西滢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梁实秋说“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的时候，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西装革履出席祝贺。听说孙女要写《小脚与西服》的时候，张禹九特意嘱咐她笔下留情。他的遗嘱就是在告别仪式上朗诵徐志摩的诗……
他那样好，他的热情、他的欢乐活泼、他的风度翩翩，都是对着旁人的。唯独在她面前收敛成冷漠的冰凌，时刻等待着刺入她的心房。
张幼仪被二哥安排在法国乡下的朋友家待产，她反躬自身，赫然发现，或许他是对的。她的观念、她的现状，确实和缠过脚的女子没有任何分别。她领悟到，她必须自力更生，她可以独立生活，她不能回徐家。她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爱情不是空气，没有谁离开谁会活不下去，也不是谁一定要和谁在一起。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她随着七弟去了德国。她刚生下了二儿子彼得，他的离婚书信就送到了。在她的坚持下，徐志摩来德国看她，拒绝了先征求父母意见再离婚的请求。他等不及了，他要马上离婚，去追随林徽因的脚步。
他曾在离婚后写过信给她，说“不爱并不是无情”。可是谁会想到世人眼中浪漫而富有才情的他，对任何人都谦和有礼的他，会这样对她？这不是无情，对一个女人来说，可算得上残忍。
他第一次用这样热烈的目光望向她，却是急切地等她点一个头，放他自由。于是，她签下了字，送上了她的祝福：“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她曾经以为，婚姻的意义就是一个女子对男子的服从，别无选择。从前的日子里，她的世界里只有他，只有长辈，只有服从，从来都没有她自己。而斩断了这一场婚姻，她才终于有时间和空间活出真正的自己。
她曾经的努力，都是为了取悦别人，而这一次，她真正为自己而努力，而奋斗。
不幸的婚姻是身上的一块毒瘤，它会腐烂流脓，烂腑噬骨，去或不去，都是痛苦。然而，去除的痛苦是短暂的，不去的痛苦却是一生的。再怎么疼，都必须将腐烂的地方挖出去。
如果可以，哪个女子不愿在丈夫的怀抱里厮守缠绵？谁不爱岁月静好？没有人喜欢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历练。
不幸的婚姻也是一场火，烈火焚心，如果不想在火中粉身碎骨，便只能做涅槃的凤凰，啸唳于九天之上！
张幼仪和儿子彼得留在了德国，徐父感念她的好和曾经为徐家所做的牺牲，按月支付给她300大洋，作为生活费和学费。她雇用了一名保姆照顾儿子，自己申请进入裴斯特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
她从前有多怕，现在就有多勇敢，她一无所惧。在他那里失去的自尊，她要自己找回来。他看不到她的美，但是旁人看得到，也有人投来爱慕的目光，然而她并没有回应，只想专心完成学业。
儿子彼得在三岁的时候因病夭折，而这个时候徐志摩正和陆小曼爱得天翻地覆、满城风雨。不得已，他只好去欧洲避风头。走之前，他还是很不想再见到她。
但在柏林，时隔三年，他终于不得不让目光在她那里驻足了。
她已经不是他印象中的那个女子了。学识的增加、社会的历练、视野的开阔，使得她的目光不再畏缩。她变得果敢而干脆，他仿佛有点认不出她来了。
他在给儿子的追悼文中写道：“她在她同样不幸的境遇中证明她的智断、她的忍耐，尤其是她的勇敢与胆量。”他写给陆小曼的信里说，张幼仪“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 “她这两年来进步的路子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
对于一个女人，比失去婚姻更痛苦的大约就是失去孩子。然而她将命运每一次给的痛，都变成了涅槃的柴火，炙烤自己，让自己更坚强。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她，还是坚持完成了学业。
1926年，冲破阻挠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结婚了。婚后，他们和父母回家乡同住。张幼仪学成归国后则带着阿欢在北京求学。
陆小曼不是张幼仪，她做得了新时代的女性，却做不来人家的儿媳妇。徐志摩的父母不堪忍受和新儿媳的相处，到北京投奔了张幼仪。他们将她认作养女，并将财产分为三份：他们一份，徐志摩、陆小曼一份，张幼仪和阿欢一份。
这一次，她不是徐家的媳妇，她是张幼仪。这三个字，完完整整地代表着她自己。而她也将他放弃的家族责任，一肩挑起。
张幼仪的母亲病逝后，她带着阿欢去上海奔丧。徐父将上海海格路的洋房送给了她，从此她和儿子在上海定居。
她没有耽于享受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她在被截断人生后，靠着自己双脚站起来，穿过重重的迷雾，走出了一条路。
她靠着熟练的德文，先在东吴大学任德语教师。
随后，她开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
留学的经历，打开了她的眼界。她又勤于思考，将欧美时新的款式引入国内，对制版缝纫精雕细琢。云裳的制衣款式新颖，用料考究，一经推出便名噪一时。沪上名媛、大家闺秀都以穿云裳公司的制衣为荣。
云裳的成功，显示出了她极高的商业天赋。他看着她成长，他眼中的“土包子”，一天一天地蜕变成他也愿意瞩目的女子。他越发欣赏她的能力，他不仅游说众人加盟，自己还带头入股。
不久，张幼仪又接受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四哥的提议，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在她的营运下，银行也很快赢利了。1934年张君劢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也是由她管理财务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她看准时机囤积军用染料，也是财运高照。她入市期货交易，一样顺风顺水。
每日在工作之余，她仍然安排了私人教师为她补习知识。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路上，她从未停步。
她不是他的女神，却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历练成王。用她默不作声的爱，替他打理徐家的财产，抚养徐家的后人，赡养他的双亲。她用她柔软的身躯，坚实地撑起了整个世界。
他将之前从来没给过的尊重统统地都还给了她，虽然迟到了这么久。离婚后，他们反倒成了朋友。
那时候，他为了供养陆小曼日益奢侈的生活，不得不身兼多差。有一回他去探望父母，张幼仪见他精神疲惫，连裤子上有个破洞都不知道，于是专门为他定制了两套高级服装。
陆小曼也看见了他裤子上的破洞，然而那时候她正烦躁着他对她喋喋不休的规劝：不让她吸鸦片，不让她和纨绔子弟翁瑞午混在一起。她烦透了他，怒掷烟枪打掉了他的眼镜。他在外徘徊两日不愿回家。
徐志摩拿到她为他定制的衣服时，感慨万千。
是不是会有那么一瞬间念起她的好？然而她再好，都与他无关了。
1931年11月19日，他为去听林徽因在北平的讲座而搭乘了中国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因为雾大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他鲜活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五岁。
陆小曼在得知噩耗时，不能接受这个残忍的消息，哭晕在家中，无力操办他的后事。她何尝不哀伤悲恸？但她早已经明白，眼泪除了能让爱你的人心软外，没有任何的作用。她默默地擦干眼泪，冷静地为他操办后事。
她待陆小曼，亦是不薄。徐志摩逝世后，一直到1949年她移居香港前，她每月都给陆小曼寄生活费。
他的亲人，他的爱人，乃至他的一字一句，她都小心妥当地爱护收藏。1969年她亲赴台湾，找到梁实秋、蒋复璁，出资请他们出面给徐志摩编纂文集。
他们都以为她爱他，要不然为什么她替他侍奉双亲？为什么一直牵绕在他的世界里？连给她写自传的侄孙女张邦梅都不停地问她：爱不爱徐志摩？
什么是爱呢？在她的世界里，爱不是脱口而出的甜言蜜语，不是花前月下的耳鬓厮磨，不是死去活来的天崩地裂。爱是责任，爱是不动声色的善始善终，是能具体到口渴时的一杯热茶，是起风时为他披上的一件外衣的细枝末节。
所以她才会说：“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爱情不是数学题目，有公式、有解题思路、有标准答案，它没有对、没有错。它有时候是一个人的活命丹，又是另一个人的断肠草。如同婚姻一样，有人在一段好的婚姻里重生，有人在一段坏的婚姻里涅槃。
梁实秋曾有过一篇译作，叫《什么使得一个女人令人难忘》。那么“张幼仪”这三个字，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女人的美貌、性感都会令人怦然心动，然而心中有爱、有芬芳、有成长的女子，才终令人难忘。
当履行完所有的责任，她也迎来了自己的幸福，一位名叫苏纪之的医生向她求婚了。她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阿欢写信：“母拟出嫁，儿意云何？”
儿子的回信情真意切，读来叫人潸然泪下又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67年，六十七岁的她与第二任丈夫又回到了曾经的伤心地康桥和柏林。故地重游，物是人非。她惊叹：我当初为什么没有发现这里的美呢？
这时候的她，早已有资格和徐志摩并肩站在一起，来欣赏康桥下的柔波和水草。但这份成就却不是由他的帮助来完成的，而是靠着她自己的努力、自我成长得来的。她的努力，是因为他，却不是为了他。
经历过苦痛的你要知道，你的努力，不是非要和什么人在一起。而是为了有一天，你可以从容地站在高处，看见更美的风景，更美的自己。林徽因选对的人，做对的事
有一年去康涅狄格州旅游，特意去耶鲁大学参观。耶鲁大学主图书馆String Library是主校园的中心建筑，看上去像一座哥特复兴式的教堂。
其实相比于宏伟的图书馆，我对图书馆右侧的“女人桌（Women's table）”更有兴趣。
“女人桌”，不是女人坐的桌子，其实是一个喷泉。蛋形的桌面，从内向外旋转刻着一串数字。数字的旁边标注着年份，这是耶鲁大学自建校以来，每年录取的女生数目。
而雕塑的设计者，是一位名叫林璎的美籍华人。
林璎在耶鲁大学获得了艺术系学士、建筑系硕士学位，她大三时的越战纪念碑设计，打败一千多位竞争者而被采用，成为业内传奇。1989年，耶鲁大学本科招收女生20周年纪念之际，她应母校校长之请，设计了这个喷泉。
其实，林璎在国外早已是声名赫赫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她曾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2002年她还被选为耶鲁大学的校董。但在国内，大约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寥寥无几。
那么，我告诉你林璎姑姑的名字，大约你会和我当初一样，发出一声感叹，然后说一句“原来如此”。
是的，林璎就是林徽因的侄女。而1927年的夏天，林徽因也曾在耶鲁大学学习。
那时候，我不得不对“家学渊源”这几个字感触更深。
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是进士出身、前清翰林，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
父亲林长民，是民国初年著名的倡言宪政、推进民主的新派人士。他少年时受业于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后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参议院秘书长、北京政府国务院参事、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等要职。
林徽因还有一位堂叔，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也是《与妻书》的作者。
她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注重教育的家庭里。五岁的时候由家中姑母授课启蒙，八岁在上海虹口爱国小学上学，十二岁时在北京培华女子中学学习，十六岁开始随父亲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从伦敦到巴黎，从日内瓦到罗马，从法兰克福到柏林、到布鲁塞尔，到处都留下了这位东方丽人的脚印。
也是在伦敦，她受到了女建筑师房东的影响，而立志学习建筑，从此结下一生之缘。
二十岁的时候，她和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在耶鲁大学学习了半年的舞台美术设计。
就算放到今日，大约像她这样学贯中西、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也是寥若晨星。美丽的外貌、渊博的学识、广博的见识，让她注定是个叫人神摇目夺的女子。
她的父亲说：“论中西文学及品貌，当世女子舍其女莫属。”“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话里话外，隐藏不住自豪。有这样一个女儿，怎么能不自豪呢？
如今说起林徽因来，大都对她感情经历的津津乐道。是的，男人缘好的女子见得多了，但好成她这样的，并不多见。不仅爱慕者都是在各自领域内卓绝不凡、超群绝伦的男子，而且这种爱慕，还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倾生相恋的。她若不是女神，还有谁担得起这两个字？
其实，单论家世，张爱玲的出身比她更显赫；单论相貌，胡蝶、阮玲玉艳冠一方；单论婚姻，杨绛和钱锺书那种一见钟情、从一而终、白首到老更为纯厚；论文学成就，更是有数不清的女作家胜过她。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她一样，能将世间女子所有的向往都集于一身，将一个人活成一个时代的传奇。
爱的时候便去爱，却又不为爱情冲昏头脑；做事业的时候，倾其所有努力做，又保守自己的人格和信仰。她的一生都在努力活到极致，她有着旺盛的精力，时时刻刻在丰满着自己。
但如果你以为有什么人生完美，那么你错了。人世间，从未有过所谓的完美。只不过是，她努力完美自己的人生，知道在怎样的时刻该做怎样的选择。
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名从《诗经》中“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而来。后来为避免和同一时代一位同名男作家混淆，便改名为林徽因。
两岁时，父亲赴日本留学，她和母亲随着祖父母一起生活。林徽因的母亲是个裹足守旧的旧式女子，是林长民的二夫人。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得琴棋书画，性格又不好，也不是个精明能干、能操持家务的女子。她所生的几个孩子，只有林徽因一个活了下来。
林徽因曾说：“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所以，她的母亲没有得到丈夫的欢心，也不受公婆喜欢。
三夫人程桂林进门后，接连生了几个男孩子，因此尽得了丈夫的宠爱。林徽因的母亲就带着满腔的怨怼，寂寞地活在大宅后面狭小阴暗的小院子里。
有的女孩子天生敏感，知道如何在这样难免摩擦和倾轧的大家族中求生存、博喜爱。林徽因似乎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因为长得漂亮，人又聪慧，在家中极得长辈欢心，在众多子女中出类拔萃。
她的受宠爱和母亲的被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也夹在其中，饱受煎熬。
大约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才越发地努力。也明白怎样才是最好的选择，在怎样的选择下该做怎样的事情。你可以说这是小女子的心计，我更相信是一种情商。
可以说，1920年随父亲出国的机会，是她长期默默地努力得来的。这一次的欧洲之旅，大约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我们常说眼界决定境界，如果说从前的她还只是一个寻常大户人家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孩子，那么这一次的步出国门，真正将她的眼界打开。这次旅行不仅让她找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兴趣和理想，也让她找到了她自己。她曾经这样向记者描述欧洲的生活：“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至多只在于作为她的家庭的象征，在这里有一种我所景仰的民主精神。”
这一年里，她结识了众多文化名流，威尔斯、哈代、曼斯菲尔德、福斯特。也是在这一年，徐志摩走进了她的生命，也引导她走向文学殿堂。
伦敦总也吹不散的大雾，花季时总也下不完的雨中，纠缠着人世羼杂解不开的纠纷，那样一个人翩然而至。
他大约符合少女关于爱情的一切幻想：英俊潇洒、浪漫多情。一句话、一首诗，都能点燃伦敦水雾浸湿的心灵，也能将灰蒙蒙的岁月装点得只剩玫瑰的颜色。
然而，他是有妻的。母亲从前的经历已然在她的心底烙下烙印，她要走出庶出的身份，她不要自己成为另一个母亲的悲剧。
其实从始至终，梁、林的后人都只是承认徐志摩追求过林徽因，而极力否认她爱过他。有人说，但凡能用理性思考的都不是爱情。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对的。
其实，爱没爱过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知道，那不是她该爱的人。年长八岁已婚男士的追求，“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我们往往可以轻松地选择一个爱情，只要好好去爱就好了。但是婚姻不同。一种婚姻，是一种生活。它有着爱情之外的更多的东西，或者琐碎，或者沉重，它是需要用“责任”两个字贯穿始终的。
而热情会冷却，单纯有时候会变成不可理喻的偏执，诗意的信仰也不能抵挡人世的仓皇。
所以，梁思成最终走进了她的心里，是她生命里的Mr. Right。
1921年，林徽因和父亲提前归国，意欲冷却徐志摩的热情，然而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加速了另一个女人的悲剧。
在长辈的眼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志同道合的老友，也是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算得上青梅竹马。
长辈虽然有意撮合，但仍旧开明，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包办婚姻，而是给他们创造相爱的机会。
林长民和林徽因回国后不久，梁思成和林徽因便确定了恋爱关系。等到徐志摩也离婚回到了国内，而伊人已然是旁人的恋人了。
他是梁启超弟子，遂频频造访梁启超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的快雪堂，却不断打扰了在此约会的林徽因与梁思成。梁思成不好当面说，只得在门口贴上“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的字条。徐志摩只好怅然而去。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林徽因负责接待和翻译。频繁的相处，他以为他的机会又来了。但他的再次表白，甚至请求泰戈尔出面求情，她仍旧没有给他回应。
和徐志摩相比，梁思成更沉稳持重。同样都是才华横溢的有志青年，梁思成虽然没那样浪漫多情，甚至寡言，但多才多艺，幽默风趣。他有一种“历经艰难困苦而长怀赤子之心”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或许理科男有些许不懂风情，但那种精神的力量仍旧动人。
林徽因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她的好友李健吾这样描述她：“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自古文人相轻，又加上东方女子特有的百转千肠，这样心直口快的林徽因，一生中的挚交女友是个美国人，叫费慰梅。
她的女儿梁再冰也说过，幸好她逝去于风暴前夕，不然，她那样的性格，不知道怎么熬过去。
她曾指着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斥责：“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当时是1953年，她已经病入膏肓，几乎快要说不出话了。
可再怎么要强的女人，也都需要一个宽厚的胸怀去包容偶尔的小女人气。所以她不会选择让结发妻子打胎离婚的徐志摩。而梁思成吸引她的，大约就是男人的责任感。
有人说，选择太多的痛苦，也是一种幸福的痛。相比爱一个人，女人大都无法拒绝被一个人爱的感觉。当不止一份的爱情摆在眼前，怎么选择，怎样将这种异性间的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修养。
所以当她告诉梁思成她因为爱上另一个人而烦恼时，他思考了很久，把自己、金岳霖、林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最终让她自己做出选择。
其实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金岳霖曾长期与一位名叫Taylor的美国女友保持着同居关系，之所以不结婚，是因为两人都信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试婚”制。对金岳霖的婚姻观念，她是很了解的。1936年，她写信给费慰梅说过，他“连婚姻都不相信”。
金岳霖是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的感情世界，是天使的禁猎区，旁人无从涉足、无可指摘。也许爱上的是“他爱上的她”，而并非“她”。所以，那投掷在心湖的涟漪最终一圈一圈地散去，她的心仍旧留在家里和丈夫、孩子在一起。
虽然此后十余年，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回北京，金岳霖始终如逐林而居。但他们终生为友，没有再起波澜。林徽因的孩子尊称金岳霖为金爸爸。
放下了，就是放下了。
大约因为倾慕者是如此优秀，这样的抉择就显得尤为困难。其实，按捺下躁动的心，就会想明白，什么是一时的冲动，什么才是细水长流，是最适合自己的人生。她虽有一时的痛苦迷惘，然而又有着清醒的头脑、不能动摇的理智和坚定的为人处世的准则，因此也能尽快从感情的纠葛中走出来。
抛却了隐藏在岁月迷雾后捕风捉影的风花雪月，剩下的，其实才是更真实的林徽因。
一个女子，被人终生感念，凭的不会只是一点花容月貌、一身脂粉本事，而是那更动人的灵魂。那种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的认真。
最开始，梁思成还只是兴趣未定的青年，“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欢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专业”。
这样爱的引导，让两个人在未来的岁月里有了共同的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将身和灵魂都紧紧绑在一起。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时候，她本来想进入建筑系学习，但是因为建筑系课业太重，不收女生，她只好注册了美术系。但实际上，她修完了所有建筑系的课程，毕业前不仅已经是建筑系的助教，还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
他们婚后去欧洲，不是去度蜜月，而是去欧洲考察古建筑群。
她热爱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灵感来时才欣然命笔，更不会去‘为赋新词强说愁’”，却也有着不俗的成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统统都有涉猎。她写诗，可以清澈，可以婉约，可以知性。她作文，可以从容，可以深厚。她演戏，1924年泰戈尔来华，她用英语演出诗剧《齐德拉》中的公主，惊艳四座。她还擅长绘画、舞台设计。
似乎，没有什么是她所不能的。
但她投入最多心血的地方，却是她毕生都在为之奋斗的建筑事业。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走遍了中国的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实地勘察了两千余处中国古代建筑。
她曾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无数蝙蝠扇起的千年尘埃和无孔不入的臭虫堆中摸索着测量”，要知道，那时候的测量设备和工具是多么简陋。然而，不仅“梁公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什么地方有危险，他总是自己先上去”。林徽因也“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不仅是名门望族中走出的少爷小姐，他们更是治学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他们是中国建筑学的奠基者和先驱者，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人之一。中国的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才为世人所认识，从此得到保护。她抢救性地保护了景泰蓝，使佛光寺重见天日并得到保护。她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带着年幼的儿女和林徽因的母亲避乱。离开长沙辗转往昆明去的时候，梁思成因为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而不得不穿着一副铁架子以支撑脊骨。而林徽因也在湘黔交界感染了肺炎，没有医院，没有抗生素，没有特效药，高烧四十度。两周后才在一位同车的女医生的帮助下退烧，而疾病却已然侵蚀了她的身体。
在昆明，通货膨胀使他们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贫困。梁思成的脊背疼痛不止，疾病还引发了牙周炎，不得不拔掉所有的牙齿。为了维持家中生计，林徽因拖着病体出外给学生补习英语贴补家用。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挡住他们对建筑事业的热情，阻断他们的研究。
1940年初冬，为了使中国营造学社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资料，他们决定离开昆明到四川李庄居住。在李庄的那五年，是他们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
恶劣的气候，连续不断疲于奔命的颠簸，没有受到及时的治疗，让她的肺病又发作了，让她本来就不好的身体更加孱弱。她长时间卧病在床，大口大口地咳血，几乎日日在死亡线上挣扎。
“几个月的时间就毁灭了她曾经有过的美丽。”而她是那样一个珍视自己仪容的女子。一起长大的堂姐妹，几乎都能细致地描绘出她当年永远让人倾倒的衣着打扮。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的时候，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前等上二三十分钟，因为她出门一定要将自己收拾得妥当又漂亮。
病痛、虫蚁蚊如影随形，物质的匮乏将生活袭击得千疮百孔，梁思成也因为脊柱疼痛而不能坐立。她一天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应付柴米油盐。那才是真正的受难，吃不饱，穿不暖，没有灯，没有电，她要在油灯下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
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典当了一切能典当的东西。为了给林徽因补身体，梁思成将随身多年的金笔和手表换成两条鱼，并笑着对她说：“把这帕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即便在如此的生活重压之下，她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病榻上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宋辽金部分。
昏暗的油灯下，病榻前堆积起数以千计的草图、相片、文字记录。她不厌其烦地研究，整理材料，研习史料，阅读大量的中英文书籍，翻译国外的资料，编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甚至还创作诗篇。
费慰梅夫妇劝他们离开中国去美国，但是他们却选择和祖国共患难。“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她告诉儿女，“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她在回答儿子梁从诫“日本人来了怎么办”这句话时，平静地说：“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江吗？”
这样的身体透支，也最终让她的生命结束在了五十一岁的四月。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繁华时不挥霍，困顿时不堕落。她享得了人世的繁华，也耐得住学术生涯的枯清寂寞，受得下困顿贫乏的生活。
所幸，有那个人相伴。在苦难的路途上扶持，在事业的摸索里互助，丰盛了彼此的生命，也丰盛了自己的生命。
看，没有谁的人生永远顺风顺水，也没有谁生来就在荣耀的顶端或者永远在荣耀的顶端。
那些头顶着光华的女子，她们人生中的波澜壮阔和命运逼仄，一个都不曾少。她们最终的成功和美丽，只不过因为她们比普通人更努力。她们更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咬紧牙关地走下去。杨绛愿有岁月可回首
曾有一阵子网上流传着新世纪女性的标准：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好房，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
会心一笑之后，也难免“细思恐极”了。什么时候起，做人妻也变成了难度系数10.0的职业了？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的逼迫下，女人们不得不进化得越发精明。爱与不爱都需精打细算，每一次付出都不得不小心谨慎，每一回牺牲都如履薄冰。
爱得多了，唯恐被辜负；让步多了，害怕有一天会低到尘埃里。
那些“执子之手，与之偕老”，那些“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那些“一心一意无穷已”，似乎都只在言情小说或者韩剧里了。所以女人们越来越觉得“爱无能”了，“再也不相信爱”了。
可人世间真的有这样的爱情：不过是人群中的一眼遥望，便可从此福祸相随，生死相依。爱情可以纯净简单到我爱你，而恰好你也爱我，然后水到渠成地相恋、结婚、生子。
他会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这大约是男子最动听的情话。
没有“闻君有两意”的移情别恋，没有“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苦恼哀怨，没有“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的争吵狡辩。所有的一切，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一生一代一双人”。
这就是杨绛和钱锺书的爱情。
杨绛，本名杨季康，1911年出身在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早年留日，后来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并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
因为家中长辈思想开明，重视教育，所以她一直没有中断学业。1928年高中毕业后，杨绛一心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可惜那一年没有南方女生的名额，无奈之下她只好到东吴大学读书。
另一边，1910年钱锺书出生在无锡一个学养深厚的家庭里。父亲钱基博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古文学家和教育家。
1929年，十九岁的钱锺书考入清华外文系。虽然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但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极佳，被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钱锺书入学后学业更是优异。他的文章格局宏大，纵横捭阖，发言宏远，臧否人物极其独到，他是清华出了名的才子。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为学潮停课，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邀上了五位同学北上到清华大学借读，终于圆了她的清华梦。
很多事，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譬如人和人的相逢。杨绛的母亲唐须嫈常取笑她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和她同行的一位叫孙令衔同学的表兄也在清华。有一天，杨绛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看到了等候在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外的“表兄”。
这位表兄便是钱锺书。那一天，他一身青布大褂，戴着一副老式眼镜，温文儒雅，眉宇间蔚然深秀。
那一眼，穿过古月堂的垂花门匆匆而过，没留下半句言语，一片湖面却已经落满了深红浅粉的花瓣。他开始给她写信，日益频繁，最后他约她到清华工字厅见面。
一见面，他急切地澄清自己已经订婚的传闻，说：“我没有订婚。”而她含笑掩饰心底的紧张，表明追求者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的谣言也不是事实：“我没有男朋友。”
两人相视而笑。
还要怎样的语言呢？时间那样好，“明天净地一尘无”的心底只待人来。而你正好出现，而我正好也在这里。
专家告诉我们，所谓爱情不过是大脑中分泌的多巴胺、苯乙胺等物质的化学反应激发出来的。对大多数人而言，爱情最多只能维持18个月到30个月的时间。这冷漠的数据，无疑荡涤了爱情在诗词歌赋里的浪漫温情。
如果爱情可以用科学来解释，那么婚姻是什么？婚姻不是1+1=2的加法，它更像是将两个个体，各自重新排列组合成“凹”和“凸”，经过磨合后契合在一起。
所以，婚姻里，必然有牺牲，有放弃，有舍得。
1935年，杨绛和钱锺书结婚。不久，钱锺书取得了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资格。
她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穿鞋子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像孩子。这位娇养惯了的才子，除了读书之外，对生活琐事概不关心。甚至到了1972年，他才生平第一次划火柴点火。总之，生活能力几乎为零。杨绛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学业，陪着他到英国留学。
她并非能力平平，她也是天资聪慧、才藻艳逸的女子。
在东吴大学时，她拿过最高的奖学金；她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是迄今最好的译本。她第一次写的剧本，就在舞台上公演长达六十多年；她九十三岁出版的散文集《我们仨》风靡海内外，一百零二岁出版的《杨绛文集》就有二百五十万字之多。
但是为了钱锺书，她将自己的光华收敛到他的背后，做他人生路上的助力，替他抵挡人世间的纷杂。
她做过大学教授，做过中学校长，做过英语教师，也为阔小姐补习过功课。她写文章，不论喜剧、散文或者小说，每每写来都能叫人叹为观止、眼前一亮。
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她说：“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她将他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用自己的一生去成就他。
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为爱人做饭，觉得有情有调，婚后做饭却受不了烟熏火燎，心情烦躁？为什么婚前可以有情饮水饱，婚后却觉得贫寒难耐而日夜争吵？
其实，不是婚姻埋没了爱情，而是心中的爱在无边的琐碎里都成了怨气。
但如今的婚姻早已不存在所谓的强迫，和谁在一起都是自己的选择。你爱上的人温柔多情，就得忍受他分给众人的柔情、温柔背面马不停蹄的鸡零狗碎；你爱上的人气壮山河、英雄盖世，就不能奢望他陪你数星星看月亮，懂得你的百转柔肠。
当曾经的心甘情愿变成了有所索求，索求不满，便心有不甘。婚姻仿佛成了鸡肋，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终成了抱怨。
然而将那些不甘发泄到别人身上，并不能让你更好，却是使婚姻腐坏的终极武器；只有将这些“不甘”发泄到自己身上，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
杨绛在东吴大学的时候学业就很优秀，考入清华大学后，指望可以公费出国而不增加父亲的负担。可天意弄人，她所在的外文系偏偏没有公费名额。
钱锺书一到牛津，便“吻”了牛津的地。因为下公车时摔了一跤，门牙磕掉了一大半。生活日久，杨绛知道这样的“意外”总是不可避免。
她本想继续学业，但又必须留在这里照顾他的生活，所以不能去外地上学。但牛津的学费昂贵、生活费又高，她不忍心加重父亲的负担，只好安心做个全职太太。这样的牺牲，不可谓不大。
然而她并没有放弃自我的修炼，既然不能成为正式学生，那么便退而求其次，做了旁听生。
大学的图书馆里有看不完的书，都是从前在国内读不到的。她仿佛进入了一个宝库，贪婪地汲取着知识，珍惜每一秒可以读书的时间。她为自己定下课程表，每本书都从头到尾细读，并做好读书笔记。
她当然也曾不服气过，也曾满怀自卑地羡慕那些穿着学生装在学校里穿行的学生。但这种自我牺牲并没有带来怨气，相反，她将之变为一种向上的动力。
杨绛从来都有一种淡定乐观的心态，虽困厄不曾怨，虽荆棘载途不迷乱。保有内心的纯净与自由，能抵挡人世间的一切困顿与艰难。
“文革”中，她被剃了阴阳头。女子珍爱的仪容被践踏，她仍然能不去伤感，自己做了一顶假发，第二天戴着照样出门。
她被分配去打扫秽气冲天的厕所，不要紧，她毫无怨气地去做了。不仅做了，而且做得最好。污秽不堪的女厕所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休息时在厕所里掏出书来看书。
年幼的时候，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因为不愿白活，不愿意浪费生命在无关痛痒的感伤情怀上，她把所有闲暇的时间都用来学习。
在牛津大学时，他们所有的假期都用来读书。大学的图书馆、市图书馆、书店，但凡有书的地方都能看到这一对夫妻。他们把每天出门散步，叫作“探险”。路过的风景、见过的人，都能配合书上读到的去猜测。后来有了女儿阿圆以后，“探险队员”便成了三个人。
下放到干校，年近六十岁的她被安排看菜地，钱锺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与她“菜园相会”。而她一边看管菜园，一边坐在小马扎上，在膝盖上看书或写东西。
在她脸上看不到忧郁和怨愤，只有淡然的微笑。哪怕是这场风雨里，他们饱受折磨、亲人离散，她都能将沉重百转千回成另一种能量。
她后来写了《干校六记》来记载那段岁月，没有阴郁悲怨的控诉，没有抢地呼天的指责，只是用平静的文字娓娓道来那曾经不可言喻的时代。
她的心不是玻璃做的，而是钻石做的，却更加剔透又隐忍刚强。这样的日子里，在她的支持下，钱锺书写出了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她自己也靠着自学西班牙语翻译完成了《唐·吉诃德》。
正是她的这种内心的淡定和从容，让两个人携手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成为人世间最曼妙的风景。
不管多大的事情，在她看来都“不要紧”，都可以解决。既然都可以解决，那么就不值得为之操心。她就是他生命里的稳心石。
在国外，自己学习之余，她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洗衣、里外家务无所不能。当她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钱锺书一个人在家。每天来医院探望她的同时，总要苦着脸跟她报告各种“意外”。
弄坏了台灯，她说：“不要紧。”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她说：“不要紧，我会洗。”弄坏了门轴，她说：“不要紧，我能修。”甚至他颧骨生疔，她也能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
她果然是无所不能的妻子，事情都被她一一化解。经她妙手，疔也好得连疤痕都没有。
他全然托付，她从容承担。既然相爱，就没那么多计较。所谓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与其将注意力黏腻在“到底谁付出得多”“我的付出值不值得”“为什么没有预想中的回报”这样的问题上，不如用那些时间做充盈自我的事情。
她说：“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1943年，杨绛创作的话剧《称心如意》在上海公演，剧作一鸣惊人，大受欢迎。接着她又马不停蹄地完成了剧本《弄假成真》，同样是叫好又叫座。而这些都是她在做完一天的家务、照顾好丈夫和孩子之后完成的。
没有谁是天赋异禀的，她步入戏剧界，甫一出手就如此惊人，不过都是曾经日复一日积累的质变。她有都市小市民的生活体验，也有留学海外的经历，更是遍读过古希腊以来的外文经典戏剧。这些都给了她下笔如有神的助力。
在钱锺书提出也想写小说的时候，她大力支持。为了督促他创作，杨绛劝他减少教课的时间。虽然家庭收入因此减少，也不能再请女佣，她也毫不埋怨。劈柴生火做饭切菜，她样样亲为。手破了，包起来继续做活；烟熏火燎或是油烹水泡她都毫无抱怨，心甘情愿做他的灶下婢。
《围城》写了两年，两年中他屡次想终止，也都是在杨绛的督促鼓励下继续写下去。
好的婚姻也讲究“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她的付出，他记在心上。在英国，只会摇笔杆子的他开始为她做简单的早餐，一直到老。
他说她“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他说她是“最好的妻，最才的女”。
怎样才能算作最好的妻？她定然要出得厅堂。
杨绛容貌灵秀，上学的时候，追求者甚众，传闻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足见个人魅力。
当时，费孝通是最热情的一个追求者。费孝通，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
他与杨绛颇有渊源，他们不仅是大学的同学，还是中学的同学。当时但凡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后来得知杨绛和钱锺书谈恋爱后，费孝通跑来清华大学找杨绛“理论”。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却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在感情问题上她泾渭分明，从不拖泥带水，最后费孝通成了杨绛一家人的好朋友。
说她是“最才的女”，不仅是指她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仅因为她能弹月琴、会唱昆曲、擅长吹箫，更是指她在人际交往、家长里短中的那种大气和智慧。
她下能呵护教育好孩子，让小家庭积极美满；她上又能承父母欢心。
两个人恋爱时通信频繁，有一回她的回信被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拿到。他知道儿子正在和一个外号“洋囡囡”的女生谈恋爱，心中还是有些担心的，于是忍不住偷偷看了信，看完后一颗心放回了肚子里。
因为她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老先生大赞：“此诚聪明人语！”这个思维缜密、办事周到的女孩子，可不就是不谙世事、一团痴气的儿子的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吗？
后来一家人因避难住到了一起，也是相处融洽。当钱老先生问夫人，他身后以后愿意和谁同住的时候，夫人毫不犹豫地说愿意和杨绛同住。这大约是婆婆给予儿媳妇的最高荣誉了。
婚姻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情，嫁给一个人，便要面对这个人后面的整个家庭。但凡能处理好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的女子，一定都有一颗智慧又温柔的心。
钱老先生果然看人很准，杨绛做人极其周到妥当，是钱锺书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抗战时期，有一天她被日本人传唤。她第一时间藏好了钱锺书《谈艺录》的手稿，然后泰然与日本人周旋。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和沈从文都在清华任教，因钱锺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杨绛便带着钱锺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主动修好两家关系。
钱锺书有一只心爱的猫咪，却和林徽因家的猫是“情敌”。他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家的猫是她家“爱的焦点”, “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
她不仅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也让他的纯真和这尘世相安无事。
她沉稳委婉不计较，但也并非软弱可欺，她也是个极有风骨的女子。
“文革”时，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被人揪到批斗会上后，她仍据理力争。
她视金钱为身外之物，曾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但她却极其看重家庭——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在得知有人要拍卖钱锺书的手稿和书信时，百岁高龄的她亲自走向法庭要求停止拍卖。
命运是大海，我们从不知道哪一刻有风浪，哪一刻有骄阳。而灵魂却是一叶小舟，能载着你去往光明的方向。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有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一种稀缺的运气；而爱人已逝，独自存活，却是另一种残忍又壮烈的幸运。
“我们仨”也终究在命运的海浪里一个接一个失散。1997年，杨绛“平生唯一杰作”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锺书缠绵病榻，病逝时却未合眼。她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
当世界上只剩下她一个，她将所有的哀痛都收到心底，默默地留下来“打扫战场”，完成他人世未竟之事。
她将钱锺书留下的七万余页、几麻袋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整理得井井有条。出版了二十卷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容安馆札记》和上百册外文笔记。
悲伤没有将她击倒，她更努力地活着。即便已到暮年，她仍未停止自我的修炼。
她年近九十高龄，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她将对丈夫、女儿的深爱，都诉诸笔端。2003年《我们仨》问世，让无数人泪流满面。时隔四年，又出版了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是她翻译的兰德的诗句，也是她自己的心语。
嫁人一定就得牺牲吗？从前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十指不沾阳春水，嫁人后要自己做饭，操持柴米油盐，这是牺牲吗？
从前可以乱发脾气，可是后来渐渐发现没人会永远为你的脾气埋单，不能随心所欲，这算是一种退让吗？
为了孩子，退居家中，日日和做不完又没成果的家务为伍，这是牺牲吗？
如果是，那这些一定都是不小的牺牲。
可爱情和婚姻从来不是买卖，不该锱铢必较，费心丈量。
要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可以一别两宽，也可以一世相安。只是，懂得在成全别人的时候也不忘却自己的成长，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心有不甘”。
杨绛说过：“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
但愿你修炼的美丽灵魂也能遇见另一个契合的人，值得你付出，陪着你成长。愿你的人生有岁月可回首，愿你们可以深情共白头。冰心教科书一般的完美人生
孔子曾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圣人享年七十三岁，没有给出说法告诉世人，八十岁会是怎样的。
八十岁的摩西奶奶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个人画展，瞬间风靡全球。而她原来不过是美国乡村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太太，没有进过正规的艺术院校，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
仅凭着自己的坚持和热爱，摩西奶奶七十六岁才开始作画，此后二十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她创作了1600多幅作品。她激励了全世界无数人，更是启蒙了日本著名的小说家渡边淳一，使他走向了文学道路。她说，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中国也有一位世纪老人曾说过异曲同工的话，她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杜甫有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岁，就算对一个长寿者而言，也算得上迟暮之年了。
八十岁时，她先患上了脑血栓，后来又不慎骨折。腿脚不便，只能靠助行器才能在家中做轻微的活动。这两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无异于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
在一连串疾病的重创之下，她非但没有就此倒下，也没有日夜在病痛煎熬里唉声叹气，而是读了更多的书。待病情稍有起色，她便开始用颤巍巍的手拿笔写字，从一天几个字、十几个字写起，到几十个字地练习、积累，再次将自己的文学生涯推向第二次高峰。
这位老人就是冰心。
1926年，丁玲跟着胡也频、沈从文第一次去拜会了在燕京大学国文系教书的冰心。彼时，丁玲还只是个尚未涉足文坛、名不见经传的进步女学生，而冰心早已在文坛成名多时。
对于冰心的待客周到圆熟、进退有致，言谈的温婉舒雅，丁玲很是自卑了良久。十年后，丁玲第二次拜会冰心，此时虽然她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但面对总是端庄得体的冰心，她仍旧感到手足无措，自愧不如，“即使平时有傲气这时候也拿不出来了”。
虽然如今提起民国淑女，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会是林徽因。然而出身名门、少年成名的冰心，其实才是那时候淑女的典范。1940年，冰心更是获得了宋美龄的邀请去重庆参加抗日，担任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
她仿佛就是每个人生命里都会有的那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出身好、长相好、学习好、成绩好、乖巧听话、感情生活纯净单一……然而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优雅素慧的冰心，曾经是一个被惯坏的“野孩子”。
她爱穿男装，不喜欢颜色鲜艳的衣服，只穿黑白蓝灰。母亲勉强她穿一两回靓丽的衣服，她便浑身不自在，立刻要脱下去。
别的女孩在学做女红、玩家家酒游戏的时候，她在跟着父亲骑马、练枪。她从来没化过妆，唯一一次化妆，是在美国留学演出《西厢记》的时候，替她化妆的人是闻一多。
她小时候读书，喜欢《三国演义》，喜欢《水浒传》，喜欢《西游记》《再生缘》。特别佩服女扮男装的孟丽君，不喜欢哭哭啼啼的林黛玉和钩心斗角的大家族。
长大后，不得不有“女孩样儿”了，才渐渐将这种“野”收敛起来。但骨子里却格外男孩儿气。这种偏于男性的气质，在被父母刻意的淑女教养过程中成为一种“认真”的性格。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说，她“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她毛笔字写得漂亮，来求字的人很多，她都有求必应。对于不喜欢的作协领导，她却让人家先买宣纸来；她会请来求字的妇女干部多关心失学儿童的实际问题；会对带着孩子到处展览画作的父母指出，孩子被人妒忌是父母炫耀之过；她会写《我请求》让社会关心重视教育；看到自己从前不成熟的文章，会觉得不好意思，一再说“无聊”。
从十一岁把压岁钱捐给辛亥革命起，对爱国一事，终生不渝。她捐稿费，支持希望工程，为建文学馆捐出自己的藏书、手稿、字画。
她会牢记周总理嘱咐的话，对会面的内容保密。在“文革”中，不管红卫兵怎样逼迫，她都咬紧牙关，默念总理的托付，“打死也不说”。
她不仅真，而且认真。无论对待爱情、婚姻还是生活，自己或者他人，她都格外严肃且认真。
这种认真，最早追溯到家庭的影响。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出生在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她母亲出身望族，父亲谢葆璋早年参加过甲午海战，抗击过日本侵略，曾任烟台海军学堂校长，海军部次长、代总长，全国海岸巡防处处长等要职。
四岁时，冰心随父亲前往山东烟台，此后八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
雨果在《悲惨世界》里写道：“比大海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没有江南杏花春雨的缠绵悱恻，辽阔的大海、无垠的天际，让少女时候的冰心的心境也随之开阔。
冰心是家中长女，她还有三个弟弟。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她受尽父母的疼爱，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甚至因为怕妻子给她穿小鞋养小脚，有一回亲自给她剪鞋样。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大多数的时间冰心都是跟父亲在一起的。可以说，父亲对于她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谢葆璋虽然出身行伍，却并非旧式军官。他思想新潮、开放，没有封建思想。他用一个军人特有的方式养育女儿：带她骑马，教她打枪、划船、游泳，夜晚带她看星星。
她的少女时代常常穿着男装，在舰艇上遥望大海，听父亲讲解军舰上的一切，倾听战争的故事和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的壮烈往事。
甲午战争百年之际，九十多岁的她要为海军写一部长篇作品。她桌上堆着大本的海军参考书，请过海军军官做顾问。然而每每动笔，便痛哭流涕无法动笔。因为那些关于国家积弱被欺凌的往事，都是父亲一字一句刻在她心上的，她恨意满怀、激愤满腔。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忧愁的少女时代，有的只是壮怀激烈，哀痛家国破败。
父爱如山亦如海，给了她和母爱完全不同的宽阔和深邃。军人的严谨自律遗传在她身上，她喜欢有纪律、整齐、清洁的生活。
即便在湖北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她也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穿戴得利利索索。说话做事从来都不卑不亢，风度不减。
她说：“我觉得在我的身躯里有军人之血。”她不喜欢听放诞的言论，不喜欢散漫、松懈的人生。她对于人生的态度格外严肃认真。
她的“真”，不是简简单单的孩子气，口无遮拦，随心所欲，而是以一种参透人情世故后的冷静睿智。是对自己的认真，是对自己人生的认真。
十四岁的冰心考入新型学校贝满中学。在这里课程设置繁多，而除了国文课外，每门课都叫她感到吃力，尤其是数学。第一次月考，她的数学考了52分。拿到试卷，放学后她一个人躲在角落哭了很久。
哭泣并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除了努力学习之外，别无途径。
作为旧时代的女子，前途可望，又是富贵出身，上学不过是消遣，她大可不必用功向学。但她却不肯这样敷衍她的人生。
读书和人生一样，只要你认真对它，它也必不辜负你的认真。
每天放学回来，她除了读书就是做题、背单词。第一年结束后，她已经是名列前茅了。毕业时，她作为全班第一名毕业升入大学预科。
因母亲多病，一直以来她的志愿是当一个医生。大约遗传了母亲的身体素质，冰心也一直体弱，可以说从小就是个病秧子。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由于肺气枝扩大病复发，她休养治疗了半年才复原。可在生病期间，她的学业不仅没耽误，她还在病榻之上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
面对国难，她可以从容赴义。她抵制日货，拖着病体跟着游行队伍示威；去旁听公审，面对乱世的不公她可以以笔发声，控诉当局。
1919年8月，她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作品涉及了当时的社会问题，直面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此后一发不可收，作品不断，二十岁出头，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意识到了文字的撼动人心的力量，一样能“治病救人”。冰心决定弃医从文，转入文学系学习。
因为认真，所以对爱情婚姻的要求也格外严格。她不屑于复杂繁复的多角恋，更欣赏感情的从一而终。
她一辈子没传过绯闻，年轻的时候追求者众多。但对于男生的求爱信，她索性不看，在家里就交给父母，在学校就交给训育主任，却不张扬、不炫耀、不揭穿，给予对方尊重。
因为认真，有时候难免让人觉得她严肃孤清。因己度人，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她的同学曾跟她的弟弟开玩笑地说：“你的姐姐颜如桃李，冷若冰霜。”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时，冰心已是文坛“巨星”了。那时候清华大学邀请冰心来教授一门写作课，学生们慕名而来，座无虚席，连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季羡林、李长之、林庚、吴组缃也在其中。
多年后，季羡林写道：“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常梳的簪，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他们相视一笑，落荒而逃。
她自己也说过，因为受幼年环境的影响，她的性格很野，对于同性的人，也总是偏爱“精爽英豪”一路。
正因如此，她会喜欢并提携直爽的丁玲，敬佩仰慕在政治中纵横捭阖、从容大气的师姐宋美龄，却对感情生活过于丰富的林徽因、陆小曼等人心有异议。
她品评别人，往往也注重感情的专一度。她的文人朋友里，有才情的数不胜数，但说专一，大都比不上巴金，这也是她最喜欢和最佩服的人。
1923年8月，从上海发出的一艘名为“约克逊总统号”的邮轮，满载着将会影响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科技史的百余位重量级人物驶往美国。
许地山、余上沅、吴文藻、梁实秋、顾一樵等都在这艘船上。冰心也搭乘这艘船前往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此前，她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留美的奖学金。
受同学吴搂梅所托，在船上寻找她的弟弟——清华大学的吴姓学生。结果冰心的同学许地山将另一位姓吴的学生带到她的面前。
这个人就是吴文藻。他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而曾经追求过杨绛的费孝通，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在船上也不乏冰心的追求者，这样阴差阳错的偶遇，吴文藻并没有借机大献殷勤。在听说她没有看过那些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时，他严肃地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
这个时候的冰心已经是出版过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的文坛新秀，大约听惯了称赞的溢美之词，如此严厉的批评一面叫她羞愧又难堪，另一面却对吴文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文藻有两大爱好——看书和买书。在美国的时候，冰心在波士顿上学，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攻读社会学。性格严谨而内敛的吴文藻，也没有像船上其他的青年一样频繁地给她写信。他偶尔写过几张明信片，却意外地收到了冰心的回信。
大约是谁早已不经意在心中偷偷丢下过一粒种子，嗅到了一点春的气息，便萌动出生命的绿芽。
作为回应，他寄了几本文学书给她。之后两个人书信不断，他每逢读到什么有意义的书，就会寄给她。她一收到书，立刻去读。读完了，便会回复一封长长的心得体会。
而这个不善表达又怕被拒绝的青年，在送给她的书上用红线标注出描写爱情的句子，以此传达他心底隐晦的爱慕。
好的爱情和婚姻，不仅能给予身体的欢快、精神的愉悦和世俗的安全，更应该是能让自我在其中成长，有所获得，不使岁月蹉跎，不让生命荒废。
他不是个知道如何取悦女子的男子，所有的言行唯有遵循心的指引。他会在路过波士顿的时候特意去看她，听说她生病急忙赶到医院，讷于甜言蜜语的他，努力鼓励、开导她。
她病愈后，参加留学生《琵琶记》的公演，她邀请他来观看。他纠结于清贫的自己到底能不能负责她后来的人生的问题良久，最终推辞了她的邀请。
聚光灯下，她在舞台上演出，却仍然在人群里寻找他的身影。他到底没有辜负她对奇迹的盼望，他终是来了，在人潮汹涌里遥望那一个在五彩光华之下的女子。
1925年的夏天，在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暑假学校法语补习班上，两个人再次相遇。
细水长流的感情也许没有“恍如初见，情如相识”的心颤，没有“拼取一生肠断，消他几度回眸”的夺人激情，却仍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动人心魄的能力，更给人一种尘埃落定的心安。
1926年冰心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和她一起归国的，还有吴文藻写给她父母的求婚书。
“爱——真挚的和专一的爱——是婚姻的唯一条件。为爱而婚，即为人格而婚。为人格而婚时，即是理智。”
这样一个对待婚姻认真而专注的男子，打动了冰心，也打动了她的父母。1929年，在校长司徒雷登的主持下，两人在燕京大学举行了西式婚礼。
平淡或许才是生活的真谛，他们一起读书，一起面对人生的家难、历史的国忧，一起扶持过了五十多年的婚姻之路。
冰心逝世后，两人骨灰合葬，应了她“生同衾，死同穴”的遗愿。骨灰盒上并行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
就算是冰心世俗女子教科书一般的幸福光彩的人生，没有丝毫的敷衍。
上天给予每个人的功课和试炼不同，或许是贫困，或许是不幸的婚姻，或许是如影随形的疾病，但答案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面对困难不惧怕、不退缩、不堕落，坚持下来，便会成就自己人生的新高度。而时间从来都不会晚。
须记，认真，是人生试卷的唯一答案。张爱玲谁能承受一次剔肉刮骨的爱情
女友晨晨结婚的时候委实风光了一把：婚纱是Vera Wang当季新款，钻戒是卡地亚Solitaire 1895经典款，送嫁的婚车宝马奔驰都算低配。
晨晨结婚的对象是个小有身家的生意人，曾有一位相恋多年、白手起家一起打拼的女友，在遇到了年轻漂亮有学历的晨晨后，立刻抛弃了前女友，抱得美人归。
未几年，朋友圈中辗转而来的晨晨的消息和相片，仿佛是记载了一朵花从繁华到凋零的过程。
从最初的每张相片都是两个人相拥的身影，有时候在欧洲，有时候在香港，有时候在泰国，到最后相片日渐稀疏，以至渐渐无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旁人不知其中原委却能感觉有事发生的人生感慨。
故事并不特别，不过是他“逢场作戏”“处处留情”，她日夜吵闹，闹得天昏地暗。后来他生意陷于困顿，结的新欢又恰恰可是他东山再起的助力，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提出离婚，丝毫不顾晨晨和年幼的孩子。
而朋友间连劝慰都不能有。当初她并非不知道他前女友的存在，也曾耳闻他的那些风流韵事。然而旁人的劝阻都成了她所谓的“爱情的考验”，反而越发地义无反顾，扎在爱里不能自拔。
如今的宽慰，说多了怕是要成了她眼中的幸灾乐祸。那一个尺度，拿捏不准，所以大家只能以沉默代替。
世上并非没有“浪子回头”，只不过可惜，大部分的人遇到的都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张爱玲遇到胡兰成的时候并非不知道他有妻子、有情人。她才情盎然，心高气傲，也无所谓名分，“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然而既然爱上了，那宽泛的心也会随之收紧，紧到感情的世界里也只容得下一个自己和一个他。
但，他是她的唯一，她却只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读他们的故事，才真正顿足捶胸地替她不值，也更觉心惊。原来美貌、智慧、才学、家世，从来都不是幸福的保障。天资再聪颖的女子，也难保不在爱情面前跌跟头。
爱情婚姻里的幸福女子，除了一份好运气，更需要一份魄力——是选择时候的魄力，也是割舍时候的魄力。
女人的成长，往往都在被伤害后。那种成长，仿佛必须痛彻心扉才能催生出“生长素”。然而如果可以，没有谁愿意总是以这种方式成长，以这种荒凉来醒悟。
那日清晨，胡兰成走到张爱玲的床前，俯下身吻她。她回抱住他，无语凝噎，用尽全身力气抱住他。他的耳边只听到两个字“兰成”，涌出的泪水潮湿了他的面颊，也淹没了曾经的千言万语。
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他们今生今世的最后一面。
数月之后，1947年6月，待到胡兰成脱离险境之后，他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随信附上了30万块钱作为分手费。经过一年半，几百个日夜的灼心煎熬，她终于下定了分手的决心。
可人生要痛到怎样的百转千回之后，才能将所有的恨意、悔情、怨念，变成割断前后的生冷的话语：“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连“爱”字写出来都觉得心虚，不能提。
收到诀别信后，胡兰成还想再修旧好，但她再没给他伤害自己的机会了。
张爱玲那样高蹈于世的女子，其爱情之花也终于在尘埃里沾染了一身拂不去的尘埃，在寂寞里褪色、凋零。
张爱玲原名张瑛，祖籍河北丰润，1920年出生在上海。她是清末“清流派”大臣代表张佩纶的孙女，她的祖母则是李鸿章的女儿。
然而到她父母这一辈，已是江山已改，家道中落。她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学识渊博，为人风雅又故步自封，独断保守。在时代的冲击下，总在鸦片的烟雾里寻找一点旧时虚幻的快乐。
她的母亲黄素琼是前清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道员黄宗炎的女儿，是旧式将门出身的裹着三寸金莲，思想却受过彻底洗礼的新女性。
在中与西、新与旧的冲突、缠夹、倾轧交织的家庭里，她在夹缝中艰难生存。而这些经历却又给她后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成就了她二十三岁时候的一鸣惊人。
从胡兰成到赖雅，张爱玲选择的男人，都年长她许多岁。她的生命里，父爱和母爱都一直缺席。大约儿时的经历，让她对年长者有一种天生的渴求和依赖。
她四岁的时候，母亲黄素琼为了脱离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和小姑张茂渊出国留学。
在她的生命里，父爱缺失，“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母爱是小时候大洋彼岸寄来的漂亮衣服和新潮的玩具；是少女时对她学画画、弹钢琴、念英文的责严苛刻；是替她着色的小相片；是母亲离婚后奔波去小姑新潮的居所的兴奋；是做不到母亲的要求，会被当着客人面骂猪的时候的绝望；是达不到母亲的满意时母亲歇斯底里的失望和失控，以及戳心窝的刺耳责骂。
也许她只想要一段即便刺鼻却有人间烟火气息的亲情，然而她得到的却是言语不可描述的创伤，在夹缝里仰望人世间似乎唾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的亲情。
有一回，她因为擅自到母亲家住了几天，回来后被继母责打，被父亲毒打，继而是长达半年的幽禁。
当她终于逃出家投奔了母亲，迎接她的也只是浅薄的温情，加之母亲越发拮据的生活，她眼看着来请求收留的弟弟被拒绝后落寞的身影，无可奈何也无能为力。母亲给了她两条路：嫁人或者读书。她毅然选择了读书。
她开始学习一切生活的技能，洗衣、做饭、搭公车、买菜、省钱。
她如履薄冰地不敢辜负母亲的期望，除了努力学习还是努力学习，终于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英国伦敦大学。
但战火最终阻断了她留学的梦想，张爱玲只好转入香港大学学习。而母亲这时候再一次选择为她自己而活，不再负担她的学费，去了新加坡。
在香港大学的时候，她过得异常辛苦，半工半读，精打细算。但即便如此，她仍能门门功课都考第一名。然而探访她的母亲，私自将她的800港币奖学金输掉了，这也输掉了她们之间那一点微薄的母女情：母亲自始至终都没问过她下学期的生活费和学费怎么办。
她的文章，不着痕迹地写尽世俗的尖锐冷漠。她笔下的女子，清清冷冷、世故、斤斤计较、精明、算计，点点滴滴都能寻到她从前生活的影子。
1941年香港沦陷，香港大学因此停课，次年张爱玲返回上海开始写作，从此登上了文坛。
1943年的一天，胡兰成在《天地月刊》读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一见便为之倾倒。从主编苏青那里要到了她的地址，从南京到上海，他只身登门，但被张爱玲的姑姑挡了回去，他只好留下了自己的地址。
他没料到，第二天会收到张爱玲的约见电话。
“彼此知名，虽然初见，情分先熟。”这一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什么谈起来都有意思。从文学到生活，事无巨细，件件桩桩说起来都那样有生趣。
她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的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是怎样的舌灿莲花、腹满诗华，才会让出身名门的她低到尘埃里，开出欢喜的花？
胡兰成1906年出生在浙江乡下一个贫困的家庭里。纵然她生长在没落的贵族家庭里，胡兰成也让她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她的世界。
他不过只读过中学，所谓的“名士风流”也都是后来刻意的养成。如同他听贝多芬的音乐，即便是不喜欢也刻苦去听，努力听懂。
他赤手空拳在贫困的社会底层里挣扎打拼。1932年返乡时，原配妻子去世，他无力下葬，身世多艰中唯“放弃正义感，一心只想向上爬”。他也终有所得，在汪伪政府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中华日报》总主笔等要职。
曾经的苦难磨去了内心的纯正，只剩下“利欲”二字熏烤着心，贪婪地享受着曾经奢望过的一切。权力和女人，都是曾经穿过破衣烂衫的身体上不可或缺的锦袍。
他遇见她时，他在上海已经有妻子全慧文，在南京也有情人应英娣。他贪恋张爱玲的才华，爱慕那由内而外溢出的高贵和优雅，惊诧于她居所的华丽。他是最懂她的美的人，“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
爱情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事情。一个是感情世界空白、正渴望爱情的小女子，一个是实践出真知的情场高手。
多情、狂妄自大、放荡不羁又集合着渊博的学识，给他添上奇异的风采，再辅以处心积虑、恰到好处的言谈，独辟蹊径的挑剔，立刻就俘获了张爱玲。
她败下阵来，本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她也许以为自己会不同，她笔下精于算计的女子，从来不是她自己，她却毫无例外地同她们一样逃不过最悲凉的结局。或许她不屑于感情的算计，享受着剑走偏锋的爱情带来的冲击和新奇。
不得不说，他是懂她的人。他们整日整夜地聊天，那种“偶于蹊路相逢处，正似故人初见时”的快意和欢乐，“一夜就郎宿，通宵语不息”。
她孤傲清高，许是世间特立独行的女子，都会爱上让世人侧目的男子，如同她所说：“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的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仿佛也是她爱情的写照，爱上的人，不管人好人坏，只要爱，什么都不重要。
胡兰成很快和妻子离婚，1944年仅凭一纸婚约，在张爱玲好友炎樱的证婚下与张爱玲成为夫妻。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那被用烂了的华丽而直抵人心的句子，原是出于胡兰成之手。那一年，他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
在他风头正劲的时候，他四处推广炫耀他的妻子，享受着征服带来的快乐。然而再优秀夺目的妻子，也阻挡不了他滥情的心。他的岁月确实美好，却没给她安稳。
1944年胡兰成去湖北办《大楚报》，很快在武汉就有了新情人——护士周训德。1945年他回到上海，将小周的事情向张爱玲和盘托出。
即便痛入骨髓，她仍选择了沉默，因为“男人要是夸别的女人一声好，心里总是不舒服的，但又不能老发作，那么他下次就不跟你说了，再说脾气是越发越大的，忍一忍就好了”。
但他却说她“糊涂得不知妒忌”，越发狂妄。
日本投降后，作为汉奸，胡兰成逃到浙江，却仍不改风流的本性，和收留他的斯家守寡的庶母范秀美做起夫妻来。
一旦入了爱情，曾经那个不求名分的女子也在尘埃里沾染了世俗的灰尘，千里寻夫。
张爱玲日夜担心他的安危，一路寻到了温州，想让他在小周和自己之间做个了断。没想到，迎接她的却是三个人在旅馆的尴尬相遇，而这个时候，小周正因为胡兰成受着牢狱之灾。
他的辩护可气又可笑。他问她，早先在上海也曾说过小周的事情，她虽然不开心，却也无话可说，为何现在当了真。
他说爱她如待自己，宁可委屈爱玲，也不委屈小周，如像克己待客一样。他的推脱滴水不漏，左右圆满。登峰造极的推诿，叫人无话可说，只剩听者无奈的心凉。
他的《今生今世》里，玉树琼花的华丽文采背后，是从一而终的凉薄和按捺不下的得意——他最爱的始终还是自己。后来他在日本流亡中，不仅和房东太太一枝关系暧昧，更数度与其他女子同居，他最后的妻子是另一个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
她视他为平生唯一的知己，而这些来来往往的女子，都是他生命的点缀，她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或许是最耀眼的一个，却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连在他书中派分的篇章都与他人无异。
再怎样好的女人，终究还是女人，被辜负了会委屈。对于他的滥情，她何尝没有费尽心力，自圆其说不过是自欺欺人。
谁的心容得下一而再、再而三的辜负？再怎样迟钝，也会被那慢半拍却排山倒海而来的痛楚惊醒。离开温州的时候，天空落着凄凉的雨，浇在心头，“倘使不得不离开那儿，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是萎谢了”。
这一句话，一语成谶。
她的爱情萎谢了，“汉奸胡兰成”也成了她一生抹杀不去的污点。就算她本不在乎，可人从来无法真正脱离时代而独活，她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
而她的文学之路也跟着萎谢了，她不再笔耕不辍，写字的笔也变得散漫而迟钝，那样独标于世的张爱玲的文字留在了曾经的“孤岛”之上。
1952年张爱玲孤身去了香港，辗转三年，笔下的作品再也没了往日的惊艳，另一段短暂的感情也无疾而终，最终她决定前往美国。
然而在美国的文学之路，同样艰难阻塞。
她萎谢在大洋彼岸，嫁给了一个年长她三十多岁的美国男人赖雅。她的后半生为生活所累，也耽误了回香港发展的机会。十一年的平淡的婚姻生活后，赖雅去世，她独留世间，离群索居，最终枯萎在了美国公寓的地板上。
剔骨刮肉地去掉一段感情，固然是痛彻心扉，但却是病体转安的必经之路。要么在一点一点的磨损里消逝生命，要么就痛痛快快痛一回，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总是有人相信，浪子碰到好姑娘会回头是岸。其实这世界上没有终结浪子的女子，多的是终结女子的浪人。
在那些游戏感情的男人的人生哲学中，只有“与君同舟渡，达岸各自归”的各取所需。浪子回头，也仅仅是因为他想回头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好姑娘，仅此而已。
谨记，“尔能负心于彼，于我必无情”。所以，在完全投入爱情之前，何妨势利一点，自动远离那些危险分子。
即便被伤害了，也要学会成长。这世界上没有一种痛苦是时间不能磨灭的。把那个人留在昨天，和昨天的你在一起。
如果时间仍不能让痛苦消失，那只是因为你不曾努力和痛苦说再见，也没有试着从伤害里学习成长。
多少女子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摧毁了属于自己最美好的时代。爱若成了低到尘埃里的卑微，还怎么期待他的耐人寻味。一杯白开水，或许可以解渴，但也仅能解渴而已。苏青变得泼辣就能斗赢生活吗
一个女人想要得到另一个女人的认可和赞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开口赞美人的是个心气甚高的女性文人，这更是一举跨越了“同性是天敌”和“文人相轻”两大障碍。
时间是最无情的橡皮擦，将过往涂抹得面目全非，只在岁月的书本上勉强寻觅到一点清浅的痕迹。
如果没有张爱玲的那篇《我看苏青》，大约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会更少。然而将时钟拨转回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在“孤岛”文坛上，张爱玲和苏青其实是势均力敌、相得益彰的两位女作家。而如今却要在张爱玲的传奇里寻找苏青的过往，难免不叫人唏嘘。
张爱玲说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其实苏青更像是普通人身边熟悉的那一个人。她们热闹而世俗，这种世俗不是张爱玲笔下那种冷到骨子里的清透和精明，而是一种忙碌的人间烟火气。
她快人快语，有说不完的话，却并不唠叨。听她说话觉得热闹又有趣，却从来没有深沉的人生启示，有的只有叫人会心一笑的生活真相。
这种热闹容易叫人心生向往，在那个灰色的年代忍不住想让人当成取暖的太阳。但苏青终不是太阳，张爱玲说她“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艳艳的光，听得见哗栗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
其实，从前的苏青并不是如此辛辣的，她人生的开篇也是很华丽的。
1914年苏青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她原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
苏青的祖父是清末举人，后来经商也风生水起，家境殷实。她的父亲冯松卿是早期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银行学。苏青的母亲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在冯松卿留学的时候，在女子师范读书，而苏青就由外婆抚养。
如同胡兰成所说，苏青因为不是上海滩新派巨富家的小姐，所以她的人生态度较之严肃；她也不完全是封建家庭的小姐，所以胜在明朗。
那种天然的热情和直率，成为她性格中的“伟大的单纯”，也让她说话、作文都有一种叫人侧目的直白和辛辣。
当时文坛上有一位叫潘柳黛的女作家，写文章挤对张爱玲。而张爱玲却很对苏青的胃口，苏青当面就揶揄潘柳黛：“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她说冰心：“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
聋哑作家周楞伽写文调侃她四处兜售作品，做生意比男人都精明，给她一个外号“犹太作家”。苏青当即写文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
文章中出位惊人之语比比皆是。
她的童年是幸福的，如果一直幸福平安下去，按部就班地读完大学，说不定文坛会再出现一位冰心似的女作家，文章里也可尽然歌颂母爱和真善美。然而苏青的人生从父亲的外遇开始转弯。
虽然受过西方教育，冯松卿骨子里却仍旧是少爷做派。1921年，七岁的苏青跟着父亲来到上海。很快父母之间曾经相敬如宾的关系，便因为父亲的不断外遇而崩坏了。
母亲虽然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仍旧顺从了传统“美德”，锐意做孝顺媳妇，对于父亲的“游戏人间”，她同苏青的外婆一样选择了隐忍。
从小耳濡目染种种女子生活的艰难，给苏青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让她一面对现实有着敏感清醒的体悟，一面又对这世界还存着一份有所依附的渴望。
四年后，父亲经营的银行倒闭，不久父亲也病逝了。家庭的经济日渐拮据，后来有媒人上门提亲，苏青便和一位叫李钦后的富家少爷订了婚。
1933年，十九岁的苏青，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这是宁波六县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而李钦后则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
苏青在高中时代就很活跃，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学生中的“天才的文艺女神”。到了大学，更是很快融入了学校生活，得了一个“宁波皇后”的称号。
胡兰成和张爱玲都描述过苏青的相貌。作为阅人无数的男子，给予她的评价是“无可批语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而为人向来挑剔、眼高于顶的张爱玲，也认可她的长相，说她眉眼“紧凑明亮”。
这样才貌出众的未婚妻在青春萌动的大学里游弋，是顶不让人放心的。李家不愿再履行当初求婚时答应她读完大学再完婚的条件，要求两人立刻结婚。
这一段婚姻，并不是完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同演过话剧《孔雀东南飞》，本是旧相识，又同在一个学校读书。订婚后也谈恋爱、通信，都和平常的自由恋爱无二。加之李钦后相貌英俊，她对他并不是没有好感的。
因此面对李家的要求，苏青虽然觉得难以接受，却也没有全然反抗到底，只是坚持婚后仍然要读完大学。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婚后她仍然接着读了一段时间大学，却因为怀孕不得不退学回家。
苏青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失望，是从第一个女儿的出生开始的。重男轻女的婆家对她的态度一落千丈，在历经生产之痛后，她立刻就体味到了世态炎凉。
不久，苏青随丈夫前往上海，但她渴望的两个人相亲相爱的小日子也没有实现。李钦后白天在中学教书，晚上还要上学。他薪金不高，又觉得已然独立不可再向家中要钱，矛盾便在这些柴米油盐中凸显出来。
有一回她找他要家用钱，他却一巴掌拍在她脸上：“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挣钱啊。”
这一巴掌拍碎了她对婚姻的所有的憧憬，将她拍到了职业女性的道路之上。
和身边无数的普通女子一样，她并不是天生就有强大事业心的女子。她是在我们周围的甲乙丙丁，追求一份安稳、有声色的生活。她的追求是世俗的，离不开男人、孩子、漂亮衣服、新潮玩意儿。
然而当生活给了她一个耳光之后，她的独立意识也能觉醒，努力走出一条自强之路来。
苏青开始从报纸上看招聘广告，投求职信，却都杳无消息。她想学外语，增加求职的砝码，但要家用钱已然口角不断，更何况是学费？
生活的逼仄和慌乱，公婆姑嫂的白眼，生儿育女的压力和苦楚，叫她胸中郁闷难当。她将胸中感慨诉诸笔端，写下了一篇《产女》投给了林语堂主办的刊物《论语》。没想到首投即中，还得了五元稿费。
她欣喜之余，仿佛看到了命运给她打开的一扇窗，接着她又投了一篇《我的女友们》给《论语》，同样被刊发。苏青开始在文坛启航，用辛辣的语言、明快的文字，成为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
在一次女作家聚谈会中，记者问起在座女作家作品的题材，苏青说她写文章总爱取材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所以她文章里有做儿媳的经验体会，有养儿育女，有穿衣吃饭，有男男女女。
浓浓的烟火气，有时候读起来确实呛得一鼻子烟，但确实是真实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她的自传小说《结婚十年》里，看到那样一个为生活逼迫得千疮百孔、手忙脚乱的妻子、儿媳、母亲。
李钦后的事业曾有过短暂的繁荣。物质上的丰盛，使得婚姻关系也跟着缓和。而岁月静好，从来都是乱世里的传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也关闭了。
公婆、小姑夫妇，一大家人也都来到上海，挤在不大的居室里依靠李钦后生活。生活马不停蹄地给予她考验，金钱的窘促、困顿的事业，让李钦后和苏青不断地争吵，最后他常常夜不归宿。这时又身怀有孕的苏青，得到了丈夫和朋友的妻子有染的消息。
苏青始终没能卸下传宗接代的重担，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最后儿子终于出生了。儿子的出生却没有扭转这段婚姻。
孩子从来不是婚姻幸福的保障，他们只是一个纽带，让牢固的婚姻更加牢固，而让本来就有裂痕的婚姻加速地摇摇欲坠。
她开始了以写作为生的生活。白天带孩子，晚上写文章，常常写到午夜。夏天暑气袭人，她一边写作，一边给孩子摇扇子，因为怕孩子醒来会打断她的写作思路。常常是写完文章已经是五更天了。你想象不到那轻灵泼辣的文字背后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辛酸。
之前人生所给予的种种波澜，都不是没有缘由的。它们终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变成点缀生命的花朵。如同张爱玲所说：“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苏青的繁花，在文坛一片枯萎的上海，盛开了起来。
当自己就可以是乔木，谁还会当依附攀爬的藤萝？苏青离婚未成，两人开始分居的生活。她日夜劳碌，得了肺结核，依旧在病中坚持写作，因为她需要养家。
她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内心涌动着一股“向上”的冲动，“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然而就是这种冲劲，让苏青双手擎开生死路，在文坛上大放异彩。
1943年，她的最重要的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上连载，成为当时上海最轰动的小说。1944年单册出版，四个月内再版了九次，次年再版了十二次，到1948年再版了十八次。而她的散文集《浣锦集》也再版了十次。
她被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赏识，做了上海市政府专员，不久便辞职。后来收到匿名的十万元支票，退又无处可退。加之上有老、下有小，她也确实需要钱来周转局面，于是便留下了这笔钱。
然而她并没有拿着钱去享受挥霍，而是将她的职业之路越走越宽。她以一个女子之力，创办了《天地》月刊和天地出版社，身兼编辑、作者、发行。
凡事亲力亲为，她曾坐在装运白报纸的车上亲自押车，也曾亲自到报摊收款。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她一时钱不凑手，便在大雪中租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
为了编好杂志，她费尽心机地催稿。张爱玲、杨淑慧、梁文若、潘序祖等的文章中都曾专门提起她催稿的本事。
她的为人和她的文章一样直率，对于物质和性一样痛快坦白，口不择言地谈男人、谈女人、谈性，毫不忌讳地涉及女性情欲和身体的话题。这样惊世骇俗之语、言辞激烈之声，既开罪了女人，又得罪了男人，却又是不彻底的女权主义，叫她一时毁誉参半。
没有不渴望爱的女子，单身带着孩子的她，也有男子来来往往。然而她的心境澄明，来来去去，不过是身体上的各取所需，等待着的爱情却迟迟没有到来。
她想要的生活是：“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都是年纪比她略大两岁，容貌比她略微差一点的，免得麻烦。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也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
也只是奢望而已。
孩子、老人、远房亲戚、各色的男子……那么多的人从她那里烘烤了半分温暖，却把她留在寒夜里。
个人生活肆意，心底却并不潇洒。人来时，贪享片刻的欢快；人去时，也只能忍住眼泪笑着说这是她的游戏。心底怎么会不难堪怨恨？“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得把自己毁了。”被伤害有时候是人生的强心针，悔恨亦可成为生命的另一种催化剂。
她将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变成满不在乎，用一支笔，为世间女子写她们想说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话，把世间那些女子隐忍的痛，痛快地写出来。
尖锐泼辣的文字，背后是沾染过俗世的无奈和悲哀。将内心的软弱和温情藏起来，才显得强大。她是不得已的独立，只能用满不在乎去对抗着世间的无计可施。
她对于世间谈不上爱，也不够恨，每一句话似乎都要占着上风。所以张爱玲会说苏青的讽刺是不彻底的，“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
她的文章都是切身体会，经历了女子种种身份和社会加诸的种种不堪。她又是绝地反击的弱女子，她有底气、有阅历、有能力，将那些真切的生活娓娓道来，引人共鸣。家长里短的琐碎，没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技巧，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
而这样的文字是注定无法融入新的时代中去的。所以她会脱下旗袍，和这个时代一起穿上人民装，行走在已经更天换日的街道上。
那些曾经热闹的话语也注定湮没在时代的风云里，没有容身的角落，也注定了她晚景的凄凉。
她曾热情地投入新生活，却并没有被新生活热情接纳。她曾担任越剧团编剧，编写的历史剧《屈原》轰动上海滩，音乐、演员都得奖了，她却因为“历史问题”被默默地遗忘了。她又曾向复旦大学贾植芳请教司马迁的问题，不幸被卷入了整肃事件，被关进监狱一年半才释放。
出狱后她曾去剧场看大门，写的文章不是被剽窃就是石沉大海，最后工作也被辞退了。她在绝境中挣扎，至亲骨肉和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她拖着病体艰难地熬着，只求速死。而在给《女声》主编的信里写着：“我的朋友都不大来了，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
我们如今早已经不能分辨那种心境是怎样的心境，那种舒服，到底是一种释然，还是表演给自己看的装腔作势。
狭小的斗室住着她们祖孙三代，在穷困潦倒里相依为命，直至她离开这个世界。
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会被逼到死角，理想或者爱情被现实鞭打得体无完肤，并且毫无反击的能力。
我们都是凡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当所有的努力过后，也终将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和世界对抗，而是和自己讲和。
就算生活已经千疮百孔，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内心的明媚。不那么在乎了，也就真的没那么重要了。萧红力飞过天空逼仄，也要努
多年前的一个感恩节前夕，曾跟着英语老师到当地一家教会做志愿者，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准备一顿免费的晚餐。
彼时不过才离开单纯的工作环境和父母，对于“流浪者”的印象也不过是中国繁华街道边不辨真假的乞丐形象。
但真正近距离接触到那些人之后，才知道原来曾经的认识是多么单一。来来往往的人中，他们有着各样的肤色，在他们脸上能看到复杂的表情。
或呆滞，或狡黠，或空洞，或无望，每一张脸似乎都写满了故事。他们远离正常的社会生活，过着独立的、常人不可理解的生活。言语间偶尔泄露一点曾经历过的人世苦难，叫人不胜唏嘘。
如今的社会，很难再有所谓时代的苦难加之于身，更何况是美国这个相对民主的社会，更多的苦难是来自个人或者家庭。
每每提笔想写一写那些故事，却都觉得心中空泛，无从下手。或许作为一个顺着普通人的人生轨迹成长起来的人，很难靠着短暂的接触和一时的感触去触摸真正人性的苦难。
读过那么多的书，能把苦难写得抽丝剥茧、深入骨髓的，萧红大约算得是其中的翘楚。
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每看一遍都要掩卷叹息。憋压在胸口的苦楚无从释放，有一种想哭哭不出来的悲凉。
茅盾给《呼兰河传》写序，几千字的文章里，满满当当都是“寂寞”。她生来寂寞，成长寂寞，爱得寂寞，走得寂寞。
她的文章也在历史中寂寞了很久，近年才重新走到人们眼前。然而世俗的目光却越过那些力透纸背的才华，更多地落在了她的感情纠葛上。
无论是不无嘲讽的指摘，或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她更多地被塑造成一个在爱情里拎不清的女子，在男人之间辗转流离却始终居无定所，几度被遗弃。
然而，一个人的人生往往不能离开所在的时代独活，所谓的行为分析，离开了特有的历史背景，都是毫无意义的。
如今的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和可供选择的道路，但从前女子们跳出的舞步，不论是优雅华丽或是踏错节拍、踩脚跌地，我们都没有权利去嘲笑。所谓能独立自强、全然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全。
抛开傲慢和偏见，在那些令人喟然长叹的故事里，有所悟，有所得，才是使自我成长的正确态度。
萧红曾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她的天空是什么样的？
从一出生时，她的天空就不算广袤高远。1911年，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富裕的地主家，本名张廼莹。父亲张廷举毕业于黑龙江省立师范学校，母亲也是饱读诗书、受过传统教育的女子。
虽然后来被推举为“开明绅士”，张廷举并没有将开明带给女儿，反而将父爱从她的生命里尽数剔除，给予她的只剩轻视、反感，动辄拳脚相加。而母亲对这个长女的爱，也稀薄有限。
萧红童年里唯一的温暖是来自祖父的，所以在灰色的《呼兰河传》中，能叫人喘息的那一点亮色，就是她和祖父的一切。
写作时，她正身染重病，在香港伶仃无依，不出两年便死去。她在病痛里细数着童年，祖父的一切，记得那样清楚。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一过了八十岁，祖父就死了。”
然而那份温暖，也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点燃的在冬夜北风里摇曳欲熄的柴火，短暂后是无望的寒冷。
在她的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中写着：“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的。”“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所以，她才会对鲁迅如兄如父般的关爱，有着近乎孩子般的依赖。
不得不说，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对下一代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陆小曼的骄纵，是父母娇惯溺爱的倒影；冰心、林徽因都是父亲宠爱下长大的女儿，因此她们后来的人生之路都较为健康，在感情问题上也都理智而清醒，能远离剑走偏锋的情感。
而同为冷眼看世情的张爱玲，她性格中的孤冷，也同父爱缺席有着莫大的关系。
萧红的一生便从缺爱开始。
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的深情呵护，哪怕只是短暂的，也足以照亮一个人的一生。在人生的狂风骤雨里，心底有一处源生的温暖，是可以支撑着走下去的希望，也是方向。
贫瘠的亲情，在萧红成长的岁月里，将那颗心碾压成多疑、敏感、不安。她对于人世间的温情和爱意，有着超乎寻常人的渴望和依恋。正如一个经历过饥荒的人，对食物有着近乎病态的贪求。
1938年，丁玲在临汾见到了萧红，她眼中的萧红“说话是自然而真率的”，丁玲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萧红的潜意识里，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的母性迟迟不能成长，所以她会两度抛弃亲生骨肉。她会在辫子上扎着绫子，走路蹦蹦跳跳。她不愿意长大，因为童年里有毕生唯一的温暖。好像只要不长大，那些温暖就还在。
她不是张爱玲式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漠视旁观，而是带着一颗纯真的心，冷眼走在人间路上。你会看到她文章背后浩荡壮阔的悲悯，看透人世的不堪后仍然倔强保留对世间的热爱。
无论二十三岁写成的《生死场》中的月英、金枝，还是三十岁完成的《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那些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自我意识的女子，连反抗都没有。
娓娓道来中已经将旧社会对女性的蹂躏写到极致。于细微之处的写实，于不动声色里的讽刺，于喃喃细语中的控诉。
没有人能像她一样，以一女子的孱弱，能直面人性苦难。在白描中剖析那些被扭曲的不能觉醒的愚昧人性，却仍带着一份同情的怜悯。
她笔下的女子，都和她一样，在低矮的天空下谋生。当更多的人被逼进现实的泥潭而不能喘息的时候，她却努力地抬头，振翅欲飞。
十四岁时，父亲做主将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好人家”。小学毕业，父亲便不允许她继续上学。责骂、殴打都没能阻止她求学的心，她顶嘴、反抗，挑战他的威严，终于换回父亲的让步。
初中毕业，她随着表哥陆振舜逃婚而去，为的不是爱情，而是为了继续到北京上学。她们以甥舅相称，同住一个四合院里。
她并不是反对父亲定下的这门婚事，实际上她同汪恩甲往来频繁，感情不错。
可世事人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于是她逃婚私奔。她的出逃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黑龙江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解除张廷举教育厅秘书一职，张家子女受不了呼兰的舆论压力，纷纷转学离开家乡。
他们最终没能抵抗住来自家庭的重压，而她在同学中也寻不到能帮助自己的力量。萧红只好回到了家乡答应结婚，却被汪家退婚。
萧红将汪恩甲的哥哥告上法庭，诉其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兄长在教育界的名声，只好在法庭上做证是自己要求解除婚约的，官司遂以萧红败诉告终。
她被囚禁起来，七个月后再一次逃走，在哈尔滨四处流浪。父亲一怒之下，将她开除族籍。
萧红再一次遇到了汪恩甲，两人重新和好，并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不久便身怀有孕。九一八事变后，汪恩甲的父亲汪廷兰被日本人杀害，他为筹钱和打探父亲消息，一去无踪，从此再没消息。
此时，两人已然欠下旅馆几百块钱的外债，身怀六甲的萧红面临被卖的危机，她于是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
1932年7月12日的黄昏，萧军带着报纸编辑的安抚信件和几本书，走进了那个昏暗的房间。从最初的无意久留，到后来的促膝长谈，不过半天的时间，她以满腹诗情才气，成功地让萧军爱上了自己。
一场洪水成全了他们的倾城之恋，萧军趁乱将她解救了出来。
他将她带向了文坛，他们一起写作。虽然相爱，但爱的方法却不同，让相处变得步履维艰。在传统大男子主义的萧军“爱就爱，不爱就丢开”的爱情哲学面前，五年后，曾经相濡以沫的两个人终于走向了感情的末路，她最终离开了他。
萧红说：“我就向这温暖和蔼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她爱得用力，别人给予一点温暖，她就以全力回报，直到跌得头破血流才会转身。
魏微曾说过，萧红是一个活在希望之中的人：“人家对她一点点好，她就记着了，早已泯灭的对生活的希望又起来了。”
不谙世事的她，在下一场爱情里努力修正上一场爱情中的错误。虽然在旁人眼中，她是一错再错，任性轻率。
当陆振舜和汪恩甲的懦弱叫她吃尽苦头，那么她就寻找一个刚强的；当刚强的萧军背面流露了暴力和滥情，她便去和性格温和的端木蕻良在一起；当端木蕻良被战火隔断而别的时候，她便对能于病榻前悉心照顾她的骆宾基全心相托。
她的爱情落拓吗？萧军一生都在赞叹着她的文学才华；端木蕻良是抵挡住家庭的压力坚持要和她举行婚礼，给她一个名分、一个婚礼的人，他直到萧红去世十八年后才再娶她人；骆宾基陪伴了她人生的最后四十四天。
她若真如此不堪，怎么会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爱上这个怀着别人骨肉的女人？
乱世如斯，人性在战火纷飞、疾病、离乱里呈现更深的复杂性，没有什么能一概而论的。那些往事在众口相传里显得越发不可捉摸，如同歌里所唱：“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我们看萧红的文字，没有后天打磨的匠气，没有刻意的斧凿痕迹，我们会为她浑然天成的文采所折服。看似平平常常的文字、漫不经心的言语，却又有一种能撼动人心的力量。怪不得鲁迅会特别看中她，说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这种看似天赋背后的努力。萧红曾对聂绀弩说：“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
因为习惯了默默地付出，连用功这种事情，也都是默默地进行着。哪怕是颠沛流离里，哪怕是饥肠辘辘之中，哪怕贫困和疾病如巨蟒缠身，都不曾阻止她写作。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要经历过多少的悲伤苦楚，才能将苦难写得这样丝丝入扣、透纸生凉？
李商隐的诗写道：“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杜甫也说过“文章憎命达”。
大约太幸福的人写不出触抵人心的文字来。因为幸福把心怀充盈得太满，腾挪不出空间去悲怀。幸福也许简单得是一个轻呼、一个欢笑就足够表达；但悲伤却需要春花秋月、草木花鸟、天地万物的陪葬。所以才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才有“苦恨秋江风与月，偏管断，这些愁”。
再低矮的天空，也要努力飞过。她自有她的性格缺陷，谁又能没有呢？时代的局限，更非人力能抵抗。但却不能不看到，她在努力地飞翔，她从没向现实低头。
她向往着爱和自由，“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
那样无忧无虑的简单的自由，用尽一生去追寻。虽然她没有得到，但她在那低矮的天空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十年文学生涯，在兵荒马乱、自顾不暇的乱世，在近乎绝望的生活环境里，在她短短的被贫困、痛苦、疾病绑缚的一生中，留下了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她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的追求和努力。
“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无须在一个女子所谓的爱情婚姻的成功与否里来论断她的价值。她虽然最终从天空坠落了，可天空中已经留下了她飞过的痕迹。
你说她的人生是失败的，我不能同意。但凡努力过的女子，她是自己的英雄，她的灵魂也将永世美丽。
平凡甚至贫困的出身、天生平庸的长相、不够美满的原生家庭、不够富足的生存环境……这些都足以将你的天空变得逼仄低垂。
然而，再低的天空，总也高过脚下的大地，也高过低洼的沟壑。
如果你不努力振翅，永远都看不见远处的大海、连绵的山脉、不一样的风景，永远都不知道飞翔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苏雪林爱好比爱情更重要
记得上学时，有一次去图书馆想再借沈复的《浮生六记》来看，却错拿了一本名叫《浮生十记》的书。翻了几页，居然也很喜欢。
文字清灵明丽，一直看了很久才注意到书里的文章写于几十年前。但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也毫无违和感。而作者，便是苏雪林。
本以为苏雪林夫妻大约也会像沈三白和芸娘一般，一对才子佳人，在乱世中有着缠绵的夫妻情义。到后来才知道，文中携手而过的风月山水、闲情雅趣、情真意切、和和美美的“绿天深处的双影”，只不过是一场“美丽的谎言”。
事实上，她和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是传统包办的婚姻，沈三白和芸娘的日子却过得有情有调，引得世人感慨：“若有此情，布衣饭菜，尽可终生。”
而苏雪林的婚姻却是不幸福的。夫妻感情不和，吵架、冷战时有发生，两人更是常年分居两地，聚少离多。她曾在文章中描述他为“那个冷酷非常、专讲实利主义的工程师”，说他是她“命宫的摩羯星”。
原来，能把日子过得那样诗意的，除了能力，还有想象力。
那些并不如意的婚姻生活，在她的笔下成为一篇篇性灵脱俗的美文，集结为《绿天》一书。也因为这本书，她被阿英赞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一时并称为“冰雪聪明”。而这一本书和她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一起，奠定了她在中国近现代文坛的地位。
看她的散文，你会感叹她的文笔之美；看她写给抗日阵亡将士的文章，你能跟着血脉贲张、壮怀激烈，恨不能上阵杀敌；看她的男女平等言论，简直要抚掌叫绝。譬如她说：“男子于妻外，不应更有他恋的事发生，女子也是如此。男子如果金陵十二，女子也可以面首三十人。”如此新派前卫的观点，无一不和现代女子相和。
后来有幸在国外寻到了一本她九十四岁时所作的回忆录《浮生九四》，那时始信，一个文艺女子的内在世界，是隐秘而不可测度的。而苏雪林，怕是同时代最为复杂难懂的女性了吧。
她天资聪慧，十一二岁时就能写古体诗、用文言文写日记；性情却又比常人迟钝，在安庆上学的时候，全校成绩第一的她在学期末只拿到一只银牌，金牌被校长颁给了有关系的旁人。同学都为她打抱不平，她却“愣头愣脑地毫不在意”。
她叛逆激进，常常与人笔战。早在北京上学的第二年，就曾与易君左、罗效伟两人打了一场昏天暗地的笔墨官司。在鲁迅先生去世后，更是终生“反鲁”，撇开对文艺的分析，对鲁迅人格进行近乎野蛮的辱骂。没逃过她言辞犀利的谩骂的，还有郭沫若、郁达夫等文豪。
她做人却又保守顺服。明明对婚姻不满意，却迫于父亲的威压、母亲的软磨，接纳了包办婚姻。就算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也因为害怕离婚带来的负面名声而不离婚。
她工作极其要强，在武汉大学时，学校曾请她接替沈从文教授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半途接手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一则珠玉在前，二则当时教材、资料都奇缺，苏雪林却迎难而上，不退缩，既然教了，就要做到最好。
骨子里却又怯懦敏感。面对感情纠葛她会选择用宗教逃避；在求学时，从来不敢执卷到胡先生讲桌前请教问题，更不敢去胡适家拜访。
她因为鲁迅问题被左翼作家口诛笔伐，但在抗战时却倾尽妆奁与积蓄，捐出黄金五十余两，并不断用文字讨伐日本侵略的罪行，被誉为“爱国作家”。
她没有奋起反抗包办婚姻，却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异常维护。她一生艰苦卓绝地进行屈赋研究，却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甚至被人讥为野狐外道。但年过古稀，她仍亲自多方奔走，终于将一系列的屈原研究成书出版。
她一面对老师胡适如圣人般敬仰维护，但凡有对胡适不适之言论，她必发声讨伐；胡适去世停灵南港，她每月必去灵堂焚香礼敬。每到台北，苏雪林必持礼去看望师母江冬秀。却又对胡适对她“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的劝解教导置若罔闻，继续对鲁迅言语讨伐，一生不休。
她一面对丈夫的实利主义深恶痛绝，自己却又有着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传统读书人的人格心理。
在她身上你寻找不到一种统一而恒定的气质，如同她自己所说，没有哪种心理学理论可以解读她。
无怪乎后人会将她前期对鲁迅推崇备至、后期突然反鲁骂鲁的行为大加揣测，继而生出了她“单恋不成，因爱生恨”的流言。
如今说起苏雪林这个名字来，大都觉得陌生，无人知晓。她曾经的辉煌，早已经被遮挡在历史的帷幕之后。
她和好友凌叔华、时任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袁昌英，被称为“珞珈三杰”（武大坐落于珞珈山）。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就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被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
苏雪林，原名苏小梅，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村。1897年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祖父的县署内，是宋代文豪苏辙的后人。
然而虽然生长的家庭衣食无忧，却有一位观念守旧、封建苛刻的祖母。而母亲虽然也是出身官宦人家的大家闺秀，却对婆婆的苛待一味逆来顺受。
祖母不仅重男轻女，且一生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苏雪林从小便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幼年时就跟着家中的男孩子一起游戏打闹。
十八岁以前，她所受的教育都是极其不正式的。无论是在二叔的帮助下，在家中开辟的私塾里闲散学到的一些字，还是后来随父亲去安庆后所上的一所教学混乱无章的教会女校，她都没有学到过系统的知识。
一切文学的基础，都是靠她自己读书积累下的。她爱读书，只要书到了手里都会认真读完。没学可上的闲暇时间便都用来读书，从通俗的演义小说，到生涩的文言文、子史经集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译作、名著，她都读得兴致盎然。
直到十八岁进入安徽省立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苏雪林才获得了相对正式的教育。
然而，在恪守封建礼教的祖母手下，从闺阁走入新式的学堂，她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求学，一次又一次地和家庭抗争。她曾不惜以自杀相迫，还为此得了重病。用她的话说：“这不是请求，简直是打仗。”
她也没辜负自己争取来的上学机会。二十三岁时，她考入了北京高等女师，和庐隐、冯沅君成为同学，也成了胡适的受业弟子。
二十五岁时，她又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赴法留学名额。而为了能前往里昂吴稚晖、李石曾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深造，她趁着“慈禧太后式”的祖母下乡的时机，几乎是逃出国去的。
在法国，苏雪林先是学习炭画，和潘玉良是同窗，后来转学文学。三年后，因为母亲病重，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到家乡。
这一年，她二十九岁。二十九岁的女子，即便放到现在，也已经是被各种逼婚迫嫁的“剩女”了，更何况是那个时代。
苏雪林的未婚夫张宝龄是一个商人家的儿子，早在她十四岁时，便由她的祖父定下了这门婚事，但她一直以求学等各种借口推迟结婚的日子。
张宝龄曾在美国留学，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造船工程师。单看教育背景，他们都是受过西洋教育的高知分子，两人应该是很相称的，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文科女和理工男的组合，如果无法磨合成相得益彰，那么便只剩下针锋相对了。
一个善于幻想、热情浪漫，一个了无生趣、冷若冰霜；一个满怀诗意，一个不解风情。
在法国的时候，苏雪林就曾主动邀约过张宝龄前往欧洲相会，得到的却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
她那颗向往浪漫爱情的少女心和脆弱的自尊，被他无情而冷漠的理智言语击打得一地碎片：“我早告诉过你，我对于旅行，是不感一毫兴趣，到欧洲去做什么？至于结婚，我此刻亦不以为急，你想在法国继续留学，我再等待你几年，亦无不可。”
她的世界里充满了爱情幻想，而他的世界里只有现世的功利，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张宝龄之所以不愿意去欧洲，是因为在上海工厂有一个职位，他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
公正地来说，男人有事业心，忽视小情小爱，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更何况张宝龄为人正直、上进，且有责任感。
两个好的人，不能成就一桩完满的婚姻，也只不过是因为两个人的爱情观、人生观不同而已。
倘若此时她毅然退婚，也可以在余生遇到对的人。然而面对父亲的强压，她有勇气反抗，对于母亲温婉的劝解，她却又退缩、摇摆不定了。在极度痛苦中，苏雪林受洗皈依了天主教。
然而希望靠着宗教的力量逃避感情困惑的她，陷入了更困难的境地。
她被思想进步的同学老师孤立、唾骂，认为她是“五四思潮的叛徒”，甚至受到过生命的威胁。师友不睦的消息传到国内，让父母蒙羞，她也很快接到家信，母亲病入膏肓，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归国。
也就是在这时候，她突然发现了文字可以疏泄心中的郁闷，她仿佛在迷雾中找到了一条出路。
原来对于人生种种的不如意、不顺心，若偏执地纠结和苦闷，只会让自我在这种情绪中更加迷惘。而一种爱好或者专注对事业的追求，都可以带来另一种快乐，来补偿生活或者婚姻爱情中的缺失。
在《绿天》的扉页上，她写着：“我们结婚的纪念。”而实际上纪念的是她想象中美好的婚姻生活。
一个实用主义者的婚姻是无趣的。工作就是他全部的生活，生活也就是工作。他有着商人对经济积累的天然追求，加上苏雪林婚后多年未能生育，又对娘家大姐长嫂处处补贴不满，他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矛盾不可调和。尺天寸地之间，柴米油盐，古往今来离乱多少儿女？
可即便文章里写的一切都是假的，又能怎样呢？她的理想永远没有妥协，既然不能在现实中实现，那么就让她的文字成全那些美好。
虽然关于婚姻生活的文字是美丽的谎言，“但对谎言也该负责，就是对自己作品负责”。即便是聚少离多的生活，长久分居、名存实亡的婚姻，思想保守的她也没有勇气走向离婚那一步。她将倾慕者从视线中移开，在文字和学术研究中寻找到生活的抚慰。
苏雪林说她自己：“一生没有什么称心事，只有著述是一生所好。”“婚姻不如意就不如意，算了！世上多不婚者、遇人不淑者，我有文学学术自慰，何必婚姻！”
她果然将这种婚姻中的不如意，全然投入到事业中去。
苏雪林享年一百零三岁，历任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她一生执教五十年，八十载文坛耕耘，一生有著作六十五部，合计著述两千余万字，真正著作等身。到了晚年，她清骨自守、淡泊度日，仍然未曾停止过写作和学术研究。
她的作品涉猎广泛，散文、小说、戏剧、翻译、童话、古典诗词、神话研究、文艺批评，她都能信手拈来且各有成就。对于李商隐和屈赋研究成果，更是名噪学术圈。
她不仅是作家，是诗人，是严肃的学者，也是画家，是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她不肯将生命里的任何时间荒废。耄耋之年，会为一日晚起而“悔之不及”，因为“人生就是努力的战场，必须寸寸战步之战”。
黄庭坚有诗说：“人生不如意，十事恒八九。”杨公远也有诗曰：“生来百事少如意，老去千般都上心。”
从古至今，哪有什么万事如意的人生？俗世里的日子，虽然看着磕磕绊绊，可都需要用心去过。
用那些和“不如意”纠缠的力气，去浇灌你所如意的事情，总能等到它开出盛大的花朵，装点你那些不如意的生活，丰盛你的生命。董竹君我爱你，但不能没有自己
离婚到底有多可怕？设想一下，如果你年近三十，又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可有决心离开曾经安逸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在婚姻里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经济上的考量，一忍再忍，日复一日，直到把鲜花熬成了稗草，直到自我的底线一退再退，退到无路可退，然后才决定离开？是不是我爱你，所以就可以没了自己？
1934年，上海一桩离婚案轰动一时。男方是曾经的四川都督夏之时，女方是已经离家五年的董竹君。
是他秋扇见捐，琵琶另抱？不是，非但不是，他可谓痴情。
离婚前他只有她一个妻子，连妾室都没有。虽然父母重压、同侪嘲笑，他却恪守着曾经的誓言，不再娶他人；离婚后，他病体沉疴，几个月才好转。每次握笔写信也都伤心落泪，他写下千言信，字字深情；离婚五年后他才娶旁人，却在新人前言说旧人的好；她经营饭店急需用钱，他托老友之名主动借了几千大洋，却不让她知道；烽烟四起时，即便他们已形同陌路，他仍旧写信叫她回川避乱。
是她移情别恋、另登高枝？不是，非但不是，她可谓忠贞。
离婚后她终身未嫁，生活一度陷入山穷水尽之中。经济最紧张的时候，她频繁地出入当铺，帮人推过大车，她甚至曾去赌过博。而他的相片摆在床头，一直陪伴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弥留之际，让小女儿在她入葬时放一首叫《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开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再也没有鲜花陪伴在她的身旁，映照她鲜红的脸庞，和她一起叹息悲伤。”
相爱至此的两个人，如何也会走到日暮穷途、君向潇湘我向秦的那一天呢？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苦人家。她的父亲是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母亲则靠给人家洗衣服做粗活，挣取微薄的家用。
由于父亲病重无法再出去工作，董家几乎陷入了绝境。为了治病和养活全家人，董父不得不将她抵押在长三堂子做三年只卖唱不卖身的“清倌人”。长三堂子是当时上海的高级妓院。
有时候，一个人遇到的人往往能决定他的命运走向。
譬如同是德才兼备的女子，徐慧遇到李世民，所以她才能理直气壮地说：“以才事君者久，以色事君者短。”而班婕妤遇到的是耽于美色的汉成帝，所以她最终孤守长信宫中，死于成帝陵里。
董竹君长得漂亮，歌又唱得好。因为心情苦闷，她便不爱笑。而在那样的场合，越是不笑，客人偏偏就想逗她笑，反而更有了别样的情趣。点她唱歌的人很多，每日里挂在书寓上的水牌写满了名字。客人也越来越多，她很快就成了当红清倌人，堂子里的摇钱树。
灯红酒绿见多了，再多的风华也抵挡不了岁月的白马，繁华不过云烟。
她明白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是不会放她走的。大多数青楼女子都是年老色衰了，再也榨不出价值了才能真正得到自由。那么似乎只有在接客前找到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跟着他离开，才是最好的归宿。
夏之时就是在这里遇到董竹君的。那时候董竹君还不叫董竹君，而是叫作“阿媛”的红倌人。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早年游学日本，在东斌学校步兵科学习军事。也是在日本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他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回到四川在军中任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领导了龙泉驿起义，成立蜀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告重庆独立。夏之时为副都督。
彼时，他不过二十四岁，盖世英豪，少年倾世。
1913年，夏之时来到上海和革命党一起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因为正被当局镇压，他们无法在饭店、酒楼公开聚会，因此三教九流聚集的妓院，成了他们秘密活动的最安全地点。
她因此接触到这样爱国志士的聚会。她最初的政治觉悟大约就是从此而来。
纵观整个民国历史，比她漂亮的、比她有才的、比她有成就的、比她受男人追捧的，大有人在。然而，说起能比她有政治觉悟和嗅觉的，大约无人能出其右。从最初接触革命党，到后来一直资助、帮助爱国进步人士，以至于最后将一生所得尽献于国家。她始终都能顺应时代的潮流，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大智慧。
自古美女爱英雄，更何况夏之时仪表堂堂、俊逸昂扬，一见倾心是意料中的事情，而英雄爱上美人也是情理之中。
不久后，袁世凯以三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在日本租界的旅馆里，准备逃亡日本。
那时候多勇敢，只要有爱，除了自己，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开。
董竹君借机偷偷找到了夏之时，而他一见到她，拥着她失声痛哭。
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国度。比女子的眼泪更动人的，大概就是硬汉的眼泪了吧。一个女人见到男人因为自己而流泪，这个男人不是感情细腻的诗人、学者，而是杀伐千里、横扫沙场的铮铮男儿，那种震撼不言而喻。
如果说这之前还存着寻找一个靠山离开火坑的投机心思，这一刻的董竹君怕是真正地爱上了这个男人。
夏之时提出帮她赎身，向她求婚，然而她却拒绝了。
十五岁的董竹君，有着超乎这个年纪的睿智和主见。虽然她也有一颗急切逃离的心，却是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她不是他的商品，不愿意重蹈被买卖的命运。她要独立地站在他面前，以一个平等的姿态，是可以肩并肩、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的。
她要他答应三件事情：不做小老婆；到了日本送她读书；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小家庭，男主外女主内。夏之时全然答应了她。
不久，她终于找到机会逃离了虎口。她有捐金沉珠的魄力，走时穿着最朴素的贴身衣服，身上只带了两毛钱的车资，把在长三堂子里赚的钱统统留下。
贝阙珠宫、金钗钿合、绫罗绸缎都是属于那个繁华的烙印。而新生的董竹君是全新的，是和过去没有分毫纠缠的。
洪应明《菜根谭》里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此刻的董竹君正抱着这样的信念奔向新生活。
虽然由于她的出身，两个人的婚事被夏之时的一众同志反对，董竹君和夏之时还是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仪式简单的婚礼，他为她取名“竹君”。
然而爱得既深，便会有一种天然的占有欲，尤其是夏之时这样旧式风度的传统男子。他一面希望她好，享受着她的热烈奔放和积极向上，一面又害怕她耀眼的光芒会成为他们爱情的阻碍。患得患失，总是恋爱中人的通病。
婚后几天，两个人一起去了日本。在日本，夏之时确实履行了曾经的诺言，送她去读书。然而却不允许她去学校学习，而是请了家教在家中授课。
她从小学习音律，曾经听到一个青年人在吹尺八。曲子缠绵悠扬，她露出赞赏的神情，靠到窗前仔细聆听。然而他却以为她在向往吹曲子的人，因此心中不悦，便冷嘲热讽。他无法理解她对文艺和音乐的爱好和追求。
1915年，夏之时奉命回川。此时虽然两人已经育有孩子，他仍然觉得不放心。不仅急招了四弟来日本陪伴她，更是给她留了一把枪。告诉她，如果有危险就防身，若是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那么就自杀。
后来分居后，风言风语传到他那里，夏之时真正气坏了，他甚至找到上海的朋友去绑架她。
他爱她，是大男子主义者的爱，她不仅是爱人，更是私有财产，不容他人染指。他的爱情单纯而粗暴，容不得半点的犹疑背叛，这多是秉性刚毅者爱情的常态。
然而这却离她想要的婚姻越来越远。尊重在哪里？信任在哪里？平等在哪里？我爱你，但不能允许你恃爱行凶，让我没了自己。
1917年，董竹君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师毕业后，本想去巴黎留学，然而夏之时却不同意，坚持让她返回四川。为了家庭，她不得不让步妥协，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十七岁的董竹君准备了一箱厚礼，走进了传统的旧式大家族生活。从开始的夏家人冷眼相待，到后来最终被认可和接纳，并赢得婆婆和家人的尊重，她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努力。
而他不仅一直坚持董竹君的正室地位，还处处给予她做人处世的指导。
到这里本应该是琴瑟和鸣、举案齐眉、白首到老的故事，然而命运却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1919年，由于在四川派系斗争中失败，夏之时被解除了公职。本就是望族之后，衣食无忧。下野之后因为仕途不如意，夏之时开始吸食鸦片，蜗居不出，脾气也越来越坏。
而从前的经历却让董竹君太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了。她不愿在安逸的生活里迷失自我，对挣钱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在她看来，只有经济上独立才能有人格上的平等。
虽然他反对她抛头露面，但还是帮助她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公司。董竹君初显了她的商业天分，赚了一些小钱。她不仅热心社会事业，并且私下里还资助“进步人士”。
而这些都让思想传统的夏之时非常不满。他信奉儒家学说，不能容忍他的女人把心思和金钱花在不相干的人身上，而这些不相干的人还怀着他所不能理解和赞同的思想和主义。
两个人，一个停步不前，一个已经走得太远。
有一回金星采访杨幂，问她给父母买房子要不要和老公商量。杨幂说，不用啊，因为我买得起。
为什么嫁作人妇后还要努力、还要赚钱？就因为可以在花钱的时候底气足足地说一句：我买得起。
本就琐碎的家庭生活，又因为她父母的到来雪上加霜。夏之时并不喜欢董家人，他看不上卖女儿的父母。然而身为人女，天下间无不是之父母。他对她父母的轻蔑，落在她的眼中便成了对自己的轻视。
争吵和言语的侮辱渐渐磨去了爱情在心底的分量。在他看来，争吵不过是夫妻间寻常不过的口角，也许还算得闺中情趣的一种，她却认为那是触及尊严的问题。
他不是不爱，只是，不是以她想要的方式去爱。有时候不会爱，比不爱更让人觉得神伤。
她也不是不爱，只是，不能理解和接受他的那种爱。她有着超乎那个时代的女子的觉悟，如果没有对她人格的尊重，谈什么爱呢？她应该是可以携手共进退的妻子，而不是他的商品，他的宠物。
两个要强的人凑在一起，如果一个不能退步柔软，那么结局自然是强极则辱，两败俱伤。而子女教育的问题更让婚姻雪上加霜。
董竹君一共为夏之时生下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然而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族里，她希望女儿受到良好教育、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落了空。这一次，董竹君独自带着四个女儿又一次地出走了，她不愿意再为爱妥协。
当时四川的八卦新闻写有这样的标题：“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出走女娜拉。”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没有给予解答，只是给了一个响彻世界的关门声。鲁迅先生却说了——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那些出走的娜拉，“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人生不是戏剧，关门之后就可以落幕。董竹君的出走，不过只是人生另一场戏的开幕。这一幕戏，她独自演出，她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去，而是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
外出养病的夏之时在报纸上看到她出走的消息，急忙找到她。温柔的劝解、铺天盖地的怒火，都没有动摇她离家的心。
最后，他丢下一句：“你将来在上海滩站得住的话，能把这个女儿养活养大，不要说受教育了，我在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
每个女人的内心都有一处不能被触及的柔软，也许是不可言明的自恋，也许是不肯变质的骄傲，也许是不可思议的自卑。那些柔软，是不能被理解、不能说出来的纯自我的地带。
这世界呼啸着想要把你揉捏成它想要的形状，然而心里这一处小小的柔软才是内心最坚强的所在。抵抗着这世界，不让自己轻易被它改变。你可以说那是顽固，也可以叫作不忘初心。
夏之时的这句话，不仅没有阻止她离家的脚步，反而真正把她推离了家门。
董竹君留下男孩给夏之时，自己带着四个女儿在上海打拼。两人协议分居五年，夏之时付给女儿抚养费。这一年，董竹君二十九岁，结婚十四年，是五个孩子的母亲。
在离家的最初几年，她的经营并不顺利，几乎做什么赔什么。好不容易稍有起色的纱厂也被日本人的飞机一夜之间夷为平地。
四个年幼的女儿和两个老人都要靠她一个人负担。为了逼她回家，他一度停止了抚养费。她很快陷入了贫困，靠典当物品、做粗活度日。
他苦等五年后，兴冲冲地赶到上海，一见面说的却是：“几年不见，事业有什么成就？”
她的自尊被他凌迟得片甲不剩，她最终提出了离婚。这一次他的眼泪没有能留下她，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流，留给他一个决然的背影。
虽然生意上没什么斩获，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打拼和凭借前四川督军夫人的名号，董竹君还是在上海积累了许多人脉。
她有独特的商业眼光，离婚后的她看中了川菜馆的前途，于是开始筹划在上海开一间川菜馆。她亲自到四川请了著名的川菜厨师，并且培训了一批专业的餐饮服务人员。
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挂牌营业了。广阔的人脉在这时候突显出它的深藏的能量，川菜馆一开张便是开门红。不仅南京、上海的军政要员出入于此，上海滩几大帮会巨头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也都常来捧场。这其中很多都是夏之时的故交。卓别林访问中国时，也曾光顾菜馆的生意。
既是看中了锦江的前途，也是看好董竹君的个人能力。杜月笙又出资扩大了饭店的规模。
她日夜操劳，天没亮就要去店里，晚上又披星戴月地回到家中照顾四个女儿。上有老，下有小，家务也亲力操持。很快，积劳成疾，她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她却乐在其中。她是天生的职业女性，每天都在想新的主意。不仅监管菜色的口味，更以多年来的经验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制度。
菜馆的成功并没有让她停止前进的脚步，这是她的不凡之处，也是常人不能理解之处。1936年初，董竹君又办了锦江茶室。这时候，曾经留学日本的阅历和见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茶室环境整洁，布置考究：荷兰的风景画、西班牙的蜡烛吊灯、法国的壁灯，色彩和光影的搭配在细节上别具匠心。
茶室甫一开张，便轰动上海，也成为在上海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在这期间，她也一直没有停止和进步人士的接触，一直从事秘密帮助、掩护共产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她终于成功了，赚了钱，也赢得了她想要的尊重。
不仅自己要求独立，她还致力于宣传倡导中国普通女性的独立。1937年，董竹君和《大公报》的女记者蒋逸霄、许广平等人创办《上海妇女》杂志，投入到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中。
日军侵华后，国内局势日紧。生逢乱世，董竹君以一弱女子之力既无力反抗，也不愿做汉奸，无奈将店务托付于他人，带着女儿流亡菲律宾。
1945年初，董竹君回到上海，面对一个烂摊子，她卷起袖子从头再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坚强地经营着自己的事业。
有智慧的女人，懂得什么时候该争取，什么时候该舍得。或说是投机，或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都无所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将十六年所赚得的十五万美元全部捐献给了政府，并且还交出了自己的花园住宅。公私合营时，又主动把当时价值三千两黄金的锦江菜馆和锦江茶室奉献给了国家，改建成了如今享誉全国的锦江饭店。
看到时代的潮流，她明白她的时代结束了。于名利场中决然抽身，毫不瞻前顾后、拖泥带水，是一份魄力，也是一份难能的睿智。也是凭着这份坚毅和智慧，她熬过了动荡年代的五年牢狱之灾。
就在董竹君交出锦江饭店的那一年，夏之时却因为冤案被判死刑。他们一生的恩怨在1951年画上了一个句号。
岁月何其残忍，将相爱生生写成相爱过。可是，虽然爱你，但更不能没有自己。
好的爱情，只要相爱就足够；好的婚姻，却需要彼此的包容，丈量好自己的底线。在最好的时间，遇上最对的人，也不一定能白头不相离。路是自己选的，未尝不曾后悔。
但不论是为爱折了自我，还是为了自我抛情弃爱，都没有岁月可回头。那么不如好好走下去，一样能走出一个宽广的天地。吕碧城真正的底气是不慌张
“班那德太太整天发愁的就是如何顺顺利利地将五个女儿嫁出去。”
这是简·奥斯汀最著名的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开头，也一语道破了所有家有成年未嫁女儿的妈妈的心声。
原来在嫁女的问题上，古今中外并没有什么不同。想必简·奥斯汀的母亲也和班那德太太有着一样的烦恼，可惜的是，班那德太太看到了伊丽莎白和达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简·奥斯汀却终身未嫁。
“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给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饿。”
终身未嫁的简·奥斯汀写出的这段话，说出了很多对婚姻不甚满意，却也不得不结婚，或者迈不出离婚脚步的女人的心里话。正如亦舒的《喜宝》里那句名言：“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那么就很多很多的钱。如果两件都没有，有健康也是好的。”
女人的要求，看着复杂，实际上简单。有个爱的人，有个足够温饱偶尔奢侈的物质条件。对物质的极端渴望，往往都是在寻求爱失败的前提下的自我抚慰。给了她爱，就等于给了她无限的希望，怎样的苦她都能挨过去。
希望总是好的，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世界上确实有人在匆匆而过的青春里，遇不到那个有爱的人。
那么，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找一个人将就一下，为了未来不那么孤单？
现代社会已然给予女性很多的便利，使得婚姻不再成为填饱肚子的“储藏室”的必要条件。当自己就有了储藏室，还会让自己去将就不那么幸福的婚姻吗？
从丫头金锁成为范爷，范冰冰说：“我不想嫁入豪门，我就是豪门。”女人强大到了一定程度，就算是妖冶倾国也能霸气袭人。
“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亦已有偶。张蔷公曾为诸贞壮（诸宗元）作伐，贞壮诗固佳，奈年届不惑，须发皆白。”而说起袁克文（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要站在什么样的高度，才能对维新派领袖、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梁启超，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的汪精卫，政府外交官汪荣宝，袁世凯的儿子、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等这些各界卓尔不凡的男子横挑竖拣？
她是中国第一位女编辑，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第一位女校长，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执掌校政的女性，她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提出女子教育的先行者，是第一位系统进行佛经翻译的中国女性，是近代女权运动的唱响人，是第一位在世界保护动物大会上进行“废屠”演讲的中国女子，更是近代女词人第一人。
她有《信芳集》《晓珠集》《雪绘词》《吕碧城集》《香光小录》等诗词散文集。词学大家林鹍翔、国学大师钱仲推崇她为“三百年来第一人”“近代女词人中第一”；文学家潘伯鹰称赞她的词“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视而笑”。虽然略觉夸张，也足可以窥探出当时她的文采带给沉寂的末世文坛的震惊。
她十二岁时所作的一首词被文学家樊增祥读到，为其中壮怀豪迈所感，写诗赞赏：“侠骨柔肠只自怜，春寒写遍衍波笺。十三娘与无双女，知是诗仙与剑仙？”对她的品格更是大加称赞：“十许年来，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
章太炎的夫人写诗夸她：“冰雪聪明绝世姿，红泥白雪耐人思。天花散尽尘缘断，留得人间绝妙词。”同样是号“碧城”的秋瑾，与她一见如故，为她“慨然取消其号”。
她就是民国最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吕碧城。
吕碧城，原名吕贤锡，号碧城。祖籍安徽旌德，1883年出生在山西太原。她的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三年的进士，曾历任国史馆协修、玉牒馆纂修、山西学政等职。
她的母亲严氏也出身书香门第，吕家藏书三万卷之多，耳濡目染，俯拾皆是熏陶。天资聪慧的吕碧城，在绘画、诗文方面少时便有才名。
若她的人生一直平平顺顺下去，那么充其量是一个旧式名媛的故事，而无法成为传奇。在人生的顺与逆之间，往往能激发出你意想不到的动能，将人生推往从未想过的远途。
吕凤岐的原配蒋氏育有两个儿子，蒋氏去世后，两个儿子也相继夭折。续弦严氏，也就是吕碧城的母亲，生了四个女儿，吕碧城排行第三。
1895年，吕碧城十二岁，父亲因病去世。族人以其没有子嗣为由谋夺家产，甚至将她们母女幽禁起来。无奈之下，母亲将家产献出，带着几个女儿投奔舅舅严朗轩。
雪中送炭已然少见，更奈何遭遇落井下石。九岁时，吕碧城就已经被许配给同乡的汪姓人家。在听闻吕家落难之后，汪家非但没有援手相助，反而提出退婚，无疑让母女几人的境地雪上加霜。被夫家退婚，更是让吕碧城的名誉扫地。
这样风霜刀剑严相逼的人生冬夜里，少女吕碧城没有退缩，她的诗里写道：“荆枝椿树两凋伤，回首家园总断肠。剩有幽兰霜雪里，不因清苦减芬芳。”
“不因清苦减芬芳”，那芬芳是她心中对生活的渴望，是不认命、不屈服的一口心气儿，是虽遭遇少年失怙、人世飘零、寄人篱下，也永不被磨灭的所在。
所以，在她提出想去天津探访女学却被舅舅一顿呵斥责骂后，她毅然离开了低矮的房檐，跳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也是开往广袤人生的火车。
身无一物的吕碧城在火车上遇到了好心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不仅为她补了车票，还将吕碧城安置在自己家中。
吕碧城打听到舅舅官署中的秘书方小洲的太太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就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无意中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他被吕碧城的文采折服，见面详谈后更是惊讶于她的胆识言谈，当即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
吕碧城终于站在了广阔的舞台之上，开始她流光溢彩的独舞。
《大公报》上刊出了她一系列的文采出众、立意新颖的诗词作品和宣传女子教育、倡导女子解放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吕碧城一时声名鹊起，出现了“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景象。而这时，她也不过是刚二十岁出头的女子。
不久后在教育家严修的举荐下，吕碧城得到了袁世凯和唐绍仪的资助，于1904年11月，开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吕碧城任教习，也就是校长，同时执管校务。
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吕碧城也被聘为总统府秘书。然而，阅尽官场黑暗，吕碧城不久便辞职离开北京，定居上海。
在上海，她又展现了她过人的商业才能。她以一人之力投身商界，做贸易、玩股票，短短数载便成为上海巨富。
樊增祥在给她的《碧城集》题诗云：“君看孔雀多文采，赢得东南独自飞。”吕碧城似乎天生也偏爱孔雀，如今看她流传下来不多的几张照片，件件衣服都前卫华丽，头上戴翠羽，裙上绣孔雀翎，她姿态傲然，俨然一只孔雀。
她不是黄金屋里的金丝雀，而是自己王国里的女王。她经商，不过两三年就富甲一方；她爱美，随便一套搭配设计都能引动潮流，开上海摩登之先河。
她享受生活，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靠智慧打拼而得到的一切。因为钱是自己挣的，花起来便不会觉得束手束脚。
她在上海静安寺路建起富丽堂皇的别墅，拥有名家油画、三角钢琴、西崽仆役、名牌汽车、全欧式的装潢，极尽奢华。
她自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习美术，进修英语。她在纽约住最豪华的旅店，一住就是半年。当地名流富豪以为她是东方某个国家的公主，争相与其交往，每有宴会，必然相邀。
1926年，她再次赴美，然后开始周游世界，辗转于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英国等国，最后长年居于瑞士。
在奢华的生活中，她也没有停止过对精神的思考。她在天津曾师从时任直隶学务部总办的严复，学习逻辑学，并促使其翻译《名学浅说》；在上海，她师从道学家陈撄宁习道，陈撄宁为她作《孙不二女功内丹次第诗注》和《答吕碧城女士三十六问》。
她生性要强，人若来犯，绝不手软。爱犬被洋人汽车碾伤，她聘请律师交涉，赔礼医治一个都不能少。
时人平襟亚为此写了一篇名为《李红郊与犬》的文章发表于《笑报》上，吕碧城读到后认为文章影射侮辱了自己，便将其告上法庭。平襟亚避走苏州，吕碧城便将他的照片寄往上海各家报馆，自费刊登大幅广告，要求通缉平襟亚。当遭到拒绝后，她又以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花卉立幅悬赏，势要给自己讨一个公道。后来由报界前辈钱芥尘出面调解，此事才作罢。
吕碧城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因为她能独善其身，也因为她有一颗兼济天下的心。她热心慈善，在国内时向红十字会捐赠十万元，在国外时也几次为国家捐款。
她是中国动物保护第一人，1929年，她作为唯一受邀请的中国人，前往维也纳参加了万国保护动物大会。吕碧城头戴珍珠抹额，一身绣金孔雀图案的晚礼服，在台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废屠”演说，轰动全城。
能以一女子之力，成就这许多传奇伟业的定然不是一个只会温婉依人的女子。诸多卓绝一时的男子身边都曾有过她的踪影，然而她从未为任何一个人留下脚步。
因为登过最高的山，看过最蓝的海，所以丘陵湖泊虽然各有各的美，但都不再轻易叫心震颤。
这些男子无不曾为之倾倒，然而却没有一个能留住她。
男子的爱情往往现实，渴望被点燃，却又害怕被灼烧；而女子恰巧相反，宁可被灼烧，心甘情愿为那一个点燃她的人。但，强大的女子，燃点也自然水涨船高，所以才会在情爱丛林中轻裘缓带、云淡风轻。
有知遇之恩的英敛之曾为之情迷，却最终因为政见不同而走向末路。她和袁克文引为知己，却也只能做朋友。
她的婚姻观如此豁达：“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寻不到，也不将就、不哀怨，继续自己精彩的生活。
她白日里驰骋商场，杀伐决断不让须眉；她在夜色里穿着最华丽的晚礼服，旋转于舞场。旁人的非议，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论高深精妙的学问，她写得出《观无量寿佛经释论》；论时髦流行话题，她写得出《说舞》，从舞蹈的起始到形制变迁、社会功用，无不娓娓道来。
她自学了英、法、德等多国语言，她也不曾放弃过自己最热爱的文学。两度游学欧美时，她将域外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发表介绍给国内。异域见闻、国外风土人情，冲破了风花雪月的局限，她将更广阔的意象代入了诗词之中。在婉约里现雄奇，在纤巧中现壮观。
1928年，她在日内瓦开始茹素断荤。1930年，吕碧城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皈依佛教，法名“宝莲”。她潜心佛学，译释佛经，宣传善为。1933年，她与叶恭绰、王一亭、朱石僧、李经纬等人创立了中国保护动物会，提倡戒杀和护生。
生前，她将自己的天长地久，握在了自己手上；身后，她将自己的海枯石烂抛入大海，和山川岁月永流转。
1943年，吕碧城在香港辞世，享年六十一岁。她遗嘱不留尸骨，火化后将骨灰和面粉为丸，抛入海中。
所谓独立，不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更是人格上的独立。并非一定要过着挥金如土的奢华生活，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有一些真心喜欢的爱好就已足够。
“剩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脱单而草率地将就。能遇到对的人相守到老，是一种幸运，但不应该是人生唯一的追求。
愿你有一份不将就的勇气，也有一份不将就的能力。愿你能遇到对的那个人，更愿你在等待的时候不慌张、不匆忙，永远有一份“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开阔和洒脱。胡蝶懂得珍惜也知道放弃，坚持追求更学会忘记
王菲有一首很老的歌，大约人人都听过，其中有一句歌词传播很广：“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
似乎在人们的印象里，蝴蝶就是那样漂亮而纤弱，生命光华又短暂。它只要漂亮一辈子就好了，没有人会对它有更高的期望。
蝴蝶的一生有多长？最短不过数日，最长也不过几月。它能做什么事情？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就可以了，就足以成就一幅美丽的画，而没人要求它能成就壮丽。
然而看过纪录片《帝王蝶的迁徙》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蝴蝶，会像众多鸟类一样南迁北徙。身重不过六克的美洲帝王蝶要飞行四千公里，穿越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用三到四代的生命接替才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加拿大。
而在1989年4月23日的加拿大，一位老人与世长辞，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八十一年，这只蝴蝶阅尽人世之繁华，也尝过乱世的艰辛，完成了她人世沧海的飞跃，最终栖息在加拿大温哥华本拿比区的科士兰公墓里。
北望是皑皑雪山，被绿茵覆盖的整座山丘里，安息着数不清的人们。她将生前的璀璨和毁誉都留在了世外，独留于世的，不过是一块青铜地碑，泯然于众。上面刻着“潘宝娟之墓”，下方写着“胡蝶PO KUEN POON（威氏拼读法与客家人拼音法的混合体）”，简简单单地刻着生卒年、出生地，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沉淀。
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埋葬的是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甚至当年她的很多邻居都不知道她的身份。宝娟，是她的乳名；潘，是她的夫姓。而她的另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是“胡蝶”。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载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两首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诗一见报，全国哗然。张学良被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而当红明星胡蝶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时，胡蝶正随着电影公司的外景组赶往北平。因为同时拍摄三部影片，生活节奏极其紧张，导演张石川带队，所有应酬都是集体行动，不允许私下离队。等她回到上海，才知道谣言已经传得这样厉害了。
“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责者相与跳舞耶！”她掷地有声地声明，公司同事澄清也无法力挽狂澜，事业正盛的胡蝶在名誉上仍然受到不小的冲击，而这传闻至今仍在流传。
舆论的力量有多可怕，看看阮玲玉临终前的“人言可畏”四个字便可知。胡蝶却没有被流言击垮，仍然专心做自己的电影事业。正如她后来所说：“我并不太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了。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几十年后，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中，对谣言的始作俑者马君武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替他解释说，因受日本通讯社造谣中伤，以引起国人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也是出于义愤而作。“谣言止于智者”，是她唯一要说的话。
而实际上，胡蝶一生中遭受过的造谣中伤，远不止此一件。时代不同，放在今日可以是炒作成“当红炸子鸡”的绯闻，放到那个时代是足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存意志的毒箭。
因拍《白云塔》，胡蝶和阮玲玉结下深厚的友谊，她在莫斯科听到阮玲玉去世的消息根本不能相信，几乎要昏倒过去。而她回到国内，谣言早就飞满天，说她听到阮玲玉去世的消息付之一笑。挚友之死已是痛彻心扉，更何况紧随其后的恶意揣测？
人们往往喜欢把胡蝶和阮玲玉放在一起比较，比演技，比做人。作为好友，大约胡蝶并不愿意被人拿来和阮玲玉比来比去，虽然她总是被人称赞的那一个。她无意去和人争高下、分伯仲。
临出国胡蝶去见阮玲玉，见她心事重重因感慨身世而伤心落泪，胡蝶劝她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场对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
可这一段话没能挽救阮玲玉的生命。而胡蝶的人生几尽沧桑，遭遇的诋毁和痛苦并不比阮玲玉少半分，她却是靠着这样的信念走过来的。
莫泊桑在《人生》中写道：“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人生漫漫，没有跨不过的障碍，往往越不过去的只是自己。
因为有追求，所以它可以是灯塔，照亮你脚下的路不让你失去方向；因为懂得珍惜，所以不会错过；因为懂得放弃，所以能走最好的路；因为学得会忘记，才能挨过最难挨的岁月。
1908年，原名胡瑞华的胡蝶出生在上海，祖籍广东省鹤山县。她的姑母是唐绍仪弟弟的妻子，靠着姑父的提携，胡蝶的父亲在京奉铁路上当了总稽查。
胡蝶的父亲为人宽厚，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很有幽默感。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母亲出生在大家庭，所受教育不多，却很懂得为人处世，胡蝶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受母亲影响。
勤恳本分，是母亲给予她人生最朴实的教导，也贯穿了她的一生。所以她在拍电影的时候，无论什么角色，主角还是配角，都会尽力去完成。无论做什么，都要求自己要做到十全，始终不敢忘记母亲“要认真做人”的教诲。
在电影学校，为了增加拍片技能，她和同学徐琴芳学骑马、学开汽车。当时没有驾校，更少有女孩子学开汽车。她就发奇想，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江湾郊外，请司机指点并付给他加倍车费，就这样她学会了开汽车。
她拍戏从来不迟到，每次都按时到达片场，化好妆换好戏装在摄影棚里等待就位。听导演说戏，她更是细心、虚心。著名导演郑正秋叫她“乖小囡”，而以脾气暴躁出名的大导演张石川，唯一没让他发过脾气的人就是胡蝶。
在拍摄中国最早的蜡盘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时，后期录音时，她每天都在录音室待六七个小时，汗流浃背丝毫不抱怨；拍摄《自由之花》她饰演小凤仙，为了练好电影里的插曲，她每天天不亮就要早赶到片场练习；拍《啼笑因缘》，为了演好唱大鼓书的沈凤喜，她请了专门的老师教场大鼓书。为了配合各种角色，她样样都要学，没有替身，威亚都是亲自被吊上去。
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每天在拍片之余，专门请一位英国太太教授她一个小时的西方礼节，诸如刀叉使用，乃至下楼梯不能看脚的小细节都注意到。
这样严谨认真的态度，使得她在圈中口碑极佳，也很有观众缘。
论长相，她不是最美的；论演技，也不是最出色的。然而那种不蔓不枝的雍容大方，左脸上甜美的酒窝，都成了当时美人的标志。
1933年《明星日报》组织读者观众投票选举最佳电影女演员，她以21334票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她却低调而谦虚，一再表示论演技阮玲玉更胜一筹。
这样和睦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性格大都不差，在遇到困厄之时，也不容易走进死胡同。
胡蝶随着父亲长年累月奔波在京奉线上，她为了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学习各种语言。她对语言天生敏感，后天又很有学习语言的意愿，所以模仿当地人说话惟妙惟肖。
她的先生潘有声是福州人，她为了听懂别人在说什么，便跟着学福州话。到老的时候，在国外碰到福州人，谈起天来都会被以为是福州人。
语言上的天分和勤恳，让她顺利度过了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而胡蝶便是懂得进退，出世、入世的美人。
1924年，十六岁的胡蝶随父亲从广州回到上海。家里人口众多，虽不用她去负担家用，她却仍然有一种责任感。
在报纸上看到中华电影学校招生广告，胡蝶产生了报名尝试的念头。去考试的时候，她灵机一动给自己起了一个叫“胡蝶”的艺名。为了显得老成一些，她把自己打扮成少妇，梳横S头，戴了一朵大花在左襟，长坠耳环，穿长裙圆角短袄。她通过了表演考试，在一千多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被成功录取。
对于女儿的选择，父亲宠爱惯了，一概由她。母亲虽然反对，却对她的日常生活越发关注，教育她洁身自爱，认真做人，凡事退让不抢前。
胡蝶刚进入电影界，在《战功》中做配角，是只有几个短镜头卖糖果女郎的角色，她也尽力去演。
在片场完全服从导演指挥，回到家里熟读剧本、揣摩人物性格，常常在房间里自言自语，有时哭，有时笑。
虽然没有当一个红星的抱负，但生就要认真做事的性格，最终成就了她的演艺事业。
开始她在天一电影公司做演员，虽然对天一的创作路线并不完全赞同，但她明白，作为新人，她懂得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在艺术实践方面得到磨炼的机会，都比空谈所谓的理想来得实际得多。
在天一的两年，她拍摄了十五部影片，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她同剧团里的所有人都相处融洽，拜众人为师，大家也都愿意帮助她。
一个演员的成功，不仅靠自身的努力和修养，也要靠为人处世。这个道理在近一个世纪后的娱乐圈同样适用。但凡成就高的演员，无一例外都是圈子里人缘好、资源广的。
胡蝶不仅仅把拍戏作为谋生的工作，还对其有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她明白，一个演员的成功，还取决于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导演的艺术才能与眼光。
虽然一直是女主角，但天一的影片娱乐性多于艺术性，票房虽好，却没有价值，评论也不高。于是她借着公司调整的机会果断地离开了天一，这让很多人觉得可惜。但事实证明，她还是选择了最正确的路，她的眼光和魄力都成就了她日后艺术上的辉煌。
在拍摄《秋扇怨》的时候，胡蝶认识了演员林雪怀，两人相爱后订婚，终于又因性格不合分手。最后却是靠打官司才解除了婚约，遇人不淑使得她身心俱疲。
当时报刊诸多传闻，将两人的关系描写得相当不堪。但她没有在传闻和谣言前退缩，而是更加谨小慎微地做人，将心思全部放到电影艺术中。
作为当红的明星，她的追求者甚众。有了前车之鉴，她越发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对感情的问题格外谨慎。
她和后来的先生潘有声是在朋友私人茶舞会上认识的，那时候他在洋行工作。胡蝶很欣赏他的待人诚恳、讲信用、肯钻研。但从相识到结婚，经过了六年，这六年里他们从未单独出去过。
对一个明星来说，听起来未免有些迂腐。但这是她从从前经历中吸取的教训，也有阮玲玉“人言可畏”阴影下的谨慎，更是对洁身自爱的认真。
胡蝶是个极其注重家庭的人。为了胡家有后，胡蝶的母亲坚持为父亲纳妾。一个温暖的家庭往往有温暖的关系，一个懂得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女子，往往有着常人不能及的智慧。而母亲更是把这种智慧传给了胡蝶。
庶母生下四子一女，兄弟姐妹间相处很是融洽。甚至庶母的母亲，胡蝶都亲切地称为“姥姥”，她跟着姥姥学京白，从影后的生活甚至都是这位姥姥在照料。
她成名以后，工资每月有两千元，一半公司扣留，实际发给一千。而她将养活全家的责任一肩担起，除了必要的添置，她所有的钱都给了家庭，并开了一间“胡蝶”公司请父亲经营。
因为父亲有病在身，公司配给她的汽车她几乎从来不用，都是让给父亲使用。
正是这种对家庭的责任和爱，让她面对戴笠软硬兼施的追求时，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家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蝶随潘有声和家人来香港避难。可不久，香港也沦陷了。为了逃避与日本人合作，不参加日军拍摄的电影《胡蝶游东京》，她以有身孕为由，一面对日本人敷衍拖宕，一面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游击队的帮助下，避开日军的监视逃回了内地。
胡蝶将三十箱全部家当托人运往内地，谁料在半路被劫。这其中有她拍戏以来的戏服、亲朋好友之间的书信和礼物、金银珠宝。她为此大病一场。
戴笠便是在这个“恰当”的时机走进了她的生命。书信早已丢失，珠宝也转手不知何处。戴笠却按照她开的单子派人去国外采办了同款的珠宝、衣物。
满满当当的三十个箱子摆到她的面前，聪明如她怎么会不懂得其中的含义？
稍早之前，在拍摄《建国之路》时，她遭遇了日本对湘桂公路的总攻击。她和同事们混在盈千累万的难民中仓皇逃命。
若说从前她还有些许优越感，可在难民中听到的声嘶力竭的痛哭和满目可见的人间惨状，真正给她当头一棒。乱世如斯，大时代下，个人何等渺小？
她怎么会不明白拒绝的下场和接受后的命运？所谓尊严在一家十几口的生命面前变得那样不值一提，她在玉碎和瓦全间，做出了世人无权责难的选择。
丈夫被戴笠支去滇缅边境做生意，她被安置在戴笠的公馆，与他同居了三年。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被一个标签完全标注。譬如谁会想到恶名昭彰的军统头子戴笠也是热爱国学之人，在发达之后会花巨款为部下建立一个中国古典书籍图书馆？
在曾经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军官笔下，戴笠“英俊瘦长，有一只纤细优美的手”, “有军人的干练，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可见并非面目丑陋之辈。
比起相濡以沫的细水长流，也许风流成性者的浪子回头对女子更具有冲击力。
相处的岁月，就算是被迫和敷衍，胡蝶也一定是有智慧周旋。很难说，到底是谁俘获了谁，只看着修罗一样杀伐征战的戴笠能为之化为绕指柔，只说是来自一方爱情的力量，未必叫人信服。
他的风流史长篇累牍，他却为她转了性。从和她在一起开始，生生将一出写实剧演成了爱情剧。而实际上，在他不名一文时，也早就对胡蝶一往而深了。而这时候的胡蝶，已经三十六岁，怎样的倾国倾城也都不可能抵挡岁月的痕迹。
为得到美人的心，戴笠可谓体贴入微。大到住处的舒适，小到空运她爱吃的水果、可心的衣饰。吃穿用度，全都一一亲自过问。
他的手下沈醉在回忆录里写过，戴笠为了讨她开心，“特意为她在重庆杨家山盖了一幢别墅，他让工匠把别墅的道路修成‘喜’‘寿’两个字，并准备在字的空隙处点缀上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戴笠把收集奇花异草的任务交给了沈醉，沈醉手下的人却将四川军阎王陵基母亲坟上的一株古柏树挖来了。
谁都看得出来，戴笠是动了真情的，他也不满足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生活。1944年圣诞节，中美合作所的新年晚宴上，戴笠正式宣布了他和胡蝶的关系。据当场的美国官员回忆，那一晚戴笠一共喝下了一百六十多杯黄酒，面不改色，侃侃而谈。胡蝶却是少言寡语，眉目间隐隐哀愁。
谁也不知道，那种哀愁到底是“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的息夫人式的委婉抗拒，还是其他的什么。
抗战胜利后，戴笠积极筹备和蝴蝶的婚事，要和她做长久夫妻。戴笠借杜月笙之手，逼迫潘有声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1946年，戴笠乘坐的飞机意外坠毁，让胡蝶重新回到了丈夫潘有声身边。
那时的压力实在非今人可以想象，闲言碎语铺天盖地，有多少人等着看她的笑话。胡蝶以怎样的慧眼找到了这样对自己深情不渝的丈夫，这对真正的患难夫妻携手一起面对。
他们远走香港，一起经营胡蝶牌暖水瓶，日子过得平淡和顺。六年后，潘有声因癌症去世，同时胡蝶也发现丈夫的热水瓶厂和洋行都已濒于破产。
一个智慧的女人，有一种无论被命运怎样揉捏都不会粉碎的坚强和千帆阅尽的平常心。享受得了聚光灯下的瞩目，也挨得过从头再来的艰难。
四十多岁的胡蝶重返屏幕，她明白年华早已逝今非昔比。那么仍旧做自己，演好自己的角色，做一个优雅地随岁月老去的女人。她无所谓给新人做绿叶，因为“电影圈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她也凭着自己的认真再一次创造辉煌，1960年胡蝶凭《后门》一片获得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翻开她的回忆录，你看不到一个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的踪迹，有的都是对电影的思考，对共事过的同事的回忆，对中国电影界曾付出过贡献的前辈的回忆和崇敬。娓娓道来中国电影最初的崛起，和在国外见到的祖国积弱被歧视的悲哀，处处显示了她的民族大义。
唯独对于那段岁月，她始终守口如瓶。留下的仅有的话是：“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而我更喜欢这一段：“当飞机徐徐飞起，山城变得越来越小，嘉陵江成了一条线时，心中不免起了眷恋之情。人有时是很奇怪的，当你离开了一个地方时，会将这里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淡出，而在那一瞬间留下的只是美好的记忆。”
是的，把人生中美好的带走，将苦难统统忘记，这才是真正的生存智慧。
每一次的痛苦挫折都当成是一次成长，你可以旅途中枯萎，也可以再一次蛹化成蝶，变成新的自己，飞跃沧海。周璇不要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张爱玲《传奇》再版序里写道：“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而对大多数人而言，出名过早，就算得到了一时“痛快的快乐”，更多的时候也意味着要承担这种少年成名所带来的不适宜的重压。
1934年，十四岁的周璇参加了上海《大晚报》举办的“播音歌星竞选”活动，仅以微弱的票数差距落后于冠军白虹——当时的当红艺人。电台称赞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虽然名列第二，周璇却获得了“金嗓子”的称号。
对今人来说，老歌里除却《茉莉花》，怕是人人都会唱一段《夜上海》。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是她主演的电影《长相思》里的插曲，但这首歌却仿佛是一个特定的符号，标志着沪上说不尽的旖旎风情，依旧在今世流转。
她一生中所唱过的两百多首歌曲，仍有许多被人时时唱起。只是，唱歌的人那样多，却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作“金嗓子”。
周璇当年有多红？从影不到两年就拍了九部电影，歌坛中更是难寻比肩者。她每天要跑几家电台播音，十七岁就已经在香港、菲律宾等地巡回演出。
她在近二十年的演艺生涯中，一共拍摄了四十三部影片，十里洋场的留声机里到处都能听到她的歌声，大街小巷的报纸里总能见到她的玉照。
1945年，周璇在金都大戏院开演唱会，票价高达三百元，却是一票难求，一开售很快就销售一空。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三天演唱会共售四百万余元。
她主演的电影，无论是古装片还是时装片，每一部都叫座叫好。影片的拷贝抢手到东南亚一带的片商提着现金到上海来抢购。
白崇禧将军的儿子——文学家白先勇在他的《上海童年》一文中这样写道：“那时上海滩上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不会忘记：‘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回不了家……’大概是受了周璇这首《龙华的桃花》的影响，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1987年重返上海，游龙华时，特别注意了一下，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那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而1941年《上海日报》电影副刊发起第三届电影皇后的评选，周璇更是以最高票数当选。
按照她的儿子周民在《周璇日记》一书中的说法，周璇是常州一户苏姓人家的孩子，幼年时被舅舅拐卖至上海。但这种说法没有获得法律上的查证，因此她的身世依旧是谜。
六岁时，周璇被上海一户姓周的人家收养，起名周小红。养父周文鼎，在上海工部局做翻译，养母叶凤珠曾是一位粤剧演员。
被收养后，周家也家道中落。加上养父吸食鸦片，生活越发困苦。养父动起了周璇的主意，打算将她卖入青楼，这时候养母挺身而出保护了她。
和周璇相处过的人对她的一致评价是性情温和，天真内向，聪敏而忠厚。对于外出帮佣做工挣钱来供她读书和生活的养母，她一直心怀感激，成名以后也是一直和养母生活在一起。
大约是因为所受的苦痛太多，别人一点点的温暖都能叫她全心以报。在那个时代，即便是亲生的母亲，也不见得能给予女儿全身心的爱，更何况是一位养母？
但因为没得到过，便永远都是好的。所以，在潜意识中，她将人生所有的困厄和痛苦都归结为没有和父母在一起。那么，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便应该什么苦都没有了吧。
1941年，周璇为上海《万象》杂志撰写的文章《我为什么出走》中写道：“六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而她临终时心心念念的仍旧是：“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
“我是谁的孩子”是困扰周璇一生的心结。
对于父母的渴望，对于血缘、家庭的憧憬，几乎是她除了艺术以外唯一的支柱，也可以说是她人生悲剧的源头。
虽然被收养是不幸的，但是养父的儿子周履安却是她不幸童年里罕有的一点温暖，也是她走向荧屏的引路人。周璇能进入《马路天使》剧组，也是因为周履安的推荐。他是中国当时明星电影公司的当家小生。周璇天然去雕饰的表演，让“小红”成为她最经典的电影形象。后来哥哥因坠马离世，也给了她一个沉重的打击。
没有父母疼爱的童年，被寒冷和饥饿时时光顾的童年，动辄被养父打骂的童年，都是灰色的。唱歌是她唯一纾解的方式。
1931年的一天，周璇的歌声无意中被明月歌舞剧社的琴师章锦文听到了。在她的推荐下，周璇加入了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剧社。
明月歌舞剧社不是普通的草台歌舞班子，而是拥有着像王人美、黎莉莉、白虹、胡笳、聂耳、黎锦光等一大批明星和当时顶级的音乐人才的地方。
一个人能成功，除却天分，就只剩努力了。
周璇天生一副好嗓子，却没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在明月歌舞剧社里，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跟章锦文学习五线谱、弹钢琴，又跟来自北京的艺人严华学说普通话。
初进明月歌舞剧社，练琴也要论资排辈。往往是别人在练琴，她就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学习。等前辈练完琴，她才有机会去摸一摸钢琴。
清晨练声乐，中午弹钢琴，深夜背台词，她比任何人都努力。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她的音乐修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但能识五线谱、弹钢琴，而且也能说一口普通话了。
正如她所说：“歌唱根本没有秘诀，也没有门径。所主要的，不外乎和其他的各门艺术修养一样，只有不断地学习、长时间地锻炼罢了。”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一回她顶替台柱子白虹出演歌舞剧《特别快车》，博得了满堂彩。她将歌曲《民族之光》演绎得格外动人，因为其中一句歌词“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唱得尤其出彩，在社长黎锦晖的建议下，她改名为周璇。
会话式的自然发声的方法，将民族唱法通俗化，把嘴唇靠近话筒，嗓音从话筒中传出来格外柔和缠绵，娓娓动听。周璇可谓是流行歌曲的鼻祖。
随着演艺和歌唱事业的成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被大小报刊密切关注着。一点点的小事都能被无限放大，这是一个明星独享的瞩目，也是瞩目后的代价。
1943年的《新影坛》杂志曾这样评价过周璇：“她的私生活，一向是很严肃的。你可曾看见她独个儿在交际场所或游乐场中出现？除非有应酬，她总是难得外出的，这也是她值得为人称道的一点。”
可严肃为人，严谨生活，也禁不住捕风捉影的蜚短流长。本是平顺的爱情，却在聚光灯下变成坎途。
她刚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就受到了严华的特别照顾。如父如兄一样的严华不但热心地教她学习说普通话，还为她的前途机会尽心尽力。他利用人脉为她开拓演出机会，把她推荐给百代、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唱片。
明月歌舞剧社解散后，周璇不得不又要回到养父家中面对被虐待的生活，而为了她，严华放弃了自己的商业，在困难重重下办了新月社。
虽然不过一年新月社就因经营问题而解散了，但周璇却已经在歌坛立稳了脚跟。
严华年长她九岁，是她口里的“严华哥哥”。由感动到感激到爱恋，最后的结婚就那样水到渠成。
随着周璇事业的辉煌，他们的感情却在流言的袭击和性格的冲突下日渐冷却。1938年秋，周璇签约于上海国华影业公司，迎来了她的新一轮拍片高潮。
悬殊的收入，聚少离多的婚姻，报纸上捕风捉影的绯闻，都让这个大男子主义思想颇重的男人开始疑心重重。
他在经济上对她严防死守，虽然她一年拍片所得不下万元，却都要悉数上交，包中现金不超过五元。他对生活也极为苛刻，有时候亲友来访，连招待的点心都拿不出。家中收入丰足，却不肯请帮佣，一切大小杂事都由周璇养母打理。稍不顺心，他就公然对她辱骂责打。若她拍片归家稍晚，定然遭到严华的痛骂乃至殴打，非要让她认错才肯罢休。
谁都没料到聚光灯前眉弯眼笑的周璇，背后的婚姻生活却是如此千疮百孔。
她也不曾想过，爱情的尽头是这样遍体鳞伤。自杀未遂的她，痛定思痛，最终下定决心结束这段婚姻。
一个当红女明星的离婚是轰动的，蜚短流长、恶意渲染的报道给了她精神上极大的压力，使得她长久走不出婚姻的阴影。
也许曾经草率仓促地走进的婚姻，让她对结婚有一种惧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感情世界是空白的，直到遇到了上海“话剧皇帝”石挥。
工作上的接触，生活中的碰触，虽然心底早有爱的火花，但这段感情仍旧浮浮沉沉在各种报纸上的花边新闻里，不辨真假。直到1946年，周璇去香港拍片前，两人才最终剖白心事，匆匆订下婚约。
爱情是需要悉心栽培和浇灌的，而时间和空间虽然不是爱情的杀手，却可以是凌迟爱情的利刃。
两地遥望，她耳边传来的都是他的绯闻、他的不忠。而他那里，亦是如此。不断有别有用心者在其中挑拨离间，让对婚姻杯弓蛇影的她最终错失了这一段感情。
她后来发病清醒的间歇，看到石挥要结婚的消息，很难过。“当然我愿意他更能幸福……只有我自己对不起人家，没有别的话好说，永远回忆着，自己难过吧，活该！”
上海最大的绸布商的儿子朱怀德，以上海男人特有的温和周到待在在她身边，两人断断续续交往了近八年，也没有走进婚姻。
1951年在拍摄《和平鸽》时，因受到刺激，周璇精神病发作。而此时美术教师唐棣出现在她身边，一边用“爱情”迷惑她，一边将她的财产网罗一空。1952年，唐棣因诈骗罪和诱奸罪被判入狱，这又令周璇的病雪上加霜，不久她生下二儿子。
1957年，精神疾病即将康复的周璇，患上急性脑炎，一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了，年仅三十七岁。
都以为她为情所伤，实际上在感情问题上她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想得明白。
在婚姻中受了委屈，被不切实的报道中伤，她会挺身撰文为自己辩解，决不做窦娥。
十一岁开始踏入五光十色而复杂的演艺圈，并非靠一颗单纯的心撑起一场二十年的盛名不衰。
虽然年轻，她却并非没有智慧。眼见第一届电影皇后胡蝶的曲折、第二届电影皇后陈玉梅的胜之不武，在被票选为第三届电影皇后的时候，周璇对这一称号避之不及，登报声明严辞不受。
在1944年与上海《新影坛》记者的“二十一问”中，当被问到“给你影响最大的导演是谁”，她的回答是：“导演过我演戏的各位导演。”何等谦虚且智慧。
抗日战争时期她为表明不和日本人合作的态度，公开宣称退出演艺圈，很有民族大义。
她明白金钱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性，对金钱格外严谨重视。都说朱怀德骗了她的钱，可精明如她，如何会被男人骗？
1950年怀孕八个月的周璇从香港回到上海，随即登报和朱怀德脱离同居关系，果断而干脆，没有一丝拖泥带水。而孩子的父亲，她却闭口不提，丝毫不在意旁人怎么看。
她不曾败给任何人，而是败给了疾病和时代，还有解不开心结的推波助澜。回到上海后，周璇无法适应和融入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气氛，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
她少年成名，却为人谦卑爱学。虽然没上过什么学，却爱看书，尤其爱看人物传记。跟着家庭教师学习，后来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但唯独在对亲生父母的问题上，始终偏执。她一直不曾放弃寻找亲人，在她成名了以后，常有人冒充认亲。但在听到要验血的时候，都消失无踪了。她一次又一次在希望和失望中煎熬。
常年日夜无休地拍片、唱歌，严重透支了她的身体。失眠、神经衰弱一直如影随形，也为她日后的病发打下了伏笔。
她病发后，大儿子被赵丹、黄宗英收养，长大后却对周璇的话题敏感而排斥；二儿子周伟在父亲入狱后，辗转孤儿院和收养家庭间，可谓凄凉，到三十来岁还不知自己的身世，直到1983年才证实自己的身份。而兄弟间也并不和睦。
她毕生所追寻的“我是谁的孩子”的悲剧，再一次地发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大概是她始料未及且不愿意所见的吧。
在《周璇日记》一书的第一页上写着：“把人家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这句话，仿佛是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醍醐灌顶的反省和顿悟，依旧没能挽救她的焦虑和恐慌。终其一生，她都没能从这种桎梏中逃出生天。
到后来，她对从前的事情已经大都记不清了，偶尔沉渣泛起，也会让她头疼眩晕，仿佛是身体开启的自我保护。大约从前对她来说，苦楚多过甜蜜，刻骨铭心的都是锥心之痛，不如忘记。
但如果遗忘是最好的结局，为什么忘得不早一点？
如果打不开心结，不如去试着忘记，而不是将自己逼入死路，和自己困斗到底。
让别人的错误去惩罚别人，过一场有缺憾却心安理得的人生，也没什么不可以。孟小冬像男人一样思考，像女人一样生活
电影Gone girl（《消失的爱人》）中有一段台词：
尼克说：“我们在一起是不会快乐的，只会控制彼此，互相伤害、憎恨。”
艾米说：“但这就是婚姻。”
电影看完让人胸中发堵，对话听完叫人脊背生凉，不知道要吓坏多少正准备进入围城的年轻男女。
九十年前的孟小冬如若有机会听到这样的台词，不知道还会不会义无反顾地披上凤冠霞帔，满心欢喜地迈入缀玉轩的大门？
孟小冬有一个相当漂亮的鼻子，山根高耸，鼻梁挺直，很有一种女子少见的英气。
相学上把鼻子称为“审判宫”，是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和运势的重要依据。据说山根过高的女子往往极有主见，自尊心强且自律，所以事业容易有所成。但这种强硬又避免不了带来一种自我，不容易柔软处世。
虽然这种面相的说法不尽可信，但孟小冬却实实在在是个要强的女人。
1933年，孟小冬在天津《大公报》第一版上发布了一则《孟小冬紧要启事》，连着刊载了三日：“冬自幼习艺，谨守家规，虽未读书，略闻礼教，荡检之行，素所不齿……旋经人介绍，与梅兰芳结婚。冬当时年岁幼稚，世故不熟，一切皆听介绍人主持。名定兼祧，尽人皆知。乃兰芳含糊其事，于祧母去世之日，不能实践前言，致名分顿失保障。虽经友人劝导，本人辩论，兰芳概置不理，足见毫无情义可言。冬自叹身世苦恼，复遭打击，遂毅然与兰芳脱离家庭关系。是我负人，抑人负我，世间自有公论，不待冬之赘言。”
更有说法是，离开梅兰芳时，孟小冬丢下一句话：“今后我要唱戏，不会比你差，还是头牌；要嫁人，我要么不嫁，要嫁就嫁一个一跺脚就满城乱颤的！”
字里行间、言语内外皆是果决刚烈，字字掷地有声，透着一股子傲气和狠劲儿。
但大多数人想不到，两人刚分手的时候，她大病一场，几乎卧床不起。一时间万念俱灰，饭也不想吃了，戏也不想唱了。无意中看到了报纸上的蜚短流长，更是心痛难当。为逃避现实，她开始茹素念佛，以静自心。
和大多数失恋女人的反应，没什么两样。感情受挫时，逃避往往是最本能的反应。所不同的是：有人逃避一辈子，在自怨自艾中将青春蹉跎完毕，一事无成；而有人却能绝地反击，历练出更精彩的自己。
其实所谓念念不忘的，从来都是那时的自己。现在过得好，所以才会和过去相逢一笑；如果过得不好，恨才山高水长。
只要你愿意，所有岁月馈赠的磨难，都终将成就你人生的修行。
孟小冬190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梨园世家里，祖父孟福保是老徽班出身的武净武生，父亲孟鸿群和一众亲朋都是梨园中人。
八岁时，父亲小中风发作。病愈后身体大不如前，不能登台唱戏。一家人的生计陷于困顿。作为家中长女，迫于生计，孟小冬拜师开蒙，学唱老生。她声音洪亮不带雌音，很有天分。
九岁登台，一曲戏罢，彩声四起。十二岁起，孟小冬开始在戏班担角儿主唱，随着师父在江浙一带跑码头。半年内两下无锡，连唱了一百三十多场，渐渐有了名气。
1925年孟小冬入京，在前门外大栅栏三庆园演出《探母回令》。袁克文亲笔书写了“玉貌珠吭”的巨幅匾额一块，高悬在舞台一侧。孟小冬以《四郎探母》一炮而红。
彼时报纸评论：“扮相端庄，处处皆有神气……至于她的唱腔，简直美不胜收，嗓子越唱越亮，痛快淋漓，令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加之孙佐臣操琴，更是增色添辉。”
天子脚下，名伶如过江之鲫。想要出头，非要铆足力气拼尽全力不可。她白天黑夜地演出、赶场子，归班后还要和师父、琴师们研讨总结。
其时，孟小冬不过虚岁十八。唱戏，做最好的角儿，是她所有的人生目标。她生活并不讲究，演出、灌唱片攒下的钱买了一处宅子，把父母和三个弟妹都接到了北京。
1925年8月，北京电灯公司总办冯恕为给母亲庆贺八十大寿，办了一场盛大的堂会。这场堂会名伶云集，原定的大轴是梅兰芳和余叔岩的《四郎探母》，不料演出前余叔岩因病不能演出。一时寻不到替演，便有人推荐了孟小冬。
1913年京师警察厅曾发布过一道禁令，严禁男女同台合演。这一道禁令，直到1930年才作废。当然，这一禁令是不适用于为达官贵人贺寿的堂会中的。
十八岁的妙龄女郎扮演魁梧的伟丈夫杨延辉，仪表堂堂的美男子扮演妩媚英姿的铁镜公主——阴阳颠倒，倒凤颠鸾，只听起来便是引人入胜。
在梅党中坚人物、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的家里，梅兰芳和孟小冬第一次正式见面了。
此时，虽然孟小冬演过无数次的杨四郎，但平日里配戏的都是女伶，和男旦合作却是头一回。更何况对戏的是大师级的名旦梅兰芳。
试戏时，两人均是常服。吊嗓子排戏，孟小冬在梅兰芳和一众观戏的梅党面前落落大方，丝毫没有畏首畏尾之感。
对唱时她也毫不示弱，尺寸极快。琴师降了两个调，梅兰芳仍然嫌调门偏高，尺寸一快颇感吃力。他叫停演唱，请她稍慢些，跟她说戏：戏里的情形是“小夫妻的家常谈心”，不是争吵。
经这一磨合，两人对起戏来果然珠联璧合、精彩逼人。在座的梅党，从其中嗅出了别样的味道。此后，每逢堂会唱《四郎探母》，孟小冬都会被邀请共演。
1926年在财政总长王克敏的半百生日堂会上，有人提议让在座的孟小冬和梅兰芳合演一场《游龙戏凤》。
“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皇王同场，珠联璧合。”众人一闹，盛情难却，梅党也就顺从众意请两人出演。没想到两人二话不说，勾面化妆后便登场。
这一场生旦对戏，唱演并重。梅兰芳常演，而孟小冬虽然学过这出戏，却是从来没在台上演过，她的师父傅九祥也在台下为她捏了把汗。
孟小冬饰演的正德皇帝，长眉入鬓，风流洒脱；梅兰芳饰演的李凤姐娇俏怡人。嬉笑间、举手投足里皆是情意满满。没想到从来没排练过的两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默契，配合得天衣无缝。
众人看得喝彩声不断，当下起哄：天生一对的璧人，何不假戏真做凑成一段佳话？
粉丝的热情向来不可低估，前有戴笠对胡蝶不择手段的痴情；今可见风餐露宿日夜等在酒店外只为遥望一眼偶像的一众男生女生；看着“若曦”和“四爷”从步步惊心的旷世奇恋走出，在粉丝“在一起、在一起”的热情呐喊中，成就了花好月圆。粉丝的能力当真不容小觑。
有心者，便格外卖力。梅党中的要人、文人齐如山因对梅兰芳的二夫人福芝芳不满，极力想促成这段姻缘。福芝芳和梅党中人因利益问题各有纠缠，冯耿光眼见众人不断要求促成此事，便正式委托齐如山和李释堪上门说媒。
此时三十一岁的梅兰芳早有两房妻室。大夫人王明华十九岁嫁给梅兰芳，一心一意打理他的事业，是少年夫妻。她曾给梅兰芳生过一对儿女，为了专心照顾丈夫，贸然做了绝育手术。不料儿女相继夭折，此后她的身体日渐羸弱。梅家不能无后，1921年二夫人福芝芳进了梅家的大门。
梅兰芳幼时曾过继给伯父，因而身兼双祧，可以娶两个夫人。大夫人病入膏肓恐不久于人世，那么孟小冬嫁过去不是妾室，而是大夫人的替任，是和福芝芳平起平坐的“平妻”。
媒人是这样说的，她也是这样信的。
如今再回头看去，她少年就入世挣生计，这样闪烁其词的说辞，其中不堪推敲的漏洞怎么会看不出？还是心甘情愿地相信了，不过就是因为爱了。
那爱意，不管是对艺术前辈的仰望，抑或是一场场的以假成真，总之是爱了。不管是怎么样的名分，能成就百年好合，就是她心心念念的锦绣良缘。而完全没想过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爱情亦是如此。
1927年，在冯家二人举行了婚礼。婚礼很简单，没有惊动任何人。婚后两人在缀玉轩里开始了二人世界。她闭门不出，请了老师说戏练功、临帖练字。岁月无惊，静谧美好。
为什么爱情可以叫人勇往直前，哪怕明知道名分模糊，仍旧自欺欺人地和爱人在一起？
而后来，到底是什么耗尽了最初的勇气，将所有的爱锻打成一把锋利的刀，来了断和当初最想在一起的人的关系？
爱情和婚姻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当两个人之间还隔着越不过去的人世苍茫，那么努力扣在一起的手，得用多大的力气才不会松开？
短短几个月的甜蜜生活被一桩血案截断。案犯是狂热迷恋孟小冬的一个叫王惟琛（一说李志刚）的戏迷。因得知孟小冬嫁给梅兰芳，心中悲愤难平、妒火中烧，带着一把枪来到了梅家。本想枪杀梅兰芳的他，却错杀了梅兰芳的好友——《大陆晚报》的经理张汉举。军警将其击毙，又枭首示众了三日。一时间，这件事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
在面对着孟小冬时，同时浮现的是好友的命丧、舆论的影响以及对自身安全的考量。这一切都让他的热情迅速冷却。渐渐地，梅兰芳和孟小冬生疏起来。
1928年，孟小冬在《北洋画报》上无意中看到梅兰芳要带着福芝芳一同去天津演出的消息。而这也是自福芝芳嫁给梅兰芳七年以来，第一次夫妻共同出门。
早该预料到这样的场面，只是没料到这样的场面袭来的时候让人那样心痛。别人的成双成对落在眼中，成了无声的炫耀。
孟小冬愤然离开了缀玉轩，回到了娘家。看着愁眉紧锁的女儿，父亲说：“有什么不好办的，他能去天津唱戏，你为什么不能去唱？”
是的，为什么自己要放弃事业做一个日日盼郎归的怨妇？她不能无声无息老死在等待里。当初被他爱上的，是那个在戏台上耀眼的孟小冬，那么她如今也要做回当初的自己。
孟小冬要去天津演出的消息不胫而走，翘首以盼的戏迷奔走相告。和舞台一别两年，首演之日盛况空前。一连十日的演出，连日爆满。
天津《天风报》的编辑撰文大捧孟小冬：“奉天承运，统一环宇，当今冬皇，名震四海，光被九州岛。声容并茂，加恩德于万民。聪明天睿，传谭余之一脉。”从此，“冬皇”一称名扬海内。
做男装装扮的她，粉黛不施而自有一种动人之处，出入各种交际场合，受到各界赞誉。被问起和梅兰芳的关系，她闭口不提。演出结束返回北京后，孟小冬一直住在娘家。
大约没想到她无声的抗议会是以这样的形式，激烈而自尊。梅兰芳自天津回来后亲自登门，生生受了孟父的说教，最终将孟小冬接回了家。两人言归于好后，一起去广州、香港等地演出。而他们的出双入对，却是在福芝芳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丈夫的争夺和对自身地位的保卫战，在多妻的家庭中从来都未停止过。1930年，福芝芳以堕胎相威胁，梅兰芳将原计划陪伴他访美演出的孟小冬留在了家中，自己前往。
梅兰芳自美国归来，正赶上他的伯母过世。孟小冬循礼法前往守孝，却被福芝芳拦在门外。一声“孟小姐”，彻彻底底地将她拒之于梅家的门外。
如果这只不过是来自旁人的羞辱，那么梅兰芳不置可否的态度才真正是利刃，将她心底最后一丝温情斩断。
她知道在梅党中曾多次集会商讨抉择，想要替梅兰芳在两个人中间做出决断。冯耿光的理由简单又叫人“信服”:“孟小冬为人心高气傲，她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则随和大方，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与‘服侍人’相比，为梅郎一生幸福计，就不妨舍孟而留福。”
那些争风吃醋的手段，她也厌倦难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全世界都与之为敌的时候，如果他也不肯站在她的身边，那么留之何用？
既然你无情，那么我还何须去爱？她一转身，便是“从此萧郎是路人”。
哭过，痛过，最终能和你在一起的，只有自己。
1938年，经过四年诚心以求，老生泰斗余叔岩终于收孟小冬入门下学戏，这一年她三十一岁。
她全身心以赴，潜心钻研戏曲，得余叔岩“唱工得七分，做工五分，念白只得三分”的评价，而这已是余叔岩对门下弟子的最高的评价了。孟小冬终于攀登到了艺术的巅峰。
一场分手的背面，总有两个不同的故事。
1947年在杜月笙六十寿诞的堂会上，两人同时献唱，但却没再碰面。孟小冬演了两场《搜孤救孤》，梅兰芳在家听了两次电台转播。
这是她师从余叔岩后首次登台，是对多年艺术修炼交出的答卷，也是最后的绝唱。旧币五十万元一张的门票，被炒到五百万元一张，仍然是一票难求。买不到票的戏迷，为了聆听演出，只得购买无线电，更使得一些百货商店的无线电脱销。
1951年8月16日，孟小冬正式嫁给了杜月笙。重病在身的杜月笙坚持换上喜服，亲自给来宾敬酒，给她一个名分，使她在他百年之后，有一个可以分得财产的名分，可以生活下去的保障。
在嫁给杜月笙之前，他们实际上已经共同生活了多年。“天字第一号大戏迷”杜月笙早已对孟小冬心生爱慕。据说杜月笙对前来上海演出的梅兰芳处处为难，不准报馆报道，演出时喝倒彩、捣乱。在这样的高龄，追起女孩子的手段和毛头小伙无二。
纵然些许身不由己，也自有一份踏实的安心。
婚后，杜月笙的子女对她以“妈咪”相称。晚年在香港、台湾的时候，她始终不登台唱戏，连清唱都不肯，仿佛是对杜月笙伯牙绝琴的回报。
1967年，孟小冬到了台湾，靠着自己存下的钱和杜月笙的遗产平淡生活。她性情淡泊，对物质没什么要求，和杜月笙的几个孩子、儿媳也都相处融洽。每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孩子们去她那里打牌。
曾经那个看中名分的女子，最终带着“杜公馆五姨太”的名号走完一生，也许是她从未想到过的。然而，与其说她看中的是名分，不如说她看中的是相处中的那一份看重和尊重。谁给了她，她便全身以报。
我们在爱与伤害中千锤百炼、百炼成钢，最后给自己的心铸造起一个刀枪不入的外壳。但，请保有内心的柔软，那是在与厄运和不幸对抗而不被粉碎的最终武器。
你需要的也仅仅是这一个坚硬的壳，而不是连心一起变成顽石。壳是对抗世界的盔甲，柔软是即使被辜负，也不会丢盔弃甲、闭城不出的勇气和能力。
只要努力做更好的自己，总有最合适的人在前头等你。朱梅馥好女人的一生
梁实秋在文章里曾写过：“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住在隔壁便是个笑话。”
那么按着这个思路推导下去，如果一个诗人恰好和你同居一室，是你的另一半，该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远的，看看李白的妻子；近的，看看张幼仪；再近些的，比如顾城的妻子。
不仅诗人，各个领域里成就突出的男人，其实都可以归结成一类人：才子。
在中国，对一对夫妻最常见且算得上最崇高的赞美就是“郎才女貌”。
才子的形象在脑海里，总是差不多的：古代的，那就是儒冠羽衣，意态潇然，宽衣博带，飘飘欲仙；现代的才子，那都该是学贯中西，儒雅端正，谈吐不凡的。
才子们大多不受年龄或个人经历的影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而所谓“赤子”，也就是孩子，所以换言之，某些方面来说才子又多孩子气。
才子总叫人心生向往，但才子妇往往难为。
在外人眼中不食人间烟火的才子，在烟火人间，其实和平常的男子无二。他们把自己最光彩照人的一面呈现给世人，哪怕桀骜不驯、恃才傲物、孤僻乖张……再怎样的缺点，在才华横溢面前似乎都不值得一提。
然而如同英国一首很老的摇滚乐的歌名一样，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月之暗面》），月亮的背面是坑坑洼洼的环形山，也就是较大的陨石坑，一如才子们凹凸不平的个性，而这些却完完全全要靠才子妇来面对。
因工作关系，周围一圈的同事里，博士夫人占了大多数。博士们各有风采，虽然也许离“才子”的定义还有点距离，但在各自领域里也都算得其中翘楚。
连同我自己，作为“博士夫人”，凭着总结下来的经验，得出高知分子大都有一些共性。譬如生活能力几乎为零；在家庭和事业的天平上，家庭总是分量最轻的那一个；还有，大约就是风云莫测的情绪了。
所以一千多年前，李白就写过诗：“嫁与李白妇，何如太常妻。”而这首诗的前两句是：“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诗仙”李白，在微醺中写下不朽诗篇叫世人倾倒，而醉倒之后的烂摊子却无人会关心。
看过太多的名人传记，人无完人，往往在我们心中那些伟大而带着光环的人物，其实都有着普世的缺点。但那也并不妨碍他们身上的发光点，无须大惊小怪，也无须怀有偏见。
1966年9月2日，喧嚣的街市已然平静下来，窗外亮起一盏一盏的路灯。初秋的夜里，白日里残存的暑气渐渐在暮色里消散。
她像往常一样，将家里打扫完毕，然后交代要离开的保姆：明天少买点菜。关上门，坐到丈夫身边，宁静地看他写完人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们的遗书。
天快亮的时候，她等水放到温热，端到他的面前，静静地看他喝下毒药，像每一个伺候他吃饭的时刻。
当他渐渐无声，她给他摆正身体，整理好他的仪容，然后将已经准备好的床单做成的绳索，套在自己颈上。
这不是电视或小说的情节，而是翻译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在世间的最后一刻。
虽然“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这句话已经将耳朵磨出了老茧，但于大多数人来说，也不过是一句口号，是一种表明态度的煽情。
而她，在他生时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他赴死的时候也追随左右。只因为，他在阴间也需要她的照顾。
“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
他并非一直像她爱他一样地爱着她，他在爱情中迷过路，在生活里失过控。而她以海一样的宽阔胸怀，将所有的一切都包容下来。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爱成这样是丢失了尊严。收获的除了恨铁不成钢的叹息，就是不能理喻的唾弃。
然而，很多感情，旁人是无法理解的。譬如：失去了你，再多的尊严又有什么意义？
以为同生共死的情节往往都是在小说或者电影里，譬如《梁祝》，譬如《失乐园》，譬如《两小无猜》。
爱到极致，是愿意为了你去死，也能为你在苦痛里活。而现实是，活着的痛苦有时候甚于去死。“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所以明白死对你是一种解脱，那么我便随你而去。
年轻的时候，最怕的是说教，特别是来自长辈的说教。不管听着怎样有理，入耳前心中先有三分逆反。等到年岁渐长，才发现自己在现实中摔打而实践出的真知，原来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
如同年少时读《傅雷家书》，除却对傅雷先生在文学、艺术、音乐各方面造诣修养之深厚的惊叹，对那些为人处世、修身养性、事无巨细的父母心，却觉得老套隔离。
等到有些阅历再重读，便是另一重感受。那些弥足珍贵的道理，恨不得也浇灌给女子。
是的，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对《傅雷家书》的知晓度远比他翻译的巨著来得更高。而傅雷，除却这些教养孩子的书信，其实更是现代文学翻译史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一生翻译了四十三部文学名著，比如我们如今看到的中译版巴尔扎克、伏尔泰、罗曼·罗兰等文学巨匠的名著，都是翻译界的经典之作。
“虽然在傅雷的五百万言译著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傅雷不可能在文学上建树那样的煌煌丰碑。”叶永烈如是说。
傅雷四岁时，父亲为人所害蒙冤入狱，出狱后便抑郁而终。母亲为父奔走，被疏于照顾的弟妹相继夭折。二十四岁开始守寡的母亲将全身心都投入到傅雷身上，等待着他有朝一日学业有成、为父申冤。
日日抑郁而悲愤的母亲，对傅雷的督教极其严格，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因为逃学，母亲差点亲手将他溺死在水塘里；有一回他念书打盹儿被疼醒，原来是母亲在他肚子上滴上滚烫的蜡烛油，为的是给他驱走困意。
如同他所说：“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几近病态的严酷督促下，这样的童年，也自然是远离阳光的，也使得他性格复杂而多变，理性之外又有着偏激、易怒、愤世嫉俗。
他是母亲的全部，母亲也是他的全部，母亲给予的一切他都悉数收下。赴法留学前，傅雷和母亲为他挑选的妻子朱梅馥订婚。在母亲看来，温顺的侄女是“天生的伺候自己儿子的女人”。
虽然对傅雷母亲这种出于自私的出发点嗤之以鼻，却又不得不佩服她独到的眼光，朱梅馥真的是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傅雷。
这一年，朱梅馥十四岁。两人并非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陈旧婚姻，实际上傅雷对这位温婉漂亮的表妹也很有好感。
朱梅馥生于1913年阴历元月十五，因见院中腊梅盛开，父亲给她取名“梅福”。“朱梅馥”是傅雷给她改的名字。
她写得一手好字，弹得一手好钢琴，初中、高中都就读于教会学校。她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并不是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女子，而是为了爱，选择了家庭。
1927年傅雷赴法留学。浪漫的法国，连空气里都是浪漫的味道。离开母亲的管束，他仿佛跌到了一个新天地里。他身体里蕴藏的年轻的热情，在爱情的冲击下破土而出，瞬间茁壮。
傅雷和法国女孩玛德琳很快陷入火热的恋爱里。他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写信给朱梅馥要求解除婚约，不久却突然发现了玛德琳的不忠。失恋的痛苦加上他对母亲和表妹的愧疚之情，让他差点饮弹自尽。多亏好友刘海粟扣信未发，将他劝服。
1932年，相恋多年的傅雷与朱梅馥成婚。
他们的小儿子傅敏的妻子说朱梅馥“不单单是温柔的妻子、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她有菩萨心肠”，而傅敏形容母亲的爱，则是“包容浩荡”。
“包容”常人或多或少都有，可做成怎样，才称得上“浩荡”？
同所有才子的通病一样，傅雷的生活能力几乎为零。所有的家务都由她一手操持。洗衣做饭带孩子，她将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使他远离俗事纷扰。
大约是受童年的影响，傅雷有个出名的坏脾气，向来不懂得迂回委婉，待人待己都过于苛刻。十五岁之前，他的名字是叫“傅怒安”，取的是《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之意。其实这个名字更是他性格的写照。
刚正不阿的他，批评起人来常常不留情面，有一说一。“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
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在学术、艺术上他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
作为文学批评家，傅雷一生眼高于顶，很少对人高看一眼。有一次，傅雷称赞了杨绛的一篇译文，杨绛谦辞了一番，却引来他的发作：“杨绛，你知道吗？获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九一八事变后，美专的学子们都去参加抗日游行，傅雷坚持要他们游行结束后回校补课。有一晚他正在教授西方美术史，学生会上门临时召集学生开会，而傅雷坚持要上完课才让学生去，结果双方大打出手。
他对儿子更是管教严格。大儿子傅聪练琴时因偷看《水浒传》分心，傅雷觉察出异样便是一声暴吼。脾气上来时，顺手丢过的蚊香盘打破过傅聪的鼻子。给儿子讲解名著的时候，傅敏一个问题答不上来，就会被怒斥“滚出去”。他规定孩子的言行举止，方方面面都必须合规矩，不能有所逾越。
而朱梅馥是温柔的，看到孩子被打，虽然心疼难当，却坚持不在孩子面前和丈夫争吵，也不会背后在孩子面前编派丈夫的不是，为他维护一个父亲的尊严和权威。等傅雷的气过去了，她再两头规劝，各自安抚。
有一回傅雷兴致来了，和朋友打小牌。明明自己打不好，却发火怪妻子没当好参谋。等到怒火平息了，也知道自己没理，又去向她道歉请求原谅。朱梅馥也不计较，万事一笑而过。
她早上做家务，下午便成为他的“私人秘书”。她为他整理文稿，然后一笔一画誊抄下来，按序整理排放。就连写给孩子的信，她也都是先誊抄一遍作为资料留底，然后才给孩子寄去。
因为她知道他的一字一句，都是宝贵的财富，她明白其中的价值，所以做起来郑重又珍视。
她照顾到他的方方面面，无限体谅。容忍他莫名其妙出现的怒火，纵容他突然冒出的奇思异想，譬如半夜爬起来，打着手电陪他去花园里侍花弄草。他想听音乐，她就给他弹琴。将唱盘分门别类放好，并做了几百张卡片，让他能快速地找到想要的那一张。
如果说这些只是生活里的柴米油盐的打磨，那么在感情的问题上，她真是无限包容了他的一切。
傅雷在河南考察时，遇到了一位“汴梁姑娘”。这位有点像嘉宝又有些像安娜斯丹的女郎，是很有明星派的“娇艳的人儿”，让他一度着迷。
他给她写诗，和她谈人生、谈理想，他热情地讴歌她：“啊，汴梁姑娘，但愿你灵光永在，青春长驻！但愿你光焰恒新，欢欣不散！汴梁的姑娘，啊……汴梁的姑娘！”
如果说这只是情感上的一点微波，那么他后来的一段感情却是一场巨浪。沉浸在情海之中的人，自然不会在意在岸边的人的安危。
她面对着这场滔天巨浪，隐忍和放手都是剜骨之痛，她在反复地衡量着，是隐忍还是就此放手。
这位叫成家榴的女高音歌唱家，是香港女星萧芳芳的阿姨，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成家和的妹妹。
他的爱情总是来得猛烈而从不知回避。他们每天通信，信上是滚烫烫的话语。晚上伏案奋笔疾书，写的也都是献给女神的赞美诗。
朱梅馥每天打开门对她笑脸相迎，她看住孩子不去打扰他们的相处。捧上一杯香茶、布好一桌好饭，爱情之外的俗物都是她在操持。而他们在屋里弹着钢琴，唱着英文歌，谈艺术，说爱情。
当成家榴去了云南，失魂落魄的傅雷什么工作都无法进行。没了缪斯女神，没了灵感和激情。朱梅馥只得私下打电话给她：“快回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
果然，情人的归来让他犹如满血复活般燃起了工作的动力和高昂的情绪。
这不仅是一种残忍，更是一种对她的自我能力的强大的否定。是的，曾经的白玫瑰在流年里熬成了一粒白米饭，只和烟火有关；而红玫瑰却开得正旺，那才是属于灵魂的。
“那时你五岁，弟弟两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
“我对你爸爸的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疾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她并非软弱，而是在痛苦中衡量过自己的底线和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她太懂他。家庭、孩子、他的事业，这一切都排在了自尊的前头。那么与其在痛苦中抑郁或者争吵，不如坦然地面对。
没有人会忍心伤害这样一个温柔的女人，以爱的名义在婚姻外相爱，固然能说服当事人自己，却很难让人理所当然地长久享受爱情而罔顾良知。
后来成家榴离开了傅雷，待到年老时遇到傅聪，对他说：“你父亲是爱我的，可你妈妈人太好了，我不得不离开。”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样不动声色的隐忍，何尝不是在婚姻危机中一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道法自然的智慧？
1966年9月，在经过三天四夜的非人折磨和凌辱后，刚烈的傅雷选择离开这个世界。而她，什么样的苦都挨得过去的她，选择和他一起离开人世。因为担心踢翻凳落地发出的声音会打扰到楼下邻居的休息，她在凳子下面仔细地垫了棉胎。
大概，只有一种苦是她挨不过去的，那就是：你不在了，留我独活世间。
她不是月亮，可以阴晴不定，圆缺随性。她是一轮太阳，燃烧自己，只为温暖他人。
没有绝对安稳的人生，我们只能安稳地面对人生里的痛。
爱得极致，并非一定要生死相随，而是守住底线的相互体贴和包容。纵然是地狱，也可以以自己的美好，成就天堂。
很喜欢《圣经》中《歌林多前书》里的一段金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王映霞做自己的女神
怎样的分手才算是理智而漂亮的分手？
可以和平分手，“一别两欢，各生欢喜”；也可以“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尽吐胸中恶气，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如有“与君白黑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的宽宏大气，或者如越剧《蝴蝶梦》里所唱“该分手时当分手，留难住处莫强留……青山在绿水流，让你我只记缘来不记仇”的淡然，似乎更叫人称赞。
然而，每一场分手都有各自的缘由，那么怎么分手完全是各人的选择，只要无悔则好。
1933年3月5日，香港《大风》周年纪念特刊上，刊登了郁达夫的一组《毁家诗纪》。这一组文采斐然的旧体诗和其下的注释一经刊出，使得海内外为之轰动。
作者不仅自我揭露了家庭隐私，更是将妻子王映霞和一许姓官员的婚外“情事”摆到公众眼前。名人隐私、官员、桃色事件，足足的引人入胜的元素，使得这一期的特刊重印了四次依旧销售一空。当时各大报纸杂志，甚至日本当地的刊物也都纷纷转载。
而事件的女主角王映霞自然不肯默不发声，撰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也寄给了《大风》的编辑陆丹林，请他帮忙发表。
对于郁达夫对自己“不检点”的指责，她也猛烈回击，指出自己被郁达夫欺骗、引诱、逼迫。他是十足的“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和“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
这对曾被称赞为“富春江上神仙侣”和“湖边茅舍神仙眷”的夫妻，大约谁也不曾料到，夫妻一场，十多年的情分，会是以这样难看的结局收场。
仿佛让人想起1931年郁达夫所作《钓台题壁》中的那一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曾狂饮放歌、意气干云的狂士，不知道“情多”到底是“累”了他还是她。
他认识她之前是有妻的。郁达夫原配妻子叫孙荃，虽然对于这一桩旧式婚姻他并不满意，但妻子“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
孙荃为他生下四个孩子，也很得婆婆陆氏的喜爱。所以两人就算称不上十分恩爱，却仍有三分和美。
这种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注定要被婚姻以外的感情冲击。而家庭的稳固与否，全在各人的态度。
他们反抗和厌恶的，并不是这些同样被摆布的女人，而是那双摆布人的手。但人在和社会制度传统的斗争中，总是显得那样无力，它们是那样强大而坚不可摧。
所以，那个同样是被摆布的另一半，就成了他们的不平的出口，成为他们肆意批判和惩罚的对象：鲁迅的发妻朱安孤独终身，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被逼离婚。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穿着妻子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参加了好友孙百刚的酒宴。一位女郎让他“惊为天人”：鲜艳的大花纹旗袍，丰满妖娆的身段，“明眸如水，一泓秋波”，于清丽中透着娇艳。
王映霞是杭州人，本名金宝琴。由于生父早逝，她随着母亲居住在杭州名士外祖父王二南家中，改姓王，也因此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加之天生丽质，被誉为杭州第一美人。
有着“荸荠白”雅号的王映霞这一年不过十九岁，出身好、教养好、谈吐好、长相好，妥妥地成了他眼中的“女神”。从此后，他茶饭不思，对她发起了狂热的追求。
虽然对郁达夫的才气早有耳闻，也敬佩他的文采，但对于这位年长自己十二岁的有妇之夫和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的男人，她还是很谨慎的。面对他的追求，她从一开始便态度坚决地予以拒绝。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人的热情是不可估量的，更何况是被爱情击中的才子。
郁达夫一面马不停蹄、不舍昼夜地书写着爱情的书信，另一面动员所有的好友帮助他制造一切见面的机会。
他忐忑如情窦初开的少年，时而躁动，时而消沉，都只为她一个眼神、一句话。整日魂不守舍，日记里外全是她的身影。
而他们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想阻止这段感情，他们一边给王映霞介绍男友，一边以王映霞已经有婚约的借口来劝阻郁达夫断了这个念想。甚至有一回，朋友们还假冒王映霞的名字约他出来见面，让他在冷风中干等了大半天，只为冷却他的热情。
而这些艰难阻挠，非但没有浇灭他的热情，反而更高涨了爱情的火焰。
他曾追寻过她的脚步，在严寒的火车站苦等几个小时，也曾一路颠簸辗转几个城市寻找她的住址，只为期待一次偶遇。
他对她晓之以“情”:“我对于那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那而死。”“一切照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
动之以“理”:“我们应该生活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
有“诱惑”:“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
有“恐吓”:“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爱情，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被这样举世闻名的才子追求，加之对他才情的仰慕和一点少女难免的世俗虚荣之心，王映霞终于在他的爱情攻势下动心了。
1927年6月，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举行了订婚宴，次年在上海正式结婚。
女神终于走下神坛，走进了他的生活。
婚后，两人前往上海居住。开始的日子是拮据的，郁达夫还有一些外债。房屋是空荡荡的，又没有经济实力购买新家具，他们只好去租借，也仅仅租用些生活必需用品而已。
物质的匮乏并没有让她心生抱怨，对于婚姻和家庭，她以百分百的热情投入其中，用心经营。
从未操持过家事的她学会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她不喜欢借钱，更不愿意欠钱，想办法把他的外债都还清。
她放下贵族小姐的身段，开始学习自己做家务，学会提着菜篮子在拥挤的菜场里讨价还价，在烟气燎人的灶台面前洗手做羹汤。
“有情饮水饱，知足菜根香。”有爱情的时候，那些困难都微不足道。
他会把新写的文章拿给她一起分享，她家务有进步的时候，会得他一句俏皮的称赞。窘促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蛮有情趣。很快她便烧得一手好菜，还学会了他最爱的日本酱汤。
他身体虚弱有肺病，都靠她悉心照料。她特意托母亲从杭州带来七八斤重的旱地鸭子，一连给他吃了十几只，鸡汁、甲鱼更是每顿必备。
他爱买书，往往没有节制，她也总是能未雨绸缪，事先存下家用。为了家庭，她甚至亲自抛头露面，上门讨要版税。
她把家庭布置得温馨怡人，精打细算每一笔支出。她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却没有让自己沦落成黄脸婆，出门时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穿着讲究。以至于她和郁达夫一起的时候，曾被人误认为两人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和随从。
1933年，两人离开上海前往杭州生活。在杭州，郁达夫倾其所有，建造了“风雨茅庐”作为两人的居所。为了还债，他努力写文章挣钱，为他们的小家添砖加瓦。
对一个女人来说，“名士”“才子”“爱国作家”等这样的称号，在婚姻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和她生活的，不是那些，而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丈夫”。
当女神变成了人妻，“神”的光环褪去，也不过是个寻常女子。她要的是安全感，要的是她投入感情的回报。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婚姻便开始有了裂缝。
她的安全感来自一个名分。虽然和郁达夫订婚了，但是却是迟迟不见他和原配离婚，她便也将婚期一拖再拖。
而在他们订婚后不久，郁达夫在1927年9月在北新书局出版了《日记九种》，将对王映霞的追求和两人相处的种种细节公布于众，这一切她毫不知情。而他之前曾经答应过她，日记绝不在生前发表。
连接过几次吻这样隐秘私人的事情都被呈现于大众眼前，他们的恋情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这并非她所愿意的。
这种单方面的突然公布，让她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似乎是在宣布他的私有权，更像是借着众人之力，将她锁定在他身边，再无退路。
爱情沾染了世俗之尘，难免落入鸡毛蒜皮的窠臼。
郁达夫生性浪漫，爱呼朋唤友聚众对酌、痛饮狂歌，或青楼买醉，眠花宿柳，或醉倒在自家弄堂口的雪地里。她委屈心痛、牵肠挂肚，又担忧他的身体，他却毫不在意。约束得多了，他竟然动辄离家出走。
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孙荃曾声明宣告与郁达夫分居，但是终归没有正式离婚。在她的心里，她是很看重那一张婚书的分量的。生活得越久，对那个名分越是敏感。
而当她每每提起来，却让他越来越心烦。在他看来，有爱情就够了。
在郁达夫的诗里，他将她比作苏轼的妾室朝云，还以白居易自居，将她比作白居易的家妓樊素；在郁达夫母亲的寿诞上，婆婆索性以偏房待之，冷脸相对。
这些有意无意的轻视，在她的心中扎下了一根刺，时不时跳出来刺痛她。
1932年郁达夫再一次突然离家出走，若不是表姐相告，王映霞还不知道他回老家看望他母亲和前妻。虽然前妻对他恨意满怀，并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但在王映霞看来，这无疑还是一种欺骗。
一场争吵过后，在她的压力下，郁达夫写下了“版权赠与书”，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但实际上，物质的保障不过是对脆弱神经的一点补偿而已，作用有多大，她怎么会不心知肚明？
他们平静的生活也逐渐被慕名者络绎不绝的拜访打乱，婚丧嫁娶、满月寿诞，都会接到邀请，她疲于应付。
为了不失颜面，她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性格活泼外向的她，是天生的交际家。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她认识了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和戴笠，也因此给她招来了许多风言风语。
她成了社交明星，而他却是不希望女子太能干的旧式文人，其中的摩擦渐渐将婚姻割开一道道看似微小的伤口。等到再回头时候，赫然发现这段婚姻已经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
1937年，郁达夫受邀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南下福州，这也是为了家庭生计的考量。而王映霞和孩子则留在了杭州。
郁达夫为抗战四处奔走，使得两人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空间的距离让人怀念的同时，也让猜忌落入了肥沃的土壤。
郁达夫生性敏感多疑，这时候满天的流言袭来，他也未能招架住。于是无休止地争吵、怀疑，终将十年的夫妻之情消磨殆尽。
接着他又无意中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信，虽然她一再解释是为了促成许绍棣和孙多慈的婚事的正常往来书信，但他却一口咬定是她红杏出墙。
王映霞因此负气出走，住到了朋友曹秉哲夫妇家中。满腔怒火的郁达夫不仅在她的纱衫上用毛笔写上“下堂妾王氏嫁前之遗留品”，第二天又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后来经朋友做证王映霞的去向，又在郭沫若等的劝解下，王映霞才又回到了家中。
为了得到她的原谅，郁达夫又再次登报声明：“达夫因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王映霞女士，并全找寻启事，诬陷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带细软等等。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然而曾经的裂痕，不是几句甜言蜜语就能粘补牢靠的。更何况那谣言尘嚣直上，甚至当听说王映霞和许绍棣同居的消息，正在外地的郁达夫干脆发电报到王映霞那里求证。
她对他寻花问柳的癖好并未多加指责，他却一再地对她的忠贞产生怀疑，怎么能不叫她气恼？加之因为版权转让的问题，郁达夫对她偏见日深，认为她是看中金钱和权势的拜金女子。
王映霞赌气索性写信给他：“以后我是喜欢钱了，你记住，这方法又是你教我的！对你已无话可说，即此愿你多多听些人言！”
1938年，两人带着长子到了新加坡，而这次新加坡之行，之前她也并不知情。他一手操办好护照，便叫人接他们母子，完全没有商量，王映霞也对此心生不满。
作为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她喜欢社交，也想做些实事。《星洲日报》的妇女专栏本来想邀请她主持，却被郁达夫一口回绝，原因就是他不喜欢她抛头露面。
这种强烈的控制和占有欲，使得她最终对婚姻绝望了。虽然远离国内的人事纷争，但争吵并无止息。
直到郁达夫在《大风》纪念专号上发表《毁家诗纪》，两人终于走向了陌路。
且不说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真的出轨，单就这样的做法，也完全不是想要继续过日子的态度。
郭沫若后来在《论郁达夫》一文里的看法更公允些：“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
1940年，两人协议离婚，正式结束了十二年的婚姻生活。
大约于世人来说，最好的东西莫过于“得不到”和“已失去”。当看腻了的枕边人潇洒转身而去，才突然发现，原来她是那样好。
他又写诗：“愁听灯前儿辈说，阿娘真个几时归。”与其说是孩子在问母亲的归期，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想问。
但她离开了，便不再回头。
她的隐忍克制并没有消磨了她内心的筋骨，离婚启事也干净利落：“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这个生过五个孩子的女人，并没因为“弃妇”或社会上的流言蜚语而顾影自怜或自甘堕落。她飞往重庆，用仅有的钱做了旗袍、大衣，不管怎样，她都要漂亮地站到世人眼前。
在重庆，她拒绝了文化圈的工作，到保育院做了保育员，照顾战争中的孤儿。后来经人介绍，先去了军委会特检处工作，后又主动申请调到外交部。
凭借着自身的能力和出色的交际能力，她又成了社交界的宠儿。她不仅当上了时任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的干女儿，更得到了当时外交部部长王正延的有意提拔，请客吃饭总将她带在身边，也因此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钟贤道。
1942年4月4日，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结婚。这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不仅包容了她所有的过去，更给了她一个盛大而瞩目的婚礼。
婚礼轰动了整个重庆，道贺的花篮从礼堂一直排到大门外。当日贵客盈门，商界、政界、演艺界名流云集，连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前去拍摄了相片。
她找到一个真正将她捧在手中呵护的男人，也全心以报。他们育有三个儿女，家庭和睦，相互扶持一同走过四十年风雨。他们挨过最困难的日子，被抄家、被批判、被罚去弄堂扫地，儿女特意叮嘱要他们坚强，不要自杀。而她每次被拉去批斗后，他总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的。
在她暮年所作的自传中，她中肯地提起她的两段婚姻：一个给了她名气，而另一个给了她后半生的温暖。关于从前，所有的爱恨到最后都成了心头深深的怀念。
可以说，每个被丈夫看腻了的女子，都曾是别人的女神。而真正的女神，不只是外表上的美丽，更是心底的淡定从容。
是被褒扬时的不张扬，被贬低时的不惊慌，能在挫折里成熟。懂得世故却不势利，懂得付出也懂得放手，能够放手却懂得不放弃。
而无论做谁的女神，都不如做自己的女神。哪怕被生活揉捏得鼻青脸肿，也能扑上一层粉，然后再深吸一口气，微笑着披甲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