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月的第一天，我见到了地中海。
　　在阳光下，它闪耀着一种生动的、热烈的蓝色。
　　
　　“这不是普通的海。”我说，但它不普通在哪儿呢，我似乎又没法确切的说出来，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认为，这是从初中地理书中走出来的大海啊。
　　离开菲斯和舍夫沙万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见不到人。住在离德土安市区几十公里的郊外一个建在半山上的封闭小区，这个中产气息浓重的小区里，所有房子的阳台都正对着地中海。
　　夜晚躺在卧室里，隐隐能听到海潮起落，但如果凝神细听，又什么都没有了。
　　
　　入住时，房东大爷向我交代了一些基本事项和电器们的试用方法，但因为语言不通嘛，所以我也并没有完全搞懂他说了些什么——这直接导致后来我用洗衣机的时候崩溃了，一条裙子，竟然洗了三个小时，不管我摁哪个键它都不肯停下来。
　　这片区域大概是新开发不久，周围连一间商店也没有，最近的超市是十七公里之外的家乐福——虽然很大，但我们能选择的食材却并不多，只能买些意面、鸡蛋、番茄、洋葱之类的，零食区呢，除了巧克力就是薯片，叫人实在提不起胃口。
　　在那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里，我简直把一年份的意面都煮完了，每顿都是意面加煎鸡蛋，吃到后来简直怀疑人生，巧克力也不想碰，薯片还有了三大包——丢在客厅的茶几上，谁也没兴趣拆。
　　没有wifi，电视机里播的内容也看不懂——闷得人发疯，虽说我们需要休整几天，可这样与世隔绝和坐牢又有什么区别？
　　
　　终于，在一个下午，我提出“我们去海滩上转转吧”。
　　
　　友达开车，从小区去海滩的路况很好，都是新修的路，又宽又平坦，m’diq附近往来的车辆很少，我们出发的时候离日落还有一个多小时——听起来，一切都没什么问题。
　　事情是在一瞬间发生的：
　　从地图上看，离海滩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了，前面的红绿灯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灯————前面的车慢下来了——我们也该减速了——减速啊——我X，为什么不减速——为什么越来越快了——就要撞上了啊——“刹车失灵了”——什么？！
　　在我的大脑中，那几分钟的记忆是一片空白。
　　我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嘴里一直尖叫着“停啊！！快停车！我X——”
　　“哐当”一声——街边的一个指示牌应声倒地，发出的声响并不大可事在我们的耳中却是惊天动地一般。
　　车刹住时，友达已经彻底懵了，还是我先反应过来：“快下车看看！”
　　
　　下车一看，汽车的左前轮已经骑到了马路牙子上，轮胎完全瘪了，车头的漆也刮掉好大一块——万幸的是——车速够慢，没有撞到任何人，我们自己也没有受伤。
　　霎时之间，整条街的人都涌了过来，包围着我们俩和那辆该死的汽车，他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指指点点。我呆呆的看着他们，手指甲狠狠的掐在掌心里才勉强维持了镇定，可是……
　　接下来，该怎么办？
　　
　　很快，看热闹的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他没有穿制服，可是你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他是这件事情的负责人。
　　我上前一步，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向他解释：“先生，我们开得非常慢，没有超速，是车子出了问题……我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问题……撞倒的栏杆，我们会赔偿……”
　　不管我说什么，警官先生始终笑眯眯的，他拍拍我的肩膀：“Noproblem.”又指了指一个年轻人：“你们跟他去做个记录吧，”
　　“车呢？”我依然忐忑不安。
　　“Noproblem.”警官先生又重复了一遍。
　　
　　谁能想到，车祸现场的对面就是警局。
　　我们跟着那位年轻的警员过了个马路，就进了警官办公室。
　　
　　“法语？”警官先生问。
　　“不会。”我们摇摇头。
　　“西语？”他的表情像是跟我们对暗号似的。
　　“不会。”
　　“只会讲英语？”警官先生看起来有点儿头疼。
　　我们老老实实点点头：“是的，只会英语。”
　　
　　也没有难倒他，他出门转了一圈，从警局里抓了一个会讲英语的同事过来。他讲一句，同事帮忙翻译一句。
　　“我需要你们做个记录……嗯，护照带了吗……把护照复印一份……他带你们去……”他一边翻着材料一边对同事说：“你带他们去复印吧。”
　　他们的神情看起来轻松极了，好像在处理“冰箱里的西瓜到底是谁吃了”这种小问题，友达跟着警员同事去复印文件时，我就枯坐在警官的办公室里等着。
　　世界安静极了，好像只剩下我和警官先生，窗外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我悄悄抬起头来，满脸担忧的神情，正好撞上他的目光。
　　
　　“Miss，noproblem——”他又笑了。
　　警官先生永远也不知道他唯一会说的这句英语在那个特别的时刻给了我多大的宽慰。
　　那是个凉爽的傍晚，在我没有去得成的海滩上，餐厅的灯依次亮起，孩童们在海水里扑腾翻滚，大人们收起沙滩垫和浴巾，正要回家或是去享用晚餐。
　　夕阳落进地中海里，而我坐在警察局里。
　　
　　警员同事带着友达回来之后，只用了五分钟不到的时间便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了。
　　“在这里签个名，你们就可以走了。”
　　我们都惊呆了，什么？不用赔钱吗？栏杆怎么办——噢，那个，已经扶起来了呀——他们一脸懵懂的神情看着我们。
　　“走吧走吧，”警官先生的同事说：“在我们这里，这种事太常见了。”他们又露出了刚见面时的微笑：“我给你们叫了个修车工，他会帮你们换胎。”
　　我眼中一件天大的事儿，在警官先生嘴里云淡风轻的结束了。
　　
　　在警局门口等了半个小时，修车工终于出现了。我们跟着他回到撞车的地方，他只花了十多分钟就把瘪了的车胎卸下来，换上了备胎。
　　“你们看，这个胎的内侧，破了。”他把旧胎翻过来给我们看：“很危险啊。”
　　我和友达都没有说话，我们谁也不能确定车胎是什么时候被爆掉的——可能是撞上马路牙子的那一瞬间，但更大的可能是在菲斯到舍夫沙万的那一百多公里山路上。
　　
　　一直到修车工走了之后，很久，我的呼吸才渐渐恢复到正常的节奏。友达坐在路边，双目失神的望着马路上飞驰而过的汽车。
　　“我们可能是第一个走进这间警察局的中国人呢。”我说，但调侃在这个时候显得挺没意思的，我又沉默了下来。
　　“其实挺后怕的，”友达忽然说：“幸好是在城里，要是在山上爆胎……”
　　他没有说完，但我已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根本不敢想象如果发生在几天前，我们傻呵呵的开在山路上，平均海拔几百米，两旁时刻是悬崖。
　　好像有一条蛇爬上了我的背，冷汗大颗大颗的从额头滑落。
　　
　　我们沉默地望着路口那根重新立起来的指示牌，它看起来很普通，仿佛从来不曾被撞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