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分手才算是理智而漂亮的分手？
可以和平分手，“一别两欢，各生欢喜”；也可以“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尽吐胸中恶气，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如有“与君白黑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的宽宏大气，或者如越剧《蝴蝶梦》里所唱“该分手时当分手，留难住处莫强留……青山在绿水流，让你我只记缘来不记仇”的淡然，似乎更叫人称赞。
然而，每一场分手都有各自的缘由，那么怎么分手完全是各人的选择，只要无悔则好。
1933年3月5日，香港《大风》周年纪念特刊上，刊登了郁达夫的一组《毁家诗纪》。这一组文采斐然的旧体诗和其下的注释一经刊出，使得海内外为之轰动。
作者不仅自我揭露了家庭隐私，更是将妻子王映霞和一许姓官员的婚外“情事”摆到公众眼前。名人隐私、官员、桃色事件，足足的引人入胜的元素，使得这一期的特刊重印了四次依旧销售一空。当时各大报纸杂志，甚至日本当地的刊物也都纷纷转载。
而事件的女主角王映霞自然不肯默不发声，撰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两篇文章，也寄给了《大风》的编辑陆丹林，请他帮忙发表。
对于郁达夫对自己“不检点”的指责，她也猛烈回击，指出自己被郁达夫欺骗、引诱、逼迫。他是十足的“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和“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
这对曾被称赞为“富春江上神仙侣”和“湖边茅舍神仙眷”的夫妻，大约谁也不曾料到，夫妻一场，十多年的情分，会是以这样难看的结局收场。
仿佛让人想起1931年郁达夫所作《钓台题壁》中的那一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曾狂饮放歌、意气干云的狂士，不知道“情多”到底是“累”了他还是她。
他认识她之前是有妻的。郁达夫原配妻子叫孙荃，虽然对于这一桩旧式婚姻他并不满意，但妻子“裙布衣钗，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
孙荃为他生下四个孩子，也很得婆婆陆氏的喜爱。所以两人就算称不上十分恩爱，却仍有三分和美。
这种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注定要被婚姻以外的感情冲击。而家庭的稳固与否，全在各人的态度。
他们反抗和厌恶的，并不是这些同样被摆布的女人，而是那双摆布人的手。但人在和社会制度传统的斗争中，总是显得那样无力，它们是那样强大而坚不可摧。
所以，那个同样是被摆布的另一半，就成了他们的不平的出口，成为他们肆意批判和惩罚的对象：鲁迅的发妻朱安孤独终身，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被逼离婚。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穿着妻子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参加了好友孙百刚的酒宴。一位女郎让他“惊为天人”：鲜艳的大花纹旗袍，丰满妖娆的身段，“明眸如水，一泓秋波”，于清丽中透着娇艳。
王映霞是杭州人，本名金宝琴。由于生父早逝，她随着母亲居住在杭州名士外祖父王二南家中，改姓王，也因此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加之天生丽质，被誉为杭州第一美人。
有着“荸荠白”雅号的王映霞这一年不过十九岁，出身好、教养好、谈吐好、长相好，妥妥地成了他眼中的“女神”。从此后，他茶饭不思，对她发起了狂热的追求。
虽然对郁达夫的才气早有耳闻，也敬佩他的文采，但对于这位年长自己十二岁的有妇之夫和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的男人，她还是很谨慎的。面对他的追求，她从一开始便态度坚决地予以拒绝。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人的热情是不可估量的，更何况是被爱情击中的才子。
郁达夫一面马不停蹄、不舍昼夜地书写着爱情的书信，另一面动员所有的好友帮助他制造一切见面的机会。
他忐忑如情窦初开的少年，时而躁动，时而消沉，都只为她一个眼神、一句话。整日魂不守舍，日记里外全是她的身影。
而他们的朋友无一例外地都想阻止这段感情，他们一边给王映霞介绍男友，一边以王映霞已经有婚约的借口来劝阻郁达夫断了这个念想。甚至有一回，朋友们还假冒王映霞的名字约他出来见面，让他在冷风中干等了大半天，只为冷却他的热情。
而这些艰难阻挠，非但没有浇灭他的热情，反而更高涨了爱情的火焰。
他曾追寻过她的脚步，在严寒的火车站苦等几个小时，也曾一路颠簸辗转几个城市寻找她的住址，只为期待一次偶遇。
他对她晓之以“情”:“我对于那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那而死。”“一切照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
动之以“理”:“我们应该生活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
有“诱惑”:“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
有“恐吓”:“听说你对苕溪君的婚约将成，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爱情，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被这样举世闻名的才子追求，加之对他才情的仰慕和一点少女难免的世俗虚荣之心，王映霞终于在他的爱情攻势下动心了。
1927年6月，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举行了订婚宴，次年在上海正式结婚。
女神终于走下神坛，走进了他的生活。
婚后，两人前往上海居住。开始的日子是拮据的，郁达夫还有一些外债。房屋是空荡荡的，又没有经济实力购买新家具，他们只好去租借，也仅仅租用些生活必需用品而已。
物质的匮乏并没有让她心生抱怨，对于婚姻和家庭，她以百分百的热情投入其中，用心经营。
从未操持过家事的她学会精打细算、开源节流。她不喜欢借钱，更不愿意欠钱，想办法把他的外债都还清。
她放下贵族小姐的身段，开始学习自己做家务，学会提着菜篮子在拥挤的菜场里讨价还价，在烟气燎人的灶台面前洗手做羹汤。
“有情饮水饱，知足菜根香。”有爱情的时候，那些困难都微不足道。
他会把新写的文章拿给她一起分享，她家务有进步的时候，会得他一句俏皮的称赞。窘促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蛮有情趣。很快她便烧得一手好菜，还学会了他最爱的日本酱汤。
他身体虚弱有肺病，都靠她悉心照料。她特意托母亲从杭州带来七八斤重的旱地鸭子，一连给他吃了十几只，鸡汁、甲鱼更是每顿必备。
他爱买书，往往没有节制，她也总是能未雨绸缪，事先存下家用。为了家庭，她甚至亲自抛头露面，上门讨要版税。
她把家庭布置得温馨怡人，精打细算每一笔支出。她为他生了五个孩子，却没有让自己沦落成黄脸婆，出门时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穿着讲究。以至于她和郁达夫一起的时候，曾被人误认为两人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和随从。
1933年，两人离开上海前往杭州生活。在杭州，郁达夫倾其所有，建造了“风雨茅庐”作为两人的居所。为了还债，他努力写文章挣钱，为他们的小家添砖加瓦。
对一个女人来说，“名士”“才子”“爱国作家”等这样的称号，在婚姻生活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和她生活的，不是那些，而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丈夫”。
当女神变成了人妻，“神”的光环褪去，也不过是个寻常女子。她要的是安全感，要的是她投入感情的回报。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婚姻便开始有了裂缝。
她的安全感来自一个名分。虽然和郁达夫订婚了，但是却是迟迟不见他和原配离婚，她便也将婚期一拖再拖。
而在他们订婚后不久，郁达夫在1927年9月在北新书局出版了《日记九种》，将对王映霞的追求和两人相处的种种细节公布于众，这一切她毫不知情。而他之前曾经答应过她，日记绝不在生前发表。
连接过几次吻这样隐秘私人的事情都被呈现于大众眼前，他们的恋情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这并非她所愿意的。
这种单方面的突然公布，让她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似乎是在宣布他的私有权，更像是借着众人之力，将她锁定在他身边，再无退路。
爱情沾染了世俗之尘，难免落入鸡毛蒜皮的窠臼。
郁达夫生性浪漫，爱呼朋唤友聚众对酌、痛饮狂歌，或青楼买醉，眠花宿柳，或醉倒在自家弄堂口的雪地里。她委屈心痛、牵肠挂肚，又担忧他的身体，他却毫不在意。约束得多了，他竟然动辄离家出走。
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孙荃曾声明宣告与郁达夫分居，但是终归没有正式离婚。在她的心里，她是很看重那一张婚书的分量的。生活得越久，对那个名分越是敏感。
而当她每每提起来，却让他越来越心烦。在他看来，有爱情就够了。
在郁达夫的诗里，他将她比作苏轼的妾室朝云，还以白居易自居，将她比作白居易的家妓樊素；在郁达夫母亲的寿诞上，婆婆索性以偏房待之，冷脸相对。
这些有意无意的轻视，在她的心中扎下了一根刺，时不时跳出来刺痛她。
1932年郁达夫再一次突然离家出走，若不是表姐相告，王映霞还不知道他回老家看望他母亲和前妻。虽然前妻对他恨意满怀，并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但在王映霞看来，这无疑还是一种欺骗。
一场争吵过后，在她的压力下，郁达夫写下了“版权赠与书”，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但实际上，物质的保障不过是对脆弱神经的一点补偿而已，作用有多大，她怎么会不心知肚明？
他们平静的生活也逐渐被慕名者络绎不绝的拜访打乱，婚丧嫁娶、满月寿诞，都会接到邀请，她疲于应付。
为了不失颜面，她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性格活泼外向的她，是天生的交际家。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她认识了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和戴笠，也因此给她招来了许多风言风语。
她成了社交明星，而他却是不希望女子太能干的旧式文人，其中的摩擦渐渐将婚姻割开一道道看似微小的伤口。等到再回头时候，赫然发现这段婚姻已经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了。
1937年，郁达夫受邀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南下福州，这也是为了家庭生计的考量。而王映霞和孩子则留在了杭州。
郁达夫为抗战四处奔走，使得两人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空间的距离让人怀念的同时，也让猜忌落入了肥沃的土壤。
郁达夫生性敏感多疑，这时候满天的流言袭来，他也未能招架住。于是无休止地争吵、怀疑，终将十年的夫妻之情消磨殆尽。
接着他又无意中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信，虽然她一再解释是为了促成许绍棣和孙多慈的婚事的正常往来书信，但他却一口咬定是她红杏出墙。
王映霞因此负气出走，住到了朋友曹秉哲夫妇家中。满腔怒火的郁达夫不仅在她的纱衫上用毛笔写上“下堂妾王氏嫁前之遗留品”，第二天又在《大公报》上刊登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后来经朋友做证王映霞的去向，又在郭沫若等的劝解下，王映霞才又回到了家中。
为了得到她的原谅，郁达夫又再次登报声明：“达夫因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王映霞女士，并全找寻启事，诬陷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带细软等等。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然而曾经的裂痕，不是几句甜言蜜语就能粘补牢靠的。更何况那谣言尘嚣直上，甚至当听说王映霞和许绍棣同居的消息，正在外地的郁达夫干脆发电报到王映霞那里求证。
她对他寻花问柳的癖好并未多加指责，他却一再地对她的忠贞产生怀疑，怎么能不叫她气恼？加之因为版权转让的问题，郁达夫对她偏见日深，认为她是看中金钱和权势的拜金女子。
王映霞赌气索性写信给他：“以后我是喜欢钱了，你记住，这方法又是你教我的！对你已无话可说，即此愿你多多听些人言！”
1938年，两人带着长子到了新加坡，而这次新加坡之行，之前她也并不知情。他一手操办好护照，便叫人接他们母子，完全没有商量，王映霞也对此心生不满。
作为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她喜欢社交，也想做些实事。《星洲日报》的妇女专栏本来想邀请她主持，却被郁达夫一口回绝，原因就是他不喜欢她抛头露面。
这种强烈的控制和占有欲，使得她最终对婚姻绝望了。虽然远离国内的人事纷争，但争吵并无止息。
直到郁达夫在《大风》纪念专号上发表《毁家诗纪》，两人终于走向了陌路。
且不说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她真的出轨，单就这样的做法，也完全不是想要继续过日子的态度。
郭沫若后来在《论郁达夫》一文里的看法更公允些：“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
1940年，两人协议离婚，正式结束了十二年的婚姻生活。
大约于世人来说，最好的东西莫过于“得不到”和“已失去”。当看腻了的枕边人潇洒转身而去，才突然发现，原来她是那样好。
他又写诗：“愁听灯前儿辈说，阿娘真个几时归。”与其说是孩子在问母亲的归期，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想问。
但她离开了，便不再回头。
她的隐忍克制并没有消磨了她内心的筋骨，离婚启事也干净利落：“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这个生过五个孩子的女人，并没因为“弃妇”或社会上的流言蜚语而顾影自怜或自甘堕落。她飞往重庆，用仅有的钱做了旗袍、大衣，不管怎样，她都要漂亮地站到世人眼前。
在重庆，她拒绝了文化圈的工作，到保育院做了保育员，照顾战争中的孤儿。后来经人介绍，先去了军委会特检处工作，后又主动申请调到外交部。
凭借着自身的能力和出色的交际能力，她又成了社交界的宠儿。她不仅当上了时任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的干女儿，更得到了当时外交部部长王正延的有意提拔，请客吃饭总将她带在身边，也因此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钟贤道。
1942年4月4日，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结婚。这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不仅包容了她所有的过去，更给了她一个盛大而瞩目的婚礼。
婚礼轰动了整个重庆，道贺的花篮从礼堂一直排到大门外。当日贵客盈门，商界、政界、演艺界名流云集，连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前去拍摄了相片。
她找到一个真正将她捧在手中呵护的男人，也全心以报。他们育有三个儿女，家庭和睦，相互扶持一同走过四十年风雨。他们挨过最困难的日子，被抄家、被批判、被罚去弄堂扫地，儿女特意叮嘱要他们坚强，不要自杀。而她每次被拉去批斗后，他总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的。
在她暮年所作的自传中，她中肯地提起她的两段婚姻：一个给了她名气，而另一个给了她后半生的温暖。关于从前，所有的爱恨到最后都成了心头深深的怀念。
可以说，每个被丈夫看腻了的女子，都曾是别人的女神。而真正的女神，不只是外表上的美丽，更是心底的淡定从容。
是被褒扬时的不张扬，被贬低时的不惊慌，能在挫折里成熟。懂得世故却不势利，懂得付出也懂得放手，能够放手却懂得不放弃。
而无论做谁的女神，都不如做自己的女神。哪怕被生活揉捏得鼻青脸肿，也能扑上一层粉，然后再深吸一口气，微笑着披甲上阵。盛爱颐错过不是过错
王家卫有一个不怎么出名的英文电影《蓝莓之夜》（My Blueberry Nights），一贯的迷离的光影，割裂的时空，疏离而黏腻的爱情，慢悠悠的节奏。剧情已经不怎么记得了，只是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台词
One is always on a strange road, watching strange scenery and listening to strange music. Then one day, you will find that the things you try hard to forget are already gone.
一个人总是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曲。然后在某一天，你会发现，那些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其实早已经在不经意里忘记了。
其实很多时候，那些所谓永生不能忘记的，不过是自己的执着，而并非是记忆中的那个人、那些事。那么，苦苦地记忆，往往都是自己和自己的战斗、自己对自己的为难。
原谅他人，就是原谅从前，也就是对自己的网开一面。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豪门故事。盛家，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豪门，家长盛宣怀被称为晚清“天下第一官商”，曾和他并驾齐驱并最终被他斗垮的另一位是红顶商人胡雪岩。
盛宣怀跟随李鸿章从幕府文书一步一步做到了大清国邮传部尚书，晋封宫保，几乎控制和垄断了晚清主要的企业。在这期间，自然也创造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他所置下的产业不计其数，苏州四大古典园林之一的留园，就曾是盛家的产业。
业大，自然家大。盛宣怀前后娶过两位夫人、五房妾室，一共十六个子女，是个“红楼梦式的家族”。续弦庄夫人——庄德华是位“贾母”式的人物，她是常州望族“世代书香，簪缨传家”的庄家的千金小姐。
精明过人、见多识广、善于理财治家的庄夫人，虽足不出户，大小事务都能心中亮如明镜、了如指掌，是个很强势的女子。
在经商、仕途上，庄夫人都能给丈夫以强大的助力。辛亥革命后，虽然民国政府没收了盛宣怀不少财产，实业虽然没了，但股票、房地产还在。盛宣怀去世时，遗产有一千三百多万两之巨。硕大的家族全靠庄夫人一手打点，这样精明强势的女子，自然对子女的婚姻也诸多掌控。
庄夫人生了三个孩子，除了一位夭折，儿子盛恩颐排行老四，风流倜傥，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花花公子。女儿盛爱颐自小跟在庄夫人身边，家教渊源，耳濡目染，也是一副玲珑心肠。因为排行老七，随着母亲出入社交场合，便以“盛七”名闻上海滩。
故事从1917年开始。这一年，故事的男主角宋子文学成归国。他曾在哈佛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后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且在纽约花旗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
因为宋蔼龄曾做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所以经由大姐介绍，宋子文进入了盛家的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担任盛家四少的秘书。
盛四少爷有着典型的豪门公子哥做派，晚上交际应酬繁多，几乎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每每宋子文早上去盛家汇报的时候，他都还在睡觉，并且常常要睡到中午才起床。
而在盛家等候的宋子文，便渐渐和盛家上上下下都相熟了。彼时盛七小姐不过十七八岁，正是青春少艾满怀诗意的年纪。
仪表堂堂的宋子文，年长盛爱颐六岁，正是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他言谈得体，举手投足间体现着良好的教养，不仅深得盛家上下喜爱，也打动了盛爱颐的心。
那是他们最美好的年华，洋楼前、花厅里，谈音乐、说异域风情，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他风趣而健谈，总能说出很多她从没听过的事情。看向他的眼神，景仰里渐渐盈满了爱慕。
坠入爱河的人的目光是藏不住秘密的。对于宋子文这个人，庄夫人并无不满。但管家打听了宋家的家境，回来一禀报，庄夫人却皱起了眉头来。
现在我们知道宋家是怎样一个不平凡的家族，这个被视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在那时候，不过才刚刚开始崛起而已。
宋子文的父亲宋嘉树早年在美国学徒经商，后来回上海做传教士。在传教之余，经营实业。母亲倪桂珍，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人，是受过新教育的女性。
这时候宋嘉树已经过世，家资不过小康。宋霭龄虽然嫁给了孔子的七十五世孙孔祥熙，但那时候他们也才亡命日本归来，一边办学一边经商。宋庆龄和孙中山依旧在为革命奔走，而宋美龄此时正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做英语教师。
再看看盛家的姻亲：儿子盛恩颐的妻子是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大女儿孙用慧；孙家的七小姐孙用蕃，就是张爱玲的后母；盛家老五娶的是苏州豪绅家的女儿，老七娶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清末著名重臣、外交家吕海寰家的小姐。
几位小姐更是嫁得非富即贵：四小姐的丈夫是台湾第三任巡抚邵友濂家的二公子；五小姐嫁给企业家、银行家林熊征，他一度是台湾首富；六小姐的丈夫是南浔首富刘镛的孙子；八小姐的丈夫的外祖父是近代中国扬州最大的盐商、金融家、上海地产大亨，号称中华民国初期的首富周扶九。
“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宋嘉树在常州传教的时候曾背着手风琴边走边唱，传播福音。管家如是说。
这样一对比，宋子文不能成为庄夫人心中乘龙快婿的人选，也情有可原。她怎么会想到宋家未来会有只手遮天的一日？怎么会想到盛家老七还要靠着孔祥熙夫妇的提携升官发财呢？
这个见过大风大浪也尝过世态炎凉的庄夫人，心下的计较只有一个：将这朵爱情之花消灭在盛开之前。于是庄夫人知会儿子，让他把宋子文调任到武汉汉阳铁厂当会计科科长。
被父母拆散爱情，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抛开一部分真正自私偏执的父母不谈，大部分的长辈不过是从自身的阅历出发，试图为子女做出一个更为合适的选择。
虽然，那样的选择是那时候的他们所不想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勇气做出反抗，那么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坦然面对。
宋子文如此聪明的一个人，自然明白庄夫人的用意。不久他又回到上海，可这个时候想再见到盛爱颐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正值血气方刚的宋子文并没有被庄夫人的阻挠而吓退，反而越挫越勇，继续锲而不舍地展开对盛七小姐的追求。他曾将盛爱颐的座驾堵在路中，只为和她说上几句话。
她也是爱他的，却在爱情和亲情间左右为难，不想违抗母亲的意愿，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爱情。只能在这种胶着里，体味着爱情的滋味。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电传宋子文赴广州共事。在离开前，宋子文劝盛爱颐和他一同离开。
受着传统教育长大的盛爱颐，太懂得“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道理了。正常的婚嫁道路已然没有了希望，难道放弃一切跟着一个男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吗？革命是一场赌注，拼上的不仅是爱情，也许是前途和生命。
这需要怎样大的勇气和力量！除却亲情和物质的考虑，她还要面对道德伦理的拷问。
经过再三考虑，盛爱颐送了一把金叶子给宋子文，告诉他：“我等你回来。”
虽然是说等你回来，但在他那里却无异于是一种拒绝。他爱的人没有和他一样豁出去的勇气。那时的失望和痛苦，只有他自己明白。只是男子在经历这种痛苦的时候，大多时候是沉默无声的。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她是真的在等。这一等就是许多年。
这些年里，他过得忙碌而丰盛：在广州中央银行做副行长，为孙中山治丧，做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商务厅厅长、盐务稽核经理，迁都……
而她的所有生活，只剩下两个字：“等待”。可等到的却是他结婚的消息。
1928年，宋子文迎娶了九江营造厂老板张谋之的女儿张乐怡。而年前庄夫人已经因病去世，他若有心，和盛爱颐不是不能在一起的，那么原因就是他变了心。
怎么不痛苦？她早已经不是十七八岁的少女了，一辈子就这一段感情，从少女一直等到了“剩女”。她一病不起。
失恋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别人的心已经走远了，而你的心却还在原地。悔恨、痛恨，也许是恨母亲，也许是恨曾经爱过的人。
她的教养和自尊，让她注定不会成为《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利夫，能在隐忍中将恨意凝成平静无波的疯狂和戾气，十年磨一剑，等待一朝出鞘，见血封喉。
她没有，她将被辜负的哀痛，掰开来揉碎了，化整为零地按压进来日方长的岁月里，日日夜夜，分分秒秒。
庄夫人的离世，让盛家也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胞兄盛恩颐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将由庄夫人早已归入慈善基金的那部分资产，由盛家的三个儿子和两房孙子平分。
整个世界能和自己一直在一起的，原来只有自己。她曾经没有为爱情争取过，那么如果再不为自己争取，她还能剩下什么呢？在那些细水长流的日子里，她早已经成长。
一纸诉状，盛爱颐将兄弟侄子告上法庭。虽然民国政府在法律条文上有明文规定，女子有继承权。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个女子因此受惠。
而盛爱颐的这一场官司，便超脱了一个家族的利益纷争问题，成为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因此格外引人瞩目。最终盛爱颐胜诉，取得了应有的遗产。
而实际上，和自己的兄长打官司，这并非唯一一次。盛爱颐曾为了家中女佣的利益，站到法庭上为她们争取利益，这也是中国近代女佣史上绝无仅有的。她不仅学会为自己争，也以自己之力帮助他人去争取。
曾在一本很老的书里看到这样的话：“If you want something very, very badly, let it go free. If it comes back to you, it's yours forever.If it doesn't, it was never yours to begin with.”如果你很爱某样东西，就放它自由。如果它回到你身边，它就永远属于你。如果它没有回来，那就注定它根本不属于你。
东西是如此，爱情也是如此。不偏执，不强求，错过的，就让它过去。
一辈子那样长，有时风，有时雨，有时阳光灿烂暴晒，有时暴雪中蹒跚，但带着一颗豁达的心上路，你所看到的便都是风景，而不是心烦的天气。
三十二岁的时候，盛爱颐终于出嫁了，丈夫是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这是怎样的婚姻，我们不得而知。大约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客气，也能算得上另一种圆满。她的生命里终于将“等待别人”割离出去，而剩下的却是更丰盛的自己。
20世纪20年代末，原上海静安寺路戈登路兼营舞厅的大华饭店歇业，整个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西区，缺少一个与之匹配的娱乐场所。
1932年，盛爱颐以她独特的商业眼光用官司赢得的五十万大洋，建造了一座美式建筑风格的六层大楼。这个名为Paramount的舞厅，原意是“高级的、最重要的”，取谐音名为“百乐门”，也昭示着它非比寻常的档次。
时任国民政府的上海市市长亲自出席开张典礼。百乐门见证了上海的繁华，名噪一时的人们都曾在这里出入：陈纳德、陈香梅的婚礼在此举行，宋美龄、张学良、陆小曼、杜月笙都是这里的常客。它已经成了上海上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唐璜》里说：“一切悲剧皆因死亡而结束，一切喜剧皆为婚姻而告终。”那么这样说来，没有走入婚姻的人，凭着曾有的亏欠，是不是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毕生怀念？
他对她应该有愧意，但没说出口的对不起，有什么意义？心里说再多次，也传不到她的耳里。而在她那里，只剩下一败涂地的恨意。
或许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抗战胜利后，盛家的兄妹再次在上海团聚，盛爱颐的五哥便张罗了一次聚会。当她走进兄长的花园的时候，没料到宋子文也在场。
他一派从容，位居高位的他此时有了一种内敛的睥睨世间的风度，言笑晏晏，对待她像一个老朋友。
然而她却甩下一句：“我的丈夫还在等我呢！”绝尘而去。
青春早已不在，感情也被岁月荡涤得所剩无几。握手言和还有什么意义，不如留点自我。
其实心中何尝不是害怕，怕他太当她是个普通朋友，怕他原来没有爱过。所以当她的侄子被投入监狱，盛家兄妹齐齐来央告盛爱颐出面请宋子文帮忙时，她一再拒绝。
那时，他是声名显赫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而她不过是个小康之家的太太。这样的身份云泥之别，仿佛是回到了从前，只是互换了位置。心高气傲的盛爱颐，怎么会去主动求他？
兄长家嫂一再恳求，侄子媳妇在她面前长跪不起，难道真的眼睁睁看侄子送死吗？拨出电话时的心是忐忑的，然而她没料到宋子文一口应允。第二天，侄子便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大约是要长舒一口气，心底所有的一切这一刻都放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宋子文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定居，盛爱颐留在了中国。
经历过人世繁华，也体验过水深火热：丈夫被打成“反革命”，财产没收，儿女下放，她被赶到汽车间居住，而整栋楼的化粪池口竟然在这个汽车间里……但她以那颗淡泊从容的心，静看风雨，虽受折磨仍不改风度。养花种草写字。晚年的她，每当收到亲友从海外寄来的雪茄时，就斜倚门前，一边抽雪茄，一边看路上的行人。
也许，在某个瞬间，那缓缓升腾的云烟深处，会有惊鸿一瞥，望见曾经的自己和爱过的那个人。
有的人注定是会向前，义无反顾，不会回头。而爱情却有一种原地踏步的惰性，似乎只要哪儿都不去，就依旧能等到从前的你。其实，最后都不过是在骗自己。
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把钥匙，你可以选择继续锁住你的心，也可以选择打开门让阳光进来。
我们在世界里摸爬滚打，现实似乎只教给了我们怎样坚强。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学会的，不过是一点柔软、一场痛哭哀伤。
让你流过的泪不仅代表难过，还可以将眼睛冲洗明亮，看到更好的风景。江冬秀进退之间的为妻之道
先生有位朋友Z，常常在各种场合抱怨他的妻子，比如性格暴躁啦，心胸狭窄小肚鸡肠啦，婆媳关系不和啦，对他诸多人身限制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Z先生算是事业小成之人士，再观其妻，其貌不扬，心宽体胖。倘若日子过得如此不堪，两人走到离婚，似乎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但现实却十足十地叫人意外。
Z先生的妻子突然患病，卧床了近一年。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久病床前更难有长久的爱情，更何况是已经“没有爱情”的夫妻。
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Z先生非但没有和妻子离婚，也没有将妻子送到外头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而是为妻子请来了最好的看护。平时下班回家，也都是他亲自照顾妻子，做理疗、推拿，推她出门晒太阳。
他并非情圣，再聊起来的时候，也还是会抱怨妻子，却说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他说，因为自己两人很难怀上孩子，为了给他生孩子，妻子吃尽了苦头。人工授精失败后，开始做试管婴儿。吃药、打激素，每个疗程都要在肚子上扎无数的针。取卵、移植，一次次失败，一次次从头再来。其中身体和心理上的艰辛和折磨，只有过来人才懂。
每次他想放弃的时候，都是妻子鼓励他坚持下去，最终他们有了可爱的孩子。作为高龄产妇，妻子还要面对着孕育双胞胎的艰辛和风险。
因为一起经历过，所以，再怎样不完美的老婆，在他心里都是不能离弃的亲人。那些抱怨，也仅仅是牢骚而已。
其实，每一段看似不和谐的婚姻，能让它坚持下去的，一定都有一段温暖。是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无论怎样都不能熄灭的温暖。不论人生怎样起承转合，都能回到原点，支撑着两个人走完这一生。
能走到最后的婚姻，总有各种的和谐：也许是性格的互补，也许是情趣的相投，也许是有共同的爱好，也许是合脾气的“三观”。这些都是隐性的因素。
而作为旁人，更容易以物化的标准去衡量一段爱情或婚姻的般配指数，譬如身高、学历、年龄、长相、收入。
须知这些可以物化的标准，往往都是爱情起点的推动力，却不是原动力。爱情走进婚姻里是苟活，婚姻里走出的感情才是天长地久的所在。
譬如用普世的眼光来看，胡适和妻子江冬秀是不般配的。一个是留美博士、北大教授，著作等身的大师、学者；一个是缠过脚的只读过两三年私塾的乡下女子。
在中国这个讲究郎才女貌的国度，女子没有才学，那么有美貌也是可以的。但江冬秀却顶多端秀，算不上什么美人，相反，胡适却是相貌儒雅俊秀的青年。显然，这样的两个人注定不会是因为自由恋爱而结合的。
两人是典型的旧式婚姻，胡适十四岁时被江冬秀的母亲看中，主动约为亲家。两家本就是亲戚，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
江家是安徽旌德县的望族，江冬秀的外公吕佩芬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另一位奇女子吕碧城，便是江冬秀母亲的本家。
江冬秀属虎，胡适属兔，“女大一”的婚姻并不被胡适母亲看好。可八字一排，“命带宜男”，不冲不克。更神乎其神的是，胡母拜过灶神，一抽签还是江冬秀的八字，冥冥中的上天注定、天作之合。
如今看江冬秀的照片，虽然不是美人，却张张都带着爽朗的笑颜，没有一丁点的苦相。脸如满月，身材短小却自有一种威风。
古龙说过：“笑得甜的女人，将来运气都不会太坏。”现在的我们更爱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其实并不一定是她们运气好，而是她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比常人多了一份果决和坚韧。在别人怨天尤人、自嗟自叹的时候，她们早就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地披荆斩棘了。
她们都有一种知进能退的智慧。她们的幸福不单是靠着河东狮吼般的暴力威慑，也不仅是宫心计一样的狗苟蝇营，而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善意，完完全全凭自己挣来的。
面对着包办的婚姻，江冬秀没有要反抗的觉悟，也没有要反抗的心。虽未谋面，大约对于未来夫婿她还是相当满意的，所以静得下心来过日子。
自从订婚，胡适离开家乡，先到上海读书，再到美国读书，一去就是十三年。
这十三年，他反抗过，迷惘过，失落过，彷徨过，最终认了命。而这十三年，让她青春不在，她将最好的时光都用在了替胡适侍奉他的母亲上。她没有所谓的事业心，家庭就是她毕生的事业。
十三年，多少人将等待消磨成一口怨气，她却任劳任怨极得胡母的喜欢。胡适被寡母抚养成人，因此对母亲言听计从，结婚也是“不忍伤几个人的心”“以博吾母之欢心”。这一点上说，遇到胡适这样心存大善的人，也是江冬秀的福气。
有婆婆做靠山，就相当于婚姻稳固了半壁江山，另一半就全靠自己的智慧了。
两人还没结婚时，胡适在美国娶了洋媳妇的谣言就已经传遍家乡了。胡母很是担心，还特意去信询问。
其实，胡适在美国确实是有一个恋爱的对象：韦莲司。这位世家出身的教授的女儿，学识广博，见识超群，是忠于爱情和自我的前卫女性。
但他们的爱情，最终败给了他对母亲的亲情。他们的“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持礼自守，长达五十年之久。而江冬秀也并非不知情。
当胡适去世以后，江冬秀一肩担起了整理他资料的重任，还特意请韦莲司写了一份自己的小传，一同放进胡适的资料里。
在北大执教的那些年，儒雅渊博的胡适自然引来众多的爱慕者，写给胡适的信足足有两大箱子。搬家时，胡适要扔掉，还是江冬秀坚持保存下来了。
对他的藏书更是不必说，虽然她自己不懂，也不稀罕那些，却知道他是重视的，她也必然小心对待。胡适去美国任大使的时候，全靠江冬秀一人将他的藏书妥善保护，避免了在战火中被毁坏的命运。六十九个大箱子，都是她亲自打点、找人运送。
连韦莲司都对胡适说：“我一直景仰着你的太太，她把你的藏书照顾得那么好！还有她对你的忠贞。”
胡适去世后，有一年台风毁坏了胡适位于台湾的墓地。江冬秀要求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王世杰找人予以修缮，却被一拖再拖。江冬秀忍无可忍，一个电话打过去告诉王世杰，再不修好胡适的墓，她就把他给胡适的信件公布于众。
那些信中的牢骚话，岂是能见天日的？王世杰当天就找人去修理墓地了。
她看重他，却又十分拎得清，她自然知道他“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但也只能仅此而已，除了这一角之地，她的丈夫，就是她一个人的。她婚姻的完整，是不能被破坏的。
1923年，胡适到杭州烟霞洞疗养，那时候经常有安徽绩溪的老乡去拜访他。胡适三嫂的妹妹曹诚英正好在杭州读书，因此也总和同学一起去看胡适。
1917年，胡适和江冬秀在绩溪上庄老家和结婚时，做女傧相的就是曹诚英。曹诚英虽然早已经嫁人，但婚姻生活并不和睦。一来二次之后，她还是和胡适有了亲密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胡适身体不好，又因政见问题被报纸连番攻击。他此番南下既是养病，也是散心。这个时候曹诚英的出现，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两人在烟霞洞同居了三个月，不久，曹诚英怀孕了，先和丈夫解除了婚约。胡适也动了离婚的念头，于是向江冬秀摊牌。
江冬秀不是《浮生六记》里沈三白的芸娘，会处心积虑、奔走劳心地为丈夫纳妾——不仅要美，还要有韵致。也怪不得文人们都对芸娘一边倒地赞美讴歌：得妇如此，夫复何求？林语堂就曾说芸娘是“最可爱的女人”。
“不可爱”的江冬秀有自己的底线，一夫一妻，一个完整的家。卧榻之侧，绝对不容他人酣眠。
婚姻是她的事业，也是她的底线。被触及了底线的江冬秀顿时发飙，她拿起裁纸刀就朝胡适脸上掷去，幸好被他躲过。那时在场的朋友石原皋赶快把他们拉开，才避免血溅当场。
小打小闹是浇不灭爱情的火焰的，对抗最激烈的时候，江冬秀索性拿起菜刀，拉起两个儿子：“要离婚可以，你同我生的儿子不要了！”
胡适受程朱理学和传统教育的影响，看重事业和名声。爱情不过是浮光掠影的一点涟漪，在声望和事业面前，算什么呢？更何况，难道真要闹到家破人亡吗？
江冬秀有撕破脸皮的泼辣和魄力，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是她的“进”。
拿得起也放得下，既然没打算结束婚姻，只要他认错，她也并不揪住不放，穷追猛打。在胡适彻底断了离婚的念头后，她也能做出让步。
1931年，胡适因为盲肠手术在协和医院住院，曹诚英前来看望。江冬秀推开门时，发现曹诚英竟然躺在他的枕边。而她也只是“拉下脸来没理你们”，并没有上前厮打“狐狸精”。
相爱简单，于人世纷杂中相爱却不容易。再怎样的怦然心动，终有被人事如潮淹没的一天。不是人人都有勇气、有智力去冲破樊篱。退一万步讲，冲破了能怎样？徐志摩娶了陆小曼，日子还不是一样过得糟心不已？不如心安理得过安稳日子。
最浪漫的事大约不应该是一起慢慢变老，而是“没有后来”。在一起变老的日子里看破所有的矜持，所有的一切都赤裸裸呈现眼前，吃饭时的声音，如厕时的味道，同张床上的夜鼾，怎么想都不是浪漫的。
被时间和空间神圣化了的浪漫，注定要在柴米油盐里成为祭奠。精神上高远的爱情享受，毕竟不能抵抗人世的纷杂，谁也无法逃离。诗意和浪漫，毕竟不能代替一日三餐，不能处理好家族的鸡零狗碎。这也是为什么男人婚外情的多，愿意舍妻弃子的却少。
江冬秀明白，对于一桩婚外情，最先要管教的不是“小三”，而是自己的丈夫。将丈夫收拾妥帖后，自然也不能放过“小三”。
曹诚英留学归来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和曾景贤恋爱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借着打牌的机会，江冬秀向曾景贤的亲戚透露了曹诚英的过去，结果曾家果然退了婚。
曹诚英一气之下，要去四川峨眉山出家。虽然最终没出家做尼姑，却也终身没有嫁人。
江冬秀脚小，心思却广阔，有一种世俗的智慧，是个有血有肉的女子，沾着一身烟火气，呛人却又带丝温暖。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某某某，带一点寻常女子少见的豪爽，是畅快淋漓的对峙，也是对细枝末节的忽略和遗忘。
所以胡适会说：“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性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友朋。”
美剧《尼基塔》里有句台词：“The truth is what we choose to believe.”只有你愿意相信的事情才是真相。
其实所谓的“妻管严”不都是真的怕老婆，论体力，再怎样彪悍的妻也不都是男性的对手。那么所谓的害怕，往文艺点说其实就是宠溺的代名词。再肉麻点，就是“你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
虽然胡适对江冬秀的感情难以上升到爱情，但其中自有旁人不能体会的深情。而那些沾染了尘世烟火的细枝末节，足可以温暖一个人的心。
撇开让人津津乐道的正室大战“小三”的情节不说，江冬秀算得上能被打满分的妻，足以配上他的“久而敬之”和“长情以待”。
江冬秀有很多淳朴的智慧，她不愿胡适做官，希望他保持自我的人格和思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几次劝胡适从政，胡适都始终只在野帮助，也是曾和江冬秀有过不进政界的约定有关。后来为情势所迫，胡适还是做了驻外大使。
在美国当大使的时候，胡适收到了江冬秀寄来的衣服。有一天穿上衣服，才发现口袋里装着七副象牙耳挖。他给她的信里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
有一回胡适和何炳棣吃完午餐，兴致来时他把领带翻过来，一脸神秘地出示给他看，原来他的领带下有一个小拉链，里面藏着一张五元美钞。这是江冬秀特意为他备下的，因为就算被人抢了钱包，这五块钱也能让他叫一辆出租车平安回到公寓。
胡适身体不好，江冬秀怕他喝酒伤身，特意给他打造了一枚“止酉”戒指戴在手上——既能提醒他少喝，也能帮免战。
生活就是这些微不足道汇成的河流，一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
他从“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继而衍生出他的“三从四德（得）”。纵然其中有些许无奈的调侃，可更多的是满满的情义。
“三从”者，“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 “四德（得）”者，“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若婚姻真如外人猜测的那样煎熬得一无是处，再怎样豁达的人，也是没法说出这样一番理论的。
江冬秀虽然没受过多少教育，却并不故步自封，能坦然接受新鲜事物。
胡适在美国读书时，劝她放脚，她便放了裹脚；胡适看到她写的信，说她词不达意，想必是平时不读书，劝她读一些书。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胡适再也没收到过江冬秀的信。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问起，江冬秀才勉强回信，而这一回，信写得很通顺，虽然满篇白字。她看胡适文章里总把“很”写成“狠”，也跟着有样学样。
江冬秀掌管着家中的财政大权，虽没有知识，为人却很有见识。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尤其有一种通达和大气。
胡适爱惜人才，但凡遇到家贫的学生必予以资助。人们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他的余款只有一百五十三美元。
胡适资助他人，并非为了投桃报李、沽名钓誉，更多的时候是暗中资助。林语堂在美国、德国留学的时候，两次受胡适资助，一共两千美元，胡适都是以学校的名义寄给他的，从未提出过偿还。李敖在最穷困之际也曾受过胡适的资助。
胡适找江冬秀要钱帮助他人，她纵然有点小抱怨，给钱却从来都给得爽快利落。而她自己穿着朴素，除了一枚金戒指，别无其他首饰。
但江冬秀总能把自己收拾得整洁精神，一张善意的笑脸，胜过多少金银珠宝的装扮。
她家务做得井井有条，孩子管得不哭不闹，管得住老公的身体，也罩得住老公的胃。毕竟吃饭是人生的刚需。
江冬秀烧得一手好菜，尤其是胡适爱吃的徽菜。她为人热情，常常招呼朋友到家中尝尝她的手艺。碰上友人生日或逢年过节，更是能张罗起几桌好饭好菜招呼客人。
她有她的固执和执着，比如特别痛恨“换老婆”这件事。大约是曾经的经历，让她有一种物伤其类的感受，她总能尽自己之力，试图帮助一样在弱势的原配们。
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原配夫人离了婚，要迎娶陶曾谷女士，并邀请胡适做证婚人。江冬秀坚决不同意，将胡适锁在家里。最后胡适是爬窗出去才得以到婚礼现场，回到家自然也被一顿“收拾”。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徐父要求必须胡适做媒才予以同意。江冬秀为此和胡适大吵过几次，胡适不得不推掉为徐志摩做媒的请求。
北大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梁宗岱一直抵制和包办的发妻何氏的婚姻，当梁宗岱留学回北大后，妻子要求和他共同生活被拒绝。江冬秀将何氏安顿家中，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将梁宗岱告上法院，并亲自上庭做证，使得梁宗岱败诉，最后不得不带着女友离开北大。
江冬秀有女人的小心思，会在给胡适的信里有意无意提到母亲病重，只愿他们夫妻和睦就能病愈。
她也有做人的大格局，1941年回江村探亲时，见故乡路面年久失修，慷慨地捐资修路，并请了监工检查验收。抗战时，有游击队员向她求助，她也总能挺身出面担保或予以庇护。对家族晚辈也常常给予约束管教，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
她有她的爱好，虽然比不上文艺女青年的阳春白雪，但自有另一番热闹。江冬秀爱打麻将，手气也是好得出奇。一把麻将随着他们转战南北，辗转海外，据说战无不胜、逢打必赢。麻将桌上赢来的钱，也成为胡家不固定的收入之一。
胡适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特意请秘书给她找地方打麻将，因为蔡元培规定不准在公房打牌。可有时候三缺一，胡适照样被拉着凑一圈。没牌可打的时候，她就看武侠小说，对金庸的小说能如数家珍，烂熟于心。
世人都觉得胡适吃亏，但他身在其中，自然将她的付出、她的好都收在眼里。所以他才会说他“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情最讨便宜了”。他也是这桩婚姻的受益人。
夫妻相处是门学问，我们总说婚姻需要经营，可怎样才叫作好的经营，每一对夫妻都有不同的答案。
可惜的是世间没有一个通用的使用指南，所有的一切全靠着自己的智慧去摸索。但总有些普世的规律可循：婚姻是一根弦，需要张弛有度，有进有退，才能奏出和谐的音乐，而不是叫人心烦意乱的噪音。蓝妮最爱的人不懂你怎么办
大学时曾有一位室友，女孩来自偏远山区，虽然穿着打扮都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样子，却一点都没影响她的整洁，在她身上也看不到一点畏缩怯懦的神情，反而有一种特立独行的张扬。
她总是行踪“诡秘”，大家伙忙着看闲书、谈恋爱、逛商场的时候，从来都看不见她的身影。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跑到琴房里练琴去了。
因为不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她都是要在不影响本专业学生练习的前提下才能练习。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赶着宿舍锁门前一路小跑跑回来的。
大家都不理解——如果作为兴趣，实在没必要这么拼命。但她却说，钢琴是她的梦想，她想以此为职业。
钢琴是一门需要童子功的艺术，她已经快二十岁了才开始学习乐理、五线谱，练习钢琴，实在是落后太多。说实话，没人看好她。
可她依旧我行我素，将所有打工挣来的生活费、零花钱全都用在请老师、买教材上。
时间久了，说她心比天高的有，说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有，说她不务正业的有，反正渐渐都和她疏远了。
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只有她忙着考试，考托福、考GRE。这对我们那所学校普通的师范类学生来说，想拿奖学金出国简直是痴人说梦。
而当所有人都等着看她笑话的时候，她却真的接到了国外一所学校的offer。她真的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人人都认为不可能的路。
而年岁越长，我越是觉得钦佩这位室友：当全世界都不懂你的时候，你的耳边只有反对的声音，你的前路迷雾重重，是走自己的路，还是转身走一条明亮的路？无论选择什么，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1934年的一天，一位衣着华贵的少妇走进了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的律师楼里，要求和丈夫离婚。
吴凯声非常不解，她和丈夫可谓是郎才女貌，夫家又是豪门，怎么会态度如此坚决地要求离婚呢？
这个要求“休夫”的女子，便是蓝妮。
蓝妮的丈夫李定国年长她两岁，曾先后在东吴大学法律系、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青年。李定国相貌又很英俊，为人温雅又有情趣。他喜欢唱戏且唱得极好，是票友圈中的名人。
公公李调生早年是同盟会成员，历任广东中央银行秘书、广东和江西印花税局局长、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印花税处处长、财政部常务次长等要职，是位官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这样的家庭里做少奶奶，不知道让多少人艳羡不已、求之不得。
吴凯声的夫人和蓝妮是闺中好友，本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原则，他试图劝说蓝妮放弃离婚的念头。但蓝妮去意已决，最后和丈夫协议离婚。
离婚时，丈夫没付一分钱的抚养费，她几乎是净身出户。
我们总说，婚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些外表光鲜的脸面不过是装点了厚厚的白粉，底下藏有不可语人的伤疤。
蓝妮原名蓝业珍，1912出生在澳门。蓝家的祖上曾是云南苗族土司，祖父曾任广东潮循道道尹。父亲蓝世勋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黄兴，辛亥革命后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曾任江苏省常熟沙田税局局长。母亲方淑贞也是名门闺秀。
幼年时蓝妮随着家人先后迁居广州、上海等地，这给了她不少的见识。出身优渥、长相漂亮、父母宠爱，少女时代的蓝妮性格开朗，爱交朋友，跟谁都玩得来。
一张瓜子脸，立体的五官、深邃的轮廓，最特别的是一双蓝色的眼眸，这种异域的美让她走到哪里都特别出挑，也因而有了“苗王公主”的外号。
她总爱跟人逗乐，于是同学们给她取了一个上海话味道极浓的绰号“烂污泥”。叫着叫着，蓝妮就成了她的名字，真名反而没人记得了。
蓝世勋因为在一次抢劫事件中受到了刺激，患上精神病，无法正常工作。从此，蓝家家道日落。为了给父亲治病，家中钱财散尽，更有旧友趁火打劫，使得父亲身体日渐羸弱，生活也渐渐捉襟见肘。
家庭困难，不能再负担蓝妮的学费，她不得不辍学回家。看着年幼的弟妹，卧病在床的父亲，面对着母亲让她嫁人的提议，她还能说什么呢？因为只要她出嫁了，不仅能减轻一点家中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夫家答应每月会付给蓝家一百块大洋的生活费。
经历过繁华，更能体会到落魄的无奈、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悲哀。
在常人的眼里，这桩婚姻简直完美，她有什么可抱怨的？
李家是官僚世家大族，府里的人口众多，规矩也多。而蓝妮长期生活在都市，身体里又流着异域奔放的血液，从小无拘无束惯了，在这样规矩森严的豪门中，可想而知是怎样不习惯。
更让她难堪的是，父母拿了李家的资助，仿佛就如同卖女儿的资费。收获的白眼多于尊重，不说公婆妯娌，就是下人对她也常常没有好脸色。这样的日子，让她越来越感觉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如果丈夫能出头力挺她，那么她在李家的日子大约也没那么难熬。
自结婚以来，她前后一共生了三女一子（长女夭折），当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要使命后，她不禁要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她才二十岁出头，并不甘心做一辈子的金丝鸟，也不愿一辈子这样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
李定国是传统的少爷习性，养尊处优，胸无大志。每日里不过和人交际应酬，唱戏打牌，耽于享受，靠着父亲的资助生活。可蓝妮却希望他能走出社会，独立小家。为此，两人争吵不断。
而每当她说起她的打算，对于她的“宏图大志”，李定国不是嗤之以鼻，就是不耐烦地躲开。两人开始是意见相左，继而争吵不断。
她希望他懂得她，懂得那一百块钱是压在她心头的巨石，给了她无形的伤害，是内心带着骄傲的她所急需摆脱的。
高晓松常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激励了多少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能摆脱眼前的苟且已然是不易，他们想要的也许不是什么诗意的生活或到达最远的远方，而是面对苟且的恐惧，害怕人生还没启程就已经驻足，二十岁就看得到自己八十岁的样子。
但，他就是不懂她。二十三岁的她终于空着两只手离开了家。
离婚后的蓝妮相当落魄，想要找一份工作，可那时候就业面并不广泛，她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人脉了。
单身以后，蓝妮很快和从前的好友联系上，并常常聚会，她在寻着自己的机会。
她随着曾经的同学好友出席各种社交活动，美貌成了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但能走多远，靠的却是智慧。
凭着优雅的谈吐、广博的见识，蓝妮一跃成为交际场上的名人。在此期间，也渐渐结识了当时沪上的一众高官显贵：徐茂昌、唐季珊、杨润身、杜月笙……在他们的帮助下，蓝妮开始小范围地进行投资活动，渐渐有了立身的资本。
1935年，在同学陆英家中的宴会上，蓝妮遇到了时任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子，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
相貌出众的蓝妮很快吸引了孙科的目光，一番交谈后，孙科发现这个光彩照人的女郎不仅只有漂亮的脸蛋。
谈古典诗词，她能引经据典；谈西洋音乐，她能如数家珍；谈绘画，她自有自己的见解。说到兴致高昂的时候，常年在国外生活的孙科英文随口而出，她竟然也索性用英文接着他的话题聊下去。对于自己的过去，她未曾隐瞒，和盘托出，更叫他欣赏她的大方直爽。
这时候的孙科，妻子正在澳门养病，和情人严蔼娟的感情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正是单身的空档期。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情场上亦是如此。只有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才能在遇到更好的人时不怯懦、不自卑。
初次见面，两人互相都印象深刻。接下来频繁地在宴会上相见、相熟，也就变得那样顺理成章。
不久，孙科邀请蓝妮出任自己的机要秘书。正等待机遇的蓝妮觉得这是个不可错过的机会，便欣然答应。
她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也不认为孙科会因为自己去抛弃糟糠之妻。既然接受了秘书的工作，她便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他交代的事，她都能做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她为人随和，和上下的关系都很好。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更是无微不至，衣食住行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做事做人都漂亮，无论工作还是社交，孙科都喜欢将她带在左右。
有人说蓝妮是民国时期最高调的“小三”，客观地说，虽然民国时是一夫一妻制度，但旧社会沿袭的习俗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消灭的，更何况那时候三妻四妾本属平常。以今日之道德规范去约束旧时代的人，未免失之偏颇。
虽然在这一桩感情里，她那里不能说没有半点世故算计，但她自始至终摆得正自己的地位。
孙科的夫人陈淑英，是孙中山三叔的外孙女，两人既是亲戚又是同学。陈淑英和所有的旧式妻子一样，一边替丈夫侍奉着老母，一边抚养他们的孩子。这一份情谊，不是所有人都能以爱为名舍弃的。
朝夕相对，他们相爱得毫无意外，很快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
对于这个“二夫人”的名分，她没有异议，也没要求盛大的婚礼。两人低调地结了婚，不过摆了几桌酒席，出席的都只是亲朋好友而已。
1936年，孙科的前任情人严蔼娟在上海生下一个女儿，并因为生活费问题几次三番向孙科讨要。第一次的调解人是杜月笙，可没过多久严蔼娟又再次向孙科讨要抚养费。
对于孙科外面的桃花债，她也本着贤内助的角色，帮他善后。她同情严蔼娟的遭遇，也理解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难处。但孙科却拿不出多少钱来，她从中调解多次，最后从自己经营所得中添补一部分，以十二根金条了结了这件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蔼娟又因抚养费问题在香港提起诉讼，虽然那时候蓝妮和孙科已经分开，但她仍然给予了帮助。
很多时候，你要得越多，反而得到的越少。她的不争不抢，反而叫孙科觉得有几分愧意，于是写下“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绝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她本可以安心相夫教子，一辈子衣食无忧地过活。但蓝妮骨子里有一种想要独立的意识，虽然有时候不得不依附男子，却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独立的能力。
嫁给孙科后，蓝妮便辞去机要秘书的工作。有了闲暇时间，加上孙科的关系，她的交际面更广了。别人的太太社交多是为了消磨时间，她的社交却有更清晰的目的。利用这些关系和人脉，她跟着别人学习投资，结果都有不错的回报。
1937年淞沪会战后，南京政府迁都重庆，蓝妮随孙科到重庆生活。三年后陈淑英拖儿带女也到了陪都重庆。蓝妮很有自知之明，不愿意和陈夫人有所冲突，借口照顾女儿，独自回到日军占领下的上海。
虽然开始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孙科二夫人的头衔，也让她不得不走向明处。走进社交场合，但她的兴趣不在政治，却在经商上。
也是在这段时期里，她认识了张幼仪。蓝妮一向以张幼仪为自己的榜样，对她每一笔生意都如法炮制，学习了不少投资的知识。
在看到张幼仪囤积军服染料大赚了一笔之后，蓝妮也跟着买了一批染料。可惜的是，她没有张幼仪幸运，那时候所有服装行业的投资里，只有张幼仪赚了钱。更让蓝妮没想到的是，这一笔染料生意最终成了她和孙科分手的导火索。
孙科二夫人的身份给了她做生意的许多便利，她更容易找到销路，更容易让合作者信任。很快蓝妮开始和人合伙承包工程，这又让她赚了一大笔钱。
有了充足的资金，蓝妮继而又将目光投向了地产，在法租界复兴西路一带买了一整条弄堂，建了七幢各有特色的法式建筑，取名玫瑰别墅。
1943年，蓝妮又促成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顺利开张和一些股票的上市，蓝妮从中获得了相当的收益。在去香港前，她的房产遍地，仅虹桥路就有五十亩地。
在全面抗战的这几年，也是蓝妮最活跃的时候，她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赚钱中去。没有人会明白她对金钱的热情，但尝过拿人手短的无奈，见过上门讨要生活费的女人的悲哀，还想到和前夫的几个孩子的未来，这些都是她赚钱的动力。
孙科虽然是立法院院长，但为人清廉，从不置房产。他嗜书如命，凡有余钱必用来买书，不说两袖清风，但经济上确实不宽裕。
1946年，蓝妮和孙科的女儿穗芬被绑架，孙科却什么都拿不出来，最后蓝妮和绑匪讨价还价到十万美金，她将玫瑰别墅抵押出去，借了十万美金，才救了女儿一命。这也更让她倚重金钱的力量。
1948年4月，南京政府公开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孙科也在参选之列。为了丈夫的仕途，蓝妮也不遗余力地出钱出力。只是政治诡谲，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杀人一个措手不及。
和孙科同时竞选副总统的是李宗仁，竞选进行得如火如荼，双方从拉票最后进入人身攻击，都在不遗余力地挖掘对方的黑历史。
抗战胜利后，蓝妮因与汪伪政权人士交往问题，以“汉奸嫌疑”被投入监狱，三个月后才在孙科的活动下被释放。蓝妮的财产被查抄，孙科写给上海当局的信件中，曾提到“敝眷蓝妮”，使得她的资产按着市价作价发还，但因法币贬值还是让她大受损失。
这一段新闻爆出，让孙科的势头急转直下，一些支持者索性发动暴力，用暴力袭击了爆料的《救国日报》报社。竞选陷入僵局，李宗仁更宣称退出竞选。最后在蒋介石的介入下，选举如期举行了，孙科却落选了。
蓝妮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被卷入政治旋涡中，众人将孙科的失败归结到她的身上。更没想到的是在风口浪尖上，孙科却为了名誉索性和她撇清关系，默认了众人的千夫所指。
他始终没有看到她的付出，迁怒她聚集金钱的行为。她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身心俱疲。原来，他也不曾真的懂她。
大约，这世界上能靠得住的，真的就只有钱了。选举后，蓝妮果决地和孙科分手，结束了和他近十三年的婚姻生活。
此后她在香港赚过钱，也曾赔得血本无归，一无所有，都是自己一个人扛。
在历史的洪流里，所有的人都在浮沉。没有人永远幸运，也没有人永远不幸。能支撑你走下去的，就是对生活的信念。
1986年，受邓颖超邀请，蓝妮回上海定居。1990年3月，上海政府将玫瑰别墅中的一幢发还给她，供她居住。六年后，蓝妮在玫瑰别墅里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蓝妮和前夫的儿子有一女儿名叫李蒙，她的丈夫叫骆家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驻华大使。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这样一句话：“越是与世界为敌的人，越是渴望世界对他的认同。”
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并不是在和世界为敌，而是众人总爱把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或事，当作是自己的敌人。
能找到一个懂自己的人有多不容易，看看伯牙子期就知道了。但，这却是生活的常态。
很多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人理解，没有人支持。比如你想换一份更喜欢的工作，抛弃现在安稳的生活；比如你想结束一段外人眼中还不错的感情；又比如你去读一个看似没有前途的专业……
而给你阻力的，往往都是最亲近的人。你不能争吵，不能反抗，又不愿意委屈自己。
我们能轻易忽略陌生人的反应，却无法忽视亲人的意见。但你的生活是自己的，他们的选择，却是让你在走路，没有人能为你的生活负责。
当全世界都不懂你，你只能相信你自己，坚持你所相信的，做你自己。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一种艰难的坚持。
但尽自己的努力，走到自己能到达的最远的路。你的旅途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必将馈赠以美景。哪怕真的走不到最好的远方，至少努力过，就没有后悔。哪怕是收获了误解和指责，你同时也收获了一颗强大的心。郭婉莹真正的贵族女子
到美国以后，上过无数的英语课，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一位叫温尔顿的白人老太太。
那时候和朋友一起参加她的一周两次的免费英文课。北地的冬天是缓慢而漫长的，九月底开始供暖，一直要到来年四五月冬天才算结束。而这漫长的半年中，整个城市似乎都被大雪掩埋着，是个恨不得让人冬眠蜗居在家里的季节。
认识她时，温尔顿太太已经八十多岁了。当她说起自己的年纪，丝毫没有西方女性常有的隐晦，反而有种隐隐的自豪。
她义务给留学生和他们的家属上课，每次都要行驶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赶到学校里来。虽然年事已高，却依然妆容精致，精神矍铄。就算路上再怎样泥泞，你都看不到她靴子上的泥点。
当我们问起时，她会笑着说，不是她有什么诀窍，只不过一下车她就会先去洗手间把鞋子擦干净，然后才到教室里来。
你从来都不会看到她生气，她也从来没有慌乱和失态过。谈起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世的第一任丈夫，经济萧条时的苦难，长子的病逝，孙女的趣事……无论谈什么，她的脸上总是挂着淡然的微笑。
从来没听她埋怨过任何事情，譬如天气、动荡的世界、浮躁的人们……她总是语速缓慢而坚定。明明已经上了年纪，你却在她身上感觉不到苍老，也不觉得老态龙钟，反而让人感觉有一种岁月沉淀的美。
她不过是一位普通的美国老太太，并非什么出身非凡的贵族，我却在她身上对于高贵、优雅、美丽等可以用来形容女性美好的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也许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却从来对内心高贵优雅的人手下留情。
美丽、优雅、高贵，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特权，它们更像是一种信仰和追求。任何人，都有资格；任何时间开始，都不晚。
记得刚工作的时候，同办公室有位资深文艺女青年，这位姐姐有一回借了一本书给我。作者是章伯钧次女章诒和，书名叫作《最后的贵族》。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港版的，在内地出版的书名叫《往事并不如烟》。
印象最深的，是写康同璧母女的那篇。那个时代的那些女子，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历经云诡波谲、阅尽世事无常后的一份淡定从容，保有初心和自我。
能被命运没收的是物质，而同时命运也会因为你的那些美好品格，回报给你精神永恒的丰盛。
她们叫人心生向往，也让人不胜唏嘘。但她们未必想收获旁人的这一声唏嘘。
女儿的老师曾推荐过一本书，Pollyanna（《波丽安娜》），这本出版于1913年的儿童小说，影响了全世界一个世纪的孩子。
孤儿波丽安娜虽然身陷苦难却积极乐观，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被怎样对待，都保有一颗善良的心，都能从中得到快乐，并将这种快乐带给所有人。
她说：即使我们想要一个洋娃娃，给我们的却是拐杖，我们也有快乐的理由——幸好我们不需要拐杖。
有时候，悲观的我们，觉得一个人坚强又乐观，简直盲目！我们会以为那些人不过是因为经历得不足够苦难，我们总相信没有人会在真正的苦难前能扬起笑脸。
但如果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女孩子，前半生历经繁华、鲜衣怒马，后半生历经战火、贫困、丧偶、羞辱、劳改、孤独；曾经锦衣玉食，晚年却连一碗两角三分钱的肉丝面都吃不起，但她却依然保有着内心的骄傲和优雅。
你还会觉得，波丽安娜只是臆想出的人物吗？这位叫Daisy（黛西）的女子，也曾把这本书读给她的孩子们听。她用自己为榜样，告诉孩子们，告诉世界：真正的高贵是一种品格，与物质的贫乏或富有无关。
黛西1909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那时候她还没有中文名。后来回到中国，她的同学以冰心的原名谢婉莹为名来做她的名字，所以她有了中文名：郭婉莹。
郭标和他的郭氏一门的兄弟在澳洲从卖水果的小贩，一步一步成就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六岁时，郭婉莹的父亲应孙中山繁荣祖国经济的邀请，举家来到上海。
她的父亲开办了著名的永安百货公司，而她母亲的家族当时已经在上海拥有了先施百货公司。从此以后她有了另一个称谓：永安百货四小姐。如今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华联百货的前身，就是郭家的永安百货。
她是真正的公主：出生在种满玫瑰花的庄园里，童年在上海，也是在有着花园和洋房的豪宅里生活。父亲除了工作，闲暇时间便开着福特轿车带着她和她哥哥去郊外游玩。
因为家族富有，怕被绑匪惦念，所以从小她很少在公共场合出现。郭家的男人都随身带着枪，汽车装着防弹玻璃，出入有保镖护卫，玩伴是宋家的孩子。宋子文常常在郭家吃饭，而郭婉莹是宋美龄大婚时的花童。
贝阙珠宫，翠绕珠围，膏粱锦绣的童年不知愁为何物。她穿着最流行的衣服，用着最上乘的衣料，上最好的学校——中西女塾。她的同学都是上海上流社会里的大家闺秀，宋庆龄和宋美龄也是这所美国女子基督中学毕业的。
最好的学校提供的不仅是最好的物质设施，更是让学生们受益终身的教育。
进入学校，要将身上的锦衣华服、珠宝首饰脱去，否则就充公作为对学校的捐赠。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朴素合体的学生服，没有仆人在左右伺候，雪白的床品要她们自己整理得纤尘不染、井然有序。
学校教会她们怎样做一个“标准女子”，说话的声调，走路的姿态，吃饭的细节，都必须严格遵循上流社会淑女的标准。她们不仅学习怎样做一个淑女，也要学习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女主人。怎样举办出色的沙龙，怎样出色却不张扬，怎样周到而不圆滑。更重要的是培养她们的品格：坚强、乐观、独立，富有同情心。
1928年，郭婉莹从中西女塾毕业，十九岁的她希望去美国留学，却因为父亲的反对而搁浅了。很快，家里为她订了一门婚事，未婚夫是一个富家子弟。
那些被植入身体里的品质渐渐散发了它们不可忽略的能量。虽然听从了父母的安排，但不代表她愿意自己的人生被摆布。当她的未婚夫送了一双丝袜给她，并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的时候，她知道，这不是能陪她一生的伴侣。
她对生活爱得热烈，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一同体会、寻找人生快乐的人，而不是一个将目光锁定在女人袜子是否结实这样的问题上的男人。
她用“fun（有趣）”来描述自己的喜恶，和她讨论袜子的未婚夫是“no fun（无趣）”的，所以她毅然退了婚。
退婚后的郭婉莹按照自己的兴趣，在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金钱、家世、学识，于她来说都无足轻重，她对于爱情的考量只有一条：是不是fun。
在北京，她终于遇到了一位让她觉得fun的青年，吴毓骧。这位青年，在众目睽睽之下取走了她的巨型照片，叫郭家上下瞠目结舌。
这位林则徐的后人，世代书香，到他这一代却已是寒门子弟，但却是一个有才又有趣的人。他十九岁成为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东方的内敛敦秀和西方的洒脱奔放相得益彰，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
说不尽的有趣话题，时时爆发的新鲜主张，对哄女孩子的那一套得心应手，体贴又有分寸。和他在一起，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a lot of fun，她喜欢他的有趣。
虽然她并没有想过，这种异性缘很好的男子固然讨她喜欢，但同样也讨其他的女人喜欢。大学毕业后，二十五岁的郭婉莹嫁给了清华大学毕业的吴毓骧。
当两个对快乐都有追求的人在一起，若能志同道合，便是“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倘若其中一个人的快乐的兴致偏离了方向，那么如果一方不能包容原谅，就注定镜破钗分。
命运仿佛故意给她考验一样，让婚姻不那么完美。而到人生的最后，她才会发现，婚姻的考验，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于人生后来的磨难来说，什么都不算。
谁都不知道，得知丈夫和一个年轻寡妇有染时她的感受。只是那一天由姐夫陪着，她走进了他们欢会的居所，站在人前，脸上也仅仅是淡淡的神情。这位寡妇并不是陌生人，而是她曾经的朋友。出入过自己的家庭聚会，喝过自己亲手准备的下午茶，欣赏过她插在瓶中美丽的花，却仍然偷偷地使用了她的丈夫。
她从未说过丈夫高攀了自己这样的话，虽然人人都这样说，连吴家的人也这样认为。但也不代表婚姻中劣势的一方会忠贞不渝。
丈夫最终跟在她身后回家了。没有吵闹，没有声张，将巨浪投入大海，海底再怎样暗流涌动，海面却依然是平静无波。她用海一样的胸襟容忍了丈夫的外遇，也隐忍了她在产床上难产时他却在俱乐部里通宵打牌的荒唐。
原来美貌、家世、金钱，从来都不是幸福的保障。她本不需要如此隐忍，但学心理学的她，太明白感情的不确定性，她能更理性地看待男性的不忠，也知道如何疏通自己的情绪。
当你的目光只有丈夫四周的一丈之地，那么你注定要画地为牢，终身监禁；如果你将目光放远，你拥有的终将是碧海蓝天。她爱过他，当他的爱走了，她也不会再浪费自己的感情，但依旧对他体贴，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欣赏他身上的闪光点。
锦衣玉食供养出的不仅仅是金枝玉叶，还有那份日积月累里的渗透骨髓的审美。1936年，郭婉莹和自己的中学同学——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张菁英，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设计沙龙——锦霓时装沙龙。
她们试图于法国巴黎时尚和北平的时尚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特色的路，融汇古今，糅合中西，做出能体现中国女人现代美的衣服来。
她们曾以“金枝绿叶”为主题，在锦江饭店举办时装表演。当时《大公报》也报道了当时的盛况。她们为每一位客人单独设计长礼服，她们一起在全城大小的丝绸店里寻觅心中的那块衣料，在街头巷尾毫不起眼的小店里发掘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事物，她们是最早的“时尚买手”。
有一回采购归来，两人遇到持枪的劫匪。子弹穿过玻璃，她的脸被破碎的玻璃擦破了二三十个口子。郭婉莹没有像寻常女子一样大哭小叫，而是镇定地发动车子躲过危险，把车开到医院处理伤口。
她总能在最负面的人生里寻找到最正面的光亮。
她没有为自己美丽的面孔受损而哀号，却从中发现了营销的机会。郭婉莹将她们的历险记通知了城里所有的英文报纸，让他们派出记者来采访这个故事。第二天，出现在报纸上的不仅有被子弹打穿的汽车，还有她们的锦霓时装。
没有人能抵抗的，除了岁月的变迁，便是历史的洪流。
抗日战争时，由于日军的轰炸，她们的锦霓不得不停业，张菁英也去了美国。这时候丈夫也失去了工作，她第一次经历贫困，对丈夫依然没有一丝怨言。她放下身段走出去，给报纸拉广告来贴补家用。哪怕战后丈夫再一次发达，她虽然重新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依然选择出去做事，而不是将自己困于家庭。
仿佛人不经历最苦痛的煎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坚强。就像她对孩子所说的：“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很多事，那时候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
历史的大浪拍过，幸存的是少数。丈夫被打成右派，被判欠国家六万四千美金和十三万元人民币的债务。家产被没收，而作为“反革命”的妻子，所有的欠债，都需要她去替丈夫偿还。
她进了资本家学习班学习，平生第一次拿起沉重的锤子，把大石头砸成小石块。她被赶到狭小的亭子间居住，冬冷夏热。她被要求去扫厕所，把没有把手的马桶搬到河边清洗，在冬天去剥掉大白菜被冻坏的菜叶子，在工地上当小工，拌水泥，爬脚手架，被人呼来喝去……
她做着上辈子都没想过的脏活累活，却仍然能笑着对孩子说：“你们看！没有妈妈不能做的事情。”而这时候她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后来她在美国，遇到了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对方问起她劳改的情况时，她却说：“劳动有利于我保持体形，不在那时急剧发胖。”她拒绝西方媒体的访谈：“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她知道如何保有自己的自尊，她洞悉人情，知道如何在最困难的时候保护自己和家人。
“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些什么，我就接收它们。”她平静地领回丈夫的尸身，平静地为他办理后事。在艰苦的条件里她仍然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仍然能在煤球炉上烤出彼得堡风味的蛋糕。
那种“平静”之下，有着惊天动地的力量。她说：“世间所有的，都像水一样，要是它在流着，它就流走了，要是它存着，它就干了。”
如同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你可以选择带着怨怼，将心灵枯干，将灵魂萎谢，也可以选择让它东流而去，留下空间去盛放人世的美好。
从1966年起，她开始独自生活，住在上海的一条弄堂里，与邻居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她的生活里不再有带着大花园的洋房、高到天花板的圣诞树、擦得能照出人影的银器茶具，没有了红木家私，没有了能做好吃的福州菜的厨子，也没有了撒着核桃碎的冰淇淋。
所有能证明“贵族”派头的一切都没有了，唯一留下来的，是那颗永恒高贵的心。
历史是一本书，总有翻过去的时候。她在晚年被请去教授英文，她以她的知识受到了家世以外的尊重。她坚持独自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她脸上永远有精致的妆容、安详的笑容，身上穿着干净合体的衣着，非关取悦，只是因为她的教养和礼貌。
她出国六次又回来了六次，拒绝了子女要求她移民海外的要求，独自留在上海直到1998年离世。
她是不平凡的女子，也是平凡的女子。她身后没有流芳百世的著作，也没有惊天泣地的事迹，有的只是一个女子将高贵自尊优雅修炼一生的史诗。这样的女子才是不可战胜、不能被损害的。
真正的高贵，不是从来没有低过头、弯过腰，而是从未折断过精神的脊梁。就如同她去世时别人送给她的挽联：“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有太多的贵妇，却没有一个真正的贵族，只因为浮躁的我们将目光都停留在外物之上。
手里的柏金包、身上的香奈儿、脚下的菲格拉慕、耳垂上的卡地亚，都只是昂贵的标签，却不是“高贵”的必备单品。
如同奥黛丽·赫本所说的：“The beauty of a woman is not in the clothes she wears, the figure that she carries, or the way she combs her hair. ……True beauty in a woman is reflected in her soul.”女人的美丽不在于她穿着什么衣服，有着怎样的体形，梳着怎样的发型……女人真正的美丽体现在她的灵魂。
女人的高贵无关贵贱，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优雅从容。虽苦难不退缩，虽诋毁不辩驳，虽困顿不零落。是世事无常里的一抹坦然的笑容，是改变那些能改变的、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通达里的一点自如。
不是要甘于贫困和现状，而是在努力丰盛物质条件的同时，也要努力丰盛我们的灵魂。因为那才是让我们姣好面容上能够发亮的东西。张兆和嫁给爱你的人就一定幸福吗？
1988年，沈从文因心脏病突发在家中逝世，四年后他的骨灰被运回家乡凤凰，一半撒在沱江里，一半葬于墓中。
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从南华山上采下来的巨型玛瑙石，墓碑正面上的铭文，是由妻子张兆和从其《抽象的抒情》中选出的一句：“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墓碑的背面，镌刻的是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的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十六个字尽述沈从文的为人。
沈从文去世以后，张兆和整理了他们的通信，出版了《从文家书》。她在后记中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出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在“得不到”和“已失去”的执念里挣扎，仿佛早已经是人生的常态。这大约也是张兆和会选择那样一句话作为他的铭文的原因吧。
她口上说“不懂”，其实是深懂，这样说出来不过是另一种深沉的怀念。连同她的家人，都因为太懂他，所以才能对他的为人做出那样精辟的总结。今人却总以此来反复丈量她的感情，称重她的爱情。
但如同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也胜过千言万语。一个浪漫主义者和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爱情，表象从来都不是一样的。但这并不代表张扬奔放的就是爱得热烈，内敛静默的就是淡漠无情。
如果说他的爱情是高扬的战歌，全世界都为之心颤；她的爱情却是午夜的私语，乍听之下静谧无声，静下心来却是温暖熨帖。
老子在《道德经》里写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其实用在爱情里也是一样的道理。
著名旅美学者陈世骧先生1966年在写给金庸的一封信里，曾对他的小说《天龙八部》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
而这八个字对于世间大多数的感情，也都能做一个很好的诠释。游坦之和阿紫便是将这种“我爱你，但你不爱我”的状态演绎到极致的虚构人物。而现实世界里，并没有这样纯粹的绝对，它要复杂得多。
被一个“赤子其人”的才子疯狂爱恋，于某些人来说是蜜糖，于某些人来说就是砒霜。尝到口里，并不因为他是“才子”“文学家”等带着光环的定语而改变味蕾咂摸出的滋味。感情，从来无所谓对错，也没有值不值得。
从沈从文开始追求张兆和，历经了近四年，其间到底写了多少情书，怕是张兆和自己都不记得了。只是从幸存的书信里，管中窥豹那些热烈浓厚的文字，怎样一番地叫人脸红心跳、心旌摇荡。
看过那样多的情话，最动人的一段始终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那果真是她最好的年纪。
1928年，经由徐志摩的推荐，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教授大学一年级的现代文学。第一天上课，他站在学生面前，窘迫良久，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转过身在黑板上写：“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笑了，也缓解了他的尴尬。
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曾浪迹于湘川黔交界的行伍之中。凭着对文字的天分和努力，一步一步从北大旁听生变成了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文物研究者。能促成其成功的，除了才华，便是惊人的毅力。而这种毅力不仅体现在创作之路上，在爱情上亦是如此。
在那群目睹他惊慌失措的学生中，就有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曾祖父张树声历任漕运总督、几省巡抚、两广总督，直至直隶总督。到了父亲张武龄这里，不再为官而专心教育。张家有良田万亩、商铺无数。母亲陆英也是大家闺秀，据说结婚时的嫁妆从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足足排了十条街。
张兆和在家中排行第三，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六个弟弟。张家的四个女儿被称为“合肥四姐妹”，叶圣陶曾说过：“（苏州）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这一年她十八岁，正是个单纯活泼的女孩子。虽然皮肤黝黑，却有一张漂亮的瓜子脸。她身上有一种属于大家闺秀的睿智的宁静，又有一种极有朝气的健康活力，她曾在中国公学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
这样的女孩身后自然有众多的追求者，她不停地收到情书，看完了也不回应。她给那些追求者做了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
当沈从文被她俘获，也加入到了追求者的大军中去的时候，他大约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了。这个没钱又没学历的“乡下人”，用二姐张允和的话说，只能算作“癞蛤蟆第十三号”。
才子的爱情向来都如疾风骤雨，他拼命地写着情书，她却是只字不回。
他迷恋但又自卑，他在她面前放弃了自我、抛却尊严，捧着一颗卑微的心，一心匍匐在她的脚下，哪怕是亲吻她的双脚都觉得是亵渎。他苦苦地、哀怨地等待着她的一丝眷顾，却始终一无所得。
这一份纤弱卑微的爱，如同张爱玲说过的：“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爱一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样谨小慎微，一面奢望一面彷徨。
他魂不守舍、牵肠挂肚，她却不胜其烦、冷漠以对。他去她的室友那里打探消息，哭诉自己的苦恋，软硬兼施、寻死觅活得连室友都看不过眼了。学校里也起了风言风语，闹得她心烦气乱，最后张兆和只好拿着信去找当时的校长胡适。
没想到胡适却有成人之美的心，将沈从文足足地夸了一通，劝她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
张兆和却说：“我顽固地不爱他！”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
事后胡适写信给沈从文：“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这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能拒人自喜。”
以“拒人自喜”来描述张兆和未免偏颇，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怎么会没有一点清高和骄傲？
论意志坚韧，他有他追求爱情时的“死缠烂打”和锲而不舍，她却能在岁月洪流中坚忍不拔，收放自如；论才情，她的小说《费家的二小》《小还的悲哀》《湖畔》等，遣词造句、排篇布局也都是灵秀俊逸，可圈可点。她有家世，有姿色，有文采，也有资格不为那一点文名所动。
“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的信。”沈从文在后来的《湘行书简》里如是说，世人也这样笃定地认定。
果真是因为“信写得好”才最终叩开了她的心扉吗？其实他爱的又何尝是现实中真实的张兆和呢？
虽然如此被拒绝、如此被劝说，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却丝毫没减少。他的居所在变，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青岛，给她写信却始终没变。平淡的文字，娓娓而谈的字里行间，有一种“舍你其谁”的坚韧。
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动了心。与其说张兆和是被他的信打动，不如说是被他的毅力感动了。
1933年，张兆和毕业后回到苏州，沈从文也追随而去。为了拜访她的家人，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托巴金帮忙买了一套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作为见面礼。张兆和自然了解礼物的分量，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既不失礼也不逾越，却已经是一种婉转的信号。
此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不在苏州，老实木讷却才华横溢的沈从文得到了张家一群姐姐弟弟的欢心，张允和更是极力想促成这段姻缘。沈从文离开时托张允和询问张父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开明的张武龄对儿女的婚事并不横加干涉，任其自己做主。张允和得到答复后给沈从文拍了一个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一个“允”字，意义双关。
但张兆和怕他不明白，又偷偷拍了一封，写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短短的几个字，里里外外甜得都滴得出蜜来。
这一年的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结婚。她成了他的“三三”，他成了她的“二哥”。
爱情的幻想可以漂浮在脑海里不食人间烟火，但人生最终却是要落地在柴米油盐之中，谁也逃不掉。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被排放在一个天地里，注定要有一番翻天覆地的磨合。两个来自完全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一个是带着野性和奔放的湘西人，一个是烟雨迷蒙楼阁深处走出的大家闺秀；他喜欢他的野调无腔，她却是自小受过严格昆曲培养，修养极高。除了某些书籍，可谓兴趣大不相同。
张兆和排行老三，上有姐姐，下有一堆的弟弟妹妹，地位尴尬，绝不是最受宠的。她更加务实且坚定，这种坚定继而带来一种倔强顽固，坚守自己所坚持的一切信念。她的务实让她从结婚的那一刻起，就能立刻进入到为人妻子过日子持家的角色。
她曾写信给他：“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对着一个浪漫主义者，谈论柴米油盐生计艰难，他是无论如何不能体会也不愿意去体会的。说张兆和不曾理解沈从文，沈从文又何尝真正理解过她？
文人的浪漫主义，并不因年龄而改变，也不随岁月流转。所以就显得务实者是那样俗气不堪。这种俗气，是跟他的理想和浪漫相背离的。那种落差很快就会被乘虚而入，继而发酵膨胀。所以很快，他的灵魂被另一个人吸引了。
婚外情的对象叫高青子，一个喜好文艺的女青年，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和熊希龄都是凤凰老乡，所以常有走动，因此沈从文和高青子得以相识。
这个和他一样充满文艺情怀的女子，恰好是他的崇拜者。她能和他谈论一切对他胃口的话题，也曾按照他小说中的某个人物穿着打扮，传递给他一种恰到好处又叫人心旌荡漾的信息。
一边是深爱的妻子，却和恼人琐碎的现实生活绑定在一起；一边是叫他身心愉悦的精神共鸣，却注定要伤害深爱的人。沈从文为此茫然失措，体现在写作中，成就了《边城》这篇伟大的小说。他将自己“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 “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后来，他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
而他亲口承认灵魂出轨对她会是怎样的打击？愤怒、惊讶、怨恨……那些情话音犹在耳、墨迹未干，转眼他就对别人有了不该有的情感。怎样的一种讽刺！张兆和愤而回到了苏州老家。
沈从文每天一封长信，想要取得她的原谅。他最难过的时候想到了林徽因，于是到梁家向她哭诉，希望“找个聪明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他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林徽因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理解他的处境，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若说不爱他，这时候张兆和大可以彻底和他断绝关系。但，她没有，她选择了原谅。他们的婚姻还是在摇摇摆摆中走了下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沈从文和一批知识分子逃出被日军占领的北平，一路向南最后到达昆明。张兆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北平，沈从文热切地等待着她和孩子的团聚，却一直等不到。
时局动荡，除却牵挂还有一丝忐忑。他还是不自信的，他的信里除却思念开始有了抱怨，甚至说如果她有了更好的人选他也不会阻拦。
可此时大儿子才三岁，小儿子不过才出生几个月，她还要照顾小姑子和他朋友的女儿。烽火连天的时代里，一个女子负担着这么多，跋山涉水岂是容易的事情？
她太了解他的天马行空了，嫁给他之后，她用自己的爱去包容了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全部情怀，放下了所有能发展自己的途径，一个家庭中注定有一个人要付出得多。
他希望她为人母后还能有所精进，进行翻译工作，她告诉他：“你说译书，现在还说译书，完全是梦话。一来我自己无时间无闲情，再说译那东西给谁看？谁还看那个？”
她照顾孩子，精打细算、理顺生计已是不易，还要应对他时常的大手大脚、仗义疏财。
落在纸上的，始终都是精神臆造的美好，与现实一个交手，都会统统败下阵来。他抱怨她只爱他写信，她也抱怨过那个爱干净、生活整齐的沈从文只活在信里；他的信里全是风景、人文情怀，她的心里全是经济开销、人情世故。
但他们在各自的独立里，寻找到了一种奇异的平衡。这一切都是婚姻必经的途径。
张兆和说，在家书抵万金的时代里，她是全京城最幸福的人。动荡的年代，他们被时空割裂在两边，只有接到信的那瞬间才是踏实的。信里有孩子，寄送衣物，收存稿费，怎样节省吃穿用度，过日子的艰难，是否辞退老妈子……在这无边的琐屑里集聚起一点一点的温暖，才是不离不弃的理由、生死相依的枢纽。
如同沈从文写的那样：“每个女子就是一个大海，深度宽泛，无边无岸。”
她并没有因为没有热烈的爱情就放弃婚姻，而是尽自己的努力经营好它。她也许给不了热烈的爱情，却给了他无限的包容，近乎母亲般的放纵。像一个放风筝的人，不管风筝飘向哪里，她始终紧紧握住手里的线，让他在想找路的时候有迹可循。
而她也活在他的作品里，那些皮肤黝黑、容貌清丽的女子，都能从张兆和身上寻到蛛丝马迹。可以说，没有张兆和，就没有《主妇》，没有《边城》，没有《三三》，没有《湘行散记》，没有《从文家书》……
如果没有她，他一个人未必熬得过那最艰难的岁月。
在朋友反目、所有的成就被否定时，在饱受冷落乃至被打压排挤之际，沈从文放弃了写作。他曾因精神压力患上忧郁症，几度企图自杀。恢复以后，他将精力放在了古文物的研究上，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
他内心敏感而脆弱，因为居住条件恶劣，为了研究，沈从文自己搬到清华园去独居。张兆和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她很快地融入了时代，虽然不理解他对政治的排斥和游离，但仍旧体贴他的艰难和软弱，用更柔软的心去包容劝、慰他。她的内敛和强大是他后半生的依靠。
因为常年废寝忘食地研究，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他几乎丧失了自理能力，全靠张兆和寸步不离地照料。如同照顾他们的孩子一样，她帮他穿衣、擦身、喂饭，帮他按摩活动四肢。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都是她陪伴左右。
沈从文说历史“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也许旁观者才能更清楚地描绘当事人。在张允和的《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将他们的感情从头细细诉说，娓娓道来。而有一段，格外叫人眼眶湿润。
1969年沈从文下放的前夜，他站在早已凌乱不堪的房间里，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面色羞涩且温柔，他对张允和说：“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封信。”
张兆和此时已经下放到湖北咸宁了。“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
何必在苦苦寻找什么爱或不爱的证据？那些早就融入血液的温暖，才是点点滴滴供养着生命的养分。
他从来都没有不幸，因为爱过那样好的一个人。她是他的“三三”“三姐”“小妈妈”，也始终是他生命里最好的人。
到底是嫁给“自己爱的人”幸福，还是嫁给“爱自己的人”幸福？张爱玲之于胡兰成，张兆和之于沈从文，他们的爱情故事都是答案，又都不是唯一的答案。
感情的问题，更像是申论题，任你怎样直抒胸臆、天马行空地挥洒，永远都没有满分，也没有精确答案。
这听起来叫人沮丧又气馁，但这样的多元，才是人生百态，才是人间滋味。
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爱的当下，努力地去爱：能尽力的，尽力去爱；能尽情的，尽情去爱。
相守比相爱更难，不管爱得多还是爱得少，只要是真情，都足够在老去用来回味，在寒冷时用来温暖，都算得命运温柔的馈赠。王桂荃将善良和平实写进灵魂
有一种女子，她们的伟大是用来被历史铭记的；而另一种女子，虽然在史册里寻不到她们的任何信息，但却被她们的子女铭记、敬爱一生。而这种伟大，才是带着温度的纪念。
我们都知道“好父母”对于子女的重要性。所谓的“好父母”，并非单指是给下一代积累了多少物质上的财富，或者学术上怎样有益的引导，更重要的是灌输给孩子正确的做人准则、积极的人生态度。哪怕是目不识丁的村夫农妇，也自有一番朴素的人生道理值得下一代学习。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向人们阐述着，母亲在下一代的成长过程中担当着更重要的角色，产生着更深远的影响。
一个正直善良上进的孩子，他必然有一位在人生态度上积极正面的母亲。母亲永远是孩子成长力量的源泉，甚至可以说，母亲的品质决定着孩子的未来。
身为女子，头顶着再怎样多的王冠，大多数人永生摘不掉的一顶便是“母亲”的称呼。
如果说有什么是让世界上所有女子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的，那么就是母亲的职责了吧。它不以出身贵贱来评断，也不以知识的多寡来衡量。所有能用来判断一个母亲是不是成功的标准，就是子女和她的关系、对她的感情和她对于孩子有益的影响。
翻开整个民国史，这一位女子的名字几乎毫无痕迹可寻。关于她的一切，都来自她的儿孙的诉说。
她几乎一无所长：既没有可以称道的家世背景、家学渊源，也没有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任何建树，更没有关于她容貌的一丝一毫的描述。
岁月悠长，她微不足道，甚至连出身都模糊了。她就是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她不是女神，却是一位真实的、带着温度的母亲。
关于她的出身，一直有两种说法。根据梁启超外孙女的说法，由于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一直体弱多病，虽然她生了一男二女，但孩子的身子都不够结实。李蕙仙想为梁启超物色一位侧室，给梁家多生几个壮硕的儿女。
在回贵州省亲的时候，李蕙仙在田里看到一个十六七岁放牛的姑娘。高高壮壮的女孩，一双大脚尤其引人注目。因为梁启超一直提倡天足运动，李蕙仙认为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女孩，又结实又符合梁启超的理想，于是将她带回了家，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而根据四子梁思达的说法，王桂荃是四川人，原名叫王来喜。从小就因家中贫困，而被转卖过四次，最后作为李蕙仙的陪嫁丫头来到了梁家。梁启超为她改名叫王桂荃，聪明勤快的她得到了夫妻俩的喜爱，最后在李蕙仙的主持下被纳为侧室。
无论如何，1902年左右，这个叫王桂荃的女子，在梁夫人李蕙仙的张罗下，在日本嫁给了梁启超。说“嫁”并不合适，因为梁启超没给她任何名分，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她的使命就是照顾梁家的上上下下，帮助李蕙仙打理家务，为梁家生儿育女。
梁启超十七岁中举人，时任礼部侍郎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他的才华，当即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这位年长梁启超四岁的名门闺秀，受过传统的古典教育和一些新式教育，思想也比较进步。曾出任戊戌变法时维新派创办的上海女子学堂的提调（也就是校长），也是《妇女报》的主编之一。
他们夫唱妇随，感情非常好，是夫妻也是朋友。1899年岁末，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夏威夷做演讲时，和当时的一位充当翻译的华侨小姐何蕙珍互生情愫。何小姐甚至托人向梁启超求婚。
梁启超对此并未隐瞒妻子，写信诉说了此事，“生出爱恋”“终夕不能成寐”。李蕙仙主动提出纳何蕙珍为妾，但梁启超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何蕙珍。
由此可见，李蕙仙是一位性情极其豁达的女子，她虽然受过新式教育，但还是遵循着传统女子的德行，一切以丈夫的需要为出发点。所以她为丈夫挑选王桂荃为侧室，也是一切为了家庭所需。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执教期间，曾和谭嗣同商议发起“一夫一妻世界会”，他并不想背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因此没有给王桂荃任何名分。
最开始，家中的人对她的称呼是“王姑娘”。她的地位也实则和婢女无异，但她并不以为意。
不管她是怎样的出身，这个目不识丁的女子，有着最淳朴的做人准则，本本分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她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不切实际的抱负。她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带着天生的、单纯的乐观和幽默感。
当年长子梁思成学建筑，二儿子梁思永学考古，三儿子梁思忠学的却是军事。王桂荃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她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人又随和。李蕙仙是北方望族走出的大家闺秀，规矩多，天生威严，对子女和下人也都要求严厉。这样一比较下来，孩子们都自发地去亲近王桂荃。
渐渐地，她的乖巧、温顺、勤恳赢得了家人的肯定，也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和喜欢。她在家中开始被称作“王姨”。
李蕙仙体弱多病，对王桂荃极其信赖，家中事务全权交给她打理。王桂荃勤学肯干，人又非常细心。很快，她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
1916年，梁启超南下反抗袁世凯的帝制，在上海风闻将会有对自己的暗杀行动，为防范暗杀，他连饮食都很谨慎，并且马上叫家人送王桂荃来上海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里说：“非王姨司我饮食不可。”并且对担心自己安全的蔡锷说：“惟小妾执炊……吾自行危害决不能及我。”
王桂荃虽然没受过教育，却非常聪慧爱学。
梁启超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对于女子的社会地位也一直在奔走呼号。他是很鼓励女子学习的。他认为女子不学则“所见极小”“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而他也特别看重母亲对子女的影响，认为女子不学，则母教难以实现，“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实他本人也是非常平易温和的。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会受到他的影响。
平时督促孩子做功课时，王桂荃也在一边认真听孩子读书、看他们写字，就这样学会了很多字，渐渐地也能读报写信记账。流亡日本时，她硬是靠着惊人的毅力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家中一切对外交涉、日常事务，全都靠她出面跑动。
她的用功没有任何功利性质，全然是自发的。不因自己曾经的局限而气馁，享受自己的每一点进步。她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年老后仍坚持看报纸、听广播来了解局势。她爱和子女交谈，也能发表自己的见解。
王桂荃前后一共为梁启超生了六个孩子，连同李蕙仙所生，家中一共九个孩子。李蕙仙为人仗义，去日本时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孩子一起照料。
王桂荃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执行她派给的各项任务。这么多人的日常起居，都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
梁启超流亡日本十四年，开始时，家中尚有维新派的活动经费以供开销。后来保皇派在各地投资失败，无力再对其成员生活进行供给。庞大的家庭支出，使得梁家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用梁启超的话说，可谓“日贫彻骨”，并且还欠着银行数千元。而这时王桂荃身上的担子更重了，精打细算，省吃节用，苦渡过难关。
梁启超曾对女儿梁思顺说，王桂荃“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
他对她全然地放心，将家中所有的财政大权交给她管理，全心托赖。之后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归国，随着他步入政坛，梁家也渐渐宽裕。梁启超是文人中少有的善于经营的人，他自诩财政学最为精湛，而王桂荃是他的好帮手。买债券、买保险和不动产股票，甚至海外投资。他负责赚钱，她负责管钱用钱。
后来家中最大的一笔开销是李蕙仙的墓园的修建。这座宽阔的墓地坐落在北京西山，以供夫妻百年后合葬，花费数目不小。虽然王桂荃明知道百年之后，她仍旧是卑微无处，依旧只能遥望着他，可她仍旧兢兢业业照顾家庭和孩子，毫无怨言。
而孩子是最能体会到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对他们好的。孩子们一点都不把梁启超的“一夫一妻”的忌讳放在眼里，李蕙仙是“妈”，王桂荃就是他们的“娘”！
其实梁启超的心里何尝没有认可她的地位，只是碍于面子不能承认，但却是默许了孩子对她的称呼。梁思成和林徽因文定礼本也都是以王桂荃的名义写给林徽因的母亲的。
李蕙仙所生的梁思成说：“娘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于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是不寻常的女人。”
小时候有一回梁思成的考试成绩不如梁思永，而李蕙仙对孩子的功课向来要求极高。那一次她气极了，拿起鸡毛掸子就去抽他。王桂荃怕孩子被打坏，忙上去护住梁思成。李蕙仙一时没收住手，结果打在了王桂荃的身上。
事后王桂荃并未抱怨，反而对他温言相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
赢得自己儿女的敬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能赢得别人的孩子敬爱，才是真的难得。因为难能，所以可贵。王桂荃视李蕙仙的孩子如己出，甚至更加爱护。
梁思庄走路时一定要揪着王桂荃的衣角，洗澡也一定要王桂荃帮着洗，否则宁可脏着。小时候得了白喉，也全靠王桂荃日夜在医院守护照顾。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梁思庄痊愈了，可她自己生的女儿也染上了白喉，却因为疏于护理而夭折了。
作为母亲，她怎能不心痛悲伤？但她只是默默地擦干眼泪，将更多的关爱留给其他的孩子。而孩子们也懂得她的付出，长大后对她十分孝敬，遇事都要请王桂荃出主意，她永远是孩子们的主心骨。
她的辛苦和付出孩子们都看在眼里，梁思成说王桂荃在家里不容易。李蕙仙对下人比较严格，“动不动就打骂罚跪”，而王桂荃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其间。实在劝不住了，就偷偷告诉梁启超，请他出面说情。“而她自己对我妈和我爹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对我妈更是处处委曲求全。”
她自己生活简朴，对儿孙亲友却十分大方。她性格坚强，富有独立性。在儿女们的印象里，她从来没有发愁的时候，总是勇敢地迎接生活的磨难。她的这些美好的品质都对儿女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4年李蕙仙因为乳癌去世，梁启超悲痛万分，让本就疾病缠身的身体状况愈发严重。他常年晚睡晚起，“达旦不卧”，健康有损，患上了血尿症。医院将他的右肾切除，却没有使症状减轻。为了减轻左肾的负担，不许他吃蛋白质食物。后来发现营养不良，他又开始补充营养，身体却是元气大伤，后来不得不靠输血补充血液。但因为并发症，又得了肺炎，最后因病逝世。
生前身后，她总是在忙忙碌碌，为照顾他而不眠不休。
梁启超很重视教育，在日本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坚持到最后一刻才忍痛停止了德文家教。他很注重对孩子的培养，能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他为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却又不强求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展，尊重孩子的意愿，一起共同讨论。他对孩子爱得热烈又理智。
这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影响到了王桂荃。梁启超去世后，留给王桂荃的是几个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儿子梁思礼这时候还不到五岁，而其他成年的儿女在经济上也没独立。这个家全靠着她一人苦心经营，她努力将孩子们都培养成才。
等到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中的经济已然捉襟见肘了。但她始终不忘梁启超对孩子的期望，竭尽所能为他赴美留学的机会努力。她变卖了仅有的一点家产，节衣缩食，放下自尊向朋友借贷，为他凑齐了留学的路费。
孩子们都走了，在各个领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成。作为母亲，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风烛残年，她独面风雨，最终病逝在一个狭小的破屋子里，至死都没能再见一眼她最爱的儿孙们。
1995年，四散天涯的孩子们终于又能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梁启超夫妇的墓侧为她种了一棵松树，立了一块卧碑，题名为“母亲树”。
在石碑的正面镌刻着植树的缘起，以纪念他们心中的母亲，内容读来叫人动容。
“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于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对于大多数的女性，终其一生也许不过是本本分分地上班，尽心尽力地照顾家中的老人、教育孩子、照顾丈夫，每天在鸡毛蒜皮、柴米油盐中度日，未必能将人生过得那样姹紫嫣红。
也许有些许对复杂的人情世故的抱怨，家长里短的摩擦，但做起事情来却也有自己的分寸。
她们或许没有三头六臂，但面对命运中的风浪，短暂惊慌后，她们也能擦干眼泪站起来，独自支起一片天空。因为平凡才显得可亲，因为普通才显得可爱。
她们也许没有美貌，也许也来不及优雅，但她们永远都是最可亲可敬的女子。她们将善良和平凡的伟大写进了灵魂之中。
谁又能说她们不美呢？
她们虽然卑微，却未妨碍她们的伟大；她们的美丽不动声色，不张牙舞爪，不闪耀夺目，却依旧动人心弦，让人永生纪念。版权信息
书名：穿越时光的优雅
作者：顾长安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8
ISBN：9787555244691
本书由北京爱阅美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授权微信读书进行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潘玉良不拼脸的实力派
邻居家的阿姨又托母亲帮忙给她女儿介绍对象。母亲私下对我说：“不是不想帮忙，实在是没辙了。”
邻居家的姑娘相貌普通，大圆脸、小眼睛，胖胖的身段。虽然说不上丑，但确实和漂亮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相貌普通的女孩子，并非个个最后都成为剩女。大多数的女孩子都能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寻找到人生的另一半。那么这个姑娘为什么一“剩”再“剩”，成了家中的老大难呢？
仔细一问才知道，这姑娘总因为自己的相貌而自卑，而这种自卑最终由自怨自艾演变成了对一切事物的漠然和抵触。
每次相亲失败后，她既不去努力健身减肥，也不肯在整理仪容上多花一点时间。若让她去增加自身的文化知识，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她只会吃更多的垃圾食品、生更多的闷气，让本来就不出众的外表日复一日地变得狰狞起来。
谁不爱赏心悦目的容颜，谁不爱玲珑有致的曲线？天生不美，没有关系。美丽是一种态度，你认真对待它，它便认真地回报你。只要你有心，它不曾亏欠过任何一个努力变美的女子。
记得早年电视上播出《画魂》时候，实在被李嘉欣的美貌惊艳到了。更早之前，巩俐也演过一部关于潘玉良的电影。因此，潜意识中便觉得潘玉良也该是个美人。然而后来看到潘玉良的自画像时，才真正地被震撼了。
画中的女子国字脸，轮廓粗犷。鼻翼宽大，嘴唇厚实，身材壮硕，实在称不上美。再找到她的相片一看，真人其实还稍逊于自画像一些。这时候才知道，观众实实在在被影视剧误导了。
潘玉良是个画家，不是个花瓶。花瓶可以漂亮得没有灵魂般不食人间烟火；画家却不行，她首先要有丰盛而深刻的灵魂，才画得出伟大的画。
这样一个不美的女子，是怎样从孤儿到雏妓，从侍妾到画者，然后进入高等学府做教授，最终成为一代“画魂”的伟大画家的？
潘玉良1895年出生在扬州，原来叫陈玉清，后来又改名叫张玉良。她身世坎坷多蹇，年幼时父母前后离世。在舅舅家过了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十四岁的时候，小玉良便被嗜赌如命的舅舅卖到了安徽芜湖的一家妓院里。
大约是因为长得不够漂亮，年纪又小，玉良在妓院里做烧火的粗使丫头。
大抵每一个不平凡的女子，都有一个倔强而顽强的灵魂。不管是身陷泥潭，还是被命运逼仄在幽谷，她都有一种不认输的执着、抗争的勇气。
在妓院的四年里，因为拒绝接客，她一次又一次地逃跑。被抓回来后，又毁容、上吊数次。妓院的老板在这样刚烈的女子面前也不得不退步，允许她在妓院里只卖唱不卖身。
她不肯着心打扮，学唱、记词却很用心，因为那是她唯一能接触到诗词的机会。那一日，玉良的歌声打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
潘赞化出身书香门第，早年游学日本，曾加入同盟会。他性格儒雅温厚，是个有新思想又带着旧式文人气息的进步人士。
如泣如诉的歌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玉良言谈举止中不带风尘之气，虽身世飘零又自有一种难得的自爱自尊。眼前的女子一点也不美，却让潘赞化为之触动。
于是潘赞化花重金为玉良赎身，因为他家中已经有妻子，她便成为他的小妾。从此后，她改名为潘玉良，一生以潘赞化的侍妾自称。以我之名，冠你之姓，这是一种对再生之恩的感激，也是昭然于世的爱情誓言。
1913年的一个秋夜，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三号举行了一场婚礼。这一场不被世人看好、理解的婚礼，宾客只有潘赞化的挚友陈独秀一人。
如果说故事的开始不过是一场英雄救美式的言情小说，那么后来，潘玉良以自己人格的魅力将这个故事写成了一场传奇。
生活的内涵有很多，对于女人来说，老公、孩子固然是人生中的重要课题，但是守住丈夫，却不该只是女人唯一的职业。
潘玉良当然明白，潘赞化当初的伸手相救不过是恻隐之心下的一时冲动，纯是义举，无关乎爱情，但她并不计较。她知道自己不美，却并不因此而放任自流。既然没有美貌可以被爱，那么就让他爱上你的灵魂。
古往今来，爱情中的关系从来不曾真正对等过。对付出感情多少的计较，并不会让这段感情真正平衡起来，反而容易将爱情摧毁，将人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让你走向一个与初衷背道而驰的方向。
因为潘赞化受过良好的教育，她钦佩仰慕他的学问，便用心向学。
我们常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其实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也都有一个同样伟大的男人。因为懂得和尊重一个人，所以不会将她禁锢在方寸之间，让她湮灭在柴米油盐之中，而是给她翅膀，愿她飞向更高、更广阔的天际。
两人到了上海后，潘赞化就为潘玉良请了老师教她读书作画。潘玉良天生有一种不服输的个性，做事就要做到最好，学习就要学到最优。她勤奋好学，对画画更是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天分。
潘赞化被她的勤奋好学所打动，也惊诧于她的艺术天分，于是鼓励她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潘玉良从来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柔软女子，她胸中有丘壑，刚烈而直率。大约品格中这种近乎男子气质的特性，反而给了她一双更能发现女子美的眼睛。她没有画传统婉约写意的中国画，而是主攻了颜色更加丰富跳脱的西洋画。试图融中西画之长，并赋之以自己的个性色彩。
在学校里，人体素描课被政府明令禁止使用模特教学，因此，潘玉良门门功课名列前茅，却在人体写生课上总找不到感觉。有一回在公共浴室洗澡，眼前的洗浴的裸女突然让她眼前一亮。于是潘玉良偷偷躲在一边画到忘我，结果被发现后自然招来了辱骂和责打。
现实的挫折从来不能叫她停止前进的脚步，画不了别人，那么她就画自己！
在青楼里，她为了名节誓死不肯脱去一件衣服，并且想摧毁女子所珍视的容貌。然而在艺术面前，她却能淡扫螓首蛾眉，精心理得云鬟雾鬓，脱得一丝不挂，将女性最原始之美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她性格中的不拘小节，成就了她艺术道路的宽广。她的自画像展出后，在赢得了赞赏的同时，也招致了无休止的谩骂和指责。
当时美专的校长刘海粟十分欣赏她，不希望她的艺术天分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扼杀，于是便劝说她毕业后去法国深造。
潘赞化这时显示出了一个男人宽广的心胸，他非但没有阻止，还帮助她争取到了公派留学的名额。
去国离家远渡重洋，在陌生的环境里学习、生活，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她一个孤身的女子？但是潘玉良没有选择做温室的花朵，在丈夫的羽翼下平淡地过活。她更像是孤崖边挺立的青松——“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那样耿直坚强。
留学的生活相当艰苦。潘赞化因为丢了官职不能按时寄出潘玉良的生活费，她就省吃节穿，有一回竟然饿晕在课堂上。然而即便生活穷困，她也从未放松过学习，仍旧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她饿着肚子，贪婪地吸收着艺术的养分。从里昂中法大学到里昂国立美术学院，接着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和意大利罗马国立美术学院学习，她从没停止过追求艺术的脚步。
美丽的外表固然能吸引人一时的瞩目，然而灵魂的美丽才能散发更持久的芬芳。潘玉良在画画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灵魂。
在法国的时候，虽然自己并不富裕，潘玉良却仍有一副热心肠，乐善好施。每次接到潘赞化寄来的生活费的时候，只要旁人有急需，她都会慷慨解囊。
虽然没有精致的五官，她却一直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留着短发，戴着眼镜，大碗喝酒，大声说话。她心胸坦荡，在她的心里除了毕生所爱的艺术，再也没有空间去容纳那些自怨自艾的小情绪，没有时间去纠结那些九曲十八弯的缠绵心事，更没有地方去盛放那些旁人的白眼和轻蔑的诽谤。
因为灵魂的丰硕，可以抵挡人世间最寒冷的风霜。
在异国漂泊九年，潘玉良归国后先被上海美专刘海粟校长聘为西洋画主任，次年又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聘请为油画教授。
然而，这世界就是如此现实而残酷，再多的光华都不能阻挡处心积虑寻找污点的人们。在她举办的一次画展上，她的《人力壮士》虽然获得极高的评价，但还是被人贴上“妓女对嫖客的颂歌”的纸条。
当一个人有了梦想，就是在同现实做一场厮杀般的决裂。她坦然面对她的出身、她的相貌，她坦然面对世人偏见的眼光。但当有人污蔑她的艺术时，潘玉良却毫不退让，一个耳光打在对方的脸上。
如果说外界的侮辱并不能让她退缩，家庭内部的压力却是她无法面对的。面对潘赞化原配妻子的轻视、挑衅，潘玉良不愿意看见深爱的丈夫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为难。恶意的猜测、叫人难堪的流言蜚语，潮水一样试图将她吞噬。潘玉良又一次选择远赴法国。
不可否认，是潘赞化成就了潘玉良。然而在潘玉良的心中，潘赞化始终是她心灵的归属。如果一段婚姻注定不能以长相厮守而存在下去，那么不如天涯相隔，遥望而爱，这也是一种对彼此的成全。
虽然两人之间没有朝朝暮暮的耳鬓厮磨，也少了日夜相对的岁月静好。但从他爱上她的那一刻起，他的爱以一种更深沉的方式进行下去。临行前，潘赞化将当年蔡锷送给自己的怀表送给了潘玉良。这块表和镶着他们结婚照的一串项链，一直陪伴着潘玉良，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玉良失去了和潘赞化的联系。她收起悲痛，将所有的感情全然地投入到绘画中去。她在法国是出了名的“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只为了坚持自己人格的独立。
前两个容易做到，不依附画廊却让她的画经常卖不出去，生活一次又一次陷入穷困。
战争中的欧洲大陆，容不下一个独身女子平静的画室。虽有岁月的碾压，但灵魂却在时光的打磨下愈加瑰丽夺目。
潘玉良爱唱京戏，尤其擅长花脸戏。别人叫她唱戏，她从不扭捏。她的声音天生粗犷，唱戏不用假嗓，扮相也不用特意勾脸。一开声、一亮相，就是一个窦尔敦。甚至有人说她披着黑色的大衣，就像个大猩猩。那时候的留学生们总开她玩笑，说没见过比她更难看的女子了。她也并不以为意，这是她的自信。
可谁又会真心觉得她是个丑女人呢？没有一个人不赞叹她的艺术才华，没有一个人不钦佩她对艺术近乎偏执的执着。
我们看到她后来的照片，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历尽千帆的淡雅从容，那是因为灵魂的丰盈而焕发出的一种不动声色的美。
这美丽，也吸引了倾慕的目光。在潘玉良最困难的日子，一个叫王守义的男人用他的柔情陪她度过风雨飘摇的岁月。
王守义是早年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在巴黎有一间中餐馆，也因此得以结识了潘玉良。
他为她修理漏雨的画室，他为她购买绘画的颜料，他帮她筹募开画展的资金，他陪她在午后的阳光里散步。在她废寝忘食作画的时候，他为她留下一餐温暖的饭和一杯熨帖到心底的热咖啡……
他不懂画画，也不明白那一团一团的颜料涂抹成的画里，到底有什么叫人奇异的力量，却是那样吸引他。他用最原始的崇拜，仰望着她的天分和高尚的灵魂。不求和她并肩站在一处，只是默默地在她身后，为她遮风挡雨，给她最坚强的支持。而我们现在所见的潘玉良的作品，也都是王守义花重资保存、收藏和运回国的。
她未曾给过他承诺，因为她的灵与爱都给了潘赞化。然而，在那样坏的年代，就算容不下长相厮守的爱情，总容得下一对互相取暖的灵魂。
她也曾想过归国，然而潘赞化却写信隐晦地劝她留在国外。虽然去国离家生活苦楚，总让她避开了另一种风雨，这是一个男人能给她的最后的庇佑。
四十多年海外漂泊，她到死都没再见过潘赞化，也没回过国，但这并不代表遗忘。在天涯的两端遥望而爱，不是爱你靓丽的容颜，不是爱你魅惑的身体，而是爱你的灵魂，所以爱得长远而博大。
舒淇在金马奖的领奖台上说，她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穿回来；而潘玉良那被社会世俗的偏见剥落的外衣，也终于用她不懈的努力为她穿上最光华的礼服，昂然站立在世人的面前。
1959年，潘玉良获得了巴黎大学多尔烈奖，这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华人获奖者；她也是第一位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的华人；她的画获得了无数的奖章：“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家协会鼓励奖”“比利时布鲁塞尔银奖”，等等。她的雕塑作品也被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在修炼成女神的路上，每一个有成就的女子，不管怎样的出身、怎样的遭遇，她们都不曾放弃过自己。
相貌是天生的，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造！
觉得身材不够苗条，那么就远离垃圾食品、坚持健身。如果连自己的胃都管不住，怎么去管理自己的人生？
觉得五官不够完美，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化妆品、护肤品总有一件适合你。
不会弹琴，并不影响你去试着感受世界名曲的美妙；不会吟诗作赋，也不妨碍你去读经典的著作；不会跳芭蕾，仍然可以有得体的谈吐、大方的交际；不会画画，只要有心，依然可以把家里布置得典雅温馨。
你所读过的书，走过的千山万水，经历过的人世春秋，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每一个细胞。相信有一天，你的容颜不会辜负你所有的努力；也终有一天，你会遇到那个爱上你灵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