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十三章
宸濠之乱
一
新问题常是老问题，这是读史最能解颐的一面。
古人探讨治乱兴亡，常常归结为“体制问题”，正反双方唇枪舌剑，激辩两千年而不歇。封建制和郡县制究竟孰优孰劣，谁该为长治久安居功，谁该为土崩瓦解负责，各有各的说法。
简言之，封建制是最传统的贵族社会，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士大夫，逐级效忠，世官世禄。孔子一心“克己复礼”，要复兴的周礼就是这样的一种封建制度；孔子所哀叹的“礼崩乐坏”，就是西周创设的封建制度的瓦解。秦始皇废封建而立郡县，传统贵族不复存在，聘任而来的郡县长官取代了世袭的封建领主，虽然逐级负责，但一致向皇帝效忠。
郡县制是集权程度最高的体制，因而也是管理效率最高的体制，只要皇帝一声号令，全国人力物力都能如臂使指地调动起来，在封建制下很难完成的浩大工程在郡县制下可以轻而易举完成。明君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展拳脚，昏君也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发淫威。
站在皇帝的角度，郡县制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一旦皇帝幼小、权臣当道，只要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就足以改朝换代，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封建制虽然稳定性强，但集权程度太低，非但皇帝做起来太不过瘾，而且强大的诸侯也有作乱的能力。所以，合理的结构似乎要在郡县制和封建制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点非常难寻，不断的试错意味着不断付出血的代价。
西汉建国，权力结构是皇权、政府、诸侯三大系统互相制衡，刘邦在有生之年积极消除异性诸侯，不使韩信、彭越这些战神级的人物对刘氏子孙形成威胁，但同姓诸侯依然享有广阔的封地和高度的自治权，于是在景帝朝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汲取教训，以推恩令诱发诸侯解体，又以各种政策限制诸侯的权力。于是到了西汉末年，用陆机《五等诸侯论》的话说，是“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意即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但却走上了秦始皇的老路，加强集权虽然能收一时之功，却败坏了百年基业，以致王莽篡汉“易如拾芥”。而那时候汉朝宗室诸侯的表现，用曹囧《六代论》的名言，就是“解印释绂，贡奉社稷，犹惧不得为臣妾。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
自秦以后，虽然“百代都行秦政法”，也大多都会矫秦之失，以一定比例的封建制来做郡县制的调剂，但集权永远都是主导方向。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治乱循环现象根源就在这里。
当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却是动物学家给出了答案：在猕猴的世界里，集权程度越高，高风险的夺权策略就越受青睐，意在改变支配等级的进攻性联盟就越常见，而地位低的雄性越会有离开原有群体而加入新群体的意愿。是的，猕猴的社会是高度政治化的，只要看过猕猴社会的政治运作，我们会相信“沐猴而冠”这个词其实并不具有任何侮辱性。
复杂的语言和文字系统使我们人类得以传承丰富的历史经验，这确是我们可以傲视猕猴的地方。于是，郡县制还是封建制，每一位开国君主都要面临这种选择，都要决定给两者安排怎样一个合适的比例。
人生阅历不同，导致了制度选择的偏好不同。朱元璋有鉴于元末权臣当道，所以在奠定明代政治格局的时候，极力从制度上弱化权臣的威胁，取消宰相制就是最有力的一个手段。而对权臣戒心越重，就越是有着强化封建制的倾向，因为各地若有强大的同姓诸侯，便随时可以进京勤王，就算诸侯篡位，皇位毕竟也不会落在外姓人的手里，这总还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于是，除嫡长子朱标立储、幼子朱楠早夭之外，朱元璋将另外二十四个儿子全部封王，坐镇全国要冲。
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最大限度降低了权臣窃国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极大提升了藩王篡位的概率。所以当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之后，最着力推行的政策就是削藩，结果削藩失败，燕王朱棣入继大统，是为明成祖，从此明朝皇统便不是太祖嫡传血脉了。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很仰赖十七弟宁王朱权的力量，而一旦得了天下，便此一时彼一时，也要大起削藩手段。于是朱权的封地从北方军事重镇大宁迁至江西南昌，其他藩王的势力也被一削再削，各自受着地方政府的严密监管。
但“祖宗成法”总难被彻底废除，藩王还是有着一定的权力和武装，与西汉末年的宗室不可同日而语。时光荏苒，皇位传到了顽童一般的武宗，宁王的爵位也三传到了朱宸濠那里。前者贪玩好耍，后者锐意进取，眼看权力的天平微微有些摇摆了。
二
作为一名志存高远的藩王，宁王朱宸濠很有几分“知行合一”的精神，多年来总是千方百计谋求更大的权势，觊觎更高的地位。造反当然不是唯一的办法，宁王甚至想过“和平演变”的招数：武宗皇帝没有子嗣，何不将自己的儿子过继了去？
武宗毕竟年轻，过继的事情便搁置下来，而宁王的其他计划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一是收买朝廷权贵来哄得武宗准许，恢复英宗天顺年间被削去的王府护卫；二是拉拢南昌一带的地方官和镇守太监，使南昌真正成为自己的地盘，以期将来有根据地和大本营；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招募鄱阳湖惯匪，平时让他们充当刺客，一旦局势有变，这就是一支召之即来的野战部队。
之所以宁王后来发起的叛乱未能成为第二个靖难之役，实在与这份过于昭彰的野心有关。当初燕王朱棣起兵，可以说是对建文帝朱允炆削藩政策的一种“自卫”行为，并非平日里就有多少图谋，所以很容易赢得同情，而宁王处心积虑太多年，反相简直就写在脸上，以致有责任担当的大臣会连番上疏检举，在野而不愿蹚浑水的文士避之唯恐不及。虽然武宗放在历朝历代的帝王里都算是最不成体统的一个，但人们就算盼望着一场革命，也不希望是宁王扮演汤、武的角色，这就好比三藩之乱的时候，虽然许多人都有反清复明的心，却不会认同吴三桂的义旗。
再者，宁王的智囊团在最关键的问题上竟然走错了棋：藩王起兵，总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讨伐对象至少名义上是皇帝身边的奸臣，而非皇帝本人，如此才能师出有名，宁王却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武宗，大约是他太想扮演汤、武，或者是他的智囊们太想扮演伊、吕的缘故吧。有这样的失着，即便世无王守仁，宁王的反叛也注定成不了气候。
宁王的智囊主要是两个人：已致仕的都御史李士实和举人刘养正。
李士实，名字出于柳宗元《眎民诗》“士实荡荡”，刘养正，名字出于《易经·蒙卦》“蒙以养正”，显然都是书香门第出身，散发着坦坦荡荡的浩然正气，当然，倘若人如其名的话。
刘养正曾经以说客身份往赣州拜会王守仁，这一场会面后来为王守仁招来了天大的麻烦。多年之后，湛若水为王守仁撰写墓志，提及这一段过往，说刘养正约王守仁一同起事，后者答道：“现在不是桀、纣在位，世上也没有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圣人，倘若有叛乱发生，我们做臣子的只有仗义死节而已。”但王守仁还是派了门生冀元亨到南昌，意图劝说宁王改邪归正，以便消弭一场干戈于无形。（《阳明先生墓志铭》）(1)
三
政治实为人间最凶险的事业。湛若水之所以要做这些记述，为的是撇清王守仁和宁王的关系，因为冀元亨被派往宁王府这件事，不但使政敌们找到一个攻击口实，甚至害得冀元亨下诏狱。
冀元亨，字惟乾，号訚斋，早在王守仁贬谪龙场的时候便追随其左右，后来又随老师在庐陵年余。正德十一年（1516年）湖广乡试，考题有“格物致知”，冀元亨不用官版朱熹哲学答卷，大胆以王守仁的新解应对。
这是公然为真理而不计前程的做法，不想主考官在惊奇之下竟然录取了他。后来王守仁巡抚南、赣、汀、漳，冀元亨又去追随左右，主教于濂溪书院。据《明儒学案》的说法，宁王向王守仁致书问学，后者这才派冀元亨到宁王府讲学。
从明哲保身的角度来看，不要说明知宁王要反，即便只是觉察到他有些微的不臣之心，就应当使出十分气力与他撇清干系。向朝廷举报也许算不得明智，因为有前车之鉴，举报者既有被朝廷问罪的，又有遭宁王暗杀的，但派出门人进入宁王府，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不避嫌疑的大胆举动。儒者为所当为，总是不计得失荣辱的。
甫至宁王府，听宁王畅谈王霸之略，冀元亨却只做一副糊涂相，但言学术而不及其他。宁王不禁拊掌，对旁人说：“人竟然可以痴呆到这种程度！”某日冀元亨开讲《西铭》，反复陈说君臣大义，宁王这才晓得从前错看了他，于是既佩服他的胆色，又知道话不投机。日后何去何从，至此故事有了两个版本。
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宁王只是将冀元亨遣归了事。而黄绾《行状》说宁王表面上以礼相送，暗中却派出杀手，务必致冀元亨于死地，只是不曾得手。无论如何，冀元亨与宁王的这一段瓜葛，于宸濠之乱平定之后成为政敌们攻讦王守仁的一大口实。冀元亨后来被下狱拷问，出狱后五日而卒。(2)
从儒学角度来看，当宁王谈王霸的时候，冀元亨的应对完全是孟子式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意即儒家弟子只言仁义，不言功利。《西铭》是宋儒张载的名篇，提出“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观点，把人类社会解说成天父地母、乾坤一家。这样一来，帝王就顺理成章地变成父母之宗子，大臣也一样顺理成章地变成宗子之家相——周代的宗法结构由此再现，天下被整合为一个想象的宗法共同体。程颐认为《西铭》完美阐明了“理一而分殊”的哲学，朱熹也有一篇《西铭论》，极力为《西铭》辩护。所以冀元亨为宁王讲《西铭》，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王守仁那里并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四
郑晓，少王守仁二十七岁，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是一个通晓军事、广有著述的人。据郑晓《今言》，王守仁初见宁王时佯言售意，试探后者的心思。当时宁王大谈时政缺失，李士实适时地发出了一句大不敬的感叹：“当今世上难道就没有汤、武吗？”
王守仁话中带刺地应道：“即便真有汤、武，也需要伊、吕的辅佐。”
宁王道：“只要有汤、武，就一定会有伊、吕。”
王守仁道：“若有伊、吕，何患无夷、齐？”
这是儒家的机锋。商汤王、周武王是儒家系统里伟大的革命家，虽然是以下犯上，但推翻了暴政，建立了美好的新王朝。伊尹、吕尚分别是商汤王和周武王的谋士，俱是儒家推崇的贤臣。伯夷、叔齐不赞同周武王以暴易暴的做法，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饿死在首阳山的隐居处，同样得到了儒家的推崇。
从汤、武革命的角度来看，以暴易暴、改朝换代可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只要出发点不是个人野心，而是天下的福祉。宁王以汤、武自居，将武宗皇帝置于夏桀王和商纣王的位置，李士实、刘养正以伊、吕自居，渴望辅佐明君，拨乱反正。王守仁不便当面指斥宁王不配与汤、武相提并论，便含蓄地指出李士实、刘养正这些人并非伊、吕，而自己将会坚守夷、齐的态度，绝不会有半分妥协。
正是从这一番打机锋式的对话里，王守仁确信宁王必反，这才派冀元亨到宁王府，真实意图是在宁王府里安插一名间谍。他同时上疏朝廷，表面上为平定南、赣、汀、漳的匪患请求提督军务的权力，而项庄舞剑的真正用意是在宁王身上。王琼与王守仁心照不宣，为后者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这正是在平定宸濠之乱以后王守仁在捷报中将功劳全部归于兵部的缘故。（《今言类编》）
这真是好大的一盘棋，简直令人怀疑王守仁一再请退的上疏只是故作姿态或故布疑阵。当然，他有充足的请退理由：祖母已经百岁高龄，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一日不如一日。圣朝以孝道治天下，即便不准王守仁致仕，但准他回家养病总是在情在理的。没想到又是王琼力排众议，让王守仁赶往福建，去平息当地刚刚爆发的兵变。当然，这也许又是两人的一次“心照不宣”，一切谋划都是围绕着宁王而生的。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终于反了。
五
反叛虽然是一件蓄谋已久的事，却是在仓促之间发生的。
这一切，只因为一个错误的情报。
事情要从宁王努力挣表现说起。其实，各种报告宁王反迹的“谗言”并不足以动摇武宗那颗顽童的心，反而是宁王刻意为自己经营的贤者声誉招致了武宗的猜忌：“官员博取贤名是为了升迁，宁王博取贤名却是为了什么？”
另一个促成猜忌的因素是，宁王得知武宗宠信伶人臧贤，便派人向臧贤“学习音乐”，以尊师重道的姿态奉上巨额学费和一只金丝宝壶。某日武宗临幸，臧贤拿出这只宝壶为圣上斟酒。这当然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举动，不想这宝壶太过巧夺天工，连皇帝都受到了震撼。当时刘氏刚刚得宠，正为没得到宁王的好处而衔恨，便借机挑唆了几句，武宗这才疑心到宁王身上。
就连江彬也为此出了几分力气。江彬与钱宁是武宗左右最有影响力也最有权势的两大佞臣，而正如刘瑾与“七虎”终于不能相容，江彬和钱宁也为着争宠有了一番明争暗斗。宁王在钱宁身上不惜血本，所以站在江彬的角度上，勾起武宗对宁王的猜忌对于整垮钱宁有着釜底抽薪的意义。局面就这样荒唐得有趣，正是一群“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在不自觉中合力推倒了决定宁王命运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武宗心里既然种下了猜忌的种子，针对宁王的奏疏便奏效了。御史萧淮上奏宁王反迹，建议收捕宁王至京城问罪。提案如此，决议却未必然，而宁王安插在京城的间谍将提案误作决议，于是日夜兼程飞报南昌，与钦差使臣竞逐脚力。
就在六月十三日，宁王四十三岁的生日宴会上，王府间谍不辱使命，先期抵达南昌。间谍不知道的是，朝廷最后的决议只是要革除王府护卫，钦差正是为着这个使命而不是押解宁王进京而来的。宁王原定在八月十五日举事，忽然被这条错误情报乱了手脚，为今之计，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翌日，即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各级长官赴宁王府，为前一天的生日宴会做礼节性的答谢。站在宁王的角度，这真算是天赐良机。于是在武士的扈拥下，宁王当众宣布，当年宦官李广将民家子抱入皇宫，伪称皇子，僭继大统，故而宁王奉皇太后密旨起兵讨贼，务在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正！
以政治谋略论，这真是一个荒唐的名目，只会使人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推想宁王的初衷，很可能是要把国事化为家事，既然只是家事，朱姓以外的人便没资格插手。历史上不乏先例：唐高宗想废黜皇后，改立武昭仪，顾命大臣褚遂良力谏不可，李勣一句话扭转乾坤：“这是陛下的家事，外人不该干预。”许敬宗更在朝中宣言说：“农民稍有积蓄还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富有四海。天子想改立皇后，关旁人什么事？”（《大唐新语·酷忍第二十七》）李勣与许敬宗的话虽然貌似置身事外，其实以当时的形势论，这其实正是对武昭仪最有力的支持，李、许二人也因此巧妙地以不甚失尊严的姿态站在了政治强势而道德弱势的一方。
再如唐玄宗因谗言而欲废除太子李瑛与另外两位皇子，名相张九龄强谏，主要缘故有二：
1. 太子无罪。
2. 太子为国本，不可动摇。
而当唐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时，这个擅于揣摩上意的一代奸相讲了和李勣一样的理由：“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应该参与的。”（《旧唐书·玄宗诸子传》）
这样的逻辑虽不中听，却不失为“以事实为依据”。家天下的政治，全国的土地、人民、财富都是帝王的私产，而这份产业的所有者当然有资格随意处置自己的产业，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一个人来继承。
然而在儒家义理中，这样的逻辑却讲不通。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自觉自愿地为天下人的福祉承担责任。尤其自宋代以后，儒者刻意打造出一种“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幻觉，那么皇帝的家事自然就不仅仅是家事了，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儒家语境，尤其是在理学语境下的明朝社会，宁王才一举事便犯了“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纲领性错误。
六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江西巡抚孙燧和按察司副使许逵作为首当其冲的“逆我者”，被宁王斩于惠民门外，其余众官或遭囚禁，或绝食死，或震慑于“榜样的力量”，见风使舵地接受“伪职”，不情不愿地为宁王效力。
此时的王守仁正在驶往福建的官船上思虑着福建兵变的事情，当官船抵达丰城时，丰城典史、知县匆匆通报了宁王举事的消息。何去何从，对王守仁而言并非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当即下令掉转船头，直趋吉安，福建的事情只有先搁置下来了。
据《年谱》记载，当时天公不作美，南风强劲，船不能前，王守仁焚香祷告，边哭边说：“苍天如果哀悯生灵，许我匡复社稷的话，就请马上逆转风向；如果苍天竟然不关心百姓，我也就不想活了！”须臾，南风渐渐停了下来，北风催动官船起航。
《行状》的记载稍有不同：当时不仅逆风，又有消息说宁王派了千余人的军队专门来截杀王守仁，胆小怕事的船夫们正好借着逆风的理由拒绝开船。等王守仁祈祷应验、北风大作之后，没了借口的船夫们仍然不改初衷。王守仁情急之下，拔剑砍下了一名船夫的耳朵，坐船这才得以掉头前行。
《明实录》版本的王守仁照例没有那么多的光辉：他本想先去南昌为宁王祝寿，然后再去福建处置兵变，但官船忽遇狂风，耽搁了日子，待船至丰城的时候，得知宁王起事，于是弃官船、乘小舟，想赶回赣州。宁王派人来追，却没能追上。当时吉安知府伍文定带着三百士卒，在江上截住王守仁，劝他不去赣州而去吉安，以吉安为大本营讨伐宁王。
这不禁令人想象，倘若没有那一阵狂风，王守仁如期抵达南昌祝寿，会不会和孙燧、许逵落到同样的命运呢？
据王守仁的重要谋士龙光回忆，当时王守仁虽有弃官船、乘小舟脱身的打算，但诸夫人和正宪也在船上，这一去就等于抛妻弃子。诸夫人当即手提利剑与夫君道别：“你快走，不要为我们母子担心，一旦有急难，我会用这把剑来自卫的！”(3)
不知道王守仁在这个关键时刻究竟是选择了大义忘亲还是对夫人的剑术有足够的信心，总之终是换舟而去了。
无论从以上哪个版本来看，截杀的消息果然属实。是夜追兵渐近，王守仁只携幕僚数人潜入渔舟脱身，于当夜抵达临江府。临江知府戴德孺欢天喜地地出城迎接，请这位战功赫赫的上级长官入城调度。王守仁当时分析说，推想宁王的战略，上策是直趋北京，出其不意，社稷会为之动摇；中策是夺取南京，大江南北必受其害；下策是盘踞南昌，如此便不难对付了。
王守仁或许是被伍文定迎到了吉安，或者是从临江转赴吉安，总之是以吉安作为本部，以伍文定作为臂膀，开始指挥调度起来。早在南赣剿匪的时候，伍文定就是王守仁的得力干将，所以这两人的组合是实战中磨炼出来的，不是宁王麾下的文臣武将可比。
七
宁王起事虽然事出仓促，但明王朝的应对更见仓促。所以对王守仁而言，当务之急是拖慢宁王的行动，为自己这边调兵遣将留出足够的时间。争夺时间，这是戡乱的第一件要务。
对宁王而言，时间是同样宝贵的。所谓兵贵神速，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军事原则，尤其在以弱对强、以小敌大的时候，出其不意才是克敌制胜的金科玉律。宁王确实有这样的战略，齐集王府护卫与亡命之徒，又大肆征发壮丁，迅速组建了一支号称有十万之众的军队，准备先克南京，再取北京。大军夺取漕运船只，沿水路袭击南康，南康知府匆忙间弃城而走；翌日袭九江，九江的军政、民政长官纷纷逃散，属县闻风皆溃。宁王大军俨然有“顺天讨逆，沛莫能御”的势头。
消息传到北京，据郑晓记载，朝廷大臣惊惧不已，以为宁王举事已经十成八九，只有兵部尚书王琼稳如泰山，一日之内十四次调动兵员与物资，且高声对群臣说：“王伯安在汀赣，据南昌上游，旦夕之间便将绑缚宸濠，诸公不必惊恐！当初我安排王伯安提督军务，正为今日。”（《今言类编》卷一）
这件事情，郑晓或许得之传闻，未可尽信，但有一段得之亲历的记载尤其值得重视。郑晓回忆说：“宁王起事的时候，我二十一岁，正在杭州应考，见到各地的告急文书都不敢指名道姓地说宁王反叛——要么说江西省城有变，要么说江西省城十分紧急，要么说江西巡抚遇害，要么说南昌忽然聚集了军马和船只，传闻有变，而只有王守仁的公文里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今言类编》卷六）
何止各地长官，《年谱》有记载，当南京告急公文送抵北京之后，朝廷大员仍持观望态度，不敢斥言宁王造反，只有王琼从沉默的大多数中发出了尖锐的不和谐音。
各级官员的“审慎”倒也情有可原，毕竟从实情上说，这是朱家的家务事，又焉知宁王不是又一个燕王呢？方孝孺血未冷，首鼠两端才是明哲保身之策。“小人喻于利”，必然会做这样的打算。而“君子喻于义”的王守仁，自然会选择“苟利国家，死生以之”的一途。当时有门生邹守益赶赴吉安，向老师传递了一条情报：“听说宁王收买了叶芳来夹攻吉安。”
叶芳曾是巨盗，之前向王守仁投诚，王守仁自信对他有足够的了解：“叶芳必不会叛。以前他们这些人都以茅草为屋，叛乱的时候便把屋子烧掉，如今他们用巨木建屋，房舍千万，一定舍不得烧了。”
邹守益不以为然：“他们如果跟随宁王造反，有封爵拜官之望，不可以常理揣摩。”
王守仁默然良久，终于说道：“就算天下人都反了，我辈固当如此做。”
邹守益不禁惕然，胸中各种成败利钝的计较一时之间便被洗濯殆尽。（《年谱》）(4)
这就是典型的儒家态度，只问是非，不计成败，只要认定了正义的方向，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惜与全世界为敌，不惜粉身碎骨。王守仁显然被邹守益说动，相信叶芳很有可能投靠了宁王，相信吉安将会遭到两面夹攻，相信自己这一次凶多吉少，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改初衷。
当人们道及王守仁这一段功业的时候，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用兵的谋略，然而谋略是孙武、吴起、曹操、司马懿诸公都有的，而只有与邹守益的这番对话，只有敢明言宁王叛乱的这些公文，才能够体现王守仁所独有的儒将风范。所谓儒将，往往被人误解为具有温文尔雅的气质、良好的修养和仁慈的心怀，而其最核心的特质，即王守仁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却很遗憾地被人们一再忽略了。
所以最值得重视的是，王守仁在平叛之初的战术，无论是旗帜鲜明的讨伐也好，不惜假传圣旨也罢，用郑晓的话说，都是“不顾九族之祸”。
所谓“钦奉圣旨”，确实只是王守仁的疑兵之计。据《年谱》，王守仁深知南京、北京仓促无备，必须拖慢宁王的动作才好，于是散布了许多虚假情报，诸如“率领狼兵、官军四十八万来江西公干”，某部、某部领官军若干万云云，制造了这样一种假象，即朝廷早有防备，大军云集而至。
当然，无论是宁王的“十万”也好，王守仁的“四十八万”也好，都是虚张声势，彼此也都知道对方在虚张声势，但去除“水分常数”，总可以揣测一个大概。
王守仁又伪造了一些朝廷与宁王股肱李士实、刘养正、凌十一、闵念四的通信，言及招降或投诚事宜，故意使宁王查获。小说演义里的这些伎俩真有奇效，宁王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来甄别情报的虚实，当他终于做出准确判断，消弭了猜忌心的时候，情报的真假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
八
宁王既已失了先机，但亡羊补牢，总还有补救的手段。正德十四年（1519年）七月初三，宁王以万余人留镇南昌，亲率六万主力直扑安庆，准备由安庆而下南京。
据《明史》本传，王守仁当时已经集结了一支八万人的军队，当时有人提议驰援安庆，王守仁分析说：“九江、南康已经被宁王攻克，如果我军越过南昌驰援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于江上，那么背后有九江、南康的威胁，必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不如乘锐气攻下南昌，等宁王回军救援的时候，再由鄱阳湖上截击，这是必胜之法。”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错综复杂，从来没有什么必胜之法，但出于激励士气的目的，这样说总是有效的。其实攻南昌的决策不那么容易做出，毕竟宁王经营南昌几十年，而《孙子兵法》总结作战经验，说攻城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术，成本太高，耗时太久。我们作为几百年后的读者，既知成败，以成败论英雄，便佩服王守仁的攻城战略，倘若设身处地来看，必须承认攻南昌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几乎与赌博无异。即便攻下了南昌，宁王如果克安庆、下南京，便完全可以置南昌于不顾，而安庆守军到底会坚城固守还是望风而逃，守又守得住多久，这全是未知之数。
无论如何，王守仁就这样出兵南昌了。关于南昌之战，史料给出了相当矛盾的记载。《明实录》形象勾勒出了王守仁奸诈无能的嘴脸，说王守仁以伍文定为前锋，趋广润门，当时正是三更天，守门者被炮声惊散，伍文定的先头部队轻松入城。城中百姓听闻官军来了，满怀喜悦地登高眺望。王守仁在城外却不知情，误以为南昌城守备坚固，恐怕无法攻克。官军主力已经围住了南昌城，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没人敢率先登城。不多时听到城内传来战马的嘶鸣，这才知道伍文定早已经进去了，于是纷纷架梯攀绳，你争我抢地“攻”上城头。这些官军本是乌合之众，其中还有当初投诚过来的土匪，进城之后贪功纵杀，南昌居民往往还没下床就被夺了性命，甚至有满门无一幸免的。及至破晓时分，诸门洞开，王守仁带着城外的军队整队而入，而城里已经死去几万人了。王守仁急忙下令禁止，将滥杀者斩首以徇，即便如此，仍不能整肃军纪。无奈之下，王守仁修改了赏罚标准：“只有擒捕者才能论功，不计首级。”各路军马这才稍稍收住了屠刀。数日之间，南昌城积尸横路，鸡犬不鸣。叛党千余人已就缚，王守仁依旧穷搜不止，日戮数百人。军人纵掠王府与富户，宁王府的宫人在惶惧之下或纵火自焚，或盛服自缢，尸臭达于府外，只有羸病者数十人苟延残喘。
一言以蔽之，王守仁攻克南昌，简直就是一场明朝版的南京大屠杀。倘若存世的史料只有一部《明实录》，王守仁一定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九
《明史》本传的记载是，伍文定的前锋抵达广润门，守军骇散。翌日黎明，主力部队攀绳登梯占领南昌，擒获了负责守备的宁王世子朱拱樤，宁王府的宫人大多自焚而死，官军颇有杀掠，王守仁斩杀违令者十余人，赦免胁从者，安定士兵，慰谕宗室，南昌的人心这才平复下来。
黄云眉《明史考证》述及《明史·王守仁传》的编撰经过，说初稿是毛奇龄所撰，后来尤侗抓阄拿到这个题目，便参照毛奇龄的初稿写成定本。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正是尤侗的手笔，而考之毛奇龄的初稿，并未提到宫人自焚的事，而“军士颇杀掠”原为“赣州奉新等兵偶有杀掠”。
《年谱》却不讳言宫人自焚的事情，只是未提军士杀掠，不知是真无其事，还是钱德洪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但无论如何，事情也不曾发展到《明实录》所描绘的那般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就在这个时候，宁王却被拖在了安庆城下，他万没想到这座小城明明守军不多，战备不具，却偏偏久攻不下，而南昌失守的消息逼他要做一个即时的抉择：究竟是放弃安庆，直取南京，还是撤离安庆，夺回南昌？
弃安庆而攻南京，这是一个冒险的办法，因为如此一来，九江、南康也会不保，一旦屯兵南京城下，自己的这支大军便成了一支没有任何据点的流寇，败亡只是朝夕之间的事情。但是，叛乱本来就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成则九鼎食，败则九鼎烹，天大的富贵总要在天大的艰险中去求，何不就此做一场豪赌呢？
自幼便锦衣玉食的宁王却没有这样的流氓胆色，“力排众议”地回师克复南昌去了。这是一个相对稳妥的选择，但稳妥的选择偏偏不属于他所图谋的事业。
十
宁王的前锋在鄱阳湖上遭遇了王守仁精心部署的截击，一战而溃。宁王此刻当真孤注一掷了，他厚赏勇士，尽数征调九江、南康的守军，而王守仁恰恰在这时候分兵两路，乘虚收复了九江、南康。宁王的大军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当真沦为流寇了。
也许宁王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在鄱阳湖上发动了一场声势骇人的总攻。明军承受不住压力，稍有退却，而伍文定坚毅地立于铳炮之间，任炮火燎去须髯而无动于衷。铳炮击中宁王副舟，局势迅速逆转。这一战，王守仁胜得不易。
宁王退守樵舍，连舟为方阵，尽出金银激励士卒，王守仁则坐镇南昌，秘密筹办火攻用具，重做调度安排。翌日清晨，宁王召集群臣，斥责不用命者，准备杀人以明军纪。正在他们争议未决的时候，明军忽然掩杀过来。士气决定了成败，叛军一触即溃，宁王妃嫔纷纷投水自尽，宁王被擒。明军穷追宁王残部，不几日便彻底肃清了这一场叛乱。宁王从起事到被俘，只有四十二天。
《年谱》记载，王守仁入南昌之后，每天坐在都察院衙门里，开启中门，使前后贯通可见，对门人弟子讲学不辍。凡有军情文书，即刻登堂处理。有报之伍文定焚须的情状，王守仁便暂入侧席，发出事关生杀的令牌，待还坐之后，门人弟子变颜变色，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王守仁道：“刚刚得知前线有小小的败退，这是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后来接到宁王被擒的战报，王守仁问清情况，安排赏赐，事了之后又坐回讲学的座位。门人弟子纷纷惊喜地询问详情，王守仁道：“适闻宁王已经被擒，想来消息不假，只可惜死的人太多！”然后接着刚刚中断的内容继续讲学，语气一如平常，旁观者皆服其学。(5)
这应该就是世人最想从阳明心学里学到的东西吧，其实说来不难，只要义所当为便放手为之，不计得失荣辱即可。在价值一元化的社会里，做道德选择其实远比做利害选择来得容易，譬如买这只股票还是买那只股票，这是一种利害选择，总会让人纠结不定，而遵纪守法还是作奸犯科，这是一种道德选择，一瞬间便晓得怎样做才合乎道德。而合乎道德的事是否对自己有利，就不是真正的儒者应当挂怀的事情了。
宁王就擒之后，《年谱》记有他不失风度的一面。当他以战俘身份乘马入南昌，望见远近街衢军容整肃，不禁笑道：“这是我的家事，何劳你们如此费心？”一见王守仁，便有托付道：“娄妃是一位贤妃，一直对我苦谏，适才投水而死，希望能妥善安葬她。”
这位娄妃便是前文所述的大儒娄谅之女，与王守仁也算有些渊源。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却把宁王写得狼狈，说他不是乘马，而是被囚车解入南昌的，向王守仁大呼道：“我愿尽削护卫，降为庶人，不知可以吗？”王守仁只简略答道：“有国法在。”
邵廷采另有一条记录很值得玩味：王守仁战胜之后，将宁王与朝廷内外大小臣僚的往来书信一概焚毁。(6)
这做法对于熟悉历史的读者而言绝不陌生，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视以大度、安定人心的手段一般不是王守仁这个位置的人会做的，换言之，这样的做法等于僭越了皇权。
赦免谁或不赦免谁，猜忌谁或不猜忌谁，这是皇帝斟酌的事情。也许王守仁顾虑这些书信必将牵连出一场大狱，不知几千几万人会受此牵连，于是本着一颗儒者之心擅作主张了吧。
设身处地来想，既然在宁王府邸查获了这些书信，怎样处置还真是一件难事，无论怎么做，无论做与不做，都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所以，任何做法本质上都是在赌运气。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给出了另一个版本，说是“阳明自言”，宸濠之乱既定，武宗却“御驾亲征”。上意叵测，王守仁一连失眠了几个晚上。某日有两名宦官抵达浙江，王守仁在镇海楼设宴款待。在酒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王守仁使人撤去楼梯，将宁王府查获的那些书信尽数呈上，宦官与宁王勾结的证据尽在其中。两名宦官感激不已，后来王守仁正是因为有这两名宦官的力保才免于一场灾祸。何良俊还评论说，倘若王守仁用这些书信来要挟宦官，一定会招致不测，而他如此推诚置腹，任何人都会被感动的。(7)
邵廷采与何良俊的记载有可能各自道出了一部分真相：绝大部分书信都被焚毁了，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为王守仁精心挑选出来，通过武宗的亲信宦官呈报上去。这既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清洗，又使主犯——尤其是深得武宗宠信的钱宁和陆完——受到制裁。
但如果何良俊的记载属实的话，我们会看到以王守仁此时的修养竟然还会焦虑到一连几夜失眠的程度，最终亦不是以“心之所安”或“物来顺应”而是以处心积虑的权谋度劫，这总不免会在那些单纯读者的心里激起一波疑惑的涟漪。
十一
倘若仅以局面的凶险程度来看，那么任何程度的焦虑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取胜是容易的，所以王守仁指挥若定，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如何处理胜利之后的善后事宜才是真正的考验。
官僚系统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总会磨合成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所以，如果王守仁用上几年时间慢慢平定宸濠之乱，处理善后事宜就会变得容易很多，而他平叛平得太快，太多人来不及反应，太多利害关系来不及以相对温和的方式重新磨合。所以，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料得清。
如果皇帝是个稳重而明智的人，总还能给人几分安心，但他偏偏不是。当宁王举事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武宗的反应不是恐慌，不是愤怒，而是兴奋，终于有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可以玩一场战争游戏了，而且游戏的场地是在山清水秀、美女如云的江南！圣旨即刻下达，着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领各路兵马，南下征剿叛军，以安边伯朱泰为先锋。
这完全是今天角色扮演类战争游戏的玩法。所谓朱寿，是武宗的角色名，所谓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是武宗为自己的角色安排的职衔，这职衔甚至还有俸禄：年薪五千石。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镇国公是“公”一级的爵位，比宁王的“王”爵还低一级。
先锋官朱泰原名许泰，因被武宗认作义子，许泰便改为朱泰。朱泰世袭武职，还是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武状元，和江彬一样以勇力和佞幸手段得到武宗赏识。这一次便是朱泰和江彬最能揣摩上意，怂恿武宗玩这一场盛大的南征游戏。当然，打仗总会伴随着加官晋爵和大量的赏赐，除了劳民伤财之外，这真是一件双赢的好事。隋末祖君彦为李密撰写檄文声讨隋炀帝，文中有说“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难穷。宴西母以歌云，浮东海以观日。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所有这些话完全可以套用在武宗身上。
内阁拒不拟旨，言官照例谏阻，但制度的力量永远敌不过皇帝的权威。武宗心意已决，以许泰为先锋，以太监张永、张忠提督军务，统率数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江南。倘若江南百姓能有选择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索性希望宁王得胜。
但宁王毕竟败了，而且败得太快。武宗大军离开北京的第二天，王守仁的捷报便“大煞风景地”送上朝廷，随即又“大煞风景地”由朝廷飞报武宗。既然叛乱已平，便没必要御驾亲征了吧？
十二
一场激动人心的游戏怎能就这样被轻易败了兴致？武宗的反应并不出人意料：将捷报瞒住，继续挥军南下。自欺欺人的理由总是有的：即便宁王已被擒获，但余党尚未肃清，这种事情绝不可以小觑；再者，王守仁越权行事，行迹甚是可疑，焉知他不是宁王的同谋，只因看到宁王出师不利这才反咬一口，落井下石？
必须承认这都是合理的怀疑，权力场上本就云谲波诡、翻云覆雨，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第一流的演员全都集中在官场，怎可以轻信任何人呢？
当然，只要有战争游戏的借口就好，武宗并不真的忧心这些事情，只不过不知道江彬、张忠、许泰之辈会拿这些“蛛丝马迹”做出什么文章。武宗边走边玩，和宠爱的民女刘氏玩着“战争”大背景下的爱情游戏，作为先锋官的朱泰却急于争功，领着数千禁军昼夜兼程，直向南昌而来；张永则驻军杭州，摆出了几分老成持重的样子。
以明哲保身的考虑，既然张忠、许泰已到南昌，不妨交接一番，结交一番，从此事不关己，张忠、许泰也乐得维护自己。王守仁却并未如此做，而是在九月十一日将宁王等人押解出南昌，准备直接向武宗献俘。
史料未载王守仁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很可能是针对张忠、朱泰的一项戏剧化的图谋而来。后者打算将被俘的宁王及其余党放归鄱阳湖，让武宗打一场尽兴的水战，然后奏凯论功——照例，除了劳民伤财之外，这是一个人人都能得到好处的安排。谁料这个不识趣的王守仁竟然擅自行动，亲自将宁王一干人犯解出南昌！张忠、朱泰连忙派人追赶，在广信追上了王守仁的队伍。王守仁拒不从命，但眼见得原计划已行不通，便当机立断，趁夜过玉山、草萍驿，到杭州找张永去了。
途中在草萍驿歇宿，天色已暮，忽然接到消息说“王师”已在徐淮，王守仁便连夜启程，不敢有片刻耽搁，只忙里偷闲在驿站的墙壁上题诗二首：
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
边烽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疲。
万里秋风嘶甲马，千山斜日度旌旗。
小臣何尔驱驰急，欲请回銮罢六师。
千里风尘一剑当，万山秋色送归航。
堂垂双白虚频疏，门已三过有底忙。
羽檄西来秋黯黯，关河北望夜苍苍。
自嗟力尽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庙堂。(8)
诗句极见忧虑，显然为武宗亲征的事情操碎了心，尤其想到西北边情不稳，江浙民力已疲，哪还经得起这个顽童天子的祸害。第一首尾联直言不讳，说自己之所以这样披星戴月地赶路，只为了让皇帝尽快班师回京。第二首将自己比作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如此往来奔波，却总没机会回家探望，与百岁高龄的祖母错失了最后的一面。言至尾联，深沉的无力感跃然纸面，只觉得自己这一切奔忙都只如螳臂当车，只希望朝中大佬能在这关键时刻有所作为。
张永虽是宦官，却是有实而无名的朝廷大佬。他原是“八虎”之一，后来成为扳倒刘瑾的名人，是多少次狗咬狗的斗争与倾轧之后的光荣幸存者。倘若不考虑“正邪不两立”之类的儒家大义，那么必须承认他真有一身令人钦佩的过硬本领。
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张永虽然是权力斗争的高手，却绝不是什么忧国忧民的君子，没可能被王守仁用道德原则说服。王守仁之所以去见张永，也真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了。想来张永虽属奸佞，但总还有几分最基本的理智，不像张忠、许泰那般荒唐。重要的是，张永显然与张忠、许泰有隙，所以哪怕事情对张永无甚好处，但只要不使张忠、许泰得到好处，也就是对张永有好处了。
《年谱》记载，王守仁是以一番大道理感动张永的：“江西之民久遭宁王荼毒，如今大乱之后又遭旱情，还要勉力供应京军和边军的军饷，困苦到了极致，一定会啸聚山林；这些人当初参与宸濠之乱尚可算是胁从所致，如今倘若被穷困所激，真的反了，天下必成土崩之势，到那时再兴兵平乱就不容易了！”张永深明大义，徐徐说道：“我这次来，不是为了抢功，只为小心维护皇帝而已，毕竟皇帝身边小人太多了。只不过皇帝很有性格，只有顺着他才能把事情办好，万一逆了他的心意，只会徒然激起那些小人的愤怒，于天下苍生无补。”王守仁信了张永的话，将宁王一干人犯做了移交，自己既不回南昌也不回赣州，索性在杭州西湖净慈寺称病不出了。
《西湖》一诗道出此时心境：
灵鹫高林暑气清，天竺石壁雨痕晴。
客来湖上逢云起，僧住峰头话月明。
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
移家早定孤山计，种果支茅却易成。(9)
看来即便“立诚”如王守仁，也必须坦诚“世路久知难直道”，包拯那种“直道是身谋”的作风也许在包拯的时代行得通，在王守仁的时代却只能和“迂腐”画上等号。只是不知道王守仁在学术上该怎么解释自己“曲则全”的老子式的态度，也许，他会取儒家权变的理论来为自己辩解吧。
在净慈寺称病的日子里，焦虑并未减轻多少，失眠仍是他的痼疾，这是《宿净寺》四首为我们呈现的样子：
老屋深松覆古藤，羁栖犹记昔年曾。
棋声竹里消闲画，药裹窗前对病僧。
烟艇避人长晓出，高峰望远亦时登。
而今更是多牵系，欲似当时又不能。
常苦人间不尽愁，每拼须是入山休。
若为此夜山中宿，犹自中宵煎百忧。
百战西江方底定，六飞南甸尚淹留。
何人真有回天力，诸老能无取日谋？
百战归来一病身，可看时事更愁人。
道人莫问行藏计，已买桃花洞里春。
山僧对我笑，长见说归山。
如何十年别，依旧不曾闲？(10)
诗句里全是劳神费虑、患得患失，全不复当初谈笑用兵的那个野战指挥官的模样。王守仁确实是军事英雄，却不是政治天才，非但不觉得“与人斗其乐无穷”，反而左支右绌，总似处在崩溃临界点的样子。
张永能否不负所托，在局势明朗之前，毕竟不能让人那么笃信。至于王守仁与张永的会面经过，相较之下，似乎前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上屋抽梯”的记载更加可信一些。但无论如何，王守仁这一次押对了赌注，张永在这件事上真的站在了他的一边，后来若不是他在武宗面前多相维护的话，王守仁很可能逃不过张忠、朱泰三番五次处心积虑的陷害。
十三
树欲静而风不止。武宗一路游山玩水，终于驻跸扬州。扬州佳丽地，正是最能让这个荒唐天子乐不思蜀的所在。而那些急于争功求赏的小人，还有那些真正与宁王早有勾结的权贵，日夜不休地在天子身边进献谗言，对王守仁做了无数次的缺席审判。
消息传到净慈寺，这位称病不出的平叛英雄再也坐不住了，只得趋赴扬州行在，希望求得一个自辩的机会。途经镇江，王守仁竟然还有兴致登金山寺一游。我们看他当时写下的《泊金山寺》二首，既见豪情，又有太多沧桑与悲怆：
但过金山便一登，鸣钟出迓每劳僧。
云涛石壁深龙窟，风雨楼台迥佛灯。
难后诗怀全欲减，酒边孤兴尚堪凭。
岩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峰雪栈冰。
醉入江风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
天回江汉留孤柱，地缺东南着此亭。
沙渚乱更新世态，峰峦不改旧时青。
舟人指点龙王庙，欲话前朝不忍听。(11)
这一场破釜沉舟之旅才行到镇江，却被正在当地休闲养老的杨一清极力劝阻住了。杨一清究竟对王守仁说了什么，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想来杨一清既是劝服张永扳倒刘瑾的首谋，应当深知张永的行事风格吧。
我们不知道杨一清是否真的打消了王守仁的疑虑，但一道圣旨适时地打断了后者的计划。王守仁匆匆从湖口返回南昌，奉旨于原职之外兼巡抚江西。(12)这一次他坐镇南昌，终于算是名正言顺了，却也避无可避地要直接应对张忠、朱泰的刁难，还要责无旁贷地负责接待张、朱二人带来的“平叛大军”。这样的难题，远比宸濠之乱来得棘手。
张忠、朱泰当然有足够的理由仇视王守仁——后者移交宁王的举动无疑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站队的姿态。小人的报复从来都兼有穷凶极恶和防不胜防的特点，张忠、朱泰一方面穷捕宁王余党，务求拷掠出对王守仁不利的口供，另一方面放纵自己带来的京军和边军，需索无度，非要让王守仁应接不暇。
拷掠初见成效，有人供出了冀元亨和宁王府有往来，但当拷掠到冀元亨身上，却再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了。当然，办法似乎总是有的，张忠派人将这名重犯押解到北京锦衣卫，希望那里专业的手段和工具能逼问出自己想要的内容。自顾不暇的王守仁终究没能救下门生一命，政治的险恶总超出善良人的预期太多。
然而穷捕宁王余党的工作并未收到多少成效，换言之，并未勒索出足够的金银财宝。江西人看了这些“王师”的手段，怕要开始怀念宁王这个叛贼了吧？
“王师”在统帅的煽动下，或肆坐谩骂，或公然挑衅，王守仁只一味以礼相待，包羞忍辱。但他自己忍得下，南昌百姓却怎么禁得起？王守仁还有办法，令巡捕官晓谕市人，暂时都搬到乡下去住，只留下老人在家应门即可。又出公告说，北方来的这些军队饱受离家之苦，本地居民应当尽主人翁之责，好好招待他们。至于王守仁本人，每次外出若遇到北军出丧，一定停车慰问，安排上好的棺椁，再嗟叹一番才会离去。久而久之，北军的态度果然变了。
量变会积成质变，在某一个节点上爆发惊人的逆转。时近冬至，王守仁预令城市举奠，祭祀亡灵。及至冬至当天，新经宸濠之乱的南昌城里哭声不绝。仿佛四面楚歌的故事重演，北军在这举城的哀哭声里再也克制不住思家的情感，噙着泪水，纷纷喊出班师的呼声。张忠、朱泰既在王守仁那里讨不到任何便宜，也只有顺应军心这一条路好走，只是临走之时总要找个泄愤的渠道，务要和王守仁这个文弱书生比试箭术，存心要他出丑。
虽然从道理上讲指挥才能与个人武技全不相干，王守仁未必能做个合格的前线军将，却无疑是一位出色的三军统帅。元帅并不需要有多么高超的个人武技，张忠、朱泰也不至于愚蠢到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无论如何，让王守仁在武技上出一次丑，让军士们看到他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多或少能降低他的威望，甚至会让那些粗俗无文的军士怀疑他的战功。
但事情再一次出乎小人们的意料，王守仁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却三发三中。更令人惊心的是，他每射中一箭，北军便在一旁轰然叫好。“难道我们带来的军队全都归附了王守仁不成？”张忠、朱泰这一回才真的怕了，急慌慌班师而去。江西百姓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只有王守仁在这一劫之后不知道还有多少难关要闯。
十四
张忠、朱泰撤离南昌，急急去见已经移驻南京的武宗皇帝，少不得一番披肝沥胆、慷慨激昂的陈说，将王守仁涂抹成一个大奸大恶的形象。
有人邀功，也有人希望灭口，毕竟心下惶惶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天知道宁王会咬出哪些同党，天知道宁王府的书信会牵连哪些人。放言王守仁与宁王有染，至少会让前者多几分顾忌，或者使他的意见因为“居心叵测”而不被听信。无论如何，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太多人都想要王守仁好看，英雄的宿命往往如此。
罪莫大于谋反，既然罗织罪名，拣谋反来说总是有用的，何况王守仁有那么多可疑行迹。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缘故：武宗毕竟是个顽童天子，对贪污腐败之类的罪名全不上心，只有谋反才能稍稍让他重视一点。张忠、朱泰每每断言王守仁必反，若不是张永多方护持，很可能王守仁真要遭受一场抄家灭门之祸，毕竟他的“反迹”比之岳飞的“莫须有”来简直要算铁证如山了。
张忠、朱泰终于有一天将武宗说动了心，不妨这样试探王守仁一下，传旨让他来南京觐见，他既然心怀鬼胎，一定疑神疑鬼地不敢前来。
这样的试探确实在历朝历代多有先例，那些有“反迹”的人要么称病推脱，要么索性扯旗造反，要么就做一场豪赌，真的以身犯险，向皇帝表示忠诚，只要这一注赌赢，以后便有更大的机会，安禄山就是个中典范。那么，焉知王守仁不会像安禄山一样敢如此放手一搏呢？
张忠、朱泰当然是有把握的，因为他们之前已经三番五次假传圣旨要王守仁来南京觐见，王守仁拒不听命，双方一直这样僵持。那么，如果这次真的圣旨也调不动他，皇帝总该有“明智的”判断了吧。
赵高曾经用这一计成功地陷害过李斯，但王守仁此时能够仰仗的资源远比当时的李斯要广。只不过张忠、朱泰也许真有几分相信王守仁要反，否则又该怎么解释他拒不奉召的事情呢？
当然，王守仁是不会抗旨不遵的，只因为有张永做内应，才使他能够识破圣旨的真假。所以出乎张忠、朱泰的意料，真圣旨一到，王守仁当即启程，没有半分耽搁。
十五
小人永远比君子更重视情报工作，毕竟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当张忠、朱泰得知王守仁当真动了身，惶急之下只有硬来，强行拦截，不使王守仁越芜湖半步。
王守仁在芜湖足足滞留了半个月，当真进退两难，某日夜半在上新河边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不禁思量：“自己蒙受谤诟，一死倒不足畏，但年迈的父亲怎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呢？”于是对门人说：“此时如果可以让我窃父而逃，我宁愿终身在父亲身边尽孝，无怨无悔。”
“窃父而逃”原是《孟子》里的一段故事，讲的是儒家情、理、法的微妙关系，我的《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正是以这段故事开始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故事的大意是说，舜做天子的时候，若他的父亲因为杀人被捕，舜正确的做法是偷偷把父亲救出监狱，一起逃到官方找不到的地方隐居起来，高高兴兴地尽孝，不做天子。
在孟子的年代，如果哪个统治者真有这样的觉悟，倒也不难做到。然而明朝的社会结构大异于先秦，王守仁只要想想自己祖辈的遭遇，尤其想想遁石翁的境况，便不会真的动什么窃父而逃的念头。他应该已经发觉，古老的儒家理念和现实的政治格局早已有点方凿圆枘的尴尬了。
家里一度传来王华病重的消息，王守仁不免真的动了弃职逃归的念头，只因为后来家书再至报了平安，这才没有成行。某日王守仁问门人弟子：“我当时想弃官回家，怎么就没一个人支持我呢？”
门人周仲答道：“先生思归一念，似乎着相了。”
王守仁沉默良久，终于反问道：“此相安能不着？”
“着相”是佛教术语，粗略地说就是拘泥于世俗之见。譬如我这本书，如果你把它捧在手上，笃信它是一个叫作“书”的真实存在的物件，那么你就着相了，因为从本质上看，“书”只是一个集合名词，“这本书”则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则聚，缘尽则散，每时每刻都因为磨损或热胀冷缩等缘故发生着细微的改变，此时之书并非彼时之书。
或者可以用彩虹来做说明。亚里士多德推测，彩虹并不是高悬于天空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体，而是光线经由云中的水滴散射进观察者的眼里而产生的形象。当时，这不是一个精准的说法，但毕竟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彩虹只是光线的魔法，观察者的位置不同，看到的便不是同一道彩虹。倘若我们执拗地相信彩虹就是悬在天空的一个实体，相信附近的人看到的和我自己看到的是同一道彩虹，这就是“着相”了。
彩虹是阳光、水滴、视网膜因缘和合的结果。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父子关系，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以佛教语言说，都属于“假有”，而非“真有”。一个人只要能洞彻因缘和合的道理，从理论上说，就不会对任何事物怀有执着心。以这种心境来生活，就会活出《菜根谭》所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境界。通俗言之，如果一场大火忽然烧光了你所有的财产，你也无甚所谓，因为你知道财产只是假有，刚刚与你缘尽罢了。
人之所以患得患失，之所以像小人一样“长戚戚”，在佛家看来就是“着相”的缘故，或者说是心有挂碍。所以《心经》教人“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只要一切都不挂心，人自然就什么都不怕了，对一切大悲大喜都可以淡然处之。话说回来，王守仁在平定宸濠之乱的时候全是一派“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的姿态，却偏偏对父亲的病情如此挂心，甚至举止乖张，还作一副“小人长戚戚”的样子，这哪还像一位得道高人呢？
周仲的想法应当是因其代表性才被《年谱》记录在案的，这便意味着在儒者的心性修养里已经掺杂了若干佛教的因子。确实，儒家所谓心性之学和禅学很容易混淆，稍不留意就会发展到不分彼此的程度。顾炎武有考证，在科举试卷里答入禅理的第一人，即万历丁丑科的杨启元，正是阳明心学的后学人物。(13)心学与禅学的差异只在毫厘之间，所以王守仁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往往有失之毫厘就入了禅学的，朱子学派的人也每每在这一点上狠狠地攻击他们。
话说回来，王守仁当然可以批评周仲选错了意识形态路线，但他自己的心镜之喻明明也在反衬着自己的牵挂，这应该才是他沉默良久的原因吧。而他最后做出的回答，其实与多年前游杭州时对那名修闭口禅的僧人的棒喝如出一辙：亲情是天理，既不应割舍，亦无法割舍。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多年前王守仁的棒喝可以脱口而出，而在修养与阅历大增之后却迟疑了许多。
家事与国事，都在挑战着王守仁的心镜修为。我们再看他在这时写下的《舟夜》一诗：
随处看山一叶舟，夜深霜月亦兼愁。
翠华此际游何地？画角中宵起戍楼。
甲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头。
洪涛滚滚乘风势，容易开帆不易收。(14)
舟中无眠，引发焦灼的全是武宗御驾亲征的事情。尾联“洪涛滚滚乘风势，容易开帆不易收”一语双关，风势太大，船帆易开难收，而武宗摆出如此大的阵仗，不知道该怎样收场，而自己作为平叛的首倡者，义无反顾地跳进这个烂泥塘，也不知道将来怎样收场。
王守仁索性住进了九华山的僧舍，每日只是静坐。前文有述，静坐是他提倡的一种修养方式，这一点既与宋元理学家并无二致，而源头并不在儒家，而在佛、道。而这一切都被武宗派来的人看在眼里，武宗知情后便放下了心：“王守仁是学道之人，召之即至，怎会谋反呢？”
武宗既安了心，便没必要真让王守仁来南京觐见了，免得听他聒噪那些逆耳忠言，于是又一道圣旨，打发王守仁原路返回了。回程不被人阻，却被风滞，仿佛事事总难如意，所幸风是南风，总还带来了一丝春意：
岁寒犹叹滞江滨，渐喜阳回大地春。
未有一丝添衮绣，谩提三尺净风尘。
丹心倍觉年来苦，白发从教镜里新。
若待完名始归隐，桃花笑杀武陵人。
——《舟中至日》
冬江尽说风长北，偏我北来风便南。
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参。
残农得暖堪登获，破屋多寒且曝檐。
果使困穷能稍济，不妨经月阻江潭。
——《阻风》(15)
苦意每多，白发新添，想辞官归隐却身不由己，所谓武陵人的讪笑无非都是自嘲。
其实在这种时候，倘若王守仁真的辞官归隐，无职无权，不知会有多少污水泼到他的身上，而他不会有半分还手之力，最后很可能会落到冀元亨那样的下场。越在这种时候，权力、人脉、努力才尤其重要，只是正人君子每每会因为沮丧和倦怠而失去斗志，误以为只要退一步就真的可以海阔天空。所以，王守仁此时的“身不由己”对他反而是一件幸事。
阻风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幸事，毕竟南风里的春意吹来了农耕的希望，王守仁因此毫不介意行程上的耽搁。友人或许为这样的耽搁生疑，他便以《用韵答伍汝真》这样的诗来展现一回潇洒的姿态：
莫怪乡思日夜深，干戈衰病两相侵。
孤肠自信终如铁，众口从教尽铄金！
碧水丹山曾旧约，青天白日是知心。
茅茨岁晚饶风景，云满清溪雪满岑。(16)
首联语带伤感，很有几分倦于仕途的情绪。颔联一转而入豪迈，任凭群情汹汹、众口铄金，我只求问心无愧。颈联和尾联憧憬着和友人携手归隐的生活，自信我心有青天白日为鉴，又何妨笑骂由人。
十六
王守仁这一时期的诗作，大多都是忧心忡忡的。天象似乎也真的与人事相合，从新年第一天开始就是恼人的天气，元旦是雾，初二是雨，初三是风：
元日昏昏雾塞空，出门咫尺误西东。
人多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
欲斩蚩尤开白日，还排阊阖拜重瞳。
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
——《元日雾》
昨朝阴雾埋元日，向晓寒云迸雨声。
莫道人为无感召，从来天意亦分明。
安危他日须周勃，痛苦当年笑贾生。
坐对残灯愁彻夜，静听晨鼓报新晴。
——《二日雨》
一雾二雨三日风，田家卜岁疑凶丰。
我心惟愿兵甲解，天意岂必斯民穷！
虎旅归思怀旧土，銮舆消息望还宫。
春盘浊酒聊自慰，无使戚戚干吾衷。
——《三日风》(17)
元日在雾中失路，途穷当哭，这是阮籍式的悲哀。我们似乎会以为，以王守仁的胸怀与学养，纵然寻不到路，也只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才是他应有的人生境界。然而不是，他有的是那种想有所为却无从入手的绝望。他明知症结何在，明知应当尽斩武宗身边的奸佞小人，但他又能怎么办？“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空有美好的愿望，却孤独无依，得不到助力便使不上力。
这种无力感正如汉代名臣贾谊所遭遇的那样，但还能如何呢？“安危他日须周勃，痛苦当年笑贾生”，也许将来能有周勃那样的铁腕人物出来安定天下，这就不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在今天应当忧心的了。而忧心怎么都止不住，又这样失眠了一夜，不知不觉间又听到街鼓报晓的声音。
仔细想来，那些南下的北军在这新年也会生出思家的念头吧，怎奈皇帝任性，不晓得还要多久才会班师。“春盘浊酒聊自慰，无使戚戚干吾衷”，索性借酒浇愁，不要再去想这些烦心事吧。
我们看王守仁这三首诗，哪有半点“用心若镜”的样子，平常心早不知道去哪里了，一味只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而在焦虑中彻夜失眠，这在王守仁而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十七
行经野云县，听说县城东边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只铁船，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王守仁不禁好奇，待真去看时却只能看到一个轮廓，想来是深色的岩石凸起成船形吧。
王守仁偏在“感时花溅泪”的心境下，凡有所见都会“而今触绪伤怀抱”，平添几分老生常谈的感慨。山上的铁船，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意象，律体诗不足以铺陈与宣泄，一首七言古体诗《舟过铜陵野云县，东小山有铁船，因往观之，果见其彷佛，因题石上》仿佛一发不可收拾，这是王守仁的诗里少见的极富文学趣味的佳作：
青山滚滚如奔涛，铁船何处来停桡？
人间刳木宁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
仙人一去已千载，山头日日长风号。
船头出土尚彷佛，后冈有石云船稍。
我行过此费忖度，昔人用心无乃忉。
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
秦鞭驱之未能动，奡力何所施其篙。
我欲乘之访蓬岛，雷师鼓舵虹为缫。
弱流万里不胜芥，复恐驾此成徒劳。
世路难行每如此，独立斜阳首重搔。(18)
首句将起伏的青山比作起伏的波涛，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追问铁船的来处。朱熹曾有推断，山由浊水凝结而成，所以山峦才呈波浪的样子。故而以山峦喻波涛，倒也真是儒者的当行本色。
铁船从何处来，由何人造？疑是仙人昔年所乘，而仙人又为何乘此而来呢？“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也许因为海上的风波不及平地，所以在平地行船才特地需要铁船吧，但铁船终究敌不过平地的风波啊。我欲乘铁船游仙而去，而无力载起一粒芥子的弱水又怎能载得动这只铁船呢？但我也不须嗟叹，毕竟世路难行才是人生的常态啊。
这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或者说“诗穷而后工”，鄙薄文艺的王守仁在这一时期写下的诗每每有卓绝的文采，而国事正风雨飘摇，人生正山穷水尽，索性纵情山水，于是我们读到“穷探虽得尽幽奇，山势须从远望知”（《江上望九华山》二首之二）、“卧稳从教波浪恶，地深长是水云冥”（《繁昌道中阻风》二首之一）这样深得宋人理趣的句子，也读到“高阁松风飘夜磬，石床花雨落寒灯”（《山僧》）、“僧与白云还暝壑，月随沧海上寒潮”（《又次壁间杜牧韵》）这样颇具唐人情趣的句子。而所有的诗兴与游兴，归根结底不过是在排遣政治上的败兴罢了。
十八
曾经阻滞王守仁归程的南风并未如愿地带来足够的春雨。这一年江西既有旱情，又遭遇了数十年未遇的水患。百姓刚被人祸，又遇天灾，可想而知会发生民变。地方官在这种局势下照例要申请朝廷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然而武宗带来的浩荡王师也正需要惊人的补给——公文迭至，催粮催钱，做的全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幸而宁王府的储藏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巡按御史唐龙、朱节上疏，建议将宁王府变产官银代民上纳。这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而王守仁以天人感应的理论将洪水的责任担当下来，自劾谢罪，希望皇帝另选高明。这其实也算对皇帝的一种委婉的规劝，因为在天人感应的理论里，长久滞留南京不归的武宗才最有资格为上天降下的灾异负责。
武宗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觉悟。要想劝说武宗而收实效，张永的方针才是唯一的出路，即凡事都要顺着武宗的心性。而顺着武宗的心性自然就意味着悖情悖理，谁让他就是那么一个荒唐的皇帝呢？
正德十五年（1520年）七月，“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下令，要王守仁重新上报平定宸濠之乱的捷音。这份荒唐的命令已经是张永在武宗身边极力争取的结果了，而不熟悉官场规则的人便不会明白，王守仁明明已经报过捷、献过俘了，为什么还要重写一份捷报呢？
王守仁倒也“识趣”，给故事渲染出一个崭新的版本，这便是《重上江西捷音疏》，开头便一本正经地称皇帝为“大将军”，说“大将军”对宸濠之乱早有谋划、安排，后文又为皇帝身边那些亲信，包括张忠、朱泰在内，一一表功：
……又蒙钦差总督军门发遣太监张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边伯朱泰，太监张忠，左都督朱晖，各领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剿。
续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统率六师，奉天征讨，及统提督等官司礼监太监魏彬，平虏伯朱彬等，并督理粮饷兵部左侍郎等官王宪等，亦各继至南京。(19)
按官场惯例，要想把事情做好，总要先把那些不会做事却很会捣乱的小人安抚好；要想自己论功，一定要先给这些小人论功。王守仁当然做得晚了，只希望亡羊补牢未为迟吧。
有了这封“识趣”的奏疏，武宗皇帝终于师出有名，连忙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受俘仪式，亲自顶盔掼甲和宁王“鏖战”一番，总算圆了这一场亲征大梦。
武宗心满意足，奸佞们也各有各的收获，总算可以班师了。四天之后，王师正式北返，结束了这一场长达一年多的闹剧。而王守仁这样的做法却在后来引起了儒家阵营里的很多争议：他究竟算是以权变来顾全大局呢，还是放弃原则，为眼前利害而不惜损害全天下意识形态的根基呢？这真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两难问题，理想派与现实派的争议一直不休。我们不妨从一个相当晚近的事例上体会抉择的难度：美国佛罗里达，1941年，这是敏感的时间与敏感的地点，作家E.B.怀特在一家禁止黑人入内的电影院里欣赏一部爱国主义宣传片，当片尾字幕“不可分割的国家，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出现的时候，观众掌声四起。怀特不禁想象，如果自己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如此喜欢自由和正义，为什么不许黑人进电影院”，不知道这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怀特没有胆量在现场发出这样一声大喝，却在随笔《佛罗里达珊瑚岛》里认真地做了反思：“北方人很可能认为南方人在种族问题上偏执，南方人却认为北方人脱离实际，说出话来往往靠不住。黑人差别待遇的理念让北方人不满意，但在黑人人口与白人不相上下或多于白人的城镇里，却被视为合情合理。对一个问题，答案是切合实际的还是理想主义的，要看人们回答时说的是一年、十年抑或一百年。换言之，完全可以想象，虽然目前的限制不会很快取消，一百年后，黑人必将享有更多的自由，但这并不足以让今天的黑人有机会欣赏电影。”
怀特道出了人类社会的一条铁律：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棘手的问题总会在遥远的将来得到改善。然而安德鲁·马维尔，英国十七世纪诗人，预先以一首《致他娇羞的女友》做出了精巧的回答：“假如我们有足够的世界和足够的时间，女士啊，你这样的娇羞便算不得罪愆。我们可以坐下来，想想该在哪条路上消磨我们漫长的爱恋。……让我用一百年赞美你的眼，凝视你的眉，用二百年崇拜你的胸，用三万年的时间慢慢爱遍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偏偏把你的心留待最后触摸，只有这样的排场才不致把你辱没……”是的，假如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时间，然而“但我总是听到，背后隆隆逼近的时间的战车……”，只这一句便将之前那些长篇大论的抒情式的铺陈打得溃不成军。
争议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而在多数情况下，即便我们可以置身事外远观历史，也无法为理想派与现实派的方案盖棺论定。所以，当我们真的以局内人的身份面对这一类问题时，阳明心学能够带给我们的也许不是更好的方案，却绝对是最有效也最有力的决断。
是的，正反两方各有各的道理，我们且不必细论，只是从《重上江西捷音疏》当中可以窥见阳明心学的处世准则：孔子如何规定，孟子如何规定，祖宗法度如何规定，一切都可以打破，只要心安就好。那些固守孔孟之道与祖宗法度的大臣当然也有可能打破这些规则，而区别在于他们在打破规则的时候总会有些束手束脚、辗转难安，阳明心学的信徒却心安理得，无所顾忌。
心态上的一点不同，会造成行为效果上的天壤之别。这正如现代医学里的安慰剂效应，强大的信心会使一枚糖果起到灵丹妙药的疗效——太多的双盲实验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十九
武宗班师，终于还了江南百姓清净。只要官府不生事，民间总能从疮痍中迅速恢复活力。以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思路来看，管得好不如管得少。
长吁了一口气的王守仁更不愿多生事端，于是巡抚衙门又有了书院的气象，天下学人仰慕他的事功与学术，前来求师问道的人络绎不绝，即将在阳明心学的传承过程中大放异彩的王艮就是在这个时候远来拜会的。
王艮的身份很有些特别，他原名王银，出身于泰州的一个盐工家庭。明朝实行食盐专卖政策，盐场工人有专门的户籍，称为灶户。灶户和军户一样，世袭不但是权利，更是义务。明代中叶以来，政府对食盐的控制略有放松，灶户在完成国家指标之后，如果还有余盐，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自行销售。王银的家庭就是这样，父亲煮盐、贩盐，在贫困的日子里挣扎，王银草草读了几年私塾，从十一岁上便在父亲身边帮工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银就是一个例子。
王银二十五岁那年，贩盐经过山东，在夫子庙前忽然受到震撼，慨然自语道：“孔子也是人，我也是人，圣人一定是凡人可以学成的！”世界的迷雾从此豁然开朗，他开始了一种半工半读的生活，煮盐、贩盐依然如故，但怀里总揣着《孝经》《大学》《论语》这些典籍，得空便钻研，一有机会便向别人讨教。
儒学早已发展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半路出家，靠野狐禅式的自学坚持下来，注定会和知识分子的主流群体格格不入。王银当时的角色，很像今天所谓的“民科”，怀着发明永动机的高远理想，在无人理解的孤独里负重前行。
我们对照中年之前的王守仁与王银，会发现他们的治学理论几乎如出一辙，但不同的出身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王守仁虽然“标新立异”，但在世人的眼里，他至多只是“体制内”的另类分子，是可以用“体制内”的语言沟通的人；王银却是“体制外”的“孤魂野鬼”，从方法论到专业术语都自成体系，与“体制内”的学术扞格难通。
但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环境让王银越学越有自信。某天他做了一个寓意深远的梦，梦见天突然塌了，人们奔走呼号，不知所措，而他高举双臂，将天擎住，又将错了位的日月星辰一一摆正，耳边尽是人们欢呼拜谢的声音。
这种孤胆英雄拯救地球的好莱坞经典主题，当真就这样出现在一个明朝人的梦里。醒来之后，王银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大汗如雨，但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通透感，那意味着对“万物一体，宇宙在我”的顿悟。
这是王银破茧化蝶、脱胎换骨的一刻，以往的一切所学、所疑至此豁然贯通。而梦的寓意毋庸置疑是要自己拯救天下苍生的天启，那就以讲学来救世吧。于是王银依照古礼，为自己打造出一套卓尔不群的行头：头戴五常冠，身穿深衣，腰系大带，手持笏板。如此扮相的依据是：“言尧之言，行尧之行，就一定要穿尧的衣服！”
尧当然不可能穿成这副模样，但重要的是，王银真诚地这样笃信着。以这样的扮相四处讲学，真仿佛戏台上的人物乍现在现实生活里，很能引发人们围观的热情。然而问题在于，即便尧真的这样穿戴，但在明代中叶穿成这副模样，穿出来的与其说是圣贤风范，倒不如说是朋克精神。
王银当然没有这种自知之明，只是自信满满地标榜自己的教学主旨：不分老幼贵贱贤愚，凡是有志求学的人都可以来学。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性主张，尽管孔子早已“有教无类”，但我们只要看看天下四方来向王守仁求学的都是哪个阶层的人物，便知道王银的做派有多么出格了。而当王银以“行为艺术家”的姿态招摇过市的时候，幸而影响还不算太大，朝廷也无暇去关注他。
二十
某天有人告诉王银，说他的观点和王守仁非常近似，他这才晓得世上还有王守仁这号人物。这倒不怪他孤陋寡闻，毕竟“体制外”的人难免会有这种信息缺失，只顾着“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却没听说当下的学术热点和学术明星。
“德不孤，必有邻”，王银欢快地发出这样的狂言：“王公论良知，我谈格物，如果我们的看法相同，那就是上天降下王公来点化后世；如果我们的看法不同，那就说明是上天降下我来点化王公。”
王银带着这样的自信即日启程，抵达南昌之后，他深衣博带，手持笏板，以两首诗作为见面礼，在府衙外求见王守仁，全身散发出一派古怪的庄严感。
奇装异服总能赢来额外的关注，这也正是历代统治者忌惮“行为艺术家”的理由。王守仁当然不同凡俗，以巡抚之尊降阶相迎；王银却不客气，径入上座。如此不得体的举止大约使王守仁动了些气，所以他接下来的问话很不给王银留情面。
王守仁问道：“先生所戴何冠？”
王银答道：“虞舜之冠。”
王守仁再问：“所穿何服？”
王银答道：“老莱子之服。”
王守仁再问：“您是要效法老莱子吗？”
王银答道：“当然。”
王守仁道：“那您为何只学了老莱子的装束，却不学他上堂假装小孩子打滚啼哭的样子呢？”
王银当即变了脸色，怯生生地侧了侧身子，不敢再摆出分庭抗礼的姿态了。
老莱子是以孝亲著称的传奇人物，他为了讨父母的欢心，古稀之年仍然穿着小孩子的彩衣，在父母膝下学小孩子玩耍的样子。王守仁讥讽王银只会做表面功夫，其实在儒家的理路里，王银很有辩驳的理据。
传统儒家很在意外在的仪节，包括言谈举止与穿衣打扮，甚至可以说穿衣打扮是儒家修养的基本功。先秦时君子有佩玉的传统，走起路来环佩玎珰，佩玉发出的声音起到一种提示作用：只要人的举止得宜，佩玉的碰撞声就会显得清脆悦耳，而一旦失态，玉声也就凌乱了。衣着也有同样的功效，好比今天的职业女性，只要穿上西服套裙，自然就会规行矩步，因为束身的裙子限制了步伐的幅度。再如，欧洲贵族的传统硬领，会逼迫人始终保持昂首挺胸的仪态。久而久之，这些无关道德的表面功夫自然就会内化，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心理。简言之，肢体动作的幅度越小，人就显得越庄重；而人“显得”越庄重，久而久之就会“真的”越庄重。着装改变行为，行为改变心态。
当时王银完全可以用这套理论来为自己的着装辩护，而他虽然绝顶聪明，却吃亏在文化太低——当然也可能另有一个原因，即他真的从王守仁的讥讽里有了反省，发现自己确实对外在形式过于看重了。
接下来两人讨论“格物致知”，王银终于服气了，觉得王守仁的观点简易直截，非自己所及。常人在这种时候总会恼羞成怒，但王银不是凡人，当即便扔开全部的自负，向王守仁行了拜师大礼。
二十一
事情的后续发展证明了一条真理：重要的决定不妨缓一缓再做，切莫操之过急。
王银在拜师之后回到驿馆，不断回味着适才的辩论，越想越懊悔自己服输得太轻率。经过一夜的缜密思虑，第二天一早，王银匆匆上路，再战王守仁。
王守仁倒是很欣赏王银的态度，再战也无妨。结果在又一番辩论之后，王银终于心悦诚服，拜在王守仁门下。在明代思想史上，这一刻的重要性无论怎么高估都不过分。阳明心学的市井色彩也好，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也好，自我意识的高度膨胀也好，后人心目中这些最突出的阳明心学的特质，其实主要都是由王银在后来一手打造出来的。
王银一系，被近现代的思想史研究者称为“王学左派”，变儒学的温柔敦厚为高蹈奋发，使所有以怀瑾握瑜自命的人尽情彰显心中的珍宝。誉之者称其为思想解放，毁之者视其为群魔乱舞。阳明心学成也王银，败也王银，而王守仁当时收下王银这个弟子，很近似《西游记》里唐僧收下孙悟空之后的感觉，既欣赏他除妖伏魔的神通，又为他的野性难驯而大伤脑筋。
所以在收下王银之后，王守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改名取字，将王银改为王艮，取字汝止。
艮，貌似只是将“银”去掉偏旁，显得文雅一些罢了，但王守仁之所以这样改，显然在针对王银的性格。“艮”是《周易》当中的一卦，尤其为理学家重视。周敦颐曾有一句名言：“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
这当然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说法。如果不把这种逻辑当真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宇宙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伸一根手指来解答。《法华经》八万多字，如果删去全文，替换成一个“艮”字，恐怕恼火的不只是佛教徒吧？而如果把周敦颐的话理解为《法华经》的主旨与艮卦暗合，倒也有几分在理。
理学家对艮卦的理解虽然只是一家之言，而且绝不符合《周易》古义，但为求王守仁对艮卦的理解，我们就必须在理学家的易学经典里找答案。
程颐《伊川易传》，又名《周易程氏传》，认为“艮”的含义是“止”，具体说就是人应当止于天理安排给他的那个特定位置。这正如《大学》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是君主，那就要止于仁爱；如果你是臣子，那就要止于恭敬；同理，做儿子止于孝，做父亲止于慈，与国人交往要止于诚信……如此这般的话，万事万物就会各得其所，圣人治理天下，所做的无非是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罢了。
道理虽然简单，但人们往往不能止于其当止之处，这都是因为受到了欲望的迷惑。而一个人必须既不受外物的诱惑，又不被内心的欲望所干扰，这才能够止于其所。(20)
王银，现在应该称他为王艮了，因为他是从社会底层靠自学出身，从未受过书香门第的君子教育，所以行事做派每每显得浮夸，最缺乏分寸感，换言之，不太能够“止于其所”。古人的名与字总有含义上的关联，王守仁为他取字“汝止”，其含义通俗以言之，不啻在说“你可要消停一下啊”。
艮卦的《象传》有一句话也格外适合王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王艮的所思所想偏偏总是出位的，而出位往往意味着出格，既让旁人看不惯，也很容易给自己以及亲朋好友招致无妄之灾。后续的发展一再证明，王艮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惹祸精，王守仁每每被他弄到焦头烂额，而他偏偏天真而挚诚，有死缠烂打的认错本领，让人纵然想甩也甩不脱他。
二十二
在南昌的这段日子里，王守仁在学术上更有进益，心得常常体现在诗句里，《书汪进之太极岩》二首最是耐人寻味：
一窍谁将混沌开，千年样子道州来。
须知太极元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
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
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21)
“一窍谁将混沌开”，劈头便用《庄子》的典故，但含义不是《庄子》的，而是抛出一个“宇宙从何而来”这样的终极问题，而问题的答案便是“千年样子道州来”。道州是周敦颐的家乡，这里代指周敦颐。周敦颐《太极图说》是思想史上的一颗重磅炸弹，用简约而含混的语言描述了儒家体系里的一个宇宙生成论。
古汉语是诗的语言，很适宜在主谓宾不全的表达里营造诗的意境，譬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全是名词罗列，不加一个动词，由读者自行想象这些名词之间的关系。其他语言很少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当中国古诗启发出英美诗坛的意象派，而那些操着英语的诗人无论怎样模仿中国古诗的语言，总少不得要加上一些动词、介词，等等，所以总不能写出唐诗宋词之美。但有一利必有一弊，诗词的语言很不适合说理。我们看周敦颐《通书》的修辞，譬如“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同样是单纯的名词罗列，但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能从语境来做判断，这大约是指“五行出自阴阳，阴阳出自太极”。
阴阳和五行的关系属于常识，人们倒不难填补进恰切的动词，而对于那些不属于常识的有独创性的观点，人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很多争议性的问题，其实都是由语言的乏力造成的。
周敦颐《太极图书》开篇第一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无极而太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叫作“无极”的东西派生了“太极”，抑或“无极”只是用来形容“太极”，或者还要做其他的什么理解？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周敦颐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但可以确知的是，朱熹和王守仁都将“无极”当作对“太极”的修饰语。朱熹观点的最简约的表述就是无极者无形，太极者有理，那么“无极而太极”意味着无形而有理，天理是一种无形的存在。
“须知太极元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天理既然是无形的，包含一切天理的心自然也是无形的，所以“用心若镜”只是一种比喻，千万不能执无为有，真的把无形的心当作镜子一般的有形之物。
“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如果心真的是明镜一般的有形之物，那么自然就会锈蚀、缺损，只有无形之物才能恒常不变，亘古如新。天理正是恒常不变、亘古如新的，永远都在人的心里，都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这里所谓的“圆圈”，指的是周敦颐《太极图》里表示太极的那个圆圈，是太极，也是天理。既然人人心里都有这个太极，有这个天理，那就应当洗净内心来寻找天理，而不要向外寻求，那注定是徒劳。
这两首诗以儒家视角解释了慧能“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的禅偈，同样用慧能否定坐禅功效的言语来否定了向外求理的做法。
那些辛勤坐禅的人，在王守仁看来虽然用力用错了方向，只会落到南辕北辙的收场，但从“立诚”的意义来看，他们真的很让人佩服。儒家学子如果也能有这般“立诚”的心，又何愁不能做成圣贤呢？《有僧坐岩中已三年，诗以励吾党》：
莫怪岩僧木石居，吾侪真切几人如？
经营日夜身心外，剽窃糠枇齿颊余。
俗学未堪欺老衲，昔贤取善及陶渔。
年来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22)
这名僧人在岩间苦修，转眼已是三年，且不论他的修行方法是对是错，但是这一份坚守、这一份赤诚，便没有几个儒家弟子能及。至于“立诚”要向何处立、人欲要从何处灭，《贾胡行》说得极浅显：
贾胡得明珠，藏珠剖其驱；
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无。
轻己重外物，贾胡一何愚！
请君勿笑贾胡愚，君今奔走声利途；
钻求富贵未能得，役精劳形骨髓枯。
竟日惶惶忧毁誉，终宵惕惕防艰虞。
一日仅得五升米，半级仍甘九族诛。
胥靡接踵略无悔，请君勿笑贾胡愚！(23)
诗中描写一名商人为了保住一颗明珠，不惜割开身体将明珠藏进去。明珠是否藏得住还是未知数，但身体已经受了伤残。你会笑话这商人的愚蠢，但请仔细想想，你难道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你为了钻营富贵，劳神苦形，为着微薄的俸禄甘冒灭族的风险。算了吧，你根本没资格笑话这个商人！
诗句虽然用到第二人称，却显然有夫子自道的意味。这首诗虽然感慨真切，道理却说得荒唐。高回报总会伴随着高风险，多少人前赴后继杀进官场，为博取一官半职无所不用其极，难道这都是冲动之下的抉择吗？以身体上可以容忍的伤残来交换巨大的物质利益，这也很难说就是愚蠢啊。
乍看上去，这首诗全是《庄子》的意思。儒者凡有郁结，每每在《庄子》中寻慰藉，似乎王守仁也未能免俗，但以阳明心学的语境来看，明珠也好，仕途也罢，都是纠结人欲的所在，故而只要将“轻己重外物”颠倒一下，变为“重己轻外物”就是了。“古之学者为己”，还是以古道自励的好。
二十三
既然“古之学者为己”，那么该如何看待知识性的学问呢？
舒芬，字国裳，正德十二年（1517年）状元，素来以博学自恃，是当时有名的知识精英。正德十四年（1519年），已任翰林院修撰的舒芬因为劝谏武宗南巡，不但挨了廷杖，还被远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舒芬某日来向王守仁讨教乐理知识，大约有一点挑衅的意思。王守仁却不作答，反而向舒芬请教“元声”。
元声是一个很专业的乐理问题，即古代十二律当中的黄钟——基准音高。有了基准音高，就可以根据所谓“三分损益律”推衍出全套的音阶，乐师这才可以演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随便找一个基准音高也不太有所谓，只要相对音高准确就好。多人合奏的时候，也只需要事先协调一下。但儒家礼乐并重，音乐有着强大的宗教意义，所以元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必须与“天道”相合。
如何找准元声，在古人而言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吕氏春秋·古乐》有载，黄帝派乐官伶伦制定音律，伶伦从大夏之西走到阮隃之阴，从嶰溪之谷选出合适的竹子，再从中精选内空均匀的竹干，截取三寸九分的竹管，将它吹出来的声音定为黄钟律的宫音，也就是元音。
这段记载虽然很有神话色彩，却也很形象地说明了确定元音是一件难事。所以舒芬答道：“元声制度颇详，需要在密室里反复试验才能找准。”王守仁却别出心裁：“元声难道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吗？只要心得到妥善的培养，气自然会和，元气便会自然产生。典籍所谓‘诗言志’，志便是音乐的根本，所谓‘歌咏言’，歌便是制作音律的根本。歌本于心，所以心才是中和之极。”
王守仁所谓心是中和之极，意味着心就是标准的元声，校准元声靠的不是专业的音乐器材，而是平和中正的心。就这样，一个纯粹的知识性问题被巧妙转换为道德修养问题。这正是王守仁的一贯风格，在他而言不存在道德以外的世界，一切问题要么可以转换为道德问题再来解答，要么索性置若罔闻。乐师如果真的用王守仁的方法来校准音高，很可能就要担心失业的问题了。
舒芬毕竟是儒者而非乐师，闻言之下喜出望外，当即便拜王守仁为师。前文有讲舒芬请王守仁书写《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两人的渊源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十四
舒芬与王艮，分别代表了王守仁门人中的两极。虽然“有教无类”是孔子的教学传统，任谁也无可厚非，但以世俗眼光来看，王守仁也过于不挑剔了。门人弟子当中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这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当地官员中巡按御史唐龙与督学佥事邵锐都是恪守朱子理学的顽固派，尤其是唐龙，认真忠告王守仁，要他停止讲学、谨慎交游。
孟子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时他住在滕国，馆驿里有人丢了鞋子，怀疑是孟子的门人偷了。孟子很不以为然：“难道你以为我这些门人是为了偷鞋子才到这里来的？”对方答道：“那倒不是，不过您开科授课，对学生采取往者不追、来者不拒的态度。无论什么人，只要来求学，您都接纳，您的门人也就难免良莠不齐了。”（《孟子·尽心下》）
拿孟子的话来堵唐龙的口，这是最现成的办法，但王守仁偏有一番自己的体会：“我真切地发现人人都有同样的良知，只是很多人不能体会到良知，这才甘心随波逐流。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赶来向我求教，我怎忍心只顾自己避嫌而缄口不言呢？求真才者譬如沙里淘金，难道不知道绝大多数都是沙子，都要被淘洗掉吗，但也不能因为沙子太多，索性连金子也不淘了吧？”
这段话里最要紧的其实不是辩驳的逻辑，而是“良知”二字。此时的王守仁在学术上又一次破茧化蝶，开始揭橥“良知”与“致良知”的观点，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揭开帷幕了。
(1) 见《全集》，第1541页。
(2) 见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635页。
(3) 见《全集》，第1086页。
(4) 见《全集》，第1393-1394页。
(5) 见《全集》，第1398页。
(6) 见《全集》，第1724页。
(7) 见明代何良俊著《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第55页。
(8) 见《全集》，第830-831页。诗前有序：“九月献俘北上，驻草萍，时已暮。忽传王师已及徐淮，遂乘夜速发。次壁间韵纪之二首。”
(9) 见《全集》，第831页。
(10) 见《全集》，第832页。
(11) 见《全集》，第833页。
(12)《年谱》以兼巡抚江西为十一月事，陈来《年谱笺证》考订当在七月，见陈来《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53页。
(13) 见清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055页。
(14) 见《全集》，第834页。
(15) 见《全集》，第834页。
(16) 见《全集》，第834-835页。
(17)《全集》，第839-840页。
(18) 见《全集》，第841页。
(19) 见《全集》，第480-484页。
(20) 见《二程集》（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第967-968页。
(21) 见《全集》，第851页。
(22) 见《全集》，第854页。
(23) 见《全集》，第855页。
一
新问题常是老问题，这是读史最能解颐的一面。
古人探讨治乱兴亡，常常归结为“体制问题”，正反双方唇枪舌剑，激辩两千年而不歇。封建制和郡县制究竟孰优孰劣，谁该为长治久安居功，谁该为土崩瓦解负责，各有各的说法。
简言之，封建制是最传统的贵族社会，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士大夫，逐级效忠，世官世禄。孔子一心“克己复礼”，要复兴的周礼就是这样的一种封建制度；孔子所哀叹的“礼崩乐坏”，就是西周创设的封建制度的瓦解。秦始皇废封建而立郡县，传统贵族不复存在，聘任而来的郡县长官取代了世袭的封建领主，虽然逐级负责，但一致向皇帝效忠。
郡县制是集权程度最高的体制，因而也是管理效率最高的体制，只要皇帝一声号令，全国人力物力都能如臂使指地调动起来，在封建制下很难完成的浩大工程在郡县制下可以轻而易举完成。明君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展拳脚，昏君也可以在郡县制下大发淫威。
站在皇帝的角度，郡县制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一旦皇帝幼小、权臣当道，只要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就足以改朝换代，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封建制虽然稳定性强，但集权程度太低，非但皇帝做起来太不过瘾，而且强大的诸侯也有作乱的能力。所以，合理的结构似乎要在郡县制和封建制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点非常难寻，不断的试错意味着不断付出血的代价。
西汉建国，权力结构是皇权、政府、诸侯三大系统互相制衡，刘邦在有生之年积极消除异性诸侯，不使韩信、彭越这些战神级的人物对刘氏子孙形成威胁，但同姓诸侯依然享有广阔的封地和高度的自治权，于是在景帝朝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汲取教训，以推恩令诱发诸侯解体，又以各种政策限制诸侯的权力。于是到了西汉末年，用陆机《五等诸侯论》的话说，是“天下旷然，复袭亡秦之轨矣”，意即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但却走上了秦始皇的老路，加强集权虽然能收一时之功，却败坏了百年基业，以致王莽篡汉“易如拾芥”。而那时候汉朝宗室诸侯的表现，用曹囧《六代论》的名言，就是“解印释绂，贡奉社稷，犹惧不得为臣妾。或乃为之符命，颂莽恩德，岂不哀哉”。
自秦以后，虽然“百代都行秦政法”，也大多都会矫秦之失，以一定比例的封建制来做郡县制的调剂，但集权永远都是主导方向。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治乱循环现象根源就在这里。
当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却是动物学家给出了答案：在猕猴的世界里，集权程度越高，高风险的夺权策略就越受青睐，意在改变支配等级的进攻性联盟就越常见，而地位低的雄性越会有离开原有群体而加入新群体的意愿。是的，猕猴的社会是高度政治化的，只要看过猕猴社会的政治运作，我们会相信“沐猴而冠”这个词其实并不具有任何侮辱性。
复杂的语言和文字系统使我们人类得以传承丰富的历史经验，这确是我们可以傲视猕猴的地方。于是，郡县制还是封建制，每一位开国君主都要面临这种选择，都要决定给两者安排怎样一个合适的比例。
人生阅历不同，导致了制度选择的偏好不同。朱元璋有鉴于元末权臣当道，所以在奠定明代政治格局的时候，极力从制度上弱化权臣的威胁，取消宰相制就是最有力的一个手段。而对权臣戒心越重，就越是有着强化封建制的倾向，因为各地若有强大的同姓诸侯，便随时可以进京勤王，就算诸侯篡位，皇位毕竟也不会落在外姓人的手里，这总还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于是，除嫡长子朱标立储、幼子朱楠早夭之外，朱元璋将另外二十四个儿子全部封王，坐镇全国要冲。
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最大限度降低了权臣窃国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极大提升了藩王篡位的概率。所以当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之后，最着力推行的政策就是削藩，结果削藩失败，燕王朱棣入继大统，是为明成祖，从此明朝皇统便不是太祖嫡传血脉了。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很仰赖十七弟宁王朱权的力量，而一旦得了天下，便此一时彼一时，也要大起削藩手段。于是朱权的封地从北方军事重镇大宁迁至江西南昌，其他藩王的势力也被一削再削，各自受着地方政府的严密监管。
但“祖宗成法”总难被彻底废除，藩王还是有着一定的权力和武装，与西汉末年的宗室不可同日而语。时光荏苒，皇位传到了顽童一般的武宗，宁王的爵位也三传到了朱宸濠那里。前者贪玩好耍，后者锐意进取，眼看权力的天平微微有些摇摆了。
二
作为一名志存高远的藩王，宁王朱宸濠很有几分“知行合一”的精神，多年来总是千方百计谋求更大的权势，觊觎更高的地位。造反当然不是唯一的办法，宁王甚至想过“和平演变”的招数：武宗皇帝没有子嗣，何不将自己的儿子过继了去？
武宗毕竟年轻，过继的事情便搁置下来，而宁王的其他计划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一是收买朝廷权贵来哄得武宗准许，恢复英宗天顺年间被削去的王府护卫；二是拉拢南昌一带的地方官和镇守太监，使南昌真正成为自己的地盘，以期将来有根据地和大本营；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招募鄱阳湖惯匪，平时让他们充当刺客，一旦局势有变，这就是一支召之即来的野战部队。
之所以宁王后来发起的叛乱未能成为第二个靖难之役，实在与这份过于昭彰的野心有关。当初燕王朱棣起兵，可以说是对建文帝朱允炆削藩政策的一种“自卫”行为，并非平日里就有多少图谋，所以很容易赢得同情，而宁王处心积虑太多年，反相简直就写在脸上，以致有责任担当的大臣会连番上疏检举，在野而不愿蹚浑水的文士避之唯恐不及。虽然武宗放在历朝历代的帝王里都算是最不成体统的一个，但人们就算盼望着一场革命，也不希望是宁王扮演汤、武的角色，这就好比三藩之乱的时候，虽然许多人都有反清复明的心，却不会认同吴三桂的义旗。
再者，宁王的智囊团在最关键的问题上竟然走错了棋：藩王起兵，总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讨伐对象至少名义上是皇帝身边的奸臣，而非皇帝本人，如此才能师出有名，宁王却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武宗，大约是他太想扮演汤、武，或者是他的智囊们太想扮演伊、吕的缘故吧。有这样的失着，即便世无王守仁，宁王的反叛也注定成不了气候。
宁王的智囊主要是两个人：已致仕的都御史李士实和举人刘养正。
李士实，名字出于柳宗元《眎民诗》“士实荡荡”，刘养正，名字出于《易经·蒙卦》“蒙以养正”，显然都是书香门第出身，散发着坦坦荡荡的浩然正气，当然，倘若人如其名的话。
刘养正曾经以说客身份往赣州拜会王守仁，这一场会面后来为王守仁招来了天大的麻烦。多年之后，湛若水为王守仁撰写墓志，提及这一段过往，说刘养正约王守仁一同起事，后者答道：“现在不是桀、纣在位，世上也没有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圣人，倘若有叛乱发生，我们做臣子的只有仗义死节而已。”但王守仁还是派了门生冀元亨到南昌，意图劝说宁王改邪归正，以便消弭一场干戈于无形。（《阳明先生墓志铭》）(1)
三
政治实为人间最凶险的事业。湛若水之所以要做这些记述，为的是撇清王守仁和宁王的关系，因为冀元亨被派往宁王府这件事，不但使政敌们找到一个攻击口实，甚至害得冀元亨下诏狱。
冀元亨，字惟乾，号訚斋，早在王守仁贬谪龙场的时候便追随其左右，后来又随老师在庐陵年余。正德十一年（1516年）湖广乡试，考题有“格物致知”，冀元亨不用官版朱熹哲学答卷，大胆以王守仁的新解应对。
这是公然为真理而不计前程的做法，不想主考官在惊奇之下竟然录取了他。后来王守仁巡抚南、赣、汀、漳，冀元亨又去追随左右，主教于濂溪书院。据《明儒学案》的说法，宁王向王守仁致书问学，后者这才派冀元亨到宁王府讲学。
从明哲保身的角度来看，不要说明知宁王要反，即便只是觉察到他有些微的不臣之心，就应当使出十分气力与他撇清干系。向朝廷举报也许算不得明智，因为有前车之鉴，举报者既有被朝廷问罪的，又有遭宁王暗杀的，但派出门人进入宁王府，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不避嫌疑的大胆举动。儒者为所当为，总是不计得失荣辱的。
甫至宁王府，听宁王畅谈王霸之略，冀元亨却只做一副糊涂相，但言学术而不及其他。宁王不禁拊掌，对旁人说：“人竟然可以痴呆到这种程度！”某日冀元亨开讲《西铭》，反复陈说君臣大义，宁王这才晓得从前错看了他，于是既佩服他的胆色，又知道话不投机。日后何去何从，至此故事有了两个版本。
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宁王只是将冀元亨遣归了事。而黄绾《行状》说宁王表面上以礼相送，暗中却派出杀手，务必致冀元亨于死地，只是不曾得手。无论如何，冀元亨与宁王的这一段瓜葛，于宸濠之乱平定之后成为政敌们攻讦王守仁的一大口实。冀元亨后来被下狱拷问，出狱后五日而卒。(2)
从儒学角度来看，当宁王谈王霸的时候，冀元亨的应对完全是孟子式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意即儒家弟子只言仁义，不言功利。《西铭》是宋儒张载的名篇，提出“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观点，把人类社会解说成天父地母、乾坤一家。这样一来，帝王就顺理成章地变成父母之宗子，大臣也一样顺理成章地变成宗子之家相——周代的宗法结构由此再现，天下被整合为一个想象的宗法共同体。程颐认为《西铭》完美阐明了“理一而分殊”的哲学，朱熹也有一篇《西铭论》，极力为《西铭》辩护。所以冀元亨为宁王讲《西铭》，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王守仁那里并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四
郑晓，少王守仁二十七岁，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是一个通晓军事、广有著述的人。据郑晓《今言》，王守仁初见宁王时佯言售意，试探后者的心思。当时宁王大谈时政缺失，李士实适时地发出了一句大不敬的感叹：“当今世上难道就没有汤、武吗？”
王守仁话中带刺地应道：“即便真有汤、武，也需要伊、吕的辅佐。”
宁王道：“只要有汤、武，就一定会有伊、吕。”
王守仁道：“若有伊、吕，何患无夷、齐？”
这是儒家的机锋。商汤王、周武王是儒家系统里伟大的革命家，虽然是以下犯上，但推翻了暴政，建立了美好的新王朝。伊尹、吕尚分别是商汤王和周武王的谋士，俱是儒家推崇的贤臣。伯夷、叔齐不赞同周武王以暴易暴的做法，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饿死在首阳山的隐居处，同样得到了儒家的推崇。
从汤、武革命的角度来看，以暴易暴、改朝换代可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只要出发点不是个人野心，而是天下的福祉。宁王以汤、武自居，将武宗皇帝置于夏桀王和商纣王的位置，李士实、刘养正以伊、吕自居，渴望辅佐明君，拨乱反正。王守仁不便当面指斥宁王不配与汤、武相提并论，便含蓄地指出李士实、刘养正这些人并非伊、吕，而自己将会坚守夷、齐的态度，绝不会有半分妥协。
正是从这一番打机锋式的对话里，王守仁确信宁王必反，这才派冀元亨到宁王府，真实意图是在宁王府里安插一名间谍。他同时上疏朝廷，表面上为平定南、赣、汀、漳的匪患请求提督军务的权力，而项庄舞剑的真正用意是在宁王身上。王琼与王守仁心照不宣，为后者创造了一切便利条件——这正是在平定宸濠之乱以后王守仁在捷报中将功劳全部归于兵部的缘故。（《今言类编》）
这真是好大的一盘棋，简直令人怀疑王守仁一再请退的上疏只是故作姿态或故布疑阵。当然，他有充足的请退理由：祖母已经百岁高龄，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一日不如一日。圣朝以孝道治天下，即便不准王守仁致仕，但准他回家养病总是在情在理的。没想到又是王琼力排众议，让王守仁赶往福建，去平息当地刚刚爆发的兵变。当然，这也许又是两人的一次“心照不宣”，一切谋划都是围绕着宁王而生的。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终于反了。
五
反叛虽然是一件蓄谋已久的事，却是在仓促之间发生的。
这一切，只因为一个错误的情报。
事情要从宁王努力挣表现说起。其实，各种报告宁王反迹的“谗言”并不足以动摇武宗那颗顽童的心，反而是宁王刻意为自己经营的贤者声誉招致了武宗的猜忌：“官员博取贤名是为了升迁，宁王博取贤名却是为了什么？”
另一个促成猜忌的因素是，宁王得知武宗宠信伶人臧贤，便派人向臧贤“学习音乐”，以尊师重道的姿态奉上巨额学费和一只金丝宝壶。某日武宗临幸，臧贤拿出这只宝壶为圣上斟酒。这当然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举动，不想这宝壶太过巧夺天工，连皇帝都受到了震撼。当时刘氏刚刚得宠，正为没得到宁王的好处而衔恨，便借机挑唆了几句，武宗这才疑心到宁王身上。
就连江彬也为此出了几分力气。江彬与钱宁是武宗左右最有影响力也最有权势的两大佞臣，而正如刘瑾与“七虎”终于不能相容，江彬和钱宁也为着争宠有了一番明争暗斗。宁王在钱宁身上不惜血本，所以站在江彬的角度上，勾起武宗对宁王的猜忌对于整垮钱宁有着釜底抽薪的意义。局面就这样荒唐得有趣，正是一群“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在不自觉中合力推倒了决定宁王命运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武宗心里既然种下了猜忌的种子，针对宁王的奏疏便奏效了。御史萧淮上奏宁王反迹，建议收捕宁王至京城问罪。提案如此，决议却未必然，而宁王安插在京城的间谍将提案误作决议，于是日夜兼程飞报南昌，与钦差使臣竞逐脚力。
就在六月十三日，宁王四十三岁的生日宴会上，王府间谍不辱使命，先期抵达南昌。间谍不知道的是，朝廷最后的决议只是要革除王府护卫，钦差正是为着这个使命而不是押解宁王进京而来的。宁王原定在八月十五日举事，忽然被这条错误情报乱了手脚，为今之计，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翌日，即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各级长官赴宁王府，为前一天的生日宴会做礼节性的答谢。站在宁王的角度，这真算是天赐良机。于是在武士的扈拥下，宁王当众宣布，当年宦官李广将民家子抱入皇宫，伪称皇子，僭继大统，故而宁王奉皇太后密旨起兵讨贼，务在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正！
以政治谋略论，这真是一个荒唐的名目，只会使人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推想宁王的初衷，很可能是要把国事化为家事，既然只是家事，朱姓以外的人便没资格插手。历史上不乏先例：唐高宗想废黜皇后，改立武昭仪，顾命大臣褚遂良力谏不可，李勣一句话扭转乾坤：“这是陛下的家事，外人不该干预。”许敬宗更在朝中宣言说：“农民稍有积蓄还想换个老婆，何况天子富有四海。天子想改立皇后，关旁人什么事？”（《大唐新语·酷忍第二十七》）李勣与许敬宗的话虽然貌似置身事外，其实以当时的形势论，这其实正是对武昭仪最有力的支持，李、许二人也因此巧妙地以不甚失尊严的姿态站在了政治强势而道德弱势的一方。
再如唐玄宗因谗言而欲废除太子李瑛与另外两位皇子，名相张九龄强谏，主要缘故有二：
1. 太子无罪。
2. 太子为国本，不可动摇。
而当唐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时，这个擅于揣摩上意的一代奸相讲了和李勣一样的理由：“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我应该参与的。”（《旧唐书·玄宗诸子传》）
这样的逻辑虽不中听，却不失为“以事实为依据”。家天下的政治，全国的土地、人民、财富都是帝王的私产，而这份产业的所有者当然有资格随意处置自己的产业，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一个人来继承。
然而在儒家义理中，这样的逻辑却讲不通。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自觉自愿地为天下人的福祉承担责任。尤其自宋代以后，儒者刻意打造出一种“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幻觉，那么皇帝的家事自然就不仅仅是家事了，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儒家语境，尤其是在理学语境下的明朝社会，宁王才一举事便犯了“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纲领性错误。
六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江西巡抚孙燧和按察司副使许逵作为首当其冲的“逆我者”，被宁王斩于惠民门外，其余众官或遭囚禁，或绝食死，或震慑于“榜样的力量”，见风使舵地接受“伪职”，不情不愿地为宁王效力。
此时的王守仁正在驶往福建的官船上思虑着福建兵变的事情，当官船抵达丰城时，丰城典史、知县匆匆通报了宁王举事的消息。何去何从，对王守仁而言并非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当即下令掉转船头，直趋吉安，福建的事情只有先搁置下来了。
据《年谱》记载，当时天公不作美，南风强劲，船不能前，王守仁焚香祷告，边哭边说：“苍天如果哀悯生灵，许我匡复社稷的话，就请马上逆转风向；如果苍天竟然不关心百姓，我也就不想活了！”须臾，南风渐渐停了下来，北风催动官船起航。
《行状》的记载稍有不同：当时不仅逆风，又有消息说宁王派了千余人的军队专门来截杀王守仁，胆小怕事的船夫们正好借着逆风的理由拒绝开船。等王守仁祈祷应验、北风大作之后，没了借口的船夫们仍然不改初衷。王守仁情急之下，拔剑砍下了一名船夫的耳朵，坐船这才得以掉头前行。
《明实录》版本的王守仁照例没有那么多的光辉：他本想先去南昌为宁王祝寿，然后再去福建处置兵变，但官船忽遇狂风，耽搁了日子，待船至丰城的时候，得知宁王起事，于是弃官船、乘小舟，想赶回赣州。宁王派人来追，却没能追上。当时吉安知府伍文定带着三百士卒，在江上截住王守仁，劝他不去赣州而去吉安，以吉安为大本营讨伐宁王。
这不禁令人想象，倘若没有那一阵狂风，王守仁如期抵达南昌祝寿，会不会和孙燧、许逵落到同样的命运呢？
据王守仁的重要谋士龙光回忆，当时王守仁虽有弃官船、乘小舟脱身的打算，但诸夫人和正宪也在船上，这一去就等于抛妻弃子。诸夫人当即手提利剑与夫君道别：“你快走，不要为我们母子担心，一旦有急难，我会用这把剑来自卫的！”(3)
不知道王守仁在这个关键时刻究竟是选择了大义忘亲还是对夫人的剑术有足够的信心，总之终是换舟而去了。
无论从以上哪个版本来看，截杀的消息果然属实。是夜追兵渐近，王守仁只携幕僚数人潜入渔舟脱身，于当夜抵达临江府。临江知府戴德孺欢天喜地地出城迎接，请这位战功赫赫的上级长官入城调度。王守仁当时分析说，推想宁王的战略，上策是直趋北京，出其不意，社稷会为之动摇；中策是夺取南京，大江南北必受其害；下策是盘踞南昌，如此便不难对付了。
王守仁或许是被伍文定迎到了吉安，或者是从临江转赴吉安，总之是以吉安作为本部，以伍文定作为臂膀，开始指挥调度起来。早在南赣剿匪的时候，伍文定就是王守仁的得力干将，所以这两人的组合是实战中磨炼出来的，不是宁王麾下的文臣武将可比。
七
宁王起事虽然事出仓促，但明王朝的应对更见仓促。所以对王守仁而言，当务之急是拖慢宁王的行动，为自己这边调兵遣将留出足够的时间。争夺时间，这是戡乱的第一件要务。
对宁王而言，时间是同样宝贵的。所谓兵贵神速，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军事原则，尤其在以弱对强、以小敌大的时候，出其不意才是克敌制胜的金科玉律。宁王确实有这样的战略，齐集王府护卫与亡命之徒，又大肆征发壮丁，迅速组建了一支号称有十万之众的军队，准备先克南京，再取北京。大军夺取漕运船只，沿水路袭击南康，南康知府匆忙间弃城而走；翌日袭九江，九江的军政、民政长官纷纷逃散，属县闻风皆溃。宁王大军俨然有“顺天讨逆，沛莫能御”的势头。
消息传到北京，据郑晓记载，朝廷大臣惊惧不已，以为宁王举事已经十成八九，只有兵部尚书王琼稳如泰山，一日之内十四次调动兵员与物资，且高声对群臣说：“王伯安在汀赣，据南昌上游，旦夕之间便将绑缚宸濠，诸公不必惊恐！当初我安排王伯安提督军务，正为今日。”（《今言类编》卷一）
这件事情，郑晓或许得之传闻，未可尽信，但有一段得之亲历的记载尤其值得重视。郑晓回忆说：“宁王起事的时候，我二十一岁，正在杭州应考，见到各地的告急文书都不敢指名道姓地说宁王反叛——要么说江西省城有变，要么说江西省城十分紧急，要么说江西巡抚遇害，要么说南昌忽然聚集了军马和船只，传闻有变，而只有王守仁的公文里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今言类编》卷六）
何止各地长官，《年谱》有记载，当南京告急公文送抵北京之后，朝廷大员仍持观望态度，不敢斥言宁王造反，只有王琼从沉默的大多数中发出了尖锐的不和谐音。
各级官员的“审慎”倒也情有可原，毕竟从实情上说，这是朱家的家务事，又焉知宁王不是又一个燕王呢？方孝孺血未冷，首鼠两端才是明哲保身之策。“小人喻于利”，必然会做这样的打算。而“君子喻于义”的王守仁，自然会选择“苟利国家，死生以之”的一途。当时有门生邹守益赶赴吉安，向老师传递了一条情报：“听说宁王收买了叶芳来夹攻吉安。”
叶芳曾是巨盗，之前向王守仁投诚，王守仁自信对他有足够的了解：“叶芳必不会叛。以前他们这些人都以茅草为屋，叛乱的时候便把屋子烧掉，如今他们用巨木建屋，房舍千万，一定舍不得烧了。”
邹守益不以为然：“他们如果跟随宁王造反，有封爵拜官之望，不可以常理揣摩。”
王守仁默然良久，终于说道：“就算天下人都反了，我辈固当如此做。”
邹守益不禁惕然，胸中各种成败利钝的计较一时之间便被洗濯殆尽。（《年谱》）(4)
这就是典型的儒家态度，只问是非，不计成败，只要认定了正义的方向，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惜与全世界为敌，不惜粉身碎骨。王守仁显然被邹守益说动，相信叶芳很有可能投靠了宁王，相信吉安将会遭到两面夹攻，相信自己这一次凶多吉少，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改初衷。
当人们道及王守仁这一段功业的时候，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用兵的谋略，然而谋略是孙武、吴起、曹操、司马懿诸公都有的，而只有与邹守益的这番对话，只有敢明言宁王叛乱的这些公文，才能够体现王守仁所独有的儒将风范。所谓儒将，往往被人误解为具有温文尔雅的气质、良好的修养和仁慈的心怀，而其最核心的特质，即王守仁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却很遗憾地被人们一再忽略了。
所以最值得重视的是，王守仁在平叛之初的战术，无论是旗帜鲜明的讨伐也好，不惜假传圣旨也罢，用郑晓的话说，都是“不顾九族之祸”。
所谓“钦奉圣旨”，确实只是王守仁的疑兵之计。据《年谱》，王守仁深知南京、北京仓促无备，必须拖慢宁王的动作才好，于是散布了许多虚假情报，诸如“率领狼兵、官军四十八万来江西公干”，某部、某部领官军若干万云云，制造了这样一种假象，即朝廷早有防备，大军云集而至。
当然，无论是宁王的“十万”也好，王守仁的“四十八万”也好，都是虚张声势，彼此也都知道对方在虚张声势，但去除“水分常数”，总可以揣测一个大概。
王守仁又伪造了一些朝廷与宁王股肱李士实、刘养正、凌十一、闵念四的通信，言及招降或投诚事宜，故意使宁王查获。小说演义里的这些伎俩真有奇效，宁王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来甄别情报的虚实，当他终于做出准确判断，消弭了猜忌心的时候，情报的真假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
八
宁王既已失了先机，但亡羊补牢，总还有补救的手段。正德十四年（1519年）七月初三，宁王以万余人留镇南昌，亲率六万主力直扑安庆，准备由安庆而下南京。
据《明史》本传，王守仁当时已经集结了一支八万人的军队，当时有人提议驰援安庆，王守仁分析说：“九江、南康已经被宁王攻克，如果我军越过南昌驰援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于江上，那么背后有九江、南康的威胁，必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不如乘锐气攻下南昌，等宁王回军救援的时候，再由鄱阳湖上截击，这是必胜之法。”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错综复杂，从来没有什么必胜之法，但出于激励士气的目的，这样说总是有效的。其实攻南昌的决策不那么容易做出，毕竟宁王经营南昌几十年，而《孙子兵法》总结作战经验，说攻城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术，成本太高，耗时太久。我们作为几百年后的读者，既知成败，以成败论英雄，便佩服王守仁的攻城战略，倘若设身处地来看，必须承认攻南昌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几乎与赌博无异。即便攻下了南昌，宁王如果克安庆、下南京，便完全可以置南昌于不顾，而安庆守军到底会坚城固守还是望风而逃，守又守得住多久，这全是未知之数。
无论如何，王守仁就这样出兵南昌了。关于南昌之战，史料给出了相当矛盾的记载。《明实录》形象勾勒出了王守仁奸诈无能的嘴脸，说王守仁以伍文定为前锋，趋广润门，当时正是三更天，守门者被炮声惊散，伍文定的先头部队轻松入城。城中百姓听闻官军来了，满怀喜悦地登高眺望。王守仁在城外却不知情，误以为南昌城守备坚固，恐怕无法攻克。官军主力已经围住了南昌城，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没人敢率先登城。不多时听到城内传来战马的嘶鸣，这才知道伍文定早已经进去了，于是纷纷架梯攀绳，你争我抢地“攻”上城头。这些官军本是乌合之众，其中还有当初投诚过来的土匪，进城之后贪功纵杀，南昌居民往往还没下床就被夺了性命，甚至有满门无一幸免的。及至破晓时分，诸门洞开，王守仁带着城外的军队整队而入，而城里已经死去几万人了。王守仁急忙下令禁止，将滥杀者斩首以徇，即便如此，仍不能整肃军纪。无奈之下，王守仁修改了赏罚标准：“只有擒捕者才能论功，不计首级。”各路军马这才稍稍收住了屠刀。数日之间，南昌城积尸横路，鸡犬不鸣。叛党千余人已就缚，王守仁依旧穷搜不止，日戮数百人。军人纵掠王府与富户，宁王府的宫人在惶惧之下或纵火自焚，或盛服自缢，尸臭达于府外，只有羸病者数十人苟延残喘。
一言以蔽之，王守仁攻克南昌，简直就是一场明朝版的南京大屠杀。倘若存世的史料只有一部《明实录》，王守仁一定早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九
《明史》本传的记载是，伍文定的前锋抵达广润门，守军骇散。翌日黎明，主力部队攀绳登梯占领南昌，擒获了负责守备的宁王世子朱拱樤，宁王府的宫人大多自焚而死，官军颇有杀掠，王守仁斩杀违令者十余人，赦免胁从者，安定士兵，慰谕宗室，南昌的人心这才平复下来。
黄云眉《明史考证》述及《明史·王守仁传》的编撰经过，说初稿是毛奇龄所撰，后来尤侗抓阄拿到这个题目，便参照毛奇龄的初稿写成定本。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正是尤侗的手笔，而考之毛奇龄的初稿，并未提到宫人自焚的事，而“军士颇杀掠”原为“赣州奉新等兵偶有杀掠”。
《年谱》却不讳言宫人自焚的事情，只是未提军士杀掠，不知是真无其事，还是钱德洪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但无论如何，事情也不曾发展到《明实录》所描绘的那般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就在这个时候，宁王却被拖在了安庆城下，他万没想到这座小城明明守军不多，战备不具，却偏偏久攻不下，而南昌失守的消息逼他要做一个即时的抉择：究竟是放弃安庆，直取南京，还是撤离安庆，夺回南昌？
弃安庆而攻南京，这是一个冒险的办法，因为如此一来，九江、南康也会不保，一旦屯兵南京城下，自己的这支大军便成了一支没有任何据点的流寇，败亡只是朝夕之间的事情。但是，叛乱本来就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成则九鼎食，败则九鼎烹，天大的富贵总要在天大的艰险中去求，何不就此做一场豪赌呢？
自幼便锦衣玉食的宁王却没有这样的流氓胆色，“力排众议”地回师克复南昌去了。这是一个相对稳妥的选择，但稳妥的选择偏偏不属于他所图谋的事业。
十
宁王的前锋在鄱阳湖上遭遇了王守仁精心部署的截击，一战而溃。宁王此刻当真孤注一掷了，他厚赏勇士，尽数征调九江、南康的守军，而王守仁恰恰在这时候分兵两路，乘虚收复了九江、南康。宁王的大军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当真沦为流寇了。
也许宁王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在鄱阳湖上发动了一场声势骇人的总攻。明军承受不住压力，稍有退却，而伍文定坚毅地立于铳炮之间，任炮火燎去须髯而无动于衷。铳炮击中宁王副舟，局势迅速逆转。这一战，王守仁胜得不易。
宁王退守樵舍，连舟为方阵，尽出金银激励士卒，王守仁则坐镇南昌，秘密筹办火攻用具，重做调度安排。翌日清晨，宁王召集群臣，斥责不用命者，准备杀人以明军纪。正在他们争议未决的时候，明军忽然掩杀过来。士气决定了成败，叛军一触即溃，宁王妃嫔纷纷投水自尽，宁王被擒。明军穷追宁王残部，不几日便彻底肃清了这一场叛乱。宁王从起事到被俘，只有四十二天。
《年谱》记载，王守仁入南昌之后，每天坐在都察院衙门里，开启中门，使前后贯通可见，对门人弟子讲学不辍。凡有军情文书，即刻登堂处理。有报之伍文定焚须的情状，王守仁便暂入侧席，发出事关生杀的令牌，待还坐之后，门人弟子变颜变色，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王守仁道：“刚刚得知前线有小小的败退，这是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后来接到宁王被擒的战报，王守仁问清情况，安排赏赐，事了之后又坐回讲学的座位。门人弟子纷纷惊喜地询问详情，王守仁道：“适闻宁王已经被擒，想来消息不假，只可惜死的人太多！”然后接着刚刚中断的内容继续讲学，语气一如平常，旁观者皆服其学。(5)
这应该就是世人最想从阳明心学里学到的东西吧，其实说来不难，只要义所当为便放手为之，不计得失荣辱即可。在价值一元化的社会里，做道德选择其实远比做利害选择来得容易，譬如买这只股票还是买那只股票，这是一种利害选择，总会让人纠结不定，而遵纪守法还是作奸犯科，这是一种道德选择，一瞬间便晓得怎样做才合乎道德。而合乎道德的事是否对自己有利，就不是真正的儒者应当挂怀的事情了。
宁王就擒之后，《年谱》记有他不失风度的一面。当他以战俘身份乘马入南昌，望见远近街衢军容整肃，不禁笑道：“这是我的家事，何劳你们如此费心？”一见王守仁，便有托付道：“娄妃是一位贤妃，一直对我苦谏，适才投水而死，希望能妥善安葬她。”
这位娄妃便是前文所述的大儒娄谅之女，与王守仁也算有些渊源。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却把宁王写得狼狈，说他不是乘马，而是被囚车解入南昌的，向王守仁大呼道：“我愿尽削护卫，降为庶人，不知可以吗？”王守仁只简略答道：“有国法在。”
邵廷采另有一条记录很值得玩味：王守仁战胜之后，将宁王与朝廷内外大小臣僚的往来书信一概焚毁。(6)
这做法对于熟悉历史的读者而言绝不陌生，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视以大度、安定人心的手段一般不是王守仁这个位置的人会做的，换言之，这样的做法等于僭越了皇权。
赦免谁或不赦免谁，猜忌谁或不猜忌谁，这是皇帝斟酌的事情。也许王守仁顾虑这些书信必将牵连出一场大狱，不知几千几万人会受此牵连，于是本着一颗儒者之心擅作主张了吧。
设身处地来想，既然在宁王府邸查获了这些书信，怎样处置还真是一件难事，无论怎么做，无论做与不做，都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所以，任何做法本质上都是在赌运气。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给出了另一个版本，说是“阳明自言”，宸濠之乱既定，武宗却“御驾亲征”。上意叵测，王守仁一连失眠了几个晚上。某日有两名宦官抵达浙江，王守仁在镇海楼设宴款待。在酒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王守仁使人撤去楼梯，将宁王府查获的那些书信尽数呈上，宦官与宁王勾结的证据尽在其中。两名宦官感激不已，后来王守仁正是因为有这两名宦官的力保才免于一场灾祸。何良俊还评论说，倘若王守仁用这些书信来要挟宦官，一定会招致不测，而他如此推诚置腹，任何人都会被感动的。(7)
邵廷采与何良俊的记载有可能各自道出了一部分真相：绝大部分书信都被焚毁了，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为王守仁精心挑选出来，通过武宗的亲信宦官呈报上去。这既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清洗，又使主犯——尤其是深得武宗宠信的钱宁和陆完——受到制裁。
但如果何良俊的记载属实的话，我们会看到以王守仁此时的修养竟然还会焦虑到一连几夜失眠的程度，最终亦不是以“心之所安”或“物来顺应”而是以处心积虑的权谋度劫，这总不免会在那些单纯读者的心里激起一波疑惑的涟漪。
十一
倘若仅以局面的凶险程度来看，那么任何程度的焦虑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取胜是容易的，所以王守仁指挥若定，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如何处理胜利之后的善后事宜才是真正的考验。
官僚系统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总会磨合成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所以，如果王守仁用上几年时间慢慢平定宸濠之乱，处理善后事宜就会变得容易很多，而他平叛平得太快，太多人来不及反应，太多利害关系来不及以相对温和的方式重新磨合。所以，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料得清。
如果皇帝是个稳重而明智的人，总还能给人几分安心，但他偏偏不是。当宁王举事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武宗的反应不是恐慌，不是愤怒，而是兴奋，终于有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可以玩一场战争游戏了，而且游戏的场地是在山清水秀、美女如云的江南！圣旨即刻下达，着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领各路兵马，南下征剿叛军，以安边伯朱泰为先锋。
这完全是今天角色扮演类战争游戏的玩法。所谓朱寿，是武宗的角色名，所谓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是武宗为自己的角色安排的职衔，这职衔甚至还有俸禄：年薪五千石。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镇国公是“公”一级的爵位，比宁王的“王”爵还低一级。
先锋官朱泰原名许泰，因被武宗认作义子，许泰便改为朱泰。朱泰世袭武职，还是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武状元，和江彬一样以勇力和佞幸手段得到武宗赏识。这一次便是朱泰和江彬最能揣摩上意，怂恿武宗玩这一场盛大的南征游戏。当然，打仗总会伴随着加官晋爵和大量的赏赐，除了劳民伤财之外，这真是一件双赢的好事。隋末祖君彦为李密撰写檄文声讨隋炀帝，文中有说“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难穷。宴西母以歌云，浮东海以观日。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所有这些话完全可以套用在武宗身上。
内阁拒不拟旨，言官照例谏阻，但制度的力量永远敌不过皇帝的权威。武宗心意已决，以许泰为先锋，以太监张永、张忠提督军务，统率数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江南。倘若江南百姓能有选择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索性希望宁王得胜。
但宁王毕竟败了，而且败得太快。武宗大军离开北京的第二天，王守仁的捷报便“大煞风景地”送上朝廷，随即又“大煞风景地”由朝廷飞报武宗。既然叛乱已平，便没必要御驾亲征了吧？
十二
一场激动人心的游戏怎能就这样被轻易败了兴致？武宗的反应并不出人意料：将捷报瞒住，继续挥军南下。自欺欺人的理由总是有的：即便宁王已被擒获，但余党尚未肃清，这种事情绝不可以小觑；再者，王守仁越权行事，行迹甚是可疑，焉知他不是宁王的同谋，只因看到宁王出师不利这才反咬一口，落井下石？
必须承认这都是合理的怀疑，权力场上本就云谲波诡、翻云覆雨，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第一流的演员全都集中在官场，怎可以轻信任何人呢？
当然，只要有战争游戏的借口就好，武宗并不真的忧心这些事情，只不过不知道江彬、张忠、许泰之辈会拿这些“蛛丝马迹”做出什么文章。武宗边走边玩，和宠爱的民女刘氏玩着“战争”大背景下的爱情游戏，作为先锋官的朱泰却急于争功，领着数千禁军昼夜兼程，直向南昌而来；张永则驻军杭州，摆出了几分老成持重的样子。
以明哲保身的考虑，既然张忠、许泰已到南昌，不妨交接一番，结交一番，从此事不关己，张忠、许泰也乐得维护自己。王守仁却并未如此做，而是在九月十一日将宁王等人押解出南昌，准备直接向武宗献俘。
史料未载王守仁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但很可能是针对张忠、朱泰的一项戏剧化的图谋而来。后者打算将被俘的宁王及其余党放归鄱阳湖，让武宗打一场尽兴的水战，然后奏凯论功——照例，除了劳民伤财之外，这是一个人人都能得到好处的安排。谁料这个不识趣的王守仁竟然擅自行动，亲自将宁王一干人犯解出南昌！张忠、朱泰连忙派人追赶，在广信追上了王守仁的队伍。王守仁拒不从命，但眼见得原计划已行不通，便当机立断，趁夜过玉山、草萍驿，到杭州找张永去了。
途中在草萍驿歇宿，天色已暮，忽然接到消息说“王师”已在徐淮，王守仁便连夜启程，不敢有片刻耽搁，只忙里偷闲在驿站的墙壁上题诗二首：
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
边烽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疲。
万里秋风嘶甲马，千山斜日度旌旗。
小臣何尔驱驰急，欲请回銮罢六师。
千里风尘一剑当，万山秋色送归航。
堂垂双白虚频疏，门已三过有底忙。
羽檄西来秋黯黯，关河北望夜苍苍。
自嗟力尽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庙堂。(8)
诗句极见忧虑，显然为武宗亲征的事情操碎了心，尤其想到西北边情不稳，江浙民力已疲，哪还经得起这个顽童天子的祸害。第一首尾联直言不讳，说自己之所以这样披星戴月地赶路，只为了让皇帝尽快班师回京。第二首将自己比作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如此往来奔波，却总没机会回家探望，与百岁高龄的祖母错失了最后的一面。言至尾联，深沉的无力感跃然纸面，只觉得自己这一切奔忙都只如螳臂当车，只希望朝中大佬能在这关键时刻有所作为。
张永虽是宦官，却是有实而无名的朝廷大佬。他原是“八虎”之一，后来成为扳倒刘瑾的名人，是多少次狗咬狗的斗争与倾轧之后的光荣幸存者。倘若不考虑“正邪不两立”之类的儒家大义，那么必须承认他真有一身令人钦佩的过硬本领。
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张永虽然是权力斗争的高手，却绝不是什么忧国忧民的君子，没可能被王守仁用道德原则说服。王守仁之所以去见张永，也真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了。想来张永虽属奸佞，但总还有几分最基本的理智，不像张忠、许泰那般荒唐。重要的是，张永显然与张忠、许泰有隙，所以哪怕事情对张永无甚好处，但只要不使张忠、许泰得到好处，也就是对张永有好处了。
《年谱》记载，王守仁是以一番大道理感动张永的：“江西之民久遭宁王荼毒，如今大乱之后又遭旱情，还要勉力供应京军和边军的军饷，困苦到了极致，一定会啸聚山林；这些人当初参与宸濠之乱尚可算是胁从所致，如今倘若被穷困所激，真的反了，天下必成土崩之势，到那时再兴兵平乱就不容易了！”张永深明大义，徐徐说道：“我这次来，不是为了抢功，只为小心维护皇帝而已，毕竟皇帝身边小人太多了。只不过皇帝很有性格，只有顺着他才能把事情办好，万一逆了他的心意，只会徒然激起那些小人的愤怒，于天下苍生无补。”王守仁信了张永的话，将宁王一干人犯做了移交，自己既不回南昌也不回赣州，索性在杭州西湖净慈寺称病不出了。
《西湖》一诗道出此时心境：
灵鹫高林暑气清，天竺石壁雨痕晴。
客来湖上逢云起，僧住峰头话月明。
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
移家早定孤山计，种果支茅却易成。(9)
看来即便“立诚”如王守仁，也必须坦诚“世路久知难直道”，包拯那种“直道是身谋”的作风也许在包拯的时代行得通，在王守仁的时代却只能和“迂腐”画上等号。只是不知道王守仁在学术上该怎么解释自己“曲则全”的老子式的态度，也许，他会取儒家权变的理论来为自己辩解吧。
在净慈寺称病的日子里，焦虑并未减轻多少，失眠仍是他的痼疾，这是《宿净寺》四首为我们呈现的样子：
老屋深松覆古藤，羁栖犹记昔年曾。
棋声竹里消闲画，药裹窗前对病僧。
烟艇避人长晓出，高峰望远亦时登。
而今更是多牵系，欲似当时又不能。
常苦人间不尽愁，每拼须是入山休。
若为此夜山中宿，犹自中宵煎百忧。
百战西江方底定，六飞南甸尚淹留。
何人真有回天力，诸老能无取日谋？
百战归来一病身，可看时事更愁人。
道人莫问行藏计，已买桃花洞里春。
山僧对我笑，长见说归山。
如何十年别，依旧不曾闲？(10)
诗句里全是劳神费虑、患得患失，全不复当初谈笑用兵的那个野战指挥官的模样。王守仁确实是军事英雄，却不是政治天才，非但不觉得“与人斗其乐无穷”，反而左支右绌，总似处在崩溃临界点的样子。
张永能否不负所托，在局势明朗之前，毕竟不能让人那么笃信。至于王守仁与张永的会面经过，相较之下，似乎前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上屋抽梯”的记载更加可信一些。但无论如何，王守仁这一次押对了赌注，张永在这件事上真的站在了他的一边，后来若不是他在武宗面前多相维护的话，王守仁很可能逃不过张忠、朱泰三番五次处心积虑的陷害。
十三
树欲静而风不止。武宗一路游山玩水，终于驻跸扬州。扬州佳丽地，正是最能让这个荒唐天子乐不思蜀的所在。而那些急于争功求赏的小人，还有那些真正与宁王早有勾结的权贵，日夜不休地在天子身边进献谗言，对王守仁做了无数次的缺席审判。
消息传到净慈寺，这位称病不出的平叛英雄再也坐不住了，只得趋赴扬州行在，希望求得一个自辩的机会。途经镇江，王守仁竟然还有兴致登金山寺一游。我们看他当时写下的《泊金山寺》二首，既见豪情，又有太多沧桑与悲怆：
但过金山便一登，鸣钟出迓每劳僧。
云涛石壁深龙窟，风雨楼台迥佛灯。
难后诗怀全欲减，酒边孤兴尚堪凭。
岩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峰雪栈冰。
醉入江风酒易醒，片帆西去雨冥冥。
天回江汉留孤柱，地缺东南着此亭。
沙渚乱更新世态，峰峦不改旧时青。
舟人指点龙王庙，欲话前朝不忍听。(11)
这一场破釜沉舟之旅才行到镇江，却被正在当地休闲养老的杨一清极力劝阻住了。杨一清究竟对王守仁说了什么，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想来杨一清既是劝服张永扳倒刘瑾的首谋，应当深知张永的行事风格吧。
我们不知道杨一清是否真的打消了王守仁的疑虑，但一道圣旨适时地打断了后者的计划。王守仁匆匆从湖口返回南昌，奉旨于原职之外兼巡抚江西。(12)这一次他坐镇南昌，终于算是名正言顺了，却也避无可避地要直接应对张忠、朱泰的刁难，还要责无旁贷地负责接待张、朱二人带来的“平叛大军”。这样的难题，远比宸濠之乱来得棘手。
张忠、朱泰当然有足够的理由仇视王守仁——后者移交宁王的举动无疑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站队的姿态。小人的报复从来都兼有穷凶极恶和防不胜防的特点，张忠、朱泰一方面穷捕宁王余党，务求拷掠出对王守仁不利的口供，另一方面放纵自己带来的京军和边军，需索无度，非要让王守仁应接不暇。
拷掠初见成效，有人供出了冀元亨和宁王府有往来，但当拷掠到冀元亨身上，却再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了。当然，办法似乎总是有的，张忠派人将这名重犯押解到北京锦衣卫，希望那里专业的手段和工具能逼问出自己想要的内容。自顾不暇的王守仁终究没能救下门生一命，政治的险恶总超出善良人的预期太多。
然而穷捕宁王余党的工作并未收到多少成效，换言之，并未勒索出足够的金银财宝。江西人看了这些“王师”的手段，怕要开始怀念宁王这个叛贼了吧？
“王师”在统帅的煽动下，或肆坐谩骂，或公然挑衅，王守仁只一味以礼相待，包羞忍辱。但他自己忍得下，南昌百姓却怎么禁得起？王守仁还有办法，令巡捕官晓谕市人，暂时都搬到乡下去住，只留下老人在家应门即可。又出公告说，北方来的这些军队饱受离家之苦，本地居民应当尽主人翁之责，好好招待他们。至于王守仁本人，每次外出若遇到北军出丧，一定停车慰问，安排上好的棺椁，再嗟叹一番才会离去。久而久之，北军的态度果然变了。
量变会积成质变，在某一个节点上爆发惊人的逆转。时近冬至，王守仁预令城市举奠，祭祀亡灵。及至冬至当天，新经宸濠之乱的南昌城里哭声不绝。仿佛四面楚歌的故事重演，北军在这举城的哀哭声里再也克制不住思家的情感，噙着泪水，纷纷喊出班师的呼声。张忠、朱泰既在王守仁那里讨不到任何便宜，也只有顺应军心这一条路好走，只是临走之时总要找个泄愤的渠道，务要和王守仁这个文弱书生比试箭术，存心要他出丑。
虽然从道理上讲指挥才能与个人武技全不相干，王守仁未必能做个合格的前线军将，却无疑是一位出色的三军统帅。元帅并不需要有多么高超的个人武技，张忠、朱泰也不至于愚蠢到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无论如何，让王守仁在武技上出一次丑，让军士们看到他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多或少能降低他的威望，甚至会让那些粗俗无文的军士怀疑他的战功。
但事情再一次出乎小人们的意料，王守仁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却三发三中。更令人惊心的是，他每射中一箭，北军便在一旁轰然叫好。“难道我们带来的军队全都归附了王守仁不成？”张忠、朱泰这一回才真的怕了，急慌慌班师而去。江西百姓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只有王守仁在这一劫之后不知道还有多少难关要闯。
十四
张忠、朱泰撤离南昌，急急去见已经移驻南京的武宗皇帝，少不得一番披肝沥胆、慷慨激昂的陈说，将王守仁涂抹成一个大奸大恶的形象。
有人邀功，也有人希望灭口，毕竟心下惶惶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天知道宁王会咬出哪些同党，天知道宁王府的书信会牵连哪些人。放言王守仁与宁王有染，至少会让前者多几分顾忌，或者使他的意见因为“居心叵测”而不被听信。无论如何，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太多人都想要王守仁好看，英雄的宿命往往如此。
罪莫大于谋反，既然罗织罪名，拣谋反来说总是有用的，何况王守仁有那么多可疑行迹。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缘故：武宗毕竟是个顽童天子，对贪污腐败之类的罪名全不上心，只有谋反才能稍稍让他重视一点。张忠、朱泰每每断言王守仁必反，若不是张永多方护持，很可能王守仁真要遭受一场抄家灭门之祸，毕竟他的“反迹”比之岳飞的“莫须有”来简直要算铁证如山了。
张忠、朱泰终于有一天将武宗说动了心，不妨这样试探王守仁一下，传旨让他来南京觐见，他既然心怀鬼胎，一定疑神疑鬼地不敢前来。
这样的试探确实在历朝历代多有先例，那些有“反迹”的人要么称病推脱，要么索性扯旗造反，要么就做一场豪赌，真的以身犯险，向皇帝表示忠诚，只要这一注赌赢，以后便有更大的机会，安禄山就是个中典范。那么，焉知王守仁不会像安禄山一样敢如此放手一搏呢？
张忠、朱泰当然是有把握的，因为他们之前已经三番五次假传圣旨要王守仁来南京觐见，王守仁拒不听命，双方一直这样僵持。那么，如果这次真的圣旨也调不动他，皇帝总该有“明智的”判断了吧。
赵高曾经用这一计成功地陷害过李斯，但王守仁此时能够仰仗的资源远比当时的李斯要广。只不过张忠、朱泰也许真有几分相信王守仁要反，否则又该怎么解释他拒不奉召的事情呢？
当然，王守仁是不会抗旨不遵的，只因为有张永做内应，才使他能够识破圣旨的真假。所以出乎张忠、朱泰的意料，真圣旨一到，王守仁当即启程，没有半分耽搁。
十五
小人永远比君子更重视情报工作，毕竟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当张忠、朱泰得知王守仁当真动了身，惶急之下只有硬来，强行拦截，不使王守仁越芜湖半步。
王守仁在芜湖足足滞留了半个月，当真进退两难，某日夜半在上新河边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不禁思量：“自己蒙受谤诟，一死倒不足畏，但年迈的父亲怎能承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呢？”于是对门人说：“此时如果可以让我窃父而逃，我宁愿终身在父亲身边尽孝，无怨无悔。”
“窃父而逃”原是《孟子》里的一段故事，讲的是儒家情、理、法的微妙关系，我的《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正是以这段故事开始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故事的大意是说，舜做天子的时候，若他的父亲因为杀人被捕，舜正确的做法是偷偷把父亲救出监狱，一起逃到官方找不到的地方隐居起来，高高兴兴地尽孝，不做天子。
在孟子的年代，如果哪个统治者真有这样的觉悟，倒也不难做到。然而明朝的社会结构大异于先秦，王守仁只要想想自己祖辈的遭遇，尤其想想遁石翁的境况，便不会真的动什么窃父而逃的念头。他应该已经发觉，古老的儒家理念和现实的政治格局早已有点方凿圆枘的尴尬了。
家里一度传来王华病重的消息，王守仁不免真的动了弃职逃归的念头，只因为后来家书再至报了平安，这才没有成行。某日王守仁问门人弟子：“我当时想弃官回家，怎么就没一个人支持我呢？”
门人周仲答道：“先生思归一念，似乎着相了。”
王守仁沉默良久，终于反问道：“此相安能不着？”
“着相”是佛教术语，粗略地说就是拘泥于世俗之见。譬如我这本书，如果你把它捧在手上，笃信它是一个叫作“书”的真实存在的物件，那么你就着相了，因为从本质上看，“书”只是一个集合名词，“这本书”则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起则聚，缘尽则散，每时每刻都因为磨损或热胀冷缩等缘故发生着细微的改变，此时之书并非彼时之书。
或者可以用彩虹来做说明。亚里士多德推测，彩虹并不是高悬于天空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体，而是光线经由云中的水滴散射进观察者的眼里而产生的形象。当时，这不是一个精准的说法，但毕竟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彩虹只是光线的魔法，观察者的位置不同，看到的便不是同一道彩虹。倘若我们执拗地相信彩虹就是悬在天空的一个实体，相信附近的人看到的和我自己看到的是同一道彩虹，这就是“着相”了。
彩虹是阳光、水滴、视网膜因缘和合的结果。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父子关系，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以佛教语言说，都属于“假有”，而非“真有”。一个人只要能洞彻因缘和合的道理，从理论上说，就不会对任何事物怀有执着心。以这种心境来生活，就会活出《菜根谭》所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境界。通俗言之，如果一场大火忽然烧光了你所有的财产，你也无甚所谓，因为你知道财产只是假有，刚刚与你缘尽罢了。
人之所以患得患失，之所以像小人一样“长戚戚”，在佛家看来就是“着相”的缘故，或者说是心有挂碍。所以《心经》教人“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只要一切都不挂心，人自然就什么都不怕了，对一切大悲大喜都可以淡然处之。话说回来，王守仁在平定宸濠之乱的时候全是一派“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的姿态，却偏偏对父亲的病情如此挂心，甚至举止乖张，还作一副“小人长戚戚”的样子，这哪还像一位得道高人呢？
周仲的想法应当是因其代表性才被《年谱》记录在案的，这便意味着在儒者的心性修养里已经掺杂了若干佛教的因子。确实，儒家所谓心性之学和禅学很容易混淆，稍不留意就会发展到不分彼此的程度。顾炎武有考证，在科举试卷里答入禅理的第一人，即万历丁丑科的杨启元，正是阳明心学的后学人物。(13)心学与禅学的差异只在毫厘之间，所以王守仁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往往有失之毫厘就入了禅学的，朱子学派的人也每每在这一点上狠狠地攻击他们。
话说回来，王守仁当然可以批评周仲选错了意识形态路线，但他自己的心镜之喻明明也在反衬着自己的牵挂，这应该才是他沉默良久的原因吧。而他最后做出的回答，其实与多年前游杭州时对那名修闭口禅的僧人的棒喝如出一辙：亲情是天理，既不应割舍，亦无法割舍。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多年前王守仁的棒喝可以脱口而出，而在修养与阅历大增之后却迟疑了许多。
家事与国事，都在挑战着王守仁的心镜修为。我们再看他在这时写下的《舟夜》一诗：
随处看山一叶舟，夜深霜月亦兼愁。
翠华此际游何地？画角中宵起戍楼。
甲马尚屯淮海北，旌旗初散楚江头。
洪涛滚滚乘风势，容易开帆不易收。(14)
舟中无眠，引发焦灼的全是武宗御驾亲征的事情。尾联“洪涛滚滚乘风势，容易开帆不易收”一语双关，风势太大，船帆易开难收，而武宗摆出如此大的阵仗，不知道该怎样收场，而自己作为平叛的首倡者，义无反顾地跳进这个烂泥塘，也不知道将来怎样收场。
王守仁索性住进了九华山的僧舍，每日只是静坐。前文有述，静坐是他提倡的一种修养方式，这一点既与宋元理学家并无二致，而源头并不在儒家，而在佛、道。而这一切都被武宗派来的人看在眼里，武宗知情后便放下了心：“王守仁是学道之人，召之即至，怎会谋反呢？”
武宗既安了心，便没必要真让王守仁来南京觐见了，免得听他聒噪那些逆耳忠言，于是又一道圣旨，打发王守仁原路返回了。回程不被人阻，却被风滞，仿佛事事总难如意，所幸风是南风，总还带来了一丝春意：
岁寒犹叹滞江滨，渐喜阳回大地春。
未有一丝添衮绣，谩提三尺净风尘。
丹心倍觉年来苦，白发从教镜里新。
若待完名始归隐，桃花笑杀武陵人。
——《舟中至日》
冬江尽说风长北，偏我北来风便南。
未必天公真有意，却逢人事偶相参。
残农得暖堪登获，破屋多寒且曝檐。
果使困穷能稍济，不妨经月阻江潭。
——《阻风》(15)
苦意每多，白发新添，想辞官归隐却身不由己，所谓武陵人的讪笑无非都是自嘲。
其实在这种时候，倘若王守仁真的辞官归隐，无职无权，不知会有多少污水泼到他的身上，而他不会有半分还手之力，最后很可能会落到冀元亨那样的下场。越在这种时候，权力、人脉、努力才尤其重要，只是正人君子每每会因为沮丧和倦怠而失去斗志，误以为只要退一步就真的可以海阔天空。所以，王守仁此时的“身不由己”对他反而是一件幸事。
阻风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幸事，毕竟南风里的春意吹来了农耕的希望，王守仁因此毫不介意行程上的耽搁。友人或许为这样的耽搁生疑，他便以《用韵答伍汝真》这样的诗来展现一回潇洒的姿态：
莫怪乡思日夜深，干戈衰病两相侵。
孤肠自信终如铁，众口从教尽铄金！
碧水丹山曾旧约，青天白日是知心。
茅茨岁晚饶风景，云满清溪雪满岑。(16)
首联语带伤感，很有几分倦于仕途的情绪。颔联一转而入豪迈，任凭群情汹汹、众口铄金，我只求问心无愧。颈联和尾联憧憬着和友人携手归隐的生活，自信我心有青天白日为鉴，又何妨笑骂由人。
十六
王守仁这一时期的诗作，大多都是忧心忡忡的。天象似乎也真的与人事相合，从新年第一天开始就是恼人的天气，元旦是雾，初二是雨，初三是风：
元日昏昏雾塞空，出门咫尺误西东。
人多失足投坑堑，我亦停车泣路穷。
欲斩蚩尤开白日，还排阊阖拜重瞳。
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
——《元日雾》
昨朝阴雾埋元日，向晓寒云迸雨声。
莫道人为无感召，从来天意亦分明。
安危他日须周勃，痛苦当年笑贾生。
坐对残灯愁彻夜，静听晨鼓报新晴。
——《二日雨》
一雾二雨三日风，田家卜岁疑凶丰。
我心惟愿兵甲解，天意岂必斯民穷！
虎旅归思怀旧土，銮舆消息望还宫。
春盘浊酒聊自慰，无使戚戚干吾衷。
——《三日风》(17)
元日在雾中失路，途穷当哭，这是阮籍式的悲哀。我们似乎会以为，以王守仁的胸怀与学养，纵然寻不到路，也只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才是他应有的人生境界。然而不是，他有的是那种想有所为却无从入手的绝望。他明知症结何在，明知应当尽斩武宗身边的奸佞小人，但他又能怎么办？“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空有美好的愿望，却孤独无依，得不到助力便使不上力。
这种无力感正如汉代名臣贾谊所遭遇的那样，但还能如何呢？“安危他日须周勃，痛苦当年笑贾生”，也许将来能有周勃那样的铁腕人物出来安定天下，这就不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在今天应当忧心的了。而忧心怎么都止不住，又这样失眠了一夜，不知不觉间又听到街鼓报晓的声音。
仔细想来，那些南下的北军在这新年也会生出思家的念头吧，怎奈皇帝任性，不晓得还要多久才会班师。“春盘浊酒聊自慰，无使戚戚干吾衷”，索性借酒浇愁，不要再去想这些烦心事吧。
我们看王守仁这三首诗，哪有半点“用心若镜”的样子，平常心早不知道去哪里了，一味只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而在焦虑中彻夜失眠，这在王守仁而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十七
行经野云县，听说县城东边的一座小山上有一只铁船，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王守仁不禁好奇，待真去看时却只能看到一个轮廓，想来是深色的岩石凸起成船形吧。
王守仁偏在“感时花溅泪”的心境下，凡有所见都会“而今触绪伤怀抱”，平添几分老生常谈的感慨。山上的铁船，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意象，律体诗不足以铺陈与宣泄，一首七言古体诗《舟过铜陵野云县，东小山有铁船，因往观之，果见其彷佛，因题石上》仿佛一发不可收拾，这是王守仁的诗里少见的极富文学趣味的佳作：
青山滚滚如奔涛，铁船何处来停桡？
人间刳木宁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
仙人一去已千载，山头日日长风号。
船头出土尚彷佛，后冈有石云船稍。
我行过此费忖度，昔人用心无乃忉。
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
秦鞭驱之未能动，奡力何所施其篙。
我欲乘之访蓬岛，雷师鼓舵虹为缫。
弱流万里不胜芥，复恐驾此成徒劳。
世路难行每如此，独立斜阳首重搔。(18)
首句将起伏的青山比作起伏的波涛，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追问铁船的来处。朱熹曾有推断，山由浊水凝结而成，所以山峦才呈波浪的样子。故而以山峦喻波涛，倒也真是儒者的当行本色。
铁船从何处来，由何人造？疑是仙人昔年所乘，而仙人又为何乘此而来呢？“由来风波平地恶，纵有铁船还未牢”，也许因为海上的风波不及平地，所以在平地行船才特地需要铁船吧，但铁船终究敌不过平地的风波啊。我欲乘铁船游仙而去，而无力载起一粒芥子的弱水又怎能载得动这只铁船呢？但我也不须嗟叹，毕竟世路难行才是人生的常态啊。
这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或者说“诗穷而后工”，鄙薄文艺的王守仁在这一时期写下的诗每每有卓绝的文采，而国事正风雨飘摇，人生正山穷水尽，索性纵情山水，于是我们读到“穷探虽得尽幽奇，山势须从远望知”（《江上望九华山》二首之二）、“卧稳从教波浪恶，地深长是水云冥”（《繁昌道中阻风》二首之一）这样深得宋人理趣的句子，也读到“高阁松风飘夜磬，石床花雨落寒灯”（《山僧》）、“僧与白云还暝壑，月随沧海上寒潮”（《又次壁间杜牧韵》）这样颇具唐人情趣的句子。而所有的诗兴与游兴，归根结底不过是在排遣政治上的败兴罢了。
十八
曾经阻滞王守仁归程的南风并未如愿地带来足够的春雨。这一年江西既有旱情，又遭遇了数十年未遇的水患。百姓刚被人祸，又遇天灾，可想而知会发生民变。地方官在这种局势下照例要申请朝廷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然而武宗带来的浩荡王师也正需要惊人的补给——公文迭至，催粮催钱，做的全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幸而宁王府的储藏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巡按御史唐龙、朱节上疏，建议将宁王府变产官银代民上纳。这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而王守仁以天人感应的理论将洪水的责任担当下来，自劾谢罪，希望皇帝另选高明。这其实也算对皇帝的一种委婉的规劝，因为在天人感应的理论里，长久滞留南京不归的武宗才最有资格为上天降下的灾异负责。
武宗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觉悟。要想劝说武宗而收实效，张永的方针才是唯一的出路，即凡事都要顺着武宗的心性。而顺着武宗的心性自然就意味着悖情悖理，谁让他就是那么一个荒唐的皇帝呢？
正德十五年（1520年）七月，“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下令，要王守仁重新上报平定宸濠之乱的捷音。这份荒唐的命令已经是张永在武宗身边极力争取的结果了，而不熟悉官场规则的人便不会明白，王守仁明明已经报过捷、献过俘了，为什么还要重写一份捷报呢？
王守仁倒也“识趣”，给故事渲染出一个崭新的版本，这便是《重上江西捷音疏》，开头便一本正经地称皇帝为“大将军”，说“大将军”对宸濠之乱早有谋划、安排，后文又为皇帝身边那些亲信，包括张忠、朱泰在内，一一表功：
……又蒙钦差总督军门发遣太监张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边伯朱泰，太监张忠，左都督朱晖，各领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剿。
续蒙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统率六师，奉天征讨，及统提督等官司礼监太监魏彬，平虏伯朱彬等，并督理粮饷兵部左侍郎等官王宪等，亦各继至南京。(19)
按官场惯例，要想把事情做好，总要先把那些不会做事却很会捣乱的小人安抚好；要想自己论功，一定要先给这些小人论功。王守仁当然做得晚了，只希望亡羊补牢未为迟吧。
有了这封“识趣”的奏疏，武宗皇帝终于师出有名，连忙在南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受俘仪式，亲自顶盔掼甲和宁王“鏖战”一番，总算圆了这一场亲征大梦。
武宗心满意足，奸佞们也各有各的收获，总算可以班师了。四天之后，王师正式北返，结束了这一场长达一年多的闹剧。而王守仁这样的做法却在后来引起了儒家阵营里的很多争议：他究竟算是以权变来顾全大局呢，还是放弃原则，为眼前利害而不惜损害全天下意识形态的根基呢？这真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两难问题，理想派与现实派的争议一直不休。我们不妨从一个相当晚近的事例上体会抉择的难度：美国佛罗里达，1941年，这是敏感的时间与敏感的地点，作家E.B.怀特在一家禁止黑人入内的电影院里欣赏一部爱国主义宣传片，当片尾字幕“不可分割的国家，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出现的时候，观众掌声四起。怀特不禁想象，如果自己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如此喜欢自由和正义，为什么不许黑人进电影院”，不知道这会引发怎样的后果。
怀特没有胆量在现场发出这样一声大喝，却在随笔《佛罗里达珊瑚岛》里认真地做了反思：“北方人很可能认为南方人在种族问题上偏执，南方人却认为北方人脱离实际，说出话来往往靠不住。黑人差别待遇的理念让北方人不满意，但在黑人人口与白人不相上下或多于白人的城镇里，却被视为合情合理。对一个问题，答案是切合实际的还是理想主义的，要看人们回答时说的是一年、十年抑或一百年。换言之，完全可以想象，虽然目前的限制不会很快取消，一百年后，黑人必将享有更多的自由，但这并不足以让今天的黑人有机会欣赏电影。”
怀特道出了人类社会的一条铁律：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棘手的问题总会在遥远的将来得到改善。然而安德鲁·马维尔，英国十七世纪诗人，预先以一首《致他娇羞的女友》做出了精巧的回答：“假如我们有足够的世界和足够的时间，女士啊，你这样的娇羞便算不得罪愆。我们可以坐下来，想想该在哪条路上消磨我们漫长的爱恋。……让我用一百年赞美你的眼，凝视你的眉，用二百年崇拜你的胸，用三万年的时间慢慢爱遍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偏偏把你的心留待最后触摸，只有这样的排场才不致把你辱没……”是的，假如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时间，然而“但我总是听到，背后隆隆逼近的时间的战车……”，只这一句便将之前那些长篇大论的抒情式的铺陈打得溃不成军。
争议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而在多数情况下，即便我们可以置身事外远观历史，也无法为理想派与现实派的方案盖棺论定。所以，当我们真的以局内人的身份面对这一类问题时，阳明心学能够带给我们的也许不是更好的方案，却绝对是最有效也最有力的决断。
是的，正反两方各有各的道理，我们且不必细论，只是从《重上江西捷音疏》当中可以窥见阳明心学的处世准则：孔子如何规定，孟子如何规定，祖宗法度如何规定，一切都可以打破，只要心安就好。那些固守孔孟之道与祖宗法度的大臣当然也有可能打破这些规则，而区别在于他们在打破规则的时候总会有些束手束脚、辗转难安，阳明心学的信徒却心安理得，无所顾忌。
心态上的一点不同，会造成行为效果上的天壤之别。这正如现代医学里的安慰剂效应，强大的信心会使一枚糖果起到灵丹妙药的疗效——太多的双盲实验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十九
武宗班师，终于还了江南百姓清净。只要官府不生事，民间总能从疮痍中迅速恢复活力。以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思路来看，管得好不如管得少。
长吁了一口气的王守仁更不愿多生事端，于是巡抚衙门又有了书院的气象，天下学人仰慕他的事功与学术，前来求师问道的人络绎不绝，即将在阳明心学的传承过程中大放异彩的王艮就是在这个时候远来拜会的。
王艮的身份很有些特别，他原名王银，出身于泰州的一个盐工家庭。明朝实行食盐专卖政策，盐场工人有专门的户籍，称为灶户。灶户和军户一样，世袭不但是权利，更是义务。明代中叶以来，政府对食盐的控制略有放松，灶户在完成国家指标之后，如果还有余盐，可以拿出一部分来自行销售。王银的家庭就是这样，父亲煮盐、贩盐，在贫困的日子里挣扎，王银草草读了几年私塾，从十一岁上便在父亲身边帮工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银就是一个例子。
王银二十五岁那年，贩盐经过山东，在夫子庙前忽然受到震撼，慨然自语道：“孔子也是人，我也是人，圣人一定是凡人可以学成的！”世界的迷雾从此豁然开朗，他开始了一种半工半读的生活，煮盐、贩盐依然如故，但怀里总揣着《孝经》《大学》《论语》这些典籍，得空便钻研，一有机会便向别人讨教。
儒学早已发展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半路出家，靠野狐禅式的自学坚持下来，注定会和知识分子的主流群体格格不入。王银当时的角色，很像今天所谓的“民科”，怀着发明永动机的高远理想，在无人理解的孤独里负重前行。
我们对照中年之前的王守仁与王银，会发现他们的治学理论几乎如出一辙，但不同的出身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命运：王守仁虽然“标新立异”，但在世人的眼里，他至多只是“体制内”的另类分子，是可以用“体制内”的语言沟通的人；王银却是“体制外”的“孤魂野鬼”，从方法论到专业术语都自成体系，与“体制内”的学术扞格难通。
但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环境让王银越学越有自信。某天他做了一个寓意深远的梦，梦见天突然塌了，人们奔走呼号，不知所措，而他高举双臂，将天擎住，又将错了位的日月星辰一一摆正，耳边尽是人们欢呼拜谢的声音。
这种孤胆英雄拯救地球的好莱坞经典主题，当真就这样出现在一个明朝人的梦里。醒来之后，王银发现自己浑身上下大汗如雨，但心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通透感，那意味着对“万物一体，宇宙在我”的顿悟。
这是王银破茧化蝶、脱胎换骨的一刻，以往的一切所学、所疑至此豁然贯通。而梦的寓意毋庸置疑是要自己拯救天下苍生的天启，那就以讲学来救世吧。于是王银依照古礼，为自己打造出一套卓尔不群的行头：头戴五常冠，身穿深衣，腰系大带，手持笏板。如此扮相的依据是：“言尧之言，行尧之行，就一定要穿尧的衣服！”
尧当然不可能穿成这副模样，但重要的是，王银真诚地这样笃信着。以这样的扮相四处讲学，真仿佛戏台上的人物乍现在现实生活里，很能引发人们围观的热情。然而问题在于，即便尧真的这样穿戴，但在明代中叶穿成这副模样，穿出来的与其说是圣贤风范，倒不如说是朋克精神。
王银当然没有这种自知之明，只是自信满满地标榜自己的教学主旨：不分老幼贵贱贤愚，凡是有志求学的人都可以来学。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性主张，尽管孔子早已“有教无类”，但我们只要看看天下四方来向王守仁求学的都是哪个阶层的人物，便知道王银的做派有多么出格了。而当王银以“行为艺术家”的姿态招摇过市的时候，幸而影响还不算太大，朝廷也无暇去关注他。
二十
某天有人告诉王银，说他的观点和王守仁非常近似，他这才晓得世上还有王守仁这号人物。这倒不怪他孤陋寡闻，毕竟“体制外”的人难免会有这种信息缺失，只顾着“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却没听说当下的学术热点和学术明星。
“德不孤，必有邻”，王银欢快地发出这样的狂言：“王公论良知，我谈格物，如果我们的看法相同，那就是上天降下王公来点化后世；如果我们的看法不同，那就说明是上天降下我来点化王公。”
王银带着这样的自信即日启程，抵达南昌之后，他深衣博带，手持笏板，以两首诗作为见面礼，在府衙外求见王守仁，全身散发出一派古怪的庄严感。
奇装异服总能赢来额外的关注，这也正是历代统治者忌惮“行为艺术家”的理由。王守仁当然不同凡俗，以巡抚之尊降阶相迎；王银却不客气，径入上座。如此不得体的举止大约使王守仁动了些气，所以他接下来的问话很不给王银留情面。
王守仁问道：“先生所戴何冠？”
王银答道：“虞舜之冠。”
王守仁再问：“所穿何服？”
王银答道：“老莱子之服。”
王守仁再问：“您是要效法老莱子吗？”
王银答道：“当然。”
王守仁道：“那您为何只学了老莱子的装束，却不学他上堂假装小孩子打滚啼哭的样子呢？”
王银当即变了脸色，怯生生地侧了侧身子，不敢再摆出分庭抗礼的姿态了。
老莱子是以孝亲著称的传奇人物，他为了讨父母的欢心，古稀之年仍然穿着小孩子的彩衣，在父母膝下学小孩子玩耍的样子。王守仁讥讽王银只会做表面功夫，其实在儒家的理路里，王银很有辩驳的理据。
传统儒家很在意外在的仪节，包括言谈举止与穿衣打扮，甚至可以说穿衣打扮是儒家修养的基本功。先秦时君子有佩玉的传统，走起路来环佩玎珰，佩玉发出的声音起到一种提示作用：只要人的举止得宜，佩玉的碰撞声就会显得清脆悦耳，而一旦失态，玉声也就凌乱了。衣着也有同样的功效，好比今天的职业女性，只要穿上西服套裙，自然就会规行矩步，因为束身的裙子限制了步伐的幅度。再如，欧洲贵族的传统硬领，会逼迫人始终保持昂首挺胸的仪态。久而久之，这些无关道德的表面功夫自然就会内化，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心理。简言之，肢体动作的幅度越小，人就显得越庄重；而人“显得”越庄重，久而久之就会“真的”越庄重。着装改变行为，行为改变心态。
当时王银完全可以用这套理论来为自己的着装辩护，而他虽然绝顶聪明，却吃亏在文化太低——当然也可能另有一个原因，即他真的从王守仁的讥讽里有了反省，发现自己确实对外在形式过于看重了。
接下来两人讨论“格物致知”，王银终于服气了，觉得王守仁的观点简易直截，非自己所及。常人在这种时候总会恼羞成怒，但王银不是凡人，当即便扔开全部的自负，向王守仁行了拜师大礼。
二十一
事情的后续发展证明了一条真理：重要的决定不妨缓一缓再做，切莫操之过急。
王银在拜师之后回到驿馆，不断回味着适才的辩论，越想越懊悔自己服输得太轻率。经过一夜的缜密思虑，第二天一早，王银匆匆上路，再战王守仁。
王守仁倒是很欣赏王银的态度，再战也无妨。结果在又一番辩论之后，王银终于心悦诚服，拜在王守仁门下。在明代思想史上，这一刻的重要性无论怎么高估都不过分。阳明心学的市井色彩也好，桀骜不驯的叛逆精神也好，自我意识的高度膨胀也好，后人心目中这些最突出的阳明心学的特质，其实主要都是由王银在后来一手打造出来的。
王银一系，被近现代的思想史研究者称为“王学左派”，变儒学的温柔敦厚为高蹈奋发，使所有以怀瑾握瑜自命的人尽情彰显心中的珍宝。誉之者称其为思想解放，毁之者视其为群魔乱舞。阳明心学成也王银，败也王银，而王守仁当时收下王银这个弟子，很近似《西游记》里唐僧收下孙悟空之后的感觉，既欣赏他除妖伏魔的神通，又为他的野性难驯而大伤脑筋。
所以在收下王银之后，王守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改名取字，将王银改为王艮，取字汝止。
艮，貌似只是将“银”去掉偏旁，显得文雅一些罢了，但王守仁之所以这样改，显然在针对王银的性格。“艮”是《周易》当中的一卦，尤其为理学家重视。周敦颐曾有一句名言：“一部《法华经》，只消一个艮字可了。”
这当然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说法。如果不把这种逻辑当真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宇宙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伸一根手指来解答。《法华经》八万多字，如果删去全文，替换成一个“艮”字，恐怕恼火的不只是佛教徒吧？而如果把周敦颐的话理解为《法华经》的主旨与艮卦暗合，倒也有几分在理。
理学家对艮卦的理解虽然只是一家之言，而且绝不符合《周易》古义，但为求王守仁对艮卦的理解，我们就必须在理学家的易学经典里找答案。
程颐《伊川易传》，又名《周易程氏传》，认为“艮”的含义是“止”，具体说就是人应当止于天理安排给他的那个特定位置。这正如《大学》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是君主，那就要止于仁爱；如果你是臣子，那就要止于恭敬；同理，做儿子止于孝，做父亲止于慈，与国人交往要止于诚信……如此这般的话，万事万物就会各得其所，圣人治理天下，所做的无非是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罢了。
道理虽然简单，但人们往往不能止于其当止之处，这都是因为受到了欲望的迷惑。而一个人必须既不受外物的诱惑，又不被内心的欲望所干扰，这才能够止于其所。(20)
王银，现在应该称他为王艮了，因为他是从社会底层靠自学出身，从未受过书香门第的君子教育，所以行事做派每每显得浮夸，最缺乏分寸感，换言之，不太能够“止于其所”。古人的名与字总有含义上的关联，王守仁为他取字“汝止”，其含义通俗以言之，不啻在说“你可要消停一下啊”。
艮卦的《象传》有一句话也格外适合王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王艮的所思所想偏偏总是出位的，而出位往往意味着出格，既让旁人看不惯，也很容易给自己以及亲朋好友招致无妄之灾。后续的发展一再证明，王艮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惹祸精，王守仁每每被他弄到焦头烂额，而他偏偏天真而挚诚，有死缠烂打的认错本领，让人纵然想甩也甩不脱他。
二十二
在南昌的这段日子里，王守仁在学术上更有进益，心得常常体现在诗句里，《书汪进之太极岩》二首最是耐人寻味：
一窍谁将混沌开，千年样子道州来。
须知太极元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
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
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21)
“一窍谁将混沌开”，劈头便用《庄子》的典故，但含义不是《庄子》的，而是抛出一个“宇宙从何而来”这样的终极问题，而问题的答案便是“千年样子道州来”。道州是周敦颐的家乡，这里代指周敦颐。周敦颐《太极图说》是思想史上的一颗重磅炸弹，用简约而含混的语言描述了儒家体系里的一个宇宙生成论。
古汉语是诗的语言，很适宜在主谓宾不全的表达里营造诗的意境，譬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全是名词罗列，不加一个动词，由读者自行想象这些名词之间的关系。其他语言很少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当中国古诗启发出英美诗坛的意象派，而那些操着英语的诗人无论怎样模仿中国古诗的语言，总少不得要加上一些动词、介词，等等，所以总不能写出唐诗宋词之美。但有一利必有一弊，诗词的语言很不适合说理。我们看周敦颐《通书》的修辞，譬如“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同样是单纯的名词罗列，但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只能从语境来做判断，这大约是指“五行出自阴阳，阴阳出自太极”。
阴阳和五行的关系属于常识，人们倒不难填补进恰切的动词，而对于那些不属于常识的有独创性的观点，人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很多争议性的问题，其实都是由语言的乏力造成的。
周敦颐《太极图书》开篇第一句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无极而太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叫作“无极”的东西派生了“太极”，抑或“无极”只是用来形容“太极”，或者还要做其他的什么理解？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周敦颐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但可以确知的是，朱熹和王守仁都将“无极”当作对“太极”的修饰语。朱熹观点的最简约的表述就是无极者无形，太极者有理，那么“无极而太极”意味着无形而有理，天理是一种无形的存在。
“须知太极元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天理既然是无形的，包含一切天理的心自然也是无形的，所以“用心若镜”只是一种比喻，千万不能执无为有，真的把无形的心当作镜子一般的有形之物。
“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如果心真的是明镜一般的有形之物，那么自然就会锈蚀、缺损，只有无形之物才能恒常不变，亘古如新。天理正是恒常不变、亘古如新的，永远都在人的心里，都在每个人的心里。
“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这里所谓的“圆圈”，指的是周敦颐《太极图》里表示太极的那个圆圈，是太极，也是天理。既然人人心里都有这个太极，有这个天理，那就应当洗净内心来寻找天理，而不要向外寻求，那注定是徒劳。
这两首诗以儒家视角解释了慧能“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的禅偈，同样用慧能否定坐禅功效的言语来否定了向外求理的做法。
那些辛勤坐禅的人，在王守仁看来虽然用力用错了方向，只会落到南辕北辙的收场，但从“立诚”的意义来看，他们真的很让人佩服。儒家学子如果也能有这般“立诚”的心，又何愁不能做成圣贤呢？《有僧坐岩中已三年，诗以励吾党》：
莫怪岩僧木石居，吾侪真切几人如？
经营日夜身心外，剽窃糠枇齿颊余。
俗学未堪欺老衲，昔贤取善及陶渔。
年来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22)
这名僧人在岩间苦修，转眼已是三年，且不论他的修行方法是对是错，但是这一份坚守、这一份赤诚，便没有几个儒家弟子能及。至于“立诚”要向何处立、人欲要从何处灭，《贾胡行》说得极浅显：
贾胡得明珠，藏珠剖其驱；
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无。
轻己重外物，贾胡一何愚！
请君勿笑贾胡愚，君今奔走声利途；
钻求富贵未能得，役精劳形骨髓枯。
竟日惶惶忧毁誉，终宵惕惕防艰虞。
一日仅得五升米，半级仍甘九族诛。
胥靡接踵略无悔，请君勿笑贾胡愚！(23)
诗中描写一名商人为了保住一颗明珠，不惜割开身体将明珠藏进去。明珠是否藏得住还是未知数，但身体已经受了伤残。你会笑话这商人的愚蠢，但请仔细想想，你难道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你为了钻营富贵，劳神苦形，为着微薄的俸禄甘冒灭族的风险。算了吧，你根本没资格笑话这个商人！
诗句虽然用到第二人称，却显然有夫子自道的意味。这首诗虽然感慨真切，道理却说得荒唐。高回报总会伴随着高风险，多少人前赴后继杀进官场，为博取一官半职无所不用其极，难道这都是冲动之下的抉择吗？以身体上可以容忍的伤残来交换巨大的物质利益，这也很难说就是愚蠢啊。
乍看上去，这首诗全是《庄子》的意思。儒者凡有郁结，每每在《庄子》中寻慰藉，似乎王守仁也未能免俗，但以阳明心学的语境来看，明珠也好，仕途也罢，都是纠结人欲的所在，故而只要将“轻己重外物”颠倒一下，变为“重己轻外物”就是了。“古之学者为己”，还是以古道自励的好。
二十三
既然“古之学者为己”，那么该如何看待知识性的学问呢？
舒芬，字国裳，正德十二年（1517年）状元，素来以博学自恃，是当时有名的知识精英。正德十四年（1519年），已任翰林院修撰的舒芬因为劝谏武宗南巡，不但挨了廷杖，还被远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舒芬某日来向王守仁讨教乐理知识，大约有一点挑衅的意思。王守仁却不作答，反而向舒芬请教“元声”。
元声是一个很专业的乐理问题，即古代十二律当中的黄钟——基准音高。有了基准音高，就可以根据所谓“三分损益律”推衍出全套的音阶，乐师这才可以演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随便找一个基准音高也不太有所谓，只要相对音高准确就好。多人合奏的时候，也只需要事先协调一下。但儒家礼乐并重，音乐有着强大的宗教意义，所以元声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必须与“天道”相合。
如何找准元声，在古人而言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吕氏春秋·古乐》有载，黄帝派乐官伶伦制定音律，伶伦从大夏之西走到阮隃之阴，从嶰溪之谷选出合适的竹子，再从中精选内空均匀的竹干，截取三寸九分的竹管，将它吹出来的声音定为黄钟律的宫音，也就是元音。
这段记载虽然很有神话色彩，却也很形象地说明了确定元音是一件难事。所以舒芬答道：“元声制度颇详，需要在密室里反复试验才能找准。”王守仁却别出心裁：“元声难道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吗？只要心得到妥善的培养，气自然会和，元气便会自然产生。典籍所谓‘诗言志’，志便是音乐的根本，所谓‘歌咏言’，歌便是制作音律的根本。歌本于心，所以心才是中和之极。”
王守仁所谓心是中和之极，意味着心就是标准的元声，校准元声靠的不是专业的音乐器材，而是平和中正的心。就这样，一个纯粹的知识性问题被巧妙转换为道德修养问题。这正是王守仁的一贯风格，在他而言不存在道德以外的世界，一切问题要么可以转换为道德问题再来解答，要么索性置若罔闻。乐师如果真的用王守仁的方法来校准音高，很可能就要担心失业的问题了。
舒芬毕竟是儒者而非乐师，闻言之下喜出望外，当即便拜王守仁为师。前文有讲舒芬请王守仁书写《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两人的渊源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十四
舒芬与王艮，分别代表了王守仁门人中的两极。虽然“有教无类”是孔子的教学传统，任谁也无可厚非，但以世俗眼光来看，王守仁也过于不挑剔了。门人弟子当中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这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当地官员中巡按御史唐龙与督学佥事邵锐都是恪守朱子理学的顽固派，尤其是唐龙，认真忠告王守仁，要他停止讲学、谨慎交游。
孟子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当时他住在滕国，馆驿里有人丢了鞋子，怀疑是孟子的门人偷了。孟子很不以为然：“难道你以为我这些门人是为了偷鞋子才到这里来的？”对方答道：“那倒不是，不过您开科授课，对学生采取往者不追、来者不拒的态度。无论什么人，只要来求学，您都接纳，您的门人也就难免良莠不齐了。”（《孟子·尽心下》）
拿孟子的话来堵唐龙的口，这是最现成的办法，但王守仁偏有一番自己的体会：“我真切地发现人人都有同样的良知，只是很多人不能体会到良知，这才甘心随波逐流。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赶来向我求教，我怎忍心只顾自己避嫌而缄口不言呢？求真才者譬如沙里淘金，难道不知道绝大多数都是沙子，都要被淘洗掉吗，但也不能因为沙子太多，索性连金子也不淘了吧？”
这段话里最要紧的其实不是辩驳的逻辑，而是“良知”二字。此时的王守仁在学术上又一次破茧化蝶，开始揭橥“良知”与“致良知”的观点，一个新的时代就这样揭开帷幕了。
(1) 见《全集》，第1541页。
(2) 见清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635页。
(3) 见《全集》，第1086页。
(4) 见《全集》，第1393-1394页。
(5) 见《全集》，第1398页。
(6) 见《全集》，第1724页。
(7) 见明代何良俊著《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第55页。
(8) 见《全集》，第830-831页。诗前有序：“九月献俘北上，驻草萍，时已暮。忽传王师已及徐淮，遂乘夜速发。次壁间韵纪之二首。”
(9) 见《全集》，第831页。
(10) 见《全集》，第832页。
(11) 见《全集》，第833页。
(12)《年谱》以兼巡抚江西为十一月事，陈来《年谱笺证》考订当在七月，见陈来《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53页。
(13) 见清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055页。
(14) 见《全集》，第834页。
(15) 见《全集》，第834页。
(16) 见《全集》，第834-835页。
(17)《全集》，第839-840页。
(18) 见《全集》，第841页。
(19) 见《全集》，第480-484页。
(20) 见《二程集》（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第967-968页。
(21) 见《全集》，第851页。
(22) 见《全集》，第854页。
(23) 见《全集》，第8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