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二章 特赦
（1959）
一、中共中央的建议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的清晨，学委会通知大家都到甬道里，等着听广播。学习委员说：
“所方说是一项重要的消息……”
是什么重要消息呢？各个甬道里都站满了人，伪满的、国民党的，各号站在离各号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肃静。人人都在猜测着这项重要广播的内容。后来大家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想法，大致都认为是宣布大跃进新成绩，有的更想到是一个新的生产运动，也有人想到是苏联又有新卫星上了天，还有人想到是今天是“九·一八”的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也许是关于纪念文章的发表……谁也没想到，在“九·一八”的二十八周年这天，我们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冲激神魂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釆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这是真的吗？——完完全全是真的！广播员又读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读了刘少奇主席署名的特赦令。这也是真的：在瞬息间的有如空气凝结起来的沉静后，甬道里猛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这一切都是真的！
后来，每个小组里都自发地开起了会，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谈了自己的感想。我也谈了，但是要谈的人太多了，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谈，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够。我说了还想说，真的，我所想的，说一天也说不完……
特赦，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呢？
特赦，自然，这就是说不经起诉而出狱，它的含义是什么？
在旧时代，或者在某些国度里，“出狱”两字的含义是和“狱”的性质关联着的。出狱，这意味着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着阳光，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意味着和枷锁的告别。然而在这里，和黑暗、冰冷、苦难和枷锁的字眼是全不相关的。正相反，正是在这个“牢房”里，我才见到了太阳，才从又聋又瞎的黑暗中解脱出来，认出了世界和我自己，才从枷锁桎梏中伸展开了我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舒开了我的蒙蒙眬眬的知觉……
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出狱就是意味着自由的获得。然而自由有各式各样的自由，有各种情况下的自由。从前有位中国苦学生，热爱绘画的司徒乔，为了学画，走进了美国，想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犯了美国的移民法规，判刑一年。他的监狱窗口正对着美国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对着自由神像，过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决不是这个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着的土地上的自由，因为他在这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卖画以维持生活和完成学业，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中国移民”的自由。当然，长岛监狱里的美国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有个美国人因为出了监狱得到的只有饥饿、失业、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达到返回监狱的目的。
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自由，这就是从封建、迷信、愚昧解脱出来后的自由，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却是在“监狱”得到的。
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在某些人心里，出狱意味着亲人的团聚。
亲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
然而，我的亲人，连那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连我的过去的妻子，有谁能比这里的人更了解我呢？有谁曾像所方的人员那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花费过心血呢？又有谁像他们那样，为我的一点一滴的长进而高兴过呢？
这里，我要再插叙一段一年前发生的故事。
这是由一次小组会引起的。在那次小组会上，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造的进程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重要的是很多障碍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于是形成了各种自为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我们称它为前进中的“包袱”。为了让改造进行顺利就要卸下这个“包袱”，把它交代出来，以便轻装前进。现在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没有卸下的“包袱”？
我已说过，小组会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从前，我对它是很憷头的，因为我在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地认罪。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上，却又发生了问题。
“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
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至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单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它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相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感情也没有了。我这样说过之后，还是有人不相信，其余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振说，“当皇帝的人对谁都是利用，连他父母在内，他都没什么感情。”可是多数人意见不同，他们举出许多例子，如我对日本皇太后流过泪，扶她上过台阶，我访日时作过诗，我发过“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我说，这些献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个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当我做过了这一切，仍然达不到目的，我心里是很怨恨的。我这样说了，还是有人不信。这时忽然有人说：
“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三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三亿日元？我不记得这回事了。”
“不记得？”人们都惊异了，各种不信任的话都来了，“这样大的事能不记得？”“这是张景惠、武部六藏经手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呀！”“你这是有顾虑吧？”“检举认罪时你一定也是没交代了？”
我说，在大栗子沟时，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为吉冈说连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什么三亿日元，就没进我的脑子里去。我是真的不记得这回事了。
“你到现在还是有顾虑！”这个意见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本来讨论正题时我还很自然，问题一转到三亿日元，而且被一致认为我仍存在顾虑，对政府隐瞒，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顾虑：“以曾子之贤与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我这里在众口一词之下，还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吗？
我被这个问题苦恼了一夜，两夜，三夜……
不会相信的！——在深夜里，同伴们发出了酣睡的鼾声，我独自醒着，眼睛凝视着窗外走廊里的灯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这件事又引起了无数的胡思乱想。“溥仪呀溥仪，你改造了八年，你受到了多么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对你是以德报怨，为了让你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知道好歹，花了多少心血？而你却说那三亿日元忘了，你还有一点点的人心吗？你欺骗人民还有个够吗？”“三亿日元，这样的大事会忘记吗？这可不是三十块、三百块钱呀！”“把它说成是隐瞒吧……这样，就……一切都过去啦……”
“可是，这不是欺骗吗？”我一惊，几乎从铺上跳了起来。过去，我动不动就写个检讨，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怀着取信于所方的目的，把它当做手段用的，难道我今天仍然还要这样无耻吗？
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我首先发了言，多少带着些火气地说：“我忘了就是忘了！是不是有人和我说过这件事，还有问题哩！你们这不是成心吗？”谁知这句话一出口，就戳上马蜂窝了，连“中立”的都生起气来，说我是打击报复，拒绝批评，态度傲慢，甚至有人说这是“十足的抗拒改造”的表现。
问题又转到了我的态度，我慌了。我想这可缠不清了，三亿日元是隐瞒，小组会上又拒绝了帮助，这到了哪里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完了，完了！这种悲观宿命的思想一出现，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了的念头又起来了：还是承认一切，逃过这个难关吧。不就是检讨吗？一张检讨书可以换得安宁、信任，为什么不走这条最近便的路子呢？
我写下了：三亿日元我是隐瞒了，小组会上我的态度是对抗的……我对政府还有顾虑……
后来，有一个晚上，看守员通知我说，所长召见。
我怀着阴郁的、但更多是惭愧的心情，走上所长的小楼，敲了敲所长的接见室的门。
“进来吧，溥仪！”
这是老所长的声音。果然，在灯光下现出了老所长的花白头发。老所长自从调到别的机关，仍兼管这个管理所，不过，他已不经常来了。看到了许久不见的老所长，我感到了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在他慈祥的面容上，从他的嘴角上，我看出了一点严峻，这是凭我八年的经验看出来的。
我坐了下来，顺从地点上了烟，我把烟拿在手里，低下头来……
“你写的检讨，我看见了。小组会的记录，我也看了。咱先说说这件事：受不住别人的批评，这到底不是件好事。我这个人从小念书不多，可是我从小就听念书人说过，孔子的徒弟子路很喜欢听人家的批评，你念过四书、五经，有这话吧？”
“有，子路闻过则喜，大概是这句话。”
“嗯，你记得就好。子路这人值得称赞，跟这个品质大概很有关系。你一定记得这几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记得。”
“记得，还要做到。”
“我没做到。今后一定做到。”
“有这个决心就好。现在再说第二个问题，你的检讨书里说的，除了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之外，还有哪条是真的？”
我惊愕地看着所长，对答不上来。所长接着说：“三亿日元是你忘了，还是隐瞒呢？”
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但我怎能欺骗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呢？有着黑皮箱的珠宝、除四害的任务……这一切经历，怎能容许我欺骗他呢？但我又怎么向他说清楚呢？这能说得清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认为说了实话是坏事吗？”
“所长，我……可欺骗了政府，我怕……众口一词……”
“难道是非曲直是靠暂时的多数意见来判定的吗？”
“所长，”我的眼流汹涌而出，“我还有患得患失，顾虑，我，受不住考验……”
“认识到这个，就很好。你再不用胡思乱想，应当勇敢些，做人是要有勇气的！”
当我向所长告辞的时候，看着他满头花白头发，我猛然想起，八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啊……
在世界上我还能有什么更亲的亲人呢？曾母尚且要疑心自己的儿子啊！
所长，所长，这是谁呢？这是共产党员。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的中央。共产党人，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那些过去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汉奸，是帝国主义帮凶的阵营里的分子。这个建议者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他的儿子，是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的……
我再说一遍，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的犯人的那种对出狱的向往心情，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在这里已得到了他们所向往的阳光、自由和亲人。同时，我也有我所向往的事物。
我也向往着得到特赦。为了说明我的向往，我要先说一说在特赦令公布前我的心情，我在想什么。
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接到了五妹夫妇给我写来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
……你的外甥，学地质的那个，为了勘探祖国的宝藏，锻炼体魄，自从参加爬山队以来，变得更加坚强勇敢了。他和同学们在师长们领导下，征服了祁连山的一个雪峰之后，到了西藏。在这里正巧遇上了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刻勇敢地和农奴们一起，拿起了武器，跟着解放军参加了对叛匪的战斗。我们真想不到，他是这样的勇敢坚定，在最严重的关头上，毅然地为了藏族兄弟的利益，不吝惜自己的身上的血……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他来信和我们说：爸爸妈妈，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美丽雄伟啊！……
这些平凡的、没有华丽辞藻的朴素的文字，引起了我不小的激动。我接到亲属们的来信，每看到他们叙述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流露出的喜悦，特别是在提到他们的下一代而流露出的喜悦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激情产生出来。免诉释放的妹夫们，谈起他们的工作岗位，谈起他们如何忙于翻译工作、学习生活时，引起过我的激动；我的妹妹们谈起她们参加义务劳动，取得红旗，谈到自己的快乐的汗水，也引起了我的激动；我的远支亲族来信谈起他们自己和那些原已被社会遗忘了的老族人，正在为祖国的文史事业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时，也同样地使我激动。然而，激动人心的又何止这些呢！每天都有更激动的消息从报纸、广播、特邀的专题报告中打到人们的心上。
由于我参加了医务组，我对医药卫生消息特别发生兴趣。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县的一个解放前的鼠疫流行区，变成了一个无鼠乡！曾被称为瘴疠之地的云南边区，已经控制了疟疾的流行！
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许多地区基本上消灭了为害千百年的血吸虫病！
为了抢救一个烧伤的钢铁工人丘财康，上海的医务人员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在从前，富翁们没有可能患这种病，这项医学课题就没有受到重视和钻研，但是现在不同了！
在一年中，农村的医院发展到十万多所！床位四十多万张！人，在我们国家里是最宝贵的！
我甚至对体育消息也发生了兴趣。
在一九五八年末到一九五九年初，短短几个月里，我不能不被这些体育消息吸引住：黄强辉以一百五十八公斤创造了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赵庆奎以一百七十七点五公斤成绩刷新了轻重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李增福以一小时十七秒二再次创造男子百公里自行车的世界最新纪录，穆祥雄以一分十一秒四成绩打破男子百公尺蛙泳的世界纪录，三个女跳伞运动员以距靶心平均二点六九米打破了世界纪录，陈镜开创造了三次轻重级的挺举纪录，容国团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
在意气风发的主人公面前，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黄河清，是我们祖先历代的理想，在今天却成了现实。黄河，在历代诗人的笔下，是永不能驯服住的龙，在历代帝王眼中是永远与江山的统治有关的隐患，但一九五八年冬季，在中国人民手下截了流！
我常常从那些英雄而又平凡的人物报道中，也从我收到的信中，看到人们最常说到的这样的话：
“我的工作太平凡了，但是这可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呀！”
“我做得很少，为了实现总路线，我一定要做得更多！”
“为了大跃进，我又修改了自己的计划！”
这些主人公的自豪的语句，令我激动，令我暗暗地生出羡慕之情。我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说，“我的工作……这也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为了祖国，我在做着……”。
有一次外出参观，在抚顺的一个马路广场的边上，有一个巨幅油画，画着一个人用手指着，上面有一行文字：“在大跃进中，你做了什么？”我不禁想：这是指着我吗？这是在问我吗？我有资格被询问吗？我有资格回答吗？
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资格回答这个询问的人啊！我多么羡慕我的妹夫、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孩子啊！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我能像他们——我的亲属们，抚顺街道上走路的人们，露天矿和龙凤矿那些矿工们，这些有资格以主人公的自豪或向世界上任何人宣称：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伟大事业的建设者！
我相信，这个前途是存在着的。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它是那么具有诱惑力。
当然，这要到了人民批准了的时候，到了承认我是确实改恶从善的时候，也就是我成了一个“人”的时候，才会真正成为现实。
当我想到这里，那个三亿日元的欺骗的检讨书，又浮现在我的脑际。那次的考验，不过刚刚过去一年，无疑的，我是不够条件了。假如是在一九五〇年，或者是检举认罪以前，我听到了这个特赦令，倒也许想到自己的头上来，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有许多人，也是和我同一个想法。在讨论中，有人说：“虽然第一次特赦一定不会有我，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将来总会有我。”这个说法也和我想的一样。
有一天晚上，代理所长找我谈话，问起我想到谁可能被赦的问题。我想了一阵儿，说出了组长的名字，他又问还会有谁，我又说了最近一次学习评比中成绩最优的一个，又说了学习委员会的一个。如果他问最后一批被赦的有谁，我倒会一定说出自己来。所长没有这样问，却微笑着说：
“我相信这是你心里所想的。老所长上次和你谈的，是对你有影响的。最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也有一定进步的表现。好好努力吧。”
他又问我，是不是我们组里有人在准备衣物。我说不知道。我倒没注意到这个。后来回来一留心，原来确实有人在悄悄收拾东西，把旧破的袜子丢进垃圾箱，把一些信和废物烧掉。在闲谈中，我听到这些对话：
“你大概一定有希望。”
“哪里，哪里，我总在你后头。”
“甭客气，你如果先出去，我倒希望你经过我的家乡，替我寄一点儿五香豆来。那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好吃极了。我要出去，一定每位奉赠一袋。”
我心想，如果每人出去都寄点特产来，大概我和“大下巴”就会被各地特产埋起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我心目中将要第一批出去的人，甚至连那些悄悄收拾衣物的人也越来越羡慕。我想象着他们会站在广场的那幅画前，满脸红光……
所以，当那个难忘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胜疑惑的。十二月三日的晚上，副所长又找了我去。又问起我对特赦的想法。我的回答仍是那一句：“我是没希望的，但我决心争取以后……”
“假如你被特赦呢？你怎么想？”
“那是人民批准了我，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现在是不会有这事的。”
这天夜里，我一想起所长的那句话：“假如你被特赦呢？”我的心脏突然跳动起来。但随后对自己说：不会的吧？
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的主席台上挂着一条大红横幅，我的呼吸急促起来了，我看见了横幅上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首长讲了简短的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
“爱新觉罗·溥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三、告别
同所被特赦的连我一共十个人，伪满的是郭文林和我，国民党的是周振东、孟昭瀛、唐曦、白玉昆、赵金鹏、杜聚政、业杰强、贺敏等八人。我们暂时要搬到指定的一间空屋里，等候出发。这天晚上，我们伪满的四所开了晚会，第二天，全所又开了一个送别大会。会后在欢声中，国民党战犯把被特赦的八个人高高举起，又向上扔了去，我和郭文林也被伪满的如法炮制一番，大厅里响起了震动屋宇的欢笑声……
下午，代理所长召集我们开了个座谈会。所长说：“你们学习了十年，这期间社会起了很大变化，你们不熟悉了，不妨稍住几天，先了解一下再走。当然，愿意马上走的也可以，愿意先参观一下的就留一留。”所长又说，所里正在给我们准备车票，每人都发给回家的路费和路上零用钱，到了家乡，都给安排职业，没有家的愿意留在当地的就给安排在当地工作。到了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不好解决，愿意回来的也可以到抚顺就业。有人说，他在所里的电机厂学会了电机制造，对车床也熟悉了，要求就留在电机厂工作。所长说：“你是有家的，还是应该回家，至少看看。如果觉得那里不合适，你再回来，给你在抚顺安排一个电机生产的工作。”说到这里，所长又谈起回到家乡可能遇到的问题，说：
“我建议你们，回到家里，先向家乡的人们道个歉，因为你们过去对不住他们。你们道了歉，他们会原谅你们的，也会相信你们已经改好。即使一时还有人怀疑，只要你们用事实表现，怀疑也会消除的。
“回到自己家里，自然要明白，家庭是个新的家庭，旧的家长制度没有了，不能再拿出旧日的家长态度了。要和睦，互相帮助。
“你们在这里十年，现在要走了，对管理所有什么意见，也希望你们提给我们，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
他的话没完，我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了，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只愿多住几天，听所长再多和我们谈谈，到社会上去要怎么办。我们都成了刚学走路的孩子了……
“我已说了不少了。”所长微笑着，然后又严肃地说：“我最后要说的就是：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新的生命，新的灵魂。改造是长期的，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人都不断地要受到考验，在考验中，或者前进，或者后退。自满，永远是前进的敌人。”
这天晚上，所长又把溥杰叫来，让我们在分别前多聚一会儿。过去的日子对我们都像噩梦一样，那叫什么手足啊！只有这几年，我们才有了真正推心置腹的谈心。我们这次又谈起了他的家庭问题，子女问题。可是在十几年前，我防备着他，他的事也瞒着我……
八日早晨，我们都理了发，领到了零用钱，整理了行装。这时所长拿了一只怀表给我，这是我那堆“赃物”里的东西，我一眼便看了出来。我不肯接受它。所长说：“这不是发还，这是人民交给你的，你今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需要它的。”这只法国金表，就是我逃进日本使馆前夕，由庄士敦陪我在东交民巷一家商店里买的。它第一次来到我的手里，是我开始走上投敌叛国的最初道路的时候，第二次又回到我手中来，则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了。
所长和学习主任陪我们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在开始的最初几分钟里，就遇上了一件难忘的事。
我的后座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这个女孩似乎在发烧，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有人把座位让出来，情愿站着，给女孩子好躺下来。有人关心地询问她的孩子是什么病。经那中年妇女一说大家才明白，她们并非是母女，而是师生。中年妇女是个车站附近一个学校的教师，那女孩是她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女孩突然感到肚子疼，卫生人员担心是阑尾炎，建议到沈阳去检查。因为正好有一班车要开，不过一小时就可以到沈阳的医院，这比到抚顺医院还快些。但是孩子们的父母都在铁路上工作，去寻找已怕来不及，女教师断然作了决定，一面托人给家长送信，一面就把这件事担当起来，亲自送孩子到沈阳医院来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这句话，陶渊明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我生活着的时代都不再是空想……
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社会啊！
我默默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激情又从我心底升起。我看着这个赋予我这种骄傲之感的城市的景物，逐渐离我远去，让我想起过去的日子。在那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人，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是非。
在东北这块神圣的祖国土地上，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又在这里得到祖国的宽恕和拯救，得到了新的生命。
再见吧，亲爱的抚顺，亲爱的城市和乡村。再见吧，把手伸给我的矿工！再见吧，让我初次发现天良的台山堡的农民！再见吧，平顶山的方素荣！
再见吧，为了教懂我做人而白了头发的老所长！再见吧，一切为我花费过心血的人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
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会忠于我的誓言！
溥仪一生大事记
1906 出生于北京。（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间未定。）
1908 （西太后与光绪帝死。）即皇帝位，年号宣统。（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清廷宣布将于宣统八年立宪。）
1910 （国民党谋炸摄政王案败露。日本灭朝鲜。资政院开院。清廷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开议院。）
1911 开始毓庆宫读书，受业于陆润庠、陈宝琛、伊克坦。（武昌新军起义。清廷起用袁世凯。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摄政王退位。）
1912 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颁“退位诏”。
1913 （隆裕太后死。张勋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为正式总统。光绪“奉安”。）
1915 （日本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筹安会成立。清室表示赞成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定次年为洪宪元年。）
1918 生母瓜尔佳氏自杀。第一次出紫禁城。
1919 开始学英语，庄士敦任教。
1922 （世续死。）剪去发辫。与溥杰合谋偷运珍宝古籍出宫。（授陈宝琛为太傅，朱益藩为少保，庄士敦头品顶戴。）结婚。
1923 （建福宫失火。）裁撤太监。派员至日使馆慰问日本震灾，以价值三十万美元之古玩助赈。
1924 留参与婚礼的“遗老”柯劭忞、罗振玉等十余人授南书房、懋勤殿行走，授郑孝胥及金梁内务府大臣。郑整顿内务府失败，仍回懋勤殿行走，金梁回东北。（端康皇贵太妃死。冯玉祥倒戈入京。）接受冯军修正优待条件。迁入“北府”，旋逃往日本公使馆。
1925 离日本公使馆潜往天津。（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甲子复辟文证。）
1926 （日军舰炮击大沽口国民军。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遗老”向吴佩孚请愿恢复旧优待条件。北伐军占领长沙、岳阳、武昌，吴佩孚军全面崩溃。张作霖发表反共宣言，组织安国军政府改称大元帅。）
1929 送溥杰赴日本。派商衍瀛去东北活动复辟。
1931 与文绣离婚。派远山猛雄致书日相南次郎、黑龙会头山满等联络，以求援助复辟。先后秘密接见罗振玉，关东军代表上角利一及土肥原、金梁等，接受土肥原条件，与郑孝胥父子搭日轮离津赴东北。（祖母刘佳氏死。升允死。）
1932 在长春任伪执政，定年号为“大同”。接见李顿调查团。（郑孝胥任伪满国务院总理。伪满成立协和会。武藤信义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武藤与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
1934 即“皇帝”位，改元康德，吉冈安直任御用挂。
1935 第一次访日，发表“回銮训民诏书”。
1937 封谭玉龄为“庆贵人”。发表第一次“时局诏书”。（意大利承认伪满。）
1940 第二次访日，迎回“天照大神”，发表国本奠定诏书。
1941 发表第二次“时局诏书”。
1942 发表“建国十周年诏书”。谭玉龄死。（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学生勤劳奉公法”。）给裕仁写“亲书”，称日本为“亲邦”。
1943 封李玉琴为“福贵人”。（公布“金属类回收法”。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伪满实行集家并屯。）
1945 逃亡通化，第三次发“退位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赤塔。（国、共缔结“双十协定”。）
1946 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950 （中苏两国政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押解回国，到抚顺战犯监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转移哈尔滨。（荣源死。）
1951 载沣去世。开始值日——擦地、洗碗、分菜。第一次交代历史——自传。
1952 第一次缝洗衣服。交出匿藏的珍宝。学习“由于封建社会，中国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交代“九·一八”事变前后与日寇勾结的历史真相。（熙洽死。）
1953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第一次劳动——糊纸盒。
1954 由哈尔滨迁回抚顺。学习“帝国主义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团来所进行调查讯问。回抚顺后开第一次生活检讨会。
1955 第一次看日本战犯演出歌舞剧。伪满战犯成立学委会。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参观日本战犯运动会。开始与亲属通信。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李玉琴首次来所探望。
1956 参观抚顺露天、龙凤煤矿，台山堡农业社等工矿企业，市容，学校，商店。会见亲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按宽大政策分别处理悔罪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日本战犯三百三十五名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沈阳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出庭作证。与英法记者会面。和李玉琴离婚。开始抬煤、扫雪等较重体力劳动。
1957 侄子妹夫等获释。到沈阳、哈尔滨、长春、鞍山等地参观工、矿、农、商、学等三十一个单位。战犯改造学委会成立，溥杰当选学委委员。满族参观团来所。伪满战犯分组学技术；参加医务室学中医。（臧式毅死。）
1958 看国民党战犯演出新京剧“三十年如一梦”。参观抚顺大跃进展览馆等三个展览会。战犯电机工厂开工。（张景惠死。）
1959 在沈阳、抚顺两次参观。（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令。）获特赦。回到北京。
1960 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
1962 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
1964 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7 溥仪因肾癌在北京去世。
附录 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
“九·一八”三十周年快到来了。我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感谢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宽大处理和教育改造，使我走上新生的道路。
今天，当“九·一八”三十周年纪念日快到来的时候，我追忆自己过去背叛祖国的行为，真是感到无比的痛心和羞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我到了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侵占的祖国的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成立了伪“满洲国”政权，以后又当了傀儡“皇帝”。回想起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特别使我愤慨的是，当年曾经给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又死灰复燃、重新抬头了！因此，我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血腥罪行。
“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抵赖他们的侵略罪责，一直咬定说：由于中国军队当时在柳条沟爆破了日本经营的铁路，因而迫使日本军队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
多么无耻的谎言啊！很多日本战犯后来在他们的供词中已经供认，当时占领我国的东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既定的“国策”，所谓“柳条沟爆破事件”，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出兵的借口而制造出来的。我个人的遭遇，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记得是在一九三一年夏季，当时我住在天津。我的弟弟溥杰正在日本东京读书，因为放暑假就回国了。他告诉我，在他回国之前，曾经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任职的吉冈安直中佐邀他到鹿儿岛去玩，临别时并且神秘地对他说：“你回到天津之后，请对令兄说，现在张学良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也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未可知。请令兄多加保重罢！他不是没有前途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快真相就大白了。就在一两个月以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出兵东北。而在这不久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亲信上角利一给我带来了当时已经投降日寇的大汉奸熙洽的一封信，劝我“速赴东北主持大计”。接着，臭名四溢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以让我主持一个“新国家”等等甜言蜜语为诱饵，把我骗到了东北。难道“九·一八”事变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偶然事件”吗？不，决不！从以上一系列事实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制造事变作为借口而出兵占领我国东北，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处心积虑地经过周密布置然后采取的行动。
占领我国的东北然后进一步鲸吞中国，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由来已久的野心。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不断叫嚷中国的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并且日益嚣张地在东北扩展他们的侵略势力。一九二七年的所谓“田中奏折”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这个“奏折”明目张胆地写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正因为这样，他们长时期来一直在中国物色和豢养能够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效劳的对象。而我，一个已经被人民赶下台来但是又怀着“重建祖业”这种复辟思想的清朝逊帝，也就成为中选的人了。
在清朝被推翻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把郑孝胥、罗振玉这一类封建余孽抓在他们手里。一九二四年，当我被驱逐出原来的皇宫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马上通过这帮“遗老”的牵线，把我包围起来——先是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后来又迁到天津的日本租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我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工作。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地把我叫做“皇帝”，让我在公使馆和租界里“开疆辟土”建立一个空头的“清宫小朝廷”，并且千方百计地利用和挑动我的复辟思想，使我日益与祖国人民对立。例如，日本的一个“华族”（“明治维新”后的贵族）水野子爵当时就曾送我一把扇子，上面别有用心地题上“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这样两句诗，暗示我要“卧薪尝胆”待机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历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都定期给我“讲解”国内外形势，每逢日本军队检阅时都要让我去参加，向我灌输日本“皇军”实力强大、天下无敌的思想，使我养成根深柢固的崇日恐日心理。这一切，显然就是为了让我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去东北“主持大计”而做的准备工作。
谈到我在东北“主持”的“大计”，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可耻可鄙的丑剧之一。
尽管土肥原贤二曾经向我一口保证，“在东北成立‘新国家’后，日本一定尊重其领土主权；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可是，我一到东北，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露出了真正的脸色。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他的参谋板垣征四郎正式通知我，要我当所谓“满洲国”的“执政”；同时还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个包括满、汉、蒙、日、朝五个民族的“新国家”，日本人也要在这个“国家”里充当官员。不但如此，这个“国家”的所谓“首都”“国旗”以及“政府”的班底，也早由关东军司令部一手安排好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伪“满洲国”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我当了伪“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我又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成了伪“皇帝”。十四年中，我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拟订好的卖国条约或者“诏书”上签名，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写出的台词发言……为了使我的一言一行都不至于稍违日本主子的意志，日本关东军的参谋吉冈安直——也就是前面谈到的那个从鹿儿岛给我带来“好消息”的人——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十年来一直以“皇室御用挂”（即“皇帝”的私人秘书）的身份，几乎寸步不离地“监护”着我。他曾经用严厉的口吻告诫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它的话！”
至于伪“满洲国”的各级“政府”，不消说情况也是完全一样。在名义上，最高行政机关是伪“国务院”，伪“政府首脑”“国务总理”由中国人担任；但是实际上，一切权力由“国务院”下的“总务厅”掌握，而“总务厅长官”必须由日本人担任。“国务院”各部都有一名日本“次长”，伪“大臣”完全听命于这些“次长”，伪“国务院”的“各部联席会议”（即总务厅次长会议）要讨论一切事宜，都必须等待“次长联席会议”先作出决定才行。在伪地方“政权”中，省有日人的“副省长”，县有日人的“副县长”，来主持一切。总之，当年在祖国的东北，从上到下，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在发号施令。
说来也骇人听闻，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承认”这样一个傀儡“政权”时，还乘机勒索了惊人的代价。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刚当上伪“执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通过郑孝胥之手，要我签订一张卖国密约。根据这张条约，伪“满洲国”要把所有矿山、港湾、航运、铁路等方面的权利完全“奉献”给日本侵略者，要把大量最肥沃的土地交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移民之用；在所谓“日满经济同盟”的名义下，伪“满洲国”的经济完全要由日本垄断资本来控制；在聘请日本人充当“最高顾问”的名义下，伪“满洲国”要把一切行政权力交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掌握。总之，祖国东北的一切，从天上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在这张密约中都卖尽送绝了。比起袁世凯所签订的遗臭万年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来，我所签订的这张卖国条约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而在这以后不久，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又和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所谓“日满议定书”，把卖国密约进一步具体化了，并且以“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永远驻兵的权利。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满足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他们妄图使东北彻头彻尾地变成日本的一部分。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来做我的“监护人”的吉冈安直一再“劝说”我和日本女子结婚，并且要求我：如果今后我有了儿子，养到五六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去留学。这种行动都是有阴险的政治目的的。在我弟弟溥杰结婚后不久，伪满政府就制定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原来，在这些迷信于君权皇道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使伪“满洲国”的“皇室”逐步融化于日本的皇室，这是准备连伪“满洲国”的伪装形式也不要了，从形式上也完全合并于日本的一个重要步骤。不仅如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妄想同化东北的所有中国人民。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授意我把据说是日本皇室的祖先而后来成了神的所谓“天照大神”迎来，并且在东北各地普设“神庙”，大肆宣传“唯神之道”，强迫人民敬拜，甚至颁布刑律要惩办对“神道”犯有“大不敬”之罪的人。更毒辣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还通过伪满文教部竭力实施奴化教育，规定日本语是伪“满洲国”的国语，日语课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的必学课目。在社会上也普遍推行日语，例如在伪满军队里就规定，一切官兵在训练时都得讲日语，连士兵要去大小便也必须用日语请示。总之，这些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用了宗教、教育和其他各种手段，企图使东北人民逐步成为忘记自己祖先、不懂本国语言的地地道道的日本顺民。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十四年来东北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中。
日本军国主义者用了“开发”“振兴”等等动听的名词，对东北的经济进行了无所不及的统制和敲骨吸髓的掠夺。祖国宝贵的资源大量被运往日本，农民收下的粮食大部被“皇军”征走，而人民则吃不饱穿不暖，呻吟在死亡的边缘。当然，在当时还能从日本军国主义者手里分得一些残羹的我，对这一点是没有什么体会的。但是，可以让一些数字和事实来说明问题。一九四三年伪“奉天省”各城市的粮食配给情况是：辽阳市最高，成年人每人每月十公斤，小孩每人每月两公斤；奉天、营口、铁岭、本溪和各县成年人都是每月七公斤；而抚顺市成年人每月六公斤，小孩每月只有一公斤。这些配给的粮食，大都是入腹后难以消化的橡子面。中国人私吃大米白面，在当时是要被当做“经济犯”办罪的。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中国人因为有病而找了一些大米煮粥吃，不幸由于在路上呕吐而被日本宪兵发现了，结果坐了好久的牢，并且受到严刑拷打。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推行移民政策，还在东北霸占大量肥沃土地，计划在二十年内从日本移民一百万户、五百万人。仅仅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就强收人民土地约三千余万垧，使得中国农民二十余万户、一百余万人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到处流亡。
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在东北实行了劳动力统制政策，把中国人像牛马一样地供他们驱使。根据“勤劳奉公”“国民皆劳”等等全民奴役的恶毒办法，整个东北从十八岁到五十五岁的人，全被统制管理起来，日本军国主义者随时可以征用。每年强征的劳工总数估计平均在二百五十万人。被抓去当“劳工”的，少吃没穿却要起早摸黑地干重活，累死的人不计其数。不但如此，被抓去为日本关东军修建军事设施的“劳工”，在完工以后还往往遭到集体屠杀。这样的事实，甚至被日本主子豢养在“深宫”之内的我也有所耳闻。有一次，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佟济煦悄悄告诉我说：他亲戚伪警卫官金贤有一个熟人，被日本军队抓去修筑军事要塞；完工以后，日本军队为了保守这个工事的秘密，把所有工人全都杀了，只有他亲戚的那个熟人在九死一生中逃了出来。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生命，简直是视同草芥。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据不完全统计就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杀害了爱国人民六万七千多人。至于集体屠杀、秘密屠杀中的受害者，更是不胜其数了。当我成为战犯而到抚顺参观时，就听到人们叙述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军队在平顶山把三千居民驱聚在一起而用机枪全部杀害的血腥惨案的事实。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北干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然而，身受日本军国主义者之害的又何止是东北三千多万人民呢？正如“田中奏折”中所暴露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是要征服整个中国和向世界各地进行侵略，占领东北不过是第一步而已。因此，他们不仅把东北作为掠夺资源、榨取利润的殖民地，而且还把东北作为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炮灰、军需品。一九三七年，就是利用东北这个基地，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在八年中，使祖国一千多万同胞牺牲了，损失了五百亿美元财产。接着，印度支那、缅甸等很多东南亚国家也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
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这场可怕的灾难。当然，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至于日本人民，他们正如同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样，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在国内受到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少人又被迫走上战场，而在侵略战争中丧失了生命。我在当傀儡“皇帝”的时候当然不能理解这一点，但是也有一次遭遇使我接触到这样的事实。这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临近失败的时候，当时日本关东军中的一批“肉弹”被调到东南亚战场去。这里需要说明，所谓“肉弹”，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创造的一个血淋淋的名词，意思就是这些士兵应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敌人的堡垒、坦克作舍命的进攻，或驾着飞机冲撞敌人的军舰。由于被当做“肉弹”的士兵不愿意去送死，关东军司令部就指定我这个傀儡“皇帝”为他们送行以“鼓舞士气”。我在奉命而去的时候，发现那些士兵的脸上充满了悲惨凄凉的神情，有些人甚至忍不住在潸然掉泪。当时我已经暗暗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空气在压迫着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比较能理解这些日本士兵的感情了。
在谈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痛切地感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人类意味着多么巨大的灾难；展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在今天是多么的必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复灭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看，不少过去曾经欠下中国人民血债的罪犯，不是又在嚣张一时了吗？吉田茂，当年我进天津日本租界时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在田中内阁时曾经以外务次官的职衔行使外务大臣的权力，是推行“田中奏折”中规定的侵略方针的一员急先锋。岸信介，过去被称为“满洲五巨头”之一，曾经在伪满任“产业部次长”和伪总务厅次长，大量掠夺中国东北的物资。这两个战犯，战后都先后当了日本首相，竭力推行复活军国主义的政策，下台后仍然在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奔走呼号。至于过去是关东军中的要员，而今天又成为日本重新武装的骨干，更是不乏其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在今天又开始暴露了。池田政府不是在叫嚷什么“台湾归属未定”吗？外相小坂不是公然表示要“支持自由台湾”吗？卖国贼廖文毅不是被豢养在日本准备作为建立所谓“台湾独立国”时所用的傀儡吗？这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主张“满洲独立”和把我豢养起来作为建立伪“满洲国”时所用的傀儡，手法如出一辙。
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和支持下复活的。记得我被拘留在苏联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八月曾经到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日寇侵略我国东北的战犯裁判作证。当我揭露日本战犯罪行的时候，往往有些美国籍的律师就露骨地袒护日本战犯而对我大加训斥。有一次，一个美国籍律师甚至对我咆哮着说：“你说日本战犯犯了罪，可是你不也是对中国犯下了罪吗？你将来回国后，也还是要受到中国法庭制裁的！”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威胁我把那些日本战犯的罪行隐瞒下来。当时我不能理解这是什么原因，现在看来就很明显了。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一结束就打定主意，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在亚洲的侵略工具了！
但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再来横行逞凶了。目前的时代和三十年前的时代已经大大不同了。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人民的力量已经压倒帝国主义力量。中国像巨人一样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完全有力量击败一切侵略者——和三十年前的情况对比，这一点使我有着多么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激动啊！同时，日本人民已经觉醒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向人们表明，他们再也不允许军国主义者把他们当做“肉弹”送上侵略战场了。甚至有一些当年的军事将领也认识了过去的罪恶而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像过去在日本关东军中当过参谋副长的远藤将军现在也参加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因此，在“九·一八”三十周年快到来的时候，我在回顾往事之余，不禁要提醒妄图卷土重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扶植者美帝国主义：三十年前猖狂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命运，你们还要重走这条老路，难道可能设想会有比他们更好的下场吗？
[1]溥仪特赦回京后，曾在北京植物园工作学习过。
[2]编者注：“宫女”据清史专家朱家溍意见应为“贵人”。
[3]编者注：“杀大臣鳌拜”与“‘君前失礼’的死罪”，据清史专家朱家溍意见，鳌拜只被康熙制伏。
[4]在满清八旗中，正黄、镶黄、正红三个满军旗系皇室亲自率领的所谓亲军，内务府人均出自这最亲信的三旗，自堂郎中以下所有司员全不例外；堂郎中以上即内务府大臣，也有的是司员提上来的，也有的是从外调来的。总之，除个别大臣外，全被三旗包下来了。
[5]上面说的这个合同，揭露在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北京《京报》上，关于事先的传闻和内务府与荣源的声明，登在民国十三年年底前后日的《京报》上。
[6]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接收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搜出了康有为和徐良给庄士敦的信共两封，连同金梁的条陈和江亢虎请觐见的信都发表了出来，但当时却没发表这一封，也没发表康有为向吴佩孚进行活动的往来信。
[7]《平报》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作者：秋隐。
[8]内战中，火车常被双方扣留，京津间交通秩序也很不正常，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交战双方都老老实实地不敢动它。
[9]是记者报道的文字，登在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顺天时报》上，基本和我的意思一致。
[10]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稿。
[11]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2]括弧内文忠、忠武是梁鼎芬和张勋的谥法。
[13]王国维在光绪戊戌年为汪穰卿司书，后入罗所办的“东文学社”求学。
[14]“田中奏折”是田中上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说：“吾人如欲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又说，“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唯第三步的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
[15]判决书于1948年公布。
[16]索玉山是前禁卫军的团长，汉卿是张学良，芳宸是李景林，蕴山是褚玉璞。
[17]关于张死的经过，东京判决书有一段叙述：“1928年4月的下半月，张作霖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击败了。田中首相劝张作霖，在还不太迟以前退回到日本阵线之后的满洲。张作霖对此劝告虽感愤恨，但不得不听从。根据日本将防止败军入满洲的田中声明，关东军解除了由北平向沈阳退却的中国军队的武装。张作霖带着他的卫队，搭乘了开往沈阳的列车。从朝鲜抵达沈阳的日本第二十工兵联队，在铁道上埋设了炸药地雷，并且一个日军的大尉在地雷的周围布下了他的兵队。地雷是埋设在京奉铁路横过南满洲铁道处下面的地点。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的列车到达那儿时地雷爆炸了。张作霖的列车被炸毁，日军的兵士并向张的卫队开火……”
[18]个数字包括以下各项：敬懿、荣惠两太妃8000元醇亲王2800元 寿皇殿总管太监等饭食72元 太庙首领太监等钱粮19.44 元东陵奉祀960元 西陵奉祀832元 东西陵守护大臣200元 醇贤亲王园寝祭品每季266.4元 园寝翼领官兵口分144元 太妃邸内管领值班饭食80元 太妃邸内护军住班饭食32元 留京办事处长官及留用司员薪水1932元 宗人府办公经费500元 以上共15837.84元。
[19]工薪资约为4000元，婉容、文绣月银1800元，房租约200元，其他开支，据“驻津办事处”的司房写的一份“谨将各项用项缮呈御览”的表格，其中核计出的每月平均开支如下：膳房536.511元 电灯234.947元 番菜膳房215.115元 邮费1.877元 茶房168.782元 自来水61.341元 办事人员饭食236.194元 车费110.642元 电话113.947元 旅费38.364元 奖赏142.902元 购物4128.754元 马乾85元 杂费236.825元 合计6311元
[20]在后期也准许中国人去，但仅限买办资本家之流，由外国会员带去。这个地方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人民俱乐部了。
[21]惠罗公司是英国人开的专售日用品的百货店，是有钱人才买得起东西的地方。隆茂洋行是法国人开的珠宝店。《老爷杂志》是美国杂志。密丝佛陀是美国品牌化妆品，并非特别名贵，而且是专供妇女用的，把这样的东西和名贵的古龙香水混用，只证明使用者是入主出奴思想支配下的人物而已。
[22]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
[23]《未来预知术》是香港出的一本迷信书，伪称是诸葛亮的著作，可是其中的卦辞中有汉代以后的诗文典故。
[24]伪满大汉奸及其职务：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兼）、吉林省长熙洽（兼）、黑龙江省长程志远（兼）、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棨、最高检查厅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瑷、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栻、商衍瀛、罗福葆、许宝衡、林廷深、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官特任张燕卿、金璧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备处处长佟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
[25]伪执政府起先用的房子是前道尹公署，后来迁到前吉黑榷运局的地方，将办公楼起名为“勤民楼”，住的地方名为“绢熙楼”，伪帝制以后，又在空地上盖了一座黄琉璃瓦的楼叫同德殿。后来，又要另起宫殿，因战时财政困难而停建，这就是解放后完工的地质宫那座建筑。
[26]据说熙洽这天回家怨气难消，把张燕卿和谢介石这两个心腹叫来，硬充好汉地说：“咱满洲国建国，用不着关东军机密费，你们把我这三十万元退回给他们去！”可是谢、张二人每人分了十五万元下了腰包。熙洽当了战犯之后，才知道这件事。
[27]伪满于一九三九年参加了日德意三国于一九三一年订的“防共协定”，这就是所谓盟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伪满建交的国家又有了日本统治的南洋各傀儡国家。
[28]拘留中的伪满文官身份是抑留者，武官是战犯。
[29]从这里起，我引用的一些对话，并非是法庭上的原始记录，这是我根据当时记者们的报导和有关出版物上的记述，加以回忆后写出的。
[30]H.G.伍德海著：《在中国的记者生活》，一九三四年，伦敦出版。
[31]编者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隆重举行。故书中所述一九五五年春天见到“戴金晃晃肩章”的将军，“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的提法，似乎不确。这次出版，遵循作者原稿。
[32]编者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所提意见，古海忠之被判刑十八年。
[33]编者注：据中华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所提意见，溥杰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和十月二十六日日记中，作者所加括弧“日、蒋战犯”的说法不妥。国民党战犯一九五五年尚未集中到战犯管理所。
一、中共中央的建议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的清晨，学委会通知大家都到甬道里，等着听广播。学习委员说：
“所方说是一项重要的消息……”
是什么重要消息呢？各个甬道里都站满了人，伪满的、国民党的，各号站在离各号最近的播音器前，都很肃静。人人都在猜测着这项重要广播的内容。后来大家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想法，大致都认为是宣布大跃进新成绩，有的更想到是一个新的生产运动，也有人想到是苏联又有新卫星上了天，还有人想到是今天是“九·一八”的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也许是关于纪念文章的发表……谁也没想到，在“九·一八”的二十八周年这天，我们听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冲激神魂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些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釆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这是真的吗？——完完全全是真的！广播员又读了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读了刘少奇主席署名的特赦令。这也是真的：在瞬息间的有如空气凝结起来的沉静后，甬道里猛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这一切都是真的！
后来，每个小组里都自发地开起了会，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谈了自己的感想。我也谈了，但是要谈的人太多了，性急的人就更多，每人都感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谈，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够。我说了还想说，真的，我所想的，说一天也说不完……
特赦，对我来说是什么意义呢？
特赦，自然，这就是说不经起诉而出狱，它的含义是什么？
在旧时代，或者在某些国度里，“出狱”两字的含义是和“狱”的性质关联着的。出狱，这意味着走出黑暗冰冷的牢房，意味着阳光，意味着苦难的终结，意味着和枷锁的告别。然而在这里，和黑暗、冰冷、苦难和枷锁的字眼是全不相关的。正相反，正是在这个“牢房”里，我才见到了太阳，才从又聋又瞎的黑暗中解脱出来，认出了世界和我自己，才从枷锁桎梏中伸展开了我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舒开了我的蒙蒙眬眬的知觉……
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出狱就是意味着自由的获得。然而自由有各式各样的自由，有各种情况下的自由。从前有位中国苦学生，热爱绘画的司徒乔，为了学画，走进了美国，想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志愿，因此犯了美国的移民法规，判刑一年。他的监狱窗口正对着美国的自由神像，他就面对着自由神像，过了一年最不自由的生活。他所渴望的自由，就决不是这个著名的自由神像站立着的土地上的自由，因为他在这土地上得到的，是不准他卖画以维持生活和完成学业，这就是美国法律给“中国移民”的自由。当然，长岛监狱里的美国籍犯人和他想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位美国作家就写过，有个美国人因为出了监狱得到的只有饥饿、失业、流浪的自由，因此，不得不再制造一起罪案，以达到返回监狱的目的。
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自由，这就是从封建、迷信、愚昧解脱出来后的自由，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理和区别美丑善恶真伪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我却是在“监狱”得到的。
在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在某些人心里，出狱意味着亲人的团聚。
亲人，这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字眼！
然而，我的亲人，连那已经去世的父亲和母亲，连我的过去的妻子，有谁能比这里的人更了解我呢？有谁曾像所方的人员那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花费过心血呢？又有谁像他们那样，为我的一点一滴的长进而高兴过呢？
这里，我要再插叙一段一年前发生的故事。
这是由一次小组会引起的。在那次小组会上，我们谈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改造的进程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重要的是很多障碍并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存在于自己思想上的，于是形成了各种自为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我们称它为前进中的“包袱”。为了让改造进行顺利就要卸下这个“包袱”，把它交代出来，以便轻装前进。现在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有没有卸下的“包袱”？
我已说过，小组会是一种经常的自我教育的形式，其内容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检查思想，提高认识。从前，我对它是很憷头的，因为我在会上的表现，总叫别人不满意，因此常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后来我的顾虑逐渐消失，使人不满意的地方也减少了，当然，更重要的由于我觉出了这是有益无害的互相帮助，明白了一切罪恶必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挖出了思想根源才能更好地认罪。这一点也正是政府更为重视的，也许可以说，政府认为使我们每人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倒是比从法律上惩办我们更为重要。我从政府的种种措施——参观、学习、与外界通信等上明白了这个道理，小组会也变成对我是习惯而亲切的了。但是，在这回的讨论上，却又发生了问题。
“包袱”，每个人都笼统地谈了一些，后来问题趋于深入具体，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还有没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留恋之情？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我忘了，我记得很深的却是有几个同犯都讲出了一些心底深处的“恋情”，比如有人说，他看到日本出版的书籍，描写旧时代的某些生活，不由得有些动心；又有人说，当他从报纸上看到他熟悉的当年日本“朋友”，也不禁发生了亲切之感。也有人很不明确地说，当他看到日本电影，看见了银幕上出现的人物，听到日本话，很有兴趣……
我发言道：“我对日本鬼子，没有丝毫感情可言。”不料这句话，引起了一些人的诧异、怀疑以至惊讶。我解释说，无论从我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立场来说，我和日本帝国主义都谈不上什么感情。单从我过去的立场来说，我只是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我想的只是利用它达到我复辟、统治人民的目的，由于不能如愿，处处受制，结果我又怨又怕，在贪生怕死、担心被弃的心情下，做出一连串的献媚举动，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感情。如果说在我幻想尚未破灭、恐惧尚未发生之前，对日本人的一相情愿的勾结，那也叫做感情的话，那么，以后连这种感情也没有了。我这样说过之后，还是有人不相信，其余的人也半信半疑。只有老振说，“当皇帝的人对谁都是利用，连他父母在内，他都没什么感情。”可是多数人意见不同，他们举出许多例子，如我对日本皇太后流过泪，扶她上过台阶，我访日时作过诗，我发过“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我说，这些献媚举动，都不过是为了个人卑鄙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已。当我做过了这一切，仍然达不到目的，我心里是很怨恨的。我这样说了，还是有人不信。这时忽然有人说：
“你在大栗子沟，日本人临送你上日本时，给你先汇到日本三亿日元，你心里不感激吗？”
“三亿日元？我不记得这回事了。”
“不记得？”人们都惊异了，各种不信任的话都来了，“这样大的事能不记得？”“这是张景惠、武部六藏经手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呀！”“你这是有顾虑吧？”“检举认罪时你一定也是没交代了？”
我说，在大栗子沟时，我只想到到了日本必定凶多吉少，因为吉冈说连日本天皇也表示了不能保证我的安全；什么三亿日元，就没进我的脑子里去。我是真的不记得这回事了。
“你到现在还是有顾虑！”这个意见一有人提出，就成了一致的意见，无论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本来讨论正题时我还很自然，问题一转到三亿日元，而且被一致认为我仍存在顾虑，对政府隐瞒，我就真的又有了新的顾虑：“以曾子之贤与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我这里在众口一词之下，还能得到所方的信任吗？
我被这个问题苦恼了一夜，两夜，三夜……
不会相信的！——在深夜里，同伴们发出了酣睡的鼾声，我独自醒着，眼睛凝视着窗外走廊里的灯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这件事又引起了无数的胡思乱想。“溥仪呀溥仪，你改造了八年，你受到了多么久的人道待遇，人民对你是以德报怨，为了让你像个真正的人那样知道好歹，花了多少心血？而你却说那三亿日元忘了，你还有一点点的人心吗？你欺骗人民还有个够吗？”“三亿日元，这样的大事会忘记吗？这可不是三十块、三百块钱呀！”“把它说成是隐瞒吧……这样，就……一切都过去啦……”
“可是，这不是欺骗吗？”我一惊，几乎从铺上跳了起来。过去，我动不动就写个检讨，至少其中有一半，是怀着取信于所方的目的，把它当做手段用的，难道我今天仍然还要这样无耻吗？
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我首先发了言，多少带着些火气地说：“我忘了就是忘了！是不是有人和我说过这件事，还有问题哩！你们这不是成心吗？”谁知这句话一出口，就戳上马蜂窝了，连“中立”的都生起气来，说我是打击报复，拒绝批评，态度傲慢，甚至有人说这是“十足的抗拒改造”的表现。
问题又转到了我的态度，我慌了。我想这可缠不清了，三亿日元是隐瞒，小组会上又拒绝了帮助，这到了哪里也是说不清的问题了。完了，完了！这种悲观宿命的思想一出现，深埋在心底的、一度克服了的念头又起来了：还是承认一切，逃过这个难关吧。不就是检讨吗？一张检讨书可以换得安宁、信任，为什么不走这条最近便的路子呢？
我写下了：三亿日元我是隐瞒了，小组会上我的态度是对抗的……我对政府还有顾虑……
后来，有一个晚上，看守员通知我说，所长召见。
我怀着阴郁的、但更多是惭愧的心情，走上所长的小楼，敲了敲所长的接见室的门。
“进来吧，溥仪！”
这是老所长的声音。果然，在灯光下现出了老所长的花白头发。老所长自从调到别的机关，仍兼管这个管理所，不过，他已不经常来了。看到了许久不见的老所长，我感到了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在他慈祥的面容上，从他的嘴角上，我看出了一点严峻，这是凭我八年的经验看出来的。
我坐了下来，顺从地点上了烟，我把烟拿在手里，低下头来……
“你写的检讨，我看见了。小组会的记录，我也看了。咱先说说这件事：受不住别人的批评，这到底不是件好事。我这个人从小念书不多，可是我从小就听念书人说过，孔子的徒弟子路很喜欢听人家的批评，你念过四书、五经，有这话吧？”
“有，子路闻过则喜，大概是这句话。”
“嗯，你记得就好。子路这人值得称赞，跟这个品质大概很有关系。你一定记得这几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记得。”
“记得，还要做到。”
“我没做到。今后一定做到。”
“有这个决心就好。现在再说第二个问题，你的检讨书里说的，除了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之外，还有哪条是真的？”
我惊愕地看着所长，对答不上来。所长接着说：“三亿日元是你忘了，还是隐瞒呢？”
我的呼吸急促了起来，但我怎能欺骗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呢？有着黑皮箱的珠宝、除四害的任务……这一切经历，怎能容许我欺骗他呢？但我又怎么向他说清楚呢？这能说得清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认为说了实话是坏事吗？”
“所长，我……可欺骗了政府，我怕……众口一词……”
“难道是非曲直是靠暂时的多数意见来判定的吗？”
“所长，”我的眼流汹涌而出，“我还有患得患失，顾虑，我，受不住考验……”
“认识到这个，就很好。你再不用胡思乱想，应当勇敢些，做人是要有勇气的！”
当我向所长告辞的时候，看着他满头花白头发，我猛然想起，八年前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多的白头发啊……
在世界上我还能有什么更亲的亲人呢？曾母尚且要疑心自己的儿子啊！
所长，所长，这是谁呢？这是共产党员。特赦，是谁提出的呢？是共产党的中央。共产党人，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那些过去对人民犯了滔天大罪的，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汉奸，是帝国主义帮凶的阵营里的分子。这个建议者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他的儿子，是牺牲在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的……
我再说一遍，旧时代和某些国度里的犯人的那种对出狱的向往心情，我是没有的，因为我在这里已得到了他们所向往的阳光、自由和亲人。同时，我也有我所向往的事物。
我也向往着得到特赦。为了说明我的向往，我要先说一说在特赦令公布前我的心情，我在想什么。
二、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接到了五妹夫妇给我写来的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说：
……你的外甥，学地质的那个，为了勘探祖国的宝藏，锻炼体魄，自从参加爬山队以来，变得更加坚强勇敢了。他和同学们在师长们领导下，征服了祁连山的一个雪峰之后，到了西藏。在这里正巧遇上了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他和同学们立刻勇敢地和农奴们一起，拿起了武器，跟着解放军参加了对叛匪的战斗。我们真想不到，他是这样的勇敢坚定，在最严重的关头上，毅然地为了藏族兄弟的利益，不吝惜自己的身上的血……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又和同学们向新的雪峰前进了……他来信和我们说：爸爸妈妈，我们的祖国是多么美丽雄伟啊！……
这些平凡的、没有华丽辞藻的朴素的文字，引起了我不小的激动。我接到亲属们的来信，每看到他们叙述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流露出的喜悦，特别是在提到他们的下一代而流露出的喜悦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激情产生出来。免诉释放的妹夫们，谈起他们的工作岗位，谈起他们如何忙于翻译工作、学习生活时，引起过我的激动；我的妹妹们谈起她们参加义务劳动，取得红旗，谈到自己的快乐的汗水，也引起了我的激动；我的远支亲族来信谈起他们自己和那些原已被社会遗忘了的老族人，正在为祖国的文史事业贡献着他们的力量时，也同样地使我激动。然而，激动人心的又何止这些呢！每天都有更激动的消息从报纸、广播、特邀的专题报告中打到人们的心上。
由于我参加了医务组，我对医药卫生消息特别发生兴趣。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县的一个解放前的鼠疫流行区，变成了一个无鼠乡！曾被称为瘴疠之地的云南边区，已经控制了疟疾的流行！
福建省、江苏省、上海市等许多地区基本上消灭了为害千百年的血吸虫病！
为了抢救一个烧伤的钢铁工人丘财康，上海的医务人员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在从前，富翁们没有可能患这种病，这项医学课题就没有受到重视和钻研，但是现在不同了！
在一年中，农村的医院发展到十万多所！床位四十多万张！人，在我们国家里是最宝贵的！
我甚至对体育消息也发生了兴趣。
在一九五八年末到一九五九年初，短短几个月里，我不能不被这些体育消息吸引住：黄强辉以一百五十八公斤创造了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赵庆奎以一百七十七点五公斤成绩刷新了轻重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李增福以一小时十七秒二再次创造男子百公里自行车的世界最新纪录，穆祥雄以一分十一秒四成绩打破男子百公尺蛙泳的世界纪录，三个女跳伞运动员以距靶心平均二点六九米打破了世界纪录，陈镜开创造了三次轻重级的挺举纪录，容国团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
在意气风发的主人公面前，有什么办不到的呢？
黄河清，是我们祖先历代的理想，在今天却成了现实。黄河，在历代诗人的笔下，是永不能驯服住的龙，在历代帝王眼中是永远与江山的统治有关的隐患，但一九五八年冬季，在中国人民手下截了流！
我常常从那些英雄而又平凡的人物报道中，也从我收到的信中，看到人们最常说到的这样的话：
“我的工作太平凡了，但是这可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呀！”
“我做得很少，为了实现总路线，我一定要做得更多！”
“为了大跃进，我又修改了自己的计划！”
这些主人公的自豪的语句，令我激动，令我暗暗地生出羡慕之情。我能不能也像他们那样说，“我的工作……这也是祖国建设大业中的一部分……”“为了祖国，我在做着……”。
有一次外出参观，在抚顺的一个马路广场的边上，有一个巨幅油画，画着一个人用手指着，上面有一行文字：“在大跃进中，你做了什么？”我不禁想：这是指着我吗？这是在问我吗？我有资格被询问吗？我有资格回答吗？
我是多么羡慕那些有资格回答这个询问的人啊！我多么羡慕我的妹夫、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孩子啊！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我能像他们——我的亲属们，抚顺街道上走路的人们，露天矿和龙凤矿那些矿工们，这些有资格以主人公的自豪或向世界上任何人宣称：我是个中国人，我是个伟大事业的建设者！
我相信，这个前途是存在着的。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它是那么具有诱惑力。
当然，这要到了人民批准了的时候，到了承认我是确实改恶从善的时候，也就是我成了一个“人”的时候，才会真正成为现实。
当我想到这里，那个三亿日元的欺骗的检讨书，又浮现在我的脑际。那次的考验，不过刚刚过去一年，无疑的，我是不够条件了。假如是在一九五〇年，或者是检举认罪以前，我听到了这个特赦令，倒也许想到自己的头上来，现在却完全不同了。
有许多人，也是和我同一个想法。在讨论中，有人说：“虽然第一次特赦一定不会有我，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将来总会有我。”这个说法也和我想的一样。
有一天晚上，代理所长找我谈话，问起我想到谁可能被赦的问题。我想了一阵儿，说出了组长的名字，他又问还会有谁，我又说了最近一次学习评比中成绩最优的一个，又说了学习委员会的一个。如果他问最后一批被赦的有谁，我倒会一定说出自己来。所长没有这样问，却微笑着说：
“我相信这是你心里所想的。老所长上次和你谈的，是对你有影响的。最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也有一定进步的表现。好好努力吧。”
他又问我，是不是我们组里有人在准备衣物。我说不知道。我倒没注意到这个。后来回来一留心，原来确实有人在悄悄收拾东西，把旧破的袜子丢进垃圾箱，把一些信和废物烧掉。在闲谈中，我听到这些对话：
“你大概一定有希望。”
“哪里，哪里，我总在你后头。”
“甭客气，你如果先出去，我倒希望你经过我的家乡，替我寄一点儿五香豆来。那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好吃极了。我要出去，一定每位奉赠一袋。”
我心想，如果每人出去都寄点特产来，大概我和“大下巴”就会被各地特产埋起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对我心目中将要第一批出去的人，甚至连那些悄悄收拾衣物的人也越来越羡慕。我想象着他们会站在广场的那幅画前，满脸红光……
所以，当那个难忘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还是不胜疑惑的。十二月三日的晚上，副所长又找了我去。又问起我对特赦的想法。我的回答仍是那一句：“我是没希望的，但我决心争取以后……”
“假如你被特赦呢？你怎么想？”
“那是人民批准了我，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但是现在是不会有这事的。”
这天夜里，我一想起所长的那句话：“假如你被特赦呢？”我的心脏突然跳动起来。但随后对自己说：不会的吧？
第二天，得到了集合的通知，我们走进了俱乐部大厅，迎面的主席台上挂着一条大红横幅，我的呼吸急促起来了，我看见了横幅上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台上坐着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两位所长和其他一些人。台下是静悄悄的，似乎可以听见心跳的声音。
首长讲了简短的话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人走到讲台当中，拿出一张纸来，念道：
“爱新觉罗·溥仪！”
我心里激烈地跳动起来。我走到台前，只听上面念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不等听完，我已痛哭失声。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造就成了人……
三、告别
同所被特赦的连我一共十个人，伪满的是郭文林和我，国民党的是周振东、孟昭瀛、唐曦、白玉昆、赵金鹏、杜聚政、业杰强、贺敏等八人。我们暂时要搬到指定的一间空屋里，等候出发。这天晚上，我们伪满的四所开了晚会，第二天，全所又开了一个送别大会。会后在欢声中，国民党战犯把被特赦的八个人高高举起，又向上扔了去，我和郭文林也被伪满的如法炮制一番，大厅里响起了震动屋宇的欢笑声……
下午，代理所长召集我们开了个座谈会。所长说：“你们学习了十年，这期间社会起了很大变化，你们不熟悉了，不妨稍住几天，先了解一下再走。当然，愿意马上走的也可以，愿意先参观一下的就留一留。”所长又说，所里正在给我们准备车票，每人都发给回家的路费和路上零用钱，到了家乡，都给安排职业，没有家的愿意留在当地的就给安排在当地工作。到了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不好解决，愿意回来的也可以到抚顺就业。有人说，他在所里的电机厂学会了电机制造，对车床也熟悉了，要求就留在电机厂工作。所长说：“你是有家的，还是应该回家，至少看看。如果觉得那里不合适，你再回来，给你在抚顺安排一个电机生产的工作。”说到这里，所长又谈起回到家乡可能遇到的问题，说：
“我建议你们，回到家里，先向家乡的人们道个歉，因为你们过去对不住他们。你们道了歉，他们会原谅你们的，也会相信你们已经改好。即使一时还有人怀疑，只要你们用事实表现，怀疑也会消除的。
“回到自己家里，自然要明白，家庭是个新的家庭，旧的家长制度没有了，不能再拿出旧日的家长态度了。要和睦，互相帮助。
“你们在这里十年，现在要走了，对管理所有什么意见，也希望你们提给我们，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
他的话没完，我们就七嘴八舌地说了，我们没有任何意见，只愿多住几天，听所长再多和我们谈谈，到社会上去要怎么办。我们都成了刚学走路的孩子了……
“我已说了不少了。”所长微笑着，然后又严肃地说：“我最后要说的就是：希望你们珍惜自己的新的生命，新的灵魂。改造是长期的，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人都不断地要受到考验，在考验中，或者前进，或者后退。自满，永远是前进的敌人。”
这天晚上，所长又把溥杰叫来，让我们在分别前多聚一会儿。过去的日子对我们都像噩梦一样，那叫什么手足啊！只有这几年，我们才有了真正推心置腹的谈心。我们这次又谈起了他的家庭问题，子女问题。可是在十几年前，我防备着他，他的事也瞒着我……
八日早晨，我们都理了发，领到了零用钱，整理了行装。这时所长拿了一只怀表给我，这是我那堆“赃物”里的东西，我一眼便看了出来。我不肯接受它。所长说：“这不是发还，这是人民交给你的，你今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需要它的。”这只法国金表，就是我逃进日本使馆前夕，由庄士敦陪我在东交民巷一家商店里买的。它第一次来到我的手里，是我开始走上投敌叛国的最初道路的时候，第二次又回到我手中来，则是我新的生命的开始了。
所长和学习主任陪我们登上了去沈阳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和劳动者坐在一起，这是我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开始了。在开始的最初几分钟里，就遇上了一件难忘的事。
我的后座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这个女孩似乎在发烧，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有人把座位让出来，情愿站着，给女孩子好躺下来。有人关心地询问她的孩子是什么病。经那中年妇女一说大家才明白，她们并非是母女，而是师生。中年妇女是个车站附近一个学校的教师，那女孩是她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女孩突然感到肚子疼，卫生人员担心是阑尾炎，建议到沈阳去检查。因为正好有一班车要开，不过一小时就可以到沈阳的医院，这比到抚顺医院还快些。但是孩子们的父母都在铁路上工作，去寻找已怕来不及，女教师断然作了决定，一面托人给家长送信，一面就把这件事担当起来，亲自送孩子到沈阳医院来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这句话，陶渊明的“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胸怀，在我生活着的时代都不再是空想……
我是生活在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社会啊！
我默默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激情又从我心底升起。我看着这个赋予我这种骄傲之感的城市的景物，逐渐离我远去，让我想起过去的日子。在那里，我才懂得了什么叫人，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良心，什么叫是非。
在东北这块神圣的祖国土地上，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又在这里得到祖国的宽恕和拯救，得到了新的生命。
再见吧，亲爱的抚顺，亲爱的城市和乡村。再见吧，把手伸给我的矿工！再见吧，让我初次发现天良的台山堡的农民！再见吧，平顶山的方素荣！
再见吧，为了教懂我做人而白了头发的老所长！再见吧，一切为我花费过心血的人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过去的罪恶，我一定要继续立功赎罪，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的脉搏停止！
相信我的誓言，相信我一定会忠于我的誓言！
溥仪一生大事记
1906 出生于北京。（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间未定。）
1908 （西太后与光绪帝死。）即皇帝位，年号宣统。（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清廷宣布将于宣统八年立宪。）
1910 （国民党谋炸摄政王案败露。日本灭朝鲜。资政院开院。清廷宣布提前于宣统五年开议院。）
1911 开始毓庆宫读书，受业于陆润庠、陈宝琛、伊克坦。（武昌新军起义。清廷起用袁世凯。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摄政王退位。）
1912 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颁“退位诏”。
1913 （隆裕太后死。张勋攻陷南京，“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为正式总统。光绪“奉安”。）
1915 （日本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筹安会成立。清室表示赞成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定次年为洪宪元年。）
1918 生母瓜尔佳氏自杀。第一次出紫禁城。
1919 开始学英语，庄士敦任教。
1922 （世续死。）剪去发辫。与溥杰合谋偷运珍宝古籍出宫。（授陈宝琛为太傅，朱益藩为少保，庄士敦头品顶戴。）结婚。
1923 （建福宫失火。）裁撤太监。派员至日使馆慰问日本震灾，以价值三十万美元之古玩助赈。
1924 留参与婚礼的“遗老”柯劭忞、罗振玉等十余人授南书房、懋勤殿行走，授郑孝胥及金梁内务府大臣。郑整顿内务府失败，仍回懋勤殿行走，金梁回东北。（端康皇贵太妃死。冯玉祥倒戈入京。）接受冯军修正优待条件。迁入“北府”，旋逃往日本公使馆。
1925 离日本公使馆潜往天津。（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甲子复辟文证。）
1926 （日军舰炮击大沽口国民军。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遗老”向吴佩孚请愿恢复旧优待条件。北伐军占领长沙、岳阳、武昌，吴佩孚军全面崩溃。张作霖发表反共宣言，组织安国军政府改称大元帅。）
1929 送溥杰赴日本。派商衍瀛去东北活动复辟。
1931 与文绣离婚。派远山猛雄致书日相南次郎、黑龙会头山满等联络，以求援助复辟。先后秘密接见罗振玉，关东军代表上角利一及土肥原、金梁等，接受土肥原条件，与郑孝胥父子搭日轮离津赴东北。（祖母刘佳氏死。升允死。）
1932 在长春任伪执政，定年号为“大同”。接见李顿调查团。（郑孝胥任伪满国务院总理。伪满成立协和会。武藤信义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武藤与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
1934 即“皇帝”位，改元康德，吉冈安直任御用挂。
1935 第一次访日，发表“回銮训民诏书”。
1937 封谭玉龄为“庆贵人”。发表第一次“时局诏书”。（意大利承认伪满。）
1940 第二次访日，迎回“天照大神”，发表国本奠定诏书。
1941 发表第二次“时局诏书”。
1942 发表“建国十周年诏书”。谭玉龄死。（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学生勤劳奉公法”。）给裕仁写“亲书”，称日本为“亲邦”。
1943 封李玉琴为“福贵人”。（公布“金属类回收法”。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伪满实行集家并屯。）
1945 逃亡通化，第三次发“退位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赤塔。（国、共缔结“双十协定”。）
1946 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1949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1950 （中苏两国政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押解回国，到抚顺战犯监狱。（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转移哈尔滨。（荣源死。）
1951 载沣去世。开始值日——擦地、洗碗、分菜。第一次交代历史——自传。
1952 第一次缝洗衣服。交出匿藏的珍宝。学习“由于封建社会，中国怎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交代“九·一八”事变前后与日寇勾结的历史真相。（熙洽死。）
1953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第一次劳动——糊纸盒。
1954 由哈尔滨迁回抚顺。学习“帝国主义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团来所进行调查讯问。回抚顺后开第一次生活检讨会。
1955 第一次看日本战犯演出歌舞剧。伪满战犯成立学委会。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参观日本战犯运动会。开始与亲属通信。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总结意见书上签字。李玉琴首次来所探望。
1956 参观抚顺露天、龙凤煤矿，台山堡农业社等工矿企业，市容，学校，商店。会见亲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按宽大政策分别处理悔罪的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日本战犯三百三十五名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沈阳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出庭作证。与英法记者会面。和李玉琴离婚。开始抬煤、扫雪等较重体力劳动。
1957 侄子妹夫等获释。到沈阳、哈尔滨、长春、鞍山等地参观工、矿、农、商、学等三十一个单位。战犯改造学委会成立，溥杰当选学委委员。满族参观团来所。伪满战犯分组学技术；参加医务室学中医。（臧式毅死。）
1958 看国民党战犯演出新京剧“三十年如一梦”。参观抚顺大跃进展览馆等三个展览会。战犯电机工厂开工。（张景惠死。）
1959 在沈阳、抚顺两次参观。（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令。）获特赦。回到北京。
1960 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
1962 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
1964 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7 溥仪因肾癌在北京去世。
附录 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
“九·一八”三十周年快到来了。我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感谢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宽大处理和教育改造，使我走上新生的道路。
今天，当“九·一八”三十周年纪念日快到来的时候，我追忆自己过去背叛祖国的行为，真是感到无比的痛心和羞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我到了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侵占的祖国的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成立了伪“满洲国”政权，以后又当了傀儡“皇帝”。回想起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特别使我愤慨的是，当年曾经给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现在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又死灰复燃、重新抬头了！因此，我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血腥罪行。
“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抵赖他们的侵略罪责，一直咬定说：由于中国军队当时在柳条沟爆破了日本经营的铁路，因而迫使日本军队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
多么无耻的谎言啊！很多日本战犯后来在他们的供词中已经供认，当时占领我国的东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既定的“国策”，所谓“柳条沟爆破事件”，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为了出兵的借口而制造出来的。我个人的遭遇，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记得是在一九三一年夏季，当时我住在天津。我的弟弟溥杰正在日本东京读书，因为放暑假就回国了。他告诉我，在他回国之前，曾经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任职的吉冈安直中佐邀他到鹿儿岛去玩，临别时并且神秘地对他说：“你回到天津之后，请对令兄说，现在张学良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也许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未可知。请令兄多加保重罢！他不是没有前途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快真相就大白了。就在一两个月以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出兵东北。而在这不久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亲信上角利一给我带来了当时已经投降日寇的大汉奸熙洽的一封信，劝我“速赴东北主持大计”。接着，臭名四溢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以让我主持一个“新国家”等等甜言蜜语为诱饵，把我骗到了东北。难道“九·一八”事变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偶然事件”吗？不，决不！从以上一系列事实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制造事变作为借口而出兵占领我国东北，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处心积虑地经过周密布置然后采取的行动。
占领我国的东北然后进一步鲸吞中国，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由来已久的野心。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不断叫嚷中国的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并且日益嚣张地在东北扩展他们的侵略势力。一九二七年的所谓“田中奏折”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这个“奏折”明目张胆地写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正因为这样，他们长时期来一直在中国物色和豢养能够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效劳的对象。而我，一个已经被人民赶下台来但是又怀着“重建祖业”这种复辟思想的清朝逊帝，也就成为中选的人了。
在清朝被推翻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把郑孝胥、罗振玉这一类封建余孽抓在他们手里。一九二四年，当我被驱逐出原来的皇宫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马上通过这帮“遗老”的牵线，把我包围起来——先是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后来又迁到天津的日本租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我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工作。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地把我叫做“皇帝”，让我在公使馆和租界里“开疆辟土”建立一个空头的“清宫小朝廷”，并且千方百计地利用和挑动我的复辟思想，使我日益与祖国人民对立。例如，日本的一个“华族”（“明治维新”后的贵族）水野子爵当时就曾送我一把扇子，上面别有用心地题上“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这样两句诗，暗示我要“卧薪尝胆”待机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历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都定期给我“讲解”国内外形势，每逢日本军队检阅时都要让我去参加，向我灌输日本“皇军”实力强大、天下无敌的思想，使我养成根深柢固的崇日恐日心理。这一切，显然就是为了让我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去东北“主持大计”而做的准备工作。
谈到我在东北“主持”的“大计”，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可耻可鄙的丑剧之一。
尽管土肥原贤二曾经向我一口保证，“在东北成立‘新国家’后，日本一定尊重其领土主权；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可是，我一到东北，日本军国主义者就露出了真正的脸色。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他的参谋板垣征四郎正式通知我，要我当所谓“满洲国”的“执政”；同时还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个包括满、汉、蒙、日、朝五个民族的“新国家”，日本人也要在这个“国家”里充当官员。不但如此，这个“国家”的所谓“首都”“国旗”以及“政府”的班底，也早由关东军司令部一手安排好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伪“满洲国”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我当了伪“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我又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成了伪“皇帝”。十四年中，我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拟订好的卖国条约或者“诏书”上签名，按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替我写出的台词发言……为了使我的一言一行都不至于稍违日本主子的意志，日本关东军的参谋吉冈安直——也就是前面谈到的那个从鹿儿岛给我带来“好消息”的人——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十年来一直以“皇室御用挂”（即“皇帝”的私人秘书）的身份，几乎寸步不离地“监护”着我。他曾经用严厉的口吻告诫我说：“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听它的话！”
至于伪“满洲国”的各级“政府”，不消说情况也是完全一样。在名义上，最高行政机关是伪“国务院”，伪“政府首脑”“国务总理”由中国人担任；但是实际上，一切权力由“国务院”下的“总务厅”掌握，而“总务厅长官”必须由日本人担任。“国务院”各部都有一名日本“次长”，伪“大臣”完全听命于这些“次长”，伪“国务院”的“各部联席会议”（即总务厅次长会议）要讨论一切事宜，都必须等待“次长联席会议”先作出决定才行。在伪地方“政权”中，省有日人的“副省长”，县有日人的“副县长”，来主持一切。总之，当年在祖国的东北，从上到下，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在发号施令。
说来也骇人听闻，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承认”这样一个傀儡“政权”时，还乘机勒索了惊人的代价。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刚当上伪“执政”，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通过郑孝胥之手，要我签订一张卖国密约。根据这张条约，伪“满洲国”要把所有矿山、港湾、航运、铁路等方面的权利完全“奉献”给日本侵略者，要把大量最肥沃的土地交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移民之用；在所谓“日满经济同盟”的名义下，伪“满洲国”的经济完全要由日本垄断资本来控制；在聘请日本人充当“最高顾问”的名义下，伪“满洲国”要把一切行政权力交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掌握。总之，祖国东北的一切，从天上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在这张密约中都卖尽送绝了。比起袁世凯所签订的遗臭万年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来，我所签订的这张卖国条约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而在这以后不久，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又和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所谓“日满议定书”，把卖国密约进一步具体化了，并且以“日满共同防卫”的名义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永远驻兵的权利。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满足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他们妄图使东北彻头彻尾地变成日本的一部分。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来做我的“监护人”的吉冈安直一再“劝说”我和日本女子结婚，并且要求我：如果今后我有了儿子，养到五六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去留学。这种行动都是有阴险的政治目的的。在我弟弟溥杰结婚后不久，伪满政府就制定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其子继之，无子时以其孙继之。无子和孙时以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原来，在这些迷信于君权皇道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使伪“满洲国”的“皇室”逐步融化于日本的皇室，这是准备连伪“满洲国”的伪装形式也不要了，从形式上也完全合并于日本的一个重要步骤。不仅如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妄想同化东北的所有中国人民。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授意我把据说是日本皇室的祖先而后来成了神的所谓“天照大神”迎来，并且在东北各地普设“神庙”，大肆宣传“唯神之道”，强迫人民敬拜，甚至颁布刑律要惩办对“神道”犯有“大不敬”之罪的人。更毒辣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还通过伪满文教部竭力实施奴化教育，规定日本语是伪“满洲国”的国语，日语课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的必学课目。在社会上也普遍推行日语，例如在伪满军队里就规定，一切官兵在训练时都得讲日语，连士兵要去大小便也必须用日语请示。总之，这些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采用了宗教、教育和其他各种手段，企图使东北人民逐步成为忘记自己祖先、不懂本国语言的地地道道的日本顺民。
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十四年来东北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中。
日本军国主义者用了“开发”“振兴”等等动听的名词，对东北的经济进行了无所不及的统制和敲骨吸髓的掠夺。祖国宝贵的资源大量被运往日本，农民收下的粮食大部被“皇军”征走，而人民则吃不饱穿不暖，呻吟在死亡的边缘。当然，在当时还能从日本军国主义者手里分得一些残羹的我，对这一点是没有什么体会的。但是，可以让一些数字和事实来说明问题。一九四三年伪“奉天省”各城市的粮食配给情况是：辽阳市最高，成年人每人每月十公斤，小孩每人每月两公斤；奉天、营口、铁岭、本溪和各县成年人都是每月七公斤；而抚顺市成年人每月六公斤，小孩每月只有一公斤。这些配给的粮食，大都是入腹后难以消化的橡子面。中国人私吃大米白面，在当时是要被当做“经济犯”办罪的。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中国人因为有病而找了一些大米煮粥吃，不幸由于在路上呕吐而被日本宪兵发现了，结果坐了好久的牢，并且受到严刑拷打。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推行移民政策，还在东北霸占大量肥沃土地，计划在二十年内从日本移民一百万户、五百万人。仅仅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就强收人民土地约三千余万垧，使得中国农民二十余万户、一百余万人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到处流亡。
日本军国主义者还在东北实行了劳动力统制政策，把中国人像牛马一样地供他们驱使。根据“勤劳奉公”“国民皆劳”等等全民奴役的恶毒办法，整个东北从十八岁到五十五岁的人，全被统制管理起来，日本军国主义者随时可以征用。每年强征的劳工总数估计平均在二百五十万人。被抓去当“劳工”的，少吃没穿却要起早摸黑地干重活，累死的人不计其数。不但如此，被抓去为日本关东军修建军事设施的“劳工”，在完工以后还往往遭到集体屠杀。这样的事实，甚至被日本主子豢养在“深宫”之内的我也有所耳闻。有一次，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佟济煦悄悄告诉我说：他亲戚伪警卫官金贤有一个熟人，被日本军队抓去修筑军事要塞；完工以后，日本军队为了保守这个工事的秘密，把所有工人全都杀了，只有他亲戚的那个熟人在九死一生中逃了出来。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生命，简直是视同草芥。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据不完全统计就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杀害了爱国人民六万七千多人。至于集体屠杀、秘密屠杀中的受害者，更是不胜其数了。当我成为战犯而到抚顺参观时，就听到人们叙述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军队在平顶山把三千居民驱聚在一起而用机枪全部杀害的血腥惨案的事实。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北干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然而，身受日本军国主义者之害的又何止是东北三千多万人民呢？正如“田中奏折”中所暴露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是要征服整个中国和向世界各地进行侵略，占领东北不过是第一步而已。因此，他们不仅把东北作为掠夺资源、榨取利润的殖民地，而且还把东北作为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炮灰、军需品。一九三七年，就是利用东北这个基地，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在八年中，使祖国一千多万同胞牺牲了，损失了五百亿美元财产。接着，印度支那、缅甸等很多东南亚国家也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
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这场可怕的灾难。当然，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至于日本人民，他们正如同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样，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在国内受到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少人又被迫走上战场，而在侵略战争中丧失了生命。我在当傀儡“皇帝”的时候当然不能理解这一点，但是也有一次遭遇使我接触到这样的事实。这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临近失败的时候，当时日本关东军中的一批“肉弹”被调到东南亚战场去。这里需要说明，所谓“肉弹”，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创造的一个血淋淋的名词，意思就是这些士兵应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敌人的堡垒、坦克作舍命的进攻，或驾着飞机冲撞敌人的军舰。由于被当做“肉弹”的士兵不愿意去送死，关东军司令部就指定我这个傀儡“皇帝”为他们送行以“鼓舞士气”。我在奉命而去的时候，发现那些士兵的脸上充满了悲惨凄凉的神情，有些人甚至忍不住在潸然掉泪。当时我已经暗暗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空气在压迫着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比较能理解这些日本士兵的感情了。
在谈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痛切地感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人类意味着多么巨大的灾难；展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在今天是多么的必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复灭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这是铁一般的事实。看，不少过去曾经欠下中国人民血债的罪犯，不是又在嚣张一时了吗？吉田茂，当年我进天津日本租界时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在田中内阁时曾经以外务次官的职衔行使外务大臣的权力，是推行“田中奏折”中规定的侵略方针的一员急先锋。岸信介，过去被称为“满洲五巨头”之一，曾经在伪满任“产业部次长”和伪总务厅次长，大量掠夺中国东北的物资。这两个战犯，战后都先后当了日本首相，竭力推行复活军国主义的政策，下台后仍然在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奔走呼号。至于过去是关东军中的要员，而今天又成为日本重新武装的骨干，更是不乏其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在今天又开始暴露了。池田政府不是在叫嚷什么“台湾归属未定”吗？外相小坂不是公然表示要“支持自由台湾”吗？卖国贼廖文毅不是被豢养在日本准备作为建立所谓“台湾独立国”时所用的傀儡吗？这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主张“满洲独立”和把我豢养起来作为建立伪“满洲国”时所用的傀儡，手法如出一辙。
今天，日本军国主义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和支持下复活的。记得我被拘留在苏联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八月曾经到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日寇侵略我国东北的战犯裁判作证。当我揭露日本战犯罪行的时候，往往有些美国籍的律师就露骨地袒护日本战犯而对我大加训斥。有一次，一个美国籍律师甚至对我咆哮着说：“你说日本战犯犯了罪，可是你不也是对中国犯下了罪吗？你将来回国后，也还是要受到中国法庭制裁的！”这番话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威胁我把那些日本战犯的罪行隐瞒下来。当时我不能理解这是什么原因，现在看来就很明显了。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一结束就打定主意，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在亚洲的侵略工具了！
但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再来横行逞凶了。目前的时代和三十年前的时代已经大大不同了。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人民的力量已经压倒帝国主义力量。中国像巨人一样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完全有力量击败一切侵略者——和三十年前的情况对比，这一点使我有着多么深刻的印象和巨大的激动啊！同时，日本人民已经觉醒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向人们表明，他们再也不允许军国主义者把他们当做“肉弹”送上侵略战场了。甚至有一些当年的军事将领也认识了过去的罪恶而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像过去在日本关东军中当过参谋副长的远藤将军现在也参加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因此，在“九·一八”三十周年快到来的时候，我在回顾往事之余，不禁要提醒妄图卷土重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扶植者美帝国主义：三十年前猖狂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命运，你们还要重走这条老路，难道可能设想会有比他们更好的下场吗？
[1]溥仪特赦回京后，曾在北京植物园工作学习过。
[2]编者注：“宫女”据清史专家朱家溍意见应为“贵人”。
[3]编者注：“杀大臣鳌拜”与“‘君前失礼’的死罪”，据清史专家朱家溍意见，鳌拜只被康熙制伏。
[4]在满清八旗中，正黄、镶黄、正红三个满军旗系皇室亲自率领的所谓亲军，内务府人均出自这最亲信的三旗，自堂郎中以下所有司员全不例外；堂郎中以上即内务府大臣，也有的是司员提上来的，也有的是从外调来的。总之，除个别大臣外，全被三旗包下来了。
[5]上面说的这个合同，揭露在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北京《京报》上，关于事先的传闻和内务府与荣源的声明，登在民国十三年年底前后日的《京报》上。
[6]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接收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搜出了康有为和徐良给庄士敦的信共两封，连同金梁的条陈和江亢虎请觐见的信都发表了出来，但当时却没发表这一封，也没发表康有为向吴佩孚进行活动的往来信。
[7]《平报》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作者：秋隐。
[8]内战中，火车常被双方扣留，京津间交通秩序也很不正常，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交战双方都老老实实地不敢动它。
[9]是记者报道的文字，登在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顺天时报》上，基本和我的意思一致。
[10]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稿。
[11]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2]括弧内文忠、忠武是梁鼎芬和张勋的谥法。
[13]王国维在光绪戊戌年为汪穰卿司书，后入罗所办的“东文学社”求学。
[14]“田中奏折”是田中上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说：“吾人如欲征服中国，要先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当吾人得以支配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又说，“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现皆实现，唯第三步的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
[15]判决书于1948年公布。
[16]索玉山是前禁卫军的团长，汉卿是张学良，芳宸是李景林，蕴山是褚玉璞。
[17]关于张死的经过，东京判决书有一段叙述：“1928年4月的下半月，张作霖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击败了。田中首相劝张作霖，在还不太迟以前退回到日本阵线之后的满洲。张作霖对此劝告虽感愤恨，但不得不听从。根据日本将防止败军入满洲的田中声明，关东军解除了由北平向沈阳退却的中国军队的武装。张作霖带着他的卫队，搭乘了开往沈阳的列车。从朝鲜抵达沈阳的日本第二十工兵联队，在铁道上埋设了炸药地雷，并且一个日军的大尉在地雷的周围布下了他的兵队。地雷是埋设在京奉铁路横过南满洲铁道处下面的地点。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的列车到达那儿时地雷爆炸了。张作霖的列车被炸毁，日军的兵士并向张的卫队开火……”
[18]个数字包括以下各项：敬懿、荣惠两太妃8000元醇亲王2800元 寿皇殿总管太监等饭食72元 太庙首领太监等钱粮19.44 元东陵奉祀960元 西陵奉祀832元 东西陵守护大臣200元 醇贤亲王园寝祭品每季266.4元 园寝翼领官兵口分144元 太妃邸内管领值班饭食80元 太妃邸内护军住班饭食32元 留京办事处长官及留用司员薪水1932元 宗人府办公经费500元 以上共15837.84元。
[19]工薪资约为4000元，婉容、文绣月银1800元，房租约200元，其他开支，据“驻津办事处”的司房写的一份“谨将各项用项缮呈御览”的表格，其中核计出的每月平均开支如下：膳房536.511元 电灯234.947元 番菜膳房215.115元 邮费1.877元 茶房168.782元 自来水61.341元 办事人员饭食236.194元 车费110.642元 电话113.947元 旅费38.364元 奖赏142.902元 购物4128.754元 马乾85元 杂费236.825元 合计6311元
[20]在后期也准许中国人去，但仅限买办资本家之流，由外国会员带去。这个地方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人民俱乐部了。
[21]惠罗公司是英国人开的专售日用品的百货店，是有钱人才买得起东西的地方。隆茂洋行是法国人开的珠宝店。《老爷杂志》是美国杂志。密丝佛陀是美国品牌化妆品，并非特别名贵，而且是专供妇女用的，把这样的东西和名贵的古龙香水混用，只证明使用者是入主出奴思想支配下的人物而已。
[22]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
[23]《未来预知术》是香港出的一本迷信书，伪称是诸葛亮的著作，可是其中的卦辞中有汉代以后的诗文典故。
[24]伪满大汉奸及其职务：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兼）、吉林省长熙洽（兼）、黑龙江省长程志远（兼）、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棨、最高检查厅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瑷、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栻、商衍瀛、罗福葆、许宝衡、林廷深、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官特任张燕卿、金璧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备处处长佟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
[25]伪执政府起先用的房子是前道尹公署，后来迁到前吉黑榷运局的地方，将办公楼起名为“勤民楼”，住的地方名为“绢熙楼”，伪帝制以后，又在空地上盖了一座黄琉璃瓦的楼叫同德殿。后来，又要另起宫殿，因战时财政困难而停建，这就是解放后完工的地质宫那座建筑。
[26]据说熙洽这天回家怨气难消，把张燕卿和谢介石这两个心腹叫来，硬充好汉地说：“咱满洲国建国，用不着关东军机密费，你们把我这三十万元退回给他们去！”可是谢、张二人每人分了十五万元下了腰包。熙洽当了战犯之后，才知道这件事。
[27]伪满于一九三九年参加了日德意三国于一九三一年订的“防共协定”，这就是所谓盟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伪满建交的国家又有了日本统治的南洋各傀儡国家。
[28]拘留中的伪满文官身份是抑留者，武官是战犯。
[29]从这里起，我引用的一些对话，并非是法庭上的原始记录，这是我根据当时记者们的报导和有关出版物上的记述，加以回忆后写出的。
[30]H.G.伍德海著：《在中国的记者生活》，一九三四年，伦敦出版。
[31]编者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隆重举行。故书中所述一九五五年春天见到“戴金晃晃肩章”的将军，“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的提法，似乎不确。这次出版，遵循作者原稿。
[32]编者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所提意见，古海忠之被判刑十八年。
[33]编者注：据中华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所提意见，溥杰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和十月二十六日日记中，作者所加括弧“日、蒋战犯”的说法不妥。国民党战犯一九五五年尚未集中到战犯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