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一章 “世界上的光辉”
（1957—1959 ）
一、在我心里失掉过的
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访问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来的照片上签名。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梯林-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几张我过去的照片，有一封信，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惊奇。现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于作者的姓名，我想不必去抄它了。
监牢里的中国皇帝
“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牢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五十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六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一九三二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那封信以这样的话开头：“由于对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坚强信心的鼓舞，我在这里谨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他请求的便是要我在他寄来的照片上签个字。
类似的同情，在这以前我也遇到过。一九五六年八月，有两位英国记者（可惜不记得名字了）就问过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另外，还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种同情，有位加拿大记者问过我，待了这些年还不审判是否觉得不公平。有位法国记者曾问我：“被捕后长时期没有审讯，是否感到惊奇？”当我回答他说，使我惊奇的是，历史上不管是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待遇。我的这个答案倒真引起了记者先生的惊奇。
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一小时也是认为不公平的。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从法律上斤斤计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个罪人在道义上也承认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世界上的光辉，那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堡那家农民表示的宽忍，是在我的亲属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阳法庭的审判和日本战犯们的眼泪……难道这都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
我给那位要签名的法国人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恢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做一座学校的）。我把监狱的屋顶比做菩提树的华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领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罗太子证菩提果时的一样的心情。当我经历了最后的三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发觉得这个比喻的恰当。首先，这是由于在这最后三年的五次参观中，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里看到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有意义的光辉。
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二十三个工矿企业和五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宫、烈士纪念馆……
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我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常识来理解那些标在产品前面的数字的含义，例如：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米的大高炉、二千五百吨的锻造水压机、一昼夜可选矿七万立方米的七A浮选机、一小时可抽水一万二千吨的四十八D水泵、五十八天完成的万吨巨轮船体工程、容量超过解放前一年生产总量的四万千伏安和二十二万伏电压的变压器……许多产品名称，许多的发明创造，对我都是神奇的。我把笔记本写满了两本，固然长了一些生产知识，但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有许许多多我们过去没有的、做不到的，现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设计，有的还由进口转为出口。虽然有些设备现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试制或者将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从这里明白了那些难记的数字和专有名词的中心含义：这一切足以引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自豪。
从无到有！仅仅这一点事实，就足够让我这样的人去思索的了。我理解的还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祖国和民族的估价问题。
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里总是对“中国人”三字充满自卑感。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使我对“外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庄士敦的谈话、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天津租界里的七年生活，“外国人”三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摄去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溥杰的共同话题。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仁指为奇技淫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我当了伪满洲国“皇帝”，还必须吸三五、三九牌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喝三星白兰地酒。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
不但是我，连我的侄子——十三岁搬到东北一连住了十四年的青年，刚从苏联回来坐在中国的火车上，还惊异地问：“这火车是中国人开的吗？”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惨。我的妹妹的大女儿在英国出生，在伪满长到十二岁，她一直到“满洲国”垮台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承继了我的祖先——从接受第一个辱国条约的道光皇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止——把祖国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业，变本加厉地又帮助敌人把东北变为完全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气毒害了我自己的亲人，也毒害了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软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
在朝鲜战场上胜利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我还纳闷美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何以会失败。到了美国克拉克将军说他是“第一个不是在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我才相信了胜利，也才相信了解放军过去抗日的战史。但相信不等于理解。因为我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战史印象是太深了，庄士敦和日本的参谋给我讲过的中国吃败仗的故事，在长春“帝宫”里放映的日本电影以及天津各国军队检阅给我的印象都是太深了。朝鲜停战开始谈判时，我看到那些谈判情况的报道甚至还担心过，觉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样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了岂不糟？我在紫禁城里看过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关于办外交的奏折和西太后用光绪名义发的上谕，使我习惯了那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外交。一旦中国人真的腰板硬起来了，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却是担心。我这种软骨病，直到看到了无数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实之后，才算治好。我知道了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在中国法庭上判了罪，关进了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外国的水兵闯入到中国海防区，被不客气地扣了下来。我又听到，美国的企事业被中国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国的“总领事”被中国不客气地从大陆上赶走，美国的飞机闯进了中国的领空，中国飞机就把它不客气地打了下来，美国的将军在中朝人民军队面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美国政府嘴说不承认新中国，可是又不得不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后来，我亲眼看到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服了罪，我又听到自称无敌的美国的国务卿，叫嚷着说中国是他的最大的敌人……我看到了这一切从无到有的事实，这些事情和我在参观中看到的那些从无到有的汽车、轮船、拖拉机、水库，各样发明创造……联系起来，我这才真正有了一种新的心情，重新想起了我是一个中国人。
由于看到了这些从无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从有变成无的东西——殖民地奴隶的烙印。
我想起了从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个城市，不管是乘车通过哪条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仁丹、眼药的刺目的广告招贴。在天津租界时，我还比较自由地逛过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处可以看得见的红锡包、美孚油、棕榄皂、味之素、韦廉氏红色补丸、万国储蓄会等等的广告。我还记得，在旧中国，举目四望，几乎没有一样商品上面没有英文——无论是外国货还是中国货，除了同仁堂的丸散膏丹以外，几乎凡有包装的一律没有例外。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也无一不是以能说英文为荣，或者对能说英文的表示着最大的羡慕。早在北京时代，由于听到庄士敦宣传有知识的中国人都有个英文名字，因此我叫做亨利，婉容成了伊丽莎白，妹妹们就成了玛丽、莉莉……到了东北，日文又代替了英文，充塞着视觉和听觉所及之处。这些奴隶的记号，现在全没有了！我自己领到的日用品，再没有外国的商标和字样。我在那座由中国人当厂长、中国人当工程师和中国工人操纵一切机器的“汽车城”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汽车上看见中国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无论巨型的涡轮机，还是精密的量具上，我看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在鞍山钢铁公司，我站在一望无际的高耸的钢铁建筑前，听到了一个故事。日本人在离开那堆已变成破烂厂房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你们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也要二十年！”可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间，中国人从十五万吨产量提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过了一个五年，又提到年产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所起到一九四七年止这三十一年累计的总产量！像这样的钢铁基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
许多的资料档案说明，中国人在东北得到的不是什么基地，而是一个一个的烂摊子和各种各样的讥笑。从某种外国人嘴里发出的讥笑如果聚起来，大概可以变成一场台风。可是人民却像地球本身一样，不管地面起多大的风，扬起多大的灰尘，它还是按着时刻不差一分地转动着。中国人并没叫台风吓倒，农村恢复了，合作化又实现了；鞍钢恢复了，又成了现代化联合企业了；抚顺煤矿恢复了，产量在十年间提到了伪满时最高产量的几倍。要恢复的都超过了过去，没有的也建设了起来。这种事情在发出过讥笑声的人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反响，我不大知道，但从古海忠之第二次参观大伙房水库的感想中，却听到了一种真实的回答。
我们第一次（一九五七年）看大伙房水库时，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峪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二十一点一亿立方米，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一点零七万立方米）。同时，还可灌溉八万顷土地。第二次参观是两年后的一九五九年，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四十八米、底宽三百三十米、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坝，它的八米宽的顶面，犹如公园的露天舞池那么漂亮。古海忠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向全体战犯发表了他的感想，他有一段话说：
“站在……大伙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丰满和水丰水库堤坝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作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那时，为了准备战争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劳力方面虽强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没有，这个大伙房水库计划就打消了）。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
“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
用自以为是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中国人的，在过去的列强中，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呢？在一百零九年间，列强里有哪个国家没有欺负过中国人呢？那些带着从鸦片、十字架、大炮一直到口香糖、大腿电影的自以为高尚文明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但是傲慢地看过，而且残暴地屠杀过，敲骨吸髓地掠夺过；不但单个地干，还结成两国的、八国的联军来干；不但把军队开进边界、开进内地，而且还开进京城，还要永远驻在京城、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和海防要塞上。从我伯祖父旻宁时代的《南京条约》到国民政府的《中美商约》，在旧中国的日历上，写下了多少个国耻纪念日，翻开旧中国的近百年对外关系史，可以找到一切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界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以及伤驴一条赔美金百元，杀死了中国人一命倒可以偿美金八十元了事，“盟邦”军人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的权力。
中国近代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从旻宁到蒋介石这一连串的软骨症病历。在我父亲的日记里，曾多次提到过赫德这个英国人，据说我幼时在故宫里曾接见过他，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中国海关第二位总务司，许多外国书用了各种称颂的话来描写过他，后来上海外滩还给他建了一座铜像。这个很受恭亲王喜欢的人，不但是中国海关的主人，也实际是恭亲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的灵魂，恭亲王办理重大涉外事务，几乎都有他的参与。他给恭亲王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就像老师教学生似的告诉中国的外交部门怎样办外交，总起来就是一句话：要按着条约办，否则就要挨打！
中国在近代史上（一八六八年）正式派遣使节出使外国，是根据赫德的意思开始的，第一次派出的使节也不是中国人，却由一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组成的一个使团，派中国人出去办外交还在以后。第一个作为特使（一八七一年）出国的中国人叫崇厚，那却是因为天津教案到法国道歉去的。中国外交官就是这样开始出现在世界上的。从崇厚起一直到解放，哪一个出使的中国人的腰板是硬的呢？不是去赔礼道歉，签订屈辱条约，就是挨了张家欺负跑到李家苦苦哀求什么公道、声援，再不然就是去借钱，或者不过在典礼上忝居末座，捧捧场。李鸿章到日本马关，我父亲在庚子后到德国，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到伦敦参加英王加冕……无一不是去伺候别人的颜色。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谁也没挺起过腰板来。假如那些软骨症患者都写一本回忆录，说一说那些办外交的掌故，必有丰富的内容。我就知道李鸿章是个最善于听洋人训斥的人。一八七五年英公使威妥玛就曾经当面教训过他：“你们中国人办事，越办越不是，活像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又变成一岁了。”
但是，这些日子都过去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古海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中国人“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古海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在特赦后看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时，又想起了它，而且明白了他敏感到能看见中国人眉宇间的神色，绝非夸大其词。在我看的那本书中，有一段作者本人经历的描写，让我相信那些曾经对中国人傲慢过的人，处于时代的转换期，是特别敏感的。那个美国作者住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学里，他每星期坐燕京的校车进西直门的时候，车上的中国教职员和男女学生照例要走下车来，受那些国民党军警的检查，他这个美国人则照例稳坐车上不动，他就不免常常以白种人的优越感，坐在那里欣赏车外中国男女青年受检查时的表情。可是，时代变了，北京插上了红旗，西直门也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哨兵。在那些日子里，燕京大学的校车再走过西直门时，下车的再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这个有过优越感的美国人了。当他在中国人的目光之下，走到人民解放军哨兵面前，交验他的身份证时，他也看到了中国人眉宇间的变化。
站起来的中国人，自然要引起那些傲慢的人的愤怒。他们除了恶意的讥笑之外，还有他们认为最厉害的手段。间谍破坏是手段的一种。在西直门由看中国人受检查而变为被中国人检查的美国人李克，便是美国海军部门的一名间谍，北京解放第二年他被送进中国的监狱里去了。经济封锁是手段的另一种，但我在东北工业陈列馆里，在那些工矿企业里，亲眼就看到了不少属于禁运单上的东西，而且还听到了一个笑话。有一次，香港当局派人扣留了一个仓库的甘油。甘油的经销商去询问为什么扣下这批货，当局回答：“这是战略物资，属于禁运范围的。”“对谁禁运呢？”“对中国。”经销商拿出货单来说：“请看，这批甘油可是中国出口的呀！”顺便说一句，我在参观中也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甘油。
这里，一切凡是应当有的但还没有的东西，是必定会有的，而且已经不断地从无到有了。有的东西从前有过，但是被丧失掉了的，也终究会再有的，而且在不断地恢复了。我说的不但是机器和技术，不但是矿山和土地，更重要的是荣誉，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祖国。由于那些傲慢的人，也由于我这样软骨的人，使东北像我的外甥女这样的孩子，竟会连祖国的名称也不知道，但是祖国两个字，现在又成为东北每个儿童心里最引起自豪的神圣字眼。我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时，一位接待人员告诉我，汽车厂刚投入生产时，有一个小学校要求参观，厂方表示了欢迎，并且准备派出最舒适的轿车去接他们。孩子们一听说派来接他们的是进口的（该厂当时只生产卡车），立刻反对道：“不要！我们要坐我们祖国自己造的大卡车！”
孩子们的话，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在我心里曾经失掉过的神圣的字眼：祖国。
二、解放了的人
在庄士敦的那本书里，有好几个章节的标题都离不开个“龙”字。写我结婚，题为“龙与凤”，写我不打算闷在紫禁城里，题为“真龙展翅”……把皇帝看做什么真龙天子的神话，中国人早已对它没兴趣了，我一想起那些恭维和比喻，要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但是我在一九五八年，我忽然又想起关于龙的故事。作为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象征的龙，我觉得能够配得上和它比喻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祖国的人民。这是从参观中，从北京人们来信中，以及从我们整个管理所的气氛中，从一切方面的事实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一九五七年参观大伙房水库工程时的沸腾的场面还留在脑际，一九五八年新年更传未各地大兴水利的鼓舞人心的战鼓声，接着又出现了全民向天夺粮的大战。随着夏季大丰收的消息之后，各个工业战线上的各种发明创造和超英赶美的战果也频频传来。与此同时，管理所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干部和管教人员们天不亮就推着车子扛着锨，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犯人们办起了电机工厂、翻砂工厂，不多天里机器也开动起来，投入生产了；年纪大的老头，也按体力情况分工组织了菜窖、园艺、食品加工、医务……各个小组的劳动。这时，我又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二妹参加了街道工作，情绪高涨地在和居民们组织街道托儿所。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四妹说，她参加了义务劳动，到德胜门外去修湖，被评选为五好积极分子。其他几个妹妹都纷纷告诉我，她们如何地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一九五七年被释放回去的侄子、妹夫们和李焘也都来信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三妹夫说，他和区政协的一些老头一起，也到十三陵去劳动了三天，得了一面红旗，他们这个队的老头们年岁加起来是七百六十六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766黄忠队”，他在劳动中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先进经验”。五妹夫的信里以骄傲的口气讲了孩子们如何正向科学堡垒展开进攻，在北京大学的大孩子已参加了利用冰雪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甘肃山区向一座积雪的高峰攀登。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这里面也有我认得的，有我在抚顺的矿坑里见过面的，有我在鞍山握过手的。有平顶山出来的方素荣，也有台山堡的那一家农民，有刚刚到家不过一年多的妹夫和侄子们，有我的妹妹和她们的儿女……就是在这些人的一锨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二十六名提到第七名，煤电由第九名升到第三名，不驯的河流开始低下了头，傲慢的山岭开始让开了路……就是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就是那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龙，这才是真龙展开了翅膀，开始凌空飞腾。
蜷卧了千百年的龙，何以会施展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呢？在参观中，我听到无数的英雄的业绩，也知道了无数的英雄的身世，从那些在旧社会默默无闻的、被轻视的受苦人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一九四八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种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
“做什么活？”
“活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十天半月的！”
“那是小事！”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髙炉，严肃地说，“先弄这个！”
在蓬蒿塞路、野兔定居的炼铁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盗卖得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捋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献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铮光煞亮的而且正适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仿效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举行的两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二十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一年，已经有三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三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一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一文钱的献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两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喀喀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
“你多大年纪了？”
“整五十二岁啦！”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谁也没叫。”
“为啥自己这样干？”
“为啥？”老头觉得问得奇怪：“不当亡国奴了嘛，是为自己干的嘛。”
老人当了炼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器材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两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一九五〇年八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的爆炸中判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时终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一文钱，收拣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五十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四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八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六百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十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七十摄氏度一下降到三十摄氏度……
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啦！”“不做亡国奴了嘛，这是给自己干嘛！”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十六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一九一七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九百一十七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电网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十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二十二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盗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三十多岁才娶上亲，一九四六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到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五十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摩着他小女儿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一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在他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这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啦！”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刨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一九五〇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三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十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齐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地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四年多的定额，被人称做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一九五七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忠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
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伙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不过这是我利用赈灾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消息，看到一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魂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盗陵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祸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们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
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止是水旱，岂止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止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有美好的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纪里苦闷而徬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联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地屈辱地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大兵们的糟蹋。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
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姨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到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院，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械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牛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队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听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毓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
在参观间歇中，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五妹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二妹的大女儿获得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溥杰的大女儿自杀了……
三、美与丑、善与恶
“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
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的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一九五七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谒东北烈士馆。
自从一九五〇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七三一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一〇〇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七三一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七三一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
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四公里、内有现代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场”工作人员有三千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抖索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一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需的。一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四倍）。
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一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一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一百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刘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三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靖的一家十八口，五天里死了十三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
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姜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
从姜大娘的叙述和喟叹声中，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姜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
在台山堡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似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
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一百四十二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二十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七三一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烧毁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姜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
“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
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三五间或十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
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
“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
社长笑嘻嘻地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
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拋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瑗，汤岗子和旅顺……
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导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叫！
日本人当初根据我“裁可”的法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
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
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拋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
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她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女儿》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涵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
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窗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
缅甸的肖恢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四、“监狱”
人，这是我随启蒙老师太监张谦和念《三字经》时，认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活了半个世纪，头脑里却只有个“我”字，没这个“人”字。整本的《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切话，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没包括一切人，最多数的人是只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里面，因此，在毓庆宫我也没有学会这个“人”字的真正解释。只是在我坐了这些年监狱之后，才懂得了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这个“人”字才真正进到我的脑中。这是由于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陈宝琛、郑孝胥、土肥原、吉冈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还有像方素荣、老孟泰、台山堡的老大娘，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和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人。在这无数的为了光辉的理想和事业而生活的人们中间，还有我最熟悉的最感亲切的人，这是从管理所长到看守员的所方人员。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国里，人被看做最有价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重，人道主义才有了真正的解释。
刚到哈尔滨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深夜，我睡梦中突然被“铁笼子”的开关声惊醒。那时我正处在惊魂不定之中，铁门的声音特别刺耳，又是发生在深更半夜，吓得我浑身发抖，认为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偷偷睁眼看去，铁栏杆外有些穿军装的人，好像走进了隔壁，不久又拥着一个犯人出来，向楼梯那里走了。我看见里面好像还有所长。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又听见外面汽车马达声，显然，被拥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车。我吓得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从同屋的伙伴嘴里才明白，原来昨晚所长巡查的时候，看见我们隔壁的老曲没有睡下，问他干什么不睡，老曲说是犯小肠疝气症。所长回去不久，医生和护士就到了，立刻决定送到医院急救。我被吓得只看见了穿军衣的人拥着人出去，不但没认出那位前伪满四平省长的面孔，而且连护士的白衣衫也没看见。明明是在抢救人命，我却认做是去执行死刑了。
老光因痔疮发作，也住过一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出院后告诉过我一件事。在他进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伪吉林市市长张子烐的胃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陷于昏迷状态，医院里两位主治大夫决定输血急救，可巧血库存血已用尽，两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二百毫升的血输给张子烐。张子烐本来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还是个犯人，但是监狱里还是为他求医，医院也想尽办法来延续他的生命。我听了这件事，简直都糊涂了。
犯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监狱里，像熙洽、臧式毅和张景惠这些人都活不到这样大的年岁。熙洽由于从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瘫痪，他这个病连犯人们也不觉得应该同情。那天送他上医院，看守员背他下楼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同号里有人嘟囔：“他还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别人受罪。”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四五次。他就这样一直活到一九五二年。臧式毅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一九五七年。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一九五八年老死的。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汁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都馋得装起病号来。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痴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大——总——统！”“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卖——豆腐——的——”（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这样地活到了八十多岁的高寿。
我的侄子真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吓呆了的真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为了修建我们“一所”（伪满战犯住的地方）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一概没有我的份，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
在这最后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里消失了对惩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
监狱=医院+学校
说它是医院，不仅因为许多人在这里治好了宿疾（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虚弱症和胃病），恢复了正常体力（其中也包括我抬煤运土和一顿饭三十个大饺子的纪录），而且也因为连生活起居、饮食以及自由活动，也要受到监狱医生的干预和检查。医生对人管得这样多，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除了正式的医院，大概只有托儿所和监狱才有这样的情况。回想起刚来时的体格检查，真和住医院情形差不多。除了身高、体重、血压、透视等之外，还有一个详细到连过去饮食习惯、烟酒量都有的调查。除了病号伙食要经监狱医生作出规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医生每周作出规定，而且要经过具体的检查过目。根据经常的体格检查，不同体质和健康情况的人，有不同的活动。每逢季节变换时，监狱医生都要给犯人们讲一次季节卫生知识，而每次都像保育员似的，要数说一遍那些饭前便后和劳动之后不认真洗手的人。只有一样，也许是和真的医院不同：这里没有医院里那么多的医务人员，在九百多名日本战犯遣送走了之后，医务人员缩减到一名医生，一名司药兼化验员，一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但是这里尽有他们的“助手”。有一次夜里，我因为靠近暖气觉得太热，把被子蹬开了，还没睡着，就有人走到我这炕边上，轻轻地说：“把被盖好！”原来是值夜班的江看守员。他看我盖好了，又看了全号里每人的睡眠情形，才走了出去。假如谁生了一点儿不值得进医务室病房的小病，在护士巡视的间隙里，看守员总要来问几次，“现在怎么样？要什么东西不要？”号内有人生病，犯人组长如果不报告，便有责任。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犯人组长也是医务人员的助手。至于学委会系统的生活委员，那更是医务人员在指导环境和个人卫生活动方面的重要力量。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作息时间表，这里就更像一座学校了。
6：00 起床（如果夏季提前半小时）早操和打扫（在我们小组里，这是振、邦和我的事）
7：30 早饭
8：00～12：00 政治理论学习
12：00 午饭（如夏季则午睡一小时）
1：30～5：30 劳动
6：00 晚饭
7：00 自由活动（这也是文娱时间，也可以自己干些别的事。每周看两次电影也在这时间内）
9：30 入寝
从日常生活上，令人感到这是一座医院或学校的，还有这样一种事实：凡是社会上普遍举行的活动，一般说这里也有。比如抚顺市开展消灭沙眼的运动，这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沙眼也全治好了。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照所长的话说，由于细菌战带来了一个“好处”——中国人从此有了搞卫生运动的习惯，我们这里也就有了经常的除四害、大扫除运动。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抚顺市在一九五八年得到了“卫生先进红旗城市”的称号时，并不感到奇怪。又比如我们的经常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也是和社会上职工的学习是一致的，在十年间，我们和那些职工一样，以自学、互助的方法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五年计划、宪法草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政策文件和著作，大约有五六十种。参观是结合实际的重要学习方法，报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材料，自然，报刊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如和平与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材料。
每结束一个问题的学习，一般要写一篇“论文”——在这里叫做学习心得或者学习感想，或者按自己的意思起个什么题目。这篇文章一般地是在小组里谈一下，但并不是通过的意思，尽管也会有争论。写完了就交到学委会，然后进入下一个课题。学习时间最长的是政治经济学，共计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四个小时的学习，各组在自己室内进行，或自己阅读，或小组讨论，或三三两两进行互助。在互助或小组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学习组长反映给学委会，对于带普遍性的问题，学委会召集全体开会举行大讨论，有时学委会主委也作解答。如果仍然不解决问题，就要由所方负责学习的干部出来解决了。
四个小时的劳动，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工种比较简单，也不太有计划。自从一九五四年结束了每天两小时糊纸盒的轻微劳动，可以说一般人都经过了劳动的启蒙期，或者说精神与体力的准备阶段。一九五五年就断断续续做些拔草、种花、平整场地以及扫雪抬煤（也仅是年岁较轻的一部分干的）的活动。一九五六年，有了经常性的种菜、园艺、温室、养鸡的轻劳动。到了一九五八年，劳动才更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按照每人体质、兴趣和特长等条件，编成了更多的专业组。但这样的劳动，根据一九五七年我在沈阳参观东北对罪犯劳动改造成就展览会上所看到的，是比不上一般的劳改生产成绩的。我知道有许多劳改单位，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培养出不少技术人才。我们这里，至多不过给自己解决了一部分副食品而已。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劳动是进行了生产技能训练，但对更多的年老的人来说，主要不过是为了增强体质。各个专业组，都有所方请来的师傅（技师）带领着，自然也教授着技术，但从来没有提过生产定额和指标，也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专业组调整过几次（比如伪满战犯首创的电机厂这一组，因所方考虑到虽然有人有这方面专业技术，但多数人体力条件不合适，所以调整给国民党战犯了），到我离开抚顺之前，有这几个专业组：
畜牧组——饲养鸡鸭羊猪。猪羊场后来设在狱外的山上。这是成绩最令人满意的一个组，因为生产的肉蛋可以自给而有余。
温室组——在温室里种菜蔬，到春夏季时也种时菜；大约可自给一部分。
食品加工组——主要是做豆腐豆浆等豆类的加工品，每天供应监狱全部的需要。
园艺组——他们的活动天地就是管理所内全部的场院。
医务组——这是我参加的那个组，因为过去我看了不少中医和药书，对这方面也有些兴趣。我们一共五个人。我们的业务是每天先用半小时搞清洁卫生，然后给医生和护士们当助手，最后两小时是我们的学习时间，五个人分学中西医，辅导者是医务所的医生。到我临走之前，我们已学到针灸。我在这里也学会了操纵电疗器械，每天我的工作便是给病人量血压和施行电疗。接受电疗的有个日本战犯，大概他不认得我，同时也被我身上白罩褂和一副眼镜给唬住了，每次医疗完毕，必向我行九十度鞠躬礼，说：“谢谢医生先生。”一直到最后一次参观之后，我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感想，大概才认出了这位医生是我，所以后来再来治疗，才改口说：“谢谢溥仪先生。”
关于学习中医，还有一点值得一说。一九五九年的夏季，第一学程结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考，也是在监狱里学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心里颇为紧张。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得了个八十五分，这大大鼓舞了我。这不仅因为我对生活有了信心，特别是对做人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次考试的安排，实在又是所方有意给我的鼓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不尽的。回想起所方对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种种安排，又哪一样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树立做人的决心和信心呢？
所以，我说我们这里等于学校和医院，这并不是根据它的形式，而是由于它充满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重新做人，并不是只限于具有健全体格和具有正常知识。固然，这是这个医院和学校已经给了我的，但它更给我治疗了灵魂，教育了我如何生活。
五、“所方”
医治灵魂和教我如何做人的“医生”和“教师”，是从所长起一直到看守员的每一个所方工作人员。
我们这里，对他们有一个习惯而笼统的称呼：“所方”。我每逢回忆起过去这十年的经历，想起了任何一个细节，我总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那些举动，与其说那是出于一种外来的职务上的规定，倒不如就是发于他们内心的精神的自然流露。
我参加医务组之后不久，有一次护士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脱脂棉团成一个个的小棉球，供外科门诊使用。她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笨，所以给我做出几个样子来，便忙着去向别人交待其他任务去了。我们参加医务组的一共是四个人（我和老邦学中医，老振和老宪两人原是西医，所以，他们这次学的都是西医），他们都在另外屋子干着别的活。我一人团棉球，护士一走我就忘了棉球的做法，也没有人可以问问，结果团得大大小小，乱七八糟，到了下班时间，也没有做出外科半天需要的三分之一。和护士做给我看的标本一比，大小不合格，连颜色也似乎灰暗了许多。到护士来收成品的时候，我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知道如果是在号里，这必定又是老正向我嚷的话题。但是护士把那些足够引人嘲笑的宝贝拿起来看看，不过是笑笑说：“下班了，明天再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心里嘀咕着医生和护士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批评？给我另找粗活？限定时间叫我重新做？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振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看守员是吸烟的，他吸的是烟袋，他有个一尺长的小烟袋，上面挂着个小烟叶荷包。轮他值班的时候，发现犯人里面有人断了烟，就笑笑，解下了小烟叶荷包，隔着栏杆扔进去：“拿纸卷一颗抽，过过瘾。”
看守长姓刘，是一个准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娱活动时间来巡查，经过我们这间的铁栏外面，像发现了新奇的问题似的问我：
“别人下棋、打扑克，怎么总不见你玩？”
“我全不会。”
“打扑克也不会？”
“不会。”我把小时候的游戏告诉了他。除了和小太监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
“不会玩还行？好，我交了班来。”
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面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扑克来了。
“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儿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
我那时也不好意思不学，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怎么有这大的兴趣教我打百分呢？”到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没有特别原因，原因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不会玩，特别是不会打百分，那简直是件不幸的事。
我第一次捉老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怀不忘。那是除四害运动在监狱里刚开展了不久的时候。这天，我在所长的会客室里会见一位首长（就是在哈尔滨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对中国人屠杀行为的那位），在谈完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谈话转到零碎的生活上，谈起了这几天除四害运动的事情，所长笑着插进来问我：
“你打了几只老鼠？”
“没有打着。”我说。
“苍蝇呢？你还不杀生吗？”
这一句话，让首长和我都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早已不干那糊涂事了。可是苍蝇打到的也不多，因为经过几次卫生运动，实在不容易看到苍蝇了。
“老鼠还有的是呢。”所长说：“给你一个任务：一星期之内捉两只老鼠，能不能办到？”
我有点畏难，想还一个价，可是最后还是把任务接受了下来。
我接受了任务，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我心里非常愁，不用说两只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对我也比千斤担子还重。同伴们知道了我的任务，有人告诉了我露天会场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说温室里有。线索有了，可是还没办法去捉。这时候值班的江看守员从门前走过，我又把困难向他说了一遍。谁知这一说，连不值班的王看守员、刘看守员也知道了，也全帮起忙来，有的教给我做老鼠夹子的办法，有人给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给我借工具材料。简直好像办喜事一样，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夹子，我超额超时完成了任务，我捉了三只老鼠！
我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向所长汇报了战绩。所长髙兴地点头，笑得很开心。
“很好！你这又是一个进步！”
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地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髙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到正路上来的。
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三十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地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
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熙洽去医院，熙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三十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痩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能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谈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集家并屯给并掉了，并到第二个屯子，又要并，这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七个姊妹，一个兄弟，连他十一口人。九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五十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地死人。他兄弟姊妹九个，这一年，死得只剩下他一个！
“活人都没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板棺材，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地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八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
住的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壕沟，垒了墙，鬼子兵在四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就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秸做的更生布，穿不多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十家能有一家买到青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荷粮的能买到好布，所以也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垧地，没牲口，用十五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石，去了租子和出荷粮，只剩了一石。我父亲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十三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十五六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子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五斗高粱，到秋要还十斗。这年收下的粮连一石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啦。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啦！这一夜工夫，一百多人抢了他一百五十石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
“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
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时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九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
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
“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冬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集家并屯法令夺去了他的八个姊妹兄弟的性命！
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髙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之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啊！
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得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现出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它，从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
六、命运是可以掌握的
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
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住的监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再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犯的暗笑，终于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地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真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让他花了多少苦心。他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
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金少校召了去。听溥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一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地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
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做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它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它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他怎么写。
在我一件件地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
“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
“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做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起，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数珠，全给所方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
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福祸，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倘能脱此当前大难，我誓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
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捉摸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的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几十年来，我手边总有几本“未来预知术”“烧饼歌”“推背图”之类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算命，不如说是给自己精神上以麻醉，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恐惧。我为自己摇出一课上吉的金钱课，读着那卦文，只那一瞬间是高兴的，过了那一会儿，心里照旧充满了忧虑。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只有事后诸葛亮，未来根本不可预知，否则世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了。
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固然历来两军相争，开初都自信必胜。但问题是这个真正的胜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在战犯中，像我这样大感出乎意外的怕不是少数）。一切战争的命运总是决定于强弱，在我们的眼里，只有美国是最强大的；不仅在当前战场上，就是人类的命运，似乎也要由它来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强大的美国军队终于乖乖地签了停战协定。在战争起初的什么复活节打过鸭绿江，什么冬至节前结束战争等的预言，全成了笑话。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年产钢一亿吨的美国，一边是武器相对低劣，上次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的中朝人民，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
最初胜利消息到达的时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犯，还把它看做是偶然的现象。后来我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提出，是早在数量和装备远超过解放军的蒋介石军刚刚发动内战的时候，我接着又发现今天战胜了内外强敌，统一了全国的力量，在当年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些红缨枪，而那时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所亲眼看见过的并且当做是强大的势力——北洋政府、国民党、日本统治者和一切在中国横行过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命运，是早经共产党人算定了的。
我最初的理论学习，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有讨好心，有疑惧心，也有厌倦心。但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奇迹之后，老实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由于这种心理的推动，我自己浏览了不少“课外”的书籍。不管当初的心理如何，书籍毕竟是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户（同时，电影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从这里看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进化，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学问，以及中国近百年来失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什么原因，等等；与过去听到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地方，引起我的怀疑，有的地方又叫我恐惧，有的又令我折服，有的我又似懂非懂。但无论如何，在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总有一个思想抓住了我，这就是承认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道理；事情做对做错的标准，就在于符合还是违背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人是可以了解它的。这也就是所长经常和我们说的：人是可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
我对这个道理，真是越想越对。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从前不是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我总以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事实上悖天逆运的正是自己。这就叫做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就是碰壁。这也就叫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这个道理真正成为我自己理解的东西，还是在我和社会发生了无数次的现实接触之后。这是我经过和自己亲属的联系，经过对日本战犯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经过了历次的参观，我了解了自己祖国这十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也知道了世界上这几十年来出现的都是些什么事情。我也经过了一定的劳动，尝到了汗水滴在土上的滋味，也知道了一粒种子如何发芽成长为粮食和菜蔬。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
什么叫命运呢？我正像孔子所说的，是“五十而知天命”。我所知的“天命”就是历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到最后才算明白，为什么孔孟都喜欢引用“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话来警告诸侯们，原来他们多少都感觉出了这发出咒语者的可怕。
老子说，“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应该知什么常呢？就是知道这个根本历史法则，知道了这个根本法则，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该随着谁走。否则，就要妄作凶！
真理是早就存在着，像太阳那样的清楚。可是说来奇怪，尽管连孔孟的语言中也有它的一定光辉，但是陈宝琛、郑孝胥没有教给我，庄士敦没教给我，吉冈安直只说出了半句：“共产军可怕……”最后，我还是在监狱里明白过来的。这说明，对于历史注定它的灭亡命运的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等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渊。在我还没有放下皇帝架子的时候，不就是那样的命运吗？
我介绍完了文物的来历，出了记录人员的办公室，走在甬道里，不禁又回过头来，瞭望楼上所长的那个会见室的窗户。老所长在走前，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这虽是我的非分之想，但也确实无法叫我不感遗憾地去想它。长长的甬道走尽了，我忽然又给自己解决了问题。用不着再讲了，他早已把最根本的话告诉了我。今天，水晶球勾起了我前半生被命运拨弄的往事，而所长常说的一句话给它作了一个总结——命运，不是不能掌握的。
这一天，水晶球的回忆和所长留给我的那句话，让我觉得这真正是我的菩提树下的第四十九天。
让我再重复一遍：世界上的光辉，对我是充满了意义的！
一、在我心里失掉过的
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经常有些外国记者和客人来访问我，还有些外国人写信给我，向我要照片，或者在寄来的照片上签名。一九五七年二月，我接到从法国斯梯林-温德尔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几张我过去的照片，有一封信，还有一篇不知要做什么用的很短的文章。这篇文章和那封信使我非常惊奇。现在把文章抄在下面，至于作者的姓名，我想不必去抄它了。
监牢里的中国皇帝
“世界上的光辉是无意义的”，这句话是对一个关在红色中国的抚顺监牢里等待判决的政治犯人的一生的写照。在孩童时期，他穿的是珍贵的衣料，然而现在却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在监牢的园子里独自散步。这个人的名字是：亨利·溥仪。五十年前，他的诞生伴随着奢华的节日的烟火，但是现在牢房却成了他的住处。亨利在两岁时做了中国的皇帝，但以后中国的六年内战把他从皇帝宝座上推了下来。一九三二年对于这位“天子”来说，又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日本人把他扶起来做“满洲国”的皇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事，一直到现在这张引人注意的照片报道他的悲惨的命运为止……
那封信以这样的话开头：“由于对陛下的仁慈和恩惠的坚强信心的鼓舞，我在这里谨向陛下提出一个请求……”他请求的便是要我在他寄来的照片上签个字。
类似的同情，在这以前我也遇到过。一九五六年八月，有两位英国记者（可惜不记得名字了）就问过我：“作为清朝的最末一位皇帝，遇到这样的下场，你不觉得悲哀吗？”另外，还有人也表示了另一种同情，有位加拿大记者问过我，待了这些年还不审判是否觉得不公平。有位法国记者曾问我：“被捕后长时期没有审讯，是否感到惊奇？”当我回答他说，使我惊奇的是，历史上不管是在哪个朝代、哪个国家，像我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这样待遇。我的这个答案倒真引起了记者先生的惊奇。
一个罪人如果不承认他有罪，他在牢狱里待一小时也是认为不公平的。如果他仅仅是在法律上承认自己有罪，他也必定要从法律上斤斤计较他的刑期。但如果一个罪人在道义上也承认了自己有罪，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世界上的光辉，那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是方素荣的那颗伟大的心，是台山堡那家农民表示的宽忍，是在我的亲属身上反映出来的巨大变化，是抚顺矿山的瓦斯灶上的火苗，是工业学校里的那些代替了日本设备的国产机床，是养老院里老工人的晚年，是沈阳法庭的审判和日本战犯们的眼泪……难道这都是对我没有意义的吗？
我给那位要签名的法国人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能同意你说的世界上的光辉是没有意义的话……因此，我没有在照片上签名。”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恢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做一座学校的）。我把监狱的屋顶比做菩提树的华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领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罗太子证菩提果时的一样的心情。当我经历了最后的三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发觉得这个比喻的恰当。首先，这是由于在这最后三年的五次参观中，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里看到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有意义的光辉。
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二十三个工矿企业和五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宫、烈士纪念馆……
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我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常识来理解那些标在产品前面的数字的含义，例如：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米的大高炉、二千五百吨的锻造水压机、一昼夜可选矿七万立方米的七A浮选机、一小时可抽水一万二千吨的四十八D水泵、五十八天完成的万吨巨轮船体工程、容量超过解放前一年生产总量的四万千伏安和二十二万伏电压的变压器……许多产品名称，许多的发明创造，对我都是神奇的。我把笔记本写满了两本，固然长了一些生产知识，但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有许许多多我们过去没有的、做不到的，现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做到的。大量的是由自己设计，有的还由进口转为出口。虽然有些设备现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试制或者将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必定做得出的。我从这里明白了那些难记的数字和专有名词的中心含义：这一切足以引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自豪。
从无到有！仅仅这一点事实，就足够让我这样的人去思索的了。我理解的还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祖国和民族的估价问题。
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里总是对“中国人”三字充满自卑感。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使我对“外国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庄士敦的谈话、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天津租界里的七年生活，“外国人”三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摄去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溥杰的共同话题。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仁指为奇技淫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我当了伪满洲国“皇帝”，还必须吸三五、三九牌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喝三星白兰地酒。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
不但是我，连我的侄子——十三岁搬到东北一连住了十四年的青年，刚从苏联回来坐在中国的火车上，还惊异地问：“这火车是中国人开的吗？”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惨。我的妹妹的大女儿在英国出生，在伪满长到十二岁，她一直到“满洲国”垮台以后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我承继了我的祖先——从接受第一个辱国条约的道光皇帝到“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止——把祖国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业，变本加厉地又帮助敌人把东北变为完全的殖民地。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空气毒害了我自己的亲人，也毒害了我自己，制造出一批软骨病和先天不足的人。
在朝鲜战场上胜利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我还纳闷美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何以会失败。到了美国克拉克将军说他是“第一个不是在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我才相信了胜利，也才相信了解放军过去抗日的战史。但相信不等于理解。因为我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对外战史印象是太深了，庄士敦和日本的参谋给我讲过的中国吃败仗的故事，在长春“帝宫”里放映的日本电影以及天津各国军队检阅给我的印象都是太深了。朝鲜停战开始谈判时，我看到那些谈判情况的报道甚至还担心过，觉得中朝方的代表那样板是板眼是眼的，弄僵了岂不糟？我在紫禁城里看过的恭亲王、李鸿章等人关于办外交的奏折和西太后用光绪名义发的上谕，使我习惯了那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外交。一旦中国人真的腰板硬起来了，我首先感到的不是痛快却是担心。我这种软骨病，直到看到了无数的足以挺腰板的事实之后，才算治好。我知道了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在中国法庭上判了罪，关进了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外国的水兵闯入到中国海防区，被不客气地扣了下来。我又听到，美国的企事业被中国政府管制的管制，接收的接收，美国的“总领事”被中国不客气地从大陆上赶走，美国的飞机闯进了中国的领空，中国飞机就把它不客气地打了下来，美国的将军在中朝人民军队面前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美国政府嘴说不承认新中国，可是又不得不举行了大使级的会谈。后来，我亲眼看到日本战犯在中国法庭服了罪，我又听到自称无敌的美国的国务卿，叫嚷着说中国是他的最大的敌人……我看到了这一切从无到有的事实，这些事情和我在参观中看到的那些从无到有的汽车、轮船、拖拉机、水库，各样发明创造……联系起来，我这才真正有了一种新的心情，重新想起了我是一个中国人。
由于看到了这些从无到有的事物，我又自然地想起那些从有变成无的东西——殖民地奴隶的烙印。
我想起了从前每次“巡幸”，不管是到哪个城市，不管是乘车通过哪条街道，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文的招牌和仁丹、眼药的刺目的广告招贴。在天津租界时，我还比较自由地逛过商店洋行，印象最深的是到处可以看得见的红锡包、美孚油、棕榄皂、味之素、韦廉氏红色补丸、万国储蓄会等等的广告。我还记得，在旧中国，举目四望，几乎没有一样商品上面没有英文——无论是外国货还是中国货，除了同仁堂的丸散膏丹以外，几乎凡有包装的一律没有例外。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也无一不是以能说英文为荣，或者对能说英文的表示着最大的羡慕。早在北京时代，由于听到庄士敦宣传有知识的中国人都有个英文名字，因此我叫做亨利，婉容成了伊丽莎白，妹妹们就成了玛丽、莉莉……到了东北，日文又代替了英文，充塞着视觉和听觉所及之处。这些奴隶的记号，现在全没有了！我自己领到的日用品，再没有外国的商标和字样。我在那座由中国人当厂长、中国人当工程师和中国工人操纵一切机器的“汽车城”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汽车上看见中国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在无论巨型的涡轮机，还是精密的量具上，我看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在鞍山钢铁公司，我站在一望无际的高耸的钢铁建筑前，听到了一个故事。日本人在离开那堆已变成破烂厂房的时候说：“把鞍山给你们种高粱去吧，要想恢复，平心静气地说，也要二十年！”可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间，中国人从十五万吨产量提到了一百三十五万吨，过了一个五年，又提到年产五百三十五万吨，等于从一九一七年日本在鞍山建立昭和制钢所起到一九四七年止这三十一年累计的总产量！像这样的钢铁基地，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
许多的资料档案说明，中国人在东北得到的不是什么基地，而是一个一个的烂摊子和各种各样的讥笑。从某种外国人嘴里发出的讥笑如果聚起来，大概可以变成一场台风。可是人民却像地球本身一样，不管地面起多大的风，扬起多大的灰尘，它还是按着时刻不差一分地转动着。中国人并没叫台风吓倒，农村恢复了，合作化又实现了；鞍钢恢复了，又成了现代化联合企业了；抚顺煤矿恢复了，产量在十年间提到了伪满时最高产量的几倍。要恢复的都超过了过去，没有的也建设了起来。这种事情在发出过讥笑声的人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反响，我不大知道，但从古海忠之第二次参观大伙房水库的感想中，却听到了一种真实的回答。
我们第一次（一九五七年）看大伙房水库时，只看到一望无际的人群，活动在峪间，那时，我们从桌子上的模型上知道它将蓄水二十一点一亿立方米，可以防护千年一遇的洪水（一点零七万立方米）。同时，还可灌溉八万顷土地。第二次参观是两年后的一九五九年，已是完工了一年的伟大杰作，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浩瀚的人造海，一条高出地面四十八米、底宽三百三十米、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七米的大坝，它的八米宽的顶面，犹如公园的露天舞池那么漂亮。古海忠之这次参观回来，在俱乐部大厅向全体战犯发表了他的感想，他有一段话说：
“站在……大伙房水库的堤坝上四面眺望，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我还深深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使我脑海里回忆起来，在伪满时代当总务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时，站在丰满和水丰水库堤坝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是对大自然作斗争，认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蔑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那时，为了准备战争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劳力方面虽强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没有，这个大伙房水库计划就打消了）。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
“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忘我的劳动，蓬勃的朝气，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堤的一角眺望着的我，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哪一方面是对的呢……”
用自以为是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中国人的，在过去的列强中，哪一个国家不是如此呢？在一百零九年间，列强里有哪个国家没有欺负过中国人呢？那些带着从鸦片、十字架、大炮一直到口香糖、大腿电影的自以为高尚文明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但是傲慢地看过，而且残暴地屠杀过，敲骨吸髓地掠夺过；不但单个地干，还结成两国的、八国的联军来干；不但把军队开进边界、开进内地，而且还开进京城，还要永远驻在京城、通都大邑、交通要道和海防要塞上。从我伯祖父旻宁时代的《南京条约》到国民政府的《中美商约》，在旧中国的日历上，写下了多少个国耻纪念日，翻开旧中国的近百年对外关系史，可以找到一切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最惠国待遇、租界地、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以及伤驴一条赔美金百元，杀死了中国人一命倒可以偿美金八十元了事，“盟邦”军人强奸中国妇女而不受中国法庭审判等等的权力。
中国近代外交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从旻宁到蒋介石这一连串的软骨症病历。在我父亲的日记里，曾多次提到过赫德这个英国人，据说我幼时在故宫里曾接见过他，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中国海关第二位总务司，许多外国书用了各种称颂的话来描写过他，后来上海外滩还给他建了一座铜像。这个很受恭亲王喜欢的人，不但是中国海关的主人，也实际是恭亲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的灵魂，恭亲王办理重大涉外事务，几乎都有他的参与。他给恭亲王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就像老师教学生似的告诉中国的外交部门怎样办外交，总起来就是一句话：要按着条约办，否则就要挨打！
中国在近代史上（一八六八年）正式派遣使节出使外国，是根据赫德的意思开始的，第一次派出的使节也不是中国人，却由一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和一名法国人组成的一个使团，派中国人出去办外交还在以后。第一个作为特使（一八七一年）出国的中国人叫崇厚，那却是因为天津教案到法国道歉去的。中国外交官就是这样开始出现在世界上的。从崇厚起一直到解放，哪一个出使的中国人的腰板是硬的呢？不是去赔礼道歉，签订屈辱条约，就是挨了张家欺负跑到李家苦苦哀求什么公道、声援，再不然就是去借钱，或者不过在典礼上忝居末座，捧捧场。李鸿章到日本马关，我父亲在庚子后到德国，北洋政府外交官参加巴黎和会，孔祥熙到伦敦参加英王加冕……无一不是去伺候别人的颜色。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谁也没挺起过腰板来。假如那些软骨症患者都写一本回忆录，说一说那些办外交的掌故，必有丰富的内容。我就知道李鸿章是个最善于听洋人训斥的人。一八七五年英公使威妥玛就曾经当面教训过他：“你们中国人办事，越办越不是，活像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又变成一岁了。”
但是，这些日子都过去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古海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中国人“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古海的这句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在特赦后看到一本美国人写的书时，又想起了它，而且明白了他敏感到能看见中国人眉宇间的神色，绝非夸大其词。在我看的那本书中，有一段作者本人经历的描写，让我相信那些曾经对中国人傲慢过的人，处于时代的转换期，是特别敏感的。那个美国作者住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学里，他每星期坐燕京的校车进西直门的时候，车上的中国教职员和男女学生照例要走下车来，受那些国民党军警的检查，他这个美国人则照例稳坐车上不动，他就不免常常以白种人的优越感，坐在那里欣赏车外中国男女青年受检查时的表情。可是，时代变了，北京插上了红旗，西直门也换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哨兵。在那些日子里，燕京大学的校车再走过西直门时，下车的再不是那些中国人，而是他这个有过优越感的美国人了。当他在中国人的目光之下，走到人民解放军哨兵面前，交验他的身份证时，他也看到了中国人眉宇间的变化。
站起来的中国人，自然要引起那些傲慢的人的愤怒。他们除了恶意的讥笑之外，还有他们认为最厉害的手段。间谍破坏是手段的一种。在西直门由看中国人受检查而变为被中国人检查的美国人李克，便是美国海军部门的一名间谍，北京解放第二年他被送进中国的监狱里去了。经济封锁是手段的另一种，但我在东北工业陈列馆里，在那些工矿企业里，亲眼就看到了不少属于禁运单上的东西，而且还听到了一个笑话。有一次，香港当局派人扣留了一个仓库的甘油。甘油的经销商去询问为什么扣下这批货，当局回答：“这是战略物资，属于禁运范围的。”“对谁禁运呢？”“对中国。”经销商拿出货单来说：“请看，这批甘油可是中国出口的呀！”顺便说一句，我在参观中也看见了中国制造的甘油。
这里，一切凡是应当有的但还没有的东西，是必定会有的，而且已经不断地从无到有了。有的东西从前有过，但是被丧失掉了的，也终究会再有的，而且在不断地恢复了。我说的不但是机器和技术，不但是矿山和土地，更重要的是荣誉，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祖国。由于那些傲慢的人，也由于我这样软骨的人，使东北像我的外甥女这样的孩子，竟会连祖国的名称也不知道，但是祖国两个字，现在又成为东北每个儿童心里最引起自豪的神圣字眼。我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厂时，一位接待人员告诉我，汽车厂刚投入生产时，有一个小学校要求参观，厂方表示了欢迎，并且准备派出最舒适的轿车去接他们。孩子们一听说派来接他们的是进口的（该厂当时只生产卡车），立刻反对道：“不要！我们要坐我们祖国自己造的大卡车！”
孩子们的话，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在我心里曾经失掉过的神圣的字眼：祖国。
二、解放了的人
在庄士敦的那本书里，有好几个章节的标题都离不开个“龙”字。写我结婚，题为“龙与凤”，写我不打算闷在紫禁城里，题为“真龙展翅”……把皇帝看做什么真龙天子的神话，中国人早已对它没兴趣了，我一想起那些恭维和比喻，要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但是我在一九五八年，我忽然又想起关于龙的故事。作为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象征的龙，我觉得能够配得上和它比喻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祖国的人民。这是从参观中，从北京人们来信中，以及从我们整个管理所的气氛中，从一切方面的事实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一九五七年参观大伙房水库工程时的沸腾的场面还留在脑际，一九五八年新年更传未各地大兴水利的鼓舞人心的战鼓声，接着又出现了全民向天夺粮的大战。随着夏季大丰收的消息之后，各个工业战线上的各种发明创造和超英赶美的战果也频频传来。与此同时，管理所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干部和管教人员们天不亮就推着车子扛着锨，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犯人们办起了电机工厂、翻砂工厂，不多天里机器也开动起来，投入生产了；年纪大的老头，也按体力情况分工组织了菜窖、园艺、食品加工、医务……各个小组的劳动。这时，我又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二妹参加了街道工作，情绪高涨地在和居民们组织街道托儿所。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四妹说，她参加了义务劳动，到德胜门外去修湖，被评选为五好积极分子。其他几个妹妹都纷纷告诉我，她们如何地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一九五七年被释放回去的侄子、妹夫们和李焘也都来信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三妹夫说，他和区政协的一些老头一起，也到十三陵去劳动了三天，得了一面红旗，他们这个队的老头们年岁加起来是七百六十六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766黄忠队”，他在劳动中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先进经验”。五妹夫的信里以骄傲的口气讲了孩子们如何正向科学堡垒展开进攻，在北京大学的大孩子已参加了利用冰雪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甘肃山区向一座积雪的高峰攀登。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这里面也有我认得的，有我在抚顺的矿坑里见过面的，有我在鞍山握过手的。有平顶山出来的方素荣，也有台山堡的那一家农民，有刚刚到家不过一年多的妹夫和侄子们，有我的妹妹和她们的儿女……就是在这些人的一锨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二十六名提到第七名，煤电由第九名升到第三名，不驯的河流开始低下了头，傲慢的山岭开始让开了路……就是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就是那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龙，这才是真龙展开了翅膀，开始凌空飞腾。
蜷卧了千百年的龙，何以会施展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呢？在参观中，我听到无数的英雄的业绩，也知道了无数的英雄的身世，从那些在旧社会默默无闻的、被轻视的受苦人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一九四八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种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的鞍钢。他问比他早回来的工人：
“做什么活？”
“活有的是！光是拔草就够干十天半月的！”
“那是小事！”老人的眼睛望的是铁水凝结在里面的髙炉，严肃地说，“先弄这个！”
在蓬蒿塞路、野兔定居的炼铁厂里，一切设备都被国民党接收人员盗卖得残缺不全，能拆的都拆走了，仓库里没有备件，工人手里没有家伙。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捋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献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铮光煞亮的而且正适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仿效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举行的两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二十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一年，已经有三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三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一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一文钱的献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两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喀喀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
“你多大年纪了？”
“整五十二岁啦！”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谁也没叫。”
“为啥自己这样干？”
“为啥？”老头觉得问得奇怪：“不当亡国奴了嘛，是为自己干的嘛。”
老人当了炼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器材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两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一九五〇年八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的爆炸中判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时终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一文钱，收拣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五十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四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八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六百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十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七十摄氏度一下降到三十摄氏度……
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啦！”“不做亡国奴了嘛，这是给自己干嘛！”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从记事时起，就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十六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一九一七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九百一十七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电网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十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二十二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盗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三十多岁才娶上亲，一九四六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到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五十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摩着他小女儿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一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在他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这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啦！”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刨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一九五〇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三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十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齐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地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四年多的定额，被人称做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一九五七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忠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
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伙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不过这是我利用赈灾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消息，看到一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魂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盗陵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祸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们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
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止是水旱，岂止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止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有美好的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纪里苦闷而徬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联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地屈辱地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大兵们的糟蹋。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
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姨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到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院，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械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牛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队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听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毓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
在参观间歇中，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五妹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二妹的大女儿获得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溥杰的大女儿自杀了……
三、美与丑、善与恶
“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
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的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一九五七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这是两次工矿企业以外的参观，一次是对平房区金星农业社的访问，一次是进谒东北烈士馆。
自从一九五〇年苏联政府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案以后，日本军队设立过细菌部队和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罪行就公诸于世。据说后来查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区的鼠疫，就是日本用细菌武器所造成的灾难。这个部队原来的化名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来又使用“第七三一部队”的番号。另外还有一个叫“一〇〇部队”的细菌部队，位置在长春南十公里的孟家屯附近，我们到长春参观时火车路过那里，没有下去看过。“七三一部队”位置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我们参观的金星农业社就在原来“七三一部队”的附近，而且是受到鼠疫菌灾难的一个村庄。
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能形容这个由人指挥和由人组成的部队对人类造下的罪孽。我看过一本参加过这个部队的人描写这个部队的书。他写的仅是部队一个角落里的见闻，从这个角落里可以看到的是，在这座周围四公里、内有现代科学设备的巨大建筑里，每天经过几次消毒穿着精致的防护服的人们，操作着最精良的仪器，运用人类独有的智能，干的事却是制造培养毁灭人类的各种病菌，用活的人进行各种病菌以及冻伤、爆炸的试验。这座“工场”工作人员有三千名，养着数以万计的老鼠，拥有所谓石井式孵育器四千五百具。用鼠血繁殖着天文数字的跳蚤，每月生产鼠疫病菌三百公斤。“工场”里设有可容四五百人的供试验用的活人监狱，囚禁的人都是战俘和抗日爱国的志士们，有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不被称为人，只是被他们叫做“木头”。每年至少有六百人被折磨死在里面，受到的试验更是令人惨不忍闻。在玻璃柜子外看试验的是人，在柜子里受试验的也是人：有的被剥得精光，在输进冷气的柜子里受冻伤试验，举着冻掉了肌肉只剩下骨头的手臂，抖索着；有的像青蛙似的放在手术台上，被那些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的人解剖着；有的被绑在柱子上，只穿一件小裤衩，忍受着细菌弹在面前爆炸；有的被喂得很肥壮，然后接受某种病菌的感染，如果不死，就再试验，这样一直到死掉为止……
那个作者在七三一部队里曾听到他的上级说：日本培养的这些细菌，威力超过一切武器，准备杀掉一亿人口，说这是为了“圣战”事业所必需的。一亿人口的屠杀！据说这是很引起日本军人自豪的理想呢！
在苏联红军进逼哈尔滨的时候，这个部队为了消灭罪证，将遗下的几百名囚犯一次全都毒死，打算烧成灰埋进一个大坑里。由于这些刽子手过于心慌，大部分人没有烧透，坑里埋不下，于是又把半熟的尸体从坑里扒出来，分出骨肉，把肉烧化，把人骨用粉碎机碾碎，然后又用炸药把主建筑物炸毁（据那位作者说，这座建筑比东京市“丸之内”大厦还大四倍）。
苏联红军解放了这里一年以后，附近村庄有人到这里的废墟走过，看到一个破裂的陶瓷的罐子里，尽是些跳蚤。这人受到了跳蚤叮咬，万也没想到，一年前那些逃回日本去的刽子手遗下的鼠疫菌已进到他的体内。于是这个村庄便发生了鼠疫。人民政府马上派出医疗大军进行防治抢救，可是金星社这个一百多户的村子还是被夺去了一百四十二条性命。刘贤阁的一家，除了一个小孙子以外，老少三对夫妇不到半月全部死完，被叫做老靖的一家十八口，五天里死了十三口。一对新婚夫妇在婚后第二天一早便一同被鼠疫夺去了生命……
这是我访问的一家社员，一位劳动模范叫姜淑清的老大娘亲眼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在伪满时期受的罪之后，说：“日本小鬼子投了降，缴了枪，人民政府带着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地，给自个儿收下了庄稼，大伙高高兴兴地都说从这可好了，人民政府领导咱们就要过好日子了，谁知道小鬼子的坏心眼子还没有使完，走了还留下这一手！狠毒哪！”
从姜大娘的叙述和喟叹声中，我听到了这个村庄提出了的同样的问题：“人活着总要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可是你干的都是些什么呢？”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质问，也是对我的质问，想到这里，我在姜大娘面前不能不低下了头。
在台山堡那家农民面前，我也是低下了头，如果说，那是由于恐惧的话，那么，这次则是由于羞愧，由于我无法回答那句严厉的质问。我的前半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给人民带来了屈辱，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吗？为了一个垃圾箱似的皇帝宝座，把散布鼠疫的瘟神请到这里来的不就是我吗？
假如在这个受过鼠疫灾难的小村庄里，有人唾我骂我打我，我也不会有一点埋怨的。难道一百四十二条性命不比我值钱吗？在这里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二十多户人的小村，日本投降之前，七三一部队为了试验，派人到这里散发了带菌的馒头给小孩子们吃，结果全村发生了鼠疫，然后全村被日本军队烧毁掉。难道那些临死还不明真相的全村的性命不比我值钱吗？但是，在这里从农业社的社长到每个孩子，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也没有人用手指指过我一下。姜大娘听我们这几个犯人向她认罪之后，依然是叹息一声——这一声叹息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情啊！我再一次听到了那句又平和又严厉的嘱咐：
“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吧！毛主席是叫你学好，做个好人吧！”
无论是在姜大娘的干净明亮的小屋里，还是农业社的宽阔的办公室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金星社的社员们谈到过去，是简短的，缓慢的，但是一提到现在和未来，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谈到今天的收成，特别是他们的蔬菜生产，那真是又仔细，又生动。并且为了证明他们的话，社员们领我们去看了他们的暖窖设备，看了新买到的农业机械——排灌机、载重汽车、各种各样的化肥，他们又带我们看了新建的学校、卫生所，新安设的电线，当他们谈到明年的计划指标，更是神采飞扬。社长说得很谨慎，他向我指着一排一排新建的瓦房说：“明年大秋之后，我理想着可能多盖几间。”他说到几间时，我们谁也不相信那是三五间或十来间，而他说的可能，那也必是“必然”。
在我们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社员们搬来了整筐的黄瓜、小胡萝卜送给我们。
“留下吧，这是咱社里刚收的，东西不值钱，可是很新鲜。”
社长笑嘻嘻地不顾我们的辞谢，硬把筐子送进我们的车里。
我在车窗内凝视着逐渐远去的金星社新建的瓦房顶，又低头看看筐里的果实，鲜红翠绿的颜色分外耀眼。我默想所长说过的那句话，又回味金星社社长说到的那几句话：“我理想着……”不知为什么，这句非常平凡的话，听在耳朵里，曾给我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现在我明白了。这些曾被我轻视过的认为最没文化的人，他们用自己双手勤勤恳恳地劳动着，他们做的事情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让大地给人类生长出粮食和蔬菜瓜果；他们的理想也是平凡但又伟大的，因为他们要让茅屋变成瓦房，这是让人们的生活更好。而那些曾被我敬畏过，看做最优秀民族的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掌握着近代的科学技术，干的勾当却是制造瘟疫，制造死亡，他们也有理想，这理想便是消灭掉一亿人口。在这两种人之间，究竟是谁文明谁野蛮呢？
理想都是理想，可是一种作孽，一种造福。一种为了私欲不惜陷人于水火，以及毁灭人类，另一种却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以及自己的生命，以利众生和子孙万代。一种是那样丑恶，一种这样美善！
平房区“细菌工厂”遗留下的瓦砾，告诉人们什么叫丑和恶，东北烈士馆里每一件烈士的遗物又告诉了人们什么叫美与善。这里的每件陈列品都在告诉人们：它的主人当初为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如何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生命发出了最灿烂的光辉。无论是细菌工厂的残砖烂铁还是东北烈士馆里血衣、遗墨，都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我们这群参观者过去的丑陋形象。
东北烈士馆是一座庄严的罗马式建筑，当初被伪满哈尔滨警察署占用过十四年，在那血腥年代里，这里不知有多少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被审问、拷打、送上刑场。陈列在这里的烈士照片和遗物，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烈士馆中每件实物和每件事迹，所指出的具体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引起一件使我羞愧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号召东北的党员和一切爱国士兵立即武装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哈尔滨小戎街三号省委故居的照片，把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天津静园的日子。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东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拋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自己起来战斗了，而我在静园里却加紧了卖国的活动。我想起了土肥原和板垣，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胡嗣瑗，汤岗子和旅顺……
在讲解人员介绍杨靖宇将军事迹的时候，我又回忆起那几次“巡幸”到东边道——杨靖宇、李红光等将军的抗联第一军活动地区的情形。我在那里看见白顶尖的山峦，看见朝雾和初升的太阳，祖国的山野美景没打动我的心，引起我注意的倒是铁路两侧的日本宪兵、伪满国军、警察。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总在报导东边道的“土匪”已剿净，但是那次“巡幸”到这一带，还是如临大敌，惶惶不安。一直到最后逃亡到通化大栗子沟，我还听说这里“不太平”。抗日联军在这一带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最后被消灭的不是抗联，而是自称胜利者的日本皇军。抗联当时面对强大的关东军和装备精良的伪满军，处境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从陈列的当时使用过的饭锅、水壶、自制斧头、磨得漆皮都没有了的缝纫机等生活用具上，我似乎看到了这些用具的主人的音容笑貌，这是我从方素荣和龙凤矿那位青年主任的脸上看见过的，是只有充满坚强信心的人才可能有的音容笑貌。在一双桦树皮做的鞋子面前，我似乎听到了那种自信、高亢的声调，唱出了那首流传过的歌谣：
桦皮鞋，是国货，自己原料自己做。野麻搓成上鞋绳，皮子就在树上剥。桦皮鞋，不简单，战士穿上能爬山；时髦小姐买不到，有钱太太没福穿。桦皮鞋，真正好，战士穿上满山跑，追得鬼子丧了胆，追得汽车嘟嘟叫！
日本人当初根据我“裁可”的法令，施行了集家并屯、统制粮谷等政策，封锁了山区，用尽一切办法去断绝抗联军队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甚至杨靖宇将军和一部分部队被包围起来了，绝粮的情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但是战斗还是在继续着，继续到日本人怀疑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报和所有的常识。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粮还在打？他们吃什么？杨靖宇将军不幸牺牲，英雄的尸体被发现了，日本人为了解开这个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他们从这个坚强不屈的人的胃袋，看到的只是草根。
我记起了吉冈安直发出过的叹息：“共产军，真是可怕！”在拥有飞机坦克的日本皇军眼里，草根果然是可怕的东西。
在杨靖宇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歌唱着桦皮鞋，嚼着草根，对着那张旧地图上展望着祖国大地的未来的时候，我正在害怕着，怕日本人的拋弃，怕夜间的噩梦，我正吃烦了荤腥，终日打卦念经……
杨靖宇将军遗下的地图、图章、血衣和他小时候写的作文本，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在我身后——我的同伴和日本战犯们中间传过来哭泣声，而且越来越多。参观到赵一曼烈士遗像面前的时候，有人从行列中挤了出来，跪在烈士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碰头在地。
“我就是那个伪警署长……”
这是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他原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警察署长，赵一曼烈士当初就押在这个警署，就是在这间陈列室受到的审讯，而审讯者之中正有这个于镜涛。
走到冷云烈士像前，这里有一幅油画，八个女游击队员在射击着，背后是翻着白浪的大江，风鼓起了江浪，吹乱了她们的头发——八女投江的故事，我从《中华女儿》这部电影里看到过，但是在今天我才领会到那个悲壮场面所蕴涵的深意，才看见了松花江涛浪所闪烁着的光辉：由于我们祖国有着这样的女儿，这个古老垂危民族才得以复苏，一个伟大的理想才真正有了可能去实现。
走出烈士馆，我思索着，在最后一次参观回来的火车上，我思索着，看着被释放的妹夫和侄子们的来信，我也思索着，深夜里望着所长楼窗发出的灯光，我更深深地思索着。我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在我已能分辨美与丑、善与恶的时候才开始明白的事情：由于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理想——改造社会、改造人类，我才得救，我才可能具有一个普通人的灵魂。
缅甸的肖恢塔先生说得好：这里不是监狱，这是一座学校。
四、“监狱”
人，这是我随启蒙老师太监张谦和念《三字经》时，认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活了半个世纪，头脑里却只有个“我”字，没这个“人”字。整本的《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切话，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没包括一切人，最多数的人是只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里面，因此，在毓庆宫我也没有学会这个“人”字的真正解释。只是在我坐了这些年监狱之后，才懂得了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这个“人”字才真正进到我的脑中。这是由于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陈宝琛、郑孝胥、土肥原、吉冈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还有像方素荣、老孟泰、台山堡的老大娘，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和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人。在这无数的为了光辉的理想和事业而生活的人们中间，还有我最熟悉的最感亲切的人，这是从管理所长到看守员的所方人员。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国里，人被看做最有价值，人受到了真正的尊重，人道主义才有了真正的解释。
刚到哈尔滨不到一个月的一个深夜，我睡梦中突然被“铁笼子”的开关声惊醒。那时我正处在惊魂不定之中，铁门的声音特别刺耳，又是发生在深更半夜，吓得我浑身发抖，认为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偷偷睁眼看去，铁栏杆外有些穿军装的人，好像走进了隔壁，不久又拥着一个犯人出来，向楼梯那里走了。我看见里面好像还有所长。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又听见外面汽车马达声，显然，被拥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车。我吓得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从同屋的伙伴嘴里才明白，原来昨晚所长巡查的时候，看见我们隔壁的老曲没有睡下，问他干什么不睡，老曲说是犯小肠疝气症。所长回去不久，医生和护士就到了，立刻决定送到医院急救。我被吓得只看见了穿军衣的人拥着人出去，不但没认出那位前伪满四平省长的面孔，而且连护士的白衣衫也没看见。明明是在抢救人命，我却认做是去执行死刑了。
老光因痔疮发作，也住过一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出院后告诉过我一件事。在他进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伪吉林市市长张子烐的胃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陷于昏迷状态，医院里两位主治大夫决定输血急救，可巧血库存血已用尽，两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二百毫升的血输给张子烐。张子烐本来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还是个犯人，但是监狱里还是为他求医，医院也想尽办法来延续他的生命。我听了这件事，简直都糊涂了。
犯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监狱里，像熙洽、臧式毅和张景惠这些人都活不到这样大的年岁。熙洽由于从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瘫痪，他这个病连犯人们也不觉得应该同情。那天送他上医院，看守员背他下楼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同号里有人嘟囔：“他还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别人受罪。”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四五次。他就这样一直活到一九五二年。臧式毅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一九五七年。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一九五八年老死的。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汁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都馋得装起病号来。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痴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大——总——统！”“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卖——豆腐——的——”（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这样地活到了八十多岁的高寿。
我的侄子真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吓呆了的真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为了修建我们“一所”（伪满战犯住的地方）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一概没有我的份，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
在这最后的三年，也就是在我心里消失了对惩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
监狱=医院+学校
说它是医院，不仅因为许多人在这里治好了宿疾（其中也包括了我的虚弱症和胃病），恢复了正常体力（其中也包括我抬煤运土和一顿饭三十个大饺子的纪录），而且也因为连生活起居、饮食以及自由活动，也要受到监狱医生的干预和检查。医生对人管得这样多，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除了正式的医院，大概只有托儿所和监狱才有这样的情况。回想起刚来时的体格检查，真和住医院情形差不多。除了身高、体重、血压、透视等之外，还有一个详细到连过去饮食习惯、烟酒量都有的调查。除了病号伙食要经监狱医生作出规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医生每周作出规定，而且要经过具体的检查过目。根据经常的体格检查，不同体质和健康情况的人，有不同的活动。每逢季节变换时，监狱医生都要给犯人们讲一次季节卫生知识，而每次都像保育员似的，要数说一遍那些饭前便后和劳动之后不认真洗手的人。只有一样，也许是和真的医院不同：这里没有医院里那么多的医务人员，在九百多名日本战犯遣送走了之后，医务人员缩减到一名医生，一名司药兼化验员，一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但是这里尽有他们的“助手”。有一次夜里，我因为靠近暖气觉得太热，把被子蹬开了，还没睡着，就有人走到我这炕边上，轻轻地说：“把被盖好！”原来是值夜班的江看守员。他看我盖好了，又看了全号里每人的睡眠情形，才走了出去。假如谁生了一点儿不值得进医务室病房的小病，在护士巡视的间隙里，看守员总要来问几次，“现在怎么样？要什么东西不要？”号内有人生病，犯人组长如果不报告，便有责任。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犯人组长也是医务人员的助手。至于学委会系统的生活委员，那更是医务人员在指导环境和个人卫生活动方面的重要力量。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作息时间表，这里就更像一座学校了。
6：00 起床（如果夏季提前半小时）早操和打扫（在我们小组里，这是振、邦和我的事）
7：30 早饭
8：00～12：00 政治理论学习
12：00 午饭（如夏季则午睡一小时）
1：30～5：30 劳动
6：00 晚饭
7：00 自由活动（这也是文娱时间，也可以自己干些别的事。每周看两次电影也在这时间内）
9：30 入寝
从日常生活上，令人感到这是一座医院或学校的，还有这样一种事实：凡是社会上普遍举行的活动，一般说这里也有。比如抚顺市开展消灭沙眼的运动，这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沙眼也全治好了。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照所长的话说，由于细菌战带来了一个“好处”——中国人从此有了搞卫生运动的习惯，我们这里也就有了经常的除四害、大扫除运动。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抚顺市在一九五八年得到了“卫生先进红旗城市”的称号时，并不感到奇怪。又比如我们的经常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也是和社会上职工的学习是一致的，在十年间，我们和那些职工一样，以自学、互助的方法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五年计划、宪法草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政策文件和著作，大约有五六十种。参观是结合实际的重要学习方法，报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材料，自然，报刊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如和平与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材料。
每结束一个问题的学习，一般要写一篇“论文”——在这里叫做学习心得或者学习感想，或者按自己的意思起个什么题目。这篇文章一般地是在小组里谈一下，但并不是通过的意思，尽管也会有争论。写完了就交到学委会，然后进入下一个课题。学习时间最长的是政治经济学，共计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四个小时的学习，各组在自己室内进行，或自己阅读，或小组讨论，或三三两两进行互助。在互助或小组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学习组长反映给学委会，对于带普遍性的问题，学委会召集全体开会举行大讨论，有时学委会主委也作解答。如果仍然不解决问题，就要由所方负责学习的干部出来解决了。
四个小时的劳动，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工种比较简单，也不太有计划。自从一九五四年结束了每天两小时糊纸盒的轻微劳动，可以说一般人都经过了劳动的启蒙期，或者说精神与体力的准备阶段。一九五五年就断断续续做些拔草、种花、平整场地以及扫雪抬煤（也仅是年岁较轻的一部分干的）的活动。一九五六年，有了经常性的种菜、园艺、温室、养鸡的轻劳动。到了一九五八年，劳动才更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按照每人体质、兴趣和特长等条件，编成了更多的专业组。但这样的劳动，根据一九五七年我在沈阳参观东北对罪犯劳动改造成就展览会上所看到的，是比不上一般的劳改生产成绩的。我知道有许多劳改单位，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培养出不少技术人才。我们这里，至多不过给自己解决了一部分副食品而已。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劳动是进行了生产技能训练，但对更多的年老的人来说，主要不过是为了增强体质。各个专业组，都有所方请来的师傅（技师）带领着，自然也教授着技术，但从来没有提过生产定额和指标，也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专业组调整过几次（比如伪满战犯首创的电机厂这一组，因所方考虑到虽然有人有这方面专业技术，但多数人体力条件不合适，所以调整给国民党战犯了），到我离开抚顺之前，有这几个专业组：
畜牧组——饲养鸡鸭羊猪。猪羊场后来设在狱外的山上。这是成绩最令人满意的一个组，因为生产的肉蛋可以自给而有余。
温室组——在温室里种菜蔬，到春夏季时也种时菜；大约可自给一部分。
食品加工组——主要是做豆腐豆浆等豆类的加工品，每天供应监狱全部的需要。
园艺组——他们的活动天地就是管理所内全部的场院。
医务组——这是我参加的那个组，因为过去我看了不少中医和药书，对这方面也有些兴趣。我们一共五个人。我们的业务是每天先用半小时搞清洁卫生，然后给医生和护士们当助手，最后两小时是我们的学习时间，五个人分学中西医，辅导者是医务所的医生。到我临走之前，我们已学到针灸。我在这里也学会了操纵电疗器械，每天我的工作便是给病人量血压和施行电疗。接受电疗的有个日本战犯，大概他不认得我，同时也被我身上白罩褂和一副眼镜给唬住了，每次医疗完毕，必向我行九十度鞠躬礼，说：“谢谢医生先生。”一直到最后一次参观之后，我在全体大会上发表感想，大概才认出了这位医生是我，所以后来再来治疗，才改口说：“谢谢溥仪先生。”
关于学习中医，还有一点值得一说。一九五九年的夏季，第一学程结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考，也是在监狱里学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心里颇为紧张。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得了个八十五分，这大大鼓舞了我。这不仅因为我对生活有了信心，特别是对做人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次考试的安排，实在又是所方有意给我的鼓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不尽的。回想起所方对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种种安排，又哪一样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树立做人的决心和信心呢？
所以，我说我们这里等于学校和医院，这并不是根据它的形式，而是由于它充满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重新做人，并不是只限于具有健全体格和具有正常知识。固然，这是这个医院和学校已经给了我的，但它更给我治疗了灵魂，教育了我如何生活。
五、“所方”
医治灵魂和教我如何做人的“医生”和“教师”，是从所长起一直到看守员的每一个所方工作人员。
我们这里，对他们有一个习惯而笼统的称呼：“所方”。我每逢回忆起过去这十年的经历，想起了任何一个细节，我总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那些举动，与其说那是出于一种外来的职务上的规定，倒不如就是发于他们内心的精神的自然流露。
我参加医务组之后不久，有一次护士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脱脂棉团成一个个的小棉球，供外科门诊使用。她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笨，所以给我做出几个样子来，便忙着去向别人交待其他任务去了。我们参加医务组的一共是四个人（我和老邦学中医，老振和老宪两人原是西医，所以，他们这次学的都是西医），他们都在另外屋子干着别的活。我一人团棉球，护士一走我就忘了棉球的做法，也没有人可以问问，结果团得大大小小，乱七八糟，到了下班时间，也没有做出外科半天需要的三分之一。和护士做给我看的标本一比，大小不合格，连颜色也似乎灰暗了许多。到护士来收成品的时候，我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知道如果是在号里，这必定又是老正向我嚷的话题。但是护士把那些足够引人嘲笑的宝贝拿起来看看，不过是笑笑说：“下班了，明天再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心里嘀咕着医生和护士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批评？给我另找粗活？限定时间叫我重新做？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振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地也就学会了。
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看守员是吸烟的，他吸的是烟袋，他有个一尺长的小烟袋，上面挂着个小烟叶荷包。轮他值班的时候，发现犯人里面有人断了烟，就笑笑，解下了小烟叶荷包，隔着栏杆扔进去：“拿纸卷一颗抽，过过瘾。”
看守长姓刘，是一个准尉。有一回他在晚上文娱活动时间来巡查，经过我们这间的铁栏外面，像发现了新奇的问题似的问我：
“别人下棋、打扑克，怎么总不见你玩？”
“我全不会。”
“打扑克也不会？”
“不会。”我把小时候的游戏告诉了他。除了和小太监玩，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
“不会玩还行？好，我交了班来。”
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面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扑克来了。
“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儿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
我那时也不好意思不学，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怎么有这大的兴趣教我打百分呢？”到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没有特别原因，原因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不会玩，特别是不会打百分，那简直是件不幸的事。
我第一次捉老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怀不忘。那是除四害运动在监狱里刚开展了不久的时候。这天，我在所长的会客室里会见一位首长（就是在哈尔滨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对中国人屠杀行为的那位），在谈完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谈话转到零碎的生活上，谈起了这几天除四害运动的事情，所长笑着插进来问我：
“你打了几只老鼠？”
“没有打着。”我说。
“苍蝇呢？你还不杀生吗？”
这一句话，让首长和我都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早已不干那糊涂事了。可是苍蝇打到的也不多，因为经过几次卫生运动，实在不容易看到苍蝇了。
“老鼠还有的是呢。”所长说：“给你一个任务：一星期之内捉两只老鼠，能不能办到？”
我有点畏难，想还一个价，可是最后还是把任务接受了下来。
我接受了任务，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我心里非常愁，不用说两只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对我也比千斤担子还重。同伴们知道了我的任务，有人告诉了我露天会场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说温室里有。线索有了，可是还没办法去捉。这时候值班的江看守员从门前走过，我又把困难向他说了一遍。谁知这一说，连不值班的王看守员、刘看守员也知道了，也全帮起忙来，有的教给我做老鼠夹子的办法，有人给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给我借工具材料。简直好像办喜事一样，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夹子，我超额超时完成了任务，我捉了三只老鼠！
我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向所长汇报了战绩。所长髙兴地点头，笑得很开心。
“很好！你这又是一个进步！”
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地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髙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到正路上来的。
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三十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地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
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年送熙洽去医院，熙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三十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痩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能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谈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集家并屯给并掉了，并到第二个屯子，又要并，这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七个姊妹，一个兄弟，连他十一口人。九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五十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十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地死人。他兄弟姊妹九个，这一年，死得只剩下他一个！
“活人都没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板棺材，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地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八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
住的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壕沟，垒了墙，鬼子兵在四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五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就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三口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秸做的更生布，穿不多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十家能有一家买到青白布。我去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一年也破了。拿出荷粮的能买到好布，所以也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垧地，没牲口，用十五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三石，去了租子和出荷粮，只剩了一石。我父亲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十三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十五六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子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五斗高粱，到秋要还十斗。这年收下的粮连一石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啦。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啦！这一夜工夫，一百多人抢了他一百五十石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
“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十一口人，就剩下一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
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时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九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
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
“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冬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集家并屯法令夺去了他的八个姊妹兄弟的性命！
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髙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之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啊！
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得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现出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它，从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
六、命运是可以掌握的
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
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住的监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再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犯的暗笑，终于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地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真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让他花了多少苦心。他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
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金少校召了去。听溥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一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地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
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做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它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它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他怎么写。
在我一件件地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
“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
“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做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起，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数珠，全给所方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
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福祸，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倘能脱此当前大难，我誓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
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捉摸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的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几十年来，我手边总有几本“未来预知术”“烧饼歌”“推背图”之类的东西，这与其说是为了给自己算命，不如说是给自己精神上以麻醉，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恐惧。我为自己摇出一课上吉的金钱课，读着那卦文，只那一瞬间是高兴的，过了那一会儿，心里照旧充满了忧虑。我最后的结论就是：世上只有事后诸葛亮，未来根本不可预知，否则世上就没有那么多的傻子了。
我第一次对不可知论发生了动摇，是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的胜利已成了确定事实的时候。固然历来两军相争，开初都自信必胜。但问题是这个真正的胜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在战犯中，像我这样大感出乎意外的怕不是少数）。一切战争的命运总是决定于强弱，在我们的眼里，只有美国是最强大的；不仅在当前战场上，就是人类的命运，似乎也要由它来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强大的美国军队终于乖乖地签了停战协定。在战争起初的什么复活节打过鸭绿江，什么冬至节前结束战争等的预言，全成了笑话。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手里拿着原子弹，年产钢一亿吨的美国，一边是武器相对低劣，上次战争的疮痍尚未平复的中朝人民，究竟谁强谁弱？谁是决定历史的力量？也就是说，谁能掌握命运？
最初胜利消息到达的时候，我，以及我所知道的某些同犯，还把它看做是偶然的现象。后来我发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的提出，是早在数量和装备远超过解放军的蒋介石军刚刚发动内战的时候，我接着又发现今天战胜了内外强敌，统一了全国的力量，在当年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些红缨枪，而那时就有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言。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所亲眼看见过的并且当做是强大的势力——北洋政府、国民党、日本统治者和一切在中国横行过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命运，是早经共产党人算定了的。
我最初的理论学习，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有讨好心，有疑惧心，也有厌倦心。但是自从我发现了这个奇迹之后，老实说，好奇心又占了上风。由于这种心理的推动，我自己浏览了不少“课外”的书籍。不管当初的心理如何，书籍毕竟是给我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户（同时，电影也起了这样的作用）。我从这里看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进化，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学问，以及中国近百年来失地赔款丧权辱国是什么原因，等等；与过去听到的解释完全不同。有的地方，引起我的怀疑，有的地方又叫我恐惧，有的又令我折服，有的我又似懂非懂。但无论如何，在那些书籍和文件中，总有一个思想抓住了我，这就是承认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有它自己的道理；事情做对做错的标准，就在于符合还是违背这个法则，而这个法则，人是可以了解它的。这也就是所长经常和我们说的：人是可以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
我对这个道理，真是越想越对。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从前不是顺着历史本身的道路走，我总以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然而事实上悖天逆运的正是自己。这就叫做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就是碰壁。这也就叫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这个道理真正成为我自己理解的东西，还是在我和社会发生了无数次的现实接触之后。这是我经过和自己亲属的联系，经过对日本战犯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经过了历次的参观，我了解了自己祖国这十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看到了祖国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也知道了世界上这几十年来出现的都是些什么事情。我也经过了一定的劳动，尝到了汗水滴在土上的滋味，也知道了一粒种子如何发芽成长为粮食和菜蔬。经过了这一切，我明白了上百本书上说的，成千个工人和农业社员们的事业所启示我的，都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历史的道路——这是人民的意志！
什么叫命运呢？我正像孔子所说的，是“五十而知天命”。我所知的“天命”就是历史的道路，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到最后才算明白，为什么孔孟都喜欢引用“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话来警告诸侯们，原来他们多少都感觉出了这发出咒语者的可怕。
老子说，“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应该知什么常呢？就是知道这个根本历史法则，知道了这个根本法则，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该随着谁走。否则，就要妄作凶！
真理是早就存在着，像太阳那样的清楚。可是说来奇怪，尽管连孔孟的语言中也有它的一定光辉，但是陈宝琛、郑孝胥没有教给我，庄士敦没教给我，吉冈安直只说出了半句：“共产军可怕……”最后，我还是在监狱里明白过来的。这说明，对于历史注定它的灭亡命运的人，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等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渊。在我还没有放下皇帝架子的时候，不就是那样的命运吗？
我介绍完了文物的来历，出了记录人员的办公室，走在甬道里，不禁又回过头来，瞭望楼上所长的那个会见室的窗户。老所长在走前，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这虽是我的非分之想，但也确实无法叫我不感遗憾地去想它。长长的甬道走尽了，我忽然又给自己解决了问题。用不着再讲了，他早已把最根本的话告诉了我。今天，水晶球勾起了我前半生被命运拨弄的往事，而所长常说的一句话给它作了一个总结——命运，不是不能掌握的。
这一天，水晶球的回忆和所长留给我的那句话，让我觉得这真正是我的菩提树下的第四十九天。
让我再重复一遍：世界上的光辉，对我是充满了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