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一章
巡抚南、赣、汀、漳
一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时年四十五岁的王守仁意外获得升迁：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
巡抚原是临时性职位，顾名思义，即中央派遣专员到地方巡察政务、抚慰子民，而临时性机构往往会变为常设机构，这是全球政坛的一大通则。巡抚最终未能破例，转变为省级最高军政长官。巡抚例挂都察院衔，左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对王守仁来说名义上相当于平级调动，然而从南京政府的礼部闲职转任为手握大权的省级最高军政长官，不得不说是仕途上的一大飞跃。
所谓南、赣、汀、漳等处，是指江西南安府、江西赣州府、福建汀州府、福建漳州府以及广东、湖广若干府县。在这片跨州连省的广袤地界，多年来巨寇横行，官军的征剿每每只收劳民伤财之功，反而使叛军的势力越发壮大了。所以朝廷当务之急是要选拔军事人才平定匪患，这是兵部要大伤脑筋的事情。
明代实行卫所制度，武官世袭，及至正德年间早已名将凋零，而内忧外患丝毫不见减弱。武宗皇帝将全部的尚武精神都用在了玩乐上，江彬以武邀宠，将边防劲卒调入北京，陪皇帝在排兵布阵、往来冲杀的游戏中取乐，谁都没空操心真实世界里的战争。
一切治国平天下的事情就只看朝廷大员的自觉性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缘故，当兵部尚书王琼想到南安、赣州一带的匪患时，竟然会推举从未有过领兵经验、只以讲学出名的王守仁这一介文人。尽管王守仁少年时代有过一段任侠岁月，青年时候又很有兵法上的热情，但纸上谈兵的文人从来都不罕见，怎知道他不是又一个赵括呢？
所谓“特达而相知者，千载之一遇也；招贤而处友者，众士之常路也”，当然，事后所有人都会赞叹王琼有知人之明，更会从他那烜赫而低调的仕途履历看出他是一个有眼光、有胆识的人，自然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人才选拔上有这等非凡的举措。
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永远不得而知，设若我们站在王守仁至亲好友的角度，很可能会以为这是朝中有人想借刀杀人，置王守仁于死地，正如汉武帝将自己不喜欢的人派去镇守边陲防范匈奴一样。
而站在醇儒的角度，可以将王琼的知人善任看作王守仁“立诚”的结果。孟子有言，不得到上级的信任是不能够把百姓治理好的，而得不到朋友的信任便得不到上级的信任，要取得朋友的信任就必须先得到父母的欢心，要得到父母的欢心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要有诚意就必须先明白什么是善。所以说“诚”是天之道，“思诚”是人之道。至诚一定会感动人，不诚便不可能感动人。（《孟子·离娄上》）
简言之，一个人必须由立诚出发，才可以一步步取得上级的信任。从这个逻辑上看，“风云际会”与否不该找客观原因，而要找主观原因。譬如岳飞没能直捣黄龙，是立诚不足、没能取得宋高宗信任的结果，而王守仁之所以得到王琼的绝对信任和支持，都是靠自己立诚挣来的。
上述逻辑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荒唐，岳飞确实做过很多足够使宋高宗猜忌的事情。
二
儒家传统，凡有升迁，当事人要例行推辞，继而推辞被例行拒绝，如此者三番五次，当事人这才“勉为其难”地就任新官。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月，王守仁递交《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希望获准以南京鸿胪寺卿的旧职致仕还乡，理由有二：
1. 体弱多病，不能胜任。
2. 祖母年迈，尽孝无时。(1)
官场惯例，辞呈到底是敷衍故事还是真心实意，一般由篇幅决定。当年李密《陈情表》也是以奉养祖母为名谢绝任命，但写得词真意切、连篇累牍，使惯于强人所难的司马氏王朝不得不对他网开一面，而王守仁只写了四五百字，不免使人怀疑他其实很想接受巡抚任命，在多年的投闲置散之后抓住这个难得的治国平天下的机会。
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的《谢恩疏》来看，当时南安诸地贼情汹涌，官员以托病辞职为先，不敢踏进这片是非之地，朝廷则言简意赅地摆出了强硬态度：负责任必须立即上任，不得辞避迟误。几道圣旨，全是一副赶鸭子上架的姿态。(2)
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月，王守仁决计赴任，先回余姚归省，毕竟这一别之后很可能再没机会见到祖母了。当时有同乡好友王思舆对季本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季本追问缘由，王思舆说：“我触他不动啊！”
这位王思舆，正是前文提到的携三名好友造访阳明洞，被王守仁准确地预卜了行程，派出僮仆前往迎接的那个人。想来在他的眼里，王守仁或多或少都有些民间传说里诸葛亮、刘伯温的影子。他这番预言倒也有几分理性基础：对一个素来体弱多病的人，如今推他一下，他却纹丝不动，只能解释为他心志坚定、信心十足。当然，以小人之心揣度，事情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王思舆仗着同乡旧识的身份，究竟敢用多大的力气去推这位手握实权的四品高官呢？
我们倒也不必当真，毕竟总有人做出各种或正或反的预言，而当事情有了结果之后，与结果不符的预言自然会被淘汰。事情每每如此，正是人们天然的心理机制决定了史书的书写方式，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三
赴任伊始，王守仁便在途中遇到了一次惊险。
那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走水路，沿赣江至江西万安，忽然遇到数百流贼沿途劫掠，商船不敢前行。官船是进是退，瞬间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决的棘手问题。
万安素以民风剽悍著称，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很可能有惊人的战斗力。家族旧事仿佛重演：洪武年间，王守仁的曾祖王纲被水寇截舟罗拜，硬逼这位朝廷专员入伙，王纲只是骂不绝声，落到求仁得仁的结果。其子王彦达羊革裹尸，千里迢迢归葬禾山，王守仁有案可查的家族史正是由此开始的。
王守仁所要应对的局面，无论如何都比曾祖王纲当时更有几分优势。虽然眼见得是一场寡不敌众的遭遇战，但自己这边在情报上先了一步，因此便有了以智计取胜的机会。在此之前，学者身份的王守仁再三教人“立诚”，但局势变了，“兵者，诡道也”，行军作战总是要靠“阴谋诡计”的。
以最传统、最严苛的儒家标准来看，战争非但不是诡道，反而是正大光明的荣誉之道。这是仅属于封建社会的传统，当时武士阶层属于贵族阶层，战争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贵族的打法受到一系列荣誉标准的约束，受到鼓励的是面对面公平交手、追杀时不为已甚的分寸感，以及种种在后人看来迂腐至极的东西。欧洲所谓的骑士精神，日本所谓的武士道，都是一样的。
而当礼崩乐坏、封建社会解体，荣誉迅速让位于功利，平民阶层迅速蹿升，战争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用商鞅的话说，“事兴敌所羞为，利”，即战争是一项搏下限的事业，赢家属于最没节操的那一方。（《商君书·去强》）这种时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仍然抱持着传统骑士精神的贵族们一个个成为骑士精神的殉葬品。
在广为人知的例子里，曹刿论战的故事将曹刿塑造成一个擅于权变的军事天才，殊不知他所拟定的战术在当时而言仅仅意味着率先破坏了骑士精神的战争传统。还有那位宋襄公，他那古老贵族式的战争原则后来被毛泽东讥讽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战国以降，集权制取代封建制，骑士精神再难寻到一点影踪了，诡诈成为兵法的第一准则。在王守仁的时代，几乎凡言兵者皆以诡诈为先。是的，时代变了，社会格局变了，主流观念变了，即便是以“立诚”为准则且对古老的儒家精神满怀真挚的王守仁，也会天然地以诡道用兵而不觉得这有任何的不妥。
四
有人数上的劣势，有情报上的先机，王守仁当即调遣商船排列阵势，扬旗鸣鼓，伪装成官军水师荡寇平叛的作战姿态，直冲流贼阵营。数百流贼猝不及防，一下子慌了手脚，纷纷在岸边拜服，高呼自己只是受饥荒所迫的流民，不敢作乱，只企求官府赈济。
这些话即便只是权宜脱困的手段，王守仁此时此刻也只能顺水推舟，以假为真。他将空城计唱到极致，施施然泊岸下船，遣人宣谕贼众，数百流贼竟这样恐惧散归。于是是年正月十六日，王守仁顺利抵达赣州，正式开府办公。
万安的遭遇似乎使人觉得所谓流贼不过是些无组织、无纪律的饥民，只要开仓赈济便可以轻易招抚，如果动用武力，那更是指日可下了。
但是，当地的乱象远没有这样简单。
今天在大城市里养尊处优的读者很容易有一种感觉，即相信贫穷天然具有一种道德力量，弱势群体天然就值得同情。《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是一个很具有典型意义的“贫穷的犯罪者”，但倘若雨果不是以悲天悯人的姿态俯视人间，而是出身于伦敦东区之类的地方，他眼中的悲惨世界绝对会是另一种颜色。甚至他很有可能会发出米兰·昆德拉式的感慨：“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好。”（《为了告别的聚会》）
依古代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相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平民百姓往往“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只有士人阶层。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既有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有着很强的戒备心理，因为后者不仅“喻于利”，还有“比而不周”的特点，喜欢抱团扎堆，而越是抱团扎堆便越是穷形尽相。
正如勒庞在群体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乌合之众》里所揭示的那样，道德会在这样的群体中迅速失效，而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
这样的言辞会使我们联想起孔子那句在现代社会饱受攻讦的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出于天性，而要归咎于旧时代不公正的教育制度。
早在庐陵任上，王守仁就已经深深领教过“刁民”做派了，而南、赣、汀、漳的“刁民”早已经进阶为暴民，在打家劫舍、对抗官军的生活里无法无天惯了。虽然在“父母官”的传统政治哲学里，“民之父母”理应为此承担养育和教育失职的责任，但“父母”对于那些业已顽劣成性、以作奸犯科为家常便饭的“子女”，赈济和感化显然不能使浪子回头，合理且有效的办法只有恩威并施、剿抚并用。
五
终明一代，叛乱始终都是难以根除的痼疾，朝廷顾此则失彼，叛军彼伏则此起，尤其在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地，叛乱的规模之大每每使地方官员望而生畏。
正德年间，叛乱更绵延数千里，腐败无能的官军打磨出一支又一支资深的反政府武装。王守仁受命巡抚之地，西有横水、左溪、桶冈三寨，南有浰头诸寨，俱以险峻的地势为依托，上得天时，下得人和，而且锐意发展，很难说哪天就会燃起燎原之势，做成一番改朝换代、改天换地的英雄事业。
以盘踞横水的谢志珊为例，他自号征南王，显然政治目标明确；打造巨型攻城器械吕公车，显然战术意图明确。反政府武装做到这种程度，哪里还是灾区难民被迫求温饱，俨然有了以正规军姿态攻城略地、建号称王的野心。此情此境，已经远不是庐陵那些好讼的“刁民”可比。交给王守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视之为畏途的高风险任务，稍有差池的话，代价也绝不仅仅是降职或免官那样简单。
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关注着王守仁，尤其是朱子哲学的那些捍卫者，看这个大谈知行合一的异端分子究竟是不是一个只会空谈而懦于实干的家伙。倘若他这一次行不得，岂非恰恰说明了他的不知？世人以成败论英雄，阳明心学的生死存亡就这样在世俗偏见里系于王守仁这一次事功的结局了。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刚刚到府就职之后，率先要做的是“知己知彼”中的“知己”工作，召所辖各府县各级官吏详细上报地形、武备、物资、贼情等事宜，并限时征求可行性方案，《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一道公文具载其详。(3)
同时王守仁迅速在府衙所在的赣州展开调查，第二道《选拣民兵》的公文便很有针对性了：已知的地理情况是，山深林茂，利于叛军而不利于官军；已知的物资和武备情况是，财用耗竭，兵力脆寡；已知的传统战术是，情势缓和的时候，地方官府便无所作为，每到叛军猖獗的时候，地方官府便上奏朝廷，征调土兵、狼兵平叛。(4)
所谓土兵，是指湘西土家族地方武装，狼兵则是广西壮族的地方武装，两者不隶属军籍，由当地土司统管，战斗力远在官军之上，所以明代平叛、抗倭，每每要借助土兵、狼兵。但这些军队战斗力有多强，破坏力就有多大，以至于百姓畏惧土兵、狼兵远甚于畏惧叛军。有叛军向百姓打趣说：“你们被我们抢，就像被梳子梳了一遍；等土兵他们来了，你们就要被篦子篦上一遍了。”
所以，以土兵、狼兵平定叛乱，只有那些仅在意政权稳定而不管百姓死活的政府才做得出，这自然不是王守仁所能容忍的。而仅从技术层面来说，借助土兵、狼兵总需要借，远不如自己有兵用起来得心应手。然而明代卫所军籍经过多少代世系传承，要么有其籍而无其人，要么有其人而不堪用，所以当务之急便是打造一支精兵。《选拣民兵》详详细细地给出了选拔与操练的各项流程，但读者难免疑惑，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难道王守仁之前的官员竟然不曾想到吗？
六
一般而言，能在官场攫取实权位置的人未必是会做事的人，但绝对是会做官的人。
选兵平寇是一件很敏感的事，几乎必然会触犯皇家的忌讳，晚近的例子如曾国藩、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所遭遇的微妙处境是很为今天读者熟悉的。那么，叛乱的平定与否毕竟“只是”国事，个人要不要为此甘冒前程甚至身家性命的风险，这却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除了王守仁这样的人，谁愿意做这种无论输赢都会获罪的事呢？
醇儒自不会有这样的小人之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守仁在选拣民兵的同时迅速发出第三道公文——这是他的军事生涯史上极著名的一项措施，立十家牌法。我们从这份《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当中，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守仁：
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赡养小民。所限才力短浅，智虑不及；虽挟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今为此牌，似亦烦劳。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体此意。自今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体吾意，毋忽！
轮牌人每日仍将告谕省晓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县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头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轮日收掌，每日酉牌时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审：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处，干某事，某日当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从某处来，干某事；务要审问的确，乃通报各家知会。若事有可疑，即行报官。如或隐蔽，事发，十家同罪。各家牌式：
某县某坊民户某人。
某坊都里长某下，甲首军户则云，某所总旗小旗某下。匠户则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户则云，原籍某处，某里甲下，某色人，见作何生理，当某处差役，有寄庄田在本县某都，原买某人田，亲征保住人某某。若官户则云，某衙门，某官下，舍人，舍余。
若客户不报写庄田在牌者，日后来告有庄田，皆不准。不报写原籍里甲，即系来历不明，即须查究。
男子几丁
某：某项官，见任，致仕，在京听选，或在家。
某：某处生员，吏典。
某：治何生业，成丁，未成丁，或往何处经营。
某：见当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废疾。
某
某
某
见在家几丁。若人丁多者，牌许增阔，量添行格填写。
一、妇女几口。
一、门面屋几间：系自己屋，或典赁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系某处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开写浮票写帖，客去则揭票；无则云无。(5)
所谓十家牌法，严格来说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来自古老的保甲制度。出发点一言以蔽之，即“攘外必先安内”。这在“内部文件”《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里说得明白：“经探访得知，军民之家多有贪图小利为来历不明之人提供住宿的，甚至私通贼寇，为贼寇做内应的，这才是盗贼不靖的原因所在。所以平定盗贼，必须先解决这个内政问题，各个有关部门必须按照给定的十家牌的格式沿街逐巷挨次编排，限一个月内务必完成！”(6)
而在上面引述的那份在各个府县张榜通报的“公开文件”里，王守仁完全是另一种语气，先是以谦恭的姿态坦诚自己上任伊始虽有爱民之心，却无爱民之政，希望父老乡亲多多批评指教；继而谈到十家牌法，说这样做很有扰民之嫌，实在不好意思，毕竟本地百姓多有诗书礼义之家，怎能够如此当作刁民来防范，实在是不得已啊；最后还少不得一番勉励，说情非得已，希望大家多多体谅，今后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有矛盾要多忍让，不要动不动就打官司，让我们一起促成本地敦厚礼让的风气吧！
这些话至少多半是言不由衷的，可参照者除了《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之外，王守仁还在《告谕各府父老子弟》文中重提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文末终于直言不讳地说出“此邦之俗，争利健讼”，显然觉得他们并不比当初的庐陵百姓更良善。
对刁民不能行仁政，十家牌法以十家为一个户籍单位，以一块木牌写明十家的基本情况，由十家轮流执掌，每天酉时，即下午五点到七点这段时间，当天值日的人要拿着这个木牌到各家依次对照审查，审查还要依据每家单独的木牌，这块木牌上会写明非常具体的家庭情况。审查的具体内容：谁家今晚少了某个人，这人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事，什么时间回来；谁家今晚多了某个人，这人是谁，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的。核实清楚之后，值日的人还要负责把情况通报给各家知道，如果发现可疑人等，立即报官。倘若有隐瞒不报的，一旦事发，十家同罪。
是的，一家违令，十家同罪。
七
如果此时发出一句龙场的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倘若孔子、孟子处在这个处境，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颁布保甲、连坐的政策吗？
孟子其实很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换作康德的表述方式：“仁义也好，人命也好，都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为了所谓‘更大的善’而牺牲无辜者是不道德的。”
王守仁不熟悉康德，但肯定熟悉孟子，何况保甲、连坐在儒家视野里分明属于暴秦之苛政，是儒家的死对头商鞅搞出来的法家路线，儒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让十家互相监督，这会使儒家推崇的睦邻关系荡然无存，就算因此赢得一时的战争，而深深败坏了的世道人心百世都难以恢复。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可想而知会有如此这般的反对意见。
而反观法家经典，《商君书·说民》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奸民治民的理论：“邻里亲睦友善，这就会彼此遮掩过失，所以表彰良民只会对国家不利；而使民众彼此疏远、互相监督的话，他们越奸就对国家越有好处。”
法家治国，标榜的是编户齐民，全国百姓只是一盘散沙，彼此小心防范，只会揭发、检举而不会团结，全无凝聚力可言，这才最便于集权君主的统治。毛泽东有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散沙精神和麻将精神于是成为两千多年来最深刻的国民性。儒家的经典方针是修齐治平，以由己及人的感化力量为核心，表彰的是宗族聚居的亲善睦邻的生活方式。所以王守仁的十家牌法无论怎么看，都在和儒家唱反调，都在与法家名人中最为儒者所不取的商鞅站在同一条战线。
虽然自宋代以来儒家阵营里总是有王道和霸道的对垒，朱熹当时就迎战过事功一派的陈亮、叶适，即便是以富国强兵为主张的事功派儒家，所推崇的也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汉武帝、唐太宗，谁也不曾堕落到商鞅那里。王守仁在讲学过程中也屡屡提及王霸义利之辨，连事功派的霸道主张都不以为然，然而他真正做起事来竟然是纯正的法家路数，这真有一点匪夷所思了。
八
执行力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现代问题，所以智囊型的人才一般只宜做参谋，不宜做统帅。方案再好，落实不下去的话便只是一纸空文。
正德年间的明朝政府早已不是什么高效的官僚体系了，王守仁新政一出，各级有关部门有的是办法来敷衍。王守仁只好三令五申，《申谕十家牌法》苦口婆心地告谕下级：“近来访查，发现各处官吏大多将十家牌法视为虚文，不肯着实办理；本当依法查办，但恐怕大家还没理解我的用心，所以我把十家牌法的意义向大家重申一遍……”(7)
做官只消巴结上级，做事却永远都有千头万绪，时时处处都会遇到不尽如人意的烦恼。但认真总是有成效的，王守仁严加督办十家牌法，在相当程度上斩断了叛军的耳目。继而在十家牌法的基础上，王守仁专门针对农村情况推行了保甲制度：各乡推选保长一人，设鼓一面，有贼情则击鼓鸣警，保长统率各甲村民一齐捕盗。
但是，十家牌法也好，选拣民兵也好，一切措施都需要财政的支撑。面对种种额外的开销，钱从哪里来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情形很像今天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旁人看到的是颇有几分清高姿态的教育和科研成果，而校长、所长们最要紧的能力却不是学术能力，而是找钱的本领。钱是百善之源，无钱寸步难行。鲁褒《钱神论》早有名言：“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王守仁的财政难题是，倘若申请财政拨款，朝廷无钱可拨；倘若向百姓摊派，那就会将更多的良民推向反政府武装的阵营。可选的方案也许只剩下这一个：从商人身上来找这些钱。于是我们看到王守仁的身上再一次闪现出了商鞅的影子。
九
儒家和法家时时处处势同水火，但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共识的话，那一定就是重农抑商了。
明代实行食盐专卖，用计划经济的方式统辖着食盐的生产和销售。这是一项悠久的传统，对生活必需品的垄断式官营其实是一种隐蔽而高效的税收手段。《管子·海王》早已讲过，如果向每个人征税，税收成本太高，百姓怨气太重，但食盐专卖的获利百倍于税收，而且简单易行，每个人都无法逃避。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盐都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物资，政府永远都在努力垄断着盐的生产和分配。随着文明化的进程，盐的垄断渐渐向着盐税转化。所以英国1825年废除盐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废除盐税的国家，我们不难想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王守仁所处的时代，盐商进货和销售都需要得到政府审批，不但要申请销售许可证，还要严格遵循政府规划的销售范围，于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瓜分丰厚的盐税。这样一种模式，今天我们经常可以在欧美影视表现黑社会经营毒品的情节中看到。在毒品生意里，负责某个片区的黑社会“中层干部”不但会与邻近片区的同级干部对销售范围明争暗斗，还会以各种名目向帮派老大争取更高的分成比例。王守仁要做的正是同样的事情，就盐税和关税向朝廷上疏，争取更高的分成比例和更大的税收区划，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向商人加税。
少不得一番公文往来、讨价还价的工夫，而十家牌法同时也在执行，民兵也在紧锣密鼓地选拣和操练着，没时间去等待万事俱备了，王守仁必须尽早打一个胜仗，哪怕是个不大的胜仗。
王守仁太需要一个胜仗。只要有一场胜仗，向朝廷可以谈下来更好的条件，向下可以在久败成习的各级官吏中间竖立威信，只要两者兼备，就可以去追求更大的胜利。
战略方针明确：先易后难，速战速决。南安和赣州的叛军势力最盛，所以这场胜利要到相对弱小的漳南叛军那里去寻。于是，到任就职当月，王守仁便做起了用兵的筹划，移文三省兵备分进合击，这一仗的详细经过见王守仁写于是年五月初八日的《闽广捷音书》里，书中引述各路军将的战情汇报，读来很是跌宕起伏。
福建方面的军务负责人胡琏汇报，官军五千人从长富村开始与叛军交战，前后大战数合，斩杀叛军四百三十二人，俘虏一百四十六人，己方被杀的有老人许六、打手黄富璘等六名。
这里所谓“老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老人，而是明代一种特殊的职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居委会主任；所谓“打手”，也不是现代汉语里的意思，它原指临时性的民兵，后来转化为半职业化的营兵。所以，以严格的概念而论，这一次的战果最耐人寻味的是，官军无一伤亡，民兵阵亡六人，算上“老人”也不过七人，这是何等惊人的战斗力啊！
胡琏的汇报继续称，叛军余部逃到象湖山据守，福建、广东官军联合进剿，官军阵亡七人，民兵阵亡八人。象湖山地势凶险，历来官军到这里就束手无策。有人建议添调狼兵，等到秋冬时节会剿，但此时得到王守仁的指令，要军队做出犒军撤退的姿态，待叛军放松警惕时全力扑杀。我军依计而行，侦得叛军松懈，各职统领于二月十九日夜衔枚疾走，三路并进，直捣象湖山，鏖战直到第二天正午，此时奇兵从小路加入战场，叛军这才惊溃大败。我军乘胜追击，擒斩贼首黄猫狸等二百九十一人，俘虏一百三十三人，其间叛军坠崖而死者不可胜计，我方的人员损失是头目、打手一十四名。
这个结果仍然意味着官军无一伤亡，民兵阵亡十四人，就从夜间鏖战到下午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而言，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再一次令人惊叹！
次日早晨又有一场大战，叛军被擒斩一百六十三人，俘虏一百零六人，汇报当中没提官军和民兵的伤亡数字。依照前文的行文格式推测，这应该是一次零伤亡的战斗吧。
又据王铠等人汇报，叛军首领詹师富等人盘踞在可塘洞山寨，聚粮守险，易守难攻。己方军队分兵五路，连日攻打，生擒詹师富等人，继而追击余寇，擒斩二百三十五人，俘虏八十二人，己方人员伤亡是，老人胡文政被杀，乡夫叶永旺等五人受伤。
接下来还有各种汇报，大体上都是这种风格，恐怕不会有哪个心地纯真的读者不被大明官军、民兵的英勇和神武所感动的。王守仁最后有总结陈词，详细提到了象湖山失利后剿匪官军提出增调狼兵的动议：“这显然不是个好办法，等下去更会错失灭贼的时机，于是我当天便从赣州启程，亲自到前线指挥。詹师富等人恃险叛乱已近十年，这次在三个月内便告平定，这都要感谢朝廷的恩德和上级领导部署有方啊。以下将官功勋卓著，应予重赏……”(8)
这一仗确实胜了，但双方伤亡比例的惊人悬殊显然意味着惊人的水分。王守仁不会看不出，但胜利才是最要紧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还有更难对付的敌人等在前面，这些赤裸裸的浮夸索性就容忍了吧。
朝廷也不会在意这些浮夸之词，只要有了胜利，一切都好商量。
十
战争就像牌局，总有很多偶然因素，百战百胜只是传说，高手和庸才的差别总要从长线判断。高手也总会因为各种偶然因素而失利，但只要牌局够久，概率注定会将胜利的天平倾斜向高手一边。
象湖山、可塘洞之战，王守仁的战术其实有两手准备：叛军据险而守，倚仗地利而防范心不强，我军可以出其不意，由小道出奇兵，用邓艾破蜀之策；倘若叛军据险而持重，我军无隙可乘，那就该用赵充国破羌之策，减冗兵以节约战争成本，如此才能万全无失。
结果叛军不够持重，明军得以奇袭成功，设若事情向“赵充国破羌之策”发展，不能取得速战速决的战绩，不知道朝廷还有没有耐心给王守仁足够的支持。
出征途中，王守仁有诗说“莫倚贰师能出塞，极知充国善平羌”（《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显见他心中谋划的战略局面更倾向于后者。诗中“贰师”指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汉武帝伐大宛取名马，以一次次劳民伤财的“壮举”换取与成本远远不成比例的战果；赵充国也是西汉名将，晚年时平定羌乱，极言反对同僚求速胜的战略，以老成持重的姿态屯田固守，以外交和宣传策略对羌人分化瓦解，不战而屈人之兵。
结果是邓艾破蜀之策一战功成，这场马到成功式的胜利真的给王守仁接下来平定横水、桶冈、浰头的强敌带来太多的便利。此时的王守仁似乎进入了“时来天地皆同力”的运程，就连上天都会为他降下及时雨。
十一
早春时节，三月不雨。
王守仁当时驻军上杭，作为方面大员，祈雨是必做的事情。
天公倒也敷衍了一场小雨，及至王守仁获捷班师的时候，忽然大雨一连降了三日。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中，这充分证明了平叛事业是如何顺天应人。下级僚属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将祈雨所在的行台之堂题名为“时雨堂”，取“王师若时雨”的意思，请长官撰文为记。
历代官场皆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能读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这样的经典古文。尤其凡有建功，总要搞一个纪念与表彰意义兼具的建筑，然后写一点什么。历代文人官僚当中，苏轼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王守仁其实并没有那些文人情怀，只是不便推却下属的热情，草草写下一篇极具敷衍之能事的《时雨堂记》：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驻军上杭。旱甚，祷于行台；雨日夜，民以为未足。乃四月戊午班师，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楼以观，民大悦。有司请名行台之堂为“时雨”，且曰：“民苦于盗久，又重以旱，将谓靡遗。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适降，所谓‘王师若时雨’，今皆有焉。请以志其实。”呜呼！民惟稼穑，德惟雨，惟天阴骘，惟皇克宪，惟将士用命，去其螣蜮，惟乃有司实耨获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乐民之乐，亦不容于无纪也，巡抚都御史王守仁书。是日，参政陈策、佥事胡琏至，自班师。(9)
文章借下属之口道出这座时雨堂的缘起，继而谦虚一番，说农事和战事顺利都是因为皇帝圣明、将士用命、各级有关部门认真负责，自己不敢冒认功德，只是本着与民同乐之心秉笔以记其事。
王守仁虽然一向大谈天理，却对天命不甚以为然，这是很正统的醇儒态度。早在弘治十六年（1503年），关于祈雨，三十二岁的王守仁写过一篇《答佟太守求雨》，认认真真地讲出了自己的态度：
昨杨、李二丞来，备传尊教，且询致雨之术，不胜惭悚！今早谌节推辱临，复申前请，尤为恳至，令人益增惶惧。天道幽远，岂凡庸所能测识？然执事忧勤为民之意真切如是，仆亦何可以无一言之复！
孔子云：“丘之祷久矣。”盖君子之祷不在于对越祈祝之际，而在于日用操存之先。执事之治吾越，几年于此矣。凡所以为民祛患除弊兴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祷，而何俟于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泽未应者，岂别有所以致此者欤？古者岁旱，则为之主者减膳撤乐，省狱薄赋，修祀典，问疾苦，引咎赈乏，为民遍请于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责之文，有归诚请改之祷。盖《史记》所载汤以六事自责，《礼》谓“大雩，帝用盛乐”，《春秋》书“秋九月，大雩”，皆此类也。仆之所闻于古如是，未闻有所谓书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惟后世方术之士或时有之。然彼皆有高洁不污之操，特立坚忍之心。虽其所为不必合于中道，而亦有以异于寻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说而不见于经传，君子犹以为附会之谈；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于市井嚣顽，而欲望之以挥斥雷电，呼吸风雨之事，岂不难哉！仆谓执事且宜出斋于厅事，罢不急之务，开省过之门，洗简冤滞，禁抑奢繁，淬诚涤虑，痛自悔责，以为八邑之民请于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请者，听民间从便得自为之，但弗之禁而不专倚以为重轻。
夫以执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诚无愧于神明，而又临事省惕，躬帅僚属致恳乞诚，虽天道亢旱，亦自有数。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内，自宜有应。仆虽不肖，无以自别于凡民，使可以诚有致雨之术，亦安忍坐视民患而恬不知顾，乃劳执事之仆，仆岂无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内，仆亦将祷于南镇，以助执事之诚。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毋惑于邪说，毋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10)
因为王守仁一度修仙学佛，又筑室阳明洞，预卜外界的一举一动，难免传出几分“半仙”的名声，以至于地方官在苦于干旱的时候会连番派人向他请教祈雨的要领。王守仁引经据典，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君子之祷不在于对越祈祝之际，而在于日用操存之先”，意即君子的祈祷绝不像愚夫愚妇那样一遇到难题就烧香拜佛、画符念咒，而在于时时处处都心存诚敬。
文章继续说：“至于用书符咒水求雨，完全不见于经典，只有后世的方士才这么做，何况如今的那些方士大多是些市井无赖。您果真有求雨之心，不妨像经典所载那样，停掉不急之政，广开纳谏之门，昭雪冤案，禁止奢靡，然后再向山川神灵祷告。民间那些愚昧的求雨之法不妨听之任之，倒也不必强行禁止。”
那么，天与人是否真的各行其道呢？王守仁并不曾走到这般彻底的唯物论：“您平日里的修养、言行只要无愧于神明，又深怀戒惧之心，那么上天纵然降下旱灾，也自有其定数，只要您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十天半月的光景总能使上天感应而落雨的。我倘若真懂什么求雨秘术，哪会坐视百姓受灾而不救呢？我这两天也会诚心祈雨，以助您的诚意。您只要悉心为民祈求上苍，不被方士们的邪说蛊惑，收敛急功近利之心，那么，天道虽远，一定会为您的精诚所感动。”
王守仁毕竟还是相信天道的，只是怀着孔子“天道远，人道迩”的心思，尽人事以听天命，并不以为人可以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来影响天上的阴晴。
佟太守其实也不算全错，因为远在汉代，技术性的求雨当真属儒家的本分，董仲舒《春秋繁露》有相当篇幅都可以看作“求雨技术详解”。平民百姓更没有那么多的理性知识，眼睁睁看着和尚懂得求雨，道士懂得求雨，如果儒者不懂求雨的话，那真叫“百无一用是书生”了。而儒家神道设教，原本就有一套心怀善意的愚民纲领，儒家官员纵使心里有一万个不信，在百姓面前总要虚应故事，摆摆姿态。只不过时间久了，相当多的儒者也和愚夫愚妇一样对那些神道设教的把戏信以为真，这位佟太守正是其中一个典型。
综上，从这两篇求雨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王守仁虽然一再强调“立诚”，却绝不是程颐那种迂直的儒者，很清楚在哪些事情上应该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倒不能说是虚伪，毕竟孔子就是这样做并且这样教导的。
无论如何，祈雨则得雨，心情总是好的，何况原本就挟着胜利的愉悦。《时雨堂记》虽然只是虚应故事，《喜雨》三首七律却是发自性情的文字：
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觉光风转石萝。
顺水飞樯来买舶，绝江喧浪舞渔蓑。
片云东望怀梁国，五月南征想伏波。
长拟归耕犹未得，云门初伴渐无多。
辕门春尽犹多事，竹院空闲未得过。
特放小舟乘急浪，始闻幽碧出层萝。
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
莫谓可塘终据险，地形原不胜人和。
吹角峰头晓散军，横空万骑下氤氲。
前旌已带洗兵雨，飞鸟犹惊卷阵云。
南亩渐忻农事动，东山休共凯歌闻。
正思锋镝堪挥泪，一战功成未足云。(11)
少时梦想忽然涌上心头，“五月南征想伏波”，自己刚刚打完的这一仗难道不正有几分伏波将军马援当年南征的气势吗？看春雨牵动了农家的笑颜，凯旋的歌声仿佛也冲散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东山归隐的念头。这一仗也见得地利不如人和，而横水、桶冈、浰头那些叛军所倚仗的地利，难道比可塘洞还险要许多吗？
十二
求雨得雨，这种幸运也许可一而不可再。汀州、漳州雨水充沛，但与之接壤的虔州依旧在旱情里焦灼着。王守仁又有《祈雨》二首，情绪转而落入徒唤奈何的忧伤里了：
旬初一雨遍汀漳，将谓汀虔是接疆。
天意岂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凉。
月行今已虚缠毕，斗杓何曾解挹浆！
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见说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雾长阴阴。
我来偏遇一春旱，谁解挽回三日霖？
寇盗郴阳方出掠，干戈塞北还相寻。
忧民无计泪空堕，谢病几时归海浔？(12)
明明是二州接壤，却偏偏一雨一旱，仿佛天意也有所偏私似的。“天意岂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凉”，这一联虽写实而意在言外，是早已不求文藻之丽的王守仁的诗中罕见的佳句。“月行今已虚缠毕”，暗用《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依照上古的气象知识，月亮行经毕宿就该是大雨滂沱的时候，此夜天象正是这般，却无雨下，于是“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久久站在庭院里仰观天文，为虔州可以预见的农业歉收落下了怜悯的泪水。看来即便是王守仁本人，也没法把“知行合一”的道理推广到客观事物上去。
旱情毕竟不如匪患急切，当务之急是向朝廷申请更大的权力。
大约是象湖山、可塘洞之战使王守仁感到指挥军队远远称不上得心应手，一来他这个巡抚并没有对军事要务的决策权，二来明军纪律松散，令行禁止对他们来说只是兵书上的理论值罢了。
于是，是年五月，王守仁上奏一封洋洋数千言的《攻治盗贼二策疏》，在详细分析贼情之后，提出了两套备选方案。方案之一是顺应人心，人心都渴望大举夹攻叛军，以期一鼓成擒，永绝后患，那么依据兵法“十围五攻”之例，叛军有两万人，正面进攻就需要十万人，而动用十万军队不但日费千金，而且无论是粮草物资的转运还是狼兵、土兵的劫掠，都会严重妨害民生，这是国家和百姓都无法承受的。再者以如此规模用兵，叛军当中的强者或据险固守，或蹿入深山，再多的官军对此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斩获一些老弱胁从罢了。方案之二是希望陛下给他赏罚重权，使他可以便宜行事，不强求破敌的时限，如此则事无掣肘，可以伸缩自如、相机行事，逐个击破叛军，这就好比给小孩子拔牙，每天晃动一些，牙齿会在小孩子不知不觉间掉落，而第一种方案就算强硬地把牙齿拔掉，小孩子也会立毙当场的。(13)
对于第一套方案，王守仁特意提到，大举夹攻倘若失利，责任会由大家分摊，不失为最能顾全个人安危的办法，但为臣子者应当是国事为重，所以希望第二套方案能够获准。
这就是做官和做事的区别。以做官的原则，第一套方案最稳妥可靠，无论如何劳民伤财，总之全由皇帝和百姓埋单，就算打了败仗，自己也受不到多么严厉的处罚，何况一应相关人等都这么想，何必非要力排众议、挑一个自己担全责的劣等方案呢？
十三
九月，朝廷新的委任书下达赣州，给王守仁“提督军务”的权力，并发给兵部旗牌，准予便宜行事。这就意味着王守仁真正成为南、赣、汀、漳等地最高军政长官，执掌生杀大权，对文官武将不听号令者，“文职五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径自拿问发落”(14)。
来自朝廷的支持基本要归功于兵部尚书王琼。王琼当初擢拔历任闲职、毫无军事经验、只有讲学之名的王守仁，这是一种很大胆、很容易招致非议的举动，所以可想而知象湖山、可塘洞的捷报对王琼而言意味着什么。站在王琼的立场而言，既然已将赌注压在王守仁的身上，除非遇到太大的变故，否则就理应一往无前地把支持的戏份做足。成败利钝纵然不可逆，但这样做无论对国家、对个人都意味着最大的赢面。
《明实录》记载这一段经过，说王守仁之所以能够提督军务，都是因为巴结王琼，故此王守仁的捷报里每每将功劳专门归于王琼，全是一副阿谀奉承的嘴脸，而王琼对王守仁也不吝溢美之词，对后者的奏请一概批准，两个人这种狼狈为奸的嘴脸很令知情人鄙视。
《明实录》正是以这样的腔调一以贯之地描述王琼和王守仁的。王世贞《史乘考误》深究史源，辨析《武宗实录》的第一任总裁官是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与王琼矛盾很深，而王琼虽然阴险，偏偏慧眼识人，独任王守仁，故而王守仁前后平定盗贼与宸濠之乱，捷报奏疏全在颂扬兵部调度有方，对内阁只字不提，杨廷和等人早就切齿痛恨了，所以在编撰《武宗实录》的时候没少给王琼和王守仁抹黑。继任总裁官费宏是宁王朱宸濠的眼中钉，先是被排挤出朝廷，继而于王守仁抚绥之地深受宸濠之害，而在朝廷内外的群臣交相向朝廷上疏荐用费宏的时候，王守仁却一言不发，想来费宏很难释怀。至于以副总裁身份专任编撰之事的董玘，最有忮毒之名，内忌王守仁之功，外欲以媚杨廷和、费宏，所以才会撰此诬史。(15)
王世贞原心定罪，或许有点诛求过甚，尤其费宏为人刚直，还曾为王守仁撰有《阳明先生平浰头记》《移置阳明先生石刻记》《阳明王先生报功祠记》《田石平记》，字里行间不但赞颂王守仁的战功，也佩服王守仁的学术。但我们看《明实录》版的王守仁，当真是一副大奸大恶的嘴脸，若非后来有《明史》认认真真做了考证还原，后人也不知道会在历史的迷雾里迷失多久。但是，《明实录》的记载也当真透露出一则真相，即王守仁在前线的战功无不仰仗着王琼的鼎力支持，而王守仁在与核心权力层打交道的过程中只对王琼一个人用心。
王守仁得到王琼的赏识，真是一件祸福参半的事。王琼是一个相当干练的人，有能力，有手腕，而在那个荒诞的朝廷里，要想富有效率地实干，就注定没有寻常路可走。当时武宗宠信钱宁、江彬，王琼做到了任何一位正直的大臣都绝不会做的事，即深相结纳这两个奸佞小人，从此只要王琼的请求一经提出，很快就会得到皇帝的批准，而公文的一来一往全不经过内阁，使杨廷和又气又无奈。
如果不是武宗死得太突然，王琼注定还有大好的锦绣前程，很可能会成为张居正式的人物，但世事偏就这样白云苍狗，钱宁因为宸濠之乱被牵连倒台，江彬因为武宗的暴亡而失去了依靠，王琼也就注定名列奸党，遭到受屈已久的朝臣们的奋力清算。王守仁作为王琼一手提拔并鼎力扶持的爱将，命运的浮沉或多或少总要和这位老上级绑在一起。
站在王守仁的立场，对王琼的感激当然是真诚的，归功于王琼也是顺理成章的。他不会为了赢得内阁的好感就违心地称道后者的支持，何况仅仅从技术意义上说，那样做显然会惹王琼不快。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的本质就是派系，派系最看重的品质就是忠诚，这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在亿万年的进化史上被血与沙打磨出来的或许不那么光彩的天性。很少有人能够在不同派系间左右逢源，而那些不站队的逍遥派很难获得任何一个派系的支持，于是，貌似带有利他主义色彩的“忠诚”其实是对人类个体而言的一项生存优势，尽管它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你原本也无意开罪的敌人，但它也会给你带来最大限度的支持和保障。
十四
就在和朝廷讨价还价的同时，王守仁开始重新整编军队，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两伍为一队，四队为一哨，两哨为一营，三营为一阵，两阵为一军，实行逐级负责制，又重新设计兵符的形制与使用规范，以收整齐划一、如臂使指之效。同时他奏请朝廷，在新近平定的地区置县设防，以免将来贼势复起。
如此规模的改制整编，从管理的角度看确实是很高明的手段。说它高明，倒不在于这个新的组织结构本身。
任何一个机构，只要时间久了，内部关系都会盘根错节，严重影响管理效率。一个锐意有为的新任管理者注定会面临这个问题，但解决起来麻烦很大，牵一发而动全局，尤其是岗位调动、职务升降之类的事情，总会伴随着无边的怨言和谣言。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全部洗牌，重新来过，如此则一切人事问题都自然变成“对事不对人”了。
再者，虽然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兵不是一般的难养。人之常情，很难长时间一直保持紧张状态，机构也是如此，所以养兵不但耗时耗力，还往往越养便越涣散。我们看历朝历代“养兵千日”，越是承平日久，这一规律便体现得越是明显。商鞅曾经懵懂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提出的对策毫无道德操守：“国力一强就应该出去侵略。”（《商君书·去强》）儒家阵营里的王夫之意识到养兵的弊端，认为用兵的关键就在于利用好以下三点：
1. 士兵短时间内凝聚起来的士气。
2. 士兵对作战习以为常的心态。
3. 打仗则有利可图，不打仗则无利可图的形势。（《宋论》卷一）
我们看王守仁的做法完全暗合上述三点原则。
王守仁在前线积极备战，王琼则在后方积极为他免除一切后顾之忧。权力所在，总有人想要分一杯羹。既然王守仁有了提督军务的权力，江西的镇守太监毕真理所当然地提出监军的要求。面对这样一个“合理要求”，王琼提出了一个很中肯的反对意见：用兵最忌遥控；在南安、赣州一带用兵，却要事事去和远在南昌的镇守太监商议，这个仗就没法打了；只能说南昌有了危机时，南安、赣州可以派兵策应。
太监监军之事就这样在有惊无险中没了下文，接下来的一切就只看王守仁的手段了。
王守仁的策略是剿抚并用，先易后难。三大势力暂且放在一边，先从乐昌、龙川的各路叛军入手。为防浰头叛军乘间作乱，王守仁派人送去牛、酒、银、布，以示政府慰问。慰问总要有个名义，这正是宣传攻势得以施展的机会。这一回王守仁全用老百姓的语言，言谆谆，意切切，一副苦口婆心的态度：
本院巡抚是方，专以弭盗安民为职。莅任之始，即闻尔等积年流劫乡村，杀害良善，民之被害来告者，月无虚日。本欲即调大兵剿除尔等，随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军之日剿荡巢穴。后因漳寇即平，纪验斩获功次七千六百有余，审知当时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不觉惨然兴哀。因念尔等巢穴之内，亦岂无胁从之人。况闻尔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间固有识达事势，颇知义理者。自吾至此，未尝遣一人抚谕尔等，岂可遽尔兴师剪灭；是亦近于不教而杀，异日吾终有憾于心。故今特遣人告谕尔等，勿自谓兵力之强，更有兵力强者，勿自谓巢穴之险，更有巢穴险者，今皆悉已诛灭无存。尔等岂不闻见？
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尔等当初去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收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
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辈，吾今只与良民一概看待，尔等岂不闻知？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
呜呼！吾岂好杀尔等哉？尔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吾欲使吾民避尔，则田业被尔等所侵夺，已无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贿尔，则家资为尔等所掳掠，已无可贿之财；就使尔等今为我谋，亦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钱布匹，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通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告谕浰头巢贼》）(16)
这篇告谕不仅体现了王守仁的军政原则，也暗含阳明心学的学术要领，很值得我们重视。开宗明义是，巡抚一方，职责就是弭盗安民。言下之意是，兵和贼虽然势同水火，但那是兵的职责所在，彼此并没有私人恩怨，兵对贼并没有出于私人恩怨的偏见。
继而谈到之前平乱的体会：“斩获虽然有七千六百多人，却发现真正的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羽不过四千多人，其余的人都是被贼人胁迫罢了。由此想到你们这些山寨，恐怕也有不少人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胁迫参与的。还听说你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大家子弟，明是非，懂义理。我如果就这么带兵围剿过去，这就近乎孔子所批评的不教而诛了，所以我特地派人给你们讲讲道理。”
道理似乎相当浅易直白：“人人都耻于盗贼之名，人人都痛恨被盗贼劫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你们之所以做盗贼，之所以出门行抢，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想来或是被官府所迫，或是被大户所逼，一时行差踏错做了贼，后来便不敢回头了。那么，你们当初决意做贼的时候，是活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如今悔改的话，是死人寻活路，又担心什么呢？”
我们看儒家心学一脉，从陆九渊到王阳明，都有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做根基，事实上王守仁这里所讲的理，即便在当时的价值一元论的背景下看，也只是知识分子的理，而不是平民百姓的理。
王守仁试图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说服叛乱分子，然而这样的一种道德原则完全是理性反思的结果，并非出于人性的自然，换言之，在人的天性里，并不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相反，出于天性的一面正如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或者是它的意大利谚语版“只要有机会，人人都会做贼”。一个人不知要经过多少自觉或不自觉的道德教育，才有可能内化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操守。所谓活人求死路、死人求活路之类的说法更没道理，明朝开国岂不正是从“活人求死路”上来的，只不过覆雨翻云、成王败寇罢了。
王守仁如此剖白，甚至说出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我们这些做官的人难道真的残忍好杀吗？无故杀一只鸡都不忍心，何况杀人！轻易杀人的话，冥冥之中自有报应，祸及子孙，真是何苦来哉？！”
倘若这样的冥报真的存在，王华一家四子多年不育不知道意味着什么；王守仁后来真的有一场子孙之难，难不成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报应？事实上王守仁正式认准儒学之后，花费过太多的唇舌来辩驳佛道之非，善恶冥报更属于愚夫愚妇间流行的佛教知识，王守仁更不会以为然，也许立诚之道能够容许这些善意的谎言吧。
王守仁接下来说：“我处心积虑想给你们找到一条活路，但你们如果冥顽不化，那就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了。你们虽然堕入恶途，但也和良民一样都是朝廷赤子。这就好比一对父母生了十个孩子，其中有八人为善，二人悖逆，这二人要杀那八个兄弟，父母只能杀掉这两个悖逆的孩子来保全其他的孩子。并非父母真有杀心，只是事非得已。倘若那两个悖逆的孩子改邪归正，父母欢喜还来不及呢。”
上面这套道理正是标准的父母官思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彼此是由亲情维系着的。当初先秦儒家之所以有这种理论，是因为宗法社会确是这样的实情，统治者往往身兼父家长的角色，或者说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但宗法社会解体之后，宗法社会诞生的政治思想依然沿袭下来，人们乐于相信这种温情脉脉的政治哲学，但真的应用起来注定会有圆凿方枘的龃龉感。
无论皇帝对待百姓还是地方官对待百姓，哪会有半点父子亲情？帝王将相或“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或“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原君》），倘若拿掉道德的眼镜，会发现这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即便彼此真有父子血缘，倘若一对父母生下几百几千万的儿女，想来也会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当作陌生人看待的。
“小人喻于利”，王守仁便真的喻之以利：“听说你们辛苦做贼，日子竟然过得相当拮据，与其如此，何不将做贼的辛苦精力用在务农或经商上呢？只要你们改邪归正，我一定既往不咎，你们看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这些例子，如今我将他们都当作良民看待。但你们如果还是要做贼的话，那就别怪我手段毒辣了。我将南调两广的狼兵，西调湖湘的土兵，亲率大军围攻你们的巢穴，一年不成就两年，两年不成就三年，你们这点财力难道能耗得过我背后的国家财力吗？我如今良言相劝，如果你们执意辜负我这番心意，我也就只有挥起屠刀了。想到这里，不觉泪下。”
这些话应当也算作本着立诚之心的善意的谎言吧，但想来也有故布疑阵的意思在。公开告谕的这些战术方针完全是朝廷以往的平乱手段，所以既容易取信于叛军，也容易瞒天过海，使出奇兵。当然，千言万语也是为了说服自己，使自己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去镇压和屠杀这些曾经的“朝廷赤子”，倘若在生死搏杀中心存半点不忍，有了半点犹豫，都会把自己抛向败亡之道的。
《年谱》记载，这份用心良苦的告谕使人得以想见“虞廷干羽之化”——这是儒家很推崇的仁者之战，圣王虞舜举着盾牌和大斧表演了一场舞蹈，穷凶极恶的苗人部落便甘心归顺了。李白有诗“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这种古老的道德感化力量才是最值得称道的兵法。
于是，叛军首领黄金巢、卢珂等人率部来降，应时应景地扮演了三苗的角色，表示愿效死力以报答王守仁的仁德。卢珂是个关键人物，下文还将有他的重要戏码。
十五
因功行赏，朝廷就象湖山、可塘洞等处的捷报下达表彰，给王守仁升俸一级，赏赐白银二十两与纻丝二表里。王守仁上表谢恩，照例要说全部功劳都是朝廷、兵部、诸将、士卒努力的结果，自己不过申严号令、敷部督促而已。如此种种都是谢恩的套话，但接下来讲出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尽管自己担当不起朝廷的赏赐，但有必要照单全收，这是因为自己之前就向朝廷申明过赏罚的力度与及时性对于作战是何等重要，自己因微劳受赏便足以激励将士，这正与古人千金市马骨的道理一样。（《升赏谢恩疏》）(17)
管理一个庞大的团队，确实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赏罚严明，这是先秦法家一再强调的事情。是的，这完全不是儒家的思路，儒家对逃兵都可以网开一面，只要这个逃兵有孝道之类的理由。
这倒不能简单说儒家迂腐或法家冷酷，两者实在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封建制下，战争原本是贵族阶层的事情，贵族在意荣誉胜于赏罚，战国以降，战争变成了平民百姓的事情，动辄发生几十万人的战事。那么，即便本着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路，这时候的军政原则也确实应当以赏罚为圭臬了。
秦国当时对赏罚制度执行得最有力，所以最后可以“六王毕，四海一”。王守仁此刻面临的情形与战国无二，以首级计功正是源于秦国法家式的暴政，然而现实是缺乏高贵色彩的，军队的斗志远不是只靠荣誉感和责任心就可以激发起来的，只有严明和及时的赏罚才能触动那些披着军装的市井小民。
十六
王守仁虽然向朝廷申报，希望能够相机行事，不被责以克敌之期，但形势总不等人。叛军大修战备，积极做着攻州克府的谋划，出兵平叛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当时巡抚都御史秦金（《年谱》误作陈金）提出三省会兵夹攻的方案，很快获得了朝廷的批准。倘使执行这样的战略，王守仁便不是指导全局的统帅，而仅仅是三名平级的负责人之一。
王守仁不看好这样的安排，因为站在南赣的角度，倘若径直进军，与其他两省夹攻桶冈，势必遭到横水、左溪叛军的严重威胁，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因势利导，当叛军以为三省军队当真要夹攻桶冈，并且将在十一月会师的时候，注意力一定会被转移过去，而南赣军队出其不意，先攻横水、左溪，然后挟战胜之威以临桶冈，破竹之势沛莫能御。
王守仁果然就这样“便宜行事”了，分派辖下知府、知县、守备等人各自统兵就位，于十月初七夜各哨齐发，同时派出探子，四路侦察敌情。横水叛军果然措手不及，在一片忙乱鼓噪中各据险要，在滚木礌石的保佑下等待着官军攻山。
在王守仁的战报里，虽然着力形容了横水叛军措手不及的窘态，但也道出当时的形势是“贼已据险，势未可近”。换言之，叛军确实措手不及，但在回防时展现出惊人的效率，结果有惊无险，平安渡过一劫，而官军很可能也像以往一样在山下僵持一些时日，最后悻悻退兵，打出招抚的旗号来保全一点面子。
王守仁绝不能容忍这样的结果，他再一次针对对方的心理做出部署：大军伐木立栅，开挖壕沟，营建瞭望哨所，摆出一副僵持的姿态，而在夜晚派出两支四百人的奇兵，带着旗帜、火铳、钩镰之类的东西，从山间小道攀登山崖绝壁，占据远近山头；待就位之后，尽可能多地竖起茅草垛子，只等第二天大军攻到险要处便鸣炮点火相应。
第二天一早，王守仁督兵前进，叛军照例据险迎战，而就在这个时候，远近山头炮声如雷，烟焰四起，王守仁立即挥师强攻。倘若叛军能够有几分钟反应时间的话，应该会看出那些有炮声和烟焰的山头其实并不是自家据点，从那些地方也攻不进自家的营寨，但仓促之间哪还有这份冷静，只以为大势已去，纷纷弃险溃逃，一败便不可收拾。
冷兵器时代作战，士气往往对胜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兵法的具体内容虽然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往往都围绕着“士气”二字，要么是激励己方的士气，要么是瓦解敌人的士气。士气的感染力蔓延得比瘟疫还快，往往一队争先便队队争先，一队溃逃便全军溃逃，而军队的人数越多，溃逃起来便越是无法挽回。历史上众寡悬殊却以少胜多的战役，败的那方大多都是因为局部的溃败引发了整体的溃败。
王守仁打了一场很好的心理战，片刻之间便瓦解了对手的士气，胜败立时便见分晓，接下来的事情无非是巩固并扩大战果罢了。如此一鼓作气，一举荡平横水、左溪诸寨，叛军首领谢志珊等人带着残部投奔桶冈的蓝天凤去了。
十七
横水已定，下一个目标便是桶冈。
官军还从未打过这样的胜仗，忽然间扬眉吐气，于是纷纷请战，要乘胜再下桶冈。
士气不可沮，这是兵法的一大要领，但事情总不可一概而论。当初宋太宗初克北汉，军心汹汹要乘胜夺回幽云十六州，结果遭到了丧师辱国的惨败。王守仁这一回便偏要沮一沮士气，下令军队驻扎在桶冈附近，休兵养锐，暂时就不打仗了。
王守仁有自己一番考虑：桶冈天险，四面是万仞绝壁，中间是百余里的盘山小道，山高谷深，物产丰富，实实在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进山只有五个入口，而所有这五个入口都是悬在绝壁上的栈道，叛军只要在山崖顶上随便扔扔石头就足以阻挡大队官军，连兵器都用不着。虽然另有一条稍稍平直的通路，但那条路深入湖广，太过迂回，而湖广军队原本就要从那里进去，难道南赣的军队也绕过去走同一条路不成？况且如今横水、左溪的残敌都已经逃进了桶冈，同难合势，一定会奋力死守。我军如果在这个时候长途奔袭，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不如就近修养整顿，先派人进山晓谕利害，叛军一定会畏惧请服，即便还有冥顽不灵的人，也难免瞻前顾后，心怀犹豫。我们趁这时候发动奇袭，这才有机会得手。
王守仁要把心理战进行到底。一代心学宗师，丰功伟绩全靠诈术取得，心地单纯的读者总会对此有所纠结吧？而那些以王守仁为成功学导师的读者，不知道能否从《传习录》里学到这些诡谲的实战本领。
王守仁计议已定，派出几名投诚反正的叛军成员去往桶冈，告知蓝天凤等人，官军将在十一月初一的早晨在五个入口之一的锁匙龙受降。三个人的一席话，果然瓦解了桶冈叛军的士气。谢志珊决意要战，蓝天凤却很有几分动摇，俩人心不能往一处想，气力也就耗费在辩论上了。
十月三十日夜，王守仁调度军队，在夜幕掩护下分别埋伏在桶冈的五个入口处。第二天一早，前夜的大雨未停，蓝天凤正在锁匙龙主持会议，还在为是战是和的问题争执不下，突然间五处兵起，冒雨疾登。叛军全未想到原定的受降时间竟然是总攻时间，一瞬间措手不及便失去了御敌的先机，官军连克桶冈诸寨。
这一天也正是湖广军队原定的会剿之日，王守仁听说湖广土兵将至，当下分兵驻防各地，一来巩固战果，二来为湖广土兵供应粮饷，三来防备叛军残余，最后和湖广军队联手会剿，及至十二月上旬，桶冈诸寨一应荡平，总计擒斩自蓝天凤、谢志珊以下从贼三千一百六十八人，俘虏二千三百三十六人。
横水、桶冈的平叛经过，王守仁在上报朝廷的《横水桶冈捷音疏》里有不厌其烦的记载，洋洋万言。(18)而有一则不便写在奏疏里的轶事被《年谱》记录在案：谢志珊被擒之后，王守仁对他有过一番审问，一个与贼情无关但很令王守仁好奇的问题是：“你何以能招致这么多的同党？”谢志珊答道：“这事并不容易。我平生见到世上好汉，绝不轻易放过，一定会想尽办法和他们结交，要么纵酒言欢，要么助其急难，等人家被我的诚意感动之后，我再以实情相告，便没有不答应入伙的。”王守仁深有所感，退堂之后对门人说：“我们儒者一生求朋友之益，难道不正该如此吗？”
《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揭示过这个真相：“成功的强盗和成功的儒者具有相同的素质和行为准则，只不过目标方向的差异使他们判然两途。”以今天的知识来看，非凡的说服力以及操控他人的手段往往既为政界、商界的杰出领袖所具备，亦为变态杀人狂所具备。只要我们摘下道德眼镜，理解这样的现象便轻而易举，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这些都是“成功者”的必备素质。
十八
班师至南康的时候，百姓沿途顶香拜迎。王守仁所经过的州、县、隘、所，无不为这位荡寇英雄建立生祠，偏远乡村的百姓则将王守仁的画像供上祖宗祠堂。那些将叛军一概称为“义军”、将平叛一概称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当代明史著作，或多或少总要回避这样的史料。
横水、桶冈既平，便只剩下浰头的匪患了。
事实上，浰头叛军首领池仲容早已经向王守仁递出了橄榄枝，派弟弟池仲安带着老弱病残两百余人随营报效，为桶冈之战摇旗呐喊。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池仲容不但是所有匪首里势力最强的一个，也是最奸诈的一个。当然，如果用中性词语表述的话，“奸诈”应当替换为“审慎”。当初在王守仁派人慰问并招抚的时候，黄金巢、卢珂率部相应，池仲容却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其可以成立：“我们做贼这么多年，官府招抚这么多次，一份告谕怎可以当真呢？先看看黄金巢他们的动向吧，等确认他们平安无事，我们再投降也不迟。”
黄金巢、卢珂确实平安无事，但池仲容还是不肯投降。
正是以往的作战经验培养出他的雄厚信心：明政府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无非是土兵、狼兵，但调动土兵、狼兵总需要半年光景，而自己到时候只消躲避一个月就足够把土兵、狼兵熬走。所以，之前两度各省联兵围剿，池仲容始终安然无恙。这次虽然见到王守仁攻山破寨的手段，但他自己总还不失周旋的伎俩。派池仲安带人投诚，既是缓兵之计，又可以试探王守仁的态度，亦相当于在明军心腹安插了间谍，王守仁单是防范这些人就要手忙脚乱。
站在王守仁的角度，池仲安带来的这两百多老弱病残确实很添麻烦。倘若是常规情形下的收编，要么打发这些人各自回家种田，要么让他们去当炮灰，冲锋陷阵在最前线，要么将他们彻底拆散，分别安置到其他军事单位，但当时情形显然不容许这样做。
王守仁必须使他们维持在原有的整编状态，这毕竟是给池仲容发出的诚意信号，继而也只能不动声色地将他们支派到远地，再暗中安排其他部队严加监视。这是一场以诈对诈的交手，输赢生死取决于谁的诈术更高明、谁的心肠更狠辣。
十九
当桶冈平定的消息传到浰头，池仲容真正开始紧张起来，暗中加强战备，深沟固守，之所以要暗中进行，是因为自己已经向王守仁表达了向善的“诚意”，总不好堂而皇之地摆出防范姿态。
王守仁也不去撕破脸面，只是以绵里藏针的手段再派人去送慰问品。池仲容总不好将送礼的人拒之门外，当下随机应变，推说卢珂等人和自己有深仇，他们既有了官府做靠山，正准备兴兵来浰头寻仇，自己不得不防。
王守仁将计就计，移文狠狠申饬了卢珂，甚至派遣官兵伐木开道，做出讨伐卢珂的准备，而卢珂兄弟此时赶到赣州，向王守仁报告浰头情势，一场苦肉计就这样上演了：公堂之上，王守仁假作愤怒，历数卢珂挑拨离间、擅自备兵寻仇的罪状，对他施以杖刑之后收监系狱，同时部署官军，准备尽斩卢珂属下。
当然，一切都是演给池仲容看的，王守仁阴纵卢珂之弟回营备战，继而安排城里张灯结彩，打造一派多年未有的太平盛世的热闹光景。而池仲容能否入彀，还要看新一轮慰问使的表演。
使者带着新年的历书再去浰头招抚——历书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东西，用谁的历法就相当于承认谁的统治地位。往往前朝遗民不肯奉新朝正朔，以此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表态。叛军如果有了政治抱负，往往颁布新的年号和历书，标榜独立政权的地位。当时浰头反叛，已经照猫画虎地搞出了自己的一套政府班底，俨然一副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姿态，所以接受明朝的历书就有退让的意思在，而王守仁派人来送历书也是一种示好和有心招抚的暗示。
这一件件事都在给池仲容的戒心卸防，当使者顺理成章地提出要他进城答谢的要求时，他便真的离开山寨，进城去见王守仁了。
池仲容精心挑选了九十三名悍匪一同启程，抵达赣州之后，将众人安置在城外教场，只带几名贴身护卫进城。这真是惊人的举动，那么，究竟该怎样解读池仲容发出的信号呢？倘若横水、桶冈未平，池仲容当然可以有这样的胆色，因为王守仁一旦对他不利，只会坚定横水、桶冈各路叛军的固守之心，但此时此刻三大叛军只剩下浰头一支，王守仁要杀他的话不必有任何顾虑，更何况他的兄弟已经在王守仁的手上。
也许池仲容真的动了投诚的念头，特地以这样的行为表达十足的诚意以及对王守仁十足的信任；也许他笃定王守仁不敢贸然下手，因为一旦杀了他，官军便再没法攻克浰头；也许他就是艺高人胆大，不很将王守仁放在眼里……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我们都已经无从知晓了。
站在王守仁的角度来看，这倒真是擒斩池仲容最好的时机。匪首或多或少都有马克思·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型人格，凭着个人魅力不断吸引着追随者和拥戴者们，所以只要失去领袖，部众就会迅速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境，要么堕落为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要么会有几名骨干分子借机争夺头把交椅，于是或火并，或分裂。这是历史一再为我们展现的人类行为模式，王守仁不可能不知道。
王守仁的反应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只是笑脸相迎，对池仲容说：“你等如今都是改过自新的良民，怎么不一起进城呢，难道对我还有所怀疑不成？”池仲容惶然听命，显然有些意外，但他被引到祥符宫临时住所之后，见那里屋宇整洁，不禁喜出望外，最后一点戒心就此打消殆尽。
似乎此时此刻王守仁并未真的决意要杀池仲容，但等池仲容一行人住进祥符宫后，舆论的压力便骤然而至了。这些二十年来杀人越货的强盗竟然变成了官府的贵客，大摇大摆在赣州城里游逛，在热火朝天迎新年的气氛里“与民同乐”，这深深伤害了赣州百姓的感情，而被派去祥符宫向这些悍匪教授礼仪的人也发来负面的反馈，这一切终于坚定了王守仁的杀意。
于是，池仲容两番辞归都被王守仁设计拖延。正月初二，王守仁派人在祥符宫里杀猪宰羊，筹备第二天的盛宴，而就在当夜，一众甲士忽然掩杀进来，一直杀到天明，池仲容和他那九十三名护卫无一得脱。
这是一场不甚光彩的屠杀，王守仁当日无法下箸，晕眩呕吐，为自己终不能感化这些悍匪而深深懊恼。
以上是《年谱》的说法，而据王守仁在《浰头捷音疏》里自己的说辞，一切疑兵、缓兵之计并非为了感化悍匪，而是为了等待兵马就位。当正月初三兵马就位之后，王守仁在赣州府衙设宴款待池仲容一干人等，出伏兵尽擒其党，然后经过审讯程序，待案犯一一服罪之后，再将其收押入狱。正月初七，各哨并进，至三月初八彻底荡平浰头各寨。(19)
哪个版本更加真实可信，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依常理讲，王守仁荡寇虽极尽诡诈之能事，上表自述总不会欺君，至于以忠厚见称的钱德洪是如何访得祥符宫的往事载于《年谱》，据说是得自王守仁的重要谋士龙光的回忆，言之凿凿。当然，如果池仲容能写出一部回忆录的话，事情也许又会有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版。
而在情感上，仅仅在情感上，今天的读者更愿意接受哪个版本呢——无论怀着毫无保留的心抑或勉为其难的态度？如果我们依循《传习录》的教诲，依循王守仁一切讲学当中的教诲，当我们处在类似境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断呢？乔治·奥威尔有一篇评议圣雄甘地的文章，开篇便提到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他参与了政治而损害了自己的原则呢，因为政治的本质决定不能脱离胁迫和欺诈。”
或许甘地在“立诚”的原则上做得比王守仁好，尽管他从不知道这个儒家概念。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他“至少有三次宁愿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死掉，也不愿意按照医生的处方让他们进食动物食品。不错，死亡并没有像当初害怕的那样发生，并且甘地——你可以猜想，大概来自对立面的强大道义压力下——总是让病人自己选择，是否以犯下罪过为代价延长生命。但是，如果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的话，他仍旧不会进食动物食品，不论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他说，在我们为了要活命而采取的行动中，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就甘地这一道德原则本身来说，换言之，当它以一种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在情在理，为求活命当然不能不择手段，譬如我们不应该为了活命而吃掉自己的亲人。问题仅仅在于，甘地所谓“一定的限度”比我们普通人为自己所设的限度要严苛很多。
1938年，甘地就纳粹德国所发生的灭犹事件发表看法，他对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相当惊人却在他的价值观里一以贯之的策略：“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就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注意’。”战后他为自己辩护说，反正犹太人要被杀死，不如死得有意义。……甘地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你如果自己不准备杀人，那么你必须经常准备有人会以其他某种方式丢命。1942年他号召对日军入侵实行非暴力抵抗时，他承认这可能会造成好几百万人死亡。（《甘地随想录》）
所谓有识之士，顾名思义，总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见解，不会泯然于众，或者说，不会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接受，甚至在未来的很多个时代都不被接受。他们要想活得舒服一些，就必须拿出“乡愿”精神，至少表面上对主流价值观表示出真诚的认同。
倘若王守仁熟识甘地的话，至少会赞赏他的“狂者胸次”。而甘地这般一以贯之的对原则的坚守，“虽千万人吾往矣”，无论如何都要算是“立诚”与“知行合一”的典范了。
倘使甘地换在王守仁的位置，一定比后者更少纠结，或者说心安的程度一定更高；甘地一生也过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日子，只不过他所理解的天理不同于朱熹与王守仁所理解的罢了。
(1) 见《全集》，第329-330页。
(2) 见《全集》，第330-331页。
(3) 见《全集》，第583-585页。
(4) 见《全集》，第585-586页。
(5) 见《全集》，第587-589页。
(6) 见《全集》，第589-590页。
(7) 见《全集》，第675-676页。
(8) 见《全集》，第335-340页。
(9) 见《全集》，第994页。
(10) 见《全集》，第881-882页。
(11) 见《全集》，第821-822页。
(12) 见《全集》，第822页。
(13) 见《全集》，第345-350页。
(14) 见《全集》，第380页。
(15) 见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485页。
(16) 见《全集》，第622-625页。
(17) 见《全集》，第374-375页。
(18) 见《全集》，第375-388页。
(19) 见《全集》，第394-407页。
一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时年四十五岁的王守仁意外获得升迁：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
巡抚原是临时性职位，顾名思义，即中央派遣专员到地方巡察政务、抚慰子民，而临时性机构往往会变为常设机构，这是全球政坛的一大通则。巡抚最终未能破例，转变为省级最高军政长官。巡抚例挂都察院衔，左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对王守仁来说名义上相当于平级调动，然而从南京政府的礼部闲职转任为手握大权的省级最高军政长官，不得不说是仕途上的一大飞跃。
所谓南、赣、汀、漳等处，是指江西南安府、江西赣州府、福建汀州府、福建漳州府以及广东、湖广若干府县。在这片跨州连省的广袤地界，多年来巨寇横行，官军的征剿每每只收劳民伤财之功，反而使叛军的势力越发壮大了。所以朝廷当务之急是要选拔军事人才平定匪患，这是兵部要大伤脑筋的事情。
明代实行卫所制度，武官世袭，及至正德年间早已名将凋零，而内忧外患丝毫不见减弱。武宗皇帝将全部的尚武精神都用在了玩乐上，江彬以武邀宠，将边防劲卒调入北京，陪皇帝在排兵布阵、往来冲杀的游戏中取乐，谁都没空操心真实世界里的战争。
一切治国平天下的事情就只看朝廷大员的自觉性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缘故，当兵部尚书王琼想到南安、赣州一带的匪患时，竟然会推举从未有过领兵经验、只以讲学出名的王守仁这一介文人。尽管王守仁少年时代有过一段任侠岁月，青年时候又很有兵法上的热情，但纸上谈兵的文人从来都不罕见，怎知道他不是又一个赵括呢？
所谓“特达而相知者，千载之一遇也；招贤而处友者，众士之常路也”，当然，事后所有人都会赞叹王琼有知人之明，更会从他那烜赫而低调的仕途履历看出他是一个有眼光、有胆识的人，自然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人才选拔上有这等非凡的举措。
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永远不得而知，设若我们站在王守仁至亲好友的角度，很可能会以为这是朝中有人想借刀杀人，置王守仁于死地，正如汉武帝将自己不喜欢的人派去镇守边陲防范匈奴一样。
而站在醇儒的角度，可以将王琼的知人善任看作王守仁“立诚”的结果。孟子有言，不得到上级的信任是不能够把百姓治理好的，而得不到朋友的信任便得不到上级的信任，要取得朋友的信任就必须先得到父母的欢心，要得到父母的欢心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要有诚意就必须先明白什么是善。所以说“诚”是天之道，“思诚”是人之道。至诚一定会感动人，不诚便不可能感动人。（《孟子·离娄上》）
简言之，一个人必须由立诚出发，才可以一步步取得上级的信任。从这个逻辑上看，“风云际会”与否不该找客观原因，而要找主观原因。譬如岳飞没能直捣黄龙，是立诚不足、没能取得宋高宗信任的结果，而王守仁之所以得到王琼的绝对信任和支持，都是靠自己立诚挣来的。
上述逻辑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样荒唐，岳飞确实做过很多足够使宋高宗猜忌的事情。
二
儒家传统，凡有升迁，当事人要例行推辞，继而推辞被例行拒绝，如此者三番五次，当事人这才“勉为其难”地就任新官。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月，王守仁递交《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希望获准以南京鸿胪寺卿的旧职致仕还乡，理由有二：
1. 体弱多病，不能胜任。
2. 祖母年迈，尽孝无时。(1)
官场惯例，辞呈到底是敷衍故事还是真心实意，一般由篇幅决定。当年李密《陈情表》也是以奉养祖母为名谢绝任命，但写得词真意切、连篇累牍，使惯于强人所难的司马氏王朝不得不对他网开一面，而王守仁只写了四五百字，不免使人怀疑他其实很想接受巡抚任命，在多年的投闲置散之后抓住这个难得的治国平天下的机会。
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的《谢恩疏》来看，当时南安诸地贼情汹涌，官员以托病辞职为先，不敢踏进这片是非之地，朝廷则言简意赅地摆出了强硬态度：负责任必须立即上任，不得辞避迟误。几道圣旨，全是一副赶鸭子上架的姿态。(2)
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月，王守仁决计赴任，先回余姚归省，毕竟这一别之后很可能再没机会见到祖母了。当时有同乡好友王思舆对季本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季本追问缘由，王思舆说：“我触他不动啊！”
这位王思舆，正是前文提到的携三名好友造访阳明洞，被王守仁准确地预卜了行程，派出僮仆前往迎接的那个人。想来在他的眼里，王守仁或多或少都有些民间传说里诸葛亮、刘伯温的影子。他这番预言倒也有几分理性基础：对一个素来体弱多病的人，如今推他一下，他却纹丝不动，只能解释为他心志坚定、信心十足。当然，以小人之心揣度，事情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王思舆仗着同乡旧识的身份，究竟敢用多大的力气去推这位手握实权的四品高官呢？
我们倒也不必当真，毕竟总有人做出各种或正或反的预言，而当事情有了结果之后，与结果不符的预言自然会被淘汰。事情每每如此，正是人们天然的心理机制决定了史书的书写方式，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三
赴任伊始，王守仁便在途中遇到了一次惊险。
那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走水路，沿赣江至江西万安，忽然遇到数百流贼沿途劫掠，商船不敢前行。官船是进是退，瞬间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决的棘手问题。
万安素以民风剽悍著称，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很可能有惊人的战斗力。家族旧事仿佛重演：洪武年间，王守仁的曾祖王纲被水寇截舟罗拜，硬逼这位朝廷专员入伙，王纲只是骂不绝声，落到求仁得仁的结果。其子王彦达羊革裹尸，千里迢迢归葬禾山，王守仁有案可查的家族史正是由此开始的。
王守仁所要应对的局面，无论如何都比曾祖王纲当时更有几分优势。虽然眼见得是一场寡不敌众的遭遇战，但自己这边在情报上先了一步，因此便有了以智计取胜的机会。在此之前，学者身份的王守仁再三教人“立诚”，但局势变了，“兵者，诡道也”，行军作战总是要靠“阴谋诡计”的。
以最传统、最严苛的儒家标准来看，战争非但不是诡道，反而是正大光明的荣誉之道。这是仅属于封建社会的传统，当时武士阶层属于贵族阶层，战争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贵族的打法受到一系列荣誉标准的约束，受到鼓励的是面对面公平交手、追杀时不为已甚的分寸感，以及种种在后人看来迂腐至极的东西。欧洲所谓的骑士精神，日本所谓的武士道，都是一样的。
而当礼崩乐坏、封建社会解体，荣誉迅速让位于功利，平民阶层迅速蹿升，战争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用商鞅的话说，“事兴敌所羞为，利”，即战争是一项搏下限的事业，赢家属于最没节操的那一方。（《商君书·去强》）这种时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仍然抱持着传统骑士精神的贵族们一个个成为骑士精神的殉葬品。
在广为人知的例子里，曹刿论战的故事将曹刿塑造成一个擅于权变的军事天才，殊不知他所拟定的战术在当时而言仅仅意味着率先破坏了骑士精神的战争传统。还有那位宋襄公，他那古老贵族式的战争原则后来被毛泽东讥讽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战国以降，集权制取代封建制，骑士精神再难寻到一点影踪了，诡诈成为兵法的第一准则。在王守仁的时代，几乎凡言兵者皆以诡诈为先。是的，时代变了，社会格局变了，主流观念变了，即便是以“立诚”为准则且对古老的儒家精神满怀真挚的王守仁，也会天然地以诡道用兵而不觉得这有任何的不妥。
四
有人数上的劣势，有情报上的先机，王守仁当即调遣商船排列阵势，扬旗鸣鼓，伪装成官军水师荡寇平叛的作战姿态，直冲流贼阵营。数百流贼猝不及防，一下子慌了手脚，纷纷在岸边拜服，高呼自己只是受饥荒所迫的流民，不敢作乱，只企求官府赈济。
这些话即便只是权宜脱困的手段，王守仁此时此刻也只能顺水推舟，以假为真。他将空城计唱到极致，施施然泊岸下船，遣人宣谕贼众，数百流贼竟这样恐惧散归。于是是年正月十六日，王守仁顺利抵达赣州，正式开府办公。
万安的遭遇似乎使人觉得所谓流贼不过是些无组织、无纪律的饥民，只要开仓赈济便可以轻易招抚，如果动用武力，那更是指日可下了。
但是，当地的乱象远没有这样简单。
今天在大城市里养尊处优的读者很容易有一种感觉，即相信贫穷天然具有一种道德力量，弱势群体天然就值得同情。《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是一个很具有典型意义的“贫穷的犯罪者”，但倘若雨果不是以悲天悯人的姿态俯视人间，而是出身于伦敦东区之类的地方，他眼中的悲惨世界绝对会是另一种颜色。甚至他很有可能会发出米兰·昆德拉式的感慨：“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好。”（《为了告别的聚会》）
依古代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相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平民百姓往往“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只有士人阶层。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既有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有着很强的戒备心理，因为后者不仅“喻于利”，还有“比而不周”的特点，喜欢抱团扎堆，而越是抱团扎堆便越是穷形尽相。
正如勒庞在群体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乌合之众》里所揭示的那样，道德会在这样的群体中迅速失效，而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
这样的言辞会使我们联想起孔子那句在现代社会饱受攻讦的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出于天性，而要归咎于旧时代不公正的教育制度。
早在庐陵任上，王守仁就已经深深领教过“刁民”做派了，而南、赣、汀、漳的“刁民”早已经进阶为暴民，在打家劫舍、对抗官军的生活里无法无天惯了。虽然在“父母官”的传统政治哲学里，“民之父母”理应为此承担养育和教育失职的责任，但“父母”对于那些业已顽劣成性、以作奸犯科为家常便饭的“子女”，赈济和感化显然不能使浪子回头，合理且有效的办法只有恩威并施、剿抚并用。
五
终明一代，叛乱始终都是难以根除的痼疾，朝廷顾此则失彼，叛军彼伏则此起，尤其在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地，叛乱的规模之大每每使地方官员望而生畏。
正德年间，叛乱更绵延数千里，腐败无能的官军打磨出一支又一支资深的反政府武装。王守仁受命巡抚之地，西有横水、左溪、桶冈三寨，南有浰头诸寨，俱以险峻的地势为依托，上得天时，下得人和，而且锐意发展，很难说哪天就会燃起燎原之势，做成一番改朝换代、改天换地的英雄事业。
以盘踞横水的谢志珊为例，他自号征南王，显然政治目标明确；打造巨型攻城器械吕公车，显然战术意图明确。反政府武装做到这种程度，哪里还是灾区难民被迫求温饱，俨然有了以正规军姿态攻城略地、建号称王的野心。此情此境，已经远不是庐陵那些好讼的“刁民”可比。交给王守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人视之为畏途的高风险任务，稍有差池的话，代价也绝不仅仅是降职或免官那样简单。
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关注着王守仁，尤其是朱子哲学的那些捍卫者，看这个大谈知行合一的异端分子究竟是不是一个只会空谈而懦于实干的家伙。倘若他这一次行不得，岂非恰恰说明了他的不知？世人以成败论英雄，阳明心学的生死存亡就这样在世俗偏见里系于王守仁这一次事功的结局了。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守仁刚刚到府就职之后，率先要做的是“知己知彼”中的“知己”工作，召所辖各府县各级官吏详细上报地形、武备、物资、贼情等事宜，并限时征求可行性方案，《巡抚南赣钦奉敕谕通行各属》一道公文具载其详。(3)
同时王守仁迅速在府衙所在的赣州展开调查，第二道《选拣民兵》的公文便很有针对性了：已知的地理情况是，山深林茂，利于叛军而不利于官军；已知的物资和武备情况是，财用耗竭，兵力脆寡；已知的传统战术是，情势缓和的时候，地方官府便无所作为，每到叛军猖獗的时候，地方官府便上奏朝廷，征调土兵、狼兵平叛。(4)
所谓土兵，是指湘西土家族地方武装，狼兵则是广西壮族的地方武装，两者不隶属军籍，由当地土司统管，战斗力远在官军之上，所以明代平叛、抗倭，每每要借助土兵、狼兵。但这些军队战斗力有多强，破坏力就有多大，以至于百姓畏惧土兵、狼兵远甚于畏惧叛军。有叛军向百姓打趣说：“你们被我们抢，就像被梳子梳了一遍；等土兵他们来了，你们就要被篦子篦上一遍了。”
所以，以土兵、狼兵平定叛乱，只有那些仅在意政权稳定而不管百姓死活的政府才做得出，这自然不是王守仁所能容忍的。而仅从技术层面来说，借助土兵、狼兵总需要借，远不如自己有兵用起来得心应手。然而明代卫所军籍经过多少代世系传承，要么有其籍而无其人，要么有其人而不堪用，所以当务之急便是打造一支精兵。《选拣民兵》详详细细地给出了选拔与操练的各项流程，但读者难免疑惑，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难道王守仁之前的官员竟然不曾想到吗？
六
一般而言，能在官场攫取实权位置的人未必是会做事的人，但绝对是会做官的人。
选兵平寇是一件很敏感的事，几乎必然会触犯皇家的忌讳，晚近的例子如曾国藩、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所遭遇的微妙处境是很为今天读者熟悉的。那么，叛乱的平定与否毕竟“只是”国事，个人要不要为此甘冒前程甚至身家性命的风险，这却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除了王守仁这样的人，谁愿意做这种无论输赢都会获罪的事呢？
醇儒自不会有这样的小人之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守仁在选拣民兵的同时迅速发出第三道公文——这是他的军事生涯史上极著名的一项措施，立十家牌法。我们从这份《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当中，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守仁：
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赡养小民。所限才力短浅，智虑不及；虽挟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今为此牌，似亦烦劳。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体此意。自今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体吾意，毋忽！
轮牌人每日仍将告谕省晓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县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头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轮日收掌，每日酉牌时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审：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处，干某事，某日当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从某处来，干某事；务要审问的确，乃通报各家知会。若事有可疑，即行报官。如或隐蔽，事发，十家同罪。各家牌式：
某县某坊民户某人。
某坊都里长某下，甲首军户则云，某所总旗小旗某下。匠户则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户则云，原籍某处，某里甲下，某色人，见作何生理，当某处差役，有寄庄田在本县某都，原买某人田，亲征保住人某某。若官户则云，某衙门，某官下，舍人，舍余。
若客户不报写庄田在牌者，日后来告有庄田，皆不准。不报写原籍里甲，即系来历不明，即须查究。
男子几丁
某：某项官，见任，致仕，在京听选，或在家。
某：某处生员，吏典。
某：治何生业，成丁，未成丁，或往何处经营。
某：见当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废疾。
某
某
某
见在家几丁。若人丁多者，牌许增阔，量添行格填写。
一、妇女几口。
一、门面屋几间：系自己屋，或典赁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系某处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开写浮票写帖，客去则揭票；无则云无。(5)
所谓十家牌法，严格来说并不是什么创新，而是来自古老的保甲制度。出发点一言以蔽之，即“攘外必先安内”。这在“内部文件”《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里说得明白：“经探访得知，军民之家多有贪图小利为来历不明之人提供住宿的，甚至私通贼寇，为贼寇做内应的，这才是盗贼不靖的原因所在。所以平定盗贼，必须先解决这个内政问题，各个有关部门必须按照给定的十家牌的格式沿街逐巷挨次编排，限一个月内务必完成！”(6)
而在上面引述的那份在各个府县张榜通报的“公开文件”里，王守仁完全是另一种语气，先是以谦恭的姿态坦诚自己上任伊始虽有爱民之心，却无爱民之政，希望父老乡亲多多批评指教；继而谈到十家牌法，说这样做很有扰民之嫌，实在不好意思，毕竟本地百姓多有诗书礼义之家，怎能够如此当作刁民来防范，实在是不得已啊；最后还少不得一番勉励，说情非得已，希望大家多多体谅，今后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有矛盾要多忍让，不要动不动就打官司，让我们一起促成本地敦厚礼让的风气吧！
这些话至少多半是言不由衷的，可参照者除了《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之外，王守仁还在《告谕各府父老子弟》文中重提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文末终于直言不讳地说出“此邦之俗，争利健讼”，显然觉得他们并不比当初的庐陵百姓更良善。
对刁民不能行仁政，十家牌法以十家为一个户籍单位，以一块木牌写明十家的基本情况，由十家轮流执掌，每天酉时，即下午五点到七点这段时间，当天值日的人要拿着这个木牌到各家依次对照审查，审查还要依据每家单独的木牌，这块木牌上会写明非常具体的家庭情况。审查的具体内容：谁家今晚少了某个人，这人去了哪里，去做什么事，什么时间回来；谁家今晚多了某个人，这人是谁，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的。核实清楚之后，值日的人还要负责把情况通报给各家知道，如果发现可疑人等，立即报官。倘若有隐瞒不报的，一旦事发，十家同罪。
是的，一家违令，十家同罪。
七
如果此时发出一句龙场的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倘若孔子、孟子处在这个处境，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颁布保甲、连坐的政策吗？
孟子其实很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换作康德的表述方式：“仁义也好，人命也好，都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为了所谓‘更大的善’而牺牲无辜者是不道德的。”
王守仁不熟悉康德，但肯定熟悉孟子，何况保甲、连坐在儒家视野里分明属于暴秦之苛政，是儒家的死对头商鞅搞出来的法家路线，儒家怎么可以这样呢？让十家互相监督，这会使儒家推崇的睦邻关系荡然无存，就算因此赢得一时的战争，而深深败坏了的世道人心百世都难以恢复。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可想而知会有如此这般的反对意见。
而反观法家经典，《商君书·说民》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奸民治民的理论：“邻里亲睦友善，这就会彼此遮掩过失，所以表彰良民只会对国家不利；而使民众彼此疏远、互相监督的话，他们越奸就对国家越有好处。”
法家治国，标榜的是编户齐民，全国百姓只是一盘散沙，彼此小心防范，只会揭发、检举而不会团结，全无凝聚力可言，这才最便于集权君主的统治。毛泽东有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散沙精神和麻将精神于是成为两千多年来最深刻的国民性。儒家的经典方针是修齐治平，以由己及人的感化力量为核心，表彰的是宗族聚居的亲善睦邻的生活方式。所以王守仁的十家牌法无论怎么看，都在和儒家唱反调，都在与法家名人中最为儒者所不取的商鞅站在同一条战线。
虽然自宋代以来儒家阵营里总是有王道和霸道的对垒，朱熹当时就迎战过事功一派的陈亮、叶适，即便是以富国强兵为主张的事功派儒家，所推崇的也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汉武帝、唐太宗，谁也不曾堕落到商鞅那里。王守仁在讲学过程中也屡屡提及王霸义利之辨，连事功派的霸道主张都不以为然，然而他真正做起事来竟然是纯正的法家路数，这真有一点匪夷所思了。
八
执行力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现代问题，所以智囊型的人才一般只宜做参谋，不宜做统帅。方案再好，落实不下去的话便只是一纸空文。
正德年间的明朝政府早已不是什么高效的官僚体系了，王守仁新政一出，各级有关部门有的是办法来敷衍。王守仁只好三令五申，《申谕十家牌法》苦口婆心地告谕下级：“近来访查，发现各处官吏大多将十家牌法视为虚文，不肯着实办理；本当依法查办，但恐怕大家还没理解我的用心，所以我把十家牌法的意义向大家重申一遍……”(7)
做官只消巴结上级，做事却永远都有千头万绪，时时处处都会遇到不尽如人意的烦恼。但认真总是有成效的，王守仁严加督办十家牌法，在相当程度上斩断了叛军的耳目。继而在十家牌法的基础上，王守仁专门针对农村情况推行了保甲制度：各乡推选保长一人，设鼓一面，有贼情则击鼓鸣警，保长统率各甲村民一齐捕盗。
但是，十家牌法也好，选拣民兵也好，一切措施都需要财政的支撑。面对种种额外的开销，钱从哪里来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情形很像今天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旁人看到的是颇有几分清高姿态的教育和科研成果，而校长、所长们最要紧的能力却不是学术能力，而是找钱的本领。钱是百善之源，无钱寸步难行。鲁褒《钱神论》早有名言：“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王守仁的财政难题是，倘若申请财政拨款，朝廷无钱可拨；倘若向百姓摊派，那就会将更多的良民推向反政府武装的阵营。可选的方案也许只剩下这一个：从商人身上来找这些钱。于是我们看到王守仁的身上再一次闪现出了商鞅的影子。
九
儒家和法家时时处处势同水火，但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共识的话，那一定就是重农抑商了。
明代实行食盐专卖，用计划经济的方式统辖着食盐的生产和销售。这是一项悠久的传统，对生活必需品的垄断式官营其实是一种隐蔽而高效的税收手段。《管子·海王》早已讲过，如果向每个人征税，税收成本太高，百姓怨气太重，但食盐专卖的获利百倍于税收，而且简单易行，每个人都无法逃避。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盐都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物资，政府永远都在努力垄断着盐的生产和分配。随着文明化的进程，盐的垄断渐渐向着盐税转化。所以英国1825年废除盐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废除盐税的国家，我们不难想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王守仁所处的时代，盐商进货和销售都需要得到政府审批，不但要申请销售许可证，还要严格遵循政府规划的销售范围，于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瓜分丰厚的盐税。这样一种模式，今天我们经常可以在欧美影视表现黑社会经营毒品的情节中看到。在毒品生意里，负责某个片区的黑社会“中层干部”不但会与邻近片区的同级干部对销售范围明争暗斗，还会以各种名目向帮派老大争取更高的分成比例。王守仁要做的正是同样的事情，就盐税和关税向朝廷上疏，争取更高的分成比例和更大的税收区划，当然，除此之外还要向商人加税。
少不得一番公文往来、讨价还价的工夫，而十家牌法同时也在执行，民兵也在紧锣密鼓地选拣和操练着，没时间去等待万事俱备了，王守仁必须尽早打一个胜仗，哪怕是个不大的胜仗。
王守仁太需要一个胜仗。只要有一场胜仗，向朝廷可以谈下来更好的条件，向下可以在久败成习的各级官吏中间竖立威信，只要两者兼备，就可以去追求更大的胜利。
战略方针明确：先易后难，速战速决。南安和赣州的叛军势力最盛，所以这场胜利要到相对弱小的漳南叛军那里去寻。于是，到任就职当月，王守仁便做起了用兵的筹划，移文三省兵备分进合击，这一仗的详细经过见王守仁写于是年五月初八日的《闽广捷音书》里，书中引述各路军将的战情汇报，读来很是跌宕起伏。
福建方面的军务负责人胡琏汇报，官军五千人从长富村开始与叛军交战，前后大战数合，斩杀叛军四百三十二人，俘虏一百四十六人，己方被杀的有老人许六、打手黄富璘等六名。
这里所谓“老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老人，而是明代一种特殊的职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居委会主任；所谓“打手”，也不是现代汉语里的意思，它原指临时性的民兵，后来转化为半职业化的营兵。所以，以严格的概念而论，这一次的战果最耐人寻味的是，官军无一伤亡，民兵阵亡六人，算上“老人”也不过七人，这是何等惊人的战斗力啊！
胡琏的汇报继续称，叛军余部逃到象湖山据守，福建、广东官军联合进剿，官军阵亡七人，民兵阵亡八人。象湖山地势凶险，历来官军到这里就束手无策。有人建议添调狼兵，等到秋冬时节会剿，但此时得到王守仁的指令，要军队做出犒军撤退的姿态，待叛军放松警惕时全力扑杀。我军依计而行，侦得叛军松懈，各职统领于二月十九日夜衔枚疾走，三路并进，直捣象湖山，鏖战直到第二天正午，此时奇兵从小路加入战场，叛军这才惊溃大败。我军乘胜追击，擒斩贼首黄猫狸等二百九十一人，俘虏一百三十三人，其间叛军坠崖而死者不可胜计，我方的人员损失是头目、打手一十四名。
这个结果仍然意味着官军无一伤亡，民兵阵亡十四人，就从夜间鏖战到下午的一场艰巨的攻坚战而言，明朝军队的战斗力再一次令人惊叹！
次日早晨又有一场大战，叛军被擒斩一百六十三人，俘虏一百零六人，汇报当中没提官军和民兵的伤亡数字。依照前文的行文格式推测，这应该是一次零伤亡的战斗吧。
又据王铠等人汇报，叛军首领詹师富等人盘踞在可塘洞山寨，聚粮守险，易守难攻。己方军队分兵五路，连日攻打，生擒詹师富等人，继而追击余寇，擒斩二百三十五人，俘虏八十二人，己方人员伤亡是，老人胡文政被杀，乡夫叶永旺等五人受伤。
接下来还有各种汇报，大体上都是这种风格，恐怕不会有哪个心地纯真的读者不被大明官军、民兵的英勇和神武所感动的。王守仁最后有总结陈词，详细提到了象湖山失利后剿匪官军提出增调狼兵的动议：“这显然不是个好办法，等下去更会错失灭贼的时机，于是我当天便从赣州启程，亲自到前线指挥。詹师富等人恃险叛乱已近十年，这次在三个月内便告平定，这都要感谢朝廷的恩德和上级领导部署有方啊。以下将官功勋卓著，应予重赏……”(8)
这一仗确实胜了，但双方伤亡比例的惊人悬殊显然意味着惊人的水分。王守仁不会看不出，但胜利才是最要紧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还有更难对付的敌人等在前面，这些赤裸裸的浮夸索性就容忍了吧。
朝廷也不会在意这些浮夸之词，只要有了胜利，一切都好商量。
十
战争就像牌局，总有很多偶然因素，百战百胜只是传说，高手和庸才的差别总要从长线判断。高手也总会因为各种偶然因素而失利，但只要牌局够久，概率注定会将胜利的天平倾斜向高手一边。
象湖山、可塘洞之战，王守仁的战术其实有两手准备：叛军据险而守，倚仗地利而防范心不强，我军可以出其不意，由小道出奇兵，用邓艾破蜀之策；倘若叛军据险而持重，我军无隙可乘，那就该用赵充国破羌之策，减冗兵以节约战争成本，如此才能万全无失。
结果叛军不够持重，明军得以奇袭成功，设若事情向“赵充国破羌之策”发展，不能取得速战速决的战绩，不知道朝廷还有没有耐心给王守仁足够的支持。
出征途中，王守仁有诗说“莫倚贰师能出塞，极知充国善平羌”（《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显见他心中谋划的战略局面更倾向于后者。诗中“贰师”指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汉武帝伐大宛取名马，以一次次劳民伤财的“壮举”换取与成本远远不成比例的战果；赵充国也是西汉名将，晚年时平定羌乱，极言反对同僚求速胜的战略，以老成持重的姿态屯田固守，以外交和宣传策略对羌人分化瓦解，不战而屈人之兵。
结果是邓艾破蜀之策一战功成，这场马到成功式的胜利真的给王守仁接下来平定横水、桶冈、浰头的强敌带来太多的便利。此时的王守仁似乎进入了“时来天地皆同力”的运程，就连上天都会为他降下及时雨。
十一
早春时节，三月不雨。
王守仁当时驻军上杭，作为方面大员，祈雨是必做的事情。
天公倒也敷衍了一场小雨，及至王守仁获捷班师的时候，忽然大雨一连降了三日。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中，这充分证明了平叛事业是如何顺天应人。下级僚属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将祈雨所在的行台之堂题名为“时雨堂”，取“王师若时雨”的意思，请长官撰文为记。
历代官场皆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能读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这样的经典古文。尤其凡有建功，总要搞一个纪念与表彰意义兼具的建筑，然后写一点什么。历代文人官僚当中，苏轼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王守仁其实并没有那些文人情怀，只是不便推却下属的热情，草草写下一篇极具敷衍之能事的《时雨堂记》：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驻军上杭。旱甚，祷于行台；雨日夜，民以为未足。乃四月戊午班师，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楼以观，民大悦。有司请名行台之堂为“时雨”，且曰：“民苦于盗久，又重以旱，将谓靡遗。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适降，所谓‘王师若时雨’，今皆有焉。请以志其实。”呜呼！民惟稼穑，德惟雨，惟天阴骘，惟皇克宪，惟将士用命，去其螣蜮，惟乃有司实耨获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乐民之乐，亦不容于无纪也，巡抚都御史王守仁书。是日，参政陈策、佥事胡琏至，自班师。(9)
文章借下属之口道出这座时雨堂的缘起，继而谦虚一番，说农事和战事顺利都是因为皇帝圣明、将士用命、各级有关部门认真负责，自己不敢冒认功德，只是本着与民同乐之心秉笔以记其事。
王守仁虽然一向大谈天理，却对天命不甚以为然，这是很正统的醇儒态度。早在弘治十六年（1503年），关于祈雨，三十二岁的王守仁写过一篇《答佟太守求雨》，认认真真地讲出了自己的态度：
昨杨、李二丞来，备传尊教，且询致雨之术，不胜惭悚！今早谌节推辱临，复申前请，尤为恳至，令人益增惶惧。天道幽远，岂凡庸所能测识？然执事忧勤为民之意真切如是，仆亦何可以无一言之复！
孔子云：“丘之祷久矣。”盖君子之祷不在于对越祈祝之际，而在于日用操存之先。执事之治吾越，几年于此矣。凡所以为民祛患除弊兴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祷，而何俟于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泽未应者，岂别有所以致此者欤？古者岁旱，则为之主者减膳撤乐，省狱薄赋，修祀典，问疾苦，引咎赈乏，为民遍请于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责之文，有归诚请改之祷。盖《史记》所载汤以六事自责，《礼》谓“大雩，帝用盛乐”，《春秋》书“秋九月，大雩”，皆此类也。仆之所闻于古如是，未闻有所谓书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惟后世方术之士或时有之。然彼皆有高洁不污之操，特立坚忍之心。虽其所为不必合于中道，而亦有以异于寻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说而不见于经传，君子犹以为附会之谈；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于市井嚣顽，而欲望之以挥斥雷电，呼吸风雨之事，岂不难哉！仆谓执事且宜出斋于厅事，罢不急之务，开省过之门，洗简冤滞，禁抑奢繁，淬诚涤虑，痛自悔责，以为八邑之民请于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请者，听民间从便得自为之，但弗之禁而不专倚以为重轻。
夫以执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诚无愧于神明，而又临事省惕，躬帅僚属致恳乞诚，虽天道亢旱，亦自有数。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内，自宜有应。仆虽不肖，无以自别于凡民，使可以诚有致雨之术，亦安忍坐视民患而恬不知顾，乃劳执事之仆，仆岂无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内，仆亦将祷于南镇，以助执事之诚。执事其但为民悉心以请，毋惑于邪说，毋急于近名。天道虽远，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10)
因为王守仁一度修仙学佛，又筑室阳明洞，预卜外界的一举一动，难免传出几分“半仙”的名声，以至于地方官在苦于干旱的时候会连番派人向他请教祈雨的要领。王守仁引经据典，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君子之祷不在于对越祈祝之际，而在于日用操存之先”，意即君子的祈祷绝不像愚夫愚妇那样一遇到难题就烧香拜佛、画符念咒，而在于时时处处都心存诚敬。
文章继续说：“至于用书符咒水求雨，完全不见于经典，只有后世的方士才这么做，何况如今的那些方士大多是些市井无赖。您果真有求雨之心，不妨像经典所载那样，停掉不急之政，广开纳谏之门，昭雪冤案，禁止奢靡，然后再向山川神灵祷告。民间那些愚昧的求雨之法不妨听之任之，倒也不必强行禁止。”
那么，天与人是否真的各行其道呢？王守仁并不曾走到这般彻底的唯物论：“您平日里的修养、言行只要无愧于神明，又深怀戒惧之心，那么上天纵然降下旱灾，也自有其定数，只要您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十天半月的光景总能使上天感应而落雨的。我倘若真懂什么求雨秘术，哪会坐视百姓受灾而不救呢？我这两天也会诚心祈雨，以助您的诚意。您只要悉心为民祈求上苍，不被方士们的邪说蛊惑，收敛急功近利之心，那么，天道虽远，一定会为您的精诚所感动。”
王守仁毕竟还是相信天道的，只是怀着孔子“天道远，人道迩”的心思，尽人事以听天命，并不以为人可以通过纯粹的技术手段来影响天上的阴晴。
佟太守其实也不算全错，因为远在汉代，技术性的求雨当真属儒家的本分，董仲舒《春秋繁露》有相当篇幅都可以看作“求雨技术详解”。平民百姓更没有那么多的理性知识，眼睁睁看着和尚懂得求雨，道士懂得求雨，如果儒者不懂求雨的话，那真叫“百无一用是书生”了。而儒家神道设教，原本就有一套心怀善意的愚民纲领，儒家官员纵使心里有一万个不信，在百姓面前总要虚应故事，摆摆姿态。只不过时间久了，相当多的儒者也和愚夫愚妇一样对那些神道设教的把戏信以为真，这位佟太守正是其中一个典型。
综上，从这两篇求雨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王守仁虽然一再强调“立诚”，却绝不是程颐那种迂直的儒者，很清楚在哪些事情上应该揣着明白装糊涂，这倒不能说是虚伪，毕竟孔子就是这样做并且这样教导的。
无论如何，祈雨则得雨，心情总是好的，何况原本就挟着胜利的愉悦。《时雨堂记》虽然只是虚应故事，《喜雨》三首七律却是发自性情的文字：
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觉光风转石萝。
顺水飞樯来买舶，绝江喧浪舞渔蓑。
片云东望怀梁国，五月南征想伏波。
长拟归耕犹未得，云门初伴渐无多。
辕门春尽犹多事，竹院空闲未得过。
特放小舟乘急浪，始闻幽碧出层萝。
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欢腾且纵歌。
莫谓可塘终据险，地形原不胜人和。
吹角峰头晓散军，横空万骑下氤氲。
前旌已带洗兵雨，飞鸟犹惊卷阵云。
南亩渐忻农事动，东山休共凯歌闻。
正思锋镝堪挥泪，一战功成未足云。(11)
少时梦想忽然涌上心头，“五月南征想伏波”，自己刚刚打完的这一仗难道不正有几分伏波将军马援当年南征的气势吗？看春雨牵动了农家的笑颜，凯旋的歌声仿佛也冲散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东山归隐的念头。这一仗也见得地利不如人和，而横水、桶冈、浰头那些叛军所倚仗的地利，难道比可塘洞还险要许多吗？
十二
求雨得雨，这种幸运也许可一而不可再。汀州、漳州雨水充沛，但与之接壤的虔州依旧在旱情里焦灼着。王守仁又有《祈雨》二首，情绪转而落入徒唤奈何的忧伤里了：
旬初一雨遍汀漳，将谓汀虔是接疆。
天意岂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凉。
月行今已虚缠毕，斗杓何曾解挹浆！
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见说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雾长阴阴。
我来偏遇一春旱，谁解挽回三日霖？
寇盗郴阳方出掠，干戈塞北还相寻。
忧民无计泪空堕，谢病几时归海浔？(12)
明明是二州接壤，却偏偏一雨一旱，仿佛天意也有所偏私似的。“天意岂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凉”，这一联虽写实而意在言外，是早已不求文藻之丽的王守仁的诗中罕见的佳句。“月行今已虚缠毕”，暗用《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依照上古的气象知识，月亮行经毕宿就该是大雨滂沱的时候，此夜天象正是这般，却无雨下，于是“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久久站在庭院里仰观天文，为虔州可以预见的农业歉收落下了怜悯的泪水。看来即便是王守仁本人，也没法把“知行合一”的道理推广到客观事物上去。
旱情毕竟不如匪患急切，当务之急是向朝廷申请更大的权力。
大约是象湖山、可塘洞之战使王守仁感到指挥军队远远称不上得心应手，一来他这个巡抚并没有对军事要务的决策权，二来明军纪律松散，令行禁止对他们来说只是兵书上的理论值罢了。
于是，是年五月，王守仁上奏一封洋洋数千言的《攻治盗贼二策疏》，在详细分析贼情之后，提出了两套备选方案。方案之一是顺应人心，人心都渴望大举夹攻叛军，以期一鼓成擒，永绝后患，那么依据兵法“十围五攻”之例，叛军有两万人，正面进攻就需要十万人，而动用十万军队不但日费千金，而且无论是粮草物资的转运还是狼兵、土兵的劫掠，都会严重妨害民生，这是国家和百姓都无法承受的。再者以如此规模用兵，叛军当中的强者或据险固守，或蹿入深山，再多的官军对此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斩获一些老弱胁从罢了。方案之二是希望陛下给他赏罚重权，使他可以便宜行事，不强求破敌的时限，如此则事无掣肘，可以伸缩自如、相机行事，逐个击破叛军，这就好比给小孩子拔牙，每天晃动一些，牙齿会在小孩子不知不觉间掉落，而第一种方案就算强硬地把牙齿拔掉，小孩子也会立毙当场的。(13)
对于第一套方案，王守仁特意提到，大举夹攻倘若失利，责任会由大家分摊，不失为最能顾全个人安危的办法，但为臣子者应当是国事为重，所以希望第二套方案能够获准。
这就是做官和做事的区别。以做官的原则，第一套方案最稳妥可靠，无论如何劳民伤财，总之全由皇帝和百姓埋单，就算打了败仗，自己也受不到多么严厉的处罚，何况一应相关人等都这么想，何必非要力排众议、挑一个自己担全责的劣等方案呢？
十三
九月，朝廷新的委任书下达赣州，给王守仁“提督军务”的权力，并发给兵部旗牌，准予便宜行事。这就意味着王守仁真正成为南、赣、汀、漳等地最高军政长官，执掌生杀大权，对文官武将不听号令者，“文职五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径自拿问发落”(14)。
来自朝廷的支持基本要归功于兵部尚书王琼。王琼当初擢拔历任闲职、毫无军事经验、只有讲学之名的王守仁，这是一种很大胆、很容易招致非议的举动，所以可想而知象湖山、可塘洞的捷报对王琼而言意味着什么。站在王琼的立场而言，既然已将赌注压在王守仁的身上，除非遇到太大的变故，否则就理应一往无前地把支持的戏份做足。成败利钝纵然不可逆，但这样做无论对国家、对个人都意味着最大的赢面。
《明实录》记载这一段经过，说王守仁之所以能够提督军务，都是因为巴结王琼，故此王守仁的捷报里每每将功劳专门归于王琼，全是一副阿谀奉承的嘴脸，而王琼对王守仁也不吝溢美之词，对后者的奏请一概批准，两个人这种狼狈为奸的嘴脸很令知情人鄙视。
《明实录》正是以这样的腔调一以贯之地描述王琼和王守仁的。王世贞《史乘考误》深究史源，辨析《武宗实录》的第一任总裁官是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与王琼矛盾很深，而王琼虽然阴险，偏偏慧眼识人，独任王守仁，故而王守仁前后平定盗贼与宸濠之乱，捷报奏疏全在颂扬兵部调度有方，对内阁只字不提，杨廷和等人早就切齿痛恨了，所以在编撰《武宗实录》的时候没少给王琼和王守仁抹黑。继任总裁官费宏是宁王朱宸濠的眼中钉，先是被排挤出朝廷，继而于王守仁抚绥之地深受宸濠之害，而在朝廷内外的群臣交相向朝廷上疏荐用费宏的时候，王守仁却一言不发，想来费宏很难释怀。至于以副总裁身份专任编撰之事的董玘，最有忮毒之名，内忌王守仁之功，外欲以媚杨廷和、费宏，所以才会撰此诬史。(15)
王世贞原心定罪，或许有点诛求过甚，尤其费宏为人刚直，还曾为王守仁撰有《阳明先生平浰头记》《移置阳明先生石刻记》《阳明王先生报功祠记》《田石平记》，字里行间不但赞颂王守仁的战功，也佩服王守仁的学术。但我们看《明实录》版的王守仁，当真是一副大奸大恶的嘴脸，若非后来有《明史》认认真真做了考证还原，后人也不知道会在历史的迷雾里迷失多久。但是，《明实录》的记载也当真透露出一则真相，即王守仁在前线的战功无不仰仗着王琼的鼎力支持，而王守仁在与核心权力层打交道的过程中只对王琼一个人用心。
王守仁得到王琼的赏识，真是一件祸福参半的事。王琼是一个相当干练的人，有能力，有手腕，而在那个荒诞的朝廷里，要想富有效率地实干，就注定没有寻常路可走。当时武宗宠信钱宁、江彬，王琼做到了任何一位正直的大臣都绝不会做的事，即深相结纳这两个奸佞小人，从此只要王琼的请求一经提出，很快就会得到皇帝的批准，而公文的一来一往全不经过内阁，使杨廷和又气又无奈。
如果不是武宗死得太突然，王琼注定还有大好的锦绣前程，很可能会成为张居正式的人物，但世事偏就这样白云苍狗，钱宁因为宸濠之乱被牵连倒台，江彬因为武宗的暴亡而失去了依靠，王琼也就注定名列奸党，遭到受屈已久的朝臣们的奋力清算。王守仁作为王琼一手提拔并鼎力扶持的爱将，命运的浮沉或多或少总要和这位老上级绑在一起。
站在王守仁的立场，对王琼的感激当然是真诚的，归功于王琼也是顺理成章的。他不会为了赢得内阁的好感就违心地称道后者的支持，何况仅仅从技术意义上说，那样做显然会惹王琼不快。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的本质就是派系，派系最看重的品质就是忠诚，这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在亿万年的进化史上被血与沙打磨出来的或许不那么光彩的天性。很少有人能够在不同派系间左右逢源，而那些不站队的逍遥派很难获得任何一个派系的支持，于是，貌似带有利他主义色彩的“忠诚”其实是对人类个体而言的一项生存优势，尽管它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你原本也无意开罪的敌人，但它也会给你带来最大限度的支持和保障。
十四
就在和朝廷讨价还价的同时，王守仁开始重新整编军队，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两伍为一队，四队为一哨，两哨为一营，三营为一阵，两阵为一军，实行逐级负责制，又重新设计兵符的形制与使用规范，以收整齐划一、如臂使指之效。同时他奏请朝廷，在新近平定的地区置县设防，以免将来贼势复起。
如此规模的改制整编，从管理的角度看确实是很高明的手段。说它高明，倒不在于这个新的组织结构本身。
任何一个机构，只要时间久了，内部关系都会盘根错节，严重影响管理效率。一个锐意有为的新任管理者注定会面临这个问题，但解决起来麻烦很大，牵一发而动全局，尤其是岗位调动、职务升降之类的事情，总会伴随着无边的怨言和谣言。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全部洗牌，重新来过，如此则一切人事问题都自然变成“对事不对人”了。
再者，虽然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但兵不是一般的难养。人之常情，很难长时间一直保持紧张状态，机构也是如此，所以养兵不但耗时耗力，还往往越养便越涣散。我们看历朝历代“养兵千日”，越是承平日久，这一规律便体现得越是明显。商鞅曾经懵懂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提出的对策毫无道德操守：“国力一强就应该出去侵略。”（《商君书·去强》）儒家阵营里的王夫之意识到养兵的弊端，认为用兵的关键就在于利用好以下三点：
1. 士兵短时间内凝聚起来的士气。
2. 士兵对作战习以为常的心态。
3. 打仗则有利可图，不打仗则无利可图的形势。（《宋论》卷一）
我们看王守仁的做法完全暗合上述三点原则。
王守仁在前线积极备战，王琼则在后方积极为他免除一切后顾之忧。权力所在，总有人想要分一杯羹。既然王守仁有了提督军务的权力，江西的镇守太监毕真理所当然地提出监军的要求。面对这样一个“合理要求”，王琼提出了一个很中肯的反对意见：用兵最忌遥控；在南安、赣州一带用兵，却要事事去和远在南昌的镇守太监商议，这个仗就没法打了；只能说南昌有了危机时，南安、赣州可以派兵策应。
太监监军之事就这样在有惊无险中没了下文，接下来的一切就只看王守仁的手段了。
王守仁的策略是剿抚并用，先易后难。三大势力暂且放在一边，先从乐昌、龙川的各路叛军入手。为防浰头叛军乘间作乱，王守仁派人送去牛、酒、银、布，以示政府慰问。慰问总要有个名义，这正是宣传攻势得以施展的机会。这一回王守仁全用老百姓的语言，言谆谆，意切切，一副苦口婆心的态度：
本院巡抚是方，专以弭盗安民为职。莅任之始，即闻尔等积年流劫乡村，杀害良善，民之被害来告者，月无虚日。本欲即调大兵剿除尔等，随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军之日剿荡巢穴。后因漳寇即平，纪验斩获功次七千六百有余，审知当时倡恶之贼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众，其余多系一时被胁，不觉惨然兴哀。因念尔等巢穴之内，亦岂无胁从之人。况闻尔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间固有识达事势，颇知义理者。自吾至此，未尝遣一人抚谕尔等，岂可遽尔兴师剪灭；是亦近于不教而杀，异日吾终有憾于心。故今特遣人告谕尔等，勿自谓兵力之强，更有兵力强者，勿自谓巢穴之险，更有巢穴险者，今皆悉已诛灭无存。尔等岂不闻见？
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尔等当初去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生路。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除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收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
闻尔等辛苦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辈，吾今只与良民一概看待，尔等岂不闻知？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
呜呼！吾岂好杀尔等哉？尔等苦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父母死亡，妻子离散；吾欲使吾民避尔，则田业被尔等所侵夺，已无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贿尔，则家资为尔等所掳掠，已无可贿之财；就使尔等今为我谋，亦必须尽杀尔等而后可。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钱布匹，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通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告谕浰头巢贼》）(16)
这篇告谕不仅体现了王守仁的军政原则，也暗含阳明心学的学术要领，很值得我们重视。开宗明义是，巡抚一方，职责就是弭盗安民。言下之意是，兵和贼虽然势同水火，但那是兵的职责所在，彼此并没有私人恩怨，兵对贼并没有出于私人恩怨的偏见。
继而谈到之前平乱的体会：“斩获虽然有七千六百多人，却发现真正的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羽不过四千多人，其余的人都是被贼人胁迫罢了。由此想到你们这些山寨，恐怕也有不少人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胁迫参与的。还听说你们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大家子弟，明是非，懂义理。我如果就这么带兵围剿过去，这就近乎孔子所批评的不教而诛了，所以我特地派人给你们讲讲道理。”
道理似乎相当浅易直白：“人人都耻于盗贼之名，人人都痛恨被盗贼劫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你们之所以做盗贼，之所以出门行抢，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想来或是被官府所迫，或是被大户所逼，一时行差踏错做了贼，后来便不敢回头了。那么，你们当初决意做贼的时候，是活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如今悔改的话，是死人寻活路，又担心什么呢？”
我们看儒家心学一脉，从陆九渊到王阳明，都有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做根基，事实上王守仁这里所讲的理，即便在当时的价值一元论的背景下看，也只是知识分子的理，而不是平民百姓的理。
王守仁试图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说服叛乱分子，然而这样的一种道德原则完全是理性反思的结果，并非出于人性的自然，换言之，在人的天性里，并不存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相反，出于天性的一面正如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或者是它的意大利谚语版“只要有机会，人人都会做贼”。一个人不知要经过多少自觉或不自觉的道德教育，才有可能内化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操守。所谓活人求死路、死人求活路之类的说法更没道理，明朝开国岂不正是从“活人求死路”上来的，只不过覆雨翻云、成王败寇罢了。
王守仁如此剖白，甚至说出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我们这些做官的人难道真的残忍好杀吗？无故杀一只鸡都不忍心，何况杀人！轻易杀人的话，冥冥之中自有报应，祸及子孙，真是何苦来哉？！”
倘若这样的冥报真的存在，王华一家四子多年不育不知道意味着什么；王守仁后来真的有一场子孙之难，难不成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报应？事实上王守仁正式认准儒学之后，花费过太多的唇舌来辩驳佛道之非，善恶冥报更属于愚夫愚妇间流行的佛教知识，王守仁更不会以为然，也许立诚之道能够容许这些善意的谎言吧。
王守仁接下来说：“我处心积虑想给你们找到一条活路，但你们如果冥顽不化，那就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了。你们虽然堕入恶途，但也和良民一样都是朝廷赤子。这就好比一对父母生了十个孩子，其中有八人为善，二人悖逆，这二人要杀那八个兄弟，父母只能杀掉这两个悖逆的孩子来保全其他的孩子。并非父母真有杀心，只是事非得已。倘若那两个悖逆的孩子改邪归正，父母欢喜还来不及呢。”
上面这套道理正是标准的父母官思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彼此是由亲情维系着的。当初先秦儒家之所以有这种理论，是因为宗法社会确是这样的实情，统治者往往身兼父家长的角色，或者说是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但宗法社会解体之后，宗法社会诞生的政治思想依然沿袭下来，人们乐于相信这种温情脉脉的政治哲学，但真的应用起来注定会有圆凿方枘的龃龉感。
无论皇帝对待百姓还是地方官对待百姓，哪会有半点父子亲情？帝王将相或“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或“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原君》），倘若拿掉道德的眼镜，会发现这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即便彼此真有父子血缘，倘若一对父母生下几百几千万的儿女，想来也会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当作陌生人看待的。
“小人喻于利”，王守仁便真的喻之以利：“听说你们辛苦做贼，日子竟然过得相当拮据，与其如此，何不将做贼的辛苦精力用在务农或经商上呢？只要你们改邪归正，我一定既往不咎，你们看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这些例子，如今我将他们都当作良民看待。但你们如果还是要做贼的话，那就别怪我手段毒辣了。我将南调两广的狼兵，西调湖湘的土兵，亲率大军围攻你们的巢穴，一年不成就两年，两年不成就三年，你们这点财力难道能耗得过我背后的国家财力吗？我如今良言相劝，如果你们执意辜负我这番心意，我也就只有挥起屠刀了。想到这里，不觉泪下。”
这些话应当也算作本着立诚之心的善意的谎言吧，但想来也有故布疑阵的意思在。公开告谕的这些战术方针完全是朝廷以往的平乱手段，所以既容易取信于叛军，也容易瞒天过海，使出奇兵。当然，千言万语也是为了说服自己，使自己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去镇压和屠杀这些曾经的“朝廷赤子”，倘若在生死搏杀中心存半点不忍，有了半点犹豫，都会把自己抛向败亡之道的。
《年谱》记载，这份用心良苦的告谕使人得以想见“虞廷干羽之化”——这是儒家很推崇的仁者之战，圣王虞舜举着盾牌和大斧表演了一场舞蹈，穷凶极恶的苗人部落便甘心归顺了。李白有诗“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这种古老的道德感化力量才是最值得称道的兵法。
于是，叛军首领黄金巢、卢珂等人率部来降，应时应景地扮演了三苗的角色，表示愿效死力以报答王守仁的仁德。卢珂是个关键人物，下文还将有他的重要戏码。
十五
因功行赏，朝廷就象湖山、可塘洞等处的捷报下达表彰，给王守仁升俸一级，赏赐白银二十两与纻丝二表里。王守仁上表谢恩，照例要说全部功劳都是朝廷、兵部、诸将、士卒努力的结果，自己不过申严号令、敷部督促而已。如此种种都是谢恩的套话，但接下来讲出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尽管自己担当不起朝廷的赏赐，但有必要照单全收，这是因为自己之前就向朝廷申明过赏罚的力度与及时性对于作战是何等重要，自己因微劳受赏便足以激励将士，这正与古人千金市马骨的道理一样。（《升赏谢恩疏》）(17)
管理一个庞大的团队，确实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赏罚严明，这是先秦法家一再强调的事情。是的，这完全不是儒家的思路，儒家对逃兵都可以网开一面，只要这个逃兵有孝道之类的理由。
这倒不能简单说儒家迂腐或法家冷酷，两者实在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封建制下，战争原本是贵族阶层的事情，贵族在意荣誉胜于赏罚，战国以降，战争变成了平民百姓的事情，动辄发生几十万人的战事。那么，即便本着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路，这时候的军政原则也确实应当以赏罚为圭臬了。
秦国当时对赏罚制度执行得最有力，所以最后可以“六王毕，四海一”。王守仁此刻面临的情形与战国无二，以首级计功正是源于秦国法家式的暴政，然而现实是缺乏高贵色彩的，军队的斗志远不是只靠荣誉感和责任心就可以激发起来的，只有严明和及时的赏罚才能触动那些披着军装的市井小民。
十六
王守仁虽然向朝廷申报，希望能够相机行事，不被责以克敌之期，但形势总不等人。叛军大修战备，积极做着攻州克府的谋划，出兵平叛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当时巡抚都御史秦金（《年谱》误作陈金）提出三省会兵夹攻的方案，很快获得了朝廷的批准。倘使执行这样的战略，王守仁便不是指导全局的统帅，而仅仅是三名平级的负责人之一。
王守仁不看好这样的安排，因为站在南赣的角度，倘若径直进军，与其他两省夹攻桶冈，势必遭到横水、左溪叛军的严重威胁，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因势利导，当叛军以为三省军队当真要夹攻桶冈，并且将在十一月会师的时候，注意力一定会被转移过去，而南赣军队出其不意，先攻横水、左溪，然后挟战胜之威以临桶冈，破竹之势沛莫能御。
王守仁果然就这样“便宜行事”了，分派辖下知府、知县、守备等人各自统兵就位，于十月初七夜各哨齐发，同时派出探子，四路侦察敌情。横水叛军果然措手不及，在一片忙乱鼓噪中各据险要，在滚木礌石的保佑下等待着官军攻山。
在王守仁的战报里，虽然着力形容了横水叛军措手不及的窘态，但也道出当时的形势是“贼已据险，势未可近”。换言之，叛军确实措手不及，但在回防时展现出惊人的效率，结果有惊无险，平安渡过一劫，而官军很可能也像以往一样在山下僵持一些时日，最后悻悻退兵，打出招抚的旗号来保全一点面子。
王守仁绝不能容忍这样的结果，他再一次针对对方的心理做出部署：大军伐木立栅，开挖壕沟，营建瞭望哨所，摆出一副僵持的姿态，而在夜晚派出两支四百人的奇兵，带着旗帜、火铳、钩镰之类的东西，从山间小道攀登山崖绝壁，占据远近山头；待就位之后，尽可能多地竖起茅草垛子，只等第二天大军攻到险要处便鸣炮点火相应。
第二天一早，王守仁督兵前进，叛军照例据险迎战，而就在这个时候，远近山头炮声如雷，烟焰四起，王守仁立即挥师强攻。倘若叛军能够有几分钟反应时间的话，应该会看出那些有炮声和烟焰的山头其实并不是自家据点，从那些地方也攻不进自家的营寨，但仓促之间哪还有这份冷静，只以为大势已去，纷纷弃险溃逃，一败便不可收拾。
冷兵器时代作战，士气往往对胜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兵法的具体内容虽然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往往都围绕着“士气”二字，要么是激励己方的士气，要么是瓦解敌人的士气。士气的感染力蔓延得比瘟疫还快，往往一队争先便队队争先，一队溃逃便全军溃逃，而军队的人数越多，溃逃起来便越是无法挽回。历史上众寡悬殊却以少胜多的战役，败的那方大多都是因为局部的溃败引发了整体的溃败。
王守仁打了一场很好的心理战，片刻之间便瓦解了对手的士气，胜败立时便见分晓，接下来的事情无非是巩固并扩大战果罢了。如此一鼓作气，一举荡平横水、左溪诸寨，叛军首领谢志珊等人带着残部投奔桶冈的蓝天凤去了。
十七
横水已定，下一个目标便是桶冈。
官军还从未打过这样的胜仗，忽然间扬眉吐气，于是纷纷请战，要乘胜再下桶冈。
士气不可沮，这是兵法的一大要领，但事情总不可一概而论。当初宋太宗初克北汉，军心汹汹要乘胜夺回幽云十六州，结果遭到了丧师辱国的惨败。王守仁这一回便偏要沮一沮士气，下令军队驻扎在桶冈附近，休兵养锐，暂时就不打仗了。
王守仁有自己一番考虑：桶冈天险，四面是万仞绝壁，中间是百余里的盘山小道，山高谷深，物产丰富，实实在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进山只有五个入口，而所有这五个入口都是悬在绝壁上的栈道，叛军只要在山崖顶上随便扔扔石头就足以阻挡大队官军，连兵器都用不着。虽然另有一条稍稍平直的通路，但那条路深入湖广，太过迂回，而湖广军队原本就要从那里进去，难道南赣的军队也绕过去走同一条路不成？况且如今横水、左溪的残敌都已经逃进了桶冈，同难合势，一定会奋力死守。我军如果在这个时候长途奔袭，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不如就近修养整顿，先派人进山晓谕利害，叛军一定会畏惧请服，即便还有冥顽不灵的人，也难免瞻前顾后，心怀犹豫。我们趁这时候发动奇袭，这才有机会得手。
王守仁要把心理战进行到底。一代心学宗师，丰功伟绩全靠诈术取得，心地单纯的读者总会对此有所纠结吧？而那些以王守仁为成功学导师的读者，不知道能否从《传习录》里学到这些诡谲的实战本领。
王守仁计议已定，派出几名投诚反正的叛军成员去往桶冈，告知蓝天凤等人，官军将在十一月初一的早晨在五个入口之一的锁匙龙受降。三个人的一席话，果然瓦解了桶冈叛军的士气。谢志珊决意要战，蓝天凤却很有几分动摇，俩人心不能往一处想，气力也就耗费在辩论上了。
十月三十日夜，王守仁调度军队，在夜幕掩护下分别埋伏在桶冈的五个入口处。第二天一早，前夜的大雨未停，蓝天凤正在锁匙龙主持会议，还在为是战是和的问题争执不下，突然间五处兵起，冒雨疾登。叛军全未想到原定的受降时间竟然是总攻时间，一瞬间措手不及便失去了御敌的先机，官军连克桶冈诸寨。
这一天也正是湖广军队原定的会剿之日，王守仁听说湖广土兵将至，当下分兵驻防各地，一来巩固战果，二来为湖广土兵供应粮饷，三来防备叛军残余，最后和湖广军队联手会剿，及至十二月上旬，桶冈诸寨一应荡平，总计擒斩自蓝天凤、谢志珊以下从贼三千一百六十八人，俘虏二千三百三十六人。
横水、桶冈的平叛经过，王守仁在上报朝廷的《横水桶冈捷音疏》里有不厌其烦的记载，洋洋万言。(18)而有一则不便写在奏疏里的轶事被《年谱》记录在案：谢志珊被擒之后，王守仁对他有过一番审问，一个与贼情无关但很令王守仁好奇的问题是：“你何以能招致这么多的同党？”谢志珊答道：“这事并不容易。我平生见到世上好汉，绝不轻易放过，一定会想尽办法和他们结交，要么纵酒言欢，要么助其急难，等人家被我的诚意感动之后，我再以实情相告，便没有不答应入伙的。”王守仁深有所感，退堂之后对门人说：“我们儒者一生求朋友之益，难道不正该如此吗？”
《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揭示过这个真相：“成功的强盗和成功的儒者具有相同的素质和行为准则，只不过目标方向的差异使他们判然两途。”以今天的知识来看，非凡的说服力以及操控他人的手段往往既为政界、商界的杰出领袖所具备，亦为变态杀人狂所具备。只要我们摘下道德眼镜，理解这样的现象便轻而易举，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这些都是“成功者”的必备素质。
十八
班师至南康的时候，百姓沿途顶香拜迎。王守仁所经过的州、县、隘、所，无不为这位荡寇英雄建立生祠，偏远乡村的百姓则将王守仁的画像供上祖宗祠堂。那些将叛军一概称为“义军”、将平叛一概称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当代明史著作，或多或少总要回避这样的史料。
横水、桶冈既平，便只剩下浰头的匪患了。
事实上，浰头叛军首领池仲容早已经向王守仁递出了橄榄枝，派弟弟池仲安带着老弱病残两百余人随营报效，为桶冈之战摇旗呐喊。
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池仲容不但是所有匪首里势力最强的一个，也是最奸诈的一个。当然，如果用中性词语表述的话，“奸诈”应当替换为“审慎”。当初在王守仁派人慰问并招抚的时候，黄金巢、卢珂率部相应，池仲容却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其可以成立：“我们做贼这么多年，官府招抚这么多次，一份告谕怎可以当真呢？先看看黄金巢他们的动向吧，等确认他们平安无事，我们再投降也不迟。”
黄金巢、卢珂确实平安无事，但池仲容还是不肯投降。
正是以往的作战经验培养出他的雄厚信心：明政府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无非是土兵、狼兵，但调动土兵、狼兵总需要半年光景，而自己到时候只消躲避一个月就足够把土兵、狼兵熬走。所以，之前两度各省联兵围剿，池仲容始终安然无恙。这次虽然见到王守仁攻山破寨的手段，但他自己总还不失周旋的伎俩。派池仲安带人投诚，既是缓兵之计，又可以试探王守仁的态度，亦相当于在明军心腹安插了间谍，王守仁单是防范这些人就要手忙脚乱。
站在王守仁的角度，池仲安带来的这两百多老弱病残确实很添麻烦。倘若是常规情形下的收编，要么打发这些人各自回家种田，要么让他们去当炮灰，冲锋陷阵在最前线，要么将他们彻底拆散，分别安置到其他军事单位，但当时情形显然不容许这样做。
王守仁必须使他们维持在原有的整编状态，这毕竟是给池仲容发出的诚意信号，继而也只能不动声色地将他们支派到远地，再暗中安排其他部队严加监视。这是一场以诈对诈的交手，输赢生死取决于谁的诈术更高明、谁的心肠更狠辣。
十九
当桶冈平定的消息传到浰头，池仲容真正开始紧张起来，暗中加强战备，深沟固守，之所以要暗中进行，是因为自己已经向王守仁表达了向善的“诚意”，总不好堂而皇之地摆出防范姿态。
王守仁也不去撕破脸面，只是以绵里藏针的手段再派人去送慰问品。池仲容总不好将送礼的人拒之门外，当下随机应变，推说卢珂等人和自己有深仇，他们既有了官府做靠山，正准备兴兵来浰头寻仇，自己不得不防。
王守仁将计就计，移文狠狠申饬了卢珂，甚至派遣官兵伐木开道，做出讨伐卢珂的准备，而卢珂兄弟此时赶到赣州，向王守仁报告浰头情势，一场苦肉计就这样上演了：公堂之上，王守仁假作愤怒，历数卢珂挑拨离间、擅自备兵寻仇的罪状，对他施以杖刑之后收监系狱，同时部署官军，准备尽斩卢珂属下。
当然，一切都是演给池仲容看的，王守仁阴纵卢珂之弟回营备战，继而安排城里张灯结彩，打造一派多年未有的太平盛世的热闹光景。而池仲容能否入彀，还要看新一轮慰问使的表演。
使者带着新年的历书再去浰头招抚——历书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东西，用谁的历法就相当于承认谁的统治地位。往往前朝遗民不肯奉新朝正朔，以此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表态。叛军如果有了政治抱负，往往颁布新的年号和历书，标榜独立政权的地位。当时浰头反叛，已经照猫画虎地搞出了自己的一套政府班底，俨然一副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姿态，所以接受明朝的历书就有退让的意思在，而王守仁派人来送历书也是一种示好和有心招抚的暗示。
这一件件事都在给池仲容的戒心卸防，当使者顺理成章地提出要他进城答谢的要求时，他便真的离开山寨，进城去见王守仁了。
池仲容精心挑选了九十三名悍匪一同启程，抵达赣州之后，将众人安置在城外教场，只带几名贴身护卫进城。这真是惊人的举动，那么，究竟该怎样解读池仲容发出的信号呢？倘若横水、桶冈未平，池仲容当然可以有这样的胆色，因为王守仁一旦对他不利，只会坚定横水、桶冈各路叛军的固守之心，但此时此刻三大叛军只剩下浰头一支，王守仁要杀他的话不必有任何顾虑，更何况他的兄弟已经在王守仁的手上。
也许池仲容真的动了投诚的念头，特地以这样的行为表达十足的诚意以及对王守仁十足的信任；也许他笃定王守仁不敢贸然下手，因为一旦杀了他，官军便再没法攻克浰头；也许他就是艺高人胆大，不很将王守仁放在眼里……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我们都已经无从知晓了。
站在王守仁的角度来看，这倒真是擒斩池仲容最好的时机。匪首或多或少都有马克思·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型人格，凭着个人魅力不断吸引着追随者和拥戴者们，所以只要失去领袖，部众就会迅速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境，要么堕落为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要么会有几名骨干分子借机争夺头把交椅，于是或火并，或分裂。这是历史一再为我们展现的人类行为模式，王守仁不可能不知道。
王守仁的反应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只是笑脸相迎，对池仲容说：“你等如今都是改过自新的良民，怎么不一起进城呢，难道对我还有所怀疑不成？”池仲容惶然听命，显然有些意外，但他被引到祥符宫临时住所之后，见那里屋宇整洁，不禁喜出望外，最后一点戒心就此打消殆尽。
似乎此时此刻王守仁并未真的决意要杀池仲容，但等池仲容一行人住进祥符宫后，舆论的压力便骤然而至了。这些二十年来杀人越货的强盗竟然变成了官府的贵客，大摇大摆在赣州城里游逛，在热火朝天迎新年的气氛里“与民同乐”，这深深伤害了赣州百姓的感情，而被派去祥符宫向这些悍匪教授礼仪的人也发来负面的反馈，这一切终于坚定了王守仁的杀意。
于是，池仲容两番辞归都被王守仁设计拖延。正月初二，王守仁派人在祥符宫里杀猪宰羊，筹备第二天的盛宴，而就在当夜，一众甲士忽然掩杀进来，一直杀到天明，池仲容和他那九十三名护卫无一得脱。
这是一场不甚光彩的屠杀，王守仁当日无法下箸，晕眩呕吐，为自己终不能感化这些悍匪而深深懊恼。
以上是《年谱》的说法，而据王守仁在《浰头捷音疏》里自己的说辞，一切疑兵、缓兵之计并非为了感化悍匪，而是为了等待兵马就位。当正月初三兵马就位之后，王守仁在赣州府衙设宴款待池仲容一干人等，出伏兵尽擒其党，然后经过审讯程序，待案犯一一服罪之后，再将其收押入狱。正月初七，各哨并进，至三月初八彻底荡平浰头各寨。(19)
哪个版本更加真实可信，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依常理讲，王守仁荡寇虽极尽诡诈之能事，上表自述总不会欺君，至于以忠厚见称的钱德洪是如何访得祥符宫的往事载于《年谱》，据说是得自王守仁的重要谋士龙光的回忆，言之凿凿。当然，如果池仲容能写出一部回忆录的话，事情也许又会有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版。
而在情感上，仅仅在情感上，今天的读者更愿意接受哪个版本呢——无论怀着毫无保留的心抑或勉为其难的态度？如果我们依循《传习录》的教诲，依循王守仁一切讲学当中的教诲，当我们处在类似境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断呢？乔治·奥威尔有一篇评议圣雄甘地的文章，开篇便提到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他参与了政治而损害了自己的原则呢，因为政治的本质决定不能脱离胁迫和欺诈。”
或许甘地在“立诚”的原则上做得比王守仁好，尽管他从不知道这个儒家概念。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他“至少有三次宁愿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死掉，也不愿意按照医生的处方让他们进食动物食品。不错，死亡并没有像当初害怕的那样发生，并且甘地——你可以猜想，大概来自对立面的强大道义压力下——总是让病人自己选择，是否以犯下罪过为代价延长生命。但是，如果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的话，他仍旧不会进食动物食品，不论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他说，在我们为了要活命而采取的行动中，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就甘地这一道德原则本身来说，换言之，当它以一种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在情在理，为求活命当然不能不择手段，譬如我们不应该为了活命而吃掉自己的亲人。问题仅仅在于，甘地所谓“一定的限度”比我们普通人为自己所设的限度要严苛很多。
1938年，甘地就纳粹德国所发生的灭犹事件发表看法，他对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相当惊人却在他的价值观里一以贯之的策略：“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就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注意’。”战后他为自己辩护说，反正犹太人要被杀死，不如死得有意义。……甘地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你如果自己不准备杀人，那么你必须经常准备有人会以其他某种方式丢命。1942年他号召对日军入侵实行非暴力抵抗时，他承认这可能会造成好几百万人死亡。（《甘地随想录》）
所谓有识之士，顾名思义，总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见解，不会泯然于众，或者说，不会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接受，甚至在未来的很多个时代都不被接受。他们要想活得舒服一些，就必须拿出“乡愿”精神，至少表面上对主流价值观表示出真诚的认同。
倘若王守仁熟识甘地的话，至少会赞赏他的“狂者胸次”。而甘地这般一以贯之的对原则的坚守，“虽千万人吾往矣”，无论如何都要算是“立诚”与“知行合一”的典范了。
倘使甘地换在王守仁的位置，一定比后者更少纠结，或者说心安的程度一定更高；甘地一生也过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日子，只不过他所理解的天理不同于朱熹与王守仁所理解的罢了。
(1) 见《全集》，第329-330页。
(2) 见《全集》，第330-331页。
(3) 见《全集》，第583-585页。
(4) 见《全集》，第585-586页。
(5) 见《全集》，第587-589页。
(6) 见《全集》，第589-590页。
(7) 见《全集》，第675-676页。
(8) 见《全集》，第335-340页。
(9) 见《全集》，第994页。
(10) 见《全集》，第881-882页。
(11) 见《全集》，第821-822页。
(12) 见《全集》，第822页。
(13) 见《全集》，第345-350页。
(14) 见《全集》，第380页。
(15) 见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485页。
(16) 见《全集》，第622-625页。
(17) 见《全集》，第374-375页。
(18) 见《全集》，第375-388页。
(19) 见《全集》，第394-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