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十三章
应对策略和防卫办法
伤害并非全都一样，也不是每个侮辱都会变成情感暴力。有许多防御策略可以用来防止其给心灵留下伤痕。对此，有些问题比较重要，比如：在当时可用什么办法对付心理侵犯者？从中期看如何保护自己不被伤害的后果影响？
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居安也要思危，要想到更糟糕的事甚至危机可能会到来。在紧急情况下，要想想之前有什么曾对你有过帮助。如果自己应付不了，寻求帮助也绝不是丢人的事。”但也要做好改变自己视角的准备。席尔腾沃尔夫说：“毕竟生活一直在变，我们也要随之而变，随着年岁的增长，这变得尤其重要。”
有些人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私人关系中。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会惹恼别人，自己却觉察不到。这种“投射性认同”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机制：人们不自觉地有一些行为举止，比如在换了工作或者开始一段新恋情之后，让别人就像自己暗暗害怕、一定要避免的那样对待自己。
门诊或住院部的团体治疗、多模式治疗可能对此有帮助，借助艺术、音乐或身体疗法等非语言治疗也可以。病友之间经常能识别出彼此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应该彼此间谈一谈，以逐渐更好地理解自己，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这并不总是管用，但经常会有用，在临床上也很重要。冲突几乎总是在“人之间”而起，很少仅一方有错。
反复成为受害者
47岁的萨宾娜每次开始一份新工作，总是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刚开始她和同事还挺合得来，会带蛋糕到办公室，也总是乐意聊会儿天。她很内秀，比如，休假计划和别人撞了也不会坚持，组会上大家提出自己想休假的日子，她情愿就拿剩下的。其实私下里她觉得失望、不被重视，但不会和别人说，不过别人还是能看出她的不满。渐渐地，别人对这位新同事的逆来顺受无感了，甚至带上了攻击性，反正她似乎就想当个受害者。对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萨宾娜很是痛苦，却又不反抗。就算没有人真的确定，以下想法也很可能已经在团队里生根：不用太考虑萨宾娜，反正她对什么都不满意。
什么可以爱，什么可以改？
基本上，“爱它，改变它，要不就放下它”这条屡试不爽的规则很有些道理。乌尔姆大学附属医院的哈拉尔德·京德尔说：“防卫通常比默默承受要好，长期忍受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疾病，可能也是由于压抑下的、经常是无意识的攻击至少在生物学上有负面影响。总之，最好向专业人士寻求建议，和他一起找到最佳解决办法。”
“爱它”：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说：“要分清可改变的和不可改变的情况：眼下我真的可以另寻他法吗？决定权在我手中吗？”毕竟，人经常因为看起来别无他法而感觉被困在了伴侣关系中、家庭中、公司中。但就算这份工作经常压力很大，失业真的会比拥有现在这份工作更好吗？有了新工作，是不是还要和臃肿的结构、讨厌的同事打交道？单身生活真的会好过和伴侣、家人的争吵？这些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曾一再问自己，但很难找到答案。
对于犹豫不决的人，没有简单的、万金油式的建议。要分清什么是“正常”的压力、什么已变成工作或恋爱中的恐怖，通常可能只能依赖直觉。一般而言，个人会感觉到咒骂的界限被逾越，不再愿意忍受同事、上级或伴侣的某些行为，尤其是反复发生时。也会有对二者不确定的阶段，这不可避免。那些良言怎么说的？“给我坦然，去接受不可改之事；给我勇气，去改变可改之事；给我智慧，将两者分清。”
有时，照单全收也有道理，因为完全没有问题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所以同难搞的婆婆、苛刻的上司还是和解比较好。不必立刻爱他们，只需找到相处之道，包括脸皮厚点儿，不要事事都往心里去。
“改变它”：如果压力一直存在，这就是个值得称赞的建议。弗赖说：“这种情况下，要找鼓励你对某些事不要忍的盟友。希望人人身边都有能看到问题并有责任感的人，可惜很多人对问题视而不见。寻找那些能拿出勇气挺身而出，站在受害者一边并保护他们的人。”勇气也包括不与加害者为伍，揭发加害者，让他们的行为不再伤害到别人。让加害者回归理性有多么困难、是否可能，后面会再讨论。
就算无法立即根本地改变某个状况，也不要太早把这难办的情况当作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比如同事出言不逊可以去找老板，和伴侣吵架了可以去做夫妻心理治疗。这时有盟友同样很重要，在他们的帮助下困难至少容易忍受一些。另外，自我保护很重要，受害者要不断提醒自己，咒骂和恶意只能说明骂人者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被骂者。骂人的人不是客观的权威者，而是困于自身特征和局限的加害者。这种看法可以帮助我们不把可能的伤害和辱骂指向自己。
通过对道德勇气的研究，我们知道保护受害者、揭发加害者是多么重要。迪特尔·弗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更多的小英雄——懂得保护自己不受小恶意侵害的小英雄。至于大的恶意，至少80%的德国人支持开放的社会，严厉谴责歧视、排挤等行为。”因此，在私人生活和职场中，大恶意会更多地被这80%通过站出来表达赞扬、认可、尊重来对抗，而随处可见的恰恰是容易被他人忽略的粗鲁和小心眼等小的恶意。
弗赖说：“心若小气，人就会变成小人；心若宽大，人就能豁达。基本上，对做人的想法和对他人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维护每个个体的尊严，看到其优点，以尊重、欣赏、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他，那情感暴力就无处立足。”
“放下它”：这是许多失望夫妻、沮丧雇员的梦想：一声炮响般地离开这段关系、放弃这份工作。终于让老板看到，你不想再被这般对待。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而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女性留在自恋的丈夫身边是因为另一个选择——自己一个人过看起来更糟，或者因为她们害怕分开引起的反应。但重要的是不要接受明显有破坏性的行为，保护好自己。可以通过扫清冲突而不用完全退出这段关系，比如，如果他一直在熟人面前数落她，并以贬低她来抬高自己，那她下次可以直接站起来，客气地和别人说再见，然后离开。这（暂且）不意味着要分开，却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她不想再忍受他那令人气愤的行为。
认出情感施暴者，并让他们无计可施
情感暴力可出自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自恋型、神经质都是其中的常见者，有时还出自易怒者——德文里叫“Choleriker”。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里的“胆汁”一词——易怒的人似乎“胆汁”特别多而毒，会伤害、打击别人，喜欢叫喊咒骂，不讲道理。
情感施暴者的标志
易激动，一点儿小事也经常令其激动。
从来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认为自己的行为很正常，因为没学到过其他的。
力争支配权，过于冲动，有强烈的上下级思维。
一部分人好动、有动力、好表现。
对失望的容忍度低。
经常出人意料地爆发，广播声音太大、言辞误解等小事都会引起他的暴怒。
情感施暴者总觉得自己被攻击，并照此来解释周围的事情，觉得自己好像在打仗一样。
其行为对外人来说不可理喻，完全过火、不恰当，令人害怕。
易怒者之间也有分别，在有些人身上这种易怒会变成一种长期状况，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偶尔会被兴高采烈所取代。积极和消极的情感经常会自动交替。引来狂风暴雨的都是些稀松平常的小事：一个错误的动作就会让易怒者爆发，开始辱骂别人。对于周围的人，这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当易怒者是上司、老师、教授、长辈或伴侣时。
易怒者喜欢贬低对方，所以和他们一起生活可能是极其有破坏性的：刚开始你还会抗争，但慢慢就放弃了，甚至会接受对方鄙夷的眼神。听起来很简单粗暴，但分手通常是唯一的办法，至少在易怒者不做任何努力去寻求帮助时。
与容易变成情感施暴者的人相处对每种关系来说都很困难，不管是私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因为这对所有与事者都是一种负担。有趣的是加害者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但只要他们不讲理，你就应该远离：不要因为他人而让自己心理上受伤。
不要逆来顺受，不要听命于人
情感施暴者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表现得很暴力，他们可能在家里是亲密爱侣，但到了公司就实行恐怖统治——或者反过来。通常他们都对伴侣或同事缺乏尊重和欣赏。在极端情况下，情感暴力的受害者必须给出明确的停止信号，比如明确表示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情，就不再为这家公司工作，或者下次再犯就分手。重要的是，你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才能以此威胁，不然以后你在谈判中就会陷于很尴尬的位置，被认为只是虚张声势。
对于发狂、喊叫、嘶吼、乱扔东西，有时甚至使用身体暴力的同事，具体能怎么对付呢？在这种爆发的背后通常隐藏着一种无力感，让当事人觉得无法自控。正确的即时做法是让易怒者知道大家理解他。“冷静点儿”这种要求没什么用，还经常被对方视为进一步的挑衅。更好的说法是“我明白事情给你很大压力”，或者“我能想象你为什么气愤”。这些话并不是示弱，而是表示对事情能客观看待。
在这些时刻也要宽慰自己：“很快就会过去，现在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不是我的错。”基本就是这类话。这样你就从“在下”变成了“在上”。重要的是，作为受害者，一方面要有自信，不要把自己视为无力防卫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要先退一步，直到暴风雨过去：“我们可以谈谈，但不是现在。”在双方平静的时候请求一次私下谈话会有帮助，需要的话做个了结，可能的话还可以叫上盟友。
以这种方式暂避绝不是懦弱，对辱骂不做出反应才是大度量。当易怒者或其他情感施暴者爆发的时候，友好、客观的对话反而会让他们尴尬，因为他们期待的通常不是友好的回应。之后就要明确表示，你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不可无礼，但冲突要摆在桌面上谈。
对付情感暴力
·避免接触或尽量少接触出口伤人者，这并不容易，有时也不可能。
·淡定：重要的是避免直接冲撞，因为这会导致情况愈演愈烈。在这方面，在难办的时刻保持镇定很有帮助，风暴通常很快就会过去。任由狮子吼，发出平和的信号，在紧张情势下不要再进一步刺激对方。不一定要走向对峙才可以清楚表明自己不再接受这些伤害。
·咒骂更多地说明了咒骂者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被骂者。所以如果某人言语伤人，那就说明他是一个不知如何自持的人。无论如何，不可因受了他的谩骂就直接摆出受害者的姿态。
·要找出情感施暴者在哪些情况下会爆发，以便避免这些情况发生。在私人生活中可以约定一些信号，以便让他们看到界限在哪儿。
·保持积极主动，对伤害行为不可息事宁人。就算在情急时退一步，也不意味着容忍攻击。在当事人都平静下来的时候聊一聊很有帮助。
对待彼此的理想方式是什么样？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开放、诚恳、礼貌、体贴、平等。但和情感施暴者就很难做到，因为他们把伤害藏在最随便的话语中，几乎对什么事都能生气，暴虐到会进行人身辱骂的程度。在这种人身边，人很快就会被影响，会气恼、心情差、受伤。
问题在于情感施暴者首先要自己体会到痛苦，才会想要去治疗。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想要控制自己的怒气以和其他人再度建立正常的交往。解决的方法包含有关如何用心以及如何接纳的行为治疗。让情感施暴者意识到他们的恼怒感受，也就意味着接受他们这样的人，但拒绝他们讨厌又伤人的行为。情感施暴者必须学会自控，而另一方则应学会泰然处之。
注重自己的感受
被伤害和侮辱时，梳理并正确认识自己的痛苦很有帮助。这说起来容易，但许多人并没有学会识别自己不愉快的原因以及自己缺少什么。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难过是别人的伤害造成的。他们经常不注重自己和自己的感受。
注重自己的感受意味着暂停一小会儿，让深藏的自我浮现出来。能做到这样成功“自我共情”的人，不会压抑痛苦的认知，反而会保护自己，不会无条件接受外界的责难，并与之展开抗争。53
而让自己被负面感受淹没、沉浸在问题中的人，则强调自己的痛苦，同时贬低自己，54 好像情感施暴者做得还不够一样！有些受害者只顾独自伤怀，几乎做不到对自己采取正面的看法，只会放大自己的弱点，认为自己有缺陷，对待挫折和停滞不前都只有负面情感，惶恐不安。
要做到“自我共情”，重点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自己的承认和善意，将自己作为重点。许多研究都已经说明这对身体和心灵有多好：能“自我共情”的人更不容易焦虑或抑郁。55
“自我共情”不仅能增强心理抵抗力，对多个脏器和整体健康也有积极作用，许多研究都已证明这一点。随着受试者被训练得更能自我共情，他们的皮质醇水平会下降，心率改变也更迅速。56 这意味着他们在出现心理或身体变化时，脉搏马上就能变快或变慢，有很大的弹性。心脏能很快适应，就说明机体对感受的反应恰当。如果心脏对不同压力仅表现出很小幅度的搏动变化，就表示心功能可能不全。57
如果“应激激素”皮质醇的释放量较少，那对咒骂和侮辱的应激反应也会较轻。尽管心率、血压、呼吸频率还是会随着情感压力上升，但应激反应很快就会过去，于是血管、神经、器官就只是受到了短时间的负面影响。对身体特别有害的慢性炎症也不会那么快发展起来。抑郁感受和焦虑发作会更少，最多只会有中度的应激反应。58
“自我共情”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这样就挺好。哪怕有小毛病和不足也无所谓。即使不优秀、不比别人好，也可以欣赏自己，更完全不必对别人的贬低逆来顺受。
“自我共情”通常出现在重视起自己、对自己好、像对待最好的朋友那样对待自己的时候。所以要对自己友好、体贴、多些理解，需要的时候当然也要懂得原谅，那时就会发现对自己友善也是为自己好，友善不是因为自己做成了什么，而是因为自己原本的样子就值得友善对待。
要共情而不要情感暴力
他们只想着自己，很少关心别人，也不关心别人怎么想他们。神经质者对自己和世界有一种单维度的理解：不直接发生在他们世界中的事，他们就无所谓。他们喜欢发泄，却不能很好地容纳；容易伤害周围的人，有时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当心理学家说这类人也可以共情时就更令人惊讶了。但研究发现，他们得到共情方面的帮助的话是可以做到的。59
英国科学家研究了一些志愿者，他们心理健康，其中有些人还十分成功，但明显有自恋特征。在实验中，这些自恋者被告知有一段恋情终结了，但不管分手被说得如何惨烈，受试者都没有产生任何共情，就算告诉他们被抛弃的人得了抑郁症、被分手伤得很深，也没有改变。
在另一项实验中，给自恋的女性看一个人被伴侣殴打、侮辱的视频。受试者被要求想象一下被虐待者是什么感觉，然后她们就产生了共情。而没有被要求进入受害者角色的自恋者对看到的侮辱依旧冷漠。
对身体功能的观察也与此吻合。一些受试者就算看到了别人受苦，他们的脉搏也保持稳定。而另一些采取了受害者视角的则心率上升，呼吸急促。
研究带头人埃丽卡·赫珀说：“如果我们鼓励自恋者以别人的视角去看事情，他们通常就会做出适当的反应，甚至会对别人的痛苦共情。这不仅对他们周围的人更好，长期来说对他们自己的健康和人际关系也更好。”对社会来说，让心理病态者能够共情也是有好处的。许多自恋者非常自信，却常让身边人苦恼。他们还会咒骂和侮辱别人，严重时甚至会转向暴力。
所以自恋者有共情的能力，只是并不是总能调动起来。彼得·亨宁森说：“共情能力不是静态的，共情也是意愿和动力的问题。”共情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被唤起，尽管乍看之下完全不是这样。
嘲讽也是磨炼？
这想法呼之欲出：也许时不时经受一些小小的恶意甚至更大的伤害能加强心理防卫能力？还是说它们比想象的更有破坏力？乌尔姆大学附属医院心身科主任哈拉尔德·京德尔说：“恶意本身对任何事情都不好！它们伤害人，会让人生病，但期望生活中不要出现任何伤害就太天真了。冲突和攻击是人性的一部分，关键是学会尽可能有建设性地去处理它们。”有了克服冲突的经验，就能以一个更强的人格从这些情况中走出来。基本上，比起完全没有压力，成功应对一定量的压力体验更能让人经得住之后的生活逆境。
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我们经历的一切、我们能很好地吸收进人格之中的，都促使了个人发展。疾病和伤害是‘危’中有‘机’。但人在特殊情况下能有多少发展相差很大。”依赖性强、完全不信任自己的人在危机之中就很容易被打败，而完全不接受帮助的人可能一开始还信任自己，但之后就无法转换视角，不能采取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事情。
迪特尔·弗赖说：“如果‘疫苗理论’是对的就好了——我就用小恶意做疫苗，来让自己对大恶意免疫。但研究表明，这些小恶意会威胁到一个人的自信、个人及社会身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中走出来变成更强的人。”另一方面，必须承认，长期面对侮辱的人，比如矮小、有色、肥胖的人，确实已经习惯了某些恶意，学会了不往心里去，但依然没有人愿意听见那些恶言恶语。
悲伤止痛药？
男方有多年的婚外情，从不错过任何勾搭的机会，现在突然被自己发现？先吃片扑热息痛，也许就没那么难受了。办公室里同事又开始欺负人，一个好事者传着各种不好的谣言？真是不顺，吃点儿布洛芬也许好受点儿。
这些止痛药明显不是心理药物，但它们不仅对身体疼痛管用，对心理疼痛也有疗效。用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来治相思、孤独和老板的恶意造成的伤痛？乍听起来有点儿怪，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些经典止痛药也能减缓心理疼痛。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揭示了这些常见药物如何影响思维和情感，以及这会对非处方药的处理带来什么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拉特纳带领的科学家们综合了大量的发现，他们表示，虽然还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因为此类研究相对较新，但研究“应该有潜力改变我们对常用止痛药如何影响上百万服用者的理解”。政治家和医生协会可能会要限制此类药物的自由购买，如果它们真的对感受处理及其他认知过程有如此大的影响。
简单回顾一下：2003年，神经科学家首次发现身体和心理的疼痛在大脑同一区域被处理的证据。60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内奥米·艾森伯格说：“社会疼痛和生理疼痛相交叠，被排挤的、孤独的人通常对疼痛更敏感。”此后又有许多发现表明心理状态如何影响对生理疼痛刺激的感知。
拉特纳说，最好朋友的背叛会被形容成“背后被插了一刀”可能不是偶然，而是暗合了大脑中处理身体疼痛和处理心理疼痛的神经回路相邻近。边缘系统中的神经元相近又会带来身体和心灵之间的进一步交互。
2010年出现了首批有关止痛药对心理疼痛作用的研究，受试者规律服用对乙酰氨基酚等止痛药，结果日常伤害的影响就小一些。61进一步分析显示，药物主要作用于岛叶、杏仁核和边缘系统周边的其他脑区，这些地方是主要的情感压力处理区，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药物对神经活动的缓和在这里发挥到最大。
止痛药不仅会压制社会排斥和伤心带来的自省，还会明显弱化对别人的感受。服用对乙酰氨基酚会导致受试者在别的参与者遭受身体疼痛或被团体排斥出去时更少地共情。凯尔·拉特纳说：“在止痛药的影响下，人对他人的痛苦更不敏感，更加不为所动。这尤其指向止痛药的影响，因为他人的情绪没有变。”
非处方止痛药被认为无害，哪怕最近反复有关于其对心、肝、胃方面严重副作用的报告出现。这些药几乎家中常备，在医院和诊所也属于最常见的，但如果服用百万次，可能也会有深远的影响，毕竟身体和心理的疼痛都是一种警报，从进化角度说有重大的意义。疼痛说明人的器官功能或其社会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如果用止痛药压制，相关的警报就会消失。
这甚至能导致人的自我肯定能力减弱。在一项研究中，服用了对乙酰氨基酚的人对自己终有一死更加不在乎，对社会接触或未来的计划也更加不关心，一切对他们来说都越来越无所谓。止痛药对心灵的麻痹作用如此之大，所以用止痛药治疗慢性背痛、风湿、头痛会不会留下这样的副作用：心里一片废墟，没有感觉，对什么都不再有热情？
研究作者强调，下这种惊人结论可能过早了，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凯尔·拉特纳说：“但诸多发现还是令人警醒。毕竟，服用止痛药的人只想消除身体的疼痛，没料到会有广大的心理作用。”
政治家和医生协会应该衡量一下，是否至少以后该更好地控制止痛药在孕妇和儿童身上的使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学家们就问道：“感受处理在大脑发育早期被反复弱化会有什么长期后果？”又或者，对乙酰氨基酚等止痛药是否有利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因为初步研究表明，它们也能影响冲动控制。
当然，新发现也表明止痛药有积极的用处。和伴侣吵架之后吃一点儿扑热息痛，被领导训了之后来点儿布洛芬，整个世界看起来就容易忍受多了。拉特纳说：“这些药每个医院都有，在全世界，在各个年龄段和阶层，它们都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它们，以便更好地知道其危险性，以及可能的社会效用。”
创伤一喷灵？
经历过坏事的人通常长期难以释怀，恐怖的画面会一次又一次出现在眼前。身体上也会有所表现：可能许多年都会伴有不安、恐惧、情感麻木、躲避行为，并会促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慕尼黑工业大学附属医院和马克斯·普朗克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医生和心理学家指出，催产素可以缓解这些病人的症状，可能会对治疗起到补充作用。62 创伤专家马丁·扎克带领的团队给平均年龄40岁的曾受过创伤的女性使用了催产素鼻喷剂或安慰剂。两周之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有所减弱，尤其恐惧和躲避行为不再表现得那么强烈。
另外，研究人员还记录了心脏活动的各项参数，结果表明心率变化幅度增大，其他功能也得到了改善。这些变化说明身体自己的应激调整变得更有效，对心脏兴奋的自主控制也不再被激活。
创伤专家马丁·扎克说：“我们第一次证明了催产素能降低女性身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强度，这可以是心理治疗的另一个补充治疗选项。”目前，催产素主要作为一种拥抱、依附激素，用于促进产后乳汁分泌，加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多项实验表明，催产素鼻喷剂能让盟约更牢固，提高对别人的信任，比如使人更愿意借钱给陌生人或者以其他形式相信他们。
彼得·亨宁森说：“目前这些发现都很令人兴奋，但如果用催产素还能减轻创伤后的痛苦，那重要性就完全不同，这非常有前景——不是要取代心理治疗，而是用这个新的治疗选项加以补充。”瓶装防恐惧喷雾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大部分都需要很长时间，也很困难。病人在心理治疗中处理创伤经历，感到安全后通常会好一点儿，但这可能要花许多年时间。纳洛酮、多种抗抑郁药等都被尝试过，疗效有好有坏，但尚无稳定且有效的标准药物疗法。眼动脱敏再处理等特定的创伤疗法可能也有帮助，其做法是在病人直面创伤时借令人平静的动作模式降低压力水平。
让压力降下去
一位病人来诊所登记，她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前台正准备友好地向这个陌生人问好，她突然掏出一把刀，扎向前台接待员。年轻的前台女子送医接受治疗后才苏醒过来。63 身上的伤不久就愈合了，但心理受的伤比身体受的伤更深。她还做得了那份工作吗？会不会看到每一个新病人都会怀疑？她不想让自己放弃那份工作，于是去看了医生。
慕尼黑的创伤治疗专家马丁·扎克在她讲述这段经历时，在她眼前举起食指轻快地来回动。女子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指上，并详细讲述遇袭经过，看上去明显还是很烦乱。能看出她有多紧张，想到被持刀袭击就会引起她的不安。她在和自己做斗争。第二次治疗时，这个年轻女子明显更放松了，讲述起来也不激动了，但快结束时她不禁哭了起来，因为完全被对遇袭的记忆淹没了。
第三次治疗时，她想起了袭击的更多细节，这些记忆本已消失。她自己也很惊讶，因为突然记起“她扎到我的时候，我后背忽然一片温热”，“挺奇怪的，刚开始并没有那么痛，只是感觉很新奇”。仅仅又进行了三次治疗之后，她就回去上班了。
马丁·扎克用视频记录了这个病人的治疗过程。眼动脱敏再处理对她起到了作用。64 根据其原理，遭受身体袭击等可怕经历会留下痕迹，对事件的记忆在情感脑中与害怕、惊慌等感觉相连，于是袭击在脑海中重现时身体也会有应激反应，机体的警报反应全面展开，就像真正被袭击时一样。
眼动脱敏再处理可降低压力水平，大概是因为在受害者讲述事件的同时，规律的眼动向大脑发出安抚信号，由此抑制可怕记忆和内心不安的激烈互动，大脑中有关之前这段记忆的关联被更新，关联的情绪变得更愉快。65 马丁·扎克说：“要找到通往创伤经历的路径，目标明确地向着它去，那样就可以进入情感负担最重的地方。”
将眼动脱敏再处理作为治疗创伤的手段可追溯到弗朗辛·夏皮罗。传说这位加利福尼亚的治疗师和朋友在公园散步时向其讲述了痛苦的分手，这时在她的视野边缘，树枝在风中摇动，这让她感觉越走越平静。这启发了她将这种眼动脱敏在病人身上加以尝试。
这种方法并不为所有医生所知，某些部分还存在争议，但在有些创伤病人身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66 一些有严重心理创伤的病人在仅仅三次各90分钟的眼动脱敏治疗后，在一年后就表现出明显的好转。
另一种类似的疗法“敲打”（Tapping）也对恐惧和不安有相似的积极作用。可以对儿童，比如怕狗的孩子有帮助。经过几次治疗后，孩子就学会路上遇到狗的时候不那么紧张。治疗时，在孩子讲述遇到狗的不好经历时，治疗师有节奏地两手轮流敲打孩子的大腿。这样，尽管对恶狗的记忆再次浮现，但他的压力水平降低了。
不一会儿，孩子就明显没那么害怕了。当然，他还没有变成爱狗之人，不过偶尔也会抚摸一下信得过的小动物。很快，他就能坦然面对上学路上经常遇到的遛狗人。而一两年前他会选择绕路。
“敲打”和“眼动脱敏再处理”都能帮助减轻创伤经历后经常会出现的不安。对于情感暴力的受害者来说，这也可以是治愈的第一步：让有关伤害和侮辱的记忆不要永远和增大的压力、内心的紧张相连。
内容要点
￭ 对伤害不必逆来顺受，可以采取防卫措施。就算是面对易怒者、心理病态者，也可以让他们不起作用，不用服从他们。另外，更能自我共情、自我注重的人能受到更好的保护。
￭ 不要自甘做一个受害者，恶意和伤害变成情感暴力需要两方的共同作用。不要让攻击靠自己太近，以致有了破坏性作用、留下长久的伤口，这往往掌握在自己手中。
￭ 通过不断的小型心理攻击来“磨炼”心灵不值得一做，只会造成长久的厌烦。这可能会让人对此形成习惯，但也只是习惯，一直被耍弄甚至侮辱并不会让人得到更好的保护。
￭ 心理和身体的痛苦相交叠，所以止痛药对心理痛苦也管用。人的关注和共情能力受体内激素影响。已有研究指出如何促进情感亲近而不是情感暴力。
￭ 如果情感暴力及其他创伤体验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就必不可少。疗法有许多种，如能减弱与创伤关联的应激反应，人尤其会感觉到解脱。
结语 关心、分享、爱护
最新的研究清晰指出，以“善意的成见”去对待所有人尤其是孩子有多么重要。恶意、贬低、侮辱无益于任何事情，情感暴力很伤人。实施心理恐怖和操纵感受的企图有时表现为微小的压力，有时表现为大型的威胁，它们让日子难过，还可能引发负疚感，让人心中有愧。
心理伤害不一定会让人生病，但致病的可能性也很大，而且可能会留下长期的创伤。不过，如何防卫掌握在许多与事者自己手中，没有一个成人需要让别人的恶意在自己心中扎根，这方面有很多技巧和策略：拥有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生活环境安稳又能强化心灵、拥有许多鼓舞人心的经历。这些都有助于防卫。
排斥、侮辱、忽视不仅会影响受害者个人，被排挤的痛有时还会引起对他人极大的愤怒，时常还伴有对外来者的攻击，如果社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被伤害，感觉被遗忘、被抛弃，那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最近，许多国家的选举以及出现的越来越极端的潮流和政党正说明了这些。
个人痛苦、社会内部心理创伤、政治气候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但可以看到大群体对外来者、异见者的行为态度如何导致了极端政党的形成、世界范围内对种族主义领导人的支持，并不断引发新的危机。
仇恨和排斥的第一粒种子种在人际关系之中， 而且经常在童年最早期就已种下。儿童早期依附专家卡尔·海因茨·布里施说：“没有人能承受一直被恶语相向，这会让人生病，或是愤怒。”童年早期依附和可靠关系在德国及其他许多西方国家还远没有被承认为人际互动的重要基础，更没有得到保护，布里施在新西兰参加某次会议时对此深有体会，与会的也有当地的毛利人治疗师。
会议开始后，毛利人请所有与会者举出社会最该给予其儿童的三样东西。西方的儿童依附学者们讨论了许久，经过几个小时也没有得出统一结论，而毛利人在仅仅半分钟之后就对最重要的几点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关心、分享、爱护。
致谢
我与许多医生、心理学家及其他专家多次谈及情感暴力这一主题。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展开了广泛的对话和讨论，有时也提出了非常不同的见解——关于这种现象的意义和普遍性、受其影响者自己有多大作用，以及情感暴力是否属于“人类互动的背景噪声”。
他们中的许多人多次给了我有价值的信息和阅读建议，我衷心感谢他们的支持、耐心和帮助。在本书中，我采用了很多他们的判断和评价，并力图准确地给出他们的看法。如果小心仔细之下还是未能做到，书稿中可能会有误解、错判、歪曲。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完全是因为我，而不是被我引用的人。我十分感谢：
克里斯托弗·贝特格教授，医学博士、精神病学家、《德国医学周刊》医学科学编辑部主任；
哈特维希·鲍尔教授，博士、旧厄廷手术中心前主任医生，曾长期担任德国外科手术协会秘书长；
科尔内留斯·博尔克教授，博士、吕贝克大学医学伦理及科学史学院主任；
卡尔·海因茨·布里施教授，博士、慕尼黑大学附属豪纳儿童医院儿童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科主任、帕拉塞尔苏斯私立医科大学萨尔茨堡校区教授；
乌尔里希·布罗克林教授，博士、弗莱堡大学社会学教授；
迪特尔·弗赖教授，博士、慕尼黑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
哈拉尔德·京德尔教授，博士、乌尔姆大学附属医院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科医务主任；
马丁·黑尔特教授，双博士、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心理社会医学中心医疗心理学诊所及学院主任；
弗洛里安·海嫩教授，博士、慕尼黑大学附属豪纳儿童医院儿童神经及儿童发育科主任；
彼得·亨宁森教授，博士、慕尼黑工业大学附属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医院院长；
沃尔夫冈·希默尔教授，博士、哥廷根大学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教授；
韦雷娜·卡斯特教授，博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教授、苏黎世荣格研究院院长；
安德烈亚斯·梅尔克教授，博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院精神病理学及临床干预教授；
伊冯娜·内斯托里乌克教授，博士、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学院兼诊所主任心理医生；
温弗里德·里夫教授，博士、马尔堡大学临床心理学及心理治疗教授；
乔拉姆·罗内尔，博士、瑞士巴默尔韦特医院心身医学主任医生；
马丁·扎克教授，博士、慕尼黑工业大学附属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科主任；
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教授，博士、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保守骨科主任；
斯特凡·齐普费尔教授，博士、图宾根大学附属医院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科主任。
参考书目
下面按字母表顺序列出了我引用过或从中获取了重要背景信息的专业文章和书籍，以及其他一些有帮助的读物。大部分高质量的医学、心理学研究都是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其中有许多可自由阅读。找到这些文章的方法有很多，特别有用的是通过藏有超两千万篇医学专业文章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进行查阅。大部分文章在网上有简短摘要免费阅读，也有不少文章可免费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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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Der Tagungsband dazu: Brisch KH (Hg.): Bindung und emotionale Gewalt. Stuttgart 2017
2 Cole SW: Social Regulation of Human Gene Expression: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3;1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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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ern R: Der Gaslight-Effekt. Wie sie versteckte emotionale Manipulationen erkennen und abwenden. München 2017
6 Weaver SA, Diorio J, Meaney MJ: Maternal Separation Leads to Persistent Reductions in Pain Sensitivity in Female Rats. Journal of Pain 2007;8 :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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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atkins LE, Han S, Harpaz-Rotem I, Mota NP, Southwick SM, Krys-tal JH, Gelernter J, Pietrzak RH: FKBP5 polymorphisms, childhood abuse, and PTSD symptoms: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Resilience in Veterans Study.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016;69 : 98
9 Mills KL, Goddings AL, Clasen LS, Giedd JN, Blakemore SJ: The Developmental Mismatch in Structural Brain Matur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2014;36 :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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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urman B: Es ist nie zu spät, eine glückliche Kindheit zu haben. Dortmund 2013
15 Doom JR, Mason SM, Suglia SF, Clark CJ: Pathways between childhood/ adolescent adversity, adolesc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ongterm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in young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7;188 : 166
16 Suglia SF, Koenen KC, Boynton-Jarrett R, Chan PS, Clark CJ, Danese A, Faith MS,Goldstein BI, Hayman LL, Isasi CR, Pratt CA, Slopen N, Sumner JA, Turer A, Turer CB,Zachariah JP: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Adversity and Cardiometabolic Outcomes: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18;137:e15
17 Vidi V, Rajesh V, Singh PP, Mukherjee JT, Lago RM, Venesy DM, Waxman S, Pyne CT, Piemonte TC, Gossman DE, Nesto RW: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ko-tsubo cardiomyopathy.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2009;104 :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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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Ghadri JR, Sarcon A, Diekmann J, Bataiosu DR, Cammann VL, Jurisic S, Napp LC,Jaguszewski M, Scherff F, Brugger P, Jäncke L, Seifert B, Bax JJ, Ruschitzka F, Lüscher TF, Templin C; InterTAK Co-investigators: Happy heart syndrom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al stress in takotsubo syndrome.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6;37 : 2823
20 Tawakol A, Ishai A, Takx RA, Figueroa AL, Ali A, Kaiser Y, Truong QA, Solomon CJ,Calcagno C, Mani V, Tang CY, Mulder WJ, Murrough JW, Hoffmann U, Nahren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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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Yusuf S, Hawken S, Ounpuu S, Dans T, Avezum A, Lanas F, McQueen M, Budaj A, Pais P, Varigos J, Lisheng L; INTERHEART Study Investigators: Effect of potentially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52 countries (the INTERHEART study): case-control study. Lancet 2004;364 : 937
22 Bot I, Kuiper J: Stressed brain, stressed heart? Lancet 2017;389 : 770
23 In vielen Städten werden beispielsweise Kurse unter dem Begriff «Safe – sichere Ausbildung für Eltern» angeboten
24 Diamond J: Vermächtnis: Was wir von traditionellen Gesellschaften lernen können.Frankfurt a.M. 2012
25 Katz LF, Gottman JM: Buffering children from marital conflict and dissolution.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997;26 : 157
26 Eluvathingal TJ, Chugani HT, Behen ME, Juhász C, Muzik O, Maqbool M, Chugani DC, Makki M: Abnormal brain connectivity in children after early severe socioemotional deprivation: a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study. Pediatrics 2006;117 : 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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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artens W: Was Paare zusammenhält. Warum man sich riechen können muss und Sex überschätzt wird. Münche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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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Niethammer D: Wenn ein Kind schwer krank ist. Über den Umgang mit der Wahrheit. Berlin 2010
43 Rosenberg AR, Starks H, Unguru Y, Feudtner C, Diekema D: Truth Telling in the Setting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curable Pediatric Illness: A Review. JAMA Pediatrics 2017;171 : 1113
44 Die Begebenheit ist ausführlicher geschildert in: Bartens W: Empathie. Die Macht des Mitgefühls: Weshalb einfühlsame Menschen gesund und glücklich sind. München 2015
45 Tinnermann A, Geuter S, Sprenger C, Finsterbusch J, Büchel C: Interactions between brain and spinal cord mediate value effects in nocebo hyperalgesia. Science 2017;358 :105
46 Colloca L: Nocebo effects can make you feel pain. Science 2017;358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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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Hell D: Kränkung und Scham in der Erfolgs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Integrative Gestaltpädagogik und Seelsorge 2016;80 : 28
50 Hochschild, Arlie Russel: Das gekaufte Herz: Zur Kommerzialisierung derGefühle.Frankfurt a.M., New York 1990
51 Interview in der Frankfurter Rundschau am 19. 9. 2012
52 Maercker A, Hecker T, Augsburger M, Kliem S: ICD-11 Prevalence Rate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 German Nationwide Sampl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2018 (Januar) online
53 Neff K: Selbstmitgefühl. Wie wir uns mit unseren Schwächen versöhnen und uns selbst der beste Freund werden. München 2012
54 Bishop SR, Lau M, Shapiro SL, Carlson L, Anderson ND, Carmody J, Segal ZV, Abbey S, Speca M, Velting D, Devins G: Mindfulness: A Propose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2004;11 :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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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Dewall CN, Macdonald G, Webster GD, Masten CL, Baumeister RF, Powell C,Combs D, Schurtz DR, Stillman TF, Tice DM, Eisenberger NI: Acetaminophen reduces social pain: behavioral and neur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21 :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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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Von dieser beeindruckenden Fallgeschichte habe ich ausführlicher in meinem Buch«Körperglück – Wie gute Gefühle gesund machen» (München 2010) berichtet
64 Servan-Schreiber D: Die neue Medizin der Emotionen. Stress, Angst, Depression:Gesund werden ohne Medikamente. Münche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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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并非全都一样，也不是每个侮辱都会变成情感暴力。有许多防御策略可以用来防止其给心灵留下伤痕。对此，有些问题比较重要，比如：在当时可用什么办法对付心理侵犯者？从中期看如何保护自己不被伤害的后果影响？
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居安也要思危，要想到更糟糕的事甚至危机可能会到来。在紧急情况下，要想想之前有什么曾对你有过帮助。如果自己应付不了，寻求帮助也绝不是丢人的事。”但也要做好改变自己视角的准备。席尔腾沃尔夫说：“毕竟生活一直在变，我们也要随之而变，随着年岁的增长，这变得尤其重要。”
有些人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私人关系中。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会惹恼别人，自己却觉察不到。这种“投射性认同”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机制：人们不自觉地有一些行为举止，比如在换了工作或者开始一段新恋情之后，让别人就像自己暗暗害怕、一定要避免的那样对待自己。
门诊或住院部的团体治疗、多模式治疗可能对此有帮助，借助艺术、音乐或身体疗法等非语言治疗也可以。病友之间经常能识别出彼此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应该彼此间谈一谈，以逐渐更好地理解自己，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这并不总是管用，但经常会有用，在临床上也很重要。冲突几乎总是在“人之间”而起，很少仅一方有错。
反复成为受害者
47岁的萨宾娜每次开始一份新工作，总是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刚开始她和同事还挺合得来，会带蛋糕到办公室，也总是乐意聊会儿天。她很内秀，比如，休假计划和别人撞了也不会坚持，组会上大家提出自己想休假的日子，她情愿就拿剩下的。其实私下里她觉得失望、不被重视，但不会和别人说，不过别人还是能看出她的不满。渐渐地，别人对这位新同事的逆来顺受无感了，甚至带上了攻击性，反正她似乎就想当个受害者。对这种反复出现的情况，萨宾娜很是痛苦，却又不反抗。就算没有人真的确定，以下想法也很可能已经在团队里生根：不用太考虑萨宾娜，反正她对什么都不满意。
什么可以爱，什么可以改？
基本上，“爱它，改变它，要不就放下它”这条屡试不爽的规则很有些道理。乌尔姆大学附属医院的哈拉尔德·京德尔说：“防卫通常比默默承受要好，长期忍受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疾病，可能也是由于压抑下的、经常是无意识的攻击至少在生物学上有负面影响。总之，最好向专业人士寻求建议，和他一起找到最佳解决办法。”
“爱它”：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说：“要分清可改变的和不可改变的情况：眼下我真的可以另寻他法吗？决定权在我手中吗？”毕竟，人经常因为看起来别无他法而感觉被困在了伴侣关系中、家庭中、公司中。但就算这份工作经常压力很大，失业真的会比拥有现在这份工作更好吗？有了新工作，是不是还要和臃肿的结构、讨厌的同事打交道？单身生活真的会好过和伴侣、家人的争吵？这些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曾一再问自己，但很难找到答案。
对于犹豫不决的人，没有简单的、万金油式的建议。要分清什么是“正常”的压力、什么已变成工作或恋爱中的恐怖，通常可能只能依赖直觉。一般而言，个人会感觉到咒骂的界限被逾越，不再愿意忍受同事、上级或伴侣的某些行为，尤其是反复发生时。也会有对二者不确定的阶段，这不可避免。那些良言怎么说的？“给我坦然，去接受不可改之事；给我勇气，去改变可改之事；给我智慧，将两者分清。”
有时，照单全收也有道理，因为完全没有问题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所以同难搞的婆婆、苛刻的上司还是和解比较好。不必立刻爱他们，只需找到相处之道，包括脸皮厚点儿，不要事事都往心里去。
“改变它”：如果压力一直存在，这就是个值得称赞的建议。弗赖说：“这种情况下，要找鼓励你对某些事不要忍的盟友。希望人人身边都有能看到问题并有责任感的人，可惜很多人对问题视而不见。寻找那些能拿出勇气挺身而出，站在受害者一边并保护他们的人。”勇气也包括不与加害者为伍，揭发加害者，让他们的行为不再伤害到别人。让加害者回归理性有多么困难、是否可能，后面会再讨论。
就算无法立即根本地改变某个状况，也不要太早把这难办的情况当作理所当然。要采取行动，比如同事出言不逊可以去找老板，和伴侣吵架了可以去做夫妻心理治疗。这时有盟友同样很重要，在他们的帮助下困难至少容易忍受一些。另外，自我保护很重要，受害者要不断提醒自己，咒骂和恶意只能说明骂人者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被骂者。骂人的人不是客观的权威者，而是困于自身特征和局限的加害者。这种看法可以帮助我们不把可能的伤害和辱骂指向自己。
通过对道德勇气的研究，我们知道保护受害者、揭发加害者是多么重要。迪特尔·弗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更多的小英雄——懂得保护自己不受小恶意侵害的小英雄。至于大的恶意，至少80%的德国人支持开放的社会，严厉谴责歧视、排挤等行为。”因此，在私人生活和职场中，大恶意会更多地被这80%通过站出来表达赞扬、认可、尊重来对抗，而随处可见的恰恰是容易被他人忽略的粗鲁和小心眼等小的恶意。
弗赖说：“心若小气，人就会变成小人；心若宽大，人就能豁达。基本上，对做人的想法和对他人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维护每个个体的尊严，看到其优点，以尊重、欣赏、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他，那情感暴力就无处立足。”
“放下它”：这是许多失望夫妻、沮丧雇员的梦想：一声炮响般地离开这段关系、放弃这份工作。终于让老板看到，你不想再被这般对待。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而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女性留在自恋的丈夫身边是因为另一个选择——自己一个人过看起来更糟，或者因为她们害怕分开引起的反应。但重要的是不要接受明显有破坏性的行为，保护好自己。可以通过扫清冲突而不用完全退出这段关系，比如，如果他一直在熟人面前数落她，并以贬低她来抬高自己，那她下次可以直接站起来，客气地和别人说再见，然后离开。这（暂且）不意味着要分开，却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她不想再忍受他那令人气愤的行为。
认出情感施暴者，并让他们无计可施
情感暴力可出自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自恋型、神经质都是其中的常见者，有时还出自易怒者——德文里叫“Choleriker”。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里的“胆汁”一词——易怒的人似乎“胆汁”特别多而毒，会伤害、打击别人，喜欢叫喊咒骂，不讲道理。
情感施暴者的标志
易激动，一点儿小事也经常令其激动。
从来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认为自己的行为很正常，因为没学到过其他的。
力争支配权，过于冲动，有强烈的上下级思维。
一部分人好动、有动力、好表现。
对失望的容忍度低。
经常出人意料地爆发，广播声音太大、言辞误解等小事都会引起他的暴怒。
情感施暴者总觉得自己被攻击，并照此来解释周围的事情，觉得自己好像在打仗一样。
其行为对外人来说不可理喻，完全过火、不恰当，令人害怕。
易怒者之间也有分别，在有些人身上这种易怒会变成一种长期状况，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偶尔会被兴高采烈所取代。积极和消极的情感经常会自动交替。引来狂风暴雨的都是些稀松平常的小事：一个错误的动作就会让易怒者爆发，开始辱骂别人。对于周围的人，这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当易怒者是上司、老师、教授、长辈或伴侣时。
易怒者喜欢贬低对方，所以和他们一起生活可能是极其有破坏性的：刚开始你还会抗争，但慢慢就放弃了，甚至会接受对方鄙夷的眼神。听起来很简单粗暴，但分手通常是唯一的办法，至少在易怒者不做任何努力去寻求帮助时。
与容易变成情感施暴者的人相处对每种关系来说都很困难，不管是私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因为这对所有与事者都是一种负担。有趣的是加害者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但只要他们不讲理，你就应该远离：不要因为他人而让自己心理上受伤。
不要逆来顺受，不要听命于人
情感施暴者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表现得很暴力，他们可能在家里是亲密爱侣，但到了公司就实行恐怖统治——或者反过来。通常他们都对伴侣或同事缺乏尊重和欣赏。在极端情况下，情感暴力的受害者必须给出明确的停止信号，比如明确表示如果再出现这样的事情，就不再为这家公司工作，或者下次再犯就分手。重要的是，你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才能以此威胁，不然以后你在谈判中就会陷于很尴尬的位置，被认为只是虚张声势。
对于发狂、喊叫、嘶吼、乱扔东西，有时甚至使用身体暴力的同事，具体能怎么对付呢？在这种爆发的背后通常隐藏着一种无力感，让当事人觉得无法自控。正确的即时做法是让易怒者知道大家理解他。“冷静点儿”这种要求没什么用，还经常被对方视为进一步的挑衅。更好的说法是“我明白事情给你很大压力”，或者“我能想象你为什么气愤”。这些话并不是示弱，而是表示对事情能客观看待。
在这些时刻也要宽慰自己：“很快就会过去，现在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不是我的错。”基本就是这类话。这样你就从“在下”变成了“在上”。重要的是，作为受害者，一方面要有自信，不要把自己视为无力防卫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要先退一步，直到暴风雨过去：“我们可以谈谈，但不是现在。”在双方平静的时候请求一次私下谈话会有帮助，需要的话做个了结，可能的话还可以叫上盟友。
以这种方式暂避绝不是懦弱，对辱骂不做出反应才是大度量。当易怒者或其他情感施暴者爆发的时候，友好、客观的对话反而会让他们尴尬，因为他们期待的通常不是友好的回应。之后就要明确表示，你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不可无礼，但冲突要摆在桌面上谈。
对付情感暴力
·避免接触或尽量少接触出口伤人者，这并不容易，有时也不可能。
·淡定：重要的是避免直接冲撞，因为这会导致情况愈演愈烈。在这方面，在难办的时刻保持镇定很有帮助，风暴通常很快就会过去。任由狮子吼，发出平和的信号，在紧张情势下不要再进一步刺激对方。不一定要走向对峙才可以清楚表明自己不再接受这些伤害。
·咒骂更多地说明了咒骂者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被骂者。所以如果某人言语伤人，那就说明他是一个不知如何自持的人。无论如何，不可因受了他的谩骂就直接摆出受害者的姿态。
·要找出情感施暴者在哪些情况下会爆发，以便避免这些情况发生。在私人生活中可以约定一些信号，以便让他们看到界限在哪儿。
·保持积极主动，对伤害行为不可息事宁人。就算在情急时退一步，也不意味着容忍攻击。在当事人都平静下来的时候聊一聊很有帮助。
对待彼此的理想方式是什么样？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开放、诚恳、礼貌、体贴、平等。但和情感施暴者就很难做到，因为他们把伤害藏在最随便的话语中，几乎对什么事都能生气，暴虐到会进行人身辱骂的程度。在这种人身边，人很快就会被影响，会气恼、心情差、受伤。
问题在于情感施暴者首先要自己体会到痛苦，才会想要去治疗。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想要控制自己的怒气以和其他人再度建立正常的交往。解决的方法包含有关如何用心以及如何接纳的行为治疗。让情感施暴者意识到他们的恼怒感受，也就意味着接受他们这样的人，但拒绝他们讨厌又伤人的行为。情感施暴者必须学会自控，而另一方则应学会泰然处之。
注重自己的感受
被伤害和侮辱时，梳理并正确认识自己的痛苦很有帮助。这说起来容易，但许多人并没有学会识别自己不愉快的原因以及自己缺少什么。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难过是别人的伤害造成的。他们经常不注重自己和自己的感受。
注重自己的感受意味着暂停一小会儿，让深藏的自我浮现出来。能做到这样成功“自我共情”的人，不会压抑痛苦的认知，反而会保护自己，不会无条件接受外界的责难，并与之展开抗争。53
而让自己被负面感受淹没、沉浸在问题中的人，则强调自己的痛苦，同时贬低自己，54 好像情感施暴者做得还不够一样！有些受害者只顾独自伤怀，几乎做不到对自己采取正面的看法，只会放大自己的弱点，认为自己有缺陷，对待挫折和停滞不前都只有负面情感，惶恐不安。
要做到“自我共情”，重点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自己的承认和善意，将自己作为重点。许多研究都已经说明这对身体和心灵有多好：能“自我共情”的人更不容易焦虑或抑郁。55
“自我共情”不仅能增强心理抵抗力，对多个脏器和整体健康也有积极作用，许多研究都已证明这一点。随着受试者被训练得更能自我共情，他们的皮质醇水平会下降，心率改变也更迅速。56 这意味着他们在出现心理或身体变化时，脉搏马上就能变快或变慢，有很大的弹性。心脏能很快适应，就说明机体对感受的反应恰当。如果心脏对不同压力仅表现出很小幅度的搏动变化，就表示心功能可能不全。57
如果“应激激素”皮质醇的释放量较少，那对咒骂和侮辱的应激反应也会较轻。尽管心率、血压、呼吸频率还是会随着情感压力上升，但应激反应很快就会过去，于是血管、神经、器官就只是受到了短时间的负面影响。对身体特别有害的慢性炎症也不会那么快发展起来。抑郁感受和焦虑发作会更少，最多只会有中度的应激反应。58
“自我共情”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这样就挺好。哪怕有小毛病和不足也无所谓。即使不优秀、不比别人好，也可以欣赏自己，更完全不必对别人的贬低逆来顺受。
“自我共情”通常出现在重视起自己、对自己好、像对待最好的朋友那样对待自己的时候。所以要对自己友好、体贴、多些理解，需要的时候当然也要懂得原谅，那时就会发现对自己友善也是为自己好，友善不是因为自己做成了什么，而是因为自己原本的样子就值得友善对待。
要共情而不要情感暴力
他们只想着自己，很少关心别人，也不关心别人怎么想他们。神经质者对自己和世界有一种单维度的理解：不直接发生在他们世界中的事，他们就无所谓。他们喜欢发泄，却不能很好地容纳；容易伤害周围的人，有时甚至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当心理学家说这类人也可以共情时就更令人惊讶了。但研究发现，他们得到共情方面的帮助的话是可以做到的。59
英国科学家研究了一些志愿者，他们心理健康，其中有些人还十分成功，但明显有自恋特征。在实验中，这些自恋者被告知有一段恋情终结了，但不管分手被说得如何惨烈，受试者都没有产生任何共情，就算告诉他们被抛弃的人得了抑郁症、被分手伤得很深，也没有改变。
在另一项实验中，给自恋的女性看一个人被伴侣殴打、侮辱的视频。受试者被要求想象一下被虐待者是什么感觉，然后她们就产生了共情。而没有被要求进入受害者角色的自恋者对看到的侮辱依旧冷漠。
对身体功能的观察也与此吻合。一些受试者就算看到了别人受苦，他们的脉搏也保持稳定。而另一些采取了受害者视角的则心率上升，呼吸急促。
研究带头人埃丽卡·赫珀说：“如果我们鼓励自恋者以别人的视角去看事情，他们通常就会做出适当的反应，甚至会对别人的痛苦共情。这不仅对他们周围的人更好，长期来说对他们自己的健康和人际关系也更好。”对社会来说，让心理病态者能够共情也是有好处的。许多自恋者非常自信，却常让身边人苦恼。他们还会咒骂和侮辱别人，严重时甚至会转向暴力。
所以自恋者有共情的能力，只是并不是总能调动起来。彼得·亨宁森说：“共情能力不是静态的，共情也是意愿和动力的问题。”共情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被唤起，尽管乍看之下完全不是这样。
嘲讽也是磨炼？
这想法呼之欲出：也许时不时经受一些小小的恶意甚至更大的伤害能加强心理防卫能力？还是说它们比想象的更有破坏力？乌尔姆大学附属医院心身科主任哈拉尔德·京德尔说：“恶意本身对任何事情都不好！它们伤害人，会让人生病，但期望生活中不要出现任何伤害就太天真了。冲突和攻击是人性的一部分，关键是学会尽可能有建设性地去处理它们。”有了克服冲突的经验，就能以一个更强的人格从这些情况中走出来。基本上，比起完全没有压力，成功应对一定量的压力体验更能让人经得住之后的生活逆境。
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我们经历的一切、我们能很好地吸收进人格之中的，都促使了个人发展。疾病和伤害是‘危’中有‘机’。但人在特殊情况下能有多少发展相差很大。”依赖性强、完全不信任自己的人在危机之中就很容易被打败，而完全不接受帮助的人可能一开始还信任自己，但之后就无法转换视角，不能采取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事情。
迪特尔·弗赖说：“如果‘疫苗理论’是对的就好了——我就用小恶意做疫苗，来让自己对大恶意免疫。但研究表明，这些小恶意会威胁到一个人的自信、个人及社会身份，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中走出来变成更强的人。”另一方面，必须承认，长期面对侮辱的人，比如矮小、有色、肥胖的人，确实已经习惯了某些恶意，学会了不往心里去，但依然没有人愿意听见那些恶言恶语。
悲伤止痛药？
男方有多年的婚外情，从不错过任何勾搭的机会，现在突然被自己发现？先吃片扑热息痛，也许就没那么难受了。办公室里同事又开始欺负人，一个好事者传着各种不好的谣言？真是不顺，吃点儿布洛芬也许好受点儿。
这些止痛药明显不是心理药物，但它们不仅对身体疼痛管用，对心理疼痛也有疗效。用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等来治相思、孤独和老板的恶意造成的伤痛？乍听起来有点儿怪，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些经典止痛药也能减缓心理疼痛。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揭示了这些常见药物如何影响思维和情感，以及这会对非处方药的处理带来什么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拉特纳带领的科学家们综合了大量的发现，他们表示，虽然还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因为此类研究相对较新，但研究“应该有潜力改变我们对常用止痛药如何影响上百万服用者的理解”。政治家和医生协会可能会要限制此类药物的自由购买，如果它们真的对感受处理及其他认知过程有如此大的影响。
简单回顾一下：2003年，神经科学家首次发现身体和心理的疼痛在大脑同一区域被处理的证据。60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内奥米·艾森伯格说：“社会疼痛和生理疼痛相交叠，被排挤的、孤独的人通常对疼痛更敏感。”此后又有许多发现表明心理状态如何影响对生理疼痛刺激的感知。
拉特纳说，最好朋友的背叛会被形容成“背后被插了一刀”可能不是偶然，而是暗合了大脑中处理身体疼痛和处理心理疼痛的神经回路相邻近。边缘系统中的神经元相近又会带来身体和心灵之间的进一步交互。
2010年出现了首批有关止痛药对心理疼痛作用的研究，受试者规律服用对乙酰氨基酚等止痛药，结果日常伤害的影响就小一些。61进一步分析显示，药物主要作用于岛叶、杏仁核和边缘系统周边的其他脑区，这些地方是主要的情感压力处理区，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药物对神经活动的缓和在这里发挥到最大。
止痛药不仅会压制社会排斥和伤心带来的自省，还会明显弱化对别人的感受。服用对乙酰氨基酚会导致受试者在别的参与者遭受身体疼痛或被团体排斥出去时更少地共情。凯尔·拉特纳说：“在止痛药的影响下，人对他人的痛苦更不敏感，更加不为所动。这尤其指向止痛药的影响，因为他人的情绪没有变。”
非处方止痛药被认为无害，哪怕最近反复有关于其对心、肝、胃方面严重副作用的报告出现。这些药几乎家中常备，在医院和诊所也属于最常见的，但如果服用百万次，可能也会有深远的影响，毕竟身体和心理的疼痛都是一种警报，从进化角度说有重大的意义。疼痛说明人的器官功能或其社会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如果用止痛药压制，相关的警报就会消失。
这甚至能导致人的自我肯定能力减弱。在一项研究中，服用了对乙酰氨基酚的人对自己终有一死更加不在乎，对社会接触或未来的计划也更加不关心，一切对他们来说都越来越无所谓。止痛药对心灵的麻痹作用如此之大，所以用止痛药治疗慢性背痛、风湿、头痛会不会留下这样的副作用：心里一片废墟，没有感觉，对什么都不再有热情？
研究作者强调，下这种惊人结论可能过早了，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凯尔·拉特纳说：“但诸多发现还是令人警醒。毕竟，服用止痛药的人只想消除身体的疼痛，没料到会有广大的心理作用。”
政治家和医生协会应该衡量一下，是否至少以后该更好地控制止痛药在孕妇和儿童身上的使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心理学家们就问道：“感受处理在大脑发育早期被反复弱化会有什么长期后果？”又或者，对乙酰氨基酚等止痛药是否有利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因为初步研究表明，它们也能影响冲动控制。
当然，新发现也表明止痛药有积极的用处。和伴侣吵架之后吃一点儿扑热息痛，被领导训了之后来点儿布洛芬，整个世界看起来就容易忍受多了。拉特纳说：“这些药每个医院都有，在全世界，在各个年龄段和阶层，它们都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它们，以便更好地知道其危险性，以及可能的社会效用。”
创伤一喷灵？
经历过坏事的人通常长期难以释怀，恐怖的画面会一次又一次出现在眼前。身体上也会有所表现：可能许多年都会伴有不安、恐惧、情感麻木、躲避行为，并会促成创伤后应激障碍。
慕尼黑工业大学附属医院和马克斯·普朗克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医生和心理学家指出，催产素可以缓解这些病人的症状，可能会对治疗起到补充作用。62 创伤专家马丁·扎克带领的团队给平均年龄40岁的曾受过创伤的女性使用了催产素鼻喷剂或安慰剂。两周之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有所减弱，尤其恐惧和躲避行为不再表现得那么强烈。
另外，研究人员还记录了心脏活动的各项参数，结果表明心率变化幅度增大，其他功能也得到了改善。这些变化说明身体自己的应激调整变得更有效，对心脏兴奋的自主控制也不再被激活。
创伤专家马丁·扎克说：“我们第一次证明了催产素能降低女性身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强度，这可以是心理治疗的另一个补充治疗选项。”目前，催产素主要作为一种拥抱、依附激素，用于促进产后乳汁分泌，加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多项实验表明，催产素鼻喷剂能让盟约更牢固，提高对别人的信任，比如使人更愿意借钱给陌生人或者以其他形式相信他们。
彼得·亨宁森说：“目前这些发现都很令人兴奋，但如果用催产素还能减轻创伤后的痛苦，那重要性就完全不同，这非常有前景——不是要取代心理治疗，而是用这个新的治疗选项加以补充。”瓶装防恐惧喷雾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大部分都需要很长时间，也很困难。病人在心理治疗中处理创伤经历，感到安全后通常会好一点儿，但这可能要花许多年时间。纳洛酮、多种抗抑郁药等都被尝试过，疗效有好有坏，但尚无稳定且有效的标准药物疗法。眼动脱敏再处理等特定的创伤疗法可能也有帮助，其做法是在病人直面创伤时借令人平静的动作模式降低压力水平。
让压力降下去
一位病人来诊所登记，她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前台正准备友好地向这个陌生人问好，她突然掏出一把刀，扎向前台接待员。年轻的前台女子送医接受治疗后才苏醒过来。63 身上的伤不久就愈合了，但心理受的伤比身体受的伤更深。她还做得了那份工作吗？会不会看到每一个新病人都会怀疑？她不想让自己放弃那份工作，于是去看了医生。
慕尼黑的创伤治疗专家马丁·扎克在她讲述这段经历时，在她眼前举起食指轻快地来回动。女子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指上，并详细讲述遇袭经过，看上去明显还是很烦乱。能看出她有多紧张，想到被持刀袭击就会引起她的不安。她在和自己做斗争。第二次治疗时，这个年轻女子明显更放松了，讲述起来也不激动了，但快结束时她不禁哭了起来，因为完全被对遇袭的记忆淹没了。
第三次治疗时，她想起了袭击的更多细节，这些记忆本已消失。她自己也很惊讶，因为突然记起“她扎到我的时候，我后背忽然一片温热”，“挺奇怪的，刚开始并没有那么痛，只是感觉很新奇”。仅仅又进行了三次治疗之后，她就回去上班了。
马丁·扎克用视频记录了这个病人的治疗过程。眼动脱敏再处理对她起到了作用。64 根据其原理，遭受身体袭击等可怕经历会留下痕迹，对事件的记忆在情感脑中与害怕、惊慌等感觉相连，于是袭击在脑海中重现时身体也会有应激反应，机体的警报反应全面展开，就像真正被袭击时一样。
眼动脱敏再处理可降低压力水平，大概是因为在受害者讲述事件的同时，规律的眼动向大脑发出安抚信号，由此抑制可怕记忆和内心不安的激烈互动，大脑中有关之前这段记忆的关联被更新，关联的情绪变得更愉快。65 马丁·扎克说：“要找到通往创伤经历的路径，目标明确地向着它去，那样就可以进入情感负担最重的地方。”
将眼动脱敏再处理作为治疗创伤的手段可追溯到弗朗辛·夏皮罗。传说这位加利福尼亚的治疗师和朋友在公园散步时向其讲述了痛苦的分手，这时在她的视野边缘，树枝在风中摇动，这让她感觉越走越平静。这启发了她将这种眼动脱敏在病人身上加以尝试。
这种方法并不为所有医生所知，某些部分还存在争议，但在有些创伤病人身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66 一些有严重心理创伤的病人在仅仅三次各90分钟的眼动脱敏治疗后，在一年后就表现出明显的好转。
另一种类似的疗法“敲打”（Tapping）也对恐惧和不安有相似的积极作用。可以对儿童，比如怕狗的孩子有帮助。经过几次治疗后，孩子就学会路上遇到狗的时候不那么紧张。治疗时，在孩子讲述遇到狗的不好经历时，治疗师有节奏地两手轮流敲打孩子的大腿。这样，尽管对恶狗的记忆再次浮现，但他的压力水平降低了。
不一会儿，孩子就明显没那么害怕了。当然，他还没有变成爱狗之人，不过偶尔也会抚摸一下信得过的小动物。很快，他就能坦然面对上学路上经常遇到的遛狗人。而一两年前他会选择绕路。
“敲打”和“眼动脱敏再处理”都能帮助减轻创伤经历后经常会出现的不安。对于情感暴力的受害者来说，这也可以是治愈的第一步：让有关伤害和侮辱的记忆不要永远和增大的压力、内心的紧张相连。
内容要点
￭ 对伤害不必逆来顺受，可以采取防卫措施。就算是面对易怒者、心理病态者，也可以让他们不起作用，不用服从他们。另外，更能自我共情、自我注重的人能受到更好的保护。
￭ 不要自甘做一个受害者，恶意和伤害变成情感暴力需要两方的共同作用。不要让攻击靠自己太近，以致有了破坏性作用、留下长久的伤口，这往往掌握在自己手中。
￭ 通过不断的小型心理攻击来“磨炼”心灵不值得一做，只会造成长久的厌烦。这可能会让人对此形成习惯，但也只是习惯，一直被耍弄甚至侮辱并不会让人得到更好的保护。
￭ 心理和身体的痛苦相交叠，所以止痛药对心理痛苦也管用。人的关注和共情能力受体内激素影响。已有研究指出如何促进情感亲近而不是情感暴力。
￭ 如果情感暴力及其他创伤体验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就必不可少。疗法有许多种，如能减弱与创伤关联的应激反应，人尤其会感觉到解脱。
结语 关心、分享、爱护
最新的研究清晰指出，以“善意的成见”去对待所有人尤其是孩子有多么重要。恶意、贬低、侮辱无益于任何事情，情感暴力很伤人。实施心理恐怖和操纵感受的企图有时表现为微小的压力，有时表现为大型的威胁，它们让日子难过，还可能引发负疚感，让人心中有愧。
心理伤害不一定会让人生病，但致病的可能性也很大，而且可能会留下长期的创伤。不过，如何防卫掌握在许多与事者自己手中，没有一个成人需要让别人的恶意在自己心中扎根，这方面有很多技巧和策略：拥有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生活环境安稳又能强化心灵、拥有许多鼓舞人心的经历。这些都有助于防卫。
排斥、侮辱、忽视不仅会影响受害者个人，被排挤的痛有时还会引起对他人极大的愤怒，时常还伴有对外来者的攻击，如果社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被伤害，感觉被遗忘、被抛弃，那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最近，许多国家的选举以及出现的越来越极端的潮流和政党正说明了这些。
个人痛苦、社会内部心理创伤、政治气候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但可以看到大群体对外来者、异见者的行为态度如何导致了极端政党的形成、世界范围内对种族主义领导人的支持，并不断引发新的危机。
仇恨和排斥的第一粒种子种在人际关系之中， 而且经常在童年最早期就已种下。儿童早期依附专家卡尔·海因茨·布里施说：“没有人能承受一直被恶语相向，这会让人生病，或是愤怒。”童年早期依附和可靠关系在德国及其他许多西方国家还远没有被承认为人际互动的重要基础，更没有得到保护，布里施在新西兰参加某次会议时对此深有体会，与会的也有当地的毛利人治疗师。
会议开始后，毛利人请所有与会者举出社会最该给予其儿童的三样东西。西方的儿童依附学者们讨论了许久，经过几个小时也没有得出统一结论，而毛利人在仅仅半分钟之后就对最重要的几点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关心、分享、爱护。
致谢
我与许多医生、心理学家及其他专家多次谈及情感暴力这一主题。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展开了广泛的对话和讨论，有时也提出了非常不同的见解——关于这种现象的意义和普遍性、受其影响者自己有多大作用，以及情感暴力是否属于“人类互动的背景噪声”。
他们中的许多人多次给了我有价值的信息和阅读建议，我衷心感谢他们的支持、耐心和帮助。在本书中，我采用了很多他们的判断和评价，并力图准确地给出他们的看法。如果小心仔细之下还是未能做到，书稿中可能会有误解、错判、歪曲。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那完全是因为我，而不是被我引用的人。我十分感谢：
克里斯托弗·贝特格教授，医学博士、精神病学家、《德国医学周刊》医学科学编辑部主任；
哈特维希·鲍尔教授，博士、旧厄廷手术中心前主任医生，曾长期担任德国外科手术协会秘书长；
科尔内留斯·博尔克教授，博士、吕贝克大学医学伦理及科学史学院主任；
卡尔·海因茨·布里施教授，博士、慕尼黑大学附属豪纳儿童医院儿童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科主任、帕拉塞尔苏斯私立医科大学萨尔茨堡校区教授；
乌尔里希·布罗克林教授，博士、弗莱堡大学社会学教授；
迪特尔·弗赖教授，博士、慕尼黑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
哈拉尔德·京德尔教授，博士、乌尔姆大学附属医院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科医务主任；
马丁·黑尔特教授，双博士、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心理社会医学中心医疗心理学诊所及学院主任；
弗洛里安·海嫩教授，博士、慕尼黑大学附属豪纳儿童医院儿童神经及儿童发育科主任；
彼得·亨宁森教授，博士、慕尼黑工业大学附属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医院院长；
沃尔夫冈·希默尔教授，博士、哥廷根大学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教授；
韦雷娜·卡斯特教授，博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教授、苏黎世荣格研究院院长；
安德烈亚斯·梅尔克教授，博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院精神病理学及临床干预教授；
伊冯娜·内斯托里乌克教授，博士、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学院兼诊所主任心理医生；
温弗里德·里夫教授，博士、马尔堡大学临床心理学及心理治疗教授；
乔拉姆·罗内尔，博士、瑞士巴默尔韦特医院心身医学主任医生；
马丁·扎克教授，博士、慕尼黑工业大学附属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科主任；
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教授，博士、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保守骨科主任；
斯特凡·齐普费尔教授，博士、图宾根大学附属医院心身医学及心理治疗科主任。
参考书目
下面按字母表顺序列出了我引用过或从中获取了重要背景信息的专业文章和书籍，以及其他一些有帮助的读物。大部分高质量的医学、心理学研究都是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其中有许多可自由阅读。找到这些文章的方法有很多，特别有用的是通过藏有超两千万篇医学专业文章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进行查阅。大部分文章在网上有简短摘要免费阅读，也有不少文章可免费全文下载。
书目写法遵循国际惯例，依次为作者、文章、发表期刊，后面的数字代表期刊年份、刊号、文章起始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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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Der Tagungsband dazu: Brisch KH (Hg.): Bindung und emotionale Gewalt. Stuttgart 2017
2 Cole SW: Social Regulation of Human Gene Expression: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3;103:84
3 Holt-Lunstad J: Why Social Relationships Are Important for Physical Health: A System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and Modifying Risk and Protec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8;69 : 437
Holt-Lunstad J, Smith TB, Layton JB: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rtality Risk: A Metaanalytic Review. PLo-S Medicine 2010;7:e1000316
4 Gould F, Clarke J, Heim C, Harvey PD, Majer M, Nemeroff CB: The Effect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2;46 : 500
5 Stern R: Der Gaslight-Effekt. Wie sie versteckte emotionale Manipulationen erkennen und abwenden. München 2017
6 Weaver SA, Diorio J, Meaney MJ: Maternal Separation Leads to Persistent Reductions in Pain Sensitivity in Female Rats. Journal of Pain 2007;8 : 962
Champagne FA, Meaney MJ: Transgenerational Effects of Social Environment on Variations in Maternal Care and Behavioral response to Novelty.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007;121 : 1353
7 Klengel T, Mehta D, Anacker C, Rex-Haffner M, Pruessner JC, Pariante CM, Pace TW, Mercer KB, Mayberg HS, Bradley B, Nemeroff CB, Holsboer F, Heim CM, Ressler KJ, Rein T, Binder EB: Allele-specific FKBP5 DNA demethylation mediates genechildhood trauma interactions. Nature Neuroscience 2013;16 : 33
8 Watkins LE, Han S, Harpaz-Rotem I, Mota NP, Southwick SM, Krys-tal JH, Gelernter J, Pietrzak RH: FKBP5 polymorphisms, childhood abuse, and PTSD symptoms: 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Resilience in Veterans Study. 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2016;69 : 98
9 Mills KL, Goddings AL, Clasen LS, Giedd JN, Blakemore SJ: The Developmental Mismatch in Structural Brain Matur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2014;36 : 147
10 Giedd JN: The Amazing Teen B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2015;312 : 32
Keshavan MS, Giedd J, Lau JY, Lewis DA, Paus T: Changes in the adolescent brain and the pathophysiology of psychotic disorders. Lancet Psychiatry 2014;1 : 549
11 Hanson JL, Nacewicz BM, Sutterer MJ, Cayo AA, Schaefer SM, Rudolph KD,Shirtcliff EA, Pollak SD, Davidson RJ: Behavioral Problems After Early Life Stress:Contributions of the Hippocampus and Amygdala.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5;77 : 314
12 Tottenham N, Sheridan MA: A Review of Adversity, the Amygdala and the Hippocampus: a Consideration of Developmental Timing.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0;3 : 68
13 Fuge P, Aust S, Fan Y, Weigand A, Gärtner M, Feeser M, Bajbouj M, Grimm S:Interaction of Early Life Stress and 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Receptor Gene:Effects on Working Memory.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14;76 : 888
14 Furman B: Es ist nie zu spät, eine glückliche Kindheit zu haben. Dortmund 2013
15 Doom JR, Mason SM, Suglia SF, Clark CJ: Pathways between childhood/ adolescent adversity, adolesc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ongterm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in young adulthood.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7;188 : 166
16 Suglia SF, Koenen KC, Boynton-Jarrett R, Chan PS, Clark CJ, Danese A, Faith MS,Goldstein BI, Hayman LL, Isasi CR, Pratt CA, Slopen N, Sumner JA, Turer A, Turer CB,Zachariah JP: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Adversity and Cardiometabolic Outcomes: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18;137:e15
17 Vidi V, Rajesh V, Singh PP, Mukherjee JT, Lago RM, Venesy DM, Waxman S, Pyne CT, Piemonte TC, Gossman DE, Nesto RW: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ako-tsubo cardiomyopathy.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2009;104 : 578
18 Regnante RA, Zuzek RW, Weinsier SB, Latif SR, Linsky RA, Ahmed HN, Sadiq I: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ur-year outcomes of patients in the Rhode Island Takotsubo Cardiomyopathy Regi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2009;103 : 1015
19 Ghadri JR, Sarcon A, Diekmann J, Bataiosu DR, Cammann VL, Jurisic S, Napp LC,Jaguszewski M, Scherff F, Brugger P, Jäncke L, Seifert B, Bax JJ, Ruschitzka F, Lüscher TF, Templin C; InterTAK Co-investigators: Happy heart syndrom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al stress in takotsubo syndrome.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6;37 : 2823
20 Tawakol A, Ishai A, Takx RA, Figueroa AL, Ali A, Kaiser Y, Truong QA, Solomon CJ,Calcagno C, Mani V, Tang CY, Mulder WJ, Murrough JW, Hoffmann U, Nahrendorf
M, Shin LM, Fayad ZA, Pitman RK: Relation between resting amygdalar activity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a longitudinal and cohort study. Lancet 2017;389 : 834
21 Yusuf S, Hawken S, Ounpuu S, Dans T, Avezum A, Lanas F, McQueen M, Budaj A, Pais P, Varigos J, Lisheng L; INTERHEART Study Investigators: Effect of potentially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52 countries (the INTERHEART study): case-control study. Lancet 2004;364 : 937
22 Bot I, Kuiper J: Stressed brain, stressed heart? Lancet 2017;389 : 770
23 In vielen Städten werden beispielsweise Kurse unter dem Begriff «Safe – sichere Ausbildung für Eltern» angeboten
24 Diamond J: Vermächtnis: Was wir von traditionellen Gesellschaften lernen können.Frankfurt a.M. 2012
25 Katz LF, Gottman JM: Buffering children from marital conflict and dissolution.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997;26 : 157
26 Eluvathingal TJ, Chugani HT, Behen ME, Juhász C, Muzik O, Maqbool M, Chugani DC, Makki M: Abnormal brain connectivity in children after early severe socioemotional deprivation: a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study. Pediatrics 2006;117 : 2093.
Chugani HT, Behen ME, Muzik O, Juhász C, Nagy F, Chugani DC: Local Brain Functional Activity Following Early Deprivation: A Study of Postinstitutionalized Romanian Orphans. Neuroimage 2001; 14 : 1290
27 Sheridan MA, Fox NA, Zeanah CH, McLaughlin KA, Nelson CA 3rd: Variation in neural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exposure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early in childhood.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2012;109 : 12927
28 Shirtcliff EA, Coe CL, Pollak SD: Early childhood stress is associated with elevated antibody levels to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1.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106 : 2963
29 Radesky JS, Kistin C, Eisenberg S, Gross J, Block G, Zuckerman B, Silverstein M:Parent Perspectives on Their Mobile Technology Use: The Excitement and Exhaustion of Parenting While Connected.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Pediatrics 2016;37 :694
30 Radesky JS, Eisenberg S, Kistin CJ, Gross J, Block G, Zuckerman B, Silverstein M:Overstimulated Consumers or Next Generation Learners? Parent Tensions About Child Mobile Technology Use. 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 2016;14 : 503
31 Opondo C, Redshaw M, Savage-McGlynn E, Quigley MA: Father involvement in early child-rearing and behavioural outcomes in their preadolescen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the ALSPAC UK birth cohort. BMJ Open 2016;6:e012034
32 King KA, Vidourek RA, Merianos AL: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and youth depression: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the Community 2016;44 : 130
33 Bartens W: Was Paare zusammenhält. Warum man sich riechen können muss und Sex überschätzt wird. München 2013
34 Ten Brinke L, Kish A, Keltner D: Hedge Fund Managers With Psychopathic Tendencies Make for Worse Investo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8;44: 214
35 Meyer ML, Williams KD, Eisenberger NI: Why Social Pain Can Live on: Different Neural Mechan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Reliving Social and Physical Pain. PLoS One 2015;10:e0128294
Muscatell KA, Dedovic K, Slavich GM, Jarcho MR, Breen EC, Bower JE, Irwin MR,Eisenberger NI: Neural mechanisms linking social statu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s to social stres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16;11 : 915
36 Cyrulnik B: Scham. Die vielen Facetten eines tabuisierten Gefühls. Munderfing 2018 37 Bröckling U: Disziplin: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militärischer Gehorsamsproduktion. Paderborn 1997
38 Buchmann M, Wermeling M, Lucius-Hoene G, Himmel W: Experiences of food abstinenc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 qualitative study. BMJ Open 2016;6:e008907
39 Rosa H: 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Berlin 2005
40 Marantz PR, Bird ED, Alderman MH: A Call for Higher Standards of Evidence for Dietary Guidelines.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2008;34 : 234
41 Palant A, Koschack J, Lucius-Hoene G, Karaus M, Himmel W: Dann wirst du bekloppt, weil du von Nutella träumst: Wie erleben Menschen mit chronischentzündlichen Darmerkrankungen Essen und Ernährung? 12. Deutscher Kongress für Versorgungsforschung. Berlin 2013
42 Niethammer D: Wenn ein Kind schwer krank ist. Über den Umgang mit der Wahrheit. Berlin 2010
43 Rosenberg AR, Starks H, Unguru Y, Feudtner C, Diekema D: Truth Telling in the Setting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curable Pediatric Illness: A Review. JAMA Pediatrics 2017;171 : 1113
44 Die Begebenheit ist ausführlicher geschildert in: Bartens W: Empathie. Die Macht des Mitgefühls: Weshalb einfühlsame Menschen gesund und glücklich sind. München 2015
45 Tinnermann A, Geuter S, Sprenger C, Finsterbusch J, Büchel C: Interactions between brain and spinal cord mediate value effects in nocebo hyperalgesia. Science 2017;358 :105
46 Colloca L: Nocebo effects can make you feel pain. Science 2017;358 : 44
47 Singham T, Viding E, Schoeler T, Arseneault L, Ronald A, Cecil CM,
McCrory E, Rijsdijk F, Pingault JB: Concurrent and Longitudinal Contribution of Exposure to Bullying in Childhood to Mental Health: The Role of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JAMA Psychiatry 2017;74 : 1112
48 Silberg J, Kendler KS: Causal and Noncausal Processes Underlying Being Bullied.JAMA Psychiatry 2017;74 : 1091
49 Hell D: Kränkung und Scham in der Erfolgs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Integrative Gestaltpädagogik und Seelsorge 2016;80 : 28
50 Hochschild, Arlie Russel: Das gekaufte Herz: Zur Kommerzialisierung derGefühle.Frankfurt a.M., New York 1990
51 Interview in der Frankfurter Rundschau am 19. 9. 2012
52 Maercker A, Hecker T, Augsburger M, Kliem S: ICD-11 Prevalence Rate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a German Nationwide Sampl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2018 (Januar) online
53 Neff K: Selbstmitgefühl. Wie wir uns mit unseren Schwächen versöhnen und uns selbst der beste Freund werden. München 2012
54 Bishop SR, Lau M, Shapiro SL, Carlson L, Anderson ND, Carmody J, Segal ZV, Abbey S, Speca M, Velting D, Devins G: Mindfulness: A Propose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2004;11 : 230
55 MacBeth A, Gumley A: Exploring compassion: a meta-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psychopat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2;32 :545
56 Rockcliff H, Gilbert P, McEwan K, Lightman S, Glover D: A pilot exploration of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nd salivary cortisol responses to compassion-focused imagery.Clinical Neuropsychiatry 2008;5 : 132
57 Porges SW: The polyvagal perspective. Biological Psychology 2007;74 : 116
58 Kuyken W, Watkins E, Holden E, White K, Taylor RS, Byford S, Evans A, Radford S,Teasdale JD, Dalgleish T: How does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work? 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0;48 : 1105
Neff KD, Germer CK: A pilot study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mindful self-
compassion program.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3;69 : 28
59 Hepper EG, Hart CM, Sedikides C: Moving Narcissus: Can Narcissists Be Empathic?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4;40 : 1079
60 Eisenberger NI, Lieberman MD, Williams KD: Does rejection hurt? An FMRI study of social exclusion. Science 2003;302 : 290
Eisenberger NI, Lieberman MD: Why rejection hurts: A common neural alarm system for physical and social pai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4;8 : 294
61 Dewall CN, Macdonald G, Webster GD, Masten CL, Baumeister RF, Powell C,Combs D, Schurtz DR, Stillman TF, Tice DM, Eisenberger NI: Acetaminophen reduces social pain: behavioral and neur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21 : 931
62 Sack M, Spieler D, Wizelman L, Epple G, Stich J, Zaba M, Schmidt U: Intranasal oxytocin reduces provoked symptoms in female PTSD patients despite exerting sympathomimetic and positive chronotropic effects 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BMC Medicine 2017;15 : 40
63 Von dieser beeindruckenden Fallgeschichte habe ich ausführlicher in meinem Buch«Körperglück – Wie gute Gefühle gesund machen» (München 2010) berichtet
64 Servan-Schreiber D: Die neue Medizin der Emotionen. Stress, Angst, Depression:Gesund werden ohne Medikamente. München 2004
65 Stickgold R: EMDR: A putative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2;58 : 61
Stickgold R, Hobson JA: Sleep, learning and dreams: Offline memory reprocessing.Science 2001;294 : 1052
66 Wilson S, Becker L: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treatment for psychologically traumatized individual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5;63 : 928
Wilson S, Becker L: Fifteen-month follow up of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 treatment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7;65 : 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