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世界观的破与立
一、牛顿的机械世界观主导的世界
任正非的中青年时期在军队度过，因此他的思想打上了很深的军事理论烙印。华为的早期阶段，在军事理论的指引下，成功地突出重围，并获得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发展。
这些指导思想既带来了华为早期的成功，也造成了华为在2000年前后遭遇巨大的困难，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任正非早期对军事理论的运用，主要还是基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军事指挥体系。这种方式动员效率高，执行力强，对于具有明确目标的任务，能够高效地完成。但问题是，如何才能确保目标是正确的呢？需要高度依赖最高指挥员的素质和信息获取能力。
在商业环境日趋复杂、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这种要求日益成为一种奢望。
究其本质，按照这种方式设置的企业架构，是基于控制论的被组织系统。企业被看作一个精密的机器，管理者站在上帝视角，冷静地观察全局，精确地向各个部门发出控制命令，使其按照命令完成任务，达到预定目标。工业时代的工厂、企业乃至其他各种人类组织，大都是按照这种方式组织和运作的。
控制论的底层思想，根植于牛顿的机械世界观。
牛顿的贡献之一，是构建了一整套世界观，使得人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我们常说，人要有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简称“三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你只有知道世界本质是什么，才能进行价值判断，才知道应当追求怎样的人生目标。世界观和价值观，又共同决定了人们做事情的方法论。
牛顿世界观体系就是一个包含了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宏大系统，主要包括：
还原论
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将其拆解为各部分之组合来加以理解和描述，系统整体的特征可以从组成系统的组分的特征中找到。前文提到，华为C&C08交换机的研发过程，以及华为中研部的组织架构，都是依据还原论的思想设计的。
机械论
把世界万物的运动都理解为或归结为机械运动，宇宙提供了绝对均匀的时空，是机械运动的舞台和背景。人作为理性的旁观者，对机械运动加以研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的序言中把人的心脏比作钟表上的发条，把神经和关节比作其中的油丝和齿轮。
决定论
这一观点由牛顿的崇拜者拉普拉斯所提出。他认为世界的一切运动都是由确定的规律决定的；知道了原因以后就一定能知道结果。在这种思想下，世界就像一部钟，人们可以精确地预知未来的一切。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打破了牛顿力学的边界，将后者变成宏观低速运动的一种近似，但爱因斯坦本人仍然是决定论的拥护者。他在给波尔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信仰投骰子的上帝，我却信仰完备的定律和秩序。”任正非之所以坚持认为华为不适合生产终端，坚持华为必须聚焦GSM，对CDMA、小灵通视而不见，都体现出决定论思想的影响。
机械论和决定论共同成为控制论的基础。任正非早期管理华为的方式，就是建立在控制论的基础上的。
静态均衡
在牛顿力学中，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前提，是它受到的各种力的合力为零，这就是静态均衡的源头。后来这种思想扩展到热力学研究中，认为一个热力学系统保持平衡，一定是处于静态均衡状态。
文科受到理科千丝万缕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文科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物理学思维之上的。当今主流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许多人文学科，仍然受到牛顿机械论世界观的巨大影响。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就像按照一定规律运行的天体一样，经济学也有其规律。如果按照经济规律行事，经济就将得到发展。
但是，每个人自行其是，为什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和谐有序呢？牛顿的学说中无法给出解释。因此，亚当·斯密将其归结为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背后，会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这就是将无法解释的东西归结为一个“黑盒子”，你可以把这个黑盒子叫作“上帝”“看不见的手”或者其他你喜欢的称呼。
经济学既然自称为“科学”，自然不能一直允许如此巨大的“黑盒子”存在。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把“看不见的手”解释为用价格机制传导供需信息，最终实现经济系统的平衡。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的供求曲线（如图7所示）。由于边际效益递减，供求双方最终会达成一个均衡价格，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益达到最优。
图7 供求曲线
这套研究范式，完全来自经典热力学对于热平衡状态的研究方法。经典热力学中的“理想气体”，就是一大堆自由运动的牛顿粒子的集合。如果将供给方看作高温单元，需求方看作低温单元，商品交换就类似于热交换，均衡价格就相当于热平衡时的系统温度。
说到这里你可能并没什么感觉。众多经济学家也不会发现有什么异常，因为主流经济学一直是这么说的。但是一个受过物理学训练的人，如果又能够深入理解经济学的话，就能够从中发现问题。
在物理学的范式下，一个热力学系统达到了热平衡，也就意味着该系统的熵达到最大。
熵的概念来自热力学第二定律，从宏观上它代表不能做功的能量，从微观上代表无序度，任何孤立系统都会走向熵增，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生物学领域也有熵的概念，生物活着的时候，它是一个负熵体，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来对抗熵增。若生物体死亡，则负熵消失，尸体开始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演化。
如果把经济体系看作一个活的组织，熵最大则意味着该组织走向“死亡”状态。
经典热力学之所以只关注平衡状态，是因为非平衡状态实在太复杂，当时没有合适的数学工具来处理。经典物理学并不研究生命现象，而且受还原论思想所主导，追寻世界极小的源头，只与“非生命”的物质和能量系统打交道，因此做这样的简化处理无可厚非。
然而，经济学照搬经典热力学的研究方法，就存在巨大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前赴后继研究的对象，不过是一个仅在理论上存在、濒临死亡的经济系统，对于该系统如何诞生、发展、变化，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什么是濒临死亡的经济系统呢？一个长期与世隔绝的海岛上的经济系统，大概就是这种状态。我们身处的真实经济系统，大都处于远离平衡的非平衡状态。如果经济系统达到静态均衡（经济学上称之为“帕累托最优”），不是经济系统达到了最优，而是熵增达到了极限，是社会大崩溃、爆发大革命的前夜！
现代管理学的源头是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它同样建立在牛顿世界观之下。
任正非所接受的军事理论，虽然对于牛顿机械论进行了批判，并且也认识到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并非静止割裂的，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演化思维。但那些军事理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生活在牛顿世界观无处不在且发挥巨大影响的时代，他们的思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越时代，而是处处显露出牛顿世界观的烙印。
二、牛顿世界观的局限性造成的华为困境
牛顿世界观到底存在怎样的局限呢？为了形象化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经典机械与正在研究中的“智能机器”有什么不同？
经典机械的各个零件间缺乏有效通信，只是用机械力简单地固定在一起。智能机器的各个部分具备信息处理和传输的能力，通过数据通信实现相互感应，相互协同，实现自适配、自修复和自适应。生物体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智能机械”。
我们将信息和机械力都定义为一种“相互作用”。
归根结底，牛顿世界观只是在相互作用相对较弱时的近似而已。随着世界从工业时代迈向信息时代，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呈指数级提升，牛顿世界观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开始显示出巨大的局限性，必将被更能适应信息时代的世界观所代替。在新世界观下，牛顿世界观并不是被彻底抛弃，而是退缩到相互作用较弱的特定环境下适用。
华为所在的通信行业，本身就是关于信息传输技术的行业，是信息时代的重要承载，率先感受到信息交互指数级提升的影响，技术改进和迭代速度极快。因此牛顿世界观也率先在通信行业遭遇与现实之间的显著失洽。
牛顿研究方法建立在绝对时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将时空看作物体运动的舞台和背景，与运动本身没有关系。这导致了一种静态、孤立的思考方式，将时间看作一个可逆的、与系统本身无关的变量。这就进一步导致了针对设定的固定目标加以研究的方式，将企业目标与外界环境变化割裂开。即使是用博弈论的方式思考，也是静态单次博弈。
在商业界，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种普遍的风气：在设置目标时，不考虑宏观环境和竞争对手而只从自身状况出发，例如直接将去年业绩提升20%作为今年的业绩目标，设置短期的目标并加以实现，甚至为了满足短期的盈利目标，不惜损害公司长期的竞争力。
任正非早年的管理方针和竞争策略，体现出强烈的单次静态博弈的思想，追求具体战役的输赢，玩的是“有限的游戏”。
华为与港湾之间的内战，同样是单次静态博弈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任正非只考虑到李一男等创业元老可以从事外围业务，让华为专注于核心，但是没有考虑到随着时间发展，各方利益博弈之后会发生怎样的演化。任正非鼓励的创业计划，将李一男等人置于没有上锁的宝库门口，却没有约束机制，必然导致恶性竞争。没有李一男也会出现张一男，王一男。
真实的世界如同生态系统，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协同演化，无法孤立看待，也无法设置固定目标，必须用动态演化博弈思想，玩一场“无限的游戏”。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一切都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所谓的目标，只能是短期内近似成立，如果一个企业设置长期刚性的战术性目标，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是相当危险而脆弱的。
这里不是反对企业设置长期目标，相反，任正非在创业早期就建立了长期不变的战略目标，比大多数创业者的境界已经高出很多。但要设置长期的战略目标，需要更加清楚地洞察世界和商业的本质。
比如说，亚马逊的长期目标是“做地球上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这是从商业的本质（满足需求）来设置战略目标。小米的战略目标是“追求极致性价比”，则是从人对产品需求的本质来设置战略目标。
所谓长期战略目标，也只是指出了大概的方向而已，其短期目标一直在变，不停地尝试各种变化，以在适应环境的同时，向长期目标不断迈进。
牛顿机械世界观会导致一个重要结果：这个世界总是处于熵不断增加的状态，从有序走向无序。一台机器没有自修复性和适应性，在长期运行后总会出故障，最后总会走向崩坏。一个组织由于熵增的存在，会走向内耗、腐败、低效、怠惰。而改变这种趋势的方法只有来自外界的控制。最好的办法是让系统“休克”终止，重新设置初始状态，就能让系统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
任正非常挂在嘴边的词中有一个是“沉淀”。在他看来，一个组织时间久了，老员工收益不错、地位稳固就会渐渐地沉淀下去，成为一团不再运动的固体：拿着高工资却不干活。这实际上就是组织熵增的表现。
任正非在1996年让华为市场部集体大辞职，目的就是反熵增。任正非认为，很多干部进入城市市场之后思想观念、能力跟不上，要引入竞争淘汰机制。市场部总裁孙亚芳带着市场部所有高管集体辞职，之后由华为聘请的人力资源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教授彭剑锋带着专家组对所有人进行测评。当年华为所有干部宣誓：“从今天开始，我们重新接受组织的挑选。”被选下去的干部，包括一些副总裁，被派到基层，没有一个人闹事。从此，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能左能右、人员能进能出、待遇能升能降这“四能”机制开始推行。
这一机制使得华为比一般企业更能够对抗熵增，但是采用的手段却是典型的机械论和控制论的方式。这种方式会严重挫伤组织的凝聚力，造成员工的不安定感，在华为创业早期，任正非的精神教父作用很强，还基本能克服负面影响。但是这样的运动对于凝聚力的伤害是深远的。在这次人事大震荡之后，华为员工之间流行这句话：“公司不是我们的家，大家要有打工意识，不要总谈感情。”
按照任正非的话说，华为的成功在于利益分配分得好。固然，物质的分配和激励是保持企业凝聚力的基础，但是仅止于此，就会造成“以利相聚，利尽人散”的结果。2000年华为遭遇极限点后人心涣散，被港湾公司挖墙脚跳槽，甚至差点儿导致公司崩溃，就是负面效果的集中爆发。
华为遭遇的困境，归根结底是任正非的世界观出了问题。一方面，通信领域处于技术的前沿，并且业务本身就是加强连接（相互作用），使其比其他行业更早遭遇了牛顿世界观失洽；另一方面，任正非对于企业的超强控制力以及华为的超强执行力，也更容易撞到南墙，使得华为比其他企业更快地触碰到世界观失洽造成的问题。
任正非要带着华为走出困境，釜底抽薪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回归问题的原点，从底层的世界观层面重新构建。
任正非当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世界观早已成型，又凭借原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按照常理推断，他能够重塑世界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任正非如何破而后立，走出人生至暗时刻的具体心路历程，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断定，他的世界观重塑，必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开端甚至无从追溯，1998年华为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改革，不顾众多高管的反对，花费别人难以理解的巨额投入，“先僵化后固化再优化”地从IBM引入IPD流程，说明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改变的迫切性。这一过程何时结束也没有尽头，甚至直到今日，任正非的世界观仍在不断演进、变化之中。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阅读和思考是任正非走出黑暗最重要的依仗。
当他备受事业挫败以及爱将背叛的打击，再度陷入人生黑暗中时，他带着心中的疑惑再次沉浸书海，重新追寻世界的本质，广泛涉猎不同领域的知识，心中模糊的图景逐渐清晰，脚步也逐渐坚定，他的管理方法论进一步发展进化，形成了建立在复杂性科学基础上的华为管理方法。
三、耗散结构与华为的重生
复杂性科学流派众多，但是理解起来也并不复杂，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理论，是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
耗散结构（如图8所示）是指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在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过程中，通过内部非线性动力学机理，自动从无序状态形成并维持的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结构状态，或叫非平衡有序结构。耗散结构是自组织的基本形成机制，有若干基本特征：开放性、远离平衡态、具有非线性相互作用。以下如不进行特殊说明，自组织系统就是指耗散系统。
一般来说，自组织系统具有如下特征：
非还原论
虽然自组织系统也可以将整体划分为各个部分，但是整体绝对不等于各部分之和，整体的性质也无法用组分性质来体现。比如，生物组织是由分子组成，但是搞清楚了分子的所有性质，也不意味着能够理解生物组织的性质。因为决定组织性质的因素不仅来自分子，还来自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图8 耗散结构
非机械论
自组织系统内以及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因此系统的每个组分都处于演化过程中，自组织系统本身也会造成外部环境的变化，环境的变化又会反过来造成自组织系统的变化。
非决定论
自组织系统打破了决定论的教条，任何动力因素都会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形象的比喻就是“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能会在得州引起一场龙卷风”。
动态演化均衡
自组织系统远离平衡态，同时又保持一定的系统形态，而且各部分彼此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它必须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因此自组织系统必须是开放的，有外界能量和信息的输入，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中形成演化中的动态均衡。
听起来似乎很复杂，但你可以简单地将自组织系统理解为小学数学应用题中，一边进水一边排水的游泳池。一个封闭的游泳池是静止的（熵最大，无序），一边进水一边排水，就会形成内部动态的流动结构，呈现出某种有序性。
纳米团簇、贝纳德对流、激光、斑图、化学振荡、生物体，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城市、经济系统、国家、星云、宇宙，本质上都是不同尺度的耗散结构。
生物体的新陈代谢也是一种耗散结构。生物进化，就是带有外部反馈的自组织系统的演化过程。
甚至人类的认知心理、思维活动、语言文字、文化、科学技术，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耗散结构（自组织系统）。
任何一个自组织系统，都可以看作两种相互拮抗的作用下保持的动态均衡，一种是耗散结构，不断创造出有序性，可以看作生和创造；另一种是熵增过程，不断从有序归于无序，可以看作死和毁灭。
图8就是任正非世界观蜕变后的最基本图景。任正非后期形成的管理哲学的核心——开放、妥协、灰度、耗散、熵减、反脆弱、创造性毁灭，均来源于此。
也许并不算巧合，就在任正非发生世界观深刻转换的那几年，世界上诞生了几个未来的世界级企业：亚马逊、谷歌、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公司跟华为一样，或多或少都带有复杂性科学世界观的某些印记。
随着交通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人类社会各个尺度上互动的频率和强度显著提升。这些交互类技术的发展，又推动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牛顿机械论宇宙观所适用的前提——相互作用相对较弱，在各个尺度上瓦解，复杂性系统的规律——耗散结构与自组织，则在各个尺度上得到增强，并首先在通信行业、互联网行业以及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金融行业，表现得尤为显著。
2000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这一年的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触发事件，使得极少数高认知人士首先觉醒，开始窥见未来世界的冰山一角。
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包括任正非在内的极少数人，正是新时代的第一批先知，他又是这一批先知中，能够横跨从物理层到应用层各个层次，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关键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