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奇》再版序里写道：“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而对大多数人而言，出名过早，就算得到了一时“痛快的快乐”，更多的时候也意味着要承担这种少年成名所带来的不适宜的重压。
1934年，十四岁的周璇参加了上海《大晚报》举办的“播音歌星竞选”活动，仅以微弱的票数差距落后于冠军白虹——当时的当红艺人。电台称赞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虽然名列第二，周璇却获得了“金嗓子”的称号。
对今人来说，老歌里除却《茉莉花》，怕是人人都会唱一段《夜上海》。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是她主演的电影《长相思》里的插曲，但这首歌却仿佛是一个特定的符号，标志着沪上说不尽的旖旎风情，依旧在今世流转。
她一生中所唱过的两百多首歌曲，仍有许多被人时时唱起。只是，唱歌的人那样多，却再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作“金嗓子”。
周璇当年有多红？从影不到两年就拍了九部电影，歌坛中更是难寻比肩者。她每天要跑几家电台播音，十七岁就已经在香港、菲律宾等地巡回演出。
她在近二十年的演艺生涯中，一共拍摄了四十三部影片，十里洋场的留声机里到处都能听到她的歌声，大街小巷的报纸里总能见到她的玉照。
1945年，周璇在金都大戏院开演唱会，票价高达三百元，却是一票难求，一开售很快就销售一空。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三天演唱会共售四百万余元。
她主演的电影，无论是古装片还是时装片，每一部都叫座叫好。影片的拷贝抢手到东南亚一带的片商提着现金到上海来抢购。
白崇禧将军的儿子——文学家白先勇在他的《上海童年》一文中这样写道：“那时上海滩上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不会忘记：‘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回不了家……’大概是受了周璇这首《龙华的桃花》的影响，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1987年重返上海，游龙华时，特别注意了一下，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那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而1941年《上海日报》电影副刊发起第三届电影皇后的评选，周璇更是以最高票数当选。
按照她的儿子周民在《周璇日记》一书中的说法，周璇是常州一户苏姓人家的孩子，幼年时被舅舅拐卖至上海。但这种说法没有获得法律上的查证，因此她的身世依旧是谜。
六岁时，周璇被上海一户姓周的人家收养，起名周小红。养父周文鼎，在上海工部局做翻译，养母叶凤珠曾是一位粤剧演员。
被收养后，周家也家道中落。加上养父吸食鸦片，生活越发困苦。养父动起了周璇的主意，打算将她卖入青楼，这时候养母挺身而出保护了她。
和周璇相处过的人对她的一致评价是性情温和，天真内向，聪敏而忠厚。对于外出帮佣做工挣钱来供她读书和生活的养母，她一直心怀感激，成名以后也是一直和养母生活在一起。
大约是因为所受的苦痛太多，别人一点点的温暖都能叫她全心以报。在那个时代，即便是亲生的母亲，也不见得能给予女儿全身心的爱，更何况是一位养母？
但因为没得到过，便永远都是好的。所以，在潜意识中，她将人生所有的困厄和痛苦都归结为没有和父母在一起。那么，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便应该什么苦都没有了吧。
1941年，周璇为上海《万象》杂志撰写的文章《我为什么出走》中写道：“六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而她临终时心心念念的仍旧是：“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
“我是谁的孩子”是困扰周璇一生的心结。
对于父母的渴望，对于血缘、家庭的憧憬，几乎是她除了艺术以外唯一的支柱，也可以说是她人生悲剧的源头。
虽然被收养是不幸的，但是养父的儿子周履安却是她不幸童年里罕有的一点温暖，也是她走向荧屏的引路人。周璇能进入《马路天使》剧组，也是因为周履安的推荐。他是中国当时明星电影公司的当家小生。周璇天然去雕饰的表演，让“小红”成为她最经典的电影形象。后来哥哥因坠马离世，也给了她一个沉重的打击。
没有父母疼爱的童年，被寒冷和饥饿时时光顾的童年，动辄被养父打骂的童年，都是灰色的。唱歌是她唯一纾解的方式。
1931年的一天，周璇的歌声无意中被明月歌舞剧社的琴师章锦文听到了。在她的推荐下，周璇加入了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剧社。
明月歌舞剧社不是普通的草台歌舞班子，而是拥有着像王人美、黎莉莉、白虹、胡笳、聂耳、黎锦光等一大批明星和当时顶级的音乐人才的地方。
一个人能成功，除却天分，就只剩努力了。
周璇天生一副好嗓子，却没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在明月歌舞剧社里，她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跟章锦文学习五线谱、弹钢琴，又跟来自北京的艺人严华学说普通话。
初进明月歌舞剧社，练琴也要论资排辈。往往是别人在练琴，她就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学习。等前辈练完琴，她才有机会去摸一摸钢琴。
清晨练声乐，中午弹钢琴，深夜背台词，她比任何人都努力。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她的音乐修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但能识五线谱、弹钢琴，而且也能说一口普通话了。
正如她所说：“歌唱根本没有秘诀，也没有门径。所主要的，不外乎和其他的各门艺术修养一样，只有不断地学习、长时间地锻炼罢了。”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一回她顶替台柱子白虹出演歌舞剧《特别快车》，博得了满堂彩。她将歌曲《民族之光》演绎得格外动人，因为其中一句歌词“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唱得尤其出彩，在社长黎锦晖的建议下，她改名为周璇。
会话式的自然发声的方法，将民族唱法通俗化，把嘴唇靠近话筒，嗓音从话筒中传出来格外柔和缠绵，娓娓动听。周璇可谓是流行歌曲的鼻祖。
随着演艺和歌唱事业的成功，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被大小报刊密切关注着。一点点的小事都能被无限放大，这是一个明星独享的瞩目，也是瞩目后的代价。
1943年的《新影坛》杂志曾这样评价过周璇：“她的私生活，一向是很严肃的。你可曾看见她独个儿在交际场所或游乐场中出现？除非有应酬，她总是难得外出的，这也是她值得为人称道的一点。”
可严肃为人，严谨生活，也禁不住捕风捉影的蜚短流长。本是平顺的爱情，却在聚光灯下变成坎途。
她刚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就受到了严华的特别照顾。如父如兄一样的严华不但热心地教她学习说普通话，还为她的前途机会尽心尽力。他利用人脉为她开拓演出机会，把她推荐给百代、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唱片。
明月歌舞剧社解散后，周璇不得不又要回到养父家中面对被虐待的生活，而为了她，严华放弃了自己的商业，在困难重重下办了新月社。
虽然不过一年新月社就因经营问题而解散了，但周璇却已经在歌坛立稳了脚跟。
严华年长她九岁，是她口里的“严华哥哥”。由感动到感激到爱恋，最后的结婚就那样水到渠成。
随着周璇事业的辉煌，他们的感情却在流言的袭击和性格的冲突下日渐冷却。1938年秋，周璇签约于上海国华影业公司，迎来了她的新一轮拍片高潮。
悬殊的收入，聚少离多的婚姻，报纸上捕风捉影的绯闻，都让这个大男子主义思想颇重的男人开始疑心重重。
他在经济上对她严防死守，虽然她一年拍片所得不下万元，却都要悉数上交，包中现金不超过五元。他对生活也极为苛刻，有时候亲友来访，连招待的点心都拿不出。家中收入丰足，却不肯请帮佣，一切大小杂事都由周璇养母打理。稍不顺心，他就公然对她辱骂责打。若她拍片归家稍晚，定然遭到严华的痛骂乃至殴打，非要让她认错才肯罢休。
谁都没料到聚光灯前眉弯眼笑的周璇，背后的婚姻生活却是如此千疮百孔。
她也不曾想过，爱情的尽头是这样遍体鳞伤。自杀未遂的她，痛定思痛，最终下定决心结束这段婚姻。
一个当红女明星的离婚是轰动的，蜚短流长、恶意渲染的报道给了她精神上极大的压力，使得她长久走不出婚姻的阴影。
也许曾经草率仓促地走进的婚姻，让她对结婚有一种惧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感情世界是空白的，直到遇到了上海“话剧皇帝”石挥。
工作上的接触，生活中的碰触，虽然心底早有爱的火花，但这段感情仍旧浮浮沉沉在各种报纸上的花边新闻里，不辨真假。直到1946年，周璇去香港拍片前，两人才最终剖白心事，匆匆订下婚约。
爱情是需要悉心栽培和浇灌的，而时间和空间虽然不是爱情的杀手，却可以是凌迟爱情的利刃。
两地遥望，她耳边传来的都是他的绯闻、他的不忠。而他那里，亦是如此。不断有别有用心者在其中挑拨离间，让对婚姻杯弓蛇影的她最终错失了这一段感情。
她后来发病清醒的间歇，看到石挥要结婚的消息，很难过。“当然我愿意他更能幸福……只有我自己对不起人家，没有别的话好说，永远回忆着，自己难过吧，活该！”
上海最大的绸布商的儿子朱怀德，以上海男人特有的温和周到待在在她身边，两人断断续续交往了近八年，也没有走进婚姻。
1951年在拍摄《和平鸽》时，因受到刺激，周璇精神病发作。而此时美术教师唐棣出现在她身边，一边用“爱情”迷惑她，一边将她的财产网罗一空。1952年，唐棣因诈骗罪和诱奸罪被判入狱，这又令周璇的病雪上加霜，不久她生下二儿子。
1957年，精神疾病即将康复的周璇，患上急性脑炎，一个多月后便与世长辞了，年仅三十七岁。
都以为她为情所伤，实际上在感情问题上她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想得明白。
在婚姻中受了委屈，被不切实的报道中伤，她会挺身撰文为自己辩解，决不做窦娥。
十一岁开始踏入五光十色而复杂的演艺圈，并非靠一颗单纯的心撑起一场二十年的盛名不衰。
虽然年轻，她却并非没有智慧。眼见第一届电影皇后胡蝶的曲折、第二届电影皇后陈玉梅的胜之不武，在被票选为第三届电影皇后的时候，周璇对这一称号避之不及，登报声明严辞不受。
在1944年与上海《新影坛》记者的“二十一问”中，当被问到“给你影响最大的导演是谁”，她的回答是：“导演过我演戏的各位导演。”何等谦虚且智慧。
抗日战争时期她为表明不和日本人合作的态度，公开宣称退出演艺圈，很有民族大义。
她明白金钱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性，对金钱格外严谨重视。都说朱怀德骗了她的钱，可精明如她，如何会被男人骗？
1950年怀孕八个月的周璇从香港回到上海，随即登报和朱怀德脱离同居关系，果断而干脆，没有一丝拖泥带水。而孩子的父亲，她却闭口不提，丝毫不在意旁人怎么看。
她不曾败给任何人，而是败给了疾病和时代，还有解不开心结的推波助澜。回到上海后，周璇无法适应和融入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气氛，其中的压力可想而知。
她少年成名，却为人谦卑爱学。虽然没上过什么学，却爱看书，尤其爱看人物传记。跟着家庭教师学习，后来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但唯独在对亲生父母的问题上，始终偏执。她一直不曾放弃寻找亲人，在她成名了以后，常有人冒充认亲。但在听到要验血的时候，都消失无踪了。她一次又一次在希望和失望中煎熬。
常年日夜无休地拍片、唱歌，严重透支了她的身体。失眠、神经衰弱一直如影随形，也为她日后的病发打下了伏笔。
她病发后，大儿子被赵丹、黄宗英收养，长大后却对周璇的话题敏感而排斥；二儿子周伟在父亲入狱后，辗转孤儿院和收养家庭间，可谓凄凉，到三十来岁还不知自己的身世，直到1983年才证实自己的身份。而兄弟间也并不和睦。
她毕生所追寻的“我是谁的孩子”的悲剧，再一次地发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大概是她始料未及且不愿意所见的吧。
在《周璇日记》一书的第一页上写着：“把人家的过错来惩罚自己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
这句话，仿佛是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醍醐灌顶的反省和顿悟，依旧没能挽救她的焦虑和恐慌。终其一生，她都没能从这种桎梏中逃出生天。
到后来，她对从前的事情已经大都记不清了，偶尔沉渣泛起，也会让她头疼眩晕，仿佛是身体开启的自我保护。大约从前对她来说，苦楚多过甜蜜，刻骨铭心的都是锥心之痛，不如忘记。
但如果遗忘是最好的结局，为什么忘得不早一点？
如果打不开心结，不如去试着忘记，而不是将自己逼入死路，和自己困斗到底。
让别人的错误去惩罚别人，过一场有缺憾却心安理得的人生，也没什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