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一、最初的答案
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监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
“变了！社会全变了，中国人全变了！”
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理是越是间接知道得多，越是想直接地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的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她的最大志愿分配她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得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自看一看她才是真确。”这是和溥杰同组的老宾。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振。
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我们还亲自尝过），谈到工人的伙食（我们看见了菜单，也看见了营养丰富的菜），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振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
“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
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
“不必这么大惊小怪。”老振冲他一笑，“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预备告诉你，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
别人没有注意老邦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振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甫，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是“我可是小职员出身”。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
“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不用说伪满，就是‘九·一八’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正，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
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甫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正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振的那些心眼。我在三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堡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得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作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
方素荣和台山堡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都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尘烟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一百五十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员司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室，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数目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和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
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
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
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现在露天矿矿址），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一九〇一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一九〇五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四十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
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地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一二百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有一身破烂，每天十二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
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
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百分之七十。
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片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煤饭，就得拿命换。”一九一七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九百一十七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一九二三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六十九个工人死在里面。一九二〇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四百八十二人。一九三九年……
伪满的统计是，一九一六年至一九四四年，伤亡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九十九人次……
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
矿工死亡，每天每时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它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
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和吗啡馆，还有老君庙。
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柏河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婴。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柏桥下——这里，是被剥夺得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它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路倒”。
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
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
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三十一年间给工人建筑的三千五百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七年间新建的十七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
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百分之七十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百分之八十中的一个吧。
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
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
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办公室王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它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坍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六十四点八立方米降到三十六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们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一九四九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有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来，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福利之用，也根本解决了瓦斯为害的问题。
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费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贡献自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费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的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了！”
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然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镜框镶起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
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院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它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
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梳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
“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老君爷了，把老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
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也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
“什么放鸭子？”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
“就是在水里走呗。”
“工人们一定都是光脚的？”
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
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
“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夹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了。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十四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差点儿死掉多少次了。”
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做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八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一九四二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洋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
“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
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轻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
“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混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的是‘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面，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儿，对他们也客气一点儿。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
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冒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已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的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是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是个什么存在？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荣、刘大娘和那个身体残疾但灵魂却是旺盛雄壮的青年之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
一切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是变化。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的：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
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院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扬塔上的那颗红星……
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无限的对领导的信仰，和看透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
二、会见亲属
参观后的第三天（三月十日）的上午，看守员忽然通知我和溥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齐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出乎意料地在这里看见了别离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
看着健壮如昔的胞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像走进了梦境。
载涛是我的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也是现在的爱新觉罗氏中最高的长辈。在一九五四年选举中，他作为二百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又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几天前，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
当七叔把经过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已经被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也早已无法止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抹泪，真端侄竟已哭出了声音……
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
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八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三十倍。
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之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的户口就姓王。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都登记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
我还记得在天津时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愤心情，还记得在登极时向祖宗发下和汉族绝不两立，一定报此深仇的誓愿。我也记得听日本人讲的山源氏故事，把爱新觉罗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氏族，曾在我心底引起过的优越感。但是事实上，我这个自认的长白山仙女库佛伦的后裔和自封的恢复满族祖业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一步步消失的命运，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转；我过去所做的，只不过在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而当推崇爱新觉罗氏族的和声称恢复满族荣耀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八万变成二百四十万，这就是一个证据！
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七叔这年是六十九岁，身体的健壮，精神的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妹妹们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称大哥了。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变化。这位清朝的最末一个军谘府大臣（参谋总长），在民国、日本占领以及国民党时期三十多年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但解放后，他以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的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在那数目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
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的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及以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伒（字雪斋），惇亲王奕誴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的会长，被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溥伒的胞兄弟溥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也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溥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真瑞侄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做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代各个时期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代他记录下来。
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而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
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中校。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杀秋瑾的绍兴知府贵福的儿子，也是伪满的中校（早在伪满时期他就遗弃了妻子，后来又跑到海外）。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她们会不会因为是汉奸头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视？我对这个问题，心里也是没有底。这类的顾虑也是同犯们共有的，可能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弟弟和妹妹和别人一样的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旧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她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她们比以前生活降低得多了，她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她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她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她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她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信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
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她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她了。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
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
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她，就连她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她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而现在这些都被她当做真正的羞耻了，她拿起了剪刀，她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她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她倒要见怪了。
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通化了。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她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她，她参加过群众大会……到一九四八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她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她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
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惊异。这个摆过香烟摊、识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她从前和她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除第一封全文外，为了其余免于重复，都去掉了头尾），来对照一下：
其一：
××谨禀
敬禀者：顷奉到
手谕一件，×太高兴了。
皇上说肘花、肘棒、小肚、酱肉等，通通赏×等，×实在太不忍了，×真是心里太难过，吃着反不舒服，由北京带到东京也太不容易，
皇上一点也不留下，×觉得自己太有罪了。点心
皇上留下一半，也太少了。请以后别这样了，×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给皇上叩一万万个头。……谨此恭请圣安
康德四年二月八日
其二：
皇上谓近日用照相匣照许多相，为何不赏×数张？××买的什么首饰？
请
示×，并乞赏×。一共有几件？都是什么东西？千万请皇上公平的分配，别使××把好的都拿走。千千万万快赏×一信……
其三：
……现在×—个人坐在日本式屋子里写信。下女在旁用熨斗烫衣服，老头在院内种花扫地，小狗瞪着小圆眼睛，看着一匣糖果。
请
皇上闭上眼睛想想现在×的情形。现在没有词儿了。……
其四：
……现在刚吃完饭，今天晚上，吃多了，弯不下腰，有些出不来气，改日再禀……
谁料得到，这个娇慵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我是能理解的。我理解她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她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她说的这句话：
“我从前那是什么人？那是个摆设！”
一个有着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了要首饰，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荡之外，无聊到只能在信里写写吃饭、小狗看糖果；名义上是个“贵”妇人，而实际上是多么空虚，生活是多么贫乏！怪不得她想到了自己是个家庭里的摆设。新的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在街道的读报会上，当那么多邻居殷切地等待她为她们读报的时候，她才懂得了她的存在的意义。
和五妹一样，在生活里已经使她感到十分自然的东西，也引起了我的惊奇。她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
“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早听说过斗争会斗汉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吓得直哆嗦，我向大会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嘁嘁喳喳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她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财产也都交出去了，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听了都赞成，就散了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她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刚才懂得了的。而她懂得比我还早十年。
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说到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她又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她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
我曾根据一九三七年修订的“玉牒”和妹妹弟弟们提供的材料，作过一个统计。爱新觉罗氏醇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奕字辈）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载字与溥字辈）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见的时候，还没有作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的回忆往昔现况时，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十七岁时就死了的大胞妹和不到两岁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的“未有名”（来不及起名就死了）字样。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假使每个孩子长大除了提鸟笼子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儿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这类事情我就知道得不少。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我早在来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变化，我从这次会见中更亲切地又感觉到了它。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他们一共有二十七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全部都在学校求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我七叔那边有十六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他的二十八岁的长孙是一个水电站技术员，长孙女是军医大学的学生，另两个孙女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是立过三等功的，从朝鲜回国后，一个做了政府干部，一个转入大学读书。四孙女是解放军一个文工团的团员，其他的除了幼儿之外也都或在校读书或者已经就了业。这些变化，这些具体的事实，以及妹妹们在叙述它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激动，使我完全明白了她们，为什么谈起今天的生活，会表现了那么明确的肯定态度。
在谈到我们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时，我忘了说杰二弟还有两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和她们母亲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儿已经十八岁。两年后，杰二弟收到妻子寄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女儿因为恋爱问题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后来，我听到关于那个男孩子的种种不好的传说。对他不管怎样传说，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如果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不会演出这幕悲剧来的。在北京的那二十七名侄甥和在东京的这个侄女，成长在同一时代而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命运竟又是那么不同！
三、日本战犯
外出参观和会见亲属之后，六七月间我到了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去军事法庭作证。
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着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是在抚顺，少部分在太原。在抚顺的都是从苏联押解过来的关东军俘虏，是和我们差不多时间送过来的。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间，有四十五名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免予起诉，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审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里见过。其中的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讲坛上看见过的。他和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就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因为武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和武部都被法庭判为徒刑二十年。[32]
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这都是一百多年以来没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了！这个地点也很巧，是在沈阳的北陵，是埋着我的祖先皇太极的地方。但这件为祖先扬眉吐气的事并不是我这个子孙做的……
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还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过。那时，担忧的心理占了上风，我只看到了这次改朝换代与前不同，看到共产党占的是铁打江山，我那时只想到自己的命运除了从共产党的手里去讨求外，别无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已不是什么忧虑，而是从来没有过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时说了这样的话：
“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有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
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泪说道：
“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的那一幕：日本战犯的律师们向我叫嚣着，质问我，攻击我。我知道那绝不仅是由于我抵赖了给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陈述，绝不是因为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叙述伪满的情况，也不是由于我再没想推卸自己的什么责任。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我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在日本战犯开的那次大会上古海认罪那件事，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还不算最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经在那次大会上表现了和古海态度完全相反的几个将佐。在那次大会上，这几个不认罪的人是曾引起过公愤的。其中有一个大佐级军官，他站在台上还荡着手，斜视台下控诉者，带着傲慢的样子，这个态度更激怒了台下的人，以致纷纷要求把他那双手铐起来。这几个人后来的态度如何，我因为再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大会，所以不知道，但当时这几个人给我留下的顽固不化的印象是难忘的。在我看到关于受审战犯全部服刑，被释放的战犯纷纷向政府表示感激的报道时，我还想起这几个武士道人物来，料想他们绝不属于那类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实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庆告诉我，在那些人里面，正好有他们的名字。这就是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一藤田，少将长岛，大佐广濑……
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康庆，可以讲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那个叫铃木的前陆军中将，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由于他害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也没放下自己的中将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认了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他在证人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做法，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人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那个叫长岛的陆军少将，一九五四年在大会上是被控诉者之一，据说在监狱里有几年的态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员问他：“你有多大年纪了？”他说：“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十六年徒刑之后，他很惊讶，向广播电台记者说：“中国的判决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
那个曾在大会上向控诉他的下级冷笑过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诉处分而被释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佐在大会上的那回事，所以，在船上就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可是，他们从大佐的嘴里也还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日本战犯里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调皮捣乱分子，原先远不止上过台的那几个。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就遇见一个住病号的日本兵战犯整天捣乱，不守监视，只会和护士和看守员找麻烦。一直到宣布了释放，在送别会上所长和他握手时，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曾经有个叫佐野一的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但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了直肠癌的病，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没有人性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次，我们在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学过西医的老振和老邦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令我们最怵然的是在头骨上发现的一个小洞，显然是子弹打穿的痕迹。后来，康庆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就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这里打死过人。他又加以对照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的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的战犯从没有任何人打骂过他们，他们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一来到中国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方法来推测人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细菌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叉着腰拒绝回答问题。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来是要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知道讲人道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的却正是虚弱的。于是，这个“武士道”在日本战犯里首先垮了台，在广播器前作了检讨，承认错误。
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正当“昏睡朦胧”之际，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的日记里抄些有关的段落，以为说明（溥杰在当时比我思想负担少，他又细心些。以下凡是圆括弧中的话是我加注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蹈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及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例而成的。（剧终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
三月二十四日
今日所内开了大会（主要是对日本战犯），由李先生作了有关学习的报告，大意是批判过左的倾向，并引例证明在鸠山内阁尚未作出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具体反对行为时，即高唱打倒它的不正确；更引向家中妻子写信时有问她“是不是当上了胖胖女郎”的人，并批判这也是不正确的，并说即使当上了胖胖女郎，那么，这一罪责也应由军国主义的行为负责，由战犯本人来负一部分责任，不应认为由妻子来负的；更说有人对于检举自己罪恶的人怀着仇恨心，这是没有摆脱个人主义，致不能认识检举就是帮助的行为。并说明今后的学习，须要专门分组（如绘画，音乐）地学习，以便回国后可按自己的岗位来为人民服务，末了并说所方将对学习所需，予以尽量的援助等语。
五月二日
白天仍是游戏了一天（因为过五一节，连着两天举行娱乐庆祝活动），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舞晚会，第六所的老反动（这是将级的战犯）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级的战犯，也都参加了表演，这是向来所无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白毛女》影片上的话（《白毛女》里的这句话，我也常引用，诚然，那个鬼的意思和我们这种鬼不同，可是也算一种鬼吧）。
五月五日
晚间看了（日本）战犯们的演剧《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场，因为晚间院内太冷（这天忽然起了风），所方怕出演者及观众（演出者只有日本战犯，观众则是全体战犯）受了凉，遂临时中止，俟天气好时再演（这个露天会场，是日本战犯用了不过三四天就建筑起来的）。
五月六日
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节颇感动人……（这是日本战犯自己编的剧，是写长崎受到战争惨祸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
……参加亚洲会议的日本代表二十余人到这里参观，其代表团长声泪俱下地感谢了我国政府之对于战犯们的人道待遇。战犯代表也致答词，声言其改邪归正誓今后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决心，战犯们有很多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所方并允许该代表团员与所认识战犯们的会见。
六月十一日
终日看（日本）战犯所举行的运动会（这个运动场也是日本战犯自己修的），其组织性并其创意工夫，是可以供我们作参考的（在运动会上，他们的拉拉队很出色）。
七月四日
……
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唱、音乐、舞蹈会。
七月二十三日
参加了战犯的运动会……
九月二日[33]
晚间战犯们（这是包括日、蒋战犯的）举行文娱晚会，有音乐、独唱、小剧、舞蹈等，并决定在下月国庆节时尽力公演，这是对我们很有启发的事。
九月五日
上午参加日本战犯的运动会。下午因骤雨改补习上午预定的学习。
九月六日
上午学习文件。下午参加补昨日的运动会——排篮球的比赛。
十月二十五日
午后参观了（日本）战犯的球类比赛，后因雨而散。
十月二十六日
平垫了运动场，觉得比人家（指日、蒋战犯）现成的满意得多（以前伪满战犯使用的运动场都是日、蒋战犯修的）。（日本）战犯有歌唱会，我们多数乐意劳动，未往参加。
十一月二十二日
今日日本战犯们兴高采烈地演剧，吃“寿司”……犹如过节日一般。
大约是片山哲来了罢，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
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沿途吹奏，一直到坐在“兴安丸”上还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着？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
古海这样说，铃木这样说，骂过中国干部的、在病号室耍过无赖的、对控诉人冷笑过的也都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不会失去的。”……
甚至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在监狱里根本不学习，他到临走都不曾对中国说过一句感激的话，这个人回到日本之后却寄来了一封信：
……他们一定要说我是洗脑的人，我说出中国的真情实况他们一句也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美军必须占领着日本，美国大兵可以侮辱我们的女人……我后悔，为什么我在管理所没有好好学习？我现在感到本事不够和他们斗的……
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在来信中叙说了美国大兵，他们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女人的“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举到头顶上。美军的基地、坦克压在他们的土地上，美军的飞机玷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这都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现实……
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是诲淫诲盗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战争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
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祖国的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讲演，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民主独立与和平！这个变化是太巨大了。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当局的限制、监视，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表现了更大的信心。日本当局连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都不准，但是他们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教给了一个职业歌舞伎座，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
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又转而支持了他们，因此，他们有了力量。
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一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一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有人怀疑他们的话，有人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他们。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
他们一回国便出版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如何把活人解剖，如何……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
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的几年生活和感受的陈述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人格的坚定不移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然，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
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对人如今这样和善、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武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将军似的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下了火车，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明白广岛的灾难原因，“武运长久”的旗子跌落在地上……
有一个母亲，听她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她。她于是发现了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方面，急忙把褥垫倒一个头挪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和平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
许许多多的战犯的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素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齐痛哭了，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也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
所方担任翻译工作的一位崔科员，他说的一个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一九五八年全国出现的一次从写文章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运动中，他也写了一篇不曾公开发表的文章（当时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印行的文集或小报，登载这类作品）记录了这件事。题目是《一封日本来信》。这篇文章虽比我在一九五六年听到的简单些，却更传神些，所以借来摘抄在下面。
这两天，办公室里独我一个人，忙着写一份总结。由于精神过分集中，连有人走进屋来都一点也没察觉。
“老崔，你的信。”收发员小张拍了我一下肩头，把信扔在桌上，转身就走了。
拿起信，一看信封便知道这是从日本寄来的。信封的背面，签署着写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来信是个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说来，只要看看签名便能一下子联想起来信人的一切。可是这个荒川文子是谁呢？我想从记忆中搜寻出这个人的影子，可是想来想去竟没有一点印象。我着急地撕开了信，急急地小声读起来：
“这次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怀，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顾，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儿，与她的亲人荒川武雄做了欢喜的相见。真是太谢谢了。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女儿，已经在九月七日从贵国回到家里。老母亲脸上增加了喜悦，逢人就讲她的儿子在中国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儿也比以前更加活泼了，常常欢欢喜喜地把在中国的见闻，一样一样地告诉我：“妈妈！中国人都是好心肠的人，他们都很疼爱我……”
看到这，我知道写信人没有来过我国，她是随祖母来探望父亲的小和荣的母亲。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日本战犯家属来所探望战犯时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四年炎热夏天的一个午后，日本战犯家属一行五十六人，来到了战犯管理所。人群中有两个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样子是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穿一身古铜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总是轻轻地摇动；依在老妇人身边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脚穿一双小白鞋，看人时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个“小白鸽”。这一老一小是来看战犯荒川武雄的。
我的任务是给家属们当翻译。她们听完所长对监狱情况的简单介绍后，我把她们引到与战犯会见的地方。
接见时，每一家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干干净净。房间里有茶桌，并按人数多少摆上了椅子，还给年龄大一些的家属备上了床铺。这位老妇人一进到房间，就被感动了，连说：
“没有一点儿监狱的感觉，没有一点儿监狱的感觉。”
他们一见面感情都很激动。战犯荒川武雄刚一进门，他母亲扑过去，又惊又喜，呆若木人。荒川抱住他的母亲，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想一定隔着铁窗说话的。”母亲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谈话是这么自由！”她又上下打量儿子健壮的身体说，“你是这样的健康。”
“妈妈，从报纸上看到登载你的名字，我真高兴。”儿子激动地说，“妈妈，可是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母亲了。”儿子哭了起来。
“你的姐姐、侄子，都是一九四五年在广岛被美国原子弹炸死了……”老人只顾抹眼泪，好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可是又哽住了。
母子俩陷入沉痛的回忆中。“小白鸽”给惊呆了。
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时，正赶上日本记者在这里访问。只听荒川向记者说：
“……对中国政府不知怎样感谢才好。过去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我的姐姐和侄子……这无疑等于我参与杀死了他们。”
“你如果回国后，打算做什么？”记者问他。
“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我的余生。”荒川回答。
显然，这位记者不愿意再听下去，转身向外走去。
“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回去后要真实地报道这里的情况。”荒川高声对记者嚷道，尔后转身把母亲拉到我的面前，介绍说：“这位先生姓崔。”
“你们教育了我的孩子，比我这做母亲的还好，实在太谢谢了。”他的母亲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点头鞠躬，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最后这句话：“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荒川给我解释说，刚才给他母亲讲述了他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无论根据什么法律也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中国人民不但没处死他，还耐心地教育他认罪。又说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险，管理所及时给他医治，使他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民给了他生命，中国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亲听了以后，遥向北京叩了头。
“中国人顶好，管理所先生顶好。”他的老母亲这时无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说。
“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我这样向她解释。她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共产党顶好，毛泽东顶好。”
这个“小白鸽”呢，也歪着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
半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我们用汽车从宾馆把战犯家属接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九点多钟了。我随着人群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灯光，外边天空更显得墨一样的黑。借灯光望去，外头正下着小雨，微风拂柳梢，雨水轻轻地洗涤着园里的菜蔬，菜叶儿显得又大又绿。我默然预想着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个丰收景象。
“崔先生看电影了？”听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战犯荒川的母亲在唤我。还没有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下去：“一幕一幕的杀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儿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情形。这些战犯统统的刽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恶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愤的。随后她的声音又充满了感激：“中国政府，彻底地叫他们认识错误，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我的儿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变成诚实、正直的人，太感谢了。”
“小白鸽”走在她祖母的身后。我问她：
“看懂电影没有？”
“爸爸是坏人。”她回答。说着低下了头。
我抚摩着她的柔软的头发说：“相信他吧，他是会改好的。”这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孩子。每逢见到我们时，便老远就喊“中国叔叔”，然后跑到我的身边，问这又问那。有一天她看见在监狱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学生们在欢乐愉快地游戏，唱着《东方红》和《少先队员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还系着鲜艳的红领中，她便把她那粉红色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还非叫我教她唱歌不可。真没想到，在战犯家属们临别的晚会上，这孩子在台上唱了两支歌：一支是《东京——北京》，一支就是《东方红》……
我继续看下去：
“我的老母亲，已经向我们的亲人们作过好几次报告了。昨天，在一个院落里，居民们聚集三十人，一定要听一听关于中国的事情。母亲又给他们讲了两小时。
我的小女儿也总是跟着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讲中国人如何好啦，士兵给她糖吃啦，又是和管理所中国叔叔一块唱歌一块跳舞啦。她还跟我说：“还要到中国去，这回妈妈带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积极地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斗争。明日我就去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游行。我立誓要把和荣抚育成为一个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健全的孩子……”
四、离婚
那些早就发生着的、在一切方面表现着的变化，从前在我眼里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一个个孤立着的现象。到了一九五六年，我这才看它们原来是彼此呼应着，奔向同一个大海的激流。我虽然还不能理解它，但已经感觉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冲击下，一切都要变。如果说从前我是在不自觉中随波逐浪，那么，现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变，别无出路可走。任你是谁，任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须如此。一九五六年末时的我对我妻子的态度，就是出于这种感受的结果之一。
在苏联时，从溥杰的妻子来信中知道了婉容在“八·一五”后不久死在长春的消息，以后又从这同一消息来源听到李玉琴结了婚的消息。这些消息引起过我一阵悲哀，又都轻轻逝去。我对个人命运的忧虑远超过了对亲人生死的关心。以后几年一直没有听到玉琴的任何消息，偶然想起她来，那个最后消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绪的，悲哀也次于不快，随即又当作一件已经了却的太虚公案，又轻轻让它在心里消失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起了热烈的小组会，小组会上每个人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特别感激的是政府连失掉通信处的，不明下落的家属都给做了调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这是我仅有的亲人了。在我正握笔作书的时候，管我们学习的李科员（就是被我们称为学习主任的）走进监房里递给了我一张纸条。
“你的妻子的地址给你查到了。”
“李玉琴？我的妻子？”
“她还等着你哩。”
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高个子端正的脸上总带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
我写去了一封信，但是，过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着：“查无此人”，退回来了。
这天在散步的时候见到所长，我向他表示了对政府的感激，我说她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不会的，一定是地址弄错了，我们调查过，她确实没有结婚。”所长很自信地说，并且反对我这消极的态度，又出主意说，“我们可以再调查，你也可以写信给你的妹妹打听一下她的地址。”
我接受了所长的意见。果然五妹寄来了她的地址，这次再发信去，她的回信真来了。
亲爱的溥仪：
十年渴望的人来信了。我真不知高兴得如何是好。我害怕这又是做梦，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们也来信告诉我这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来信了……
这封写了六七页的信的开头，立刻在我心头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妻子似的。从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过是“娘娘”“贵人”，就像戏台上的那样。她们从来也没对我用过您或者你的字样，我也从来没有像个丈夫似的看待她们。
然而我自己还弄不清，从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鲜和十分惊奇的那个生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一个生疏的爱情？还是一个生疏的精神面貌？
她说这十年来为了打听我的音信，曾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难以述说的。她说：“可是在我内心中，是觉得不会永远看不见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了十年漫长的岁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温暖、关怀、宽大，我们又能通信了。”她说：“谢谢您还记着玉琴，我满意了！”
我感到了一种好像是从小说里看到的情感。这是和记忆中的同德殿里那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对那时的“福贵人”的印象，只有恭顺、谨慎以及畏畏缩缩的形象。她服侍我，顺从我，也许还可以说是崇拜我。她称我为皇上，伺候我的颜色……我曾经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对她发怒，吓得她下跪求饶。今天，她却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种令人奇异的感情。
再看下去，我觉得除了语气还可以听出是她的以外，别的地方更加新奇。她叙述了分离后的经过。一九四五年在临江，她和一批伪满官员和眷属遇见了解放军，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军进入长春，她被遣送回到娘家，住了两个月，又到天津投奔给我看管房产的我一位族兄，在这里住了五年半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她才走出这个大门。她在这里表示了很大的愤懑，批评了我这位族兄“非常落后，封建顽固得很，不同意我出去工作，可是生活方面除了吃饭外，连手纸都不给……”说她要找点活做做，还受到讽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她说：
但我终因受到新社会的影响和政府同志的帮助，使我思想逐渐明白，体会到自己还年轻，应当劳动争取独立，不应当再过依赖生活，所以，我不顾他们的阻碍，终于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了夜校担任速成识字教员。参加革命后……见到许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着，为祖国建设奔忙着，他们是多么光荣啊！
这就是在长春同德殿里逐渐长胖起来，逐渐变得满足，娇懒，讲究吃穿，整天向老妈子找碴儿挑错的那个“福贵人”写的吗？我记忆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独立生活的呼声，过去的“福贵人”今天对青年男女干部充满欣羡之情，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准她和外界有任何接触，甚至她的父亲来看她也不准留饭。她为了叫人拿几个苹果给孤儿，受到我的责问，由于和我的侄媳开过那样的玩笑，挨过我的骂。如今，她向我愤愤地批评不让她拋头露面的人，称之为封建顽固落后了！
毫无疑问，今天她的愤懑和她的羡慕都是对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她对于那个封锁她、统治她，把她看做奴隶似的人，今天表示了这种温情是真实的吗？“亲爱的溥仪”这句开头的称呼，是真情的流露吗？还是被我的去信的开头无意识地引起的？还是由于别的我不知道的原因……
一九五三年，她请假回到长春母亲那里，请求劳动局分配工作，她做了一段时间临时的保育员，写信时正等着区劳动科分配工作。在这封信的末尾，她表示了最大希望：要来看看我。在所长同意下，我的信写去了。不到十天，她突然出现在家属会见室里。
家属会见室是这年新设备的房间，这是认罪检举时讯问员和我谈话的那间小屋改成的。我又在这里感到了一阵紧张，当然是和讯问员第一次时不同的紧张，但毕竟也是紧张。
我面前的那个小女孩，已经是个长成熟的、容貌焕发的，美丽而温柔的少妇了。花布衣代替了从前的绫罗绸缎的旗袍，脸上没有了脂粉，梳着两个小辫，正像在报纸和画册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样。脸上已经没有长春时代的稚气和娇态。我第一次看见了最亲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泪眼。她给我带来了手绢、袜子、糖果、纸本、相片，就像我从书上看到的探望远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样。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来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间隔里又不断写信。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她并不如信里说得多，但说得更富于感情。总之，从第一次会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么叫做夫妻，什么叫做恋爱。当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降临时，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宽大，人民的宽大，妻子的爱情，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
她在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家庭，那时我们才是幸福呢！”
这种不自觉中流露出的向往，也令我觉出了她对旧日生活的厌弃。我想起了我们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是什么家庭生活呢？对于她，我不过是当做一名奴仆，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听我说些无处可说的蠢话的收音机，一个用来解闷出气的物件。这可怜的姑娘被我训练成不能有一点儿主见，和对于“夫君”的怀疑。这段回忆对她无疑是不快的和耻辱的，她愿意重新建设和过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开始向我迂回地表示出她的意见了。
每次看见她出现在我身边，每次看见她的来信，我都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越觉得负疚，感情却越是在滋长。我发现，随着见面和通信次数的增加，对她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向往也逐渐强烈起来。“重新建立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这句话也越来越吸引着我。
她的向往，她的希望，她的一切变化都在吸引着我。我把它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并未料到，她的变化并没有静止下来。被同德殿两年的噩梦所蒙污过的贫民的女儿的心不过刚在苏醒。短短几年的解放后的生活，还没有让她完全苏醒过来，传统的习惯的影响也还没有从她身上完全消失，因此，她看到的事物还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旧日的概念还没有从根底动摇。所以，她只是迂回地表示了对过去的批评，用新的向往来表示对旧的否认。我当时还不明白这些，更不明白那个不可遏制的一个人的变化是怎么在进行的。只是在她后来的来信和会见中，发现她不太谈到未来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对过去的怨恨。关于她的过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她似乎不管这些，有时写得很多，显然是感触激发之际，不吐不快，至于对谁谈倒像是次要问题了。
在一九五六年儿童节后，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她一面说，总没有时间写信给我，但在这封长信里，几乎没有一句再谈到“我们的”未来，全篇写的都是她自己的无限怨苦的过去。
看你回来之后，我一直在忙。时间总是不够我用的；再加上筹备“六一”儿童节。我们行政上给了一笔钱，买了许多糖果点心，好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联欢会招待小朋友。“六一”的前夕更是忙。托儿所的全体同志，各有各的任务。有的在教孩子歌舞，准备在联欢会上演出节目；有的把买来的糖果分装在口袋里；有的布置会场等……午休时间也没休息，还在准备一切，唯恐忘掉某一件事。虽然这样忙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同志们都很高兴。因为今天的儿童是幸福的，所以我们这样忙，给孩子们准备过节。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太苦了，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的东北。而我的家又是最穷苦的。爸爸一天劳动十三四个小时，一家人才不至于饿死。在旧社会里的孩子是父母的累赘负担，哪里能够谈到什么幸福呢！勉强念几天书，还交不起学费。没有学费，学校就要开除。回家跟妈妈哭，妈妈说，“以后下学缝袜子吧，挣钱交学费和买学习用品，不然，你爸爸是没钱供你们念书的。”于是，下学后，除了复习功课之外，还要缝袜子。
孩子都是喜欢玩的。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同学去到南岭（这是长春的一个地名）西边一个日本的儿童体育场去玩，快要到体育场的时候，碰上了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们去玩，并且放出洋狗吓唬我们，叫洋狗咬我们。把我们吓得哭了起来；跑吧？人没有狗跑得快。于是，小朋友们大哭直喊妈妈。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来，孩子们都吓坏了，他们开心地笑起来了。以后回家，有两个小朋友吓出病来了，再也不敢去玩。可是日本孩子玩的体育场，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建筑的，也是中国的东西做的，可是中国孩子不能去玩。当时在幼小的心灵上，引起了无比之愤恨。
我再不能细说旧社会孩子们的痛苦了。说起来使我伤心，真是和连环画中《三毛流浪记》漫画家张乐平作品所说的“人不如狗”一样。旧社会里，大官僚和资本家们家中养的狗，都是喂牛羊肉，大米白面，还有专人饲养。
有一次，我同几个小朋友到“宝山”（现在的长春百货公司）去玩，正赶上来一批消费品，价钱不太贵。先放票（放票是东北话，指发放注有号码的纸或木牌，购货先后以此为据），于是我和小朋友也排着队等着领票，好给妈妈送回去，叫妈妈来买（在伪满时，许多日常生活用品是被禁止的，偶尔百货公司来一点儿，大家抢着买，时常挤伤人）。可是这时有一个官太太牵着一条狗，穿得很阔气，站在队外，对队里一个男人讲：“这些穷孩子怎么也来了？今天这些东西是给什么官人家配给的，一般穷户不给！快把这几个穷孩子轰走。小心！穷孩子偷东西。”这个官太太讲一句，那一个男人答一个“是”字。原来那个男人是官太太家里的釆买佣人。于是这个男人就像喊狗似的，直冲向我们来了：“快走！快走！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我小声对小朋友们说：“不走。买东西还分人家？”可是这时过来几个伪警察，官太太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几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几个人一把抓住，使劲往外一推，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他妈的！谁叫你们穷孩子上这地方来的？是想偷东西吗？穿得这样破，这样脏，还想买东西！这东西是给官家买的。你爸爸干什么的？”我说：“不做官，拿钱买还不行吗？再说，这东西我们家也用得啊！”伪警察走前一步，举起拳头说：“你再废话，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们愤恨地走开了。
不但社会对儿童这样，在家里孩子们也是很苦的。有病了，爸爸没钱买药，说：“快死了吧！活着给我添累赘，死了免得受罪。”女孩子在旧社会里不被重视的，就更苦了。父母认为女孩子长大了，也是吃闲饭，不能劳动挣钱养家，所以也不喜欢女孩子念书。
我以上所举的例子是伪满时候的。我和我周围的孩子，百分之九十几都是那样穷苦；百分之几是汉奸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我们好得多，可是他们受的教育却是极坏的。因为父母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品质都是卑鄙无耻的。所以，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儿童都是不幸的。再看看今天，新中国的儿童是多么幸福啊……
我写这一堆东西，什么都有。你从这里可以知道我这一个时期都做些什么和生活情况。再有，还在每天学习，经过两次考试，我都得五分……可是，就不能有时间多给你写信。我上次千里迢迢去看你，你说：“几千句几万句也说不完，说两句就行了！”所以信写不写是没关系的。同时，再去看你也是遥遥无期了。一来我没有时间……再说路费虽少，却也没处弄去；都行了，千里迢迢去了，待不一会儿又得往回走。所以，现在我特别着急，着急的是什么？你也许知道。同时，我在工作中，或遇见为难时，我想起你来，我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对工作有什么作用？你体会吧，不用我说了。
我每礼拜日都回家看妈。妈妈总把我看成小孩子那样疼我。我若不回家去，妈要想我的。我回家妈高兴极了！问我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等等，唯恐我在外边受委屈。明天过端午节不放假，可是大哥叫我回家过节去，不回家妈要难过的。可是别人不回家，妈倒不着急。明天下班后回家看看去。
你近来身体好吧？精神也好吧？近来学习情况如何？学习什么东西呢？你每天参加活动时，你参加什么？参加体育活动没有？下次我给你买点儿童连环图画寄去，非常好，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希望你努力学习，争取早日改造好……
如果我当时能把这信仔细地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是不是真如她所说的“不能有时间多写信”了。显然，那个曾受过鬼子、官太太、洋狗和采买佣人欺负过的孩子，已经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显然，她也想起了长春“帝宫”中那些孤儿的遭遇。显然，今天儿童的生活使她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长春同德殿内外的噩梦。这些回忆所激起的感情，是和信开头的称呼不和谐的。她说这封信是分做好多次才写成的，究竟是没有时间，还是由于那越来越不能和谐的感情？这也是明显的。但我当时对这些都没有懂得，特别是没有懂得：既然已经没有了值得回忆的过去，那又有什么值得向往的共同的未来呢？
当然，突然明白了这一切时，已经是事情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旬，是她第五次来看我。照例的，我走进了那间由讯问室改设的小单间，照例看见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我，而且她脸上还浮着照例的微笑。我一坐下来，她便说：
“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咱们生活上的事。”
我不明白有什么生活上的事要研究，但立刻也就明白了。
“你对我现在虽然很不错，可是我们年岁差得这么多，兴趣就很难一致，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你喜欢的我也不一定喜欢……我想来想去，还是离了的好……”
这一番话真像一桶冷水似的，直浇到我头上，一年半的往来，忽然有了这样的结果，真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事。说实话，我对她的感情也正是在这一年半中才有的，我相信她对我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了这样的事呢？我不得不表示了异议，我说出自己的感觉，我说，“我们感情不是很好吗？你说的那些，我并不那样想，为什么兴趣不能一致呢……”
我没想到，她的态度是那样坚定。我这时还不知道她先和所长谈过，当所长说出了调解的话来，她竟是越劝越坚决。我真没意料到的是从前那个百依百顺的人竟是这样。
她对我只是重复着那句话：“我想来想去，只好这么着。”
“既然如此，”我最后说，“这是勉强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像兄妹一样……”
“那是一定的。”她竟然又掉了眼泪，表示了同意，“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
送她走出了会见室，我心酸起来了。接着所长找了我，一看所长的表情，我已明白他全知道了。我还是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了他。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是不是就不可挽救呢？”
“她很坚决。”我说，“我想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你的态度是很好的……且看看她是不是还有信来吧。”
又出乎我意外的是，不多天，她真又来了信，而且说她回去如何痛苦，她的母亲如何责备她，反对她，她方寸已乱，不知怎么才好。
所长又找了我去，出了个主意：“让她来，再谈谈，好不好？”
我的信去不久，她又来了。这时已到了年节，所里放了假，工作人员除了值班的都过年假去了，但是在所长的命令下，给专门布置了一个房间给她，如果她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尽量谈下去，明天再走也可以。
我们谈了很久。可是谈来谈去仍是那个结果。
我也明白了，这是不可挽回的事。不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热心肠的所长和慈爱的母亲也都没有办法。她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意志，她真变了。
这是我当时唯一所想到的结论。但是，事后所长微笑着对我说：
“一切都在变，你在变，溥仪……不把自己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牺牲上，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