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二章
加害者和受害者
每个人都有各种基本的情感需求：要安心，需要安全感、保护和爱，所以想要与人亲近；同时想自由独立，于是又需要与人保持距离。
如果顺利度过童年早期依附期，就能发展出既能时常让人亲近，又能独立自主的人格。如果不顺利，保护过度的父母限制孩子逐渐苏醒的对世界的兴趣，就不会培养出自信的人格，而会培养出怯懦、黏人的人。父母不在孩子身边当然也是会有问题的，这样的孩子更经常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拒绝帮助，且有抑郁倾向，心理学家称之为“关系逃避者”。
而一直惩罚孩子甚至打孩子的家长因无法给孩子提供任何保护，使得孩子被过度接近反而会导致创伤。孩子很容易被他人或威胁刺激到，通常具有混乱型人格，打理不好生活。
受到故意为之的心理伤害之后，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因人而异，且相差极大。没有可靠的度量，也没有“硬性”的科学标准来衡量某种伤害对心理的影响有多大。因此，对别人的痛苦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也没那么严重”，既不合适也很越界。痛苦是主观的，生理上如此，心理上亦然。
对于潜在受害者（任何人一再经历创伤估计最终都会生病）和某一类潜在加害者，应激性是一个风险因素。如果某人很易怒（很多加害者皆如此），那就可能是抑郁的早期症状，尤其在男性身上，这也会增强实施情感暴力的倾向。另外，日常生活的顺利程度也参与决定了人是否会成为受害者、如何成为受害者。在某个时刻，个体界限遭逾越，受影响者在自己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中能察觉到！这时就需要快速得到帮助和建议，不要让这些症状生根，变成慢性病。
对于曾遭受情感暴力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医生和心理学家一再指出，某些人格特征会使人特别容易成为情感暴力的受害者。还有一种心态也会让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那就是一直觉得自己被伤害、被忽视而认为他人有罪责。如果日常烦恼不断，或导致了特别大的压力，那可以说，自己的人格倾向对此至少有和他人行为同样重大的意义。
以霸凌为例：在大部分案例中，表示遭霸凌者其实对问题的出现肯定也有一定的责任，有时甚至和他人的责任一样大，只是他们自己故意忽视了。这里可以包括神经质和一定程度的自恋。有明显神经质表现的人易受刺激，容易紧张，心情起伏大。他们经常显得不安、畏惧、忧郁，对压力和变化很敏感。这些性格特征越强烈，人就越容易感觉被冒犯、被忽视。抑郁倾向也有影响：抑郁倾向越强，越容易对别人失望。
压抑下的攻击
儿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早就描述了仇恨和情感暴力产生的一个可能机制。当孩子突然把怒气转向家长时，家长通常都会很震惊，毕竟他们都是好意，而且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然而孩子从1岁起就可能憎恨父母。生于1928年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费城精神病学家亨利·帕伦斯说：“孩子最先恨的是父母，这真是太棒了。”他这么说并不是挑事：“被恨还乐意照顾人的，除了父母还能有谁？”
不过，在帕伦斯看来，这种早期的仇恨也容易导向日后的毁灭性行为和歧视倾向。他说：“对母亲生气的孩子不朝母亲扔东西，而是朝坐在母亲旁边的那个人扔东西。”当然，也有直接朝父母动手的孩子，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看出，寻找比自己弱的或者至少不会防卫的动手是一个更有效的策略。人很快就能学会不把愤怒发泄在引起愤怒的人身上，而是寻找更容易对付的受害者，这在许多冲突中都可见到。愤怒与仇恨很快就被转移，找其他人当替罪羊。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很少是真正引发愤怒者被攻击，大部分时候都是最弱、最无力防卫的人无辜遭到攻击。
当今欧洲有越来越多的极端政党，与这种发展明显并行的是，感觉被压迫、被忽视、不在社会阳光面而被算作失败者的人，会把攻击对准抽象的敌人——外国人、犹太人。这些人与他们的问题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但要让这些容易下手的受害者为他们的悲惨负责。这既不理性，逻辑上也说不通，比如萨克森州的仇外情绪最严重，但生活在那里的移民其实最少。可惜，这种心理机制最管用，正如其他许多歧视和压迫表明的。
但毁坏性和偏见不是天生的。其实每个人都可能去攻击和破坏，但这些特性需要心理伤害、不断的贬低和侮辱来激发。帕伦斯说：“孩子被羞辱的话会特别受伤，他们会因此变得愤怒而有攻击性。”加害者与孩子越近，攻击就越严重。
攻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然的，但会很快被视为是负面的，而不是一种挑战。建设性地处理它，允许它发生而不让它产生毁灭性的作用，可能会让彼此间打交道容易很多。许多人感觉自己必须永远当个“好人”，尤其是在助人的职业中。到底为什么呢？因此，隐藏起来的攻击有时必须要爆发出来也就不奇怪了。在医疗行业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同事：他们不经意间夸耀在高速公路上飙车是多么刺激。如果这是被压抑攻击性唯一的一次失控爆发，那情况还算轻的。
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在最近几十年里对全社会性的现象关注越来越少，只在处理战争创伤时会偶尔提到。但将群体作为对象来“治疗”社会的冷漠孤立进而预防暴力，还是很有前途的。弗洛伊德就已经提出了“感受遗传”（德语：Gefühlserben）的概念：下一代的某些人会继承父母的封闭或悲伤。
被遗弃者的复仇
个体在小尺度上经历的，通常也会回响于社会这个大尺度上。伊莎贝尔·阿连德1982年的小说《幽灵之家》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这本书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有一条情节线是农场主强奸了一个农妇，她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后来这个孩子想被父亲承认，就突然去到父亲家中，要求获得自己的权利。他一再出现，又一再被生父断然拒绝。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他平步青云，在政变军暴力夺权之后主管刑讯。后来他向父亲及其婚生女儿寻仇，一连几天乃至几周地虐待和羞辱他们。
远近问题
情感暴力的受害者通常会失去亲近和距离的平衡，对亲近的渴望会变成因恐惧而黏人，对距离的渴望则变成依附无能。大部分人都想要独立，有好奇心，能去发现新的世界，但同时又想要那种有家可回、被人照顾的良好感觉。职场中也是这样：如果员工在公司里感觉受欢迎、被支持，他对亲近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如果他能够自由发展，贡献想法，自主地工作，他也就有了足够的距离。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保守骨科医生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要想成功地治疗，就要找寻医患关系中的平衡点。对很需要被保护的病人我们就得给予支持和足够的安慰，而有很强界限需求的病人，也就是不习惯亲近的病人，就需要与他们不那么贴近的医生，让他们感觉自己就能面对疾病。”
我们建立关系的方式基于许多关于归属和脱离的早期塑造性经验，是它们决定了我们之后在一段关系中是否能感觉得到所求。如果感觉不到，那可能就是日常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悲苦之一——理性的评价大抵如此，或者说我们就会觉得被霸凌、被排挤、被教训、不被爱。
遭受情感暴力是否需要治疗，完全取决于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有多严重。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如果情感暴力再现了童年早期的暴力经历，那从医学角度来说就需要特别重视。”如果症状不只是暂时出现，而是持续比如超过三个月的时间，治疗师就认为有必要且亟须看医生。
例子有很多，比如某高级经理一再被领导当着众员工面批评，或者某秘书被领导布置的工作压垮又因为完不成工作挨批，且情况持续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另一个例子是一名工程师总被设定无法兼顾的目标，有时被安排的甚至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导致他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不得不超强度工作，直到失眠多年后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警报——情感暴力严重的迹象
情感暴力严重到需要治疗时会有多种迹象。慕尼黑的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说：“当进入黄色或红色区域时，情感暴力就需要临床治疗了，对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是。比如，施暴者在言辞选择、姿势动作、语气语调方面完全失控、冲动又不可预计，就是一个警报，还有一个迹象就是有良知的人会立刻干预。”
受害者方面可以看具体表现。如果感到伤自尊、没脸面、身份丧失等心理症状越来越严重，同时还有功能紊乱、心血管问题、进食障碍、失眠等身体症状，就表明需要治疗。弗赖说：“在工作上还可能出现职业倦怠或内心放弃等心理问题。遭受情感暴力者会感觉筋疲力尽、被贬低，感觉自己生病了。”
谁会施加情感暴力
小的恶意和嘲讽发生得很快：拿别人讲了个笑话、利用了别人的弱点，或将怒气发泄在次好的人选身上。很少有人真的出于恶意而这样做，而且很多人在越界之后会感觉过意不去。
但也有人注意不到自己伤害了别人，他们是如此无知、以自我为中心，以至很享受那一时的高人一等。不过，就算是有这种病态心理倾向的人，也可以学着去更多地共情。就像对待一个小孩一样，可以要求他换一个视角：“你能不能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什么感受？”或者：“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他。”这都是有用的建议。
另外还有易怒的人，他们会一时怒火攻心而伤害或打击别人。他们心理不稳定，言语过激，经常无法自控。对于这样的人，即便不再忍受，哪怕是猛烈的回击通常都没有意义，因为这样只会使爆发和辱骂更加激烈。
还有些人是施虐狂，他们沉迷于别人的痛苦和不幸，还想加强这些，毫无歉疚之心。
感觉被“矮化”的人，同时也会感觉依赖别人，无力、无用、无助，任何反抗看起来都没有用，时常还伴有自责、愧疚、自我怀疑。他们最核心的社会及情感需求被破坏：将自己置于社会整体之外，尤其当得不到帮助、感觉自己被控制而无能为力时。
这与重疾的情况很类似：癌症患者也经常要与失控和身份丧失感做斗争。能通过自身价值体系或亲近的可依赖者找到内心支持的病人有更高的生存率。如果他们在创伤体验（癌症真正是一种创伤体验）之后依然能保持自信，甚至在命运中找到意义，感到还能掌控自己和自己的经历，那就更能提高生存率——疾病对他们造成的痛苦稍少一些，免疫系统也更稳定，活得也更久。情感暴力的情况与之类似：重要的是受害者如何去面对那些事。有心灵支撑、稳定环境、广泛心理资源的人面对这类事件能更好地进行防卫。
伤害、贬低、忽视——这是暴力吗？
为何要对所有伤害都冠以暴力之名呢？这说法看起来很严重。我们每个人都曾偶尔被打击、被批评、被指责，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要搞得那么大吗？如果能处理好，还能从中受益。如果称之为“情感暴力”，那就会有很多人据此说：“看看吧，我在受苦，都是他人的错，我只是受害者，什么也不能做，更无力反抗。”
这就是医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跨学科争论中的一些论点。一名医生说：“个人责任太被忽略，这让人看不到个人对此能做的，自我效能其实非常重要。”
一位心理学家提议，也许“情感阻碍”或“情感抑制”的提法更合适。情感上的暴力使用当然存在，但通常我们说的“暴力”，涵盖的既有施暴的能力又有施暴的可能，还有暴力行为本身。这样看来，每个恋爱关系中的人，不管是积极的关系还是消极的关系，都对他人实施过情感暴力。如果日常生活中的咒骂、恶意等不顺都被归为情感暴力，就有所指被琐事化的危险。毕竟，被老师批评了一句、被领导训斥了一顿，和一直被贬低、被忽视是不一样的。
因此，反对派认为，提情感暴力还需要看成长过程，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弄明白自己对感到被伤害和被排挤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心身科主任彼得·亨宁森说：“有时，他人的伤害行为和自己的敏感性就像钥匙和锁一样相匹配。”
情感暴力还包含了一个社会性、历史性的维度，一部分情感暴力是经几代而形成的。严苛的教养模式、对孩子的“磨炼”，以及某些职业中的严酷对待都被不懈地传递着。
无关爱式教育
迈克尔·哈内克2009年的电影《白丝带》深刻表现了那种狠心、严厉的教育方式，这在德国直到20世纪依然很常见，甚至到现在还有一些令人悲伤的延续。电影是虚构的，但可能离现实也没有那么遥远。据哈内克自己的讲述，他在写剧本的时候读了“许许多多关于19世纪的教育和乡村生活的书”，以便日后将心得用在电影中。在19世纪，白丝带是受惩罚的标志，用来孤立、羞辱个人，电影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由此看来，遭受情感暴力不能仅被视作个人心理诊断或简单的日常现象，而是可能反映出一种危险的社交无能，即无法建立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心身医学主任乔拉姆·罗内尔说：“德国家庭不会大吵大闹，为矛盾大打出手，一般都是心门紧闭。现在关于这种童年早期经历及其他伤害对健康的后续影响的发现与之相符。”
苏黎世大学的精神病理学家安德烈亚斯·梅尔克说：“要解释的现象越是日常之事，对此就越难有合适的心理学定义和理论框架。讥讽和恶意属于所谓的‘元信息传递’：话外有话，暗含的是负面和贬低性的东西。”
遭遇情感暴力—— 是富贵病还是对心理稳定的危害？
遭遇情感暴力是一种“富贵病”还是对越来越多人心理稳定的扩大化危害，对此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身科医生尚有争议。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我绝不会把遭遇情感暴力看作富贵病。”他作为骨科大夫和疼痛治疗师，经常遇到因心理问题患上严重身体疾病的病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抗压的人格，即既能进行团队协作，又有创意，还要能自主行动。情感暴力会严重影响这些能力。”他表示，人如果一再被伤害，在情感上被羞辱，就会无法应对现代生活的要求——一心多用，快速适应——从而无法抗压。
但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强调：“在之前的社会中，上下层之间的差别更大，有许多种压迫和强权存在。今天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人的尊严被写入基本法的社会，所以当这些原则遭到破坏时我们也更加敏感。与之前的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人在尊严被侵害时愤慨也更大，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也可以更批判地来看：一个繁荣民主的社会却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以防御不道德、不人性化的行为，不管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中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说，社会竞争越激烈，对表现的要求越高，所有参与者身上的压力就越有增大的危险。这种以表现、竞争、适者生存为导向的斗争经常是以牺牲弱者为代价。总体而言，学者们感觉现在的恶意可能比以前少，但强度增加了。所以保护自己不受其侵害也变得更加重要。
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的马丁·黑尔特说：“遭遇情感暴力肯定不是富贵病，也不是普通寻常的不顺利，而是对人的健康、心理稳定性以及发展的整体危害。临床证据证明，情感暴力与长期抑郁和严重人格障碍都有关联，而且有迹象表明它可导致慢性疼痛。”
“大”创伤还是“小”伤害？
经历过可怕事件的人可能很长时间里都会停留在创伤中。身体虐待、性虐待、意外或者战争和逃亡等残酷经历通常都会在心里留下痛苦的画面和深刻的伤痕。被绑架、被当作人质，抑或是成为一场事故的唯一幸存者，都是可怕的经历，有时永远也不会过去，一直历历在目。
在这方面，科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严重创伤的心理后果目前主要以“创伤后应激障碍”为研究框架。这种病症尤见于美国越战老兵，他们脑中越战的可怕画面在几十年后依然挥之不去，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士兵在结束南斯拉夫、非洲、阿富汗的派驻后也有此病症。绑架和事故的受害者以及曾遭受身体或性虐待的人也说自己无法摆脱那种恐怖，甩不掉那可怕的记忆。
苏黎世大学的精神病理学教授安德烈亚斯·梅尔克说：“有效归纳的话，情感暴力不是一个既有的科学建构，与大家所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总是相连。”从医学和心理学角度看，我们还没有研究清楚为什么有些心理伤害对有些人的身心健康有影响或有较大影响，而对有些人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
这也是因为同样的伤害及情感羞辱并不是在世界所有地区都被看得同样严重，因为全球不同地方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快要饿死、不知道自己和家人明天是否有饭吃的人，他们烦恼的可不是唠叨的伴侣、严苛的老板、一直捉弄人的同事。
“来自其他文化的同行，他们完全接受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既成概念，但认为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北美的西方人有时小题大做，他们眼中的小事甚至人之常情我们也要拿出来大谈特谈。”梅尔克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心理学家交谈时一再体会到这一点。
这太可以理解了：如果一个人一直要担心生命安全，受到战乱、压迫、酷刑、流离失所的威胁，那对他来说，长治久安地区的人的某些烦恼看起来确实是“第一世界问题”，有些傻。面对四处流窜、烧杀抢掠的歹徒，要害怕的是性命难保，相比之下职场中的一点儿压力又算得了什么？
看一看世界上那些战乱频仍的地区，那里的人们过得比我们差得多，看着他们，我们就更有理由对我们在中欧相对舒适的生活感激不尽，不怨恨命运。对于现代人一直抱怨的时时刻刻有压力、总是要回邮件和信息，精神病医生曼弗雷德·吕茨简洁而有创意地回应道：“三十年战争期间人们对瑞典人也得随叫随到，那可不比现在更愉快。”51
所以一切都只是一个过度受激、过度敏感的社会里的小问题？可能反复遭受心理压力、经历不愉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但我们不可沉浸在这种错觉中。精神病理学家梅尔克说：“再进一步想的话，这意味着不发生短暂情感暴力的人类共存可能根本实现不了。”
不过，个人心理负担没有科学方法能可靠地度量，并且严重程度也不取决于他人觉得伤害和打击有多重。痛苦永远都是主观的，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正因为这样，这个话题讨论起来才如此困难：许多给受害者留下了长期影响的情感暴力在外人看来只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不值一提。他们可能会忘了某件事，甚至无所谓地拿它谈笑，而在受害者那里，许多年后它依然能唤起痛苦的回忆。
对受害者而言，事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别人对此一带而过的话更会对他造成二次伤害：受害者先遭受了羞辱，之后伤口还被耻笑，或至少不被当回事。安慰他们的话经常是“别那么激动，没那么严重”。但这样的判断外人无权做出。
当创伤变成应激障碍时
苏黎世大学精神病理学家安德烈亚斯·梅尔克领导的一项代表性调查揭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症有多常见。德国250多个地方的近2500名各年龄段成人被问及他们的创伤经历，包括遭受战争、强奸、童年性虐待、严重意外、暴力行径、自然灾害、绑架或其他可怕的经历。结果显示，超过0.5%的德国人患有“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经典” 型的则约有1.5%。52 两者都首先表现为，对创伤经历的记忆会被图像、味道、声音勾起，并通常会一再重现。在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病例中可观察到人格改变，受害者难以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他们尤其会对他人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无法有亲密关系，他们的自尊感也会大大降低。
安德烈亚斯·梅尔克说：“我们发现复杂型最常见于童年遭受过性虐待的人，或青春期、成年后还继续遭到性侵的人。”而更早被认知的经典型创伤后应激障碍最常见于经历了严重意外的人或创伤事件的直接目击者。
这项于2018年开展的针对德国的研究成果与针对中欧的同类研究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相吻合，中欧的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主要源于儿童性虐待等性暴力经历。梅尔克说：“在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据估计发生率更高的世界其他地区，其诱因还有持续战争、迫害、绑架、酷刑。”
在难民和非洲娃娃兵身上，还有叙利亚、索马里、阿富汗、南苏丹内战受害者身上，都可看到与欧洲的虐待受害者类似的症状，尽管其他大陆上的诱因主要是压迫和以不安全、持续恐惧为特征的日常生活。但对于这些地区，准确的数据少得多，基本都是估计。
梅尔克说：“将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与之前已知的经典型区分开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要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对于经典型创伤后应激障碍有较好的疗法，几周或几个月内就可以缓解患者的痛苦，但对于复杂型，目前还只有很少几种有希望的疗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梅尔克和一个国际工作组一起于2013年向世界卫生组织提议，将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加入其《国际疾病分类》。事情花费了一点儿时间，但在2018年春，世界卫生组织接纳了这个建议。这不仅有学术上的意义，也有实际的意义：世界各地的医生和治疗师都以《国际疾病分类》的各项列表为准。只有被加入该分类，某类心理疾病的治疗才会被承认，并相应地被偿付。
内容要点
￭ 情感暴力总有加害者和受害者。找出受害者自己在小恶意变成大伤害中有多大作用也是很有帮助的。
￭ 恶意和伤害转变为情感暴力的过程是不定的，许多因素共同决定诱发动作是被强化还是渐渐淡去。
￭ 偶尔讽刺一下、使使小坏的人并不会自动成为情感施暴者。以伤害为动机、以破坏性为主的人际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连易怒的人也并不一定是情感施暴者，他们通常只是无法自控，心理不稳定。
￭ 尽管全球对情感暴力危害性的认知不一样，但它绝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富贵病”。所以，经历了战争、暴力、逃亡的人也不会对关爱缺失、被忽视毫无感觉。
每个人都有各种基本的情感需求：要安心，需要安全感、保护和爱，所以想要与人亲近；同时想自由独立，于是又需要与人保持距离。
如果顺利度过童年早期依附期，就能发展出既能时常让人亲近，又能独立自主的人格。如果不顺利，保护过度的父母限制孩子逐渐苏醒的对世界的兴趣，就不会培养出自信的人格，而会培养出怯懦、黏人的人。父母不在孩子身边当然也是会有问题的，这样的孩子更经常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拒绝帮助，且有抑郁倾向，心理学家称之为“关系逃避者”。
而一直惩罚孩子甚至打孩子的家长因无法给孩子提供任何保护，使得孩子被过度接近反而会导致创伤。孩子很容易被他人或威胁刺激到，通常具有混乱型人格，打理不好生活。
受到故意为之的心理伤害之后，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因人而异，且相差极大。没有可靠的度量，也没有“硬性”的科学标准来衡量某种伤害对心理的影响有多大。因此，对别人的痛苦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也没那么严重”，既不合适也很越界。痛苦是主观的，生理上如此，心理上亦然。
对于潜在受害者（任何人一再经历创伤估计最终都会生病）和某一类潜在加害者，应激性是一个风险因素。如果某人很易怒（很多加害者皆如此），那就可能是抑郁的早期症状，尤其在男性身上，这也会增强实施情感暴力的倾向。另外，日常生活的顺利程度也参与决定了人是否会成为受害者、如何成为受害者。在某个时刻，个体界限遭逾越，受影响者在自己的心理和生理反应中能察觉到！这时就需要快速得到帮助和建议，不要让这些症状生根，变成慢性病。
对于曾遭受情感暴力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医生和心理学家一再指出，某些人格特征会使人特别容易成为情感暴力的受害者。还有一种心态也会让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那就是一直觉得自己被伤害、被忽视而认为他人有罪责。如果日常烦恼不断，或导致了特别大的压力，那可以说，自己的人格倾向对此至少有和他人行为同样重大的意义。
以霸凌为例：在大部分案例中，表示遭霸凌者其实对问题的出现肯定也有一定的责任，有时甚至和他人的责任一样大，只是他们自己故意忽视了。这里可以包括神经质和一定程度的自恋。有明显神经质表现的人易受刺激，容易紧张，心情起伏大。他们经常显得不安、畏惧、忧郁，对压力和变化很敏感。这些性格特征越强烈，人就越容易感觉被冒犯、被忽视。抑郁倾向也有影响：抑郁倾向越强，越容易对别人失望。
压抑下的攻击
儿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早就描述了仇恨和情感暴力产生的一个可能机制。当孩子突然把怒气转向家长时，家长通常都会很震惊，毕竟他们都是好意，而且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然而孩子从1岁起就可能憎恨父母。生于1928年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费城精神病学家亨利·帕伦斯说：“孩子最先恨的是父母，这真是太棒了。”他这么说并不是挑事：“被恨还乐意照顾人的，除了父母还能有谁？”
不过，在帕伦斯看来，这种早期的仇恨也容易导向日后的毁灭性行为和歧视倾向。他说：“对母亲生气的孩子不朝母亲扔东西，而是朝坐在母亲旁边的那个人扔东西。”当然，也有直接朝父母动手的孩子，不过他们很快就会看出，寻找比自己弱的或者至少不会防卫的动手是一个更有效的策略。人很快就能学会不把愤怒发泄在引起愤怒的人身上，而是寻找更容易对付的受害者，这在许多冲突中都可见到。愤怒与仇恨很快就被转移，找其他人当替罪羊。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很少是真正引发愤怒者被攻击，大部分时候都是最弱、最无力防卫的人无辜遭到攻击。
当今欧洲有越来越多的极端政党，与这种发展明显并行的是，感觉被压迫、被忽视、不在社会阳光面而被算作失败者的人，会把攻击对准抽象的敌人——外国人、犹太人。这些人与他们的问题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联，但要让这些容易下手的受害者为他们的悲惨负责。这既不理性，逻辑上也说不通，比如萨克森州的仇外情绪最严重，但生活在那里的移民其实最少。可惜，这种心理机制最管用，正如其他许多歧视和压迫表明的。
但毁坏性和偏见不是天生的。其实每个人都可能去攻击和破坏，但这些特性需要心理伤害、不断的贬低和侮辱来激发。帕伦斯说：“孩子被羞辱的话会特别受伤，他们会因此变得愤怒而有攻击性。”加害者与孩子越近，攻击就越严重。
攻击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然的，但会很快被视为是负面的，而不是一种挑战。建设性地处理它，允许它发生而不让它产生毁灭性的作用，可能会让彼此间打交道容易很多。许多人感觉自己必须永远当个“好人”，尤其是在助人的职业中。到底为什么呢？因此，隐藏起来的攻击有时必须要爆发出来也就不奇怪了。在医疗行业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同事：他们不经意间夸耀在高速公路上飙车是多么刺激。如果这是被压抑攻击性唯一的一次失控爆发，那情况还算轻的。
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在最近几十年里对全社会性的现象关注越来越少，只在处理战争创伤时会偶尔提到。但将群体作为对象来“治疗”社会的冷漠孤立进而预防暴力，还是很有前途的。弗洛伊德就已经提出了“感受遗传”（德语：Gefühlserben）的概念：下一代的某些人会继承父母的封闭或悲伤。
被遗弃者的复仇
个体在小尺度上经历的，通常也会回响于社会这个大尺度上。伊莎贝尔·阿连德1982年的小说《幽灵之家》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这本书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有一条情节线是农场主强奸了一个农妇，她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后来这个孩子想被父亲承认，就突然去到父亲家中，要求获得自己的权利。他一再出现，又一再被生父断然拒绝。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他平步青云，在政变军暴力夺权之后主管刑讯。后来他向父亲及其婚生女儿寻仇，一连几天乃至几周地虐待和羞辱他们。
远近问题
情感暴力的受害者通常会失去亲近和距离的平衡，对亲近的渴望会变成因恐惧而黏人，对距离的渴望则变成依附无能。大部分人都想要独立，有好奇心，能去发现新的世界，但同时又想要那种有家可回、被人照顾的良好感觉。职场中也是这样：如果员工在公司里感觉受欢迎、被支持，他对亲近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如果他能够自由发展，贡献想法，自主地工作，他也就有了足够的距离。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保守骨科医生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要想成功地治疗，就要找寻医患关系中的平衡点。对很需要被保护的病人我们就得给予支持和足够的安慰，而有很强界限需求的病人，也就是不习惯亲近的病人，就需要与他们不那么贴近的医生，让他们感觉自己就能面对疾病。”
我们建立关系的方式基于许多关于归属和脱离的早期塑造性经验，是它们决定了我们之后在一段关系中是否能感觉得到所求。如果感觉不到，那可能就是日常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悲苦之一——理性的评价大抵如此，或者说我们就会觉得被霸凌、被排挤、被教训、不被爱。
遭受情感暴力是否需要治疗，完全取决于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有多严重。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如果情感暴力再现了童年早期的暴力经历，那从医学角度来说就需要特别重视。”如果症状不只是暂时出现，而是持续比如超过三个月的时间，治疗师就认为有必要且亟须看医生。
例子有很多，比如某高级经理一再被领导当着众员工面批评，或者某秘书被领导布置的工作压垮又因为完不成工作挨批，且情况持续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另一个例子是一名工程师总被设定无法兼顾的目标，有时被安排的甚至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导致他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不得不超强度工作，直到失眠多年后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警报——情感暴力严重的迹象
情感暴力严重到需要治疗时会有多种迹象。慕尼黑的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说：“当进入黄色或红色区域时，情感暴力就需要临床治疗了，对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是。比如，施暴者在言辞选择、姿势动作、语气语调方面完全失控、冲动又不可预计，就是一个警报，还有一个迹象就是有良知的人会立刻干预。”
受害者方面可以看具体表现。如果感到伤自尊、没脸面、身份丧失等心理症状越来越严重，同时还有功能紊乱、心血管问题、进食障碍、失眠等身体症状，就表明需要治疗。弗赖说：“在工作上还可能出现职业倦怠或内心放弃等心理问题。遭受情感暴力者会感觉筋疲力尽、被贬低，感觉自己生病了。”
谁会施加情感暴力
小的恶意和嘲讽发生得很快：拿别人讲了个笑话、利用了别人的弱点，或将怒气发泄在次好的人选身上。很少有人真的出于恶意而这样做，而且很多人在越界之后会感觉过意不去。
但也有人注意不到自己伤害了别人，他们是如此无知、以自我为中心，以至很享受那一时的高人一等。不过，就算是有这种病态心理倾向的人，也可以学着去更多地共情。就像对待一个小孩一样，可以要求他换一个视角：“你能不能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什么感受？”或者：“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他。”这都是有用的建议。
另外还有易怒的人，他们会一时怒火攻心而伤害或打击别人。他们心理不稳定，言语过激，经常无法自控。对于这样的人，即便不再忍受，哪怕是猛烈的回击通常都没有意义，因为这样只会使爆发和辱骂更加激烈。
还有些人是施虐狂，他们沉迷于别人的痛苦和不幸，还想加强这些，毫无歉疚之心。
感觉被“矮化”的人，同时也会感觉依赖别人，无力、无用、无助，任何反抗看起来都没有用，时常还伴有自责、愧疚、自我怀疑。他们最核心的社会及情感需求被破坏：将自己置于社会整体之外，尤其当得不到帮助、感觉自己被控制而无能为力时。
这与重疾的情况很类似：癌症患者也经常要与失控和身份丧失感做斗争。能通过自身价值体系或亲近的可依赖者找到内心支持的病人有更高的生存率。如果他们在创伤体验（癌症真正是一种创伤体验）之后依然能保持自信，甚至在命运中找到意义，感到还能掌控自己和自己的经历，那就更能提高生存率——疾病对他们造成的痛苦稍少一些，免疫系统也更稳定，活得也更久。情感暴力的情况与之类似：重要的是受害者如何去面对那些事。有心灵支撑、稳定环境、广泛心理资源的人面对这类事件能更好地进行防卫。
伤害、贬低、忽视——这是暴力吗？
为何要对所有伤害都冠以暴力之名呢？这说法看起来很严重。我们每个人都曾偶尔被打击、被批评、被指责，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要搞得那么大吗？如果能处理好，还能从中受益。如果称之为“情感暴力”，那就会有很多人据此说：“看看吧，我在受苦，都是他人的错，我只是受害者，什么也不能做，更无力反抗。”
这就是医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跨学科争论中的一些论点。一名医生说：“个人责任太被忽略，这让人看不到个人对此能做的，自我效能其实非常重要。”
一位心理学家提议，也许“情感阻碍”或“情感抑制”的提法更合适。情感上的暴力使用当然存在，但通常我们说的“暴力”，涵盖的既有施暴的能力又有施暴的可能，还有暴力行为本身。这样看来，每个恋爱关系中的人，不管是积极的关系还是消极的关系，都对他人实施过情感暴力。如果日常生活中的咒骂、恶意等不顺都被归为情感暴力，就有所指被琐事化的危险。毕竟，被老师批评了一句、被领导训斥了一顿，和一直被贬低、被忽视是不一样的。
因此，反对派认为，提情感暴力还需要看成长过程，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弄明白自己对感到被伤害和被排挤到底有多大的贡献。心身科主任彼得·亨宁森说：“有时，他人的伤害行为和自己的敏感性就像钥匙和锁一样相匹配。”
情感暴力还包含了一个社会性、历史性的维度，一部分情感暴力是经几代而形成的。严苛的教养模式、对孩子的“磨炼”，以及某些职业中的严酷对待都被不懈地传递着。
无关爱式教育
迈克尔·哈内克2009年的电影《白丝带》深刻表现了那种狠心、严厉的教育方式，这在德国直到20世纪依然很常见，甚至到现在还有一些令人悲伤的延续。电影是虚构的，但可能离现实也没有那么遥远。据哈内克自己的讲述，他在写剧本的时候读了“许许多多关于19世纪的教育和乡村生活的书”，以便日后将心得用在电影中。在19世纪，白丝带是受惩罚的标志，用来孤立、羞辱个人，电影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由此看来，遭受情感暴力不能仅被视作个人心理诊断或简单的日常现象，而是可能反映出一种危险的社交无能，即无法建立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心身医学主任乔拉姆·罗内尔说：“德国家庭不会大吵大闹，为矛盾大打出手，一般都是心门紧闭。现在关于这种童年早期经历及其他伤害对健康的后续影响的发现与之相符。”
苏黎世大学的精神病理学家安德烈亚斯·梅尔克说：“要解释的现象越是日常之事，对此就越难有合适的心理学定义和理论框架。讥讽和恶意属于所谓的‘元信息传递’：话外有话，暗含的是负面和贬低性的东西。”
遭遇情感暴力—— 是富贵病还是对心理稳定的危害？
遭遇情感暴力是一种“富贵病”还是对越来越多人心理稳定的扩大化危害，对此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心身科医生尚有争议。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马库斯·席尔腾沃尔夫说：“我绝不会把遭遇情感暴力看作富贵病。”他作为骨科大夫和疼痛治疗师，经常遇到因心理问题患上严重身体疾病的病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抗压的人格，即既能进行团队协作，又有创意，还要能自主行动。情感暴力会严重影响这些能力。”他表示，人如果一再被伤害，在情感上被羞辱，就会无法应对现代生活的要求——一心多用，快速适应——从而无法抗压。
但社会心理学家迪特尔·弗赖强调：“在之前的社会中，上下层之间的差别更大，有许多种压迫和强权存在。今天我们幸运地生活在人的尊严被写入基本法的社会，所以当这些原则遭到破坏时我们也更加敏感。与之前的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人在尊严被侵害时愤慨也更大，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也可以更批判地来看：一个繁荣民主的社会却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以防御不道德、不人性化的行为，不管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中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说，社会竞争越激烈，对表现的要求越高，所有参与者身上的压力就越有增大的危险。这种以表现、竞争、适者生存为导向的斗争经常是以牺牲弱者为代价。总体而言，学者们感觉现在的恶意可能比以前少，但强度增加了。所以保护自己不受其侵害也变得更加重要。
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的马丁·黑尔特说：“遭遇情感暴力肯定不是富贵病，也不是普通寻常的不顺利，而是对人的健康、心理稳定性以及发展的整体危害。临床证据证明，情感暴力与长期抑郁和严重人格障碍都有关联，而且有迹象表明它可导致慢性疼痛。”
“大”创伤还是“小”伤害？
经历过可怕事件的人可能很长时间里都会停留在创伤中。身体虐待、性虐待、意外或者战争和逃亡等残酷经历通常都会在心里留下痛苦的画面和深刻的伤痕。被绑架、被当作人质，抑或是成为一场事故的唯一幸存者，都是可怕的经历，有时永远也不会过去，一直历历在目。
在这方面，科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严重创伤的心理后果目前主要以“创伤后应激障碍”为研究框架。这种病症尤见于美国越战老兵，他们脑中越战的可怕画面在几十年后依然挥之不去，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士兵在结束南斯拉夫、非洲、阿富汗的派驻后也有此病症。绑架和事故的受害者以及曾遭受身体或性虐待的人也说自己无法摆脱那种恐怖，甩不掉那可怕的记忆。
苏黎世大学的精神病理学教授安德烈亚斯·梅尔克说：“有效归纳的话，情感暴力不是一个既有的科学建构，与大家所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总是相连。”从医学和心理学角度看，我们还没有研究清楚为什么有些心理伤害对有些人的身心健康有影响或有较大影响，而对有些人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
这也是因为同样的伤害及情感羞辱并不是在世界所有地区都被看得同样严重，因为全球不同地方的生活水平相差太远。快要饿死、不知道自己和家人明天是否有饭吃的人，他们烦恼的可不是唠叨的伴侣、严苛的老板、一直捉弄人的同事。
“来自其他文化的同行，他们完全接受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既成概念，但认为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北美的西方人有时小题大做，他们眼中的小事甚至人之常情我们也要拿出来大谈特谈。”梅尔克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心理学家交谈时一再体会到这一点。
这太可以理解了：如果一个人一直要担心生命安全，受到战乱、压迫、酷刑、流离失所的威胁，那对他来说，长治久安地区的人的某些烦恼看起来确实是“第一世界问题”，有些傻。面对四处流窜、烧杀抢掠的歹徒，要害怕的是性命难保，相比之下职场中的一点儿压力又算得了什么？
看一看世界上那些战乱频仍的地区，那里的人们过得比我们差得多，看着他们，我们就更有理由对我们在中欧相对舒适的生活感激不尽，不怨恨命运。对于现代人一直抱怨的时时刻刻有压力、总是要回邮件和信息，精神病医生曼弗雷德·吕茨简洁而有创意地回应道：“三十年战争期间人们对瑞典人也得随叫随到，那可不比现在更愉快。”51
所以一切都只是一个过度受激、过度敏感的社会里的小问题？可能反复遭受心理压力、经历不愉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嘛。但我们不可沉浸在这种错觉中。精神病理学家梅尔克说：“再进一步想的话，这意味着不发生短暂情感暴力的人类共存可能根本实现不了。”
不过，个人心理负担没有科学方法能可靠地度量，并且严重程度也不取决于他人觉得伤害和打击有多重。痛苦永远都是主观的，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正因为这样，这个话题讨论起来才如此困难：许多给受害者留下了长期影响的情感暴力在外人看来只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不值一提。他们可能会忘了某件事，甚至无所谓地拿它谈笑，而在受害者那里，许多年后它依然能唤起痛苦的回忆。
对受害者而言，事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别人对此一带而过的话更会对他造成二次伤害：受害者先遭受了羞辱，之后伤口还被耻笑，或至少不被当回事。安慰他们的话经常是“别那么激动，没那么严重”。但这样的判断外人无权做出。
当创伤变成应激障碍时
苏黎世大学精神病理学家安德烈亚斯·梅尔克领导的一项代表性调查揭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症有多常见。德国250多个地方的近2500名各年龄段成人被问及他们的创伤经历，包括遭受战争、强奸、童年性虐待、严重意外、暴力行径、自然灾害、绑架或其他可怕的经历。结果显示，超过0.5%的德国人患有“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经典” 型的则约有1.5%。52 两者都首先表现为，对创伤经历的记忆会被图像、味道、声音勾起，并通常会一再重现。在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病例中可观察到人格改变，受害者难以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他们尤其会对他人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无法有亲密关系，他们的自尊感也会大大降低。
安德烈亚斯·梅尔克说：“我们发现复杂型最常见于童年遭受过性虐待的人，或青春期、成年后还继续遭到性侵的人。”而更早被认知的经典型创伤后应激障碍最常见于经历了严重意外的人或创伤事件的直接目击者。
这项于2018年开展的针对德国的研究成果与针对中欧的同类研究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相吻合，中欧的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主要源于儿童性虐待等性暴力经历。梅尔克说：“在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据估计发生率更高的世界其他地区，其诱因还有持续战争、迫害、绑架、酷刑。”
在难民和非洲娃娃兵身上，还有叙利亚、索马里、阿富汗、南苏丹内战受害者身上，都可看到与欧洲的虐待受害者类似的症状，尽管其他大陆上的诱因主要是压迫和以不安全、持续恐惧为特征的日常生活。但对于这些地区，准确的数据少得多，基本都是估计。
梅尔克说：“将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与之前已知的经典型区分开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要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对于经典型创伤后应激障碍有较好的疗法，几周或几个月内就可以缓解患者的痛苦，但对于复杂型，目前还只有很少几种有希望的疗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梅尔克和一个国际工作组一起于2013年向世界卫生组织提议，将复杂型创伤后应激障碍加入其《国际疾病分类》。事情花费了一点儿时间，但在2018年春，世界卫生组织接纳了这个建议。这不仅有学术上的意义，也有实际的意义：世界各地的医生和治疗师都以《国际疾病分类》的各项列表为准。只有被加入该分类，某类心理疾病的治疗才会被承认，并相应地被偿付。
内容要点
￭ 情感暴力总有加害者和受害者。找出受害者自己在小恶意变成大伤害中有多大作用也是很有帮助的。
￭ 恶意和伤害转变为情感暴力的过程是不定的，许多因素共同决定诱发动作是被强化还是渐渐淡去。
￭ 偶尔讽刺一下、使使小坏的人并不会自动成为情感施暴者。以伤害为动机、以破坏性为主的人际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连易怒的人也并不一定是情感施暴者，他们通常只是无法自控，心理不稳定。
￭ 尽管全球对情感暴力危害性的认知不一样，但它绝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富贵病”。所以，经历了战争、暴力、逃亡的人也不会对关爱缺失、被忽视毫无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