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到今天我还不知道那两个意大利娘儿们在唱些什么，其实，我也不想知道。有些东西还是留着不说为妙。我想，她们该是在唱一些非常美妙动人的故事，美妙得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美妙得让你心痛。告诉你吧，这些声音直插云霄，飞得比任何一个人敢想的梦还要遥远。就像一些美丽的鸟儿扑扇着翅膀来到我们的褐色牢笼，让那些墙壁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那一刹那，鲨堡监狱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自由。
——《肖申克的救赎》
看到被抓的尤雪，K市警方感到九十九分的激动。当然，也有九十九分的犹疑，毕竟站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活脱脱的男人。
K市警方要韩江雪和顾竹雪再次当面指认尤雪，被她们俩态度一致地拒绝了。无奈，警方只得勉强提取了两人的血样，准备和尤雪的DNA进行比对。
与此同时，审讯正一刻不停地展开。被抓的两名马仔和三名外籍妇女分别从不同角度还原了案件的过程。此外，网安部门也从尤雪的手机中核对了登录“匿名者”暗网的账号信息。再后来，DNA比对出了结果，一副男儿身的尤雪，身上携带的是XX染色体——她正是顾竹雪和韩江雪的母亲。
以上这些都是曹大牙告诉我们的。事实上，在尤雪被抓四十八小时后，韩江雪、顾竹雪、女管家和我，重新被“请”进先前那间小会议室。还是同样的桌椅、同样的咖啡，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原先在外面看守的辅警不仅换了人，数量也增多了。
这是要对我们的一系列冒失行为进行审判吗？或许吧。这事可大可小，真要严肃起来，没准儿我会从看守所医生变成看守所里的囚徒。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的心中滋生出些许不安和无力。偷眼再看看双胞胎姐妹，她们俩倒是一脸平静，感觉像是在放空。尤其是韩江雪，一直瞪着一双迷茫的大眼睛。或许，她对真相大白后的世界还没完全做好准备。终于，韩江雪感受到了我长久的凝视，冲我挤出一个苍白的微笑。不远处，顾竹雪已经倒在女管家的怀中沉沉睡去。
就在我们快要忘记时间之时，李石和曹大牙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告诉我们：“一切都结束了。”
我不太明白他们所谓的“结束”是什么意思。
曹大牙说：“尤雪对所有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K市警方正在办理刑拘手续，稍后会开新闻发布会。唉，大鱼终究还是进了别人锅里。”
我追问：“怎么这么轻易就放弃了案件的主办权？”
曹大牙乜了我一眼。“还不是你们违反规定私自行动惹的。为了让K市警方不追究你们的责任，李石经过反复协商，不得已才同意把尤雪的案子交给他们主办。公安部A级逃犯啊！”曹大牙懊丧地感慨。
我垂下脑袋，羞愧地说不出话。倒是李石很豁达地说：“虽然没有把战果和荣誉带回凡城，但毕竟我们把人抓了，案子也破了，对人民群众可以有一个交代了。”李石还拍了拍我的肩膀宽慰，“要不是你死死地缠住尤雪，没准儿她就无声无息地跑了呢。行了，别哭丧着脸了，咱们走吧。”
没有再耗下去的意义了，我们各怀心思地下了楼，径直来到K市公安局后院的停车场。一阵闪烁的警灯让我们停住了脚步。三十米开外，尤雪被押上了警车，车子缓缓驶近，一直开出后院的大门。韩江雪和顾竹雪背过身去，没有看警车里的母亲，反倒是坐在后排的尤雪转过身望了她们一眼。不过，在警车的红蓝灯闪烁下，雪姨的脸很模糊。或许她根本没有回头，或许那只是我的错觉。
车子已经驶远，我偷看双胞胎的脸，想寻找泪痕。可我看到的只是和月光一样苍白的脸。我想招呼她们俩吃点消夜，毕竟这两天大家都筋疲力尽，需要补一补，但还没说出口，一辆豪华轿车就缓缓停在了我们面前。平山堂的那位女管家从驾驶座下来，打开了后座的车门。顾竹雪瞥了我和韩江雪一眼，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便钻进车内关上车门，在低沉的轰鸣中越行越远。
顾竹雪的冷漠离去让我的心底越发涌起了一种孤独感，倒是曹大牙打趣道：“好吧，少了一人，回去的车上没那么挤了。”
车子从凡城西高速路口驶出时已经是夜里一点。沉默一路的韩江雪拍了拍李石的肩膀，让他先顺路送她回家，她住的地方离高速路口不远。李石点了点头。车子很快便停在了那片破旧小区的门口，韩江雪下了车，我还在犹豫不决。曹大牙使了个眼色，把我赶下了车。对此，韩江雪没有拒绝。
我们刚进门，那只叫作包包的橘猫就跳进了韩江雪的怀里。韩江雪摸了摸它的脑袋，带着它进入了那间被改造成情报室的次卧，将挂在墙上的那些人物照片和关系图全部扯到了地上。随后她返回主卧，背对着我开始铺床。完成这一切后，韩江雪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然后对我说：“不好意思，今晚我想一个人待着，你就在沙发上委屈一下吧。”说完，她便当着我的面关上了门。
我对着木门愣了一分钟才缓缓转身，进入次卧收拾那一地狼藉。末了，我发现她的笔记本电脑上依然闪烁着屏保动画。移动鼠标的瞬间，桌面上的一份英文邮件吸引了我的眼球。我用尽了一生的英语单词储备，才弄清楚邮件的大致内容，那是一家跨国投资银行发给韩江雪的工作邀请。
我的心被狠狠地扎了一下，可还没等痛苦蔓延，身后便出现一声猫叫。我回身，看到韩江雪正站在门边，而那只橘猫则在她的脚边蹲着，眼珠子竖成了一条线，像盯叛徒一样盯着我。
虽然我从心底觉得韩江雪欠我一个解释，但此刻因为知道她要离开，我心软了：“我……我就是想帮你收拾一下，顺便，省点电。”
橘猫“哼唧”了一声，像是在对我表达不屑。韩江雪则淡淡地说：“我还在考虑，暂时没有答应他们。”顿了顿，韩江雪问我：“你怎么想？”
我支吾着说不出话。
“算了，还是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吧。对了，能请两天假吗？”
想到还要让陈拒收继续在岗位上坚持两天，我有些犹豫。
韩江雪接着说：“李石刚给我发信息，要我明天随他们一起去抓捕我的养父母。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这下我便没法儿拒绝了。
“很晚了，还是抓紧休息吧。”
韩江雪说着把我拉出了次卧，掩上了门，然后自己回到了主卧。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感觉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我和韩江雪初识的日子。莫名地，我的耳畔想起顾竹雪那位女管家的歌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我的鼻子有些发酸，于是我把眼睛闭了起来，但鼻腔深处更酸，一直蔓延到泪腺。
第二天清晨，两辆警车停在了楼下。李石没有来，他派曹大牙带着四名特警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在楼下等待的时候，四名特警彼此说着段子和笑话，大概此次任务让他们感到很轻松。韩江雪则始终沉默，看不出任何悲喜。
车子行驶了两个小时，来到省城的一处建筑工地外。韩江雪和曹大牙商议，想先由她进入工地找到养父母，劝他们投案自首，也算她作为女儿尽的最后义务。是的，只是义务，她并没有用“孝心”这个词。
曹大牙不太放心。我提出陪她一起。
韩江雪翻了我一眼：“见面后，我该怎么向他们介绍你呢？”
我哑然。
韩江雪对曹大牙说：“如果他们真的拒捕，你们再进去抓捕就是了。”
曹大牙最终同意了。
就这样，韩江雪独自进入了工地为施工人员搭建的活动板房内，而我们则在车内耐心等待。不久后，一个戴着安全帽、一腿泥浆的中年男人从屋里冲了出来。他刚跑出不远，便被韩江雪的一声“爸”定住了。再看门前，一个系着围裙的中年妇女扶着门框缓缓地坐在了地上。
抓捕结束后，曹大牙带着四名特警将韩江雪的养父母押回了凡城。韩江雪和我则掉转方向，赶在黄昏前回到了她养父母的老家。韩江雪要去给她已经过世的没有亲缘关系的奶奶上坟。
坟地散落在村子的后山。天色渐暗，不辨道路，我走得极为踉跄，很快便追不上韩江雪的脚步。就在即将迷路之时，我看到一点忽明忽暗的火光。原来韩江雪正半蹲在一块石碑前，用打火机照亮石碑上的名字。当火苗蹿起，她开始喃喃自语，将正在发生的和曾经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深埋于地下的奶奶。当火苗灭去，她沉默下来，或许是希望奶奶在九泉之下能听见自己的心声。
她就这样一遍遍地打着打火机，直到它不再迸发一丝火苗。韩江雪起身，扶着墓碑说：“奶奶，你告诉过我，要勇敢地往前走。从今往后，我会听你的话，一路不回头地勇敢走下去。”
在天全黑下来前，韩江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随后，我们从后山下来，回到村里的道路上。一名老者牵着一头黄牛从我们身边经过，他和牛都瞥了我们一眼，但没有说什么，接着便越走越远。我问韩江雪晚上要不要就住在老宅子里，明天再回家。
韩江雪反问我：“家？你说的是这儿，还是凡城的那个出租屋？又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走吧，走吧。”韩江雪一边重复着，一边拉起我的手。我们像两个贼一般，逃离了那个清冷、丝毫感受不到爱的村落。
随着最后一粒尘埃落定，以尤雪为首的、长达二十余年的系列拐卖儿童团伙案已经基本查清。在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前，经由上级公安指定管辖，K市警方终于将尤雪连人带案移交给了凡城警方。作为对K市警方的补偿，上级将侦办“匿名者”暗网一案的管辖权指定给了他们。
如今，凡城看守所内关押着尤雪、韩江雪的养父母，还有顾竹雪的养父母。他们既是我需要照看的在押人员，又因为特殊的身份，让我心里多了些异样的感觉。就像一层膜，既看不透，也拆不穿。关于他们的健康情况，我会定期通报给韩江雪和顾竹雪。顾竹雪有时还会表示感谢，韩江雪则基本上没有任何反馈。
事实上，自从陪韩江雪从老家返回后，我和她已经三个星期没有见面了。她去应聘那份国外投行的工作了吗？她是否还在独自舔舐伤口？她家那只经常来做客的橘猫包包还好吗？这一切，我都无从得知。
天气渐冷，我心里萌发出一种想象，觉得韩江雪变成了一只寒蝉，在这座叫凡城的地方冬眠了。
又过了两周，我在市中心一家网红麻辣烫店里对付晚餐，身边净是欢闹的男女，孤单的我显得格外孤独。正在顾盼自怜时，透过被水汽模糊的落地窗，我看到一个酷似韩江雪的身影款款地从过街天桥上走下来，随后进入邻近的一家商场。我立即到收银台买了单，然后追了上去。
在攒动的人群中，我的目光锁定了那个熟悉的背影。那是顾竹雪还是韩江雪？我在心里打着问号，脚步也变得有些犹豫。一个不小心，我失了她的踪迹。正在踟蹰间，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我回头，看到韩江雪歪着脑袋，怀里抱着一束白玫瑰，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本《荆棘鸟》。
韩江雪说：“你来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
这三句话一下子把我整蒙了，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韩江雪把胸前的书摊开，指着封面问：“你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吗？”
“澳大利亚，”我答道，“我看过这本书的同名电影。”
“你对澳大利亚感兴趣吗，想去那里生活吗？”
我觉得她话里有话，便没有接话。
“如果我去了澳大利亚，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我的喉咙卡住了。
韩江雪笑得很诡谲：“傻了吧，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吧？”
从她脸上的笑，我嗅出了诡计的气味，便试着反问：“下个星期，包包就三岁了，咱们要不要给它过个生日？”
她犹豫了一下，耸耸肩：“无所谓。”
我笑了：“包包是一只猫，还没满一岁呢。”
这时，顾竹雪终于“哈哈”笑了起来：“我还以为能扮作韩江雪继续骗你呢，没想到你没有被相思迷昏脑袋，还能分得清楚谁是白玫瑰、谁是红玫瑰。看来你还真是干警察的料。”
我叹口气：“我已经有二十多天没见到韩江雪了。”
“这就快过年了，你想见她做什么，要把她带回老家见父母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顾竹雪哼起了歌，接着，她指着《荆棘鸟》的封面说，“刚才我没有骗你，你的女朋友、我亲爱的妹妹韩江雪正打算移民澳大利亚，准备和一堆袋鼠和考拉生活在一起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她姐姐啊，当然对她的情况一清二楚了。”顾雪竹歪了歪脑袋，大概又觉得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便摊摊手承认，“我聘了个私家侦探跟踪她。当然，这样做并不怎么合法，但我想知道我的这个妹妹在做什么。”顿了顿，她补充说，“我不想她出事。”
顾竹雪还在唠叨她对妹妹的关心，我的思绪却已飞到澳大利亚热烈干燥的上空，看到成堆的袋鼠在用拳头擂动它们肌肉发达的胸部，仿佛在向我宣示主权。我问顾竹雪：“为什么是澳大利亚，为什么要去那么远？”
“澳大利亚并非她的终点站，最多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中转站，就像凡城一样。”顾竹雪敛起笑容，缓缓地说，“这个世界还有一种鸟，叫极乐鸟。它没有脚，只能一直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的死期。这和荆棘鸟其实差不多，荆棘鸟从离开巢穴开始，便执着地寻找荆棘树。当它终于如愿以偿，就会把自己娇小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荆棘，然后歌唱到死。韩江雪就是这么一只鸟，除非让她死，否则她不会停下脚步。”
说完这么一段，顾竹雪的脸上现出一丝哀伤，随即又被无所谓的表情取代。她问我：“关键是，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开启那无穷无尽的疲惫旅程了吗？”
是啊，我准备好了吗？
我不知道。
几天后，顾竹雪给我发来一家宠物医院的位置信息。我先是疑惑，随后想起了那只叫包包的橘猫。我的心一沉，拦下一辆路过的出租车，赶到这家宠物医院。
进屋后，我看到包包正蹲在工作台上，它好整以暇地冲我“喵”了一声，像是在宣示它的地盘主权。接着，我看到了从里间走出的韩江雪，背着一个明黄色的猫包，手里拿了一沓单据。
看到我的到来，韩江雪先是一愣，然后指示我抱着包包去采血，她自己则转到柜台办理其他手续。包包显然已明白要发生什么，在我的怀里极尽挣扎，一不小心，爪子便在我的虎口处留下一道血痕。负责打针的护士赶忙塞给我一个酒精棉球，还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去打狂犬疫苗。望着手上那条细细的红线，我愣了片刻，然后告诉护士：“我也是‘兽医’，百毒不侵的。”护士“哦”了一声，显然没明白这句话的笑点。
完成一系列检查后，韩江雪将颇为不爽的包包塞进猫包，然后背在身上，和我一同出了宠物医院。虽然已近深冬，但天气格外暖和。人们似乎都想把握这难得的好时光，许多人在滨河的绿化带上放起了风筝，就连猫包里的包包也抬起头，望着天上一只只被线牵着的小燕子和大蜈蚣。
“沿着绿化带往前五公里，就到水产市场了，就是爬虫当年沉车的那个地方。”我试图勾起韩江雪的记忆，但她只是向前迈步，没有回话。
我又没话找话地说：“如果把包包从包里放出来，不知道它会不会跑没影。”
韩江雪乜了我一眼，还是没有说话。
我便接着说：“你带包包体检，是要领养它吧？”
韩江雪终于开口了：“是顾竹雪告诉你我在哪儿的吧？”
我尴尬地摇了摇头。
韩江雪“哼”了一声：“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呢？”
这次，我更说不出话来。是啊，为什么我不直接给她打电话，甚至去敲她家的门，而只是一次次地发微信问候、试探。我在畏惧什么呢？
韩江雪说：“领养包包是想让它有个伴儿，不要再心野地到处溜达了。”
这当然是话中有话，正当我琢磨该如何接话时，韩江雪说出了我的畏惧：带包包体检是为了办理卫生检疫证明，坐飞机要用。”
我的嘴皮子僵了许久，才结巴地问：“要去哪儿，是去澳大利亚吗？”
韩江雪轻轻地点了点头。
“可是，”我指着包包，“它愿意跟你走吗？”
韩江雪蹲下身子解开猫包，把橘猫放在了草地上，然后轻拍它的脑袋：你走吗，要离开我吗？”
韩江雪的每一次轻拍对我来说都像是一次电击，既是折磨，又是抢救。包包倒是被拍得很舒服，迎着太阳打了个哈欠，倚着韩江雪的白球鞋躺下了。
韩江雪看了我一眼说：“澳大利亚的西南端有一个城市叫珀斯，我想去那里，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
韩江雪顿了顿，或许她在等待我的回答。可是，我还能说什么呢……
韩江雪有些抱歉地说：“这样的请求或许有些唐突，不过没关系，我会带着包包在圣诞节前先去澳大利亚。你可以等过完农历年，和家里人团聚后再飞到澳大利亚找我。”
她的态度真诚，语言平实。看得出来，她不是在和我开玩笑，更不是在开空头支票，这是她反复斟酌后的决定。让我接受不了的不是她的决定，而是她举重若轻的态度，仿佛我们不是要去袋鼠和考拉的国度，而仅仅是要退掉一间出租屋。
我终于忍不住问：“澳大利亚有什么？你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韩江雪笑着摇摇头：“亲爱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和距离没关系，重要的是生活方式。”
“我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如是说。
韩江雪呵呵一笑：“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会走出非洲、横穿欧洲大陆和西伯利亚冰原，又跨过白令海峡吗？”
“因为他们勇敢？”
“不，因为他们没有沉重的记忆。”韩江雪牵着我的手说，“你刚才提到了那个水产市场，那里只有爬虫的记忆，并没有我的。事实上，对我来说，凡城的故事已经结束，有关它的记忆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还是接受不了她挥挥手就告别的潇洒。
韩江雪将包包重新放回猫包内，打趣般地对我说：“我还有些其他手续要办，你先回去想想吧，有空就练一练英语，方便你到那里继续当兽医，澳大利亚可是不缺动物啊。”
坦白说，我的英语不差，至少听力还不错，看美剧时我基本不用看字幕，只靠听便能明白老外们在说什么。如果真要我开口，我也能冒几句英文中的常用俚语。
和韩江雪分别后，我便将各类社交媒体的定位改成了澳大利亚珀斯，领略到那里的地广人稀、天涯海角，绝不是凡城这般人潮汹涌，更不会像凡城看守所那么拥挤、喧哗。想必，我会慵懒地坐在金黄色的沙滩上，望着点缀在印度洋上的点点白帆；头顶上，大团大团的乌云开始集结，雷声和风浪声近在咫尺。我就那样坐着，一直坐着，等待乌云变幻成狂风暴雨，卷起滔天巨浪。
是的，这便是我梦中的情景。醒来后，我反复回忆着梦里的一切，但不管我怎样绞尽脑汁，我就是想不起韩江雪在梦里出现的印迹。或许，她就是海面上的那些白帆，被风浪裹挟着越漂越远。
在宠物医院相遇后，我和韩江雪又见了几面，每次都是例行的逛街、吃饭，然后找一家奶茶店小坐片刻。韩江雪会向我通报她为远赴澳大利亚所做准备的进展，却从来不问我有没有下定决心和她远赴重洋。当然，去还是不去，我也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便只能说说发生在看守所里的趣闻逸事。有时候我也会讲一讲李石和曹大牙刚破获的案子。韩江雪依旧会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姿态，但我知道，她连羁押在看守所的尤雪和养父母都不去过问，更不会关心那些和她不相关的案子了。
不觉间到了十二月，一年即将结束。有天傍晚，衢八两转到了医务室，指着我的电脑屏幕问：“这是哪儿？”
我回过神来，赶忙说：“我马上把桌面换回警徽的图样。”
衢八两摆摆手：“不用，我就是感兴趣这是哪儿。”
陈拒收之前在医务室的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还贴了一张世界地图。我起身，找到珀斯所在的位置：“就是这儿，澳大利亚的西南端。”
“咱们这里天寒地冻，人家那里此刻应是艳阳高照吧？”
我点点头：“不同的半球，风水轮流转嘛！”
衢八两摩挲着下巴上的胡楂发问：“想诗和远方了？”
我一惊，旋即明白这段时间自己的确有些魂不守舍，肯定是被衢八两看出了端倪。面对如此提问，我又没法儿用一两句话把事情说清楚。
衢八两缓和了下语气：“别说是你，想必陈拒收退休后也会到世界各地去溜达儿一圈。”顿了顿，衢八两问我：“从你来看守所当驻所医生到现在，过去多久了？”
“满一年了。”
“我已经在这里二十年了，你的工龄是我的二十分之一。”衢八两笑着叹气，“原来觉得时间难熬，没想到转眼二十年就过去了，每天还是困在这一道道的铁门间。对了，你知道咱们看守所一共有多少扇门吗？”
我摇了摇头。
“一共有九百九十八扇门，差两扇就满一千了。”
“你数过？”
“无聊嘛，反正有大把的时间，我用一个星期数完的。”
“你是够无聊的。”我附和道。
“日子嘛，大多都无聊，总得找点事情做。”
“就像你在后墙那边种树一样？”
“你们年轻人不也流行 ‘种草’吗？都是想有个盼头。”
我点头，两人随即陷入一阵沉默。
半晌，衢八两才开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的心一紧。
衢八两问：“为什么要放弃医院医生的职位，转而来考凡城的法医？”
我咕哝道：“家里人求稳，想让我有一个铁饭碗，所以就让我考了公务员。”
衢八两摇头：“不对，你本可以考老家的公务员，结果却跑到了凡城，一定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我知道糊弄不过去，却又不想说真正的原因，因为那太疼了。
衢八两拍了拍手：“好吧，我又不是在审讯犯人，不要搞得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你要是真想走，我是支持的。年轻人嘛，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等看够了、玩够了，再找个地方安家筑巢，没必要这么早就把自己困在这九百九十八扇门里。”
我敷衍道：“也可以等到退休以后再四海为家啊。”
“你才多大啊，就想着退休的事情了。”衢八两哼了一声，“就拿陈拒收来说吧，你瞧他那身体，天天咳嗽，像一台抽风机似的。别说山了，就连看守所东边那个小土坡，他也爬不上去。”
我“嗯”了一声，想到陈拒收一摇三晃的背影，就像风中飘零的树叶。
衢八两还在说：“前段时间你参与办案在外面学习进步时，陈拒收一直在医务室替你顶着，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啊。”
我点头。
衢八两叹口气道：“老头儿人可不赖，就是运气差了点，有空你要多关心关心他。”
一周后，陈拒收巡诊时摔倒在了走廊上。在押犯人关心陈拒收有没有事，陈拒收摆摆手，刚想说话就吐了一口血。我赶到时，他的胸口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衢八两一边攥着他的手，一边吼叫，安排人送他去医院抢救。陈拒收摇摇头，蓄足了力气才说出“小树林”三个字。
衢八两明白他的意思，咬了咬牙，放弃了抢救的念头，将陈拒收背在背上，一路向监区的后门走去。许多管教和工勤人员都跟着衢八两，被他勒令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只剩下我提着陈拒收的医药箱陪在他们俩身边。
我们一同默默地走完一段土路，来到树叶凋零的树林边上。衢八两抬头瞅了瞅，将陈拒收放在了一棵柿子树下。陈拒收的胸膛起伏着，他伸手指了指脑袋上的红柿子，轻声说：“红灯笼，过年了……”
衢八两克制着嗓音里的哭腔：“是啊，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陈拒收的胸膛慢慢地停止了起伏，只有淡淡的笑意还挂在他嘴角，就像挂在枝头的红柿子那般温暖。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陈拒收的遗体被送去了殡仪馆。看守所内的工作还是照常，巡查、收押、送审，还有各项杂务，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好像只有如此大家才不会沉浸在陈拒收突然离世的悲恸中。
就这样，一直挨到午夜，我躺在医务室里瞪大了眼睛，看着陈拒收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太多的神仙在我的脑袋里打架。在燥热难耐中，我从床上爬起，看到衢八两拎着一个扫把，像幽灵般穿过中央走廊，向监区的后门走去。我披上衣服悄然跟了上去。
我一路尾随衢八两，再次来到那片小树林外。只见衢八两用扫把将落叶和树枝归拢成一堆，然后弯下腰用打火机将其点燃，形成一小片跳动的篝火。衢八两坐在篝火前，淡淡地说：“你师傅的心愿完成了。”
我走上前，坐在衢八两的身边问：“什么心愿？”
衢八两叹口气道：“半年前，陈拒收就知道自己患了癌，晚期。他放弃了治疗的机会，选择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刻。”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这样？”
“当然，经济是很重要的考虑。陈拒收的老婆是环卫工，孩子还在上大学，全家收入的大部分就靠他一个人顶着，他肯定不愿意把不多的积蓄扔到医院里。”衢八两顿了顿，“如果他牺牲在岗位上，会有额外的抚恤，甚至是奖励。”
“我师傅的身体状况，你事先是知情的？”
衢八两点点头：“他要我替他保密。”
我有些羞愧地说：“前些日子我在外面办案，把工作全部推给了师傅。”
衢八两拍了拍我的肩膀：“陈拒收一辈子都在治病救人，所以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去游览名山大川、走遍世界，不如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刻。”
火焰逐渐熄灭，衢八两用树枝挑了挑，火苗又重新蹿了上来，照亮了衢八两古铜色的脸。
我感慨道：“师傅自由了。”
“是啊，自由了！”衢八两抬头望向向上飞升的星星之火。
顺着衢八两的视线，我看到一架飞机闪烁着航灯，游弋在如海面一般澄澈的夜空。
那一瞬间我想起了韩江雪，她在那趟航班上吗？我不确定。但我祝福她，永远祝福她。
那一年春节我没有回家，一是因为所里只有我一名驻所医生，要负责一千多号在押人员的身体健康，责任重大，离不开岗位；二是我感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疲惫，不想旅途奔波，不想疲于应付，不想在“洛阳亲友如相问”间坦露我那还没理清的生活。的确，一只奓毛的刺猬是不适宜凑热闹的。
在日渐浓郁的新年氛围里，我开始梳理这一年来的林林总总。我当然不能说这一年我过得有多幸福。和朋友圈里那些好友的平安吉祥比起来，我这一年经历了不少生老病死、相聚离散。可这能怨谁呢？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逃离父母亲友为我规划的人生，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过一种非典型的生活。我原以为这样便可以实现个人的自愈和成长，但一不小心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好在从那些在押人员身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既然犯了罪，就要面临审判——哪一条哪一款，都写得明明白白。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和那些在押人员一样，在有所收获的同时，我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问题在于，我在行事之初是否已经为这些代价做好了心理准备？因此，我很羡慕那些有坚定信仰的人，羡慕那些一顿饭可以吃掉一只鸡的男人，羡慕那些在公交车上大声喧哗的女人，羡慕杀人不眨眼的狙击手，羡慕雄辩滔滔的律师……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像他们那样，不带任何疑虑地、信仰坚定地迎接未来的生活，甚至追随韩江雪的脚步，义无反顾地飞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我不能，现实中总有太多羁绊。
我已经从老家的医院逃离过一次了，我不能从凡城的看守所再次逃离。
就这样，和那些曾经爱我和我爱的人一样，我任由韩江雪淡出了我的生活，继而和全世界七十多亿人一同迎来新的一年，也迎来了我们共同的麻烦——新冠疫情。
都说风起于青萍之末，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那个有着上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封城没几天后，凡城看守所也宣布实施整体隔离措施。
年前，赵所长因为临近退休已经退居二线。新的一把手还没到位，衢八两就临时负责起了所里的全部工作。大年初二早上，他把全所的干警召集到篮球场上，宣布从中午十二点起，全所将进入整体隔离状态。他解释说：“凡城城区已经出现了确诊病例，往后的疫情传播态势完全不明朗。看守所是人员密集场所，一旦病毒钻进高墙，肯定会造成大面积感染。在此情况下，上级下达了隔离命令，不管是人还是物，都将处于只出不进的状态。”
衢所长的话引起了一阵骚动，一种隐性的危险正如篮球场上肆虐的寒风，让大家无处躲闪。有人举起手问：“隔离什么时候结束呢？”
衢所长摇头：“不知道。”
又有人问：“隔离了就不能回家了吗？”
“是的，一旦隔离就不能出所了。”
又是一阵低声讨论，但因为每个人都相距一米开外，嘀咕声被寒风掩盖，无法完全听清。
衢所长让大家安静。他说：“我不强制大家都留下来。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同志先回家休息，等待命令。其他同志如果不想被隔离，也可以在中午十二点封闭前离开看守所，我不会拦阻。”
大家都不说话了。想必许多人心中都在使命、亲情等宏大命题和那些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家庭琐碎间纠结。与此同时，衢所长已经紧锣密鼓地安排起了封锁隔离前的各种事项，包括大批量采购必要的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
衢所长布置任务的时候，我刷了一下朋友圈，发现我的那些医学院的同学有的主动请缨，正在奔赴抗疫最前线，有的自愿加入了各自所在医院发热门诊的轮值中。他们大概不会想到，在凡城看守所，居然也有一名医生在同他们一起战斗。
坦白说，衢八两宣布封锁决定后，我也有点不知该做何选择。但我一转念，想到自己本来就是孤家寡人，没啥牵挂，心思便定了许多。接着，我便开始向我的那些同学求助，希望他们能够帮忙购买一批口罩、消毒水等防护物资。等答复时，衢八两来到我面前，面色凝重地说：“看守所现有干警二百三十七人、在押人员一千八百四十五人、驻所武警五十四人、驻所检察官一人，这些人的健康就要靠你守护了。”
衢八两这么一说，我刚安稳下来的心又悬到了半空。
一切都被按下了暂停键，没有办案单位来送押，也没有检察官或律师来提审，更没有平日里向在押亲属送钱送物的群众——送钱的家属会按规定把钱打到看守所指定的账户上。事实上，没有一件非官方采买的实物能够穿越这道高墙，整个看守所一下子安静了不少。
起初，我还算是享受这份安静和清闲。衢八两警告我，隔离的日子就像是温水煮青蛙，起初并不会感到热，但等到真正的危险来临时，再想反抗就迟了。
因此，衢八两罕见地严厉起来。他组织全所干警开展了多次应急演练，包括防火、防暴动、防逃脱等许多科目。他还让我给大家做疫情防控方面的培训。我只得勉强抱佛脚，重拾大学时关于传染病防控的课本，又找曾经的同学索要了防疫普及的PPT，给“孤岛”上的同事们上了一课。
此外，在押人员和管教民警在穿戴上也终于有了共同点，那就是都戴上了口罩。我被衢八两授予了“口罩监督员”的职责，只要被我记在了小本本上，民警扣加班费，在押人员扣量化考评分。这当然是一件得罪人的活儿。好在他们都理解我的难处，只将不满的嘀咕声集中在衢八两身上。有人说，衢八两当了代理所长，有官架子了；也有人说，他就是神经过敏、大惊小怪；更有人对衢八两将管教民警和在押人员一视同仁的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应该区别对待。打心底里，我并不同意所谓有失公平的看法，毕竟病毒是不分王侯将相的。而且，既然大家都被隔离在这座“孤岛”上，都面对着那道无法翻越的高墙，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和那些在押犯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群等待被法律或被命运审判的人。想到此，我的心开始慢慢下沉。
工作似乎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我。从每天接诊的记录看，找我看病的在押人员比往日里多了三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分比上升得越来越快，医务室很少有空闲的时候。其实，这些来问诊的在押人员的身子都没毛病，出问题的是他们的心理。想来也能理解，原先的诉讼程序大多都停滞了下来，他们的关注重点便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再加上新闻里每天播放的疫区新闻，他们难免会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面对这些疑心病，我故技重施，把陈拒收放进特效药瓶里的维生素片开给了在押人员。还别说，基本上都起到了药到病除的效果。当然，如果一个疗程不顶用，那就再开一个疗程，反正维生素片是个好东西。
后来有一天，老庄来到医务室，直勾勾地瞅着我。
我问他哪里不舒服。
他说一切都好。
“那你为什么要来看病？”
“我不是来看病的，”老庄说，“我只是来看你的。兽医，你的心情好像不太好。”
我从病历本上抬起头，努力打趣道：“你倒成心理医生啦。”
老庄呵呵一笑：“不错，还知道幽默。”
我哭丧着脸，不再说话。
老庄拍了拍我的肩膀：“其实，大家找你看病，大多就是想找人聊聊天，排解一下忧愁。可看你这个脸色，大家还得安慰你，你说累心不累心？”
“那我努力保持微笑，行了吧？”
老庄晃了晃药瓶：“要不你也给自己开几片维生素ABCD吧。”
就在我的心即将沉入谷底，甚至怀疑自己患了抑郁症时，娇娇妈的癫痫又开始连续发作。在一场耗时耗力的抢救中，为了掰开她紧咬的牙关，我右手中指的指甲盖儿被撬翻了。我忍着剧痛，好不容易才给她打了一针鲁米那，让她的身体从僵直状态慢慢缓和下来。那时已经是夜里一点半。
娇娇妈每次都在夜里犯病，而且发作频率越来越高，这让我越发筋疲力尽。按说，长期服药是可以抑制病情复发的。同监室的在押人员向管教姜高音反映，只要她转身离开，娇娇妈就会把药片吐出来，有时甚至从嗓子眼儿里抠出来。之后，她便会泪眼婆娑地坐在马桶边上，不知是难受还是悲伤。
姜高音后来就看着娇娇妈吃药，一看就是半个小时，直到确定她体内的各种酶把药片彻底分解后才离开，但这仍无法抑制她在午夜频发的癫痫。一天午后，衢八两向我征求意见：依娇娇妈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否需要通知办案单位给她办理取保候审，让她到外面的医院就诊。
我明白衢八两的担心，癫痫病发作还是很危险的，万一人要是死在看守所里，那就是重大事故。别说衢八两的官帽保不住，很有可能一批人都会被追责处理。
我理解衢八两的难处，但仍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怒：“难道把这个可怜的女人重新扔回没人管、没人问的社会，任由她自生自灭就是更好的办法？”
衢八两沉默了。
我还在发难：“你知道，光是娇娇妈的病历，陈拒收写了多厚一沓吗？你难道就这样让我放弃吗？”
衢八两叹口气道：“这可是一个一心求死的女人，你能一次又一次地把她的身体救回来，但你能把她的心救回来吗？”
我跳起来吼道：“我能！我一定能！”
衢八两一怔，不说话了，而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于是，我便逃也似的从衢所长的办公室跑了出来。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愤怒，是因为长期隔离带来的压抑，还是一次又一次为娇娇妈治疗无果带来的挫败？总之，这股愤怒烧着我的身体，让我的失眠症越发加重。我从床上爬起来，像一个在蚁群中走散的兵蚁，开始沿着监区的墙根疾走。不一会儿，瞭望塔塔顶的探照灯便打在了我的身上。光线太刺眼，让我看不清灯后面可能已经举起的黑洞洞的枪口。
我的心里一个激灵，想起自己来看守所已经一年多了，还从来没爬到塔顶看一看呢。于是，我朝灯源处挥了挥手，然后便直奔瞭望塔而去。沿着盘旋楼梯爬了几分钟后，我到达了塔顶，意外地发现正在站岗的就是一年前那个配合执行注射死刑的小战士。他的脸依然有些稚嫩，不过他的军衔已经变成了士官。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小战士看到我后很客气，说上面风大寒冷，非让我披上军大衣。我连说不用”，表示只是想上来看看景、透透气。小战士眨了眨眼睛，大概明白了我的状态，便默默地站在我的身后。如此一来，我便可以安静地俯瞰城市夜景。近处当然是灯火通明的看守所；再向前是大片笼罩在黑暗中的耕地（包括衢八两的小树林）和亮灯不多的村庄；村庄之后便是城市外围的快速通道，迎面飞驰的汽车大灯和车后拖曳的红色尾灯钩织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而屏障的后方，就是熠熠生辉的城市。
在我眼前的这幅图景中，城市似乎只占据了一小片区域，却又是无数人的爱恨情仇的发生地。当然，我想到了韩江雪，想到了那只随她而去的橘猫包包。此刻，她们是在南半球阳光普照的海岸上吗？接着，我又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还好吗？第一次没有陪他们过年，他们会感到孤单吗？在这个病毒肆虐的时刻，他们会多么担心正在隔离中的儿子呢？
不知不觉间，我向前走了几步，似乎如此便可以把脑袋里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突然我的皮带后侧被人用力钩了一下。我转过身，发现小战士正冲我憨笑。再看脚下，自己距离瞭望塔外围平台的边缘只有一步之遥，再往前，没准儿就会从栏杆上翻下去。
我挠挠头：“看得发呆了。”
小战士说：“医生，给你看个好玩的。”说着，他掉转了探照灯的方向，将其照在了衢八两种的那片小树林上，然后递给了我一个高倍望远镜。只见一群看似麻雀的鸟儿正在那片小树林上方盘旋。之后，顺着小战士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只猫头鹰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看着树下的动静。与此同时，两只体格健硕的野猪正带着几只小野猪，嘴巴叼着尾巴，迅速穿过小树林。
我放下望远镜，说：“没想到这么生机勃勃。”
小战士笑着露出了一口白牙。
当天午夜，娇娇妈再次癫痫发作。
这次，她不仅把我的虎口咬破了，还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一小块。奋力控制住她的癫痫后，我和其他管教合力把娇娇妈抬进了医务室。我先为她处置了伤口，然后便是漫长的看护过程。姜高音瞟了眼墙上的挂钟，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呓语般地说道：“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什么总是夜里发病吗？”
我摇了摇头。
“我也是听说的，”姜高音压低嗓儿门，“她的女儿就是在夜里去世的，有时候她晚上做梦会喊女儿的名字。”
姜高音叹了口气，随即又是一阵哈欠。
我劝道：“大姐，晚上我来陪夜，你回去休息吧。”
所里规定，病人若是发病，管教得陪同看护，但姜高音毕竟已满五十岁了，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又劝了姜高音两次，她才伸了伸懒腰，说等疫情结束后请我吃她包的香菇肉包子。说完，她便离开了医务室，只留下我和床上还处在昏迷中的娇娇妈。在四下无人的寂静中，一段对话在我耳畔响起。
一周前，娇娇妈向我发问：“为什么要救我？”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难道延续一个人的痛苦也是医生的本职工作？”
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不，我还是警察，警察的职责就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娇娇妈不屑：“我怀疑你还在惦记那两包被我藏起来的毒品。”
我震惊、哑然，然后感到了深深的悲哀，我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不被理解而悲哀。
沉默良久，娇娇妈缓缓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接着，她说：“为什么不放过一个要死的人呢？”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出那个始终横亘在我心底的原因。
此刻，在这个因为疫情而使全球命运相通的夜晚，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女人，我从抽屉里取出曾被娇娇妈撕碎的娇娇的照片，将它放在床头，嘴唇开始不自觉地翕动：“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在老家的一家三甲医院当住院医生。有个小男孩从楼梯上摔下后昏迷，被送进了医院，成了我负责照看的小患者。医生做了几次CT和MR检查，都没发现孩子脑部受到损伤，但不知为何，小男孩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通常来说，大脑功能的恢复是需要时间的，再加上药物的抑制作用，以及机器检查的确定结果，我便没有对小男孩的状况投注更多关注。就这样到了第六天，男孩脑部突然大出血，根本没给我们留任何抢救机会，可怜的小生命就这样终结了。后来，上级派来的专家组经过检查发现，男孩脑干后方有一个非常小、非常隐秘的裂口，表面看着很正常，但内部一直在出血，积累到一定量后猛然把裂口冲破了。至于责任，不管是科室主任还是放射科的同事，包括我这个住院医生，都有份儿。
“同事们劝我不要太挂记这件事，毕竟医生每天都要面临生老病死。但不知怎的，我就是忘不了它。或者说严重点，我就是无法宽恕自己。熬了三个月后，我从医院辞了职，报考了警察。原本以为能当一名法医，面对冷冰冰的尸体，不再需要把生死系在自己的身上。可是，造化弄人啊，我居然成了看守所的驻所医生，得守护一千多号人的生命健康。你说你要死，可我怎么能眼睁睁地、毫无作为地让你死呢？！”
最后一句或许是抱怨，也可能是一种抒发，让我不自觉地猛捶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可当拳头落下后，我瞥见娇娇妈的手指动了动。我叹了口气，上前把她的被子掖好。与此同时，一滴眼泪渗出她的眼角，滑过她的脸颊。
从第二天起，不管是伤口的后续处置，还是对癫痫的系统治疗，娇娇妈对我都言听计从。从她顺从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到了些许变化。这让我想起了那一晚我自言自语的有罪供述。或许她真的听见了，并觉得我和她一样，都是戴着镣铐的人。或许，正是因为这副镣铐，让她与我产生了某种共情，开始主动配合我接受治疗。但是，治疗的过程仍然很痛苦。不说舌尖新生的肉芽如何又痛又痒，只讲后面几次偶发的癫痫症状，对于娇娇妈来说，都像是闯了一次次鬼门关。好在，娇娇妈都挺了过来。
与此同时，电视上滚动播放的全国人民抗疫的英雄事迹也给看守所里带来了向上的氛围。有时候，看到一整个屋子的人都泪眼婆娑，我就知道多半是因为新闻在报道母亲告别女儿、驰援抗疫前线的事迹；有时候，我还能看到在押人员对着屏幕破口大骂，那时他们看的肯定是国外对疫情污名化的新闻报道。一天上午，所有监室里的在押人员都站起身垂下了头。原来，他们在参与全国性的集体默哀。这些活动都是自发性的。我想，一种共同的情绪已感染了高墙内外的每一个人，并让我们越发对生命产生了一种庄严的尊重。
受大家感染，我也开始振作精神，积极过好每一天的隔离生活。在巡诊治疗的间隙，我开始跟在姜高音后面学习缝制腕套和踝套，保护那些被戴上手镣、脚镣的重型犯的手腕和脚踝。我主动欢迎在押人员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找我看病（或是单纯的聊天），鼓励他们张口说出真情实感。即便他们和我扯瞎话，我也只是一笑了之，毕竟我已不是刚进看守所的那个不辨真假的“小白”了。
另外，我把陈拒收放在角落里的自行车推了出来。每当我在长长的甬道上摁响车把上的铃铛，丁零的声音响起，在押人员就会一会儿喊“陈拒收”，一会儿喊我的“兽医”外号。对了，我还沉迷于攀爬瞭望塔，眺望高墙外的世界。有一天夜里，整座城市起了雾霾，我戴着口罩爬到塔顶，正好略高于雾霾之上。我的脚下是如大海般的层层雾气，我的头上是一轮皎白的月亮。我不由得想起那句著名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不知此刻远在地球另一边的韩江雪会不会也在仰望天空，看着同样一轮月亮？不知不觉间，我的心也随着那幻化不定的雾气飘向远方。
日子好过后，时间便会倍速向前。不知不觉间，隔离生活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突然有一天，衢八两宣布，市局从各单位抽调了两百名干警，准备分三批进驻看守所，而在岗位上坚守了一百多天的我们则可以回家好好地休息一个月。会后，我提出把我放在最后一批轮替名单里。衢八两笑着说：“不用，李庸医和第一批增援的民警已经在赶往看守所的路上了。”
说话间，姜高音通过对讲机呼唤我，要我赶紧去娇娇妈所在的监室。我的心一紧，以为又出了什么事，便立刻拎着医药箱赶到了娇娇妈身边。好在，她并没有犯病。隔着栏杆，娇娇妈问我是不是要撤离休整。我点头说“是”，然后向她保证新来的医生是我的哥们儿，一定会接着把她的病治好。娇娇妈点头，让我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按照她的要求做了。
接着，娇娇妈在我耳边小声说了一个地方。像是怕我忘了似的，娇娇妈又把那个地方重复了一遍。我一愣，第一反应是这地方可真绝！然后我才回过味来：为什么她愿意告诉我？只是此时，娇娇妈已经退回监室的角落，和女伴们一起继续看新闻去了。
出看守所后，我拨通了李石的电话，转述了娇娇妈口中的那个地方。一个小时后，李石发来了信息：毒品已经找到，谢谢！
那时，我正在楼下超市的门外，准备采购生活和消毒用品。我刚要进门，就被一位戴红袖章的大妈拦了下来，非要我出示健康码。我一愣，打趣道：“我刚从看守所里被放出来，哪儿有什么健康码？”接着，在大妈的指导下，我申请了二维码，慢慢地重新融入社会。
最后，当我拎着购物袋回到我租住的小公寓门前时，蓦然发现门上居然贴了一副红色的对联。我的心有些发颤，但理智告诉我，没准儿这是楼下大妈在送温暖呢。就这样，我拧动了钥匙。门开了，一声猫叫从我脚下传来，只见包包正坐在地垫上朝我挥动招财的右爪。我一愣，不自觉地探出身体，想看看屋里还有怎样的惊喜在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