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得出了这个结论（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九章里对这句话做出了本体论上的解释），今天却应该根据楚简本把它更正过来了，“无”并不是“道”。还有一个地方需要稍微留心一下：virtue很容易让人把《老子》中作为专有名词的“德”理解为现代汉语里的道德、美德（现在的英语学界仍然惯用virtue来对译），[26]而更要紧的是，冯先生对“德”的定义在《老子》文本的本身其实找不到足够的依据，却是《庄子》做出了这个清晰的描述。[27]
不过，眼下最让我困惑的是，冯先生的这段转述和司马谈的原文几乎毫无联系，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司马谈的原文，大意是说：道家是使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无形的规律，淡泊自足。他们的为政之道，是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长处，顺时顺势而动，既可以移风易俗，也可以建立事功。道家的意旨简单明了，容易掌握，用力省而收效大……道家之术，理论基础是“虚无”，实践方式是“因循”，没有一定之规，随机应变，因势利导。“虚无”是道的常态，“因循”是君主的纲领。群臣会集，让他们各自表现，其中名副其实的就是好干部，名不副实的就是不称职的干部。这样一来，好人和坏人自己显形，称职和不称职的人也各自显形，让君主在上边看个清楚，酌情用谁或者不用谁。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大道的，看似混沌不明，其实金光万丈，复归无名。凡人都有精神和形体两个部分，精神太劳累了就会枯竭，形体太劳累了就会疲惫，精神和形体一旦分离，那人也就从此消亡了。死者不可复生，精神和形体分离了就不会复合，所以圣人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讲的这些道家特点，似乎不大像我们熟悉的《老子》，更不要说《庄子》了——因为司马谈那时候看到的道家，正是黄老之学的道家。[28]但是，其中的核心思想，确实都可以从《老子》当中推演出来。
那个时候已经不大说单独的《老子》了，更不怎么在意《庄子》，黄老之学却已经在时政舞台上很见功效了。而这一学派的成形，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的楚国，有一位深山里的隐士，破衣服破鞋，只有帽子特别讲究，他喜欢戴一种特制的鹖冠，也就是用一种叫作鹖的野鸡尾巴的羽毛装饰起来的帽子，所以人们称他鹖冠子。
鹖冠子教过一个叫作庞煖的学生，庞煖后来在赵国发达了，在逆境之下打败了燕国侵略军，斩其大将剧辛。鹖冠子却生怕庞煖向赵王荐举自己，从此就再也不和他来往了。
不管鹖冠子老先生是怎么想的，但道家出身的学生很能打仗，这多少还是让人吃惊的。只可惜个案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毕竟无法验证如果庞煖没学过道家理论，是不是就不会打仗。但无论如何，鹖冠子留下的书里确实是有兵法内容的，尽管这部《鹖冠子》也不是出自鹖冠子一人之手。
《鹖冠子》这部书一直都有流传，却一直没受重视，原因是被大家当成伪书了。又要感谢1973年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正是那《黄帝四经》给《鹖冠子》正了名，于是对《鹖冠子》的研究一下子成为显学了。
我们用《黄帝四经》和《鹖冠子》，还有汉代非常显赫的《文子》等（《文子》身份的认证要感谢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的汉简），结合《老子》一起来看，大体就能知道战国直迄汉初的黄老之学是怎么回事了——正是司马谈论道家要旨的那些内容。司马谈说道家兼采阴阳、儒、墨、名、法诸家之所长，这也是实情，而且不止道家如此，儒家等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看汉朝的道家，还有两部很值得参考的书，一部是《淮南子》，这是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以前常被认为属于杂家，但我以为这么讲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地以科学发展观看问题。——虽然道家到了《淮南子》确实杂了，但这个杂正是司马谈所谓博采众长的那个杂，骨子里还是道家，而且这部书也是为了迎合当时以黄老治天下的主流政治哲学的；另一部是《韩诗外传》，这是儒家的《诗》学经典，成书过程也比较复杂，但里边也有不少融会贯通之义，讲儒家话的同时常常杂着道家观点，甚至直接引用《老子》。
毕竟，学派与学派之间总是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学习的。而且在天下定鼎之后，政府的发言权就太大了，学术的生存必然会采取与诸子百家时代不同的方式。几乎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一旦走入专制权力，也只会变作同一个样子。好在中央集权的成型要到汉武帝时代，此前的气氛还算比较宽松。
对于黄老之学，还有一个不大雅致的说法，叫作“君人南面之术”，很有法家的感觉。事实上《老子》对法家确实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韩非子》就有《解老》《喻老》两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讲本，但基本立场是法家的。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术。这门学问还有一个名字，叫作“道论”，可见它和道家的关系。
君人南面之术，顾名思义，这是教人怎么做领导、怎么搞政治的，属于古代的组织行为学。《汉书·艺文志》议论道家，推测他们的前辈大概是古代史官，因为见惯了成败兴亡，所以知道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这就是君人南面之术。
这好像是说历史读多了，人就变精了，懂阴谋了。但从好处来想，《老子》确实很有史官特点。史官在汉代以前属于天官，是由巫师演变来的，除了记录历史之外，还负责官爵册命和天文历法。杨雄说“史以天占人”（《法言·五百》），就是观察天道来占验人事。尽管李零先生认为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其源头应当与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有关，因为这些人负责的就是养生知识和烹调技术（《中国方术正考》），但听听《老子》谈道，好像史官风格还是稍稍重于大厨风格的。[29]
这种来自史官习惯的思维特征，在《老子》里比较明显的有三种：一、推天道以明人事；二、辩证思维；三、以王侯为中心。（王博《老子思维方式的史官特色》）
这几点看上去都很现实，王侯若用起来，当真就是君人南面之术了。的确，在强大的实用主义传统面前，尤其在强有力的现实需求面前，有几个人会去关心宇宙论和人生论呢？尤其汉朝立国是在两千多年前，没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可以参考，而且眼看着秦朝曾经那么辉煌显赫，统治仅仅两代就土崩瓦解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汉朝会不会重蹈秦朝的覆辙呢？周朝搞的是封建制，结果乱了、亡了；秦朝搞的是郡县制中央集权，结果也乱了、亡了，我们汉朝应该怎么搞呢？
这一切一切，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不要谈什么“道可道，非常道”，更别提什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算是基督的福音或者牛顿的科学，此刻也要统统靠后，还是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吧。不要讲什么要做事先做人，眼下做事才是最要紧的。
究竟怎么做事呢？以下就要谈谈《老子》的核心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