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菲有一首很老的歌，大约人人都听过，其中有一句歌词传播很广：“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
似乎在人们的印象里，蝴蝶就是那样漂亮而纤弱，生命光华又短暂。它只要漂亮一辈子就好了，没有人会对它有更高的期望。
蝴蝶的一生有多长？最短不过数日，最长也不过几月。它能做什么事情？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就可以了，就足以成就一幅美丽的画，而没人要求它能成就壮丽。
然而看过纪录片《帝王蝶的迁徙》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蝴蝶，会像众多鸟类一样南迁北徙。身重不过六克的美洲帝王蝶要飞行四千公里，穿越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用三到四代的生命接替才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加拿大。
而在1989年4月23日的加拿大，一位老人与世长辞，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
八十一年，这只蝴蝶阅尽人世之繁华，也尝过乱世的艰辛，完成了她人世沧海的飞跃，最终栖息在加拿大温哥华本拿比区的科士兰公墓里。
北望是皑皑雪山，被绿茵覆盖的整座山丘里，安息着数不清的人们。她将生前的璀璨和毁誉都留在了世外，独留于世的，不过是一块青铜地碑，泯然于众。上面刻着“潘宝娟之墓”，下方写着“胡蝶PO KUEN POON（威氏拼读法与客家人拼音法的混合体）”，简简单单地刻着生卒年、出生地，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沉淀。
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埋葬的是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甚至当年她的很多邻居都不知道她的身份。宝娟，是她的乳名；潘，是她的夫姓。而她的另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是“胡蝶”。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载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两首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诗一见报，全国哗然。张学良被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而当红明星胡蝶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时，胡蝶正随着电影公司的外景组赶往北平。因为同时拍摄三部影片，生活节奏极其紧张，导演张石川带队，所有应酬都是集体行动，不允许私下离队。等她回到上海，才知道谣言已经传得这样厉害了。
“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责者相与跳舞耶！”她掷地有声地声明，公司同事澄清也无法力挽狂澜，事业正盛的胡蝶在名誉上仍然受到不小的冲击，而这传闻至今仍在流传。
舆论的力量有多可怕，看看阮玲玉临终前的“人言可畏”四个字便可知。胡蝶却没有被流言击垮，仍然专心做自己的电影事业。正如她后来所说：“我并不太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了。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几十年后，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中，对谣言的始作俑者马君武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替他解释说，因受日本通讯社造谣中伤，以引起国人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也是出于义愤而作。“谣言止于智者”，是她唯一要说的话。
而实际上，胡蝶一生中遭受过的造谣中伤，远不止此一件。时代不同，放在今日可以是炒作成“当红炸子鸡”的绯闻，放到那个时代是足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生存意志的毒箭。
因拍《白云塔》，胡蝶和阮玲玉结下深厚的友谊，她在莫斯科听到阮玲玉去世的消息根本不能相信，几乎要昏倒过去。而她回到国内，谣言早就飞满天，说她听到阮玲玉去世的消息付之一笑。挚友之死已是痛彻心扉，更何况紧随其后的恶意揣测？
人们往往喜欢把胡蝶和阮玲玉放在一起比较，比演技，比做人。作为好友，大约胡蝶并不愿意被人拿来和阮玲玉比来比去，虽然她总是被人称赞的那一个。她无意去和人争高下、分伯仲。
临出国胡蝶去见阮玲玉，见她心事重重因感慨身世而伤心落泪，胡蝶劝她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场对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
可这一段话没能挽救阮玲玉的生命。而胡蝶的人生几尽沧桑，遭遇的诋毁和痛苦并不比阮玲玉少半分，她却是靠着这样的信念走过来的。
莫泊桑在《人生》中写道：“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人生漫漫，没有跨不过的障碍，往往越不过去的只是自己。
因为有追求，所以它可以是灯塔，照亮你脚下的路不让你失去方向；因为懂得珍惜，所以不会错过；因为懂得放弃，所以能走最好的路；因为学得会忘记，才能挨过最难挨的岁月。
1908年，原名胡瑞华的胡蝶出生在上海，祖籍广东省鹤山县。她的姑母是唐绍仪弟弟的妻子，靠着姑父的提携，胡蝶的父亲在京奉铁路上当了总稽查。
胡蝶的父亲为人宽厚，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很有幽默感。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母亲出生在大家庭，所受教育不多，却很懂得为人处世，胡蝶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受母亲影响。
勤恳本分，是母亲给予她人生最朴实的教导，也贯穿了她的一生。所以她在拍电影的时候，无论什么角色，主角还是配角，都会尽力去完成。无论做什么，都要求自己要做到十全，始终不敢忘记母亲“要认真做人”的教诲。
在电影学校，为了增加拍片技能，她和同学徐琴芳学骑马、学开汽车。当时没有驾校，更少有女孩子学开汽车。她就发奇想，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江湾郊外，请司机指点并付给他加倍车费，就这样她学会了开汽车。
她拍戏从来不迟到，每次都按时到达片场，化好妆换好戏装在摄影棚里等待就位。听导演说戏，她更是细心、虚心。著名导演郑正秋叫她“乖小囡”，而以脾气暴躁出名的大导演张石川，唯一没让他发过脾气的人就是胡蝶。
在拍摄中国最早的蜡盘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时，后期录音时，她每天都在录音室待六七个小时，汗流浃背丝毫不抱怨；拍摄《自由之花》她饰演小凤仙，为了练好电影里的插曲，她每天天不亮就要早赶到片场练习；拍《啼笑因缘》，为了演好唱大鼓书的沈凤喜，她请了专门的老师教场大鼓书。为了配合各种角色，她样样都要学，没有替身，威亚都是亲自被吊上去。
为参加莫斯科电影节，每天在拍片之余，专门请一位英国太太教授她一个小时的西方礼节，诸如刀叉使用，乃至下楼梯不能看脚的小细节都注意到。
这样严谨认真的态度，使得她在圈中口碑极佳，也很有观众缘。
论长相，她不是最美的；论演技，也不是最出色的。然而那种不蔓不枝的雍容大方，左脸上甜美的酒窝，都成了当时美人的标志。
1933年《明星日报》组织读者观众投票选举最佳电影女演员，她以21334票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她却低调而谦虚，一再表示论演技阮玲玉更胜一筹。
这样和睦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性格大都不差，在遇到困厄之时，也不容易走进死胡同。
胡蝶随着父亲长年累月奔波在京奉线上，她为了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学习各种语言。她对语言天生敏感，后天又很有学习语言的意愿，所以模仿当地人说话惟妙惟肖。
她的先生潘有声是福州人，她为了听懂别人在说什么，便跟着学福州话。到老的时候，在国外碰到福州人，谈起天来都会被以为是福州人。
语言上的天分和勤恳，让她顺利度过了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而胡蝶便是懂得进退，出世、入世的美人。
1924年，十六岁的胡蝶随父亲从广州回到上海。家里人口众多，虽不用她去负担家用，她却仍然有一种责任感。
在报纸上看到中华电影学校招生广告，胡蝶产生了报名尝试的念头。去考试的时候，她灵机一动给自己起了一个叫“胡蝶”的艺名。为了显得老成一些，她把自己打扮成少妇，梳横S头，戴了一朵大花在左襟，长坠耳环，穿长裙圆角短袄。她通过了表演考试，在一千多个报名者中脱颖而出，被成功录取。
对于女儿的选择，父亲宠爱惯了，一概由她。母亲虽然反对，却对她的日常生活越发关注，教育她洁身自爱，认真做人，凡事退让不抢前。
胡蝶刚进入电影界，在《战功》中做配角，是只有几个短镜头卖糖果女郎的角色，她也尽力去演。
在片场完全服从导演指挥，回到家里熟读剧本、揣摩人物性格，常常在房间里自言自语，有时哭，有时笑。
虽然没有当一个红星的抱负，但生就要认真做事的性格，最终成就了她的演艺事业。
开始她在天一电影公司做演员，虽然对天一的创作路线并不完全赞同，但她明白，作为新人，她懂得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在艺术实践方面得到磨炼的机会，都比空谈所谓的理想来得实际得多。
在天一的两年，她拍摄了十五部影片，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她同剧团里的所有人都相处融洽，拜众人为师，大家也都愿意帮助她。
一个演员的成功，不仅靠自身的努力和修养，也要靠为人处世。这个道理在近一个世纪后的娱乐圈同样适用。但凡成就高的演员，无一例外都是圈子里人缘好、资源广的。
胡蝶不仅仅把拍戏作为谋生的工作，还对其有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她明白，一个演员的成功，还取决于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导演的艺术才能与眼光。
虽然一直是女主角，但天一的影片娱乐性多于艺术性，票房虽好，却没有价值，评论也不高。于是她借着公司调整的机会果断地离开了天一，这让很多人觉得可惜。但事实证明，她还是选择了最正确的路，她的眼光和魄力都成就了她日后艺术上的辉煌。
在拍摄《秋扇怨》的时候，胡蝶认识了演员林雪怀，两人相爱后订婚，终于又因性格不合分手。最后却是靠打官司才解除了婚约，遇人不淑使得她身心俱疲。
当时报刊诸多传闻，将两人的关系描写得相当不堪。但她没有在传闻和谣言前退缩，而是更加谨小慎微地做人，将心思全部放到电影艺术中。
作为当红的明星，她的追求者甚众。有了前车之鉴，她越发注重自己的言谈举止，对感情的问题格外谨慎。
她和后来的先生潘有声是在朋友私人茶舞会上认识的，那时候他在洋行工作。胡蝶很欣赏他的待人诚恳、讲信用、肯钻研。但从相识到结婚，经过了六年，这六年里他们从未单独出去过。
对一个明星来说，听起来未免有些迂腐。但这是她从从前经历中吸取的教训，也有阮玲玉“人言可畏”阴影下的谨慎，更是对洁身自爱的认真。
胡蝶是个极其注重家庭的人。为了胡家有后，胡蝶的母亲坚持为父亲纳妾。一个温暖的家庭往往有温暖的关系，一个懂得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女子，往往有着常人不能及的智慧。而母亲更是把这种智慧传给了胡蝶。
庶母生下四子一女，兄弟姐妹间相处很是融洽。甚至庶母的母亲，胡蝶都亲切地称为“姥姥”，她跟着姥姥学京白，从影后的生活甚至都是这位姥姥在照料。
她成名以后，工资每月有两千元，一半公司扣留，实际发给一千。而她将养活全家的责任一肩担起，除了必要的添置，她所有的钱都给了家庭，并开了一间“胡蝶”公司请父亲经营。
因为父亲有病在身，公司配给她的汽车她几乎从来不用，都是让给父亲使用。
正是这种对家庭的责任和爱，让她面对戴笠软硬兼施的追求时，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家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蝶随潘有声和家人来香港避难。可不久，香港也沦陷了。为了逃避与日本人合作，不参加日军拍摄的电影《胡蝶游东京》，她以有身孕为由，一面对日本人敷衍拖宕，一面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游击队的帮助下，避开日军的监视逃回了内地。
胡蝶将三十箱全部家当托人运往内地，谁料在半路被劫。这其中有她拍戏以来的戏服、亲朋好友之间的书信和礼物、金银珠宝。她为此大病一场。
戴笠便是在这个“恰当”的时机走进了她的生命。书信早已丢失，珠宝也转手不知何处。戴笠却按照她开的单子派人去国外采办了同款的珠宝、衣物。
满满当当的三十个箱子摆到她的面前，聪明如她怎么会不懂得其中的含义？
稍早之前，在拍摄《建国之路》时，她遭遇了日本对湘桂公路的总攻击。她和同事们混在盈千累万的难民中仓皇逃命。
若说从前她还有些许优越感，可在难民中听到的声嘶力竭的痛哭和满目可见的人间惨状，真正给她当头一棒。乱世如斯，大时代下，个人何等渺小？
她怎么会不明白拒绝的下场和接受后的命运？所谓尊严在一家十几口的生命面前变得那样不值一提，她在玉碎和瓦全间，做出了世人无权责难的选择。
丈夫被戴笠支去滇缅边境做生意，她被安置在戴笠的公馆，与他同居了三年。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被一个标签完全标注。譬如谁会想到恶名昭彰的军统头子戴笠也是热爱国学之人，在发达之后会花巨款为部下建立一个中国古典书籍图书馆？
在曾经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军官笔下，戴笠“英俊瘦长，有一只纤细优美的手”, “有军人的干练，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可见并非面目丑陋之辈。
比起相濡以沫的细水长流，也许风流成性者的浪子回头对女子更具有冲击力。
相处的岁月，就算是被迫和敷衍，胡蝶也一定是有智慧周旋。很难说，到底是谁俘获了谁，只看着修罗一样杀伐征战的戴笠能为之化为绕指柔，只说是来自一方爱情的力量，未必叫人信服。
他的风流史长篇累牍，他却为她转了性。从和她在一起开始，生生将一出写实剧演成了爱情剧。而实际上，在他不名一文时，也早就对胡蝶一往而深了。而这时候的胡蝶，已经三十六岁，怎样的倾国倾城也都不可能抵挡岁月的痕迹。
为得到美人的心，戴笠可谓体贴入微。大到住处的舒适，小到空运她爱吃的水果、可心的衣饰。吃穿用度，全都一一亲自过问。
他的手下沈醉在回忆录里写过，戴笠为了讨她开心，“特意为她在重庆杨家山盖了一幢别墅，他让工匠把别墅的道路修成‘喜’‘寿’两个字，并准备在字的空隙处点缀上名贵树木和奇花异草”。戴笠把收集奇花异草的任务交给了沈醉，沈醉手下的人却将四川军阎王陵基母亲坟上的一株古柏树挖来了。
谁都看得出来，戴笠是动了真情的，他也不满足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同居生活。1944年圣诞节，中美合作所的新年晚宴上，戴笠正式宣布了他和胡蝶的关系。据当场的美国官员回忆，那一晚戴笠一共喝下了一百六十多杯黄酒，面不改色，侃侃而谈。胡蝶却是少言寡语，眉目间隐隐哀愁。
谁也不知道，那种哀愁到底是“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的息夫人式的委婉抗拒，还是其他的什么。
抗战胜利后，戴笠积极筹备和蝴蝶的婚事，要和她做长久夫妻。戴笠借杜月笙之手，逼迫潘有声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1946年，戴笠乘坐的飞机意外坠毁，让胡蝶重新回到了丈夫潘有声身边。
那时的压力实在非今人可以想象，闲言碎语铺天盖地，有多少人等着看她的笑话。胡蝶以怎样的慧眼找到了这样对自己深情不渝的丈夫，这对真正的患难夫妻携手一起面对。
他们远走香港，一起经营胡蝶牌暖水瓶，日子过得平淡和顺。六年后，潘有声因癌症去世，同时胡蝶也发现丈夫的热水瓶厂和洋行都已濒于破产。
一个智慧的女人，有一种无论被命运怎样揉捏都不会粉碎的坚强和千帆阅尽的平常心。享受得了聚光灯下的瞩目，也挨得过从头再来的艰难。
四十多岁的胡蝶重返屏幕，她明白年华早已逝今非昔比。那么仍旧做自己，演好自己的角色，做一个优雅地随岁月老去的女人。她无所谓给新人做绿叶，因为“电影圈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她也凭着自己的认真再一次创造辉煌，1960年胡蝶凭《后门》一片获得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翻开她的回忆录，你看不到一个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的踪迹，有的都是对电影的思考，对共事过的同事的回忆，对中国电影界曾付出过贡献的前辈的回忆和崇敬。娓娓道来中国电影最初的崛起，和在国外见到的祖国积弱被歧视的悲哀，处处显示了她的民族大义。
唯独对于那段岁月，她始终守口如瓶。留下的仅有的话是：“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而我更喜欢这一段：“当飞机徐徐飞起，山城变得越来越小，嘉陵江成了一条线时，心中不免起了眷恋之情。人有时是很奇怪的，当你离开了一个地方时，会将这里曾经经历过的苦难淡出，而在那一瞬间留下的只是美好的记忆。”
是的，把人生中美好的带走，将苦难统统忘记，这才是真正的生存智慧。
每一次的痛苦挫折都当成是一次成长，你可以旅途中枯萎，也可以再一次蛹化成蝶，变成新的自己，飞跃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