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九章 认罪以后
（1955—1956）
一、观测“气象”
一九五四年底结束的认罪检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促成了我从回国以来为保护自己而建起的防线的最后崩溃。这是仅次于伪满洲国垮台的一次崩溃。崩溃是由我这个封建小家族的变化而开始，到我对它的影响完全消失而结束。这次崩溃后的绝望程度也不下于上一次，使我最懊丧的是，我一直想站稳“自动坦白”这个阵脚，可是最后，还是在检举材料面前变成“被迫承认”的俘虏。我对未来的审判更失掉了任何乐观的想法。
一九五五年元旦那天，所长见到我就问：
“认罪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对今后怎么打算？”
我垂头丧气地说：“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处理。”
“太消极了。”所长大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个态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争取改造，要好好学习，重新做人。”
改造？学习？——我心里想，不说判我个死刑，就算判个无期徒刑吧，我还改造个什么呢？所长就像听见了我肚里的话，他又说：
“在我们国家里，对于接受改造表现好的罪犯有减刑的，也有免予起诉的。所以，问题还在于自己是不是有决心重新做人。”
我对所长的话，只能是半信半疑。虽然几年来的事实，证实着所长说的话，从来不曾骗过我，可是所长只是管教犯人的管理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
对这个同一问题的关心，也不只我一个人如此。观测政府意图的气象，早已成了所有犯人最为操心的一件事（这些人都比我聪明和敏感得多了）。例如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聪明人”立刻断定是有了严重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又如认罪后，又来给我们量棉衣的尺寸了，他们立刻判断出政府一时不会对我们处理。给我们注射霍乱防疫针了，所方人员给我们讲夏季卫生了，他们又首先流露出舒畅的心情，当然，这不是由于健康上有了保证或者是因为长了什么卫生知识。冬天用旧报纸糊窗户缝时，有人从一九五一年旧报纸上看到了张海鹏被镇压的新闻，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佑的家产被没收的消息，于是一九五五年有几天好的气候，又被一九五一年的晴雨表弄得阴云满天。
总之，无论是“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或者说无论是神经过敏的和神经迟钝的人，全都喜欢观测气候，而测气候时所注意的征兆，空间范围不仅限于所方，时间范围也不仅限于眼前。
一九五五年刚过春节不久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又得到一次气象大观测的机会。
这天中午，刘看守长推开门叫我：“溥仪！换衣裳！”
全屋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有政府首长要找我谈话了。为什么要说换衣裳呢？虽然我已学会了一点洗缝，但是在服装整洁方面还是居于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样子还不能把在哈尔滨得到的“八大市”称号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组一致商量好，强叫我专门留出一套衣服，平常不许穿，以备必要时（比如见首长、开大会）使用，免得给大伙丢脸。看守员也知道了这回事，所长就把“换衣服”当做“见首长”的代用语了。同犯们每听了这句话，总有人帮我拿衣服换装，甚至有时还会嘱咐一句：“好好听听首长的指示教导！”他们这种殷勤并非没来由，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长面前不要为了表现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至占去所有时间，不给首长说话的机会，而首长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看做是观测气候的最好根据。在哈尔滨，每逢我向铁栏杆外面的首长说个没完的时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断生我的气，事后我总得到这种埋怨：“你少说几句不行吗？你多说一百句也顶不上政府首长一句话有用！”
这回又叫我换衣裳，这是认罪后第一次见首长，我不用他们嘱咐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克制一下“表现欲”，多听听首长说什么。
和我同去的还有溥杰（他平时总是整整齐齐，用不着换装，可是现在就不如我神气了）。我们进了所长的大会客室，一眼看到摆成一个大U字的十几张大沙发差不多全坐满了，大都是带金晃晃肩章的。这么多的将军哩！他们看我做什么呢？我心慌意乱地向所长那个方向鞠了个躬。凭经验，我猜想坐在所长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长，虽然那里坐着的一个唇上留胡子的人，并没穿军装。溥杰也行了他那个日本式的挺胸的军人鞠躬礼。有人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个躬，坐下了。
“首长们想了解一下你们学习的情况。”所长说。
一看见将军们面容都那么和善，还带着微笑，于是我的难于克制的表白自己的欲望又发作了。我忘了要听听首长怎么说的想法，也忘了身边的溥杰，立刻滔滔然说起来了。我说的些什么，现在都不记得了，大致不外是叙述了过去的罪恶经历（当然比认罪前的内容丰富多了），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宽大和人道待遇，我现在的学习情况，等等。
记得在哈尔滨时，有一次见首长。谈学习时，把我似懂非懂的名词都用上了，首长问了我一句：“什么叫正义的？什么叫反动的？”我被问得一时愣住，底下谈的再接不上话。但这回这么多的首长，并没有人提出叫我说不下去的问题，只有在谈到东京法庭上我拒绝承认给南次郎写信时，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承认呢？”当我老实地说出我害怕将来中国政府惩罚的时候，将军们都笑起来。因此，我谈得更没有了拘束，把同犯们的忠告忘得干干净净，不但嘴里滔滔不绝，连眼睛也敢于东张西望了。
我忽然发觉那位留胡须的首长很面熟，极力想回忆在哪里看见过他，这就更分散了精神，忘了注意听他说话，一直到结束了谈话，所长说我们可以回去，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了。从会客室出来，在甬道里我问溥杰，“那位留胡子的首长好像是一位元帅吧？”“怎么一位，有两位元帅哪！”原来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来了。[31]
回到监房，他们一听有两位元帅来过，便一拥而上打听首长说了什么。
“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我说我……”
“别说你啦，你说说首长。”
“首长没说什么，都是问话。”我说了这话，很怕又引起他们的埋怨。
“临末了还会不说几句吗？一定说的。”有人又追问我。
我把贺龙元帅最末说的几句话说了。我真没料到，老振立刻兴奋异常。
“这不是很重要的话吗？恭喜你，保了险啦。”
“什么保险？”
“首长说叫你好好学习改造，好好锻炼身体，还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这还会杀你吗？”
叫他一分析，我也不禁大喜过望。这一屋子的人个个也都非常兴奋，为我祝贺。当然，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祝贺，我死不了，他们还会死得了吗？
由于首长的这一句话，这天真成了我们这个组的节日，甚至别的组的人也有过来凑热闹的。从认罪以后，各监房白天不再锁门，在自由活动时间串串门子的事也有了。这也是被我们引证那个乐观论断的根据之一。认罪以后，我们这里更加像个“学校”了。文娱体育活动比以前热闹，增添了室外各种球类，又有了俱乐部，添了不少乐器。伙食也统一了，不论年轻年老，都提到原来较高的那个标准上来。由于日本战犯们的启发，我们也有了演戏活动，我还登过一次台……
从这天起，过去听过所长说了多少遍的“争取改造”的话，又回到我的心里。如何争取？这又成了我不断思索的问题。
二、劳动滋味
我在这时候的劳动成绩，依然令人气馁。
我在前面说过，我起初给自己干的活，暴露出来我的愚蠢和低能，当时给我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自尊心的伤害，而是深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废物。在后来的糊纸盒的生产劳动中，我的苦恼又发展了一步。
一九五三年，所方和哈尔滨一个铅笔厂联系好，由我们糊一部分纸盒。每天下午三时以后，我们干两个小时的糊纸盒劳动。谁都知道我过去不仅没有糊过铅笔盒，就是使用铅笔也没有自己削过。我想不到铅笔会有这么多的盒子去装，不但要用小盒子还要用大盒子。刚一开始糊盒，我觉得这个活很新鲜、很好玩，可是糊了不大时间，我就给弄得跟糨糊一样的糊里糊涂。别人已经糊了好多个，我一个还没糊好。好容易糊出了一个，又和别人糊得不一样，一时怎么也研究不出究竟区别在哪里，如果别人不指出来，我也许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标签糊倒了。
这一天，担任准备材料、送材料的真瑞到我们的号里说：“几个号都赞成搞竞赛，你们老头参不参加？”
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最大的号，也一致赞成参加竞赛。为了提高效率，大家组织了一个流水作业线。使我痛心的是，进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这条线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单干还慢。
这是我和侄子们分开之后，第二次感到孤寂的无依无靠的苦恼。在伪满的时候，我有时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经，倒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鲜明的对比之下，这由于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觉得实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个人给我做伴，另外一起糊糊盒也还好，在和侄子离开之后，我的岳父荣源还给我洗过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着老死的张景惠那样，倚老卖老，什么也不干。我更怕所方误会我躲在流水线外游手好闲。我索性单干起来。不用说，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显得低下，别人每两小时平均可以糊三四十个，我却只能糊六七个，其中还时常出现废品。有一次，我觉得很高兴，两小时糊出了八个，可是一经检查，有一个盒子竟打不开盖子。同屋的老振拿起这个盒子来笑道：“溥先生糊的铅笔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铅笔装进去的。”
别人的讪笑，倒没引起我什么反响，我心中却在为自己悲哀。我任何财产都没有了，就算把我放在社会上，我连糊个纸盒都学不会，靠什么活呢？我这时已看过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说得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看我这样，政府认为我还能成为新人吗？
当我终于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的那天，我的高兴是空前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儿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那天，所方把我们的糊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我们，我拿起一块糖果不禁发生了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就生出来的。过去我从来没想过手边的东西都是怎么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东西，最远的起源就是长春伪“宫内府”仓库，如果我还能想得更远一点儿的话，那至多就是想到换来这些东西的钞票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叫我到社会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费多大力气呢？大约要把糊铅笔盒的纪录从八个提到八十个也还不够。我糊纸盒由七个提到八个，我从这件经历上看到了一点儿希望，可是这希望真是太微弱了。
到我进步到已能糊到十个纸盒的时候，进入了认罪阶段，劳动停止了。认罪之后，第一次劳动是美化园庭，我参加了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儿。在拔草的时候，我心中仅有的一点儿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击。
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给一块花台。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会做，不料我刚拔满了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砖块的蒙古人老正，忽然气急败坏地向我嚷：
“老溥，你，你拔的什么？”
“我拔的不是草吗！”
“你看这是草吗！”他把我手里的草夺过来，把其中又粗又长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来，一伸伸到我鼻子尖，“你连草和花都分不出来吗？你啊，你啊，你真是个废物！”
过了不久，这天吃包子，我觉得它特别香，要求多给几个。王看守员问我：
“你喜欢韭菜吗？”
“韭菜？我不知道。”
“你不是说好吃吗？你吃的不是韭菜馅吗？”
我这才知道这是韭菜。王看守员很奇怪，问我：
“韭菜长在地里你没看见过？”
我说没有看过。
“那么，麦苗呢？”
“我就看见过玉米。”
当时我还没听说过“拿着麦苗当韭菜”的笑话。事实上，这个笑话里的知识分子比我强得多，他到底还知道有个韭菜呀！
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一位王爷在孙子吃饭的时候要考考孙子的常识，问他知不知道饭是哪里来的，孙子竟回答不上来，他的贝勒父亲觉得丢人，责备他道：“你连饭是米做的都不知道吗？”王爷一听生了气，对贝勒叹气道：“你也别说了，连你也不知道米是太仓里来的！”这个故事有人听了觉得是虚构的，可是对我却是真实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伪满垮台以前谁都没进过厨房，连饭菜在做熟以前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见过。
在劳动中感到的苦恼，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种菜以后，渐渐减少了。虽然像扎瓜架子、移苗这类比较细致的活我一干就出岔子，可是锄土掘地抬水之类的活我却出了风头。因为我到底比别人年轻，力气自然也足一些。而且似乎越干力气越足，越能持久。我索性专挑粗活来干。
后来到了每星期抬一次煤的时候，更出乎同犯们意料，也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能力竟和比我年轻的侄子们相近了。过去干细活时的苦恼都被干粗活的成绩冲淡了。这天抬煤，临结束时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筐，所长到院子里看见了，笑着问我：
“你最近饭量怎么样？”
“每顿三大碗！”
“身体呢？”
“胃病也不犯了。”
“睡觉呢？”
“躺下就睡着了。”
看守员们、同犯们都呵呵地笑个不停。我觉得非常高兴。后来看见所长询问那些会干细活的人，其中也有李焘，我心中又闪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干不了细活呢？我原来天生是个老粗吗？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李焘为什么这么聪明呢？”李焘过去连学也没上过，不过在天津念了几年私塾。现在，在学习会上发言也比我强，看他写的检举材料，比我这念过十三经的还通顺。
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苦恼的。我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恼，我为自己无论在生活知识上、学习上、生活检讨会上和劳动上表现的无知低能、看不见进步、总是受到讪笑而苦恼。我处处从所方怎么看我这问题着眼，我摆脱不开这方面的包袱的累赘。
我不知道这些苦恼，对我正如解病的苦药一样。除了这服苦药之外，还有一服苦药，是生活检讨会。
三、生活检讨会
我们一共有四个监房——“号”，每号住着十人左右，各为一个学习组，生活检讨会就按学习组为单位，每星期六举行一次。自从一九五一年建立了这个制度以来，所方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解：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要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互相提高、认识真理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管你讲多少遍，这个会一开起来，还是对人不对事，被批评者不相信别人对他“为善”，批评人的人也不像是懂得“为善最乐”，倒有点“攻击便佳”的劲头。特别是刚刚由一团和气、彼此恭维转为真刀真枪的那个阶段，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大团。
如果星期六你走进我们的甬道里，听到左边的屋子里“大下巴”的哑嗓门在喊：“你们批评算什么！我走群众路线，不走你们汉奸路线！”或者“匹夫不可夺志！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说明这个屋里正在开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又碰在花岗石的脑袋上了。不过，还有比“大下巴”更要命的，是当过军管区司令的老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在哈尔滨时因为真瑞经常批评他不守监规，向看守员耍死狗，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居然端起了炕桌就打，幸亏李焘手疾眼快把他按住，才没有出大事故。所方因他行凶，转送到单人监房押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才变得比较老实一些。
和“大下巴”、老肖完全相反的，大概就是我的杰二弟了。如果在星期六你听见×号房里出现了他的不够流畅的甚至还有点羞涩的声音，你不要认为他是和人家谈家常，这大半是他在检讨会上发言，如果他总提到他自己，这也不一定是自我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别人和批评自己本来就难分清。一般地说，他倒是宁愿把意见写在纸条上，如果叫他面对面向别人提意见，就很叫他为难。
我们这间屋子里的情况又另是一样。如果在开检讨会时有人走出上厕所，随后就听见屋里嗓门突然放大，这多半是对刚出去的这位同伴的议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曾经是这个组里多数人的作风。也并非个个如此，另外，一些人也可以为了一个钉子或者一片阿司匹林互不相让，能在几个星期的检讨会上争个不休。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钉子或者药片上。
有一次，在伪满时当过驻外大使和邮政局长的老邦，在检讨会上向老光提了一条意见：
“我认为老光很不爱惜国家财物，比如药水不吃完就倒掉了，这是值得检讨的。”
“什么药水啊？”老光摸不着头脑。
“你吃的药水，你自己都忘啦？”
“我上个星期三就吃完了，还有什么药水？”
“我说的就是上星期三，你没吃完就倒了。”
“我为什么不吃完呢？”老光还是摸不着头脑。
“我亲眼看见的，星期二你还有四格，星期三还有一格，你没吃就倒了。你要很好地考虑考虑。”
听他说得这么具体，老光涨红了脸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老邦出去上厕所，心眼多得用不了的老振就说：
“这个人真阴险！老光在壁报上批评他学习不好，他就天天注意人家的一举一动，这一天吃了几格药水他都记下来，作为报复之用！”
检讨会结束之后，老振跟老邦聊天：“你很细心，眼力也比我强，一眼就看出了剩下几格药水，可是药水如果变了质，你也能看出来？”
“不错，我还懂得点医药。不瞒你说，我还学过两天中医呢。”
“我当过西医，可是就不如你了。哈哈！”
老邦也得意地笑了，可是随后尝出这服药味，直翻眼珠，不笑了。
老振在伪满时就以机灵见称。他原是沈阳的一个医生，“九·一八”事变后官瘾大发，借着一个日本人的关系做上了满洲国的官，什么协和会的部长，国都建设局长，驻日大使，文教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一切培养资历的，有油水的，在日本人手里得宠的，各种差事他都干过。他被公认为心眼多得使不了的人。如果他后来把多余的心眼都用在帮助别人和改造自己思想上，当然就更好了。可是在起初那个阶段里，他并不比别人出色，就以开生活检讨会来说，我记得在另一次和一格药水故事类似的事件上，他又有了不同的态度。这次受到报复的，正好是上次报复别人的老邦。老邦有一次批评了蒙古族的老正，说他借口养猪躲避学习。这老正和我年岁差不多，比起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就算年轻人，他的秉性比他的年龄就更像年轻人，他比较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对别人表示意见也比较直率，有时候容易激动、赌气。他受了老邦批评之后，憋了一肚子火，好几天不理睬老邦。老邦在检讨会上向他明知故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总不理我？”
老正拙嘴笨舌没答上来，正在舌头打结，和老正私交很好的老振在旁开口了：
“住在一个屋子里哪有那么多的话？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奇怪，老正本来就不善辞令，不爱说话。”
“对啦！”老正的舌头立刻灵活起来，“我本来就不爱说话。”
老邦吃了这服药，于是又翻了一阵儿眼珠。如果老正是这服中药里的君药，老振正好是一味臣药。
几十名全体伪满战犯中，最令所方头痛的，还数“大下巴”。在别人中间发生了无原则纠纷，管教干部一出面或者看守员说几句，至少暂时可以解决。在“大下巴”那里就不行了。如果谁批评了他，就等于点着了火药桶，他会大肆咆哮，还会坐在地上耍死狗。他引起公愤的事情也实在太多，比如借口痔疮非要在室内大便不可，看戏时非坐前面不可，发现前面只有矮凳，没有椅子舒服又非要换回后边不可。有一回他看见病号张景惠吃软糕，他也装病，一看非病号吃肉包子他又要吃普通灶。此外，什么用肥皂垫桌子腿，学习时打吨儿，等等，要写起来足可比我这本书还厚。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吃饭总是把饭粒掉一片，是糟蹋粮食，他反而见怪道：“吃饭哪有不掉饭粒的？”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学习时打吨儿，他咆哮了一阵儿，说：“你们这是叫自己活，不叫别人活的个人主义！”别人没法，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到了号里，叫醒了他，问他为什么坐着睡觉。他说：
“坐着还能睡觉？”
“你不是闭着眼吗？”
“闭眼是休息啊！”
“这不是休息时间，是学习时间！”
“学习，我正是学习，闭眼可以记得清楚。”
看守员报告了管学习的李科员。李科员把他叫去，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点儿不知自爱，能改造好吗？”
听了这话，他不说话了。可是一回到号里，又向同组的咆哮。
“我坐牢，真是陪你们的冤枉！我本来是一潭静水，都是叫你们这些外来因素搅乱了！”
在前一个时期里，我们这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真正感觉出检讨会对我的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前，我真像害怕火烧似的怕它。我信奉“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和“无多言，多言多败”的教训，我不批评人，也怕人批评。检讨会上，轮到非叫我发言不可，我就还是学习会上的那套：“我同意××的意见。”还好，在认罪以前，大家对我还有些客气，老振不大给我“吃药”，老正的直率对我也使用不多，至于浑身是刺的“大下巴”，因为不同屋，我也没挨过他的刺。但是经过了那一场撕破了情面，全所气象起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过去曾经对我有过的那种客气，再也不存在了，我竟经常成了检讨会里的众矢之的了。
不擅长口才的老正，有一次对我说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从前，我全家大小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过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遗憾，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便是老正的父亲。巴布扎布死后，老正兄弟俩被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收了去，培养训练到长大（一起的还有肃亲王善耆的儿女，金璧辉就是一个）。他说的从前全家崇拜我的话，我相信都是真的，他说看穿了皇帝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怀疑。在监狱里的这几年，我在生活中露出来的“玩意儿”，已经够他们欣赏的了，何况后来同屋里又添上了对我过去底细摸得透熟的李焘！
每组照例有两个最年轻的当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分别负责召开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向所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我们这组的学习组长这时是普明，他是汪伪的驻外官员，三十多岁。生活组长就是李焘。这个曾被我看做一家人中最卑下的，到了监狱还忠顺地为我打掩护的青年，现在成了对我生活最严厉的“上司”。在苏联时，连打洗脸水都轮不上他，而今天，当我刷牙时把牙粉水滴了一点在地上，便会受到他严厉的责备：
“就因为你的牙粉点，上次卫生竞赛又被别的组扣了分数，你还不吸取教训！你对于集体荣誉太不关心了！”
假如这不是李焘，我也许说一声：“哎哟，我怎么又忘了擦了！”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在李焘面前说这句话，就等于自找麻烦。
“什么忘不忘！你这是叫人伺候惯了的毛病，也是只顾自己不顾任何人的自私天性，你从前还不是一向把自己当做国家？为什么别人开了水龙头不会忘了关，别人开了门不忘关门，单单你容易忘？这不是记性问题，全是你叫人伺候惯了，改不掉的皇帝派头。”
所以，我最好是顺从地弯下腰把牙粉点擦掉，比别人过去伺候我还要恭顺。
严肃而认真的（对别人也是一样）李焘，并不只是在生活上对我严厉。有一次，所长到我们号里来看我们，他说起了日本战犯一个家属和战犯会见后来信的事，内容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家属把她看到的她丈夫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回去告诉了她婆婆，婆婆感动得流了泪。我听了所长最后一句话，不知为什么，也流出了眼泪。所长走后，李焘愤愤地说：
“溥仪，你流的是什么泪呢？”
“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太叫我感动了。”
“怎么康庆和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流泪呢？”
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又愤愤地说：
“虚伪！真虚伪！真不知道你多咱才不虚伪！你好像很笨，可是比谁装得都像！”
我承认有虚伪的地方，但是认为这次很冤枉。我说：“我的感情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有时就这样……”
“好像你很富于感情似的。你对苍蝇也表示慈悲，可是对百万个千万个人残忍。”
这样的批评，简直是火烧。记得烧得我最厉害的一次，是从批评我的学习态度引起来的。那次有人在检讨会上对我提意见说：
“别人学习文件，是用心地读，你为什么老是抄呢？连手纸都给抄没有了！”
我说：“我笔记记不好，文件又只有一份。”
“宪法草案报告是一人一份，你为什么还要抄？”又有人问。
“各人有各人的学习方法，我的理解力差，这个方法还适合于我。”
“不见得是学习方法问题，”老振说，“你抄，如果是为了阅读，还有话可说，可是你只抄不看，那是为什么呢？”
“给所方看的！”老正插嘴说。我生怕这句话写进记录里，连忙道：
“你们不要太主观，你们的知识都比我多，用不着抄就懂，我就不像你们，我懂得太少……”
谁知这样的话，又触燃了李焘的火性。
“你现在常说你知识少了，这是进步，可是这话也要看是怎么说。你没劳动过，连韭菜也不知道，这个我相信。要说你什么也不懂，也不见得。我看你从封建书和西太后那里一定学了不少东西。不然的话，从前你统治家里的佣人，怎么有那么多的办法呢？你叫人把孤儿打个半死，又叫我去送牛奶，可见你这种知识倒不少。现在做个人，一定要老实才是！你从前在北京、天津、长春看封建书不用抄就会，你现在学习总是抄，到底是干什么？”
要命的是，李焘的这种批评，常常是作为多数人，甚至是全组人一致的意见而载入记录的。于是在我心里就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悲哀：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十分谨慎地时时记住遵守了监规，认真地写了学习笔记，一点也不马虎地进行了劳动，仔细地不让牙粉点落在地皮上……可是一到了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我就觉得整整一星期的成绩，全被那记录毁灭了。
检讨会的记录中，这些记载是常有的：
——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这八个字真可以送给你。你这回又把扫帚丟在院子里不管，和上回一模一样，这是虚心接受吗？——我看这还是溥仪的皇帝派头，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思想表现！他用东西向来是随手一丢，自来水龙头向来是开了不关。不管出来进去，向来只开门不关门，这是叫别人伺候惯了的派头！——他开门连门环都不愿意拿手碰，不是用脚踢，就是推门板，有一回我看见他还用报纸垫着去抓门环……不用辩啦，我早知道，这是你嫌别人脏，怕门环上有毒，这是在长春生的毛病，到现在还不改。在长春看报纸还要喷酒精消毒哩！溥仪就怕死！——原来如此，怪不得那天把发下来的苹果推到窗户外去呢！那苹果上有个黑点，是不是？——我看溥仪的解释还是虚伪，你说无意中碰下去的，可是你的动作装得太不像啦……
——今天消灭苍蝇，别人都很努力，可是我对溥仪很有意见，你究竟是打苍蝇还是赶苍蝇……那为什么你的苍蝇拍打下的地方，总离苍蝇有一巴掌远呢？——你又是看不清楚，可是你把苍蝇赶出了窗户就住手了，你可是看得见苍蝇飞出去啦！你这不是搞卫生运动，这是破坏卫生运动。——溥仪是唯心主义原封未动，他这“不杀生”的思想还没交代出来……在长春有一次，猫捉了老鼠，他还下命令叫全体出动，一定要从猫嘴里救出老鼠来……
——溥仪今天拔完了草洗手，为什么不和别人在一个盆里洗？你的皇帝派头又来了。——洗澡的时候你抢先下去，别人一下去你已跑出来，这不是唯我独尊思想是什么？
老溥总是不接受教训，吃六个别人已经够了，你非吃八个九个不可，结果又去麻烦火夫。你当过皇帝什么好的没吃过？现在包子就这样了不起？——这也是太自私太贪婪的关系。他侄子从前待他那样好，他连一根烟都不舍得给侄子吸。
溥仪的个人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
溥仪……
这样的记载，还可以抄出一大堆来。
一九五五年四月，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是仿照日本战犯那边的办法组织的，在所方的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具体安排和管理自己的日常学习、生活、劳动。凡是生活检讨会的情况，学习中发生的问题，等等，都经学委会先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同时也提出学委会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五个委员，除了主任委员以外，其他四个委员分工负责学习、生活、运动、文娱等活动的召集安排。我们这个学委会第一届委员是由所方指定的，主任委员是康庆，生活委员是我的侄子真瑞，学习委员是我们组里的老楚。这个学委会的成立，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在宣布成立学委会的时候，我也是和别人一样兴奋。但是一听了委员们的名单，又给我增加了一份担心：对我那么不留情面的康庆和真瑞，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
在刚成立学委会不久的一天，因为要进行院内的轻微劳动，由生活委员真瑞在院中集合队伍。不记得是由于什么琐碎事，我照例迟到了一步，刚跑进队伍，还没站好，真瑞便对我叫起来：
“溥仪！”
“到！到！”
“又是你迟到！看你服装七扭八歪的，扣子也扣错了！”
我顺从地重新扣好衣扣，一边心里想：就看这件事，可知学委会里向所长反映我的情况就好不了。小组批评我的记录到他们手里，他不但完全同意，说不定还要加上什么旁证材料呢！
根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认为共产党无论什么事是只相信多数的，既然多数人都说我一点进步没有，说我虚伪、自私和皇帝思想原封未动，我还有什么资格改造？政府凭什么还能宽大我？
四、血泪控诉
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同犯们的批评以及生活和劳动上的无能也没造成这样大的波动），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
一九五五年六月，检察机关把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拿来叫我阅看和签字。最重要的有这些材料：
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七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二十六万四千余人。
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一九三六年监禁的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中，患病者达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二人，死亡达二千零五人。
伪满洲国军队在各地讨伐抗日军（不算日本军的讨伐）几个年份的射杀与俘虏数字的统计……
伪满实行集家并屯政策，使一九四三年热河境内就有十八万户居民被强迫集中于三千个“集团部落”内。
据伪满三十六个惨案中的统计，逮捕了居民五千零九十八人，判死刑的四百二十一人，无期徒刑的一百二十三人，刑讯致死的一百八十四人，虐待致死的二十九人。
……
这些庞大的数字都是用无数血泪凝成的。日本军队和宪兵、特务不经过满洲国而直接的屠杀，还不在这个账上。我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我签署的法令和由我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
巴彦县振冈屯五十六岁的农民李殿贵，在“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的春节里，给抗联军队送去了一斗小米、二升黄豆、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过了两年，被伪警察机关知道了，把他关押在伪警署里，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
姜树发，是天增屯的秘密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判了两年徒刑。他被摧残得全身是病，还要做苦工。在这个所谓的巴木东案里共被抓去五百多人，判死刑的有六十多个。
已经残废了的肖振芳是××屯的农民，帮助他叔叔肖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寻找他叔叔肖坤。查来查去没查到，就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肖坤的下落。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就一顿毒打。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过来，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去了，已经是全身没一块好肉……他写这份检举书的时候，还在吐血。他的叔父肖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被弄死在哈尔滨的监狱中。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
人和乡一个烈士的家属阎淑琴控诉说：
我丈夫叫侯玉国。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七月初，红军到了我家，在我家做了饭也没吃，背着走的，当时炒的辣椒，做的小米饭，我丈夫给拉道，引着于天放司令向徐家沟去了……康德十年四月二十那天晚上，天一黑，来了两个警察，将我丈夫绑上，把眼蒙上就往王道沟子去了，也不知送哪个监狱，过了一个多月才知道押在哈尔滨，受的刑我不知道，最后是用绳子勒死的，我去收尸，看见他的舌头耷拉到嘴外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提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也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真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又火烧，又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判了二十年徒刑。
肇源县八家子六十一岁的黄永洪，是给抗联做通讯联络工作的，一九四一年被伪警察特务提去，刑讯三次未供出，连牙齿都被打落了。他在监狱里经历了一次大屠杀。他控诉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肇源县城二街的农民刘有三控诉说，他的父亲刘金山因为给打进肇源的抗联军队带过路和做过饭，就是被伪警察枪杀后埋在这个大坑里的。
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一起的有十七个人，被毒打之后，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
有一次，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又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二年祖国就光复了……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
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他们都是工人、农人和商人。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十二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六两粗粮，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监房即死……另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末，将十八岁以下的少年提出二十一名送交抚顺少年矫正辅导院，又在八月提出十六个少年送交哈尔滨少年矫正辅导院……
关于伪满抓劳工的控诉，许多控诉者是死难者的家属。沈阳南市区八纬路十九号当杂货店经理的陈鹤亭控诉说：
我岳父赵文魁在一九四三年由原籍……迁住沈阳市沈阳区沙土坑居住，和我同在鸿升铁工厂后院制皮革为生，他在一九四四年三月被伪奉天市公署强征去当劳工。在他被征去以后来信说，他是在兴安岭王义沟修筑高射炮阵地，那里有三千来个劳工，吃的不如牛马。以后他又来信说，他因劳累成病想回家休养未被准许，并说有的病人已上火车还被日寇推了下来。以后不久我岳父便死了。同年八月末，伪奉天市公署劳工科通知我去领骨灰，我去伪奉天市公署路本庙里领取骨灰时，看到那里有三百来个骨灰匣……
被抓去的九死一生，留下的命运也一样，吉林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控诉说：
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潮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了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
蛟河县旧站屯的段考生是一个幸免者，他被抓去装在火车里运走途中，乘押车警熟睡，脱掉棉衣从车顶小窗里钻出逃掉。可是回到村里，被村公所以不服劳役罪名把他全家八口赶到叫“干饭盆”的一个无人烟的荒野地方。他说：
到那以后，没房子住，用树皮树梢搭了茅房住，头一年由附近的满铁煤矿贷了租谷米（秋后归还）度日。我们全家都开垦荒地，但开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粮食，秋后除还贷粮外，再剩下没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挨饿，冬天受冻，夏天雨淋，就这样连饿带冻又不服水土，因此于一九四四年的阴历九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月间，我家八口人中就死了四口，死了我父亲、三弟、二弟媳和我妻子……
在“抓国兵”的灾难里，辽阳县张岭镇的工人王庆有一段控诉：
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被征入沈阳伪陆军自动车学校教导团第二连当兵。自入伍后，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得起床，用凉水擦身，吃饭时只给一碗。在教练中全得说日本话，不说就打，还用“柔道”打我们……我被打后嘴巴肿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话报告，稍一说不好就要挨打，每天还得背诵“诏书”和军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话背，不会说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里面来人会见也不让见，有的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死得非常惨，是用刺刀剌进心口窝死的……
“勤劳奉仕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承财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
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一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百九十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在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押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严密监视，好像我们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后也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地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就橡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饿得几乎要死。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后才能吃，晚上睡觉前同样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疱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们都生了病。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了，父亲在家得悉其子死后，也上吊自杀了，这就把一家绝门了。当然，挨打是经常的事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五月四日本县“奉仕”青年中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拖，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肚肠子流出……
此外，还有农民们在集家并屯政策、殖民开拓政策、粮谷的各种“出荷”政策中，工人们在非人的奴隶劳动中，东北人民在鸦片、捐税等等一切经我轻轻画上一个“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发生的种种悲剧。罪恶统计表上，每个数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内容，在我脑中造成一片地狱的景象。我从每份控诉书里都仿佛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后代和亲友们的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仿佛看见所有的东北人民都用手指着我怒吼着：
“不能饶恕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
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命运的时候，我曾自认为面临过三次绝境，三次都像奇迹似的绝路逢生。第一次绝境是伪满的崩溃，自以为准死无疑，未料到被苏联红军给救了出来。第二次是那次在检举认罪中最后“防线”崩溃时，又认为前途绝望，未料到又从直率的元帅的那里，看到了生机。第三次，是认罪以后这一年，我从学习、劳动和同犯的批评揭露中，本来已经越来越感到气馁，越来越感到受宽大的希望渺茫，我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血泪控诉，我觉得自己是又处在绝境之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迹。这次意外，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给了我生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民。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春天……
五、平顶山的方素荣
春节刚过，我们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文件，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在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
“党要改造旧世界，把不合理的社会改造为合理的社会，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因此，就要把灾害变为有利，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东西。对于你们，过去犯罪，有害于社会的犯人，也要改造为有利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实施着改造的政策。你们知道，叫你们学习就是改造措施之一。你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件，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
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向身边的老振打听，这个“最聪明”的人也不知所措地发了怔。原来人们都是一样，会场里起了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的声音，接着，嗡嗡声又被雷鸣似的掌声所淹没……
这个旷古奇闻轰动了整个监狱。各个号的小组纷纷开会，表示感激和决心。我深信，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
同时，一种顾虑又出现在我和一些伪大臣们的心里。老百姓们看见了我们，会像政府一样地表示宽大吗？
所长在这次讲话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改造，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要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也就是要向真理和正义低头。真理只有一个……”
我从前也承认过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在紫禁城的时候），我认为唯一真理在我这里。后来，也就是到了伪满时代，受日本人摆布的时候，我又进而相信在人世间没有真理标准，只有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中，各有各的理，至于谁的理站得住，那就看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了。小自吵嘴，大至战争，莫不如此，依此推演，人世间也就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和恩仇。由利害冲突发展为恩仇相报，这就是我对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一解释。说是改朝换代也好，说是革命也好，我认为历史不过是这种一仇一报的循环。虽然我已经学了社会发展史，理论上也讲得通历史是在向前进而不是转圈子，但是中外历史上，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时时提醒我，就算别的历史不转圈子，就算今后再没有循环，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这个循环，至少对我这个债主，还要重复一次才能算完。
所以，我不相信人民会对我宽大。这也就是说，我相信政府的宽大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它能行得顺利。比如说，在我出去参观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把我留下来控诉和公审吗？从最好的情况说，人们不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吗？
这种顾虑，在犯人中间是带有普遍性的。越是在伪满地位高的，顾虑也越大。至于又有地位，又在抚顺露过面、直接作过孽的，像在抚顺强征民工修过日本神庙的“大下巴”，尤其睡卧不安。我也是伪满汉奸地位最高又是到过抚顺和露过面的。那是伪满成立后第二年，在日本人导演之下在这里扮过“巡幸”一幕戏。我那次参加了抚顺露天矿的一个新矿坑开采典礼，在日本工程师安装好的装置上，按过一下电钮，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抚顺露天矿必定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件事。这回参观，偏偏首先就是到这个地方。
怀着这样的疑惧心理，三月五日那天一早，我们出发了。我记得那天大轿车一开出监狱的大门，车上便再没有人高声讲话。人们看到市区新修马路两边的新建筑，感到了新奇，也不过是低声交谈一两句，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里。当过“经济部大臣”的老振和老于低声交谈，又轻轻地叹气；“大下巴”脸上带着惊慌，下巴显得更长了；在伪满时到抚顺巡视过高射炮队的老佑，垂着眼皮，一言不发。我自己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却一直是视而不见，只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
然而我没想到，在露天矿的现场参观之前，接待人员介绍矿史中给我讲的一个惨案，竟比我从控诉书中知道的任何一件惨案都要惨烈。惨案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矿的边上，这个矿的矿工就有不少是受害者的亲友，当时的一位幸存者现在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方素荣。
在听矿办公室主任讲述那个方素荣的故事的时候，我从这个比过去所知道的惨案更惨的情节上，想象到这里人民的仇恨，想象到他们可能对我的举动，我的心都缩成一个疙瘩了。
但是我所遇到的现实，却是比任何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意外……还是让我先把这个故事简单地重复一下吧。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四公里，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抚顺，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不断地袭击日本强盗，给占领者以严重的威胁。平顶山和其他郊区一样，也经常有抗日军活动。
一九三三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了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在战斗中击毙了日寇杨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寇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又转移到新宾一带去了。
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六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一百九十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有的还欺骗他们说，是要给他们照相。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了，有表示一点反抗的立刻被就地打死。等全村三千多人全聚集在山坡上的时候，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六挺机枪，就同时向人群张开了嘴。一时间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和对日寇的怒骂声混成一片。机枪不断地扫射着，人们随着枪声一排排倒下去。有人在倒下的时候，向天空呼喊着，“要为我们报仇啊！”……
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但是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这些貌似强大、手段凶残而内心虚弱胆怯的野兽们，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又映红了半边天。外边人们只有怀着仇恨远远瞭望。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日久天长，死难者的白骨露出在山坡上，任凭风吹雨打。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检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永难消！
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雄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杀不死的方素荣，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从血泊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的见证人。
当日本战犯参观露天矿的托儿所，托儿所人员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她抱歉地说：“我们没有让所长同志出来接待你们。我们觉得不找她比较好，因为她是平顶山的受害者。”
参观的人局促不安地面面相觑。不少人都是知道平顶山这件事的。他们低低地商议一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们全体向托儿所的接待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见一见方素荣所长，亲自向她表示谢罪。
面容严肃而沉静的方素荣所长被请来了。她的举止似乎有些迟缓，她的眼神却令人觉不出青年妇女的温静柔和，而是像男性那样率直，没有任何拘束。她答应了参观者的请求，说一说她的当时的经历。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我妈抱着我的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刚用新高粱秆做好的风车给我，说，别问了别问了……”
五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和做高粱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她还没哭几声便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迷漫在上空，遮掩了天空的星斗……
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她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她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她连跑带爬，爬出一道铁丝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她抱起来，裹在破袄里，她又昏睡过去。
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一生，弄成残疾，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卖卖烟卷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二百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占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从小女孩嘴里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也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的喝的，给她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她送到更远的一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地活下来。
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本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冤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报复人民的打击，蒋介石军队又在这个地区实行日本强盗用过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掠夺又降临在方素荣的家乡。
但是，方素荣仍顽强地活着，等待着，终于她胜利了，她的家乡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寻到了她，她得到了温暖、关怀和培养，她得到了政治生命，她懂得了怎样对待未来，她成了抚顺市的劳动模范……
今天，站在这群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的面前，这个当年身受八处创伤藏在麻袋里的小女孩，她的心中是燃烧着仇恨吗？
是的！永远在心里燃烧着的是三千多名乡亲的血，那里面也有守寡的母亲的血，不会说话的小兄弟的血，用新高粱秆给她做风车的爷爷的血，还有她自己的血。
“凭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也不会解恨！”她严峻地向站在面前的猥琐的、渺小的（大多数已是泪流满面的）战犯们扫了一眼，目光又恢复了先前的深邃，又以高昂和无比庄严的声调说了下去：
“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知道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最后要解放人类的事业。”
“我现在很幸福，我有两个孩子，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是他们……”
她向身后比画了一下。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的肃静里，人们似乎听见了那一间间洁净安谧的屋子里，传来孩子们午睡的呼吸声，还有保育员们白色软鞋在油漆地板上的轻轻摩擦声。空气似乎凝结了起来。
“他们的爹妈都不愁吃穿了，爸爸和哥哥下井下坑的时候，妈妈也不守在外边担心他们了。他们的前途都是幸福的，再不会遇上我当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人给他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当然，等他们长大，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方阿姨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我也不能骗他们，叫他们一辈子不知道敌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保得住幸福。我们不喜欢打仗，可是如果敌人又来打我们，我们不能客气，我方素荣还可以再倒在血水里一次，从此爬不起来也不要紧。你们各位知道，过去的，我不会忘，我们一村人，我的爷爷，我妈和我的小兄弟……我是记住了的。可是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
六、台山堡一家农民
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它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它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惑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她全村人、杀害了她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记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一些了，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之中，只能凭着没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她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她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
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四十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小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地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蹿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看来，这家只有她一人在家）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了……”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啊？”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啊！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
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
台山堡是距离抚顺市中心七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二百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五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四十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有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晶亮的茶具、对称排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啦，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圩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说到这里，她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三十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虽然她等着儿子回来替她说，可是儿子回来她又抢着先说了），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工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她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地快乐了：
“你们各位瞧，瞧……”
原来她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
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妈！大米谁没见过？”
“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啊？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
同犯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在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
“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这是我身边老甫的声音。
老富也站起来低头说：“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
“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管区司令……”
显然，老大娘和她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它凝固了多久，但记得它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她和她儿子的那几句话，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过去的就叫它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
“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那身体残疾的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七、第三次崩溃
如果一九五四年的认罪算做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一九五五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激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认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
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四十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至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悖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相助”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乩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紧要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做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助。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它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
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搅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
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焘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伪满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
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
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正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
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
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焘写在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
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的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存自己，我把这看做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
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
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许多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
一、观测“气象”
一九五四年底结束的认罪检举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促成了我从回国以来为保护自己而建起的防线的最后崩溃。这是仅次于伪满洲国垮台的一次崩溃。崩溃是由我这个封建小家族的变化而开始，到我对它的影响完全消失而结束。这次崩溃后的绝望程度也不下于上一次，使我最懊丧的是，我一直想站稳“自动坦白”这个阵脚，可是最后，还是在检举材料面前变成“被迫承认”的俘虏。我对未来的审判更失掉了任何乐观的想法。
一九五五年元旦那天，所长见到我就问：
“认罪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对今后怎么打算？”
我垂头丧气地说：“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处理。”
“太消极了。”所长大不以为然的样子，“这个态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争取改造，要好好学习，重新做人。”
改造？学习？——我心里想，不说判我个死刑，就算判个无期徒刑吧，我还改造个什么呢？所长就像听见了我肚里的话，他又说：
“在我们国家里，对于接受改造表现好的罪犯有减刑的，也有免予起诉的。所以，问题还在于自己是不是有决心重新做人。”
我对所长的话，只能是半信半疑。虽然几年来的事实，证实着所长说的话，从来不曾骗过我，可是所长只是管教犯人的管理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
对这个同一问题的关心，也不只我一个人如此。观测政府意图的气象，早已成了所有犯人最为操心的一件事（这些人都比我聪明和敏感得多了）。例如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聪明人”立刻断定是有了严重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又如认罪后，又来给我们量棉衣的尺寸了，他们立刻判断出政府一时不会对我们处理。给我们注射霍乱防疫针了，所方人员给我们讲夏季卫生了，他们又首先流露出舒畅的心情，当然，这不是由于健康上有了保证或者是因为长了什么卫生知识。冬天用旧报纸糊窗户缝时，有人从一九五一年旧报纸上看到了张海鹏被镇压的新闻，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佑的家产被没收的消息，于是一九五五年有几天好的气候，又被一九五一年的晴雨表弄得阴云满天。
总之，无论是“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或者说无论是神经过敏的和神经迟钝的人，全都喜欢观测气候，而测气候时所注意的征兆，空间范围不仅限于所方，时间范围也不仅限于眼前。
一九五五年刚过春节不久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又得到一次气象大观测的机会。
这天中午，刘看守长推开门叫我：“溥仪！换衣裳！”
全屋的人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有政府首长要找我谈话了。为什么要说换衣裳呢？虽然我已学会了一点洗缝，但是在服装整洁方面还是居于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样子还不能把在哈尔滨得到的“八大市”称号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组一致商量好，强叫我专门留出一套衣服，平常不许穿，以备必要时（比如见首长、开大会）使用，免得给大伙丢脸。看守员也知道了这回事，所长就把“换衣服”当做“见首长”的代用语了。同犯们每听了这句话，总有人帮我拿衣服换装，甚至有时还会嘱咐一句：“好好听听首长的指示教导！”他们这种殷勤并非没来由，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长面前不要为了表现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至占去所有时间，不给首长说话的机会，而首长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看做是观测气候的最好根据。在哈尔滨，每逢我向铁栏杆外面的首长说个没完的时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断生我的气，事后我总得到这种埋怨：“你少说几句不行吗？你多说一百句也顶不上政府首长一句话有用！”
这回又叫我换衣裳，这是认罪后第一次见首长，我不用他们嘱咐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克制一下“表现欲”，多听听首长说什么。
和我同去的还有溥杰（他平时总是整整齐齐，用不着换装，可是现在就不如我神气了）。我们进了所长的大会客室，一眼看到摆成一个大U字的十几张大沙发差不多全坐满了，大都是带金晃晃肩章的。这么多的将军哩！他们看我做什么呢？我心慌意乱地向所长那个方向鞠了个躬。凭经验，我猜想坐在所长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长，虽然那里坐着的一个唇上留胡子的人，并没穿军装。溥杰也行了他那个日本式的挺胸的军人鞠躬礼。有人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个躬，坐下了。
“首长们想了解一下你们学习的情况。”所长说。
一看见将军们面容都那么和善，还带着微笑，于是我的难于克制的表白自己的欲望又发作了。我忘了要听听首长怎么说的想法，也忘了身边的溥杰，立刻滔滔然说起来了。我说的些什么，现在都不记得了，大致不外是叙述了过去的罪恶经历（当然比认罪前的内容丰富多了），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宽大和人道待遇，我现在的学习情况，等等。
记得在哈尔滨时，有一次见首长。谈学习时，把我似懂非懂的名词都用上了，首长问了我一句：“什么叫正义的？什么叫反动的？”我被问得一时愣住，底下谈的再接不上话。但这回这么多的首长，并没有人提出叫我说不下去的问题，只有在谈到东京法庭上我拒绝承认给南次郎写信时，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承认呢？”当我老实地说出我害怕将来中国政府惩罚的时候，将军们都笑起来。因此，我谈得更没有了拘束，把同犯们的忠告忘得干干净净，不但嘴里滔滔不绝，连眼睛也敢于东张西望了。
我忽然发觉那位留胡须的首长很面熟，极力想回忆在哪里看见过他，这就更分散了精神，忘了注意听他说话，一直到结束了谈话，所长说我们可以回去，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了。从会客室出来，在甬道里我问溥杰，“那位留胡子的首长好像是一位元帅吧？”“怎么一位，有两位元帅哪！”原来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来了。[31]
回到监房，他们一听有两位元帅来过，便一拥而上打听首长说了什么。
“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我说我……”
“别说你啦，你说说首长。”
“首长没说什么，都是问话。”我说了这话，很怕又引起他们的埋怨。
“临末了还会不说几句吗？一定说的。”有人又追问我。
我把贺龙元帅最末说的几句话说了。我真没料到，老振立刻兴奋异常。
“这不是很重要的话吗？恭喜你，保了险啦。”
“什么保险？”
“首长说叫你好好学习改造，好好锻炼身体，还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这还会杀你吗？”
叫他一分析，我也不禁大喜过望。这一屋子的人个个也都非常兴奋，为我祝贺。当然，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祝贺，我死不了，他们还会死得了吗？
由于首长的这一句话，这天真成了我们这个组的节日，甚至别的组的人也有过来凑热闹的。从认罪以后，各监房白天不再锁门，在自由活动时间串串门子的事也有了。这也是被我们引证那个乐观论断的根据之一。认罪以后，我们这里更加像个“学校”了。文娱体育活动比以前热闹，增添了室外各种球类，又有了俱乐部，添了不少乐器。伙食也统一了，不论年轻年老，都提到原来较高的那个标准上来。由于日本战犯们的启发，我们也有了演戏活动，我还登过一次台……
从这天起，过去听过所长说了多少遍的“争取改造”的话，又回到我的心里。如何争取？这又成了我不断思索的问题。
二、劳动滋味
我在这时候的劳动成绩，依然令人气馁。
我在前面说过，我起初给自己干的活，暴露出来我的愚蠢和低能，当时给我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自尊心的伤害，而是深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废物。在后来的糊纸盒的生产劳动中，我的苦恼又发展了一步。
一九五三年，所方和哈尔滨一个铅笔厂联系好，由我们糊一部分纸盒。每天下午三时以后，我们干两个小时的糊纸盒劳动。谁都知道我过去不仅没有糊过铅笔盒，就是使用铅笔也没有自己削过。我想不到铅笔会有这么多的盒子去装，不但要用小盒子还要用大盒子。刚一开始糊盒，我觉得这个活很新鲜、很好玩，可是糊了不大时间，我就给弄得跟糨糊一样的糊里糊涂。别人已经糊了好多个，我一个还没糊好。好容易糊出了一个，又和别人糊得不一样，一时怎么也研究不出究竟区别在哪里，如果别人不指出来，我也许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标签糊倒了。
这一天，担任准备材料、送材料的真瑞到我们的号里说：“几个号都赞成搞竞赛，你们老头参不参加？”
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最大的号，也一致赞成参加竞赛。为了提高效率，大家组织了一个流水作业线。使我痛心的是，进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这条线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单干还慢。
这是我和侄子们分开之后，第二次感到孤寂的无依无靠的苦恼。在伪满的时候，我有时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经，倒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鲜明的对比之下，这由于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觉得实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个人给我做伴，另外一起糊糊盒也还好，在和侄子离开之后，我的岳父荣源还给我洗过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着老死的张景惠那样，倚老卖老，什么也不干。我更怕所方误会我躲在流水线外游手好闲。我索性单干起来。不用说，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显得低下，别人每两小时平均可以糊三四十个，我却只能糊六七个，其中还时常出现废品。有一次，我觉得很高兴，两小时糊出了八个，可是一经检查，有一个盒子竟打不开盖子。同屋的老振拿起这个盒子来笑道：“溥先生糊的铅笔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铅笔装进去的。”
别人的讪笑，倒没引起我什么反响，我心中却在为自己悲哀。我任何财产都没有了，就算把我放在社会上，我连糊个纸盒都学不会，靠什么活呢？我这时已看过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说得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看我这样，政府认为我还能成为新人吗？
当我终于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的那天，我的高兴是空前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儿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那天，所方把我们的糊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我们，我拿起一块糖果不禁发生了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就生出来的。过去我从来没想过手边的东西都是怎么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东西，最远的起源就是长春伪“宫内府”仓库，如果我还能想得更远一点儿的话，那至多就是想到换来这些东西的钞票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叫我到社会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费多大力气呢？大约要把糊铅笔盒的纪录从八个提到八十个也还不够。我糊纸盒由七个提到八个，我从这件经历上看到了一点儿希望，可是这希望真是太微弱了。
到我进步到已能糊到十个纸盒的时候，进入了认罪阶段，劳动停止了。认罪之后，第一次劳动是美化园庭，我参加了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儿。在拔草的时候，我心中仅有的一点儿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击。
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给一块花台。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会做，不料我刚拔满了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砖块的蒙古人老正，忽然气急败坏地向我嚷：
“老溥，你，你拔的什么？”
“我拔的不是草吗！”
“你看这是草吗！”他把我手里的草夺过来，把其中又粗又长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来，一伸伸到我鼻子尖，“你连草和花都分不出来吗？你啊，你啊，你真是个废物！”
过了不久，这天吃包子，我觉得它特别香，要求多给几个。王看守员问我：
“你喜欢韭菜吗？”
“韭菜？我不知道。”
“你不是说好吃吗？你吃的不是韭菜馅吗？”
我这才知道这是韭菜。王看守员很奇怪，问我：
“韭菜长在地里你没看见过？”
我说没有看过。
“那么，麦苗呢？”
“我就看见过玉米。”
当时我还没听说过“拿着麦苗当韭菜”的笑话。事实上，这个笑话里的知识分子比我强得多，他到底还知道有个韭菜呀！
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一位王爷在孙子吃饭的时候要考考孙子的常识，问他知不知道饭是哪里来的，孙子竟回答不上来，他的贝勒父亲觉得丢人，责备他道：“你连饭是米做的都不知道吗？”王爷一听生了气，对贝勒叹气道：“你也别说了，连你也不知道米是太仓里来的！”这个故事有人听了觉得是虚构的，可是对我却是真实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伪满垮台以前谁都没进过厨房，连饭菜在做熟以前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见过。
在劳动中感到的苦恼，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开始种菜以后，渐渐减少了。虽然像扎瓜架子、移苗这类比较细致的活我一干就出岔子，可是锄土掘地抬水之类的活我却出了风头。因为我到底比别人年轻，力气自然也足一些。而且似乎越干力气越足，越能持久。我索性专挑粗活来干。
后来到了每星期抬一次煤的时候，更出乎同犯们意料，也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能力竟和比我年轻的侄子们相近了。过去干细活时的苦恼都被干粗活的成绩冲淡了。这天抬煤，临结束时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筐，所长到院子里看见了，笑着问我：
“你最近饭量怎么样？”
“每顿三大碗！”
“身体呢？”
“胃病也不犯了。”
“睡觉呢？”
“躺下就睡着了。”
看守员们、同犯们都呵呵地笑个不停。我觉得非常高兴。后来看见所长询问那些会干细活的人，其中也有李焘，我心中又闪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干不了细活呢？我原来天生是个老粗吗？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李焘为什么这么聪明呢？”李焘过去连学也没上过，不过在天津念了几年私塾。现在，在学习会上发言也比我强，看他写的检举材料，比我这念过十三经的还通顺。
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苦恼的。我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恼，我为自己无论在生活知识上、学习上、生活检讨会上和劳动上表现的无知低能、看不见进步、总是受到讪笑而苦恼。我处处从所方怎么看我这问题着眼，我摆脱不开这方面的包袱的累赘。
我不知道这些苦恼，对我正如解病的苦药一样。除了这服苦药之外，还有一服苦药，是生活检讨会。
三、生活检讨会
我们一共有四个监房——“号”，每号住着十人左右，各为一个学习组，生活检讨会就按学习组为单位，每星期六举行一次。自从一九五一年建立了这个制度以来，所方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解：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要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互相提高、认识真理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管你讲多少遍，这个会一开起来，还是对人不对事，被批评者不相信别人对他“为善”，批评人的人也不像是懂得“为善最乐”，倒有点“攻击便佳”的劲头。特别是刚刚由一团和气、彼此恭维转为真刀真枪的那个阶段，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大团。
如果星期六你走进我们的甬道里，听到左边的屋子里“大下巴”的哑嗓门在喊：“你们批评算什么！我走群众路线，不走你们汉奸路线！”或者“匹夫不可夺志！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说明这个屋里正在开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又碰在花岗石的脑袋上了。不过，还有比“大下巴”更要命的，是当过军管区司令的老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在哈尔滨时因为真瑞经常批评他不守监规，向看守员耍死狗，有一次在检讨会上居然端起了炕桌就打，幸亏李焘手疾眼快把他按住，才没有出大事故。所方因他行凶，转送到单人监房押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才变得比较老实一些。
和“大下巴”、老肖完全相反的，大概就是我的杰二弟了。如果在星期六你听见×号房里出现了他的不够流畅的甚至还有点羞涩的声音，你不要认为他是和人家谈家常，这大半是他在检讨会上发言，如果他总提到他自己，这也不一定是自我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别人和批评自己本来就难分清。一般地说，他倒是宁愿把意见写在纸条上，如果叫他面对面向别人提意见，就很叫他为难。
我们这间屋子里的情况又另是一样。如果在开检讨会时有人走出上厕所，随后就听见屋里嗓门突然放大，这多半是对刚出去的这位同伴的议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曾经是这个组里多数人的作风。也并非个个如此，另外，一些人也可以为了一个钉子或者一片阿司匹林互不相让，能在几个星期的检讨会上争个不休。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在钉子或者药片上。
有一次，在伪满时当过驻外大使和邮政局长的老邦，在检讨会上向老光提了一条意见：
“我认为老光很不爱惜国家财物，比如药水不吃完就倒掉了，这是值得检讨的。”
“什么药水啊？”老光摸不着头脑。
“你吃的药水，你自己都忘啦？”
“我上个星期三就吃完了，还有什么药水？”
“我说的就是上星期三，你没吃完就倒了。”
“我为什么不吃完呢？”老光还是摸不着头脑。
“我亲眼看见的，星期二你还有四格，星期三还有一格，你没吃就倒了。你要很好地考虑考虑。”
听他说得这么具体，老光涨红了脸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老邦出去上厕所，心眼多得用不了的老振就说：
“这个人真阴险！老光在壁报上批评他学习不好，他就天天注意人家的一举一动，这一天吃了几格药水他都记下来，作为报复之用！”
检讨会结束之后，老振跟老邦聊天：“你很细心，眼力也比我强，一眼就看出了剩下几格药水，可是药水如果变了质，你也能看出来？”
“不错，我还懂得点医药。不瞒你说，我还学过两天中医呢。”
“我当过西医，可是就不如你了。哈哈！”
老邦也得意地笑了，可是随后尝出这服药味，直翻眼珠，不笑了。
老振在伪满时就以机灵见称。他原是沈阳的一个医生，“九·一八”事变后官瘾大发，借着一个日本人的关系做上了满洲国的官，什么协和会的部长，国都建设局长，驻日大使，文教部大臣，经济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一切培养资历的，有油水的，在日本人手里得宠的，各种差事他都干过。他被公认为心眼多得使不了的人。如果他后来把多余的心眼都用在帮助别人和改造自己思想上，当然就更好了。可是在起初那个阶段里，他并不比别人出色，就以开生活检讨会来说，我记得在另一次和一格药水故事类似的事件上，他又有了不同的态度。这次受到报复的，正好是上次报复别人的老邦。老邦有一次批评了蒙古族的老正，说他借口养猪躲避学习。这老正和我年岁差不多，比起那些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就算年轻人，他的秉性比他的年龄就更像年轻人，他比较容易暴露自己的思想，对别人表示意见也比较直率，有时候容易激动、赌气。他受了老邦批评之后，憋了一肚子火，好几天不理睬老邦。老邦在检讨会上向他明知故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很奇怪，你为什么总不理我？”
老正拙嘴笨舌没答上来，正在舌头打结，和老正私交很好的老振在旁开口了：
“住在一个屋子里哪有那么多的话？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奇怪，老正本来就不善辞令，不爱说话。”
“对啦！”老正的舌头立刻灵活起来，“我本来就不爱说话。”
老邦吃了这服药，于是又翻了一阵儿眼珠。如果老正是这服中药里的君药，老振正好是一味臣药。
几十名全体伪满战犯中，最令所方头痛的，还数“大下巴”。在别人中间发生了无原则纠纷，管教干部一出面或者看守员说几句，至少暂时可以解决。在“大下巴”那里就不行了。如果谁批评了他，就等于点着了火药桶，他会大肆咆哮，还会坐在地上耍死狗。他引起公愤的事情也实在太多，比如借口痔疮非要在室内大便不可，看戏时非坐前面不可，发现前面只有矮凳，没有椅子舒服又非要换回后边不可。有一回他看见病号张景惠吃软糕，他也装病，一看非病号吃肉包子他又要吃普通灶。此外，什么用肥皂垫桌子腿，学习时打吨儿，等等，要写起来足可比我这本书还厚。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吃饭总是把饭粒掉一片，是糟蹋粮食，他反而见怪道：“吃饭哪有不掉饭粒的？”有一次别人批评他学习时打吨儿，他咆哮了一阵儿，说：“你们这是叫自己活，不叫别人活的个人主义！”别人没法，报告了看守员，看守员到了号里，叫醒了他，问他为什么坐着睡觉。他说：
“坐着还能睡觉？”
“你不是闭着眼吗？”
“闭眼是休息啊！”
“这不是休息时间，是学习时间！”
“学习，我正是学习，闭眼可以记得清楚。”
看守员报告了管学习的李科员。李科员把他叫去，对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点儿不知自爱，能改造好吗？”
听了这话，他不说话了。可是一回到号里，又向同组的咆哮。
“我坐牢，真是陪你们的冤枉！我本来是一潭静水，都是叫你们这些外来因素搅乱了！”
在前一个时期里，我们这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形。在我真正感觉出检讨会对我的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之前，我真像害怕火烧似的怕它。我信奉“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和“无多言，多言多败”的教训，我不批评人，也怕人批评。检讨会上，轮到非叫我发言不可，我就还是学习会上的那套：“我同意××的意见。”还好，在认罪以前，大家对我还有些客气，老振不大给我“吃药”，老正的直率对我也使用不多，至于浑身是刺的“大下巴”，因为不同屋，我也没挨过他的刺。但是经过了那一场撕破了情面，全所气象起了很大变化。变化之一，是过去曾经对我有过的那种客气，再也不存在了，我竟经常成了检讨会里的众矢之的了。
不擅长口才的老正，有一次对我说出了有一定代表性的感想：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了。从前，我全家大小崇拜你，我从小发下过誓愿，为复辟我送掉性命都干，谁知你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废物！我真遗憾，不能把这些告诉我母亲，她简直把你看成活菩萨似的崇拜。真可惜，她早死了！”
民国初年在日本人支持下，率领蒙古土匪实行武装叛乱，图谋恢复清朝的巴布扎布，便是老正的父亲。巴布扎布死后，老正兄弟俩被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收了去，培养训练到长大（一起的还有肃亲王善耆的儿女，金璧辉就是一个）。他说的从前全家崇拜我的话，我相信都是真的，他说看穿了皇帝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怀疑。在监狱里的这几年，我在生活中露出来的“玩意儿”，已经够他们欣赏的了，何况后来同屋里又添上了对我过去底细摸得透熟的李焘！
每组照例有两个最年轻的当学习组长和生活组长，分别负责召开学习会和生活检讨会，向所方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我们这组的学习组长这时是普明，他是汪伪的驻外官员，三十多岁。生活组长就是李焘。这个曾被我看做一家人中最卑下的，到了监狱还忠顺地为我打掩护的青年，现在成了对我生活最严厉的“上司”。在苏联时，连打洗脸水都轮不上他，而今天，当我刷牙时把牙粉水滴了一点在地上，便会受到他严厉的责备：
“就因为你的牙粉点，上次卫生竞赛又被别的组扣了分数，你还不吸取教训！你对于集体荣誉太不关心了！”
假如这不是李焘，我也许说一声：“哎哟，我怎么又忘了擦了！”事情就过去了。可是在李焘面前说这句话，就等于自找麻烦。
“什么忘不忘！你这是叫人伺候惯了的毛病，也是只顾自己不顾任何人的自私天性，你从前还不是一向把自己当做国家？为什么别人开了水龙头不会忘了关，别人开了门不忘关门，单单你容易忘？这不是记性问题，全是你叫人伺候惯了，改不掉的皇帝派头。”
所以，我最好是顺从地弯下腰把牙粉点擦掉，比别人过去伺候我还要恭顺。
严肃而认真的（对别人也是一样）李焘，并不只是在生活上对我严厉。有一次，所长到我们号里来看我们，他说起了日本战犯一个家属和战犯会见后来信的事，内容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这个家属把她看到的她丈夫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回去告诉了她婆婆，婆婆感动得流了泪。我听了所长最后一句话，不知为什么，也流出了眼泪。所长走后，李焘愤愤地说：
“溥仪，你流的是什么泪呢？”
“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太叫我感动了。”
“怎么康庆和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不流泪呢？”
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他又愤愤地说：
“虚伪！真虚伪！真不知道你多咱才不虚伪！你好像很笨，可是比谁装得都像！”
我承认有虚伪的地方，但是认为这次很冤枉。我说：“我的感情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有时就这样……”
“好像你很富于感情似的。你对苍蝇也表示慈悲，可是对百万个千万个人残忍。”
这样的批评，简直是火烧。记得烧得我最厉害的一次，是从批评我的学习态度引起来的。那次有人在检讨会上对我提意见说：
“别人学习文件，是用心地读，你为什么老是抄呢？连手纸都给抄没有了！”
我说：“我笔记记不好，文件又只有一份。”
“宪法草案报告是一人一份，你为什么还要抄？”又有人问。
“各人有各人的学习方法，我的理解力差，这个方法还适合于我。”
“不见得是学习方法问题，”老振说，“你抄，如果是为了阅读，还有话可说，可是你只抄不看，那是为什么呢？”
“给所方看的！”老正插嘴说。我生怕这句话写进记录里，连忙道：
“你们不要太主观，你们的知识都比我多，用不着抄就懂，我就不像你们，我懂得太少……”
谁知这样的话，又触燃了李焘的火性。
“你现在常说你知识少了，这是进步，可是这话也要看是怎么说。你没劳动过，连韭菜也不知道，这个我相信。要说你什么也不懂，也不见得。我看你从封建书和西太后那里一定学了不少东西。不然的话，从前你统治家里的佣人，怎么有那么多的办法呢？你叫人把孤儿打个半死，又叫我去送牛奶，可见你这种知识倒不少。现在做个人，一定要老实才是！你从前在北京、天津、长春看封建书不用抄就会，你现在学习总是抄，到底是干什么？”
要命的是，李焘的这种批评，常常是作为多数人，甚至是全组人一致的意见而载入记录的。于是在我心里就往往出现了这样的悲哀：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十分谨慎地时时记住遵守了监规，认真地写了学习笔记，一点也不马虎地进行了劳动，仔细地不让牙粉点落在地皮上……可是一到了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我就觉得整整一星期的成绩，全被那记录毁灭了。
检讨会的记录中，这些记载是常有的：
——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这八个字真可以送给你。你这回又把扫帚丟在院子里不管，和上回一模一样，这是虚心接受吗？——我看这还是溥仪的皇帝派头，目中无人、唯我独尊的思想表现！他用东西向来是随手一丢，自来水龙头向来是开了不关。不管出来进去，向来只开门不关门，这是叫别人伺候惯了的派头！——他开门连门环都不愿意拿手碰，不是用脚踢，就是推门板，有一回我看见他还用报纸垫着去抓门环……不用辩啦，我早知道，这是你嫌别人脏，怕门环上有毒，这是在长春生的毛病，到现在还不改。在长春看报纸还要喷酒精消毒哩！溥仪就怕死！——原来如此，怪不得那天把发下来的苹果推到窗户外去呢！那苹果上有个黑点，是不是？——我看溥仪的解释还是虚伪，你说无意中碰下去的，可是你的动作装得太不像啦……
——今天消灭苍蝇，别人都很努力，可是我对溥仪很有意见，你究竟是打苍蝇还是赶苍蝇……那为什么你的苍蝇拍打下的地方，总离苍蝇有一巴掌远呢？——你又是看不清楚，可是你把苍蝇赶出了窗户就住手了，你可是看得见苍蝇飞出去啦！你这不是搞卫生运动，这是破坏卫生运动。——溥仪是唯心主义原封未动，他这“不杀生”的思想还没交代出来……在长春有一次，猫捉了老鼠，他还下命令叫全体出动，一定要从猫嘴里救出老鼠来……
——溥仪今天拔完了草洗手，为什么不和别人在一个盆里洗？你的皇帝派头又来了。——洗澡的时候你抢先下去，别人一下去你已跑出来，这不是唯我独尊思想是什么？
老溥总是不接受教训，吃六个别人已经够了，你非吃八个九个不可，结果又去麻烦火夫。你当过皇帝什么好的没吃过？现在包子就这样了不起？——这也是太自私太贪婪的关系。他侄子从前待他那样好，他连一根烟都不舍得给侄子吸。
溥仪的个人主义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
溥仪……
这样的记载，还可以抄出一大堆来。
一九五五年四月，伪满战犯成立了“学习委员会”。这是仿照日本战犯那边的办法组织的，在所方的指导下，由犯人们自己具体安排和管理自己的日常学习、生活、劳动。凡是生活检讨会的情况，学习中发生的问题，等等，都经学委会先集中起来，向所方反映，同时也提出学委会的看法和意见。学委会有五个委员，除了主任委员以外，其他四个委员分工负责学习、生活、运动、文娱等活动的召集安排。我们这个学委会第一届委员是由所方指定的，主任委员是康庆，生活委员是我的侄子真瑞，学习委员是我们组里的老楚。这个学委会的成立，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在宣布成立学委会的时候，我也是和别人一样兴奋。但是一听了委员们的名单，又给我增加了一份担心：对我那么不留情面的康庆和真瑞，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
在刚成立学委会不久的一天，因为要进行院内的轻微劳动，由生活委员真瑞在院中集合队伍。不记得是由于什么琐碎事，我照例迟到了一步，刚跑进队伍，还没站好，真瑞便对我叫起来：
“溥仪！”
“到！到！”
“又是你迟到！看你服装七扭八歪的，扣子也扣错了！”
我顺从地重新扣好衣扣，一边心里想：就看这件事，可知学委会里向所长反映我的情况就好不了。小组批评我的记录到他们手里，他不但完全同意，说不定还要加上什么旁证材料呢！
根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认为共产党无论什么事是只相信多数的，既然多数人都说我一点进步没有，说我虚伪、自私和皇帝思想原封未动，我还有什么资格改造？政府凭什么还能宽大我？
四、血泪控诉
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同犯们的批评以及生活和劳动上的无能也没造成这样大的波动），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
一九五五年六月，检察机关把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拿来叫我阅看和签字。最重要的有这些材料：
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七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二十六万四千余人。
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一九三六年监禁的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人中，患病者达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二人，死亡达二千零五人。
伪满洲国军队在各地讨伐抗日军（不算日本军的讨伐）几个年份的射杀与俘虏数字的统计……
伪满实行集家并屯政策，使一九四三年热河境内就有十八万户居民被强迫集中于三千个“集团部落”内。
据伪满三十六个惨案中的统计，逮捕了居民五千零九十八人，判死刑的四百二十一人，无期徒刑的一百二十三人，刑讯致死的一百八十四人，虐待致死的二十九人。
……
这些庞大的数字都是用无数血泪凝成的。日本军队和宪兵、特务不经过满洲国而直接的屠杀，还不在这个账上。我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我签署的法令和由我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
巴彦县振冈屯五十六岁的农民李殿贵，在“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年）的春节里，给抗联军队送去了一斗小米、二升黄豆、四十七根麻花、一百二十个鸡蛋和两包烟卷。过了两年，被伪警察机关知道了，把他关押在伪警署里，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
姜树发，是天增屯的秘密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七堂，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判了两年徒刑。他被摧残得全身是病，还要做苦工。在这个所谓的巴木东案里共被抓去五百多人，判死刑的有六十多个。
已经残废了的肖振芳是××屯的农民，帮助他叔叔肖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的半夜里，六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寻找他叔叔肖坤。查来查去没查到，就把他绑送到警察署，追问肖坤的下落。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就一顿毒打。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四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尸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尸岗又活了过来，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去了，已经是全身没一块好肉……他写这份检举书的时候，还在吐血。他的叔父肖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被弄死在哈尔滨的监狱中。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
人和乡一个烈士的家属阎淑琴控诉说：
我丈夫叫侯玉国。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年）七月初，红军到了我家，在我家做了饭也没吃，背着走的，当时炒的辣椒，做的小米饭，我丈夫给拉道，引着于天放司令向徐家沟去了……康德十年四月二十那天晚上，天一黑，来了两个警察，将我丈夫绑上，把眼蒙上就往王道沟子去了，也不知送哪个监狱，过了一个多月才知道押在哈尔滨，受的刑我不知道，最后是用绳子勒死的，我去收尸，看见他的舌头耷拉到嘴外边……
一九四三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提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也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真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又火烧，又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判了二十年徒刑。
肇源县八家子六十一岁的黄永洪，是给抗联做通讯联络工作的，一九四一年被伪警察特务提去，刑讯三次未供出，连牙齿都被打落了。他在监狱里经历了一次大屠杀。他控诉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肇源县城二街的农民刘有三控诉说，他的父亲刘金山因为给打进肇源的抗联军队带过路和做过饭，就是被伪警察枪杀后埋在这个大坑里的。
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一起的有十七个人，被毒打之后，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
有一次，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又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二年祖国就光复了……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
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他们都是工人、农人和商人。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十二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六两粗粮，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监房即死……另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末，将十八岁以下的少年提出二十一名送交抚顺少年矫正辅导院，又在八月提出十六个少年送交哈尔滨少年矫正辅导院……
关于伪满抓劳工的控诉，许多控诉者是死难者的家属。沈阳南市区八纬路十九号当杂货店经理的陈鹤亭控诉说：
我岳父赵文魁在一九四三年由原籍……迁住沈阳市沈阳区沙土坑居住，和我同在鸿升铁工厂后院制皮革为生，他在一九四四年三月被伪奉天市公署强征去当劳工。在他被征去以后来信说，他是在兴安岭王义沟修筑高射炮阵地，那里有三千来个劳工，吃的不如牛马。以后他又来信说，他因劳累成病想回家休养未被准许，并说有的病人已上火车还被日寇推了下来。以后不久我岳父便死了。同年八月末，伪奉天市公署劳工科通知我去领骨灰，我去伪奉天市公署路本庙里领取骨灰时，看到那里有三百来个骨灰匣……
被抓去的九死一生，留下的命运也一样，吉林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控诉说：
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潮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了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
蛟河县旧站屯的段考生是一个幸免者，他被抓去装在火车里运走途中，乘押车警熟睡，脱掉棉衣从车顶小窗里钻出逃掉。可是回到村里，被村公所以不服劳役罪名把他全家八口赶到叫“干饭盆”的一个无人烟的荒野地方。他说：
到那以后，没房子住，用树皮树梢搭了茅房住，头一年由附近的满铁煤矿贷了租谷米（秋后归还）度日。我们全家都开垦荒地，但开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粮食，秋后除还贷粮外，再剩下没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挨饿，冬天受冻，夏天雨淋，就这样连饿带冻又不服水土，因此于一九四四年的阴历九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月间，我家八口人中就死了四口，死了我父亲、三弟、二弟媳和我妻子……
在“抓国兵”的灾难里，辽阳县张岭镇的工人王庆有一段控诉：
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被征入沈阳伪陆军自动车学校教导团第二连当兵。自入伍后，每天早晨四点钟就得起床，用凉水擦身，吃饭时只给一碗。在教练中全得说日本话，不说就打，还用“柔道”打我们……我被打后嘴巴肿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话报告，稍一说不好就要挨打，每天还得背诵“诏书”和军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话背，不会说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里面来人会见也不让见，有的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死得非常惨，是用刺刀剌进心口窝死的……
“勤劳奉仕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承财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
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一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百九十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在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押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严密监视，好像我们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后也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地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就橡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饿得几乎要死。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后才能吃，晚上睡觉前同样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疱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们都生了病。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了，父亲在家得悉其子死后，也上吊自杀了，这就把一家绝门了。当然，挨打是经常的事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五月四日本县“奉仕”青年中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拖，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肚肠子流出……
此外，还有农民们在集家并屯政策、殖民开拓政策、粮谷的各种“出荷”政策中，工人们在非人的奴隶劳动中，东北人民在鸦片、捐税等等一切经我轻轻画上一个“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发生的种种悲剧。罪恶统计表上，每个数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内容，在我脑中造成一片地狱的景象。我从每份控诉书里都仿佛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后代和亲友们的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仿佛看见所有的东北人民都用手指着我怒吼着：
“不能饶恕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
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命运的时候，我曾自认为面临过三次绝境，三次都像奇迹似的绝路逢生。第一次绝境是伪满的崩溃，自以为准死无疑，未料到被苏联红军给救了出来。第二次是那次在检举认罪中最后“防线”崩溃时，又认为前途绝望，未料到又从直率的元帅的那里，看到了生机。第三次，是认罪以后这一年，我从学习、劳动和同犯的批评揭露中，本来已经越来越感到气馁，越来越感到受宽大的希望渺茫，我现在又看到了这样的血泪控诉，我觉得自己是又处在绝境之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迹。这次意外，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因为给了我生机的不是别人，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人民。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春天……
五、平顶山的方素荣
春节刚过，我们学完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农业发展纲要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系列文件，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在最后，他说了这一段话：
“党要改造旧世界，把不合理的社会改造为合理的社会，把自然界改造成为人类幸福的源泉，因此，就要把灾害变为有利，把消极的东西变为积极的东西。对于你们，过去犯罪，有害于社会的犯人，也要改造为有利于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因此，实施着改造的政策。你们知道，叫你们学习就是改造措施之一。你们已经学习了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文件，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为了让你们亲自去了解新社会的实际情况，以有利于改造，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
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便向身边的老振打听，这个“最聪明”的人也不知所措地发了怔。原来人们都是一样，会场里起了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的声音，接着，嗡嗡声又被雷鸣似的掌声所淹没……
这个旷古奇闻轰动了整个监狱。各个号的小组纷纷开会，表示感激和决心。我深信，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
同时，一种顾虑又出现在我和一些伪大臣们的心里。老百姓们看见了我们，会像政府一样地表示宽大吗？
所长在这次讲话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改造，就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就要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有正确的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也就是要向真理和正义低头。真理只有一个……”
我从前也承认过真理只有一个（也就是在紫禁城的时候），我认为唯一真理在我这里。后来，也就是到了伪满时代，受日本人摆布的时候，我又进而相信在人世间没有真理标准，只有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中，各有各的理，至于谁的理站得住，那就看谁的胳膊粗、谁的势力大了。小自吵嘴，大至战争，莫不如此，依此推演，人世间也就没有是非，只有利害和恩仇。由利害冲突发展为恩仇相报，这就是我对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唯一解释。说是改朝换代也好，说是革命也好，我认为历史不过是这种一仇一报的循环。虽然我已经学了社会发展史，理论上也讲得通历史是在向前进而不是转圈子，但是中外历史上，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时时提醒我，就算别的历史不转圈子，就算今后再没有循环，但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这个循环，至少对我这个债主，还要重复一次才能算完。
所以，我不相信人民会对我宽大。这也就是说，我相信政府的宽大是真的，但我不相信它能行得顺利。比如说，在我出去参观的时候，人们不会要求把我留下来控诉和公审吗？从最好的情况说，人们不会用唾沫和辱骂，来表示对于宽大的反对吗？
这种顾虑，在犯人中间是带有普遍性的。越是在伪满地位高的，顾虑也越大。至于又有地位，又在抚顺露过面、直接作过孽的，像在抚顺强征民工修过日本神庙的“大下巴”，尤其睡卧不安。我也是伪满汉奸地位最高又是到过抚顺和露过面的。那是伪满成立后第二年，在日本人导演之下在这里扮过“巡幸”一幕戏。我那次参加了抚顺露天矿的一个新矿坑开采典礼，在日本工程师安装好的装置上，按过一下电钮，响起了一个爆炸声。抚顺露天矿必定还有不少人记得这件事。这回参观，偏偏首先就是到这个地方。
怀着这样的疑惧心理，三月五日那天一早，我们出发了。我记得那天大轿车一开出监狱的大门，车上便再没有人高声讲话。人们看到市区新修马路两边的新建筑，感到了新奇，也不过是低声交谈一两句，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里。当过“经济部大臣”的老振和老于低声交谈，又轻轻地叹气；“大下巴”脸上带着惊慌，下巴显得更长了；在伪满时到抚顺巡视过高射炮队的老佑，垂着眼皮，一言不发。我自己一直面朝车窗外面，却一直是视而不见，只想着惨案统计表和那些控诉……
然而我没想到，在露天矿的现场参观之前，接待人员介绍矿史中给我讲的一个惨案，竟比我从控诉书中知道的任何一件惨案都要惨烈。惨案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矿的边上，这个矿的矿工就有不少是受害者的亲友，当时的一位幸存者现在是矿上的工作人员——方素荣。
在听矿办公室主任讲述那个方素荣的故事的时候，我从这个比过去所知道的惨案更惨的情节上，想象到这里人民的仇恨，想象到他们可能对我的举动，我的心都缩成一个疙瘩了。
但是我所遇到的现实，却是比任何一次意外的更大的意外……还是让我先把这个故事简单地重复一下吧。
抚顺露天矿大坑的东部，距市中心约四公里，有一座住着一千多户人家的村镇，地名叫平顶山。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穷苦的矿工。日本强盗侵占了抚顺，郊区许多英勇不屈的人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不断地袭击日本强盗，给占领者以严重的威胁。平顶山和其他郊区一样，也经常有抗日军活动。
一九三三年中秋节的夜里，南满抗日义勇军出击了日寇。袭击抚顺矿的一路抗日义勇军在平顶山和日寇遭遇，在战斗中击毙了日寇杨伯堡采炭所长渡边宽一和十几名日本守备队的队员，烧掉了日寇的仓库。在天亮以前，抗日义勇军又转移到新宾一带去了。
抗日义勇军走后，日本强盗竟然决定用“通匪”的罪名，向手无寸铁的平顶山居民实行报复。第二天，日本守备队六个小队包围了平顶山，一百九十多名凶手和一些汉奸，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挨门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有的还欺骗他们说，是要给他们照相。全村的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被赶到村外的山坡上了，有表示一点反抗的立刻被就地打死。等全村三千多人全聚集在山坡上的时候，日寇汽车上蒙着黑布的六挺机枪，就同时向人群张开了嘴。一时间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和对日寇的怒骂声混成一片。机枪不断地扫射着，人们随着枪声一排排倒下去。有人在倒下的时候，向天空呼喊着，“要为我们报仇啊！”……
三千多人，大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生病的老人和怀孕的妇女，全倒在血泊里了。但是强盗凶手还不甘心，又重新挨个用刺刀扎了一遍，有的用皮鞋把没断气的人的肠子都踢出来，有的用刺刀划开孕妇的肚子，挑出未出生的婴儿举着喊：“这是小小的大刀匪！”
这些貌似强大、手段凶残而内心虚弱胆怯的野兽们，害怕人民的报复，企图掩尸灭迹，用汽油将六七百栋房子全烧光，用大炮轰崩山土，压盖尸体，又用铁丝网封锁了四周，不准外村人通过。以后还向周围各村严厉宣布，谁收留从平顶山逃出的人，谁全家就要替死。那天，白天烟尘笼罩了平顶山，夜里火光又映红了半边天。外边人们只有怀着仇恨远远瞭望。从此，平顶山变成了一座尸骨堆积的荒山，日久天长，死难者的白骨露出在山坡上，任凭风吹雨打。以后，抚顺周围地区流传着一首悲痛的歌谣：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
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
检起一块砖头，
拾起一根人骨，
日寇杀死我们的父母和同胞，
血海深仇永难消！
但是，日本强盗杀不绝英雄的平顶山人，也吓不倒英雄的抚顺工人。杀不死的方素荣，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从血泊里逃出来，被一个残废的老矿工秘密收留下。她活下来了，今天她是血的历史的见证人。
当日本战犯参观露天矿的托儿所，托儿所人员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她抱歉地说：“我们没有让所长同志出来接待你们。我们觉得不找她比较好，因为她是平顶山的受害者。”
参观的人局促不安地面面相觑。不少人都是知道平顶山这件事的。他们低低地商议一下，由一个人代表他们全体向托儿所的接待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见一见方素荣所长，亲自向她表示谢罪。
面容严肃而沉静的方素荣所长被请来了。她的举止似乎有些迟缓，她的眼神却令人觉不出青年妇女的温静柔和，而是像男性那样率直，没有任何拘束。她答应了参观者的请求，说一说她的当时的经历。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前前后后都是街坊，爷爷领着我，我妈抱着我的兄弟——他还不会说话。鬼子兵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我问爷爷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刚用新高粱秆做好的风车给我，说，别问了别问了……”
五岁的方素荣就是这样随了全村的人，和做高粱秆风车的爷爷，守寡的妈妈和不会说话的兄弟，到刑场去的。机枪响了的时候，爷爷把她压在身子底下，她还没哭几声便昏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四周都是血腥，尘烟迷漫在上空，遮掩了天空的星斗……
八处枪弹和刺刀的创伤使她疼痛难忍，但是更难忍的是恐怖。爷爷已经不说话了，妈妈和兄弟也不见了……她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爬向自己的村子，那里只有余烬和烟尘。她连跑带爬，爬出一道铁丝网，在高粱茬地边用手蒙住脸趴在地上发抖。一个老爷爷把她抱起来，裹在破袄里，她又昏睡过去。
老爷爷是一个老矿工，在抚顺经历了“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的生活，在矿里被鬼子压榨一生，弄成残疾，又被一脚踢出去，晚年只得卖卖烟卷混混饭吃。他把方素荣悄悄带到单身工人住的大房子，放在一个破麻袋里。这个大房子里二百多人睡在一起，老爷爷占着地头一个角落，麻袋就放在这里，白天扎着口，像所有的流浪汉的破烂包似的，没人察觉，到晚上人们都睡下的时候，偷偷打开麻袋口，喂小姑娘吃喝。但这终不是长久之计，老爷爷从小女孩嘴里问出她舅舅的地址，装出搬家模样，挑起麻袋和烟卷箱子，混过鬼子的封锁口，把她送到不远一个屯子上的舅舅家里。舅舅也不敢把她放在家里，只好藏在野外的草堆里，每天夜里给她送吃的喝的，给她调理伤口。这样熬到快要下雪的时候，才又把她送到更远的一屯子的亲戚家里，改名换姓地活下来。
从心灵到肌肤，无处不是创伤的方素荣，怀着异常的仇恨盼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但是抚顺的日本守备队换上了国民党的保安团，日本豢养的汉奸换上了五子登科的劫收大员，大大小小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贪官污吏。流浪还是流浪，创伤还是创伤，仇恨还是仇恨。旧的血债未清，新的冤仇又写在抚顺人民的心上。为报复人民的打击，蒋介石军队又在这个地区实行日本强盗用过的“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掠夺又降临在方素荣的家乡。
但是，方素荣仍顽强地活着，等待着，终于她胜利了，她的家乡解放了。党和人民政府寻到了她，她得到了温暖、关怀和培养，她得到了政治生命，她懂得了怎样对待未来，她成了抚顺市的劳动模范……
今天，站在这群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的面前，这个当年身受八处创伤藏在麻袋里的小女孩，她的心中是燃烧着仇恨吗？
是的！永远在心里燃烧着的是三千多名乡亲的血，那里面也有守寡的母亲的血，不会说话的小兄弟的血，用新高粱秆给她做风车的爷爷的血，还有她自己的血。
“凭了我心头的冤仇，今天见了日本人和汉奸，我一口咬死他也不会解恨！”她严峻地向站在面前的猥琐的、渺小的（大多数已是泪流满面的）战犯们扫了一眼，目光又恢复了先前的深邃，又以高昂和无比庄严的声调说了下去：
“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教育了我，我知道更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恩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最后要解放人类的事业。”
“我现在很幸福，我有两个孩子，但这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所有的孩子们，是他们……”
她向身后比画了一下。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的肃静里，人们似乎听见了那一间间洁净安谧的屋子里，传来孩子们午睡的呼吸声，还有保育员们白色软鞋在油漆地板上的轻轻摩擦声。空气似乎凝结了起来。
“他们的爹妈都不愁吃穿了，爸爸和哥哥下井下坑的时候，妈妈也不守在外边担心他们了。他们的前途都是幸福的，再不会遇上我当孩子时候的事情。现在也不会有人给他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当然，等他们长大，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方阿姨小时候遇到了什么，我也不能骗他们，叫他们一辈子不知道敌人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保得住幸福。我们不喜欢打仗，可是如果敌人又来打我们，我们不能客气，我方素荣还可以再倒在血水里一次，从此爬不起来也不要紧。你们各位知道，过去的，我不会忘，我们一村人，我的爷爷，我妈和我的小兄弟……我是记住了的。可是为了将来，为了孩子们，你们既然放下了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
六、台山堡一家农民
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它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它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惑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她全村人、杀害了她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记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一些了，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之中，只能凭着没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她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她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
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四十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小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地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蹿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看来，这家只有她一人在家）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了……”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啊？”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啊！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
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
台山堡是距离抚顺市中心七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二百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五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四十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有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晶亮的茶具、对称排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七亩地的七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家里查出一粒大米就是‘经济犯’，稻子全出了荷。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啦，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圩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说到这里，她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三十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虽然她等着儿子回来替她说，可是儿子回来她又抢着先说了），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工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她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地快乐了：
“你们各位瞧，瞧……”
原来她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
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妈！大米谁没见过？”
“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啊？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
同犯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在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
“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这是我身边老甫的声音。
老富也站起来低头说：“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
“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管区司令……”
显然，老大娘和她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它凝固了多久，但记得它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她和她儿子的那几句话，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过去的就叫它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
“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那身体残疾的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七、第三次崩溃
如果一九五四年的认罪算做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一九五五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激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认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
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四十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至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悖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相助”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乩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紧要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做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助。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它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
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搅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
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焘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伪满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
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
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正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
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
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焘写在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
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的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存自己，我把这看做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
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
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许多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