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资本
当强求和不安让人生病时
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心身科主任马蒂亚斯·罗泽说：“在一个快速运转的世界里，个体被要求有很强的适应性，于是有些人担心人与人的联系会因此丧失。”另外，很多员工被降级为“人力资本”，很难感受到“他们对于公司成功的贡献”，反而越来越多地体会到那种打击人、让人生病的无价值感。在过去几年里，心身医学越来越详细地明确了职业压力和危机如何导致慢性疾病，以及哪些生理机制可能在其中起作用。
英国的社会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搜集了许多证据来表明收入和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如何影响人口的健康。公平的国家不仅预期寿命长，治病负担小，生活质量高，发生犯罪、辍学、吸毒的概率也更小。
二十多年来，瑞士的医学社会学家约翰内斯·西格里斯特多次证明了职场中令人惶恐的压迫和不安。缺乏认可，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担子却越来越重，现在几乎所有层次的职业都是这样，而不仅是那些朝不保夕的工作。
就连经理和其他的高管也早已不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这种“阶层不安”对健康有很大影响，远不只是长胖和酒精消费变多：得不到认可导致背痛，长期的不满足和工作负担过重导致急性心肌梗死和脑卒中，长期的压力导致炎症，这些健康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心理健康，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现在看起来，工作不稳定、压力、疾病之间的联系似乎已为人熟知，但医学社会学家西格里斯特提醒我们，这种认知相对来说还是很新的事物。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关于工作中的不满足感导致患急性心肌梗死和抑郁的风险升高的流行病学发现才发表。那时，心血管医生们还高呼：一派胡言，这种“软性心理因素”能致病？
哲学家迪特尔·托梅生动地描述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会感觉多么撕裂。“从头脑到灵魂”，社会使个体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拉锯，不停在权力和无力之间摇摆。一方面，个体会不停被告知某个决定是“别无他法”，在约束条件之下没有别的选择。这不仅体现在默克尔身上，更可以追溯到撒切尔夫人身上。托梅说：“被剥夺了权力的个体感觉被约束在一个越来越小的操作空间里，这就会让人生病。”
另一方面，拒绝墨守陈规的创新者，持有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不遵守任何的旧习，对惯常的事物很快就会感到厌倦，想法和别人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然而，“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做你所不能”（Do what you can’t）这些广告中常见的对打破条条框框的呼唤，变成了一种与现实相矛盾的强迫——我们提倡“做你自己”，但要人不发疯，或至少不失去心理平衡地做到又怎么可能？接受并服从于那些不可改变的东西，同时又极力去改变环境、改变自己？能经受如此矛盾的严苛考验，还能保持心理稳定、身体健康的人，那真是非常幸福了。
托梅说：“个体在这两个越离越远的原则之下奋斗，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然后就可能发生心理上的力竭崩溃。这是一种非常棘手的状况，受害和荣誉混在了一起。”因为要求越来越矛盾，同时也越来越具强迫性，所以看似舒适的中间道路变得难以触及。平衡越来越难。
幸好，支离破碎的人依然有出路。立足于“责任环境”，但依然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力和行动效果，不仅会让人更加满足，还会让人明显变得更加健康。相信这一点的不止托梅一个。
对于医生来说，这意味着要对人提供全面的诊疗，不将人降为功能性的个体，而要从其所处环境去看，这和现在以技术为主导的趋势相反。海德堡大学的托马斯·富克斯用一个既简单又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了这种挑战：如果只关注视网膜、视神经传导、枕叶视觉中心细胞的信号传递，就无法再看到一个人友善的眼神或因为恐惧而睁大了眼睛。
富克斯说：“对细微之处的研究无法重构人们的生活。”他表示，要探索生命就要参与生命，这比任何的脑部扫描都重要。只有这样，疾病才能被认知出原本的另外一层含义：人际互动的疾病。人际关系的这方面含义在医学中越来越有消失的危险。
希莉·哈斯特维特等作家从这个扩大了的视角去看人，看他们的经历和健康状况，从而发掘出当代生活现实很合乎逻辑的重要方面。她既从文化也从神经科学中汲取灵感，早就为那种抽象的、剥离的、技术性的、与外界越来越没有关联的身体观感到遗憾。她记得，作为一个偏头痛患者，当治疗不见效果时，医生和护士越来越要求她有一个病人该有的样子，但她做不到。哈斯特维特说：“机械性思维及机械化的比喻统治着医学，但我们不能脱离环境去看任何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任何一个病人，就连基因脱离了环境也什么都不是。”
医生和职员、政治家和科学家，都有足够的理由去贯彻心身方向的医生和社会科学家早就认为是健康、有生产力的东西，包括建立更加自由同时更加可靠的工作模式，实现社会参与和公平公正。
与此同时，也要呼吁个体不要沉湎于受害者的角色，而是要放弃习得的无助。最重要的是探索自我效能，并与之保持联系。这种认知并不新鲜，但随着时间逐渐黯淡了。早在1623年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就认识到：“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正是在病中写下这些诗句的。
矛盾的生活——要真实，但请笑口常开
谁也不会在走廊里方便，因为人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身体废弃物，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冲动，至少大部分时候是如此。控制冲动也包括压抑过于强烈的情感起伏，就算想也不能不顾时间地点地放声大哭。大多数情况下，自由抒发自己的情感被认为是不合适的。
但同时人又被期望真实、诚实地展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运动员不仅要表现出感情，还要主动谈感情。政客不能只是演讲机器，还要有人性的一面。找到平衡很难，有时会错得离谱。传统的头脑与心灵、理智与情感二选一早就行不通了，这对大部分人都不好。
一步之遥——当政客想要呈现真正的自己时
马丁·舒尔茨，这位201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党魁、不走运的德国总理竞选人，答应《明镜》周刊记者马库斯·费尔登基兴做一期专访。后者想跟随舒尔茨较长一段时间，以了解真正的他是什么样。舒尔茨及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一败涂地后，文章发表出来了，舒尔茨不得不承受许多嘲笑和恶意，而费尔登基兴则拿了新闻奖。舒尔茨正是做了公众一贯要求的：展现自己人性的一面。可能我们的政治家们也不能太人性了吧。
安格拉·默克尔也有过非常类似的经历。2015年，她见到一个正在哭泣的难民小女孩，想要安慰安慰她。估计默克尔也是想要呈现真实的反应，因为知道做其他的都不合适，只会显得她不近人情。结果场面很尴尬，“做真实的自己”真正地适得其反了。
有很多职业，其从业者只能表露出某些被期望的感觉，压抑掉其他的。比如，空中乘务员永远都要友善，对醉酒乘客的愤怒、对粗鲁乘客的不满只能留在心里，而且就算不想笑也得继续微笑。护士和护工在工作中不能表现出嫌恶之情，也不能显出被每日的工作累垮的样子，他们必须继续干活儿，对那么多有需要的患者尽量做到有求必应，就算他们已无力招架。
老师也是一样，其他许多职业亦然，只表现出某些情感而压抑住其他的就是工作的一部分。50 女性尤其会被期待在工作中表现得体，就算怒火中烧也要保持友善。不过，有时也不是要友善，比如法警、告知员工被裁的人事经理或上级，都得不动声色，尽量不流露出感情，就算被某件事打动、感到遗憾或可惜，也绝不可以表露出来。
据估计，现在有至少30%的职业男性以及多达50%的职业女性，工作在需要压抑或至少想办法排解自己感受的职业环境中。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贝克-盖恩斯海姆称这种对感受的不停掩饰为“感受杂技”（德语：Gefühlsakrobatik）。对许多人来说，这已成为一场无须质疑的假面舞会，他们要不停在职业和私人感受之间来回转换。这种“感受管理”在日常生活中会耗费很多力气。
佩尔·默特萨克和球员的感受
比赛刚一结束，球员还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时就要回答问题：觉得比赛怎么样？以弱胜强是什么感受？大部分时候，球员会回答“疯了”之类的，或者找不到合适的词，这太可以理解了，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善言辞（当然有些运动员确实不擅长表达），更多是因为问题太过，大部分人会觉得在百万观众面前袒露心声很奇怪。如果球员真的说了心里话，刺激性也是很大的。曾104次以德国国家队球员身份出战的佩尔·默特萨克就曾在2018年3月表示，职业生涯中他的压力曾如此巨大，以致每个比赛日前他都会腹泻，开赛哨声吹响时还会剧烈干呕。他的无情讲述揭开了足球这桩亿万生意的阴暗面，但在足球界的大部分地方是不受欢迎的。也有其他职业球员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比如西班牙“神脚”安德烈斯·伊涅斯塔和拜仁的马茨·胡梅尔斯，但有些评论员和前职业球员表示不理解，并认为默特萨克给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如果被要求一直隐藏自己的内心感受，这是否已经算一种情感暴力？所感受到的和可表露的之间的割裂会导致什么？这种对自我感受的长期异化是不是就像对自己的慢性暴力？如果每天都要小心翼翼，注意不要显露出太多的自己，那还有没有能力再展现“真实”的情感？
许多人每天都被要求整理好各种感受，所以这变成越来越常用的策略也就不奇怪了。情感勒索、“能量吸血鬼”等概念就说明了人在私生活中如果一直被要求共情也会受不了。但如果明确表露某些情感而压抑另一些是职业要求的一部分，那真实的感受就会变得“稀有”，而且许多人在不确定是不是真情实感时，宁愿把这些情感放在心里。
内容要点
￭ 公司需要的合格雇员既能可靠地完成工作职责，又不要问一些根本的问题。但同时又要求他们有创意，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能发展出新的概念，找到创新的解决办法。在这两极之间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这种重担就是情感暴力，长久下去会致病。
￭ 人长期压抑并因此产生了心理封锁会有什么社会后果尚不清楚。受困的心灵属于社会多数者的话，就要当心歧视、种族主义、仇外的趋势。
￭ 许多职业要求人只能表露出某些情感。如果这种“感受杂技”统治了日常生活，个体就很难将“真实”的情感和表演出的情感认识清楚。
￭ 公众人物通常被要求“真实”表达出自己的感受。但当他们真的这么做时，又经常不被认同，因为公众似乎只想从他们身上看到某些情感，否则就会厌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