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创新的新时代
9.1 克林顿的国家级产业战略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面对日本公司的挑战，美国公司使出浑身解数，仍然落入下风。从棉纺织到家用电器，再到汽车，几大战场连战连败，无一胜绩。
即使美国政府使出“广场协定”这样的撒手锏，让日本整体上陷入了金融膨胀自我毁灭的陷阱，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公司自身产业竞争力不足的颓势。
真正扭转这一局势的，是克林顿时代的国家级产业战略：促使中国市场全面开放，并且将美国产业的中低端环节成批量地向中国转移。
这一战略将美国的资本优势与管理能力与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从而让美国商品获得价格优势，同时把中国的消费市场作为美国产品的倾销地，打造中美复合经济体。
克林顿亲自撰写文章《扩大贸易与传播价值观：我为何要努力争取给予中国永久贸易地位》，表述了他的观点：
“中国是一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市场的国家，因此，我们的国家利益需要我们有原则、有目的地与中国接触，并与之建立一种稳定、互惠的关系。”“对美国来说，给予中国永久正常的贸易关系与地位是一项很好的交易。”
在文中，克林顿进一步详述了美国农业、制造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将会获得的好处，并警告说，“如果国会拒绝美国给予中国这一地位，中国就会拒绝给予我们所达成的这项交易中的所有好处”“简言之，对此否决可能使得美国农场主和企业将无可奈何地看着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抢占21世纪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有利地盘”。
美国的国会议员不是蠢蛋，他们当然也看到了咄咄逼人的日本、欧洲这两大竞争对手给美国公司带来的困境，以及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巨大前景。他们担心的是：产业转移会逐步掏空美国的产业根基，让美国国家实力逐渐衰落，从而让美国步当年英国衰落的后尘。
毕竟，每一个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清楚，美国当年正是通过承接英国对外产业转移，实现了自身的国家崛起，进而成长为世界霸主。因此，克林顿必须说服国会议员们，即使美国向中国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也不会步当年英国的后尘。
克林顿最终成功说服了锱铢必较的国会议员们。支持克林顿的理论自信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图19）。
随着生产活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产业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企业的价值创造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企业的一系列活动。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
波特认为，价值链虽然包含了许多环节，但只有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才能创造价值，这些环节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
战略环节构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能够长期保持的优势，抓住了这些关键环节，也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
图19价值链分析
再回过头来看这幅图，结合价值链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推论：企业应当牢牢抓住战略环节，将其他低价值的部分外包，从而让企业的价值最大化。
价值链理论成为美国的国家级产业战略的理论根基：
只要牢牢抓住技术含量高、难以被掌握，且又是产业链必须的核心环节，其他中低端环节都可以外包给中国。中国人再怎么辛勤劳动，也只能世世代代做美国的打工仔，将高额利润拱手献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再将利润投入下一轮技术开发中，从而始终占据产业战略制高点。
为了保护自身的技术优势，美国做了一系列安排。
1995年1月1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为TRIPS）正式生效，作为参加方最多、内容最全面、保护水平最高、保护程度最严密的一项国际协定，给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的优势进一步上了保险。再加上美国经常使用的针对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其他国家想挑战美国的知识产权优势，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1996年7月，在美国牵头下，33个国家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了《瓦森纳协定》，该协定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中国进行技术管制。其中包含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涵盖了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推进系统9大类；另一份是军品清单，涵盖了各类武器弹药、设备及作战平台等，共22类。
上述工作就相当于给中国量身定制了“牢笼”，让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永远处于低端。
二是基于美国对于信息产业的自信。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了以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无线传输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信息技术不断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果将产业看作一个人，那么控制了ICT技术就相当于控制了他的大脑和中枢神经，其他环节不过是相当于手足躯干。
从宏观产业视角上看，ICT技术就是所有产业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只要将ICT技术牢牢控制在手中，其他各种脏活累活完全可以交给其他国家去干，仍然可以坐享利益的大头。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美国人对于网络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现在，我们都知道网络中存在“强者越强、赢家通吃”的效应，后来者难以撼动强者的地位。比如微信牢牢占据了中国的即时通信社交，实现了完全的赢家通吃。
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互联网络的基本游戏规则，牢牢掌控在美国公司思科的手中，思科总裁钱伯斯就是克林顿政府的贸易政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克林顿与副总统戈尔曾表示，钱伯斯是互联网产业界、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真正领导者。
克林顿政府之所以放心大胆地让中国加入WTO，不担忧甚至鼓励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智囊团早已推演了互联网时代的未来：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美国将牢牢占据产业金字塔的顶端，也就是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直到2008年之前，历史的走向确实大体沿着克林顿预想的方向前进。中国巨大的市场与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中国成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地及加工车间，美国公司牢牢掌握研发和品牌，轻轻松松收获天量利润。这些利润又支持美国公司投入下一轮研发，从而持续获得竞争优势。中国的研发团队则针对本土市场特点进行应用级的微创新，实现“全球化+本土化”的范式。
中美二元经济体系，让美国实现了对竞争对手日本和欧洲的战略级碾压。日本和欧洲也不得不效仿美国，同样涌入中国市场并且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
除了在产业竞争上取得战略级优势，美国还拥有日本和欧洲所没有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在当时无论怎么看，美国的江山都是牢不可破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涌现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将统一全球，历史不再继续演进，而是走向终结。
9.2 价值链与破坏性创新
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克林顿让美国经济走上巅峰，也正是克林顿需要为美国产业的整体衰落负最大责任。
在美国盛世之下，危机正在悄悄浮现。首先冒头的先兆出现在美国内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拥有悠久历史的美国大公司走向衰退甚至倒闭破产，被更年轻更有活力的新兴公司所取代。这种创新被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总结为“破坏性创新”（或称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另一大先兆则是：对于那些国际化的大公司而言，越来越多富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不是来自美国本土的研发中心，而是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的研发团队。这些创新成果在中国市场得到验证之后，反向输入欧美发达市场。这样的创新过程与通常认知的“全球化+本土化”的范式截然相反，因此被称为“反向创新”（或称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
事实上，这两种创新模式本质上是共通的，都是对波特价值链理论的颠覆。
价值链理论看似无懈可击，实际上存在两大致命漏洞：
一、以静态孤立的思维看待产业分工。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是新系统不断创生，对旧系统进行颠覆和破坏的过程，永远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
波特的产业链理论相当于在某个时间点对经济系统做了一个快照，根据这张快照进行静态分析，找出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的强弱关系，既没有考虑这些环节在长期动态发展中的情况，也没有考虑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
美国公司往往将议价能力强的研发和品牌牢牢攥在手中，把低价值的制造环节外包给中国。但是，研发是被市场需求驱动的，研发团队远离市场，不倾听用户声音，怎么可能随着市场的需求不断进化，始终满足用户需求？
美国电商亚马逊在中国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亚马逊作为全球电商老大，却在中国折戟沉沙，根源在于其研发中心设在美国，根据北美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进行产品开发。亚马逊电商平台全球共用一套底层系统，在没有强劲竞争对手的国家，利用网络效应攻城略地。但是在中国，亚马逊遇到了更加贴近本地市场快速反应的对手——淘宝和京东，亚马逊在中国的研发团队提出的改进建议，还要送到美国总部的研发中心，往往大部分被驳回，即使修改，反应速度也很慢，远远赶不上中国的竞争对手。
基于价值链理论，人们往往认为研发和生产是相互独立的，但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谓创新就是旧要素的新组合。所有的技术要素都要汇聚到生产环节当中，因此各种产业链聚集效应越强，也越容易孕育创新。
所谓研发工作，是将实际的技术要素抽象为理论模型，基于模型进行新组合，但是任何抽象过程都会丢失大量信息，缺失大量浅层模型。举个例子，物理学家可以设计出原子弹的理论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造出原子弹还有很大的距离。
如果研发与制造环节脱离太久，那么研发就会越来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美国抓住了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中国则将全产业链纳入囊中；前者抓住了现在，后者掌握了未来。
二、以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对待分工伙伴。
在同一个产业链分工中的不同伙伴，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通过分工协作共同创造出价值。但是价值链理论不是追求如何让这个产业链发展得更加繁荣，以便大家能够分享到更多价值，而是基于自身的强势地位，从上下游伙伴那里榨取更多价值，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这就如同奴隶主残酷剥削奴隶，必然引发奴隶反抗一样，这种基于产业链的剥削关系必然会激发他人的反抗。
反观中美产业分工状况，如果美国始终将其高技术产品以合理价格向中国销售，在“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思潮影响下，中国还真未必能够抛开美国拼命创新，说不定直到今天，克林顿的战略构思仍然实现得很好。但是美国一方面用关键技术卡脖子，另一方面利用技术垄断优势把产品价格卖的很高，逼得中国不得不自主创新，杀出一条血路，反而加速了美国产业战略的破产。
若追溯其本源，价值链理论的两个漏洞，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从最宏观的视角来看，社会生产是由货币资本、土地、技术、劳动等要素交织成一个有效的供给体系，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服务和产品。工业时代的货币资本取代了农业时代的土地，成为组织上述供给体系的核心要素，因此货币资本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并且基于这一核心地位来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
价值链理论，就是上述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信息技术催生跨企业跨地区产业分工的情况下的具体体现。
价值链理论一方面造成剥削与不平等，另一方面又会天然地将孕育创新的生产环节甩给他人，相当于一方面用鞭子抽打奴隶，另一方面又把刀柄递到奴隶手里，不激起反抗反倒奇怪了。
波特的价值链与竞争战略遇到的困境，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遇到的困境。如果马克思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定会对他的资本论进行与时俱进的修改，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上述反抗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普遍。
互联网技术确实会造成强者恒强的网络效应，但是同时也导致信息扩散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就使得垄断技术的秘密越来越难；而在技术要素汇聚之地，由于信息技术极大提升了交互效率，实现创新变得越来越容易。
破坏性创新和反向创新，就是上述反抗的不同体现或征兆。
破坏性创新，是指一个行业内的优势企业所面临的困境。
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优势企业会优先满足头部优质客户（又称为主流用户）的需求，针对这些需求不断改进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放弃那些又麻烦、又低价值的长尾用户（又称为边缘用户）的市场。与主流用户的要求不符的创新，会被当作浪费预算、造成成本上升的鸡肋被放弃掉。优势企业认为这样做，就可以牢牢掌控竞争中的主导权。
但是后一类创新，有可能满足那些边缘用户的需求（比如虽然性能差些，但是更方便、更便宜），成为后来者颠覆优势企业的最好机会。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新技术的性能会不断改善，最终会满足主流用户的需求，如同农村包围城市一样，最终侵蚀原本优势企业的生存空间。
这一情况在互联网时代变得越来越普遍，基于三点原因：
一是获取边缘用户并满足他们需求的边际成本变得越来越低，使得后来者“席卷农村”的速度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小米的雷军喊出了“得普通消费者得天下”的口号。
二是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使得颠覆过程变得更加明显和戏剧化。2013年诺基亚看起来还如日中天，但随后就急速垮塌。
三是不断升维化的竞争，使得服务越来越前置，收费越来越后置。“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使得原先占据优势的企业要想跟上竞争的步伐，就意味着要砍掉原先触手可及的蛋糕，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产生强烈抵触。
比如张一鸣的字节跳动颠覆李彦宏的百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11年移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李彦宏是如此评价的：
“广告价值没有PC互联网大；电子商务优势也不及PC；游戏的收入来源是大型的客户端游戏，而手机上只能装轻量级游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赚钱需要面临很大的挑战。”
百度的商业模式正是遵循了价值链理论，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占据了互联网价值链的制高点。互联网商业基本模型是流量+变现，而搜索是PC时代的两大流量来源之一（另一个流量来源是社交）。百度牢牢掌握搜索，然后通过卖流量获利，成为三大互联网巨头BAT之首。
李彦宏也正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判断做什么，不做什么，因此他轻易放过了移动互联网的机会。
字节跳动的今日头条APP，通过免费推送信息的方式，来满足人们更方便获取所需信息的需求，迅速积累了边缘用户的流量，最终缔造了新的流量帝国，百度也因此快速萎缩。时至今日，百度不仅掉出了互联网第一梯队，而且已被字节跳动抛在身后。
在当今这个时代，优势企业要想不被破坏性创新所破坏，那就只能勇于对自己动刀子，在别人没有破坏自己之前，自己先破坏自己。
美团创始人王兴说，“既然早晚要革命，不如自己革自己的命”“既往不恋，纵情向前”，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
9.3 层出不穷的反向创新
反向创新，其实就是破坏性创新在跨国公司中的体现。2009年，《哈佛商业评论》曾经记载了通用电气GE的反向创新案例。
GE是高端医疗器械生产商，其中CT机更是医疗行业中的“高富帅”，进口的、价格昂贵的CT机，是大城市中大医院的主角。
GE在中国针对中小医院的需求，推出了一款名为博睿（Brivo）的CT机。它有着更小的工作体积，简化了机架，剔除了多余的设计，因此它的售价为同类型进口产品的70%以下。在投放市场最初的6个月里，首次购买这款产品的医院和诊所中有60%是第一次购买CT机。这款CT机也同时销往其他新兴市场，甚至还进入了欧美发达国家。
过去简单的“本土化”研发是指将团队部署在本土市场，在全球团队开发基础上做的小调整，本土团队的地位是完全被动的；但在“反向创新”中，本土团队人员与本土市场有着密切沟通，独立完成开发，最后推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
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就是边缘市场。“反向创新”意味着贴近边缘市场的需求，开发符合其需要的产品，如果这种创新发生在跨国公司的分部，那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反向创新；如果发生在新兴市场的本土公司，那就是另一种破坏性创新了。
华为公司的发展初期，正是贴近中国广大乡镇农村市场的需求推出创新产品，从而实现了跨国电信巨头的崛起。
随着破坏性创新和反向创新的案例越来越多地涌现，原本自以为控制住了价值链战略环节的公司纷纷遭遇困境。这证明基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牛顿世界观的商业实践，已经陷入系统性困境，这也是美国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商学院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担任CEO的企业，往往会走向衰落，还不如从草莽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与其依据美国那些精巧先进的商业理论来运营企业，远不如谨记毛主席的几句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最优秀的几个企业家，如任正非、马云、雷军、王兴等人，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代表。
基于牛顿世界观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创造了工业时代的辉煌，但是在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商业实践的现实要求。中国要实现国家崛起，从微观层面上，就是要提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商业战略理论，并缔造出一大批适应当下时代发展变化的商业新物种。
彼得·德鲁克当年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终极困境，写下了《经济人的末日》。此后他毕生投身于商业实践，就是希望能够从商业组织中探寻人类社会的未来。
本人不才，希望能够继承德鲁克的遗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构建一套适应当下的商业环境，并且能够指导企业发展的商业战略理论。因为基本思想继承自德鲁克不断进化的“生物型组织”，因此我将其称之为“进化战略”。
(1)零和博弈（zero-sumgame），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2)背刺：网络用语，在商业竞争环境中，当某商家发布一款产品，另一个商家对其发起打击，给予对手毫无防备的一击，比如在性价比等方面拉开差距。
(3)友商，即竞争对手，一般是指互联网或者电商行业互相之间的竞争者，对他所处行业的竞争者的一种称呼。泛指竞争者。
第三部分 进化战略
进化战略理论基于复杂系统世界观，为企业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下的生存发展指出了有效的应对之道；进化战略理论既吸收了西方战略管理的理论精华，又承接了东方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与商业实践的结晶；进化战略也是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要，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拥抱产业互联网，拥抱服务力革命大潮的解决之道。
它从哪里来？
是作者本人从华为等中国优秀公司的案例总结出来的战略管理经验，以及作者给洛可可等一系列企业提供咨询辅导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它有什么用？
规避前人踩过的坑，是企业在VUCA时代的生存指南，跨越生产力革命与服务力革命之间的非连续性鸿沟的必备工具。
它适合谁用？
新时代的创业者，希望穿越周期的企业经营者，以及正在被数字化改造和产业互联网大潮影响的相关行业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