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一章
3G通信之“权力的游戏”
一、美欧两强的“楚汉相争”
华为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着程控交换机以及接入网的组合，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跃居中国电子工业百强榜首位。
这些成绩固然可喜，但也不宜过分高估。华为能够凭借这些业务迅速扩张，一方面当然是凭借着自身实力，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国际通信巨头并未在固话战场上恋战，而是将主要资源和精力转移到新兴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上。
换句话说，巨头们当时都忙着从第一曲线(1)（固话）跨越到第二曲线(2)（移动通信），第一曲线注定是要被“创造性毁灭”的，华为只是在巨头们后方空虚的形势下才获得阶段性胜利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胜利，正是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制造的“第一曲线陷阱”！
类似的事例，在中国产业发展史上也是屡见不鲜。20世纪90年代，国外视频设备厂家纷纷升级到DVD，将即将落后的VCD产能输出到中国，造就了以爱多VCD为代表的中国VCD产业，然而随着DVD大潮袭来，这些VCD厂家纷纷崩溃。中国的长虹、TCL在显像管彩电产业上曾经无比辉煌，但随着国外厂家升级到平板电视，惨剧再次发生。功能手机时代，中国涌现了如波导、夏新等手机厂家，后来也都销声匿迹。
追赶、落后，再追赶、再落后，先发国家利用第二曲线跃迁的时间差，一波又一波地摧毁并收割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这些国家保持着发达国家地位，连普通公司员工也可以轻松地享受高工资高福利。
华为凭借交换机的成功，只是完成了原始积累。华为能不能赶上国际同行跨越第二曲线的节奏，甚至做到先人一步跨越非连续性，掌握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才是能否称得上获得胜利的关键。直到5G时代，华为才算是做到这一切。
华为发展历程中最重大的挫折，就发生在从固话向无线通信跨越的过程中。这次跨越之所以艰难，其中固然有华为自身的因素，更牵扯到通信领域复杂的利益博弈。
前文说过，无线通信的1G时代是美国一家独大，2G时代，欧洲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从被美国长期占据优势的通信市场夺取了大量份额。
根本原因是，欧洲克服了自身一盘散沙不团结的弊病，通过长时间的卧薪尝胆，团结一致地率先推出GSM标准并商用。
美国虽然遭遇了挫折，但是因为过去过于辉煌，仍然处于自满的情绪中。
无线通信霸主摩托罗拉，可能受到了里根政府“星球大战”计划的影响，在1990年提出了充满科幻色彩的“铱星计划”，耗费巨资布设全球卫星通信系统，希望通过这一先进的通信系统对欧洲通信技术进行“降维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争夺通信标准的问题。
说它是降维打击，是因为摩托罗拉当时为了论证铱星计划的先进性，信心满满地提出了四维空间设计概念，分别从性能维、经济维、时间维和发展维论证了其成功的必然性。
然而，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因为过于超前，难以商业化而遭遇失败，已经发射的卫星转入低轨道自行烧毁。摩托罗拉花费数十亿美元，放了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烟花”，公司也因此元气大伤，留下了“技术超前太多成为先烈”的典型案例。
即使是在比较落地的民用通信标准方面，美国公司也一口气推出了三个标准相互打架。美国唯一有希望跟欧洲一争短长的CDMA标准，却又基本被高通公司一家所掌握。虽然理论上说，美国高通公司的CDMA标准能够提供比GSM更高的传输速率，但是在推广速度上不及GSM。在“规模就是王道”的通信市场，份额落后就意味着处处被动。
这一局面，也是如今高通公司依靠收取专利许可费这一盈利模式的直接原因。
欧洲的GSM通信标准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几个欧洲电信巨头形成联盟，联合开发，交叉授权，共同生产相应设备，共同做大产业。CDMA的主要专利却握在高通一个公司手里，高通公司只能自己生产网络设备和终端设备。这样一来，就更不会有其他厂家参与CDMA标准了，因为它们会认为高通是同业竞争对手，怕高通不会提供最新的芯片给它们。
于是在2000年，高通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将手机生产业务卖给日本京瓷公司（Kyocera），将网络设备业务卖给瑞典爱立信公司，高通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授权以及半导体芯片。甚至芯片，高通也是只研发，由代工厂（主要是台积电）生产。于是高通与其他CDMA手机厂家就不再是竞争对手，而是它们的供应商。
但是，高通保留了全部的专利，日后基于这些专利的“高通税”成为高通利润的大头，所有选择与高通合作的厂家都成了它的“猎物”。也正是因为高通玩的这一手太狠，让大家心有余悸，后来者再难仿效高通的做法，马斯克只能选择开放所有电动车专利。否则单凭特斯拉一家公司，不可能在美国建成电动车产业。产业发展不起来，特斯拉所拥有的专利也就失去了意义。
欧洲厂商如诺基亚、阿尔卡特、爱立信、西门子当然支持欧洲的GSM，高通公司则不遗余力地推广CDMA，在北美（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韩国落地商用。
这就是美欧两强划分楚河汉界，其他国家只能选边站队！
由于通信网络不仅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还存在极其明显的路径依赖，也就是原先用什么技术标准，在升级时还会接着用后续标准，因此抢占标准的先机极为重要，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了。中日韩两边都押了注。但是日韩这两个国家人口加起来也就1.5亿，不能改变大局。中国人口超过10亿，基本上中国站哪边，哪边就相当于获得了胜利。
因此，美欧双方都把庞大的中国市场看作关键的胜负手。
二、3G生死局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入关谈判到了紧要关头，中国希望融入世界市场获得发展动能，但美国则是寄希望于通过接触，在中美合作中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把中国拉到CDMA阵营，是这一计划中的一部分。
1998年，原邮电部进行政企分家改革，同时中国联通从邮电系统中拆分出来。2000年，邮电又进一步拆分为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两家公司，分别运营移动业务和固话业务。此外还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小调整，形成三大（移动、联通、电信）和四小（卫通、网通、吉通、铁通）的七雄并立局面。
这种相当奇特的拆分方式，不是把市场份额横向拆分，同等分给几个公司，而是按照业务类型纵向划分，使得每一种类型业务尽可能地保留在同一个公司，以避免同质化竞争，保存实力。
最强实力的中国移动继续运营GSM业务，后来也确实不负众望，成为承载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希望的脊梁。
在艰难的夹缝中，中国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实力，还成功地把自有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变成了与WCDMA、CDMA2000并列的全球3G的三大标准之一，为中国将来能够在4G和5G时代实现逆袭，保留了一丝希望的火种。
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其过程的精彩程度比起电影剧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TD-SCDMA虽然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其实也不是完全原创，其中一部分重要专利来自欧洲的一个老牌厂商——德国西门子。
20世纪90年代，正值3G标准形成期。西门子公司研发出了TD-CDMA技术，但是在竞争欧洲3G标准的过程中败下阵来。美国在2G时代就是因为同时搞出三个标准左右互搏，才让欧洲占了先机。欧洲人知道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西门子投入巨资研发的TD-CDMA就必须被放弃。但是西门子很纠结，前期投入的成本就这样打了水漂，很心疼。
当时西门子通信事业部3G研发团队中，有一个叫作李万林的中国人，他向西门子公司提了一个建议，既然这个技术留着一文不值，不如干脆卖给中国吧，好歹能收回点儿成本。
西门子的领导层认为这个建议十分合理，于是在李万林的牵线搭桥下，西门子将TD-CDMA技术专利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简称电信研究院）。电信研究院将来自西门子的技术以及自研的技术相结合，就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技术。由于发明专利从提交申请到专利授权，最快也要两三年，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积累专利的时间。
严格来说，西门子的TD-CDMA技术完成度并不高，在空口传输相关技术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因此才输给了爱立信和诺基亚的WCDMA。但电信研究院正好在智能天线方面有相当的研发积累，能够解决空口传输的问题。
中国其实早就谋划建立属于自己的通信标准。GSM以及根据GSM发展起来的WCDMA，以及美国的CDMA2000，都是基于频分双工（FDD），欧美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大量专利。中国要发展自己的通信标准，避开欧美的重重专利封锁，从原理上只剩下时分双工（TDD）可选。而TD-CDMA恰好就是TDD。
李万林这一看似简单的“建议”，对中国来说价值极高。他也因为这项贡献，入选《商务周刊》评选的“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经济最具影响的百名海归”。
1998年1月，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一次对中国通信业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中国3G标准应对策略。在会议上，来自全国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院所，分别介绍了各自在3G技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观点，其中包括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它的TD-SCDMA。
据一名参会专家事后回忆：“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人家怀疑是有道理的，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
最后，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的宋直元一锤定音：“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不要小看这个提案，有了它，中国就有了在美欧争霸的局势下，进行博弈的筹码。
按照当时的形势，欧洲由于在2G的GSM上占据优势，已经使用GSM设备的运营商过渡到WCDMA，付出成本最低，因此到了3G时代，欧洲的WCDMA成为全球唯一通信标准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显然不能接受这一局面。
后来，经过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各方的协商，中国代表的智慧和努力）之后，欧洲的WCDMA、美国的CDMA2000和中国的TD-SCDMA共同成为3G三大国际标准。在美欧争霸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四两拨千斤”，成为3G标准的拥有者之一。
三、功败垂成的WiMax
1998年12月，由欧洲的ETSI（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牵头，再加上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共七个电信标准组织（其中日本有两个）签署了《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协议》。
3GPP本质上就是各方谈判与妥协的机构。全球通信网络涉及那么多厂家、设备，而通信的特点又必须要制定统一标准（相当于说同一种语言），选用哪种技术标准，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利益，必须通过这样一种谈判和协调机制，才能进行下去。可以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通信领域的“联合国”。
3GPP已经对美国做出了重大妥协，但是美国人仍然不满意。仅仅3GPP成立两个月后，美国电信工业协会（TIA）又联合中国、日本、韩国的电信行业协会成立了一个叫作3GPP2的组织。别看3GPP和3GPP2名字上很像，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组织。互相之间没有归属关系，也没有继承关系。3GPP2基本就是高通一家独大。
美国的IT技术发达，超级公司众多。这帮IT大佬们认为，电信圈玩的那套不够高级。于是，2001年6月，英特尔、IBM、摩托罗拉联合北电，以及北美的其他一些运营商正式提出WiMax技术。
可以简单将WiMax理解为Wi-Fi的MAX版，普通Wi-Fi一般能够传送几百米，WiMax的无线传输范围能够达到50公里，比3G基站覆盖范围还要大得多，只要少数基站建设就能实现全城覆盖。而且传输速度理论上能够达到3G技术的30倍，几乎赶上了后来的4G，因此当时也被称作3.5G。
为了给WiMax造势，英特尔大言不惭地宣称WiMax芯片将比传统3G芯片便宜10倍。这下美国政府也激动了，因为这是将欧洲彻底战胜的契机。
1999年1月1日，酝酿许久的欧盟统一货币欧元正式发行，这是继1993年欧盟诞生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历史事件。欧元的诞生对于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权造成了严重威胁，显露出欧盟要与美国在各方面进行分庭抗礼的野心。
欧盟能够走得这么激进，跟此前一连串举动进行得比较顺利有关，特别是2G通信时代，欧洲GSM标准取得辉煌胜利，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强烈反弹，使得欧洲误判了美国维护自身霸权的决心。
在欧元诞生后仅三个月，美国和北约就挑起了科索沃战争，并制造了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引发中国举国沸腾。战争开始前，欧元与美元比值为1∶1.07，战争结束时，欧元直线下跌30%，0.82美元兑换1欧元，雄心勃勃的欧盟劈头被泼了一盆凉水。
把欧元打贬值只是开始，美国的盘算是要把欧洲彻底收服。小布什政府借着“9·11事件”大举进军中东，其实“醉翁之意”在欧洲。欧洲的通信技术还有点儿家底，但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完全无招架之力。
美国政府决定支持WiMax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距离提交3G标准截止时间已经过了9年，距离3G标准最终确定也过了7年。相当于奥运会比完了，奖牌都发了，突然来个选手说要加赛。
这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却把它搞定了。于是国际电信联盟硬是召开了专题会议，把WiMax接纳为第四个3G国际电信标准。
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时间风起云涌，加拿大自不必说，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部署了WiMax。WiMax把欧洲搞得很紧张。WiMax要搞成了，欧洲就太被动了，因为WiMax是基于IT技术的通信标准，欧洲完全没有够分量的IT巨头与之抗衡。诺基亚的高管当时就站出来公开批评WiMax，英特尔也被惹恼了，两边隔空吵得不亦乐乎。整个行业里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大家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
掀起偌大风浪的WiMax最终还是失败了，如今连个水花也没剩下。造成WiMax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高通这个“自己人”，关键时刻从背后捅了英特尔致命一刀。
WiMax虽然和CDMA2000都来自美国，但是两者之间毫无关系，而且背后的公司还是竞争对手。高通视北美通信市场为“禁脔”，英特尔也是“自己吃肉不让别人喝汤”的作风，原本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罢了，如今这么做是要颠覆高通整个价值网的节奏。
高通在传统通信领域有很多既得利益，三大3G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都是基于它的CDMA技术（程度不同而已），高通因此可以躺着收钱。如果传统3G技术被WiMax取代，利益受损最大的将是高通。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希望看到WiMax倒台的，不是别人，正是高通。
当和WiMax联盟的谈判失败后，高通立即高调宣布它所有的芯片都不支持WiMax，而英特尔也因为心智模式束缚太厉害，认为未来还是电脑的天下，手机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完全没有预见到智能手机的崛起，所以根本没有重点发展手机芯片。
智能手机发展起来后，让英特尔陷入窘境的，也是一家美国公司，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苹果公司，它对英特尔以及WiMax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补刀”。这就是熊彼特所谓“创造性毁灭”的最生动的案例。
英特尔虽然是IT芯片霸主，但是在无线传输方面还是经验尚浅。它到现在都连基带芯片还没搞明白呢，十年前就更不必说了。于是WiMax面临无芯可用的尴尬境地。网络设施跟不上，芯片供应跟不上，产业链发展严重不足，WiMax的使用体验非常差，WiMax阵营开始瓦解了。
不仅如此，高通公司还收购了弗拉林公司的一堆OFDM专利。当时许多人都质疑高通公司的动机，因为OFDM技术是WiMax的一项关键技术，如果高通借着这些专利跟英特尔打专利诉讼，也足以让英特尔焦头烂额。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的态度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中国全力支持WiMax的话，以中国的市场容量，说不定还能翻盘。但是，这时的中国更从容，更自信。经过高速发展，中国GDP总量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华为和中兴也成长为举足轻重的通信设备商，IT行业也是仅次于美国。于是，中国婉拒了美国方面的要求。
当时全球刚刚爆发金融危机，美国自己也捉襟见肘，救市还来不及，哪还有多余的资金做这个？英特尔折腾了半天，功败垂成，2010年宣布放弃。
美国宣布撤了，当初摇旗呐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傻眼了。
孤注一掷转向WiMax的加拿大北电，投资全都变成了沉没成本，再被经济危机一折腾，直接宣布破产。
中国台湾对WiMax跟得最紧，下注最大，结果也是最凄惨。
英特尔宣布退出后，中国台湾又独自在WiMax上苦撑了两年。2012年一盘账，发现六家运营商的WiMax用户加起来还没有15万，连中国大陆一个县的用户数都不如。更无奈的是监管机构已经把最好的高端频率都分给WiMax了，运营商想改道也不行，因为没有频率可以用。想让监管机构收回WiMax频段，重新分配给TD-LTE，但是效率极为低下，又得折腾好久。
台湾通信行业因此彻底大伤元气。不仅损失了500亿美元的投资，还毁掉了产业，浪费了时间，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
一连串国际国内博弈让人眼花缭乱，无数企业因为误判形势折戟沉沙，华为当年也被闪了腰。
任正非从长期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他认为在美国综合实力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肯定是要效仿三国时的刘备，“联吴（欧洲）抗曹（美国）”，这也是他1994年断言“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的根源。因此，任正非坚决地押宝欧洲的GSM，无线部门的主要研发资源都投入GSM中，只派了十几个人跟踪CDMA的技术趋势。
但是，博弈的复杂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任正非事先的估计。华为由于一连串决策失误，走到了三十年发展史上最危险的边缘。
(1)第一曲线：指的就是S曲线。
(2)第二曲线：由于S曲线最终会衰亡，因此企业必须在原有业务衰亡前开启新的S曲线，也就是第二曲线。
一、美欧两强的“楚汉相争”
华为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着程控交换机以及接入网的组合，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跃居中国电子工业百强榜首位。
这些成绩固然可喜，但也不宜过分高估。华为能够凭借这些业务迅速扩张，一方面当然是凭借着自身实力，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国际通信巨头并未在固话战场上恋战，而是将主要资源和精力转移到新兴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上。
换句话说，巨头们当时都忙着从第一曲线(1)（固话）跨越到第二曲线(2)（移动通信），第一曲线注定是要被“创造性毁灭”的，华为只是在巨头们后方空虚的形势下才获得阶段性胜利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胜利，正是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制造的“第一曲线陷阱”！
类似的事例，在中国产业发展史上也是屡见不鲜。20世纪90年代，国外视频设备厂家纷纷升级到DVD，将即将落后的VCD产能输出到中国，造就了以爱多VCD为代表的中国VCD产业，然而随着DVD大潮袭来，这些VCD厂家纷纷崩溃。中国的长虹、TCL在显像管彩电产业上曾经无比辉煌，但随着国外厂家升级到平板电视，惨剧再次发生。功能手机时代，中国涌现了如波导、夏新等手机厂家，后来也都销声匿迹。
追赶、落后，再追赶、再落后，先发国家利用第二曲线跃迁的时间差，一波又一波地摧毁并收割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这些国家保持着发达国家地位，连普通公司员工也可以轻松地享受高工资高福利。
华为凭借交换机的成功，只是完成了原始积累。华为能不能赶上国际同行跨越第二曲线的节奏，甚至做到先人一步跨越非连续性，掌握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才是能否称得上获得胜利的关键。直到5G时代，华为才算是做到这一切。
华为发展历程中最重大的挫折，就发生在从固话向无线通信跨越的过程中。这次跨越之所以艰难，其中固然有华为自身的因素，更牵扯到通信领域复杂的利益博弈。
前文说过，无线通信的1G时代是美国一家独大，2G时代，欧洲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从被美国长期占据优势的通信市场夺取了大量份额。
根本原因是，欧洲克服了自身一盘散沙不团结的弊病，通过长时间的卧薪尝胆，团结一致地率先推出GSM标准并商用。
美国虽然遭遇了挫折，但是因为过去过于辉煌，仍然处于自满的情绪中。
无线通信霸主摩托罗拉，可能受到了里根政府“星球大战”计划的影响，在1990年提出了充满科幻色彩的“铱星计划”，耗费巨资布设全球卫星通信系统，希望通过这一先进的通信系统对欧洲通信技术进行“降维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争夺通信标准的问题。
说它是降维打击，是因为摩托罗拉当时为了论证铱星计划的先进性，信心满满地提出了四维空间设计概念，分别从性能维、经济维、时间维和发展维论证了其成功的必然性。
然而，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因为过于超前，难以商业化而遭遇失败，已经发射的卫星转入低轨道自行烧毁。摩托罗拉花费数十亿美元，放了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烟花”，公司也因此元气大伤，留下了“技术超前太多成为先烈”的典型案例。
即使是在比较落地的民用通信标准方面，美国公司也一口气推出了三个标准相互打架。美国唯一有希望跟欧洲一争短长的CDMA标准，却又基本被高通公司一家所掌握。虽然理论上说，美国高通公司的CDMA标准能够提供比GSM更高的传输速率，但是在推广速度上不及GSM。在“规模就是王道”的通信市场，份额落后就意味着处处被动。
这一局面，也是如今高通公司依靠收取专利许可费这一盈利模式的直接原因。
欧洲的GSM通信标准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几个欧洲电信巨头形成联盟，联合开发，交叉授权，共同生产相应设备，共同做大产业。CDMA的主要专利却握在高通一个公司手里，高通公司只能自己生产网络设备和终端设备。这样一来，就更不会有其他厂家参与CDMA标准了，因为它们会认为高通是同业竞争对手，怕高通不会提供最新的芯片给它们。
于是在2000年，高通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将手机生产业务卖给日本京瓷公司（Kyocera），将网络设备业务卖给瑞典爱立信公司，高通专注于技术开发和授权以及半导体芯片。甚至芯片，高通也是只研发，由代工厂（主要是台积电）生产。于是高通与其他CDMA手机厂家就不再是竞争对手，而是它们的供应商。
但是，高通保留了全部的专利，日后基于这些专利的“高通税”成为高通利润的大头，所有选择与高通合作的厂家都成了它的“猎物”。也正是因为高通玩的这一手太狠，让大家心有余悸，后来者再难仿效高通的做法，马斯克只能选择开放所有电动车专利。否则单凭特斯拉一家公司，不可能在美国建成电动车产业。产业发展不起来，特斯拉所拥有的专利也就失去了意义。
欧洲厂商如诺基亚、阿尔卡特、爱立信、西门子当然支持欧洲的GSM，高通公司则不遗余力地推广CDMA，在北美（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韩国落地商用。
这就是美欧两强划分楚河汉界，其他国家只能选边站队！
由于通信网络不仅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还存在极其明显的路径依赖，也就是原先用什么技术标准，在升级时还会接着用后续标准，因此抢占标准的先机极为重要，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了。中日韩两边都押了注。但是日韩这两个国家人口加起来也就1.5亿，不能改变大局。中国人口超过10亿，基本上中国站哪边，哪边就相当于获得了胜利。
因此，美欧双方都把庞大的中国市场看作关键的胜负手。
二、3G生死局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入关谈判到了紧要关头，中国希望融入世界市场获得发展动能，但美国则是寄希望于通过接触，在中美合作中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把中国拉到CDMA阵营，是这一计划中的一部分。
1998年，原邮电部进行政企分家改革，同时中国联通从邮电系统中拆分出来。2000年，邮电又进一步拆分为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两家公司，分别运营移动业务和固话业务。此外还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小调整，形成三大（移动、联通、电信）和四小（卫通、网通、吉通、铁通）的七雄并立局面。
这种相当奇特的拆分方式，不是把市场份额横向拆分，同等分给几个公司，而是按照业务类型纵向划分，使得每一种类型业务尽可能地保留在同一个公司，以避免同质化竞争，保存实力。
最强实力的中国移动继续运营GSM业务，后来也确实不负众望，成为承载中国通信产业发展希望的脊梁。
在艰难的夹缝中，中国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实力，还成功地把自有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变成了与WCDMA、CDMA2000并列的全球3G的三大标准之一，为中国将来能够在4G和5G时代实现逆袭，保留了一丝希望的火种。
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其过程的精彩程度比起电影剧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TD-SCDMA虽然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其实也不是完全原创，其中一部分重要专利来自欧洲的一个老牌厂商——德国西门子。
20世纪90年代，正值3G标准形成期。西门子公司研发出了TD-CDMA技术，但是在竞争欧洲3G标准的过程中败下阵来。美国在2G时代就是因为同时搞出三个标准左右互搏，才让欧洲占了先机。欧洲人知道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西门子投入巨资研发的TD-CDMA就必须被放弃。但是西门子很纠结，前期投入的成本就这样打了水漂，很心疼。
当时西门子通信事业部3G研发团队中，有一个叫作李万林的中国人，他向西门子公司提了一个建议，既然这个技术留着一文不值，不如干脆卖给中国吧，好歹能收回点儿成本。
西门子的领导层认为这个建议十分合理，于是在李万林的牵线搭桥下，西门子将TD-CDMA技术专利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简称电信研究院）。电信研究院将来自西门子的技术以及自研的技术相结合，就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技术。由于发明专利从提交申请到专利授权，最快也要两三年，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积累专利的时间。
严格来说，西门子的TD-CDMA技术完成度并不高，在空口传输相关技术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因此才输给了爱立信和诺基亚的WCDMA。但电信研究院正好在智能天线方面有相当的研发积累，能够解决空口传输的问题。
中国其实早就谋划建立属于自己的通信标准。GSM以及根据GSM发展起来的WCDMA，以及美国的CDMA2000，都是基于频分双工（FDD），欧美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大量专利。中国要发展自己的通信标准，避开欧美的重重专利封锁，从原理上只剩下时分双工（TDD）可选。而TD-CDMA恰好就是TDD。
李万林这一看似简单的“建议”，对中国来说价值极高。他也因为这项贡献，入选《商务周刊》评选的“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经济最具影响的百名海归”。
1998年1月，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一次对中国通信业至关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中国3G标准应对策略。在会议上，来自全国高校的教授和研究院所，分别介绍了各自在3G技术研究方面的成果和观点，其中包括原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它的TD-SCDMA。
据一名参会专家事后回忆：“参加会议的有二三十人，争论得非常厉害，90%都持怀疑态度。人家怀疑是有道理的，国际标准从来都是外国人的天下，搞移动通信标准，成本非常高，难度非常大，我们国家没有这个先例，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
最后，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的宋直元一锤定音：“中国发展移动通信事业不能永远靠国外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第一次可能不会成功，但会留下宝贵的经验。我支持他们把TD-SCDMA提到国际上去。如果真失败了，我们也看作是一次胜利，一次中国人敢于创新的尝试，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不要小看这个提案，有了它，中国就有了在美欧争霸的局势下，进行博弈的筹码。
按照当时的形势，欧洲由于在2G的GSM上占据优势，已经使用GSM设备的运营商过渡到WCDMA，付出成本最低，因此到了3G时代，欧洲的WCDMA成为全球唯一通信标准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显然不能接受这一局面。
后来，经过一顿猛如虎的操作（各方的协商，中国代表的智慧和努力）之后，欧洲的WCDMA、美国的CDMA2000和中国的TD-SCDMA共同成为3G三大国际标准。在美欧争霸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四两拨千斤”，成为3G标准的拥有者之一。
三、功败垂成的WiMax
1998年12月，由欧洲的ETSI（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牵头，再加上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共七个电信标准组织（其中日本有两个）签署了《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协议》。
3GPP本质上就是各方谈判与妥协的机构。全球通信网络涉及那么多厂家、设备，而通信的特点又必须要制定统一标准（相当于说同一种语言），选用哪种技术标准，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利益，必须通过这样一种谈判和协调机制，才能进行下去。可以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通信领域的“联合国”。
3GPP已经对美国做出了重大妥协，但是美国人仍然不满意。仅仅3GPP成立两个月后，美国电信工业协会（TIA）又联合中国、日本、韩国的电信行业协会成立了一个叫作3GPP2的组织。别看3GPP和3GPP2名字上很像，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组织。互相之间没有归属关系，也没有继承关系。3GPP2基本就是高通一家独大。
美国的IT技术发达，超级公司众多。这帮IT大佬们认为，电信圈玩的那套不够高级。于是，2001年6月，英特尔、IBM、摩托罗拉联合北电，以及北美的其他一些运营商正式提出WiMax技术。
可以简单将WiMax理解为Wi-Fi的MAX版，普通Wi-Fi一般能够传送几百米，WiMax的无线传输范围能够达到50公里，比3G基站覆盖范围还要大得多，只要少数基站建设就能实现全城覆盖。而且传输速度理论上能够达到3G技术的30倍，几乎赶上了后来的4G，因此当时也被称作3.5G。
为了给WiMax造势，英特尔大言不惭地宣称WiMax芯片将比传统3G芯片便宜10倍。这下美国政府也激动了，因为这是将欧洲彻底战胜的契机。
1999年1月1日，酝酿许久的欧盟统一货币欧元正式发行，这是继1993年欧盟诞生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历史事件。欧元的诞生对于美元的全球金融霸权造成了严重威胁，显露出欧盟要与美国在各方面进行分庭抗礼的野心。
欧盟能够走得这么激进，跟此前一连串举动进行得比较顺利有关，特别是2G通信时代，欧洲GSM标准取得辉煌胜利，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强烈反弹，使得欧洲误判了美国维护自身霸权的决心。
在欧元诞生后仅三个月，美国和北约就挑起了科索沃战争，并制造了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引发中国举国沸腾。战争开始前，欧元与美元比值为1∶1.07，战争结束时，欧元直线下跌30%，0.82美元兑换1欧元，雄心勃勃的欧盟劈头被泼了一盆凉水。
把欧元打贬值只是开始，美国的盘算是要把欧洲彻底收服。小布什政府借着“9·11事件”大举进军中东，其实“醉翁之意”在欧洲。欧洲的通信技术还有点儿家底，但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完全无招架之力。
美国政府决定支持WiMax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距离提交3G标准截止时间已经过了9年，距离3G标准最终确定也过了7年。相当于奥运会比完了，奖牌都发了，突然来个选手说要加赛。
这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却把它搞定了。于是国际电信联盟硬是召开了专题会议，把WiMax接纳为第四个3G国际电信标准。
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时间风起云涌，加拿大自不必说，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部署了WiMax。WiMax把欧洲搞得很紧张。WiMax要搞成了，欧洲就太被动了，因为WiMax是基于IT技术的通信标准，欧洲完全没有够分量的IT巨头与之抗衡。诺基亚的高管当时就站出来公开批评WiMax，英特尔也被惹恼了，两边隔空吵得不亦乐乎。整个行业里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大家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
掀起偌大风浪的WiMax最终还是失败了，如今连个水花也没剩下。造成WiMax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高通这个“自己人”，关键时刻从背后捅了英特尔致命一刀。
WiMax虽然和CDMA2000都来自美国，但是两者之间毫无关系，而且背后的公司还是竞争对手。高通视北美通信市场为“禁脔”，英特尔也是“自己吃肉不让别人喝汤”的作风，原本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罢了，如今这么做是要颠覆高通整个价值网的节奏。
高通在传统通信领域有很多既得利益，三大3G标准（WCDMA、CDMA2000、TD-SCDMA）都是基于它的CDMA技术（程度不同而已），高通因此可以躺着收钱。如果传统3G技术被WiMax取代，利益受损最大的将是高通。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希望看到WiMax倒台的，不是别人，正是高通。
当和WiMax联盟的谈判失败后，高通立即高调宣布它所有的芯片都不支持WiMax，而英特尔也因为心智模式束缚太厉害，认为未来还是电脑的天下，手机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完全没有预见到智能手机的崛起，所以根本没有重点发展手机芯片。
智能手机发展起来后，让英特尔陷入窘境的，也是一家美国公司，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苹果公司，它对英特尔以及WiMax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补刀”。这就是熊彼特所谓“创造性毁灭”的最生动的案例。
英特尔虽然是IT芯片霸主，但是在无线传输方面还是经验尚浅。它到现在都连基带芯片还没搞明白呢，十年前就更不必说了。于是WiMax面临无芯可用的尴尬境地。网络设施跟不上，芯片供应跟不上，产业链发展严重不足，WiMax的使用体验非常差，WiMax阵营开始瓦解了。
不仅如此，高通公司还收购了弗拉林公司的一堆OFDM专利。当时许多人都质疑高通公司的动机，因为OFDM技术是WiMax的一项关键技术，如果高通借着这些专利跟英特尔打专利诉讼，也足以让英特尔焦头烂额。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的态度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中国全力支持WiMax的话，以中国的市场容量，说不定还能翻盘。但是，这时的中国更从容，更自信。经过高速发展，中国GDP总量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华为和中兴也成长为举足轻重的通信设备商，IT行业也是仅次于美国。于是，中国婉拒了美国方面的要求。
当时全球刚刚爆发金融危机，美国自己也捉襟见肘，救市还来不及，哪还有多余的资金做这个？英特尔折腾了半天，功败垂成，2010年宣布放弃。
美国宣布撤了，当初摇旗呐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傻眼了。
孤注一掷转向WiMax的加拿大北电，投资全都变成了沉没成本，再被经济危机一折腾，直接宣布破产。
中国台湾对WiMax跟得最紧，下注最大，结果也是最凄惨。
英特尔宣布退出后，中国台湾又独自在WiMax上苦撑了两年。2012年一盘账，发现六家运营商的WiMax用户加起来还没有15万，连中国大陆一个县的用户数都不如。更无奈的是监管机构已经把最好的高端频率都分给WiMax了，运营商想改道也不行，因为没有频率可以用。想让监管机构收回WiMax频段，重新分配给TD-LTE，但是效率极为低下，又得折腾好久。
台湾通信行业因此彻底大伤元气。不仅损失了500亿美元的投资，还毁掉了产业，浪费了时间，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
一连串国际国内博弈让人眼花缭乱，无数企业因为误判形势折戟沉沙，华为当年也被闪了腰。
任正非从长期战略的角度思考问题，他认为在美国综合实力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肯定是要效仿三国时的刘备，“联吴（欧洲）抗曹（美国）”，这也是他1994年断言“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的根源。因此，任正非坚决地押宝欧洲的GSM，无线部门的主要研发资源都投入GSM中，只派了十几个人跟踪CDMA的技术趋势。
但是，博弈的复杂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任正非事先的估计。华为由于一连串决策失误，走到了三十年发展史上最危险的边缘。
(1)第一曲线：指的就是S曲线。
(2)第二曲线：由于S曲线最终会衰亡，因此企业必须在原有业务衰亡前开启新的S曲线，也就是第二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