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一提起道家，都是老庄并称，但这也是慢慢变化来的。在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会大搞文化沙龙，又随着政治空气的窒息，关注时政的黄老之学逐渐滑向了谈虚论玄，道家便由“外王”转向了“内圣”，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
所谓黄老，就是黄帝和老子。在战国时代，齐威王一件青铜器的铭文里，就有了“高祖黄帝，迩嗣桓文”的字样，表示远则学习黄帝，近则学习齐桓公和晋文公，要做一番事业出来，这说明齐国在这时候已经把黄帝纳入本国的信史系统了。齐威王要学习黄帝，应该就是要以黄老之术治国吧？
齐国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诸侯国了，本来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从来没说过黄帝是自家祖先，怎么过了几百年，到了齐威王的时代，突然追尊起黄帝来了呢？——这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意图。《庄子》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齐威王一家真正就是齐国的窃国大盗。
齐国的国君本来都是姜太公的子孙，都姓姜，传到齐桓公这一辈上，收留了一位来自陈国的政治流亡分子，叫作陈完。陈完在齐国做了一个叫作工正的小官，从此就扎根落户了，并且改了姓氏，改陈为田（那时候陈、田同音）。
田家（陈家）在齐国越来越发达，一连几代人都很懂得邀买人心，终于顺利地篡了位，国号虽然还叫齐国，但已经不是原先的姜齐，而是新的田齐了。
篡位的人自然急于给自己正名，齐威王追尊黄帝，这就神化了自己的血统，讲话的时候腰板也就硬了。
田家在没篡位之前，一个重要的邀买人心的手段就是广招门客，为此很舍得下本钱。到了篡位之后，一般人的思路都会是这样的：靠什么夺的权，就得防范别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夺我的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田家人自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很聪明，疏而不堵，搞起了一座稷下学宫，广招天下人才，给予很宽松的学术环境和优渥的待遇。这就等于把原先招揽门客的手段国有化了，使之从私人行为变成了国家行为，就算国内再有谁想使这招，也折腾不起来了。
严格意义上说，有了稷下学宫，才有了百家争鸣。
《史记》所载的黄老一派，大多是稷下的学者，所以他们把学术渊源追溯到黄帝身上，恐怕也有一定的政治投机色彩。诸子百家之学兴盛于战国时代，最后一枝独秀、压倒群芳的，正是这个黄老之学。
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看到黄帝的学说（哪怕只是名义上的）是不是感觉很亲近呢？而且这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有了黄帝的学问，是不是也有炎帝的学问呢？
这个问题并不荒谬，因为答案居然是肯定的。《淮南子·修务》说过：世俗之人大多尊古而贱今，所以理论家们往往把自己那套东西说成是神农、黄帝的学问。而乱世里的那些愚昧的君王竟然很吃这一套。
这实在也是人之常情，奉炎黄为祖师爷至少比奉安徒生要好，至少神话的国度要好过童话的国度。
黄帝越来越深入人心，不但变得越来越真实，“法力”也越来越强大了。1995年，一座东汉的早期墓葬里出土一枚印章，上面的文字相当骇人：黄帝神印。当然这不会真是黄帝的名章，而是早期道教徒的一种法器——他们最典型的印章是“天帝使者”，道士们靠这个来给人们消灾解难。
这些做法，不要说古代，今天也是一样，尤其是用来糊弄老百姓。比如这两年很红的《黄帝内经》，真有电视片把黄帝当成历史人物来拍了，黄帝和大臣们讨论医道，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尾，记叙文六要素一应俱全，比事实更确凿，比真理更正确。
《黄帝内经》自然是托名黄帝的，成书之晚，很可能还在汉武帝以后，正是诞生于全部中国历史上最迷信的一个时代，那些五行八卦什么的，汉朝人自己就扯得很乱。不过，《黄帝内经》这部书也许是出淤泥而不染吧，曲黎敏教授就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把它誉为“一部关于天地宇宙、生命现象的伟大著作”。但我还是更赞许张其成教授的一个小心翼翼的定位：“它是一部具有人文科学特色的医学著作，它创造了一个以人文科学为特征的医学体系。”也许是我理解得太狭隘了，但我实在觉得“人文科学”这个词用得很出彩。
《黄帝内经》里边有不少道家的内容——“医易同源”是一种很流行的谬说，还有一种近似的说法是“医道同源”。清代词人纳兰容若曾讲：以一种药物医治一切病症，这就叫道；以许多药物合起来治疗一种疾病，这就叫医。医术是由轩辕和岐伯发明的，这两位都是神仙，所以说医术是道的余绪。（《渌水亭杂识》）
《黄帝内经》看上去确实很像“道的余绪”，但这些“余绪”并不属于黄老之学。后者的线索要到《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道家作品里去找，诸如《黄帝四经》《黄帝铭》之类的。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同时还发现了四种古代逸书，即《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唐兰先生以为这就是《黄帝四经》。这个考证虽然没有成为定论，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四部书就是黄老一派的作品。白奚先生考证，《黄帝四经》就是对《老子》之学的继承和发挥。（《稷下学研究》）至于黄老之学的渊源到底在齐还是在楚，现在应该还算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黄老之学，在“内圣外王”里尤其重于“外王”。司马谈（司马迁的父亲）曾经论述当时六大学派的要旨，其中对于道家，冯友兰先生复述说：“这一家的人把它的形而上学和社会哲学围绕着一个概念集中起来，那就是‘无’，也就是‘道’。‘道’集中于个体之中，作为人的自然德性，这就是‘德’，翻译成英文的virtue（德），最好解释为内在于任何个体事物之中的power（力）。这一家，司马谈叫作‘道德家’，后来简称‘道家’。”（《中国哲学简史》）
这段话很有些问题。若从近现代看，第一个用西方现代术语阐释“道”的中国学者应该是胡适，他是从宇宙论上来做解释的，而冯友兰紧随其后，在同样的西学背景下以“无”释“道”，做了一个哲学本体论的解释。汤用彤先生还分辩过这两个方向，认为《老子》哲学本身是宇宙论的，而本体论则是王弼构建出来的。这个说法无论对错，至少说明了一个很要紧的事实：从本体论意义上大谈《老子》之“无”，把它作为本体，这是从王弼兴起来的，大约已是《老子》之后七个世纪的事情了。
现在看来，冯友兰先生的解释应该就是根源于我在前文讲过的那个《老子》衍文的错误，他从通行本《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