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三章讲过，在这一次的生死抉择中，最终华为成功“飞渡”，实现
第三章讲过，在这一次的生死抉择中，最终华为成功“飞渡”，实现了一次性流片成功。1991年，华为首颗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ASIC诞生了。这是华为芯片事业的起点，慢慢才有后续的十万门级、百万门级、千万门级ASIC芯片。没钱的时候，就体现出任正非的魄力了。
当时华为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任正非不惜借高利贷投入研发。
此时的华为完全是在低谷里垂死挣扎，费尽全力开发出来的JK1000刚一问世就面临技术被淘汰的窘境。任正非又孤注一掷地开始了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的研发，这就需要用到自己研发的芯片了。旧的项目没有带来利润，新的项目又投进去几百万元，华为的现金流迅速陷入困境。
老板愁，工程师也愁。华为对于数字程控技术压根就没有积累，大家都是硬着头皮现学现卖，技术问题终日不断。
任正非没办法，收起愁容，每天晚上9点，都会提着一个大篮子，装着面包和牛奶，前来劳军。他告诉众人：“十年后，华为要和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
大家对老板画的饼一笑置之，然后继续埋头干活。所有人都明白，华为的身家性命都绑在C&C08身上了。大家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
为了加快研发速度，徐文伟领导的器件室挖来了一个牛人，他就是无锡华晶电子集团公司中央研究所从事芯片设计的李征。
华晶是国家集成电路908工程中最重要的项目，培养了很多国产芯片工程师，也可以说华晶是中国人芯片工程师的黄埔军校。
要设计芯片，必须要EDA工具，李征曾参与过20世纪末为打破禁运，由国家牵头的国产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的开发，并先后在工作站和PC上开发成功。西方国家一看再封锁下去没有意义了，立刻解除了出口禁令。
这就是西方大国的博弈之道：
首先对你封锁，将你限制在一穷二白的境地，卡你脖子，让你永远有求于他；一旦压不住，就马上张开怀抱，吸纳你进入他们的阵营，他们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任你使用。热情的表象后面，动机是要把你的产品扼杀在幼年期。
自从西方的EDA传入中国，国产EDA的发展就很缓慢了。国产亿次机和光传输设备等，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出口禁令解除之后，李征被派去美国学习西方EDA的使用和芯片设计，改行做了芯片设计师，随后加入华为。
当年，任正非咬着牙，再借高利贷，花大价钱买来了西方的EDA设计系统，从此有了自己的EDA设计平台，不用再委托香港公司了。
从这里也能看出，那些攻击华为的西方公司显然不了解中国国情，华为真的是九死一生走过来的，华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1000次死亡，只是值得庆幸的是，任正非和华为1001次地站了起来。
1993年，华为用自己的EDA设计的ASIC芯片问世，成功实现了数字交换机的核心功能——无阻塞时隙交换功能。徐文伟给它取了名字叫“SD509”，这是华为星空的一颗恒星，从此华为群星闪烁。
自己设计芯片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成本大大降低，每片成本基本能控制在15美元以下，如果直接采购国外厂商的芯片组，则成本超过100美元，甚至200美元。C&C08程控交换机就受益于SD509，采用SD509的A型机更加紧凑美观，更以同类产品一半的价格迅速进入农村市场！
C&C08是华为研发史上的里程碑，自研芯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华为也因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994年，C&C08销售达到8亿元，1995年达到15亿元，到2003年，累计销售额达到千亿元，成为行内的主流机型，也是全球销售量最大的交换机机型。
有了“大徐”漂亮的开场，华为再接再厉，后来又开发了更加牛的SA506芯片。自家有了“芯”，底气十足，海量出货的交换机和接入网产品不仅集成度更高，价格还敢比竞争对手低上一大截。
在窄带数字程控交换机领域，华为终于坐上了世界第一的交椅，实现了任正非多年前的宏愿：“我们以后要将上海贝尔远远甩在后面，要追上AT&T！”
不过，企业一大，问题就多，尤其是初创时期的华为，研发力量分散，资源重复浪费，没法形成合力。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搞着搞着他们就发现，前面没路了。一段时间内，“救火队员”甚至比项目经理还受欢迎。
1995年3月，华为的“二号首长”即总工郑宝用意识到这个问题，把各业务部抽出来，成立了中央研究部，开始研发方面的规模化、集中化管理。中研部下设基础研究、无线、交换机、智能等业务部，其中基础研究部主要负责华为的芯片研发，李征任总工。
这个部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通信系统做芯片，用任老板的话说叫“为主航道保驾护航”。后来大名鼎鼎的海思和麒麟芯片，就是出自这个部门。
此后，华为研发力量的分配和管理更加合理，实力大大增强。而基础研究部也伴随着华为的腾飞进入发展快车道。
华为开始大批量招纳人才。当年徐直军负责面试，他是人狠话不多，见面就问一个问题：“你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
很多钢铁直男都斩钉截铁地说：“逻辑思维！”他把桌子一敲：“那好，通过！”所以，大家一度认为这个是标准答案。可是后来，有新入职的同事说，徐直军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是“形象思维”，徐直军的反应依然是把桌子一敲：“那好，通过！”后来大家才知道，当时华为疯狂扩张，急缺人才，只要应聘者是电子专业毕业的，华为来者不拒。
三年后，华为的芯片设计工程师已超过300多名，先后研发了包括模拟电路SA系列、数字电路SD系列、厚膜电路SD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芯片，涵盖程控交换机、光传输及WCDMA基站等多项核心技术。
凭借巨大的成本优势和多年的技术积累，华为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开始逐步扩大在国内交换机市场的份额，王者气象初露峥嵘。
1997年，任正非带队去了美国，所到之处，虚心学习，并写下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这篇文章。在他心中，一个企业只有虚怀若谷，不带成见，不坐井观天，不随身把那个“井”带到世界各地，不盲目自大，把全世界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这个公司才有可能成长为伟大的公司。
这段时间任正非春风得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干啥成啥，他非常高兴，经常带着客人参观EDA实验室。EDA设计时，等结果有时要等很久，年轻的开发工程师百无聊赖之际，就玩玩挖地雷。
有一次，他们挖得正爽时，被任正非撞见了。这些设备可是任正非的命根子，他非常担心地问：“你们玩游戏，不怕电脑得病毒吗？”
我的老天爷啊，Windows系统自带的挖地雷游戏，和中病毒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三年一个代沟，那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和任正非之间跨了十几个代沟吧！所以他们一脸石化坐在那里，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解释。
后来，不知道哪个有才的家伙在门口贴了张字条：“开发重地，闲人免入。”从此，任正非带客人来参观时就只在玻璃窗外指指戳戳，看着工程师们专心致志，一副很投入的样子；里面的人也就放心地挖地雷，大摆地雷阵，双方皆大欢喜。
销售员黄灿还经历过一件往事。某日，邮电部一位处长访问华为，当时公司所在的办公楼楼下排队买股票的人挤满了整条街，熙熙攘攘，蔚为壮观。楼上华为做开发的年轻人却平心静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小电路。
这位处长感慨道：“如果华为这样的企业不能成功，天理难容！”
所以，回顾历史，我们要记得华为草创初期的这些拓荒英雄，比如“大徐”徐文伟。刘平在《华为往事》一文中这样评价徐文伟：
基础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徐文伟，基础业务部主要是研究芯片设计的。徐文伟是研发部资格最老的领导了，模拟交换机JK1000开发的时候就是项目经理，后来又担任过无线业务部总经理、预研部的总裁。但他没有参与C&C08的开发，所以在中研部一直是千年老二。有一段时间相当不得志。不过他的性格很好，无论什么情况都处之泰然。
郑宝用和李一男等人，不论在华为内部还是外部，知名度都远远超过徐文伟。但如果站在华为历史的长河里，你会发现，徐文伟等人扎扎实实做的基础芯片技术，奠定了华为后来成功的基石。
这两年大热的海思总裁何庭波，是这个部门的后起之秀，大徐是他们的前辈。
当年在老总穷得连一条真牛皮腰带都买不起的情况下，徐文伟他们穿着大裤衩，义无反顾地跟着华为往前一起冲锋，让人非常感慨。就像一个姑娘在小伙子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嫁给他，两个人一起奋斗，最后成功了，这是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创业历程波澜壮阔，诞生了像京东、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知名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有的是科班出身，有的是半路出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互联网行业是一个草根可以逆袭的行业。只要选准了赛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风来，风一来，就是头猪也能飞起来。
但是芯片行业完全不一样，因为它高度专业化，外行根本干不下去，从业者几乎都是科班出身。20世纪90年代初，是全球电子行业的黄金时期，清华大学等知名大学电子专业的毕业生特别受欢迎，是香饽饽，只不过他们去的那些大而知名的企业有可能是一个黄金铸造的“监狱”，促进了人的才智发展，却束缚了他们的勇气，最后让他们和体制融为一体。
很多名校毕业生去了微软、谷歌，都在干一些整理表格的工作，男生被称为“表哥”，女生被称为“表妹”，时间一久，再想到自由的世界里去闯荡，勇气都没了。
但恰恰是不少二流重点大学，像东北大学、华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没有这些负担，学校所在地也没有什么好工作，毕业生们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孔雀东南飞。到了深圳，这些人迎头就碰到了华为。
当时华为招聘有两个特点：第一，开的价钱高；第二，员工得玩命干。这正是年轻人需要的，年轻人不怕吃苦，就怕钱给得少，华为成了那个时期的“香饽饽”。
因为通信行业的专业性，任正非先生一再强调，板凳要坐十年冷，要几十年冲一个城墙口冲锋，不要靠机会主义。
有一次，任正非接受采访的时候，提了个条件，说：“采访我可以，但是采访的主题我说了算，我要谈基础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老师。我们这个国家，盖那么多大楼有什么用？大楼本身有知识吗？有文化吗？有文明吗？钢筋混凝土而已。有那些钱不如给老师，钱给多了，自然优秀的人才就被吸引到这个行业里去，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兴旺发达。”
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的时候喜欢讨巧。为什么很多商界人物去做房地产？因为技术含量低，来钱快。这块地今年拿了1个亿，房子没盖完，地已经升到10个亿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喜欢做高利息的金融？因为来钱快，“人血馒头”好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风气，比如我们读书时爱学校，校风好，大家都认真学习，这是一种导向。如果不讲过程，不讲手段，只讲结果，可以走捷径打小抄，谁还愿意去走艰难的道路获得成功呢？
任正非在互联网暴发时不做，后来可以在资本运作暴发时做也不做，从来不为诱惑所打动。他说，华为要做傻傻的乌龟，不做聪明的兔子，像阿甘一样，那么单纯和专注，做自己人生的事业。所以，华为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讲是价值观的成功。
当年美国之行，给了任正非很大收获，他发现信息产业领域的一个规律：再大的公司，可能都会分分钟死在一个项目上。
所以，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便如此，华为依然没能避免失误，任正非的战略方向罕见地出现过错误。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任正非三大失误：错过了小灵通的暴利期，GSM业务押宝失误，拒绝做手机。
2001年任正非母亲车祸去世，这对任正非打击极大，令他非常痛苦。这个令人心碎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华为曾经发布的一部广告宣传片《梦想成真》（Dream It Possible）。
这部宣传片讲了一个励志感人的故事，女主角安娜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她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梦想。但是，从小带她走进音乐殿堂的祖父，就在这个时刻，看着视频中孙女梦想成真，大众的欢呼响起的时候，老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广告片是任正非的人生投影。当他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那个节衣缩食带他艰难成长的亲人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可以想见他是多么痛苦。
就在任正非承受至亲去世的巨大痛苦时，华为又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大事——美国思科突然发难。2003年1月24日，思科对华为的世纪诉讼终于开场。他们特意选择了春节期间对华为发起诉讼，制造紧张的气氛。
经过思科诉讼拉锯战，任正非意识到，华为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美国人不会善罢甘休，可能会在各方面对华为围追堵截。为了避免这个冲突，华为高层在激烈的争论和犹豫中，想出来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能不能给华为戴顶“牛仔帽”？
华为高层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把华为卖给美国的摩托罗拉，作价100亿美元，时任摩托罗拉董事长的小高尔文也非常看好华为，双方一拍即合，收购合同迅速签订，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
双方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乒乓球，等待批准。在这个过程中，摩托罗拉董事会换届，小高尔文黯然去职，新任董事长比较短视，拒绝了这项收购。
消息传来，华为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任正非最后下定决心，不再动议戴“牛仔帽”的事情。
这是华为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决策。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华为曾经只差一点点就要卖给美国的摩托罗拉了。
至于华为卖掉之后再做什么生意，当时任正非想了两条新路：一是把洛阳等地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厂全部收购，造更好的拖拉机；第二，绝大多数人继续做通信行业，戴着摩托罗拉的“帽子”，可以打遍全世界。
收购失败，任正非心里十分清楚，华为未来的对手一定是美国。他告诉华为的高管，这次合作没有成功，但华为迟早要与美国相遇，那么华为就要准备好和美国在“山顶”交锋。
这个山顶就是通信技术的珠穆朗玛峰，美国人从南坡登顶，我们从北坡登顶。现在双方都在拼命爬坡，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爬到山顶，但我们决不会“拼刺刀”，而是拥抱双方，庆祝我们为人类信息服务技术胜利大会师。华为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准备，山顶是极限环境，未来也不排除有极限事件发生。
2012年，任正非在实验室干部与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备胎”论断：
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地，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地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2019年5月，美国宣布将华为加入管制“实体名单”后，任正非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华为不需要美国撤销实体清单，实体清单永远保留好了，没有美国，华为也可以生存得很好。但是华为仍然会拥抱全球化的，美国公司供应器件，华为欢迎；如果美国不供应，华为也能生存下来。
十几年前，任正非就看到了今天要发生的事情，读史早知今日事，人和人最大的差距就在于视野和思维的深度。
任正非的思维真的如高山一样刺破苍穹，如大海一样深邃，汇流万川。
他的身上完全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的苟且，没有官商勾结，他是一个追逐太阳和明天的企业家。
意识到华为和美国终有一战，任正非开始以惊人的洞察力进行布局。
这个时候，任正非把眼光投向了一个人，她就是何庭波。未来的日子里，这个人隐身幕后，默默地为华为铸造金钟罩。
有人问，何庭波是谁？一看就是不看新闻不关心时事的人。在何庭波的努力之下，“备胎”这个悲摧的词汇现在已经成为高光的褒义词。
2019年，美国对华为下达管制令的第三天，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深夜发了一封致全体员工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海思全体同事们：
此刻，估计您已得知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的实体名单（entity list）。
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数千个日夜中，我们星夜兼程，艰苦前行。华为的产品领域是如此广阔，所用技术与器件是如此多元，面对数以千计的科技难题，我们无数次失败过，困惑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
后来的年头里，当我们逐步走出迷茫，看到希望，又难免一丝丝失落和不甘，担心许多芯片永远不会被启用，成为一直压在保密柜里面的备胎。
今天，命运的年轮转到这个极限而黑暗的时刻，超级大国毫不留情地中断全球合作的技术与产业体系，做出了最疯狂的决定，在毫无依据的条件下，把华为公司放入了实体名单。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间兑现为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是的，这些努力，已经连成一片，挽狂澜于既倒，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今天，这个至暗的日子，是每一位海思的平凡儿女成为时代英雄的日子！
华为立志，将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我们仍将如此。今后，为实现这一理想，我们不仅要保持开放创新，更要实现科技自立！今后的路，不会再有另一个十年来打造备胎然后再换胎了，缓冲区已经消失，每一个新产品一出生，将必须同步“科技自立”的方案。
前路更为艰辛，我们将以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极限施压下挺直脊梁，奋力前行！滔天巨浪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铸造诺亚方舟。
何庭波2019年5月17日凌晨
应该说，在此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谁是何庭波，一夜之间，何庭波名满天下，她是华为海思的领导人。
就在是2003年摩托罗拉收购华为失败后，任正非以超前的眼光，将一项前所未有的重担交给了这位业界少见的女性工程师。
何庭波是一个湘妹子。她在湖南师范大学附中完成了她的初、高中学业。1987年从师大附中毕业后，何庭波进入北京邮电大学学习，学习半导体物理专业，最终获得硕士学位。
与那个时代许多赶时髦的女孩不同，何庭波最大的心愿是当工程师。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信与半导体产业尚处在萌芽期，华为是何庭波实现人生理想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1996年，何庭波从北邮硕士毕业，成为华为的一名工程师。那个时候，估计徐直军也问过她：“你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反正不管答案是哪个，他最后都是一拍桌子说：“好，就你了，来吧。”
1996年，对于何庭波和华为都是一个幸运的年份。华为以自有知识产权芯片为基础，交换机大卖，熬过了“不成功就跳楼”的艰苦岁月。光通信设备这一新业务，在当时被寄予了厚望。
何庭波到华为后，被分派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设计光通信芯片。
在以狼性精神主导的华为，何庭波这样一个柔弱女子要想出类拔萃，没有一股子拼劲儿是万万不能的。
当时，华为开发高手高戟负责产品开发，何庭波负责芯片设计。由于需要共用一套仪表，两人经常争抢设备。后来高戟升任华为路由器与电信产品线总裁，他回忆道：“为了显示绅士风度，我每次都会让着她，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最终，两人定下一个“君子协定”：白天何庭波使用，晚上高戟使用。
而当时何庭波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工作地点的不确定。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展，对员工跨地区的工作能力提出了要求。就在何庭波进入华为两年后，无线业务成为公司重点。何庭波被委以重任，一个人前往上海组建无线芯片团队，从事3G芯片研发。几年后，她又被调往硅谷，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也是在那里，她目睹了中美两国在芯片设计上的巨大差距，为日后海思大规模引进海外人才埋下了伏笔。这几年的奔波虽然辛苦，却让何庭波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她的职位一路晋升，从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基础上研分部部长到中研基础部总监。
2003年摩托罗拉并购案失败后，华为集团高层下定决心，不要那顶牛仔帽了，要自己干。
有一天，任正非找到何庭波，交给她一项任务：“给你两万人，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做自己的芯片，一定要站起来！”
集中优势兵力，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这是任正非和华为一贯的打法。当时整个华为只有3万人，每年的研发预算不到10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投入研发芯片把何庭波“吓坏”了。但是任正非决心已定，华为就是要大力研发芯片。
2004年，海思正式成立。
多年后，任正非说，华为坚持做系统、做芯片，是为了在“别人断我们粮”的时候有备份系统能用上。从今天的视角往回看，任正非的预见性令人震惊。
虽然有人才，有资金，更有老板的支持，但海思的起步异常艰难，甚至一开始连定位也不清晰，几乎是一事无成，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大家都觉得，两万个工程师，一年4亿美元的投入啊，根据当时的汇率，怎么着每年也是30多亿人民币，这些钱连接起来，能绕地球十几圈，怎么会一事无成啊？
其实，芯片研制领域是极少数玩家的乐园和深渊，绝大多数公司根本不具备实力。我举个例子。制造芯片的光刻机，其精度决定了芯片性能的上限。在2016年“十二五”科技成就展览上，中国生产的最好的光刻机加工精度是90纳米。这相当于2004年上市的奔腾四CPU的水准。而此时国外的光刻机精度已经做到了十几纳米。光刻机里有两个同步运动的工件台，一个载底片，另一个载胶片，两者须始终同步，误差在2纳米以下。两个工作台由静到动，加速度跟导弹发射差不多。在工作时，这两个工作台相当于两架大飞机从起飞到降落，始终齐头并进，在这个过程中，一架飞机上伸出一把刀，在另一架飞机的米粒上刻字，而且不能刻坏。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连“两弹一星”都造出来了，还造不出来芯片？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以举国之力，一定会造出来芯片，并且确实造出来了，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问题：造“两弹一星”需要考虑成本吗？
“两弹一星”作为战略性威慑武器，只要我们有了，就达到了战略威慑的目的，所以花多少钱都可以，但是芯片作为民用品，是不能用这个逻辑去考虑的。
民用科技产品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先进，另一个是便宜。芯片制造领域是赢者通吃的领域，最好的产品一般都是既先进又便宜，因为它的技术领先，采购量大，所以价格也能降下来。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导致了优胜劣汰，也导致了军工产品逻辑在民用市场上失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许多军工企业倒闭或者破产，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继续来说芯片，在开始的两年里，海思团队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不得要领。
直到2006年前后，联发科在业内首创交钥匙（Turnkey）工程，将手机主要功能集成在一颗芯片上，大大降低了造手机的难度。山寨机迅即在全国泛滥，联发科也从一家DVD小厂一跃成为比肩高通的芯片制造商。受此启发，海思开始着手打造自己的Turnkey方案。
芯片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难度大，研发周期长，没有捷径可循。
何庭波对此心知肚明，每当员工士气低落时，她总是给他们打气：“做得慢没关系，做得不好也没关系，只要有时间，海思总有出头的一天。”
尽管如此，海思起步时的艰难曲折还是超乎她的想象。据华为“老兵”戴辉介绍，任正非当初曾给海思定下目标：三年内，招聘2000人，外销40亿元。结果，招聘2000人的第一个目标很快就完成了，外销40亿的第二个目标遥遥无期。可见花钱和挣钱是完全不同的事，花钱如流水，挣钱如结冰。
事实上，最初三年，海思除了在数据卡、机顶盒、视频编解码芯片上小有斩获外，几乎颗粒无收。核心的手机芯片研发进展缓慢，直到2009年海思才发布了第一款手机应用处理器K3V1。
K3是登山界对喀喇昆仑第三高峰布洛阿特峰的编码。但这个名字不仅没能给海思带来好运，反而见证了其跌倒。由于产品定位不准确，对手机设计公司有一定的技术要求，销售策略失当，操作系统更选了Windows Mobile，K3V1从一开始就处境困难，甚至被自家手机厂弃用。
无奈之下，海思只好找山寨厂家合作，此举极大伤害了华为的品牌价值。最终，K3V1以惨败收场。这让华为高层深刻意识到：芯片要突破，离不开母厂的支持！比如，高通有万千手机厂扛鼎，苹果和三星这两大手机巨头都使用自家的芯片。于是，华为整合了芯片和终端业务。
在之前芯片研发工作停滞阶段，华为欧洲研发负责人王劲被紧急调回上海，开始研发移动通信的核心器件——基带处理器。王劲被认作在华为研发工作中“最能啃硬骨头”的人，他与队友们奋战近千个昼夜，于2010年初推出了首款支持TD-LTE的基带芯片——巴龙700。这款基带处理器的研发成功，象征着华为打破了高通对基带处理器的垄断。
之后，海思团队在何庭波的领衔下，继续向芯片领域更高的雪山挺进。曾经的Windows Mobile被弃用，代之以安卓系统，芯片架构也换成最流行的ARM。在一次次反复的测试和改进后，2012年8月，K3V2横空出世，并且第一次在华为手机上使用。华为对K3V2寄予厚望，把这款芯片用在自己的多款旗舰机上。K3V2是2012年业界体积最小的四核A9架构处理器，采用TSMC 40纳米工艺制造，算得上一款比较成熟的产品，但与高通、三星的28纳米工艺相比，K3V2仍有不小的差距，搭载K3V2的华为手机的用户体验不够好。首款搭载K3V2芯片的D1四核手机，因为发热量大，被网友戏称为“暖手宝”。各种兼容性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以致研发人员不得不加班加点，从软件层面来弥补芯片上的漏洞。
更要命的是，在投入使用后两年时间内，K3V2没有升级换代，导致华为之后陆续发布的D2、P2、Mate1、P6等一系列手机一直沿用老款芯片。市场上，“万年海思”的调侃盛极一时。
不少人甚至幸灾乐祸，认为这就是华为挑战高通和苹果的结果。这个时候，何庭波特别苦闷和无助，她不知道这个团队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危急时刻，任正非站出来说：“（芯片）暂时没有用，也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我们不是几百亿美元的损失，而是几千亿美元的损失。我们公司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掉的。”
关键时刻，任正非为华为内部的争论画上了句号。所以，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任何时候，企业负责人的眼界和视野，对企业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有了任正非的肯定和坚持，面对外界排山倒海般的质疑，海思内部变得出奇的安静，只有实验室里的灯火彻夜通明。这灯火只为了关键时刻的反戈一击。
2014年初，海思发布麒麟910芯片，第一次将基带芯片和应用处理器集成在一块SOC（系统级芯片）里，采用了顶级28纳米HPM封装工艺，追平了高通。
从此，海思以麒麟910为起点，开始了手机芯片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逆袭。从麒麟910到麒麟980，海思气势如虹，一款比一款成功，不但在工艺上领先，性能和功耗上更比肩业内最优。曾经被自家人嫌弃的海思芯片，最终蜕变为华为手机跻身全球第二的关键助力。
从P6到P30，再从Mate 7到Mate 20，搭载海思芯片的华为手机先后成为爆款。为了实现这一蜕变，海思历尽各种艰辛，有时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华为的悲壮，华为的成就，华为的荣耀，都是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前仆后继，靠着血与泪堆出来的。
何庭波和她带领下的海思团队入行二十几年，经历了从0.5微米到7纳米的变迁，何庭波已升为海思掌舵人，但她更喜欢自己工程师的身份。
2013年，正在研发麒麟950的海思团队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拜访了胡正明教授。当时，手机芯片性能的提升正面临工艺极限的挑战，胡正明教授发明的两种技术代表了突破的方向。何庭波一见到胡正明教授就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像你这样了不起的科学家，也许很快就要得诺贝尔奖了！”
胡正明的回答却让她有些惊讶：“我不觉得我是科学家，我是一名工程师！”
在胡正明看来，科学家发现自然界已有的规律，工程师发明自然界上不存在的东西，造福于人类，所以工程师比科学家更牛。他为自己身为一名工程师、一个发明东西的人而感到骄傲。
前辈大师的话，深深触动了何庭波，那也是她和海思团队多年来的坚守。
何庭波的信仰，也是英年早逝的王劲，乃至徐文伟、郑宝用、李征、高戟等无数华为芯片事业奠基人的共同信仰。支撑他们前进的，不是外界羡慕的高薪，而是眼看着自己设计的芯片让身边的世界一点一点变得不一样。
正是这种永不满足、改变世界的信仰，成就了今天的海思。
195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曾在媒体采访时说，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让中国人觉得自己是能的。在中国追赶工业革命的道路上，任正非和华为很大的成就也在于此。
正是有了任正非的高瞻远瞩和不懈支持，有了何庭波二十多年的坚持和隐忍，有了徐文伟、郑宝用等人奠定的坚实基础，有了王劲、胡新宇等人的牺牲，才有了海思如今的高光时刻。
2019年，海思的安防芯片已经超越德州仪器成为世界第一，市场份额一度占据70%。其高端路由器芯片早在2013年就处于全球领先的位置。
2017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大约为1.53亿部，其中7000万部手机使用了麒麟芯片！
2018年8月正式发布的麒麟980，是全球首个采用台积电7纳米制程的手机芯片，集成69亿个晶体管，性能和能效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华为官方表示，麒麟980是1000多名半导体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耗时36个月打造而成的，比起麒麟970，麒麟980的单核性能提升了75%，同时功耗可减少58%。麒麟980在性能上，追平高通骁龙845，媲美苹果A12，达到当时世界顶尖水平。
2019年9月，华为发布了自家新一代旗舰芯片麒麟990系列，共有麒麟990和麒麟990 5G两款芯片。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表示，麒麟990 5G处理器采用双大核构架，同时板级面积相比业界其他方案小36%，在一颗指甲大小的芯片上集成了103亿个晶体管，是目前晶体管数最多、功能最完整、复杂度最高的5G SoC。麒麟990 5G立足现在，呼应未来，平稳应对5G时代演进，单芯片内可实现2G/3G/4G/5G多种网络制式，轻松满足多种需求。
应该说，海思芯片的强势出世，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敏感时期，给了华为和国人一剂强心针，华为不像中兴那样被人吊打或摁在地上摩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支埋伏了十几年的奇兵终于在危险时刻杀出，扮演了救主的骑士角色，令人感佩。
一家企业面对一个超级大国的封杀，竟然可以不落下风，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当时华为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任正非不惜借高利贷投入研发。
此时的华为完全是在低谷里垂死挣扎，费尽全力开发出来的JK1000刚一问世就面临技术被淘汰的窘境。任正非又孤注一掷地开始了数字程控交换机C&C08的研发，这就需要用到自己研发的芯片了。旧的项目没有带来利润，新的项目又投进去几百万元，华为的现金流迅速陷入困境。
老板愁，工程师也愁。华为对于数字程控技术压根就没有积累，大家都是硬着头皮现学现卖，技术问题终日不断。
任正非没办法，收起愁容，每天晚上9点，都会提着一个大篮子，装着面包和牛奶，前来劳军。他告诉众人：“十年后，华为要和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
大家对老板画的饼一笑置之，然后继续埋头干活。所有人都明白，华为的身家性命都绑在C&C08身上了。大家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
为了加快研发速度，徐文伟领导的器件室挖来了一个牛人，他就是无锡华晶电子集团公司中央研究所从事芯片设计的李征。
华晶是国家集成电路908工程中最重要的项目，培养了很多国产芯片工程师，也可以说华晶是中国人芯片工程师的黄埔军校。
要设计芯片，必须要EDA工具，李征曾参与过20世纪末为打破禁运，由国家牵头的国产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的开发，并先后在工作站和PC上开发成功。西方国家一看再封锁下去没有意义了，立刻解除了出口禁令。
这就是西方大国的博弈之道：
首先对你封锁，将你限制在一穷二白的境地，卡你脖子，让你永远有求于他；一旦压不住，就马上张开怀抱，吸纳你进入他们的阵营，他们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任你使用。热情的表象后面，动机是要把你的产品扼杀在幼年期。
自从西方的EDA传入中国，国产EDA的发展就很缓慢了。国产亿次机和光传输设备等，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出口禁令解除之后，李征被派去美国学习西方EDA的使用和芯片设计，改行做了芯片设计师，随后加入华为。
当年，任正非咬着牙，再借高利贷，花大价钱买来了西方的EDA设计系统，从此有了自己的EDA设计平台，不用再委托香港公司了。
从这里也能看出，那些攻击华为的西方公司显然不了解中国国情，华为真的是九死一生走过来的，华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1000次死亡，只是值得庆幸的是，任正非和华为1001次地站了起来。
1993年，华为用自己的EDA设计的ASIC芯片问世，成功实现了数字交换机的核心功能——无阻塞时隙交换功能。徐文伟给它取了名字叫“SD509”，这是华为星空的一颗恒星，从此华为群星闪烁。
自己设计芯片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成本大大降低，每片成本基本能控制在15美元以下，如果直接采购国外厂商的芯片组，则成本超过100美元，甚至200美元。C&C08程控交换机就受益于SD509，采用SD509的A型机更加紧凑美观，更以同类产品一半的价格迅速进入农村市场！
C&C08是华为研发史上的里程碑，自研芯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华为也因此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994年，C&C08销售达到8亿元，1995年达到15亿元，到2003年，累计销售额达到千亿元，成为行内的主流机型，也是全球销售量最大的交换机机型。
有了“大徐”漂亮的开场，华为再接再厉，后来又开发了更加牛的SA506芯片。自家有了“芯”，底气十足，海量出货的交换机和接入网产品不仅集成度更高，价格还敢比竞争对手低上一大截。
在窄带数字程控交换机领域，华为终于坐上了世界第一的交椅，实现了任正非多年前的宏愿：“我们以后要将上海贝尔远远甩在后面，要追上AT&T！”
不过，企业一大，问题就多，尤其是初创时期的华为，研发力量分散，资源重复浪费，没法形成合力。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搞着搞着他们就发现，前面没路了。一段时间内，“救火队员”甚至比项目经理还受欢迎。
1995年3月，华为的“二号首长”即总工郑宝用意识到这个问题，把各业务部抽出来，成立了中央研究部，开始研发方面的规模化、集中化管理。中研部下设基础研究、无线、交换机、智能等业务部，其中基础研究部主要负责华为的芯片研发，李征任总工。
这个部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通信系统做芯片，用任老板的话说叫“为主航道保驾护航”。后来大名鼎鼎的海思和麒麟芯片，就是出自这个部门。
此后，华为研发力量的分配和管理更加合理，实力大大增强。而基础研究部也伴随着华为的腾飞进入发展快车道。
华为开始大批量招纳人才。当年徐直军负责面试，他是人狠话不多，见面就问一个问题：“你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
很多钢铁直男都斩钉截铁地说：“逻辑思维！”他把桌子一敲：“那好，通过！”所以，大家一度认为这个是标准答案。可是后来，有新入职的同事说，徐直军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是“形象思维”，徐直军的反应依然是把桌子一敲：“那好，通过！”后来大家才知道，当时华为疯狂扩张，急缺人才，只要应聘者是电子专业毕业的，华为来者不拒。
三年后，华为的芯片设计工程师已超过300多名，先后研发了包括模拟电路SA系列、数字电路SD系列、厚膜电路SD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芯片，涵盖程控交换机、光传输及WCDMA基站等多项核心技术。
凭借巨大的成本优势和多年的技术积累，华为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开始逐步扩大在国内交换机市场的份额，王者气象初露峥嵘。
1997年，任正非带队去了美国，所到之处，虚心学习，并写下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这篇文章。在他心中，一个企业只有虚怀若谷，不带成见，不坐井观天，不随身把那个“井”带到世界各地，不盲目自大，把全世界的文明成果拿来为我所用，这个公司才有可能成长为伟大的公司。
这段时间任正非春风得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干啥成啥，他非常高兴，经常带着客人参观EDA实验室。EDA设计时，等结果有时要等很久，年轻的开发工程师百无聊赖之际，就玩玩挖地雷。
有一次，他们挖得正爽时，被任正非撞见了。这些设备可是任正非的命根子，他非常担心地问：“你们玩游戏，不怕电脑得病毒吗？”
我的老天爷啊，Windows系统自带的挖地雷游戏，和中病毒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是三年一个代沟，那么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和任正非之间跨了十几个代沟吧！所以他们一脸石化坐在那里，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解释。
后来，不知道哪个有才的家伙在门口贴了张字条：“开发重地，闲人免入。”从此，任正非带客人来参观时就只在玻璃窗外指指戳戳，看着工程师们专心致志，一副很投入的样子；里面的人也就放心地挖地雷，大摆地雷阵，双方皆大欢喜。
销售员黄灿还经历过一件往事。某日，邮电部一位处长访问华为，当时公司所在的办公楼楼下排队买股票的人挤满了整条街，熙熙攘攘，蔚为壮观。楼上华为做开发的年轻人却平心静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小电路。
这位处长感慨道：“如果华为这样的企业不能成功，天理难容！”
所以，回顾历史，我们要记得华为草创初期的这些拓荒英雄，比如“大徐”徐文伟。刘平在《华为往事》一文中这样评价徐文伟：
基础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徐文伟，基础业务部主要是研究芯片设计的。徐文伟是研发部资格最老的领导了，模拟交换机JK1000开发的时候就是项目经理，后来又担任过无线业务部总经理、预研部的总裁。但他没有参与C&C08的开发，所以在中研部一直是千年老二。有一段时间相当不得志。不过他的性格很好，无论什么情况都处之泰然。
郑宝用和李一男等人，不论在华为内部还是外部，知名度都远远超过徐文伟。但如果站在华为历史的长河里，你会发现，徐文伟等人扎扎实实做的基础芯片技术，奠定了华为后来成功的基石。
这两年大热的海思总裁何庭波，是这个部门的后起之秀，大徐是他们的前辈。
当年在老总穷得连一条真牛皮腰带都买不起的情况下，徐文伟他们穿着大裤衩，义无反顾地跟着华为往前一起冲锋，让人非常感慨。就像一个姑娘在小伙子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嫁给他，两个人一起奋斗，最后成功了，这是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创业历程波澜壮阔，诞生了像京东、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知名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有的是科班出身，有的是半路出家，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互联网行业是一个草根可以逆袭的行业。只要选准了赛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等风来，风一来，就是头猪也能飞起来。
但是芯片行业完全不一样，因为它高度专业化，外行根本干不下去，从业者几乎都是科班出身。20世纪90年代初，是全球电子行业的黄金时期，清华大学等知名大学电子专业的毕业生特别受欢迎，是香饽饽，只不过他们去的那些大而知名的企业有可能是一个黄金铸造的“监狱”，促进了人的才智发展，却束缚了他们的勇气，最后让他们和体制融为一体。
很多名校毕业生去了微软、谷歌，都在干一些整理表格的工作，男生被称为“表哥”，女生被称为“表妹”，时间一久，再想到自由的世界里去闯荡，勇气都没了。
但恰恰是不少二流重点大学，像东北大学、华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没有这些负担，学校所在地也没有什么好工作，毕业生们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孔雀东南飞。到了深圳，这些人迎头就碰到了华为。
当时华为招聘有两个特点：第一，开的价钱高；第二，员工得玩命干。这正是年轻人需要的，年轻人不怕吃苦，就怕钱给得少，华为成了那个时期的“香饽饽”。
因为通信行业的专业性，任正非先生一再强调，板凳要坐十年冷，要几十年冲一个城墙口冲锋，不要靠机会主义。
有一次，任正非接受采访的时候，提了个条件，说：“采访我可以，但是采访的主题我说了算，我要谈基础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老师。我们这个国家，盖那么多大楼有什么用？大楼本身有知识吗？有文化吗？有文明吗？钢筋混凝土而已。有那些钱不如给老师，钱给多了，自然优秀的人才就被吸引到这个行业里去，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兴旺发达。”
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的时候喜欢讨巧。为什么很多商界人物去做房地产？因为技术含量低，来钱快。这块地今年拿了1个亿，房子没盖完，地已经升到10个亿了。为什么很多企业喜欢做高利息的金融？因为来钱快，“人血馒头”好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己的风气，比如我们读书时爱学校，校风好，大家都认真学习，这是一种导向。如果不讲过程，不讲手段，只讲结果，可以走捷径打小抄，谁还愿意去走艰难的道路获得成功呢？
任正非在互联网暴发时不做，后来可以在资本运作暴发时做也不做，从来不为诱惑所打动。他说，华为要做傻傻的乌龟，不做聪明的兔子，像阿甘一样，那么单纯和专注，做自己人生的事业。所以，华为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讲是价值观的成功。
当年美国之行，给了任正非很大收获，他发现信息产业领域的一个规律：再大的公司，可能都会分分钟死在一个项目上。
所以，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即便如此，华为依然没能避免失误，任正非的战略方向罕见地出现过错误。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任正非三大失误：错过了小灵通的暴利期，GSM业务押宝失误，拒绝做手机。
2001年任正非母亲车祸去世，这对任正非打击极大，令他非常痛苦。这个令人心碎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华为曾经发布的一部广告宣传片《梦想成真》（Dream It Possible）。
这部宣传片讲了一个励志感人的故事，女主角安娜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她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梦想。但是，从小带她走进音乐殿堂的祖父，就在这个时刻，看着视频中孙女梦想成真，大众的欢呼响起的时候，老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广告片是任正非的人生投影。当他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那个节衣缩食带他艰难成长的亲人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可以想见他是多么痛苦。
就在任正非承受至亲去世的巨大痛苦时，华为又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大事——美国思科突然发难。2003年1月24日，思科对华为的世纪诉讼终于开场。他们特意选择了春节期间对华为发起诉讼，制造紧张的气氛。
经过思科诉讼拉锯战，任正非意识到，华为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美国人不会善罢甘休，可能会在各方面对华为围追堵截。为了避免这个冲突，华为高层在激烈的争论和犹豫中，想出来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能不能给华为戴顶“牛仔帽”？
华为高层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把华为卖给美国的摩托罗拉，作价100亿美元，时任摩托罗拉董事长的小高尔文也非常看好华为，双方一拍即合，收购合同迅速签订，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就等对方董事会批准。
双方所有谈判人员都在酒店买了花衣服，在沙滩上比赛跑步、乒乓球，等待批准。在这个过程中，摩托罗拉董事会换届，小高尔文黯然去职，新任董事长比较短视，拒绝了这项收购。
消息传来，华为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任正非最后下定决心，不再动议戴“牛仔帽”的事情。
这是华为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决策。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华为曾经只差一点点就要卖给美国的摩托罗拉了。
至于华为卖掉之后再做什么生意，当时任正非想了两条新路：一是把洛阳等地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厂全部收购，造更好的拖拉机；第二，绝大多数人继续做通信行业，戴着摩托罗拉的“帽子”，可以打遍全世界。
收购失败，任正非心里十分清楚，华为未来的对手一定是美国。他告诉华为的高管，这次合作没有成功，但华为迟早要与美国相遇，那么华为就要准备好和美国在“山顶”交锋。
这个山顶就是通信技术的珠穆朗玛峰，美国人从南坡登顶，我们从北坡登顶。现在双方都在拼命爬坡，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爬到山顶，但我们决不会“拼刺刀”，而是拥抱双方，庆祝我们为人类信息服务技术胜利大会师。华为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准备，山顶是极限环境，未来也不排除有极限事件发生。
2012年，任正非在实验室干部与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备胎”论断：
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地，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地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2019年5月，美国宣布将华为加入管制“实体名单”后，任正非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华为不需要美国撤销实体清单，实体清单永远保留好了，没有美国，华为也可以生存得很好。但是华为仍然会拥抱全球化的，美国公司供应器件，华为欢迎；如果美国不供应，华为也能生存下来。
十几年前，任正非就看到了今天要发生的事情，读史早知今日事，人和人最大的差距就在于视野和思维的深度。
任正非的思维真的如高山一样刺破苍穹，如大海一样深邃，汇流万川。
他的身上完全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的苟且，没有官商勾结，他是一个追逐太阳和明天的企业家。
意识到华为和美国终有一战，任正非开始以惊人的洞察力进行布局。
这个时候，任正非把眼光投向了一个人，她就是何庭波。未来的日子里，这个人隐身幕后，默默地为华为铸造金钟罩。
有人问，何庭波是谁？一看就是不看新闻不关心时事的人。在何庭波的努力之下，“备胎”这个悲摧的词汇现在已经成为高光的褒义词。
2019年，美国对华为下达管制令的第三天，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深夜发了一封致全体员工的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海思全体同事们：
此刻，估计您已得知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的实体名单（entity list）。
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数千个日夜中，我们星夜兼程，艰苦前行。华为的产品领域是如此广阔，所用技术与器件是如此多元，面对数以千计的科技难题，我们无数次失败过，困惑过，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
后来的年头里，当我们逐步走出迷茫，看到希望，又难免一丝丝失落和不甘，担心许多芯片永远不会被启用，成为一直压在保密柜里面的备胎。
今天，命运的年轮转到这个极限而黑暗的时刻，超级大国毫不留情地中断全球合作的技术与产业体系，做出了最疯狂的决定，在毫无依据的条件下，把华为公司放入了实体名单。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多年心血，在一夜之间兑现为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是的，这些努力，已经连成一片，挽狂澜于既倒，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今天，这个至暗的日子，是每一位海思的平凡儿女成为时代英雄的日子！
华为立志，将数字世界带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我们仍将如此。今后，为实现这一理想，我们不仅要保持开放创新，更要实现科技自立！今后的路，不会再有另一个十年来打造备胎然后再换胎了，缓冲区已经消失，每一个新产品一出生，将必须同步“科技自立”的方案。
前路更为艰辛，我们将以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极限施压下挺直脊梁，奋力前行！滔天巨浪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铸造诺亚方舟。
何庭波2019年5月17日凌晨
应该说，在此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谁是何庭波，一夜之间，何庭波名满天下，她是华为海思的领导人。
就在是2003年摩托罗拉收购华为失败后，任正非以超前的眼光，将一项前所未有的重担交给了这位业界少见的女性工程师。
何庭波是一个湘妹子。她在湖南师范大学附中完成了她的初、高中学业。1987年从师大附中毕业后，何庭波进入北京邮电大学学习，学习半导体物理专业，最终获得硕士学位。
与那个时代许多赶时髦的女孩不同，何庭波最大的心愿是当工程师。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信与半导体产业尚处在萌芽期，华为是何庭波实现人生理想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1996年，何庭波从北邮硕士毕业，成为华为的一名工程师。那个时候，估计徐直军也问过她：“你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反正不管答案是哪个，他最后都是一拍桌子说：“好，就你了，来吧。”
1996年，对于何庭波和华为都是一个幸运的年份。华为以自有知识产权芯片为基础，交换机大卖，熬过了“不成功就跳楼”的艰苦岁月。光通信设备这一新业务，在当时被寄予了厚望。
何庭波到华为后，被分派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设计光通信芯片。
在以狼性精神主导的华为，何庭波这样一个柔弱女子要想出类拔萃，没有一股子拼劲儿是万万不能的。
当时，华为开发高手高戟负责产品开发，何庭波负责芯片设计。由于需要共用一套仪表，两人经常争抢设备。后来高戟升任华为路由器与电信产品线总裁，他回忆道：“为了显示绅士风度，我每次都会让着她，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最终，两人定下一个“君子协定”：白天何庭波使用，晚上高戟使用。
而当时何庭波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工作地点的不确定。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展，对员工跨地区的工作能力提出了要求。就在何庭波进入华为两年后，无线业务成为公司重点。何庭波被委以重任，一个人前往上海组建无线芯片团队，从事3G芯片研发。几年后，她又被调往硅谷，在那里工作了两年。也是在那里，她目睹了中美两国在芯片设计上的巨大差距，为日后海思大规模引进海外人才埋下了伏笔。这几年的奔波虽然辛苦，却让何庭波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她的职位一路晋升，从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基础上研分部部长到中研基础部总监。
2003年摩托罗拉并购案失败后，华为集团高层下定决心，不要那顶牛仔帽了，要自己干。
有一天，任正非找到何庭波，交给她一项任务：“给你两万人，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做自己的芯片，一定要站起来！”
集中优势兵力，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这是任正非和华为一贯的打法。当时整个华为只有3万人，每年的研发预算不到10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投入研发芯片把何庭波“吓坏”了。但是任正非决心已定，华为就是要大力研发芯片。
2004年，海思正式成立。
多年后，任正非说，华为坚持做系统、做芯片，是为了在“别人断我们粮”的时候有备份系统能用上。从今天的视角往回看，任正非的预见性令人震惊。
虽然有人才，有资金，更有老板的支持，但海思的起步异常艰难，甚至一开始连定位也不清晰，几乎是一事无成，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大家都觉得，两万个工程师，一年4亿美元的投入啊，根据当时的汇率，怎么着每年也是30多亿人民币，这些钱连接起来，能绕地球十几圈，怎么会一事无成啊？
其实，芯片研制领域是极少数玩家的乐园和深渊，绝大多数公司根本不具备实力。我举个例子。制造芯片的光刻机，其精度决定了芯片性能的上限。在2016年“十二五”科技成就展览上，中国生产的最好的光刻机加工精度是90纳米。这相当于2004年上市的奔腾四CPU的水准。而此时国外的光刻机精度已经做到了十几纳米。光刻机里有两个同步运动的工件台，一个载底片，另一个载胶片，两者须始终同步，误差在2纳米以下。两个工作台由静到动，加速度跟导弹发射差不多。在工作时，这两个工作台相当于两架大飞机从起飞到降落，始终齐头并进，在这个过程中，一架飞机上伸出一把刀，在另一架飞机的米粒上刻字，而且不能刻坏。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连“两弹一星”都造出来了，还造不出来芯片？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以举国之力，一定会造出来芯片，并且确实造出来了，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问题：造“两弹一星”需要考虑成本吗？
“两弹一星”作为战略性威慑武器，只要我们有了，就达到了战略威慑的目的，所以花多少钱都可以，但是芯片作为民用品，是不能用这个逻辑去考虑的。
民用科技产品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先进，另一个是便宜。芯片制造领域是赢者通吃的领域，最好的产品一般都是既先进又便宜，因为它的技术领先，采购量大，所以价格也能降下来。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导致了优胜劣汰，也导致了军工产品逻辑在民用市场上失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许多军工企业倒闭或者破产，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继续来说芯片，在开始的两年里，海思团队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不得要领。
直到2006年前后，联发科在业内首创交钥匙（Turnkey）工程，将手机主要功能集成在一颗芯片上，大大降低了造手机的难度。山寨机迅即在全国泛滥，联发科也从一家DVD小厂一跃成为比肩高通的芯片制造商。受此启发，海思开始着手打造自己的Turnkey方案。
芯片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难度大，研发周期长，没有捷径可循。
何庭波对此心知肚明，每当员工士气低落时，她总是给他们打气：“做得慢没关系，做得不好也没关系，只要有时间，海思总有出头的一天。”
尽管如此，海思起步时的艰难曲折还是超乎她的想象。据华为“老兵”戴辉介绍，任正非当初曾给海思定下目标：三年内，招聘2000人，外销40亿元。结果，招聘2000人的第一个目标很快就完成了，外销40亿的第二个目标遥遥无期。可见花钱和挣钱是完全不同的事，花钱如流水，挣钱如结冰。
事实上，最初三年，海思除了在数据卡、机顶盒、视频编解码芯片上小有斩获外，几乎颗粒无收。核心的手机芯片研发进展缓慢，直到2009年海思才发布了第一款手机应用处理器K3V1。
K3是登山界对喀喇昆仑第三高峰布洛阿特峰的编码。但这个名字不仅没能给海思带来好运，反而见证了其跌倒。由于产品定位不准确，对手机设计公司有一定的技术要求，销售策略失当，操作系统更选了Windows Mobile，K3V1从一开始就处境困难，甚至被自家手机厂弃用。
无奈之下，海思只好找山寨厂家合作，此举极大伤害了华为的品牌价值。最终，K3V1以惨败收场。这让华为高层深刻意识到：芯片要突破，离不开母厂的支持！比如，高通有万千手机厂扛鼎，苹果和三星这两大手机巨头都使用自家的芯片。于是，华为整合了芯片和终端业务。
在之前芯片研发工作停滞阶段，华为欧洲研发负责人王劲被紧急调回上海，开始研发移动通信的核心器件——基带处理器。王劲被认作在华为研发工作中“最能啃硬骨头”的人，他与队友们奋战近千个昼夜，于2010年初推出了首款支持TD-LTE的基带芯片——巴龙700。这款基带处理器的研发成功，象征着华为打破了高通对基带处理器的垄断。
之后，海思团队在何庭波的领衔下，继续向芯片领域更高的雪山挺进。曾经的Windows Mobile被弃用，代之以安卓系统，芯片架构也换成最流行的ARM。在一次次反复的测试和改进后，2012年8月，K3V2横空出世，并且第一次在华为手机上使用。华为对K3V2寄予厚望，把这款芯片用在自己的多款旗舰机上。K3V2是2012年业界体积最小的四核A9架构处理器，采用TSMC 40纳米工艺制造，算得上一款比较成熟的产品，但与高通、三星的28纳米工艺相比，K3V2仍有不小的差距，搭载K3V2的华为手机的用户体验不够好。首款搭载K3V2芯片的D1四核手机，因为发热量大，被网友戏称为“暖手宝”。各种兼容性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以致研发人员不得不加班加点，从软件层面来弥补芯片上的漏洞。
更要命的是，在投入使用后两年时间内，K3V2没有升级换代，导致华为之后陆续发布的D2、P2、Mate1、P6等一系列手机一直沿用老款芯片。市场上，“万年海思”的调侃盛极一时。
不少人甚至幸灾乐祸，认为这就是华为挑战高通和苹果的结果。这个时候，何庭波特别苦闷和无助，她不知道这个团队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危急时刻，任正非站出来说：“（芯片）暂时没有用，也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我们不是几百亿美元的损失，而是几千亿美元的损失。我们公司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掉的。”
关键时刻，任正非为华为内部的争论画上了句号。所以，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任何时候，企业负责人的眼界和视野，对企业来说都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有了任正非的肯定和坚持，面对外界排山倒海般的质疑，海思内部变得出奇的安静，只有实验室里的灯火彻夜通明。这灯火只为了关键时刻的反戈一击。
2014年初，海思发布麒麟910芯片，第一次将基带芯片和应用处理器集成在一块SOC（系统级芯片）里，采用了顶级28纳米HPM封装工艺，追平了高通。
从此，海思以麒麟910为起点，开始了手机芯片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逆袭。从麒麟910到麒麟980，海思气势如虹，一款比一款成功，不但在工艺上领先，性能和功耗上更比肩业内最优。曾经被自家人嫌弃的海思芯片，最终蜕变为华为手机跻身全球第二的关键助力。
从P6到P30，再从Mate 7到Mate 20，搭载海思芯片的华为手机先后成为爆款。为了实现这一蜕变，海思历尽各种艰辛，有时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华为的悲壮，华为的成就，华为的荣耀，都是一代又一代的华为人前仆后继，靠着血与泪堆出来的。
何庭波和她带领下的海思团队入行二十几年，经历了从0.5微米到7纳米的变迁，何庭波已升为海思掌舵人，但她更喜欢自己工程师的身份。
2013年，正在研发麒麟950的海思团队前往美国伯克利大学，拜访了胡正明教授。当时，手机芯片性能的提升正面临工艺极限的挑战，胡正明教授发明的两种技术代表了突破的方向。何庭波一见到胡正明教授就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像你这样了不起的科学家，也许很快就要得诺贝尔奖了！”
胡正明的回答却让她有些惊讶：“我不觉得我是科学家，我是一名工程师！”
在胡正明看来，科学家发现自然界已有的规律，工程师发明自然界上不存在的东西，造福于人类，所以工程师比科学家更牛。他为自己身为一名工程师、一个发明东西的人而感到骄傲。
前辈大师的话，深深触动了何庭波，那也是她和海思团队多年来的坚守。
何庭波的信仰，也是英年早逝的王劲，乃至徐文伟、郑宝用、李征、高戟等无数华为芯片事业奠基人的共同信仰。支撑他们前进的，不是外界羡慕的高薪，而是眼看着自己设计的芯片让身边的世界一点一点变得不一样。
正是这种永不满足、改变世界的信仰，成就了今天的海思。
195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曾在媒体采访时说，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让中国人觉得自己是能的。在中国追赶工业革命的道路上，任正非和华为很大的成就也在于此。
正是有了任正非的高瞻远瞩和不懈支持，有了何庭波二十多年的坚持和隐忍，有了徐文伟、郑宝用等人奠定的坚实基础，有了王劲、胡新宇等人的牺牲，才有了海思如今的高光时刻。
2019年，海思的安防芯片已经超越德州仪器成为世界第一，市场份额一度占据70%。其高端路由器芯片早在2013年就处于全球领先的位置。
2017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大约为1.53亿部，其中7000万部手机使用了麒麟芯片！
2018年8月正式发布的麒麟980，是全球首个采用台积电7纳米制程的手机芯片，集成69亿个晶体管，性能和能效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华为官方表示，麒麟980是1000多名半导体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耗时36个月打造而成的，比起麒麟970，麒麟980的单核性能提升了75%，同时功耗可减少58%。麒麟980在性能上，追平高通骁龙845，媲美苹果A12，达到当时世界顶尖水平。
2019年9月，华为发布了自家新一代旗舰芯片麒麟990系列，共有麒麟990和麒麟990 5G两款芯片。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余承东表示，麒麟990 5G处理器采用双大核构架，同时板级面积相比业界其他方案小36%，在一颗指甲大小的芯片上集成了103亿个晶体管，是目前晶体管数最多、功能最完整、复杂度最高的5G SoC。麒麟990 5G立足现在，呼应未来，平稳应对5G时代演进，单芯片内可实现2G/3G/4G/5G多种网络制式，轻松满足多种需求。
应该说，海思芯片的强势出世，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敏感时期，给了华为和国人一剂强心针，华为不像中兴那样被人吊打或摁在地上摩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支埋伏了十几年的奇兵终于在危险时刻杀出，扮演了救主的骑士角色，令人感佩。
一家企业面对一个超级大国的封杀，竟然可以不落下风，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