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54）
一、回到了祖国
一九五〇年七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接交要在明天早晨进行，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伴随我的阿斯尼斯少校在卧铺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独自伏在窗边，疑惧丛生地眺望窗外。站台上灯光惨淡，冷冷清清，站台外面是夜幕笼罩着的原野，远远有些灯火，不祥地闪烁着。在视线达不到的什么地方，有时传来一阵脚步声，听不清的简单短促的谈话声，都像是暗示着越来越近的凶险。我屏息静听每一个响声，一直到它完全消失。我聚精会神注视窗外出现的每一个人影，一直到它走出我的视线。我担心着晨光的出现，我宁愿黑夜永远没有尽头，因为我相信太阳一出来，我的性命也将如同窗外的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有时，一个相反的念头也在我心头冒了一下，希望索性快些天亮，看看新的中国政府对我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像阿斯尼斯少校他们所说的那样宽宏大量，那样文明。在他们的安慰话之中，有一句我很不理解的话，是一位军官说的：“祖国，这是一个幸福和骄傲的字眼！”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现在我已来到她的身边，站台的那边，便是她的领土，可是我在这天晚上所感觉到的总是恐怖。这一夜的一切思索，最后总是归向一个结论：阿少校他们的一切解释，连同今天给我拿出的洋酒和糖果，都是对我的哄骗，哄骗我老老实实由他们交给站台的那边。在十几米之外的那边，只能有血的报复和难忍的侮辱在等待着我。只要天一亮，这一切就都开始降临了。
天色终于按着钟点亮起来了。
……阿少校把我领到另一节车厢里。一位身材高大穿中山装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迎面向我们走过来。
“我奉周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回国。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
祖国的字眼又一次跳进耳朵里，我的眼睛却在搜寻脚镣手铐。但是这个人不但没有拿出这类东西，而且脸色平和，毫无怒容厉色。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好像军官模样的人，穿了没有任何军衔标志的布制的黄绿色军装，胸前符号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也是一副和蔼文明的态度。我顿时想起阿少校他们的话，觉得不像是哄骗我。我放了一点儿心，同时又觉得迷惑不解。
和中国政府接收人员见了面之后，阿少校和翻译领我下车，通过了两旁有中苏军队分列的站台，把我送进了中国列车。伪满的那一伙人都已经坐好了。我被领到一个座位上坐下（那只黑色大皮箱也被放在行李架上），这时，我看见车厢两头都站着手持冲锋枪的中国兵士，又看见了糊上报纸的车窗，我的心又凉了。
正在疑惧之间，一个工作人员走到车厢中心讲话了：
“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作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生病的就来报名……”
又是“祖国”，又是和颜悦色，又是给治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给自己解释道：这都是为了稳定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坐车，让火车装到不可知的刑场去。
列车开动了不久，几个工作人员拿来饭碗和筷子，每人发给一副，发完了碗筷，有个工作人员嘱咐道：
“小心不要把碗打了，在旅途中可不容易补充。”
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暗示：这段旅程还不太短，不然为什么叫小心保存吃饭的家伙呢？
车上的公安人员抬过来一大桶大米稀饭，还有酱菜、咸鸭蛋等等，作为早点。对于这久别的家乡风味，人人吃得很香，竟把整桶稀饭全都吃光，以至公安人员把他们吃的一桶也让给了我们。这顿早餐加上政府人员的态度，使我略略感到了祖国这个字眼的亲切，但是随着这顿早餐的结束，这种感觉也瞬息消失，代替它的仍是那个压在心上的问题。
“下顿饭在哪儿吃？我还能吃上几次？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该怎么办呢？”
在苏联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苏联军官和我谈天，他问我：“你知道社会主义吗？”“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一些三民主义吗？”“不知道。”“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事吗？”“一点儿也不知道。”“啊呀呀！”他摇着脑袋笑起来，“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关于中国你知道些什么呢？”老实说，关于旧中国我知道的就不算多，对新中国我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之“新”，对我说来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对于上代君主都是厄运。辛亥那年我没死在汉人手里，这次就再也逃不脱了。我这时把自己完全设想为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的时候。我不知道火车向哪里开，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远，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这时也就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举目四望，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不放过。
我很想找一位政府官员谈一谈，以便向他表白，让他相信我是不应该死的。我观察靠近的工作人员们（我坐在工作人员们坐的这一头），无论从服装上，从他们互相谈话上，还是从年龄上我都弄不清谁是官谁是兵，最后只有把最靠近的一个年轻的兵士选做谈话对象。话是从他胸章上七个字说起的。我说自己是信佛的，佛不但要解放人类，还要解放一切生物。我没有杀害过任何生命，连臭虫也没掐死过一个……
我一面叨叨着，一面用心观察他的脸色。他的年轻的脸上浮着令我琢磨不透的笑容。我哪里知道，这个年轻战士对我感到的迷惑不解，正不亚于我对他的迷惑不解呢。
我终于沉默下来，而心弦是绷得更紧了。车轮轧在轨道上发出的不停的闹声，突然汽笛的一声长啸，都似乎暗示着我和坟墓的距离是越走越近。我在座位上坐不住，索性站起来在走道里踱来踱去。我东张西望、竖起耳朵探听四周，寻找能带我浮出深渊的物件。这时，从身后我的侄子那边传来似乎关于什么“君主和民主”问题的议论。真像看见一根稻草那样，我猛然站了起来，嚷道：
“谁还在讲什么君主呵？我……我要和他决斗！”
人们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英勇姿态”给弄呆了。我歇斯底里地又说下去：
“你们也不用害怕……该枪毙的不过是我溥仪，你们不用害怕……”
我不记得又说了什么语无伦次的话，后来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把我扶到座位上，安慰我说：
“你太疲倦了，还是休息一下吧。”
我安静了一会儿，到底憋不住，又低声和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说：“我知道，那个反对民主的是我的侄子秀山，这人思想很坏，还有那个赵××，你们更要注意这个人，在苏联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赞成蒋介石，对解放军说了不少坏话，他很靠不住……”
我还说了几个别的名字，还有诸如此类的告密材料，我这时的卑鄙心理是巴不得能有点什么更有价值的告密材料，作为拯救自己的垫脚石才好。年轻的战士还是满脸迷惑的笑容，连声说：
“你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睡一会儿就好了。”
我在座位上躺了一会儿，觉得列车慢下来，终于停了。不知哪个犯人低低说了一声“长春！”，我又像弹簧似的一下跳起来。我相信这就是旅途终点了。车窗糊着报纸，外面景物看不见，只听见外面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我在苏联时，看过中文报纸上的关于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的描写，我现在认为窗外的歌声就是从群众公审大会上来的，地点一定就在车站不远的地方。群众正在那里等着对我举行公审……这天夜里，我发现那个年轻战士和持枪守着车门的战士，都是东北人，我认为他们会半夜私自把我拖下火车，发泄他们受了伪满十四年罪的仇恨。我就这样一夕数惊地胡乱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开了眼睛，我诧异何以逃过了昨夜的谋杀……
火车上最后一幕怪剧，也是失常状态的高峰，是在到达沈阳前不久发生的。这时我觉出了火车是向南开行，我认为沈阳必是我的生命终点，神经又一刻比一刻紧张起来了。我又不停地在走道上踱来踱去。踱了一阵一眼看见我昨天检举的赵××坐在那里，呆呆地瞅着自己的手背出神。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知道了由于我的告密，不久要被处死，因此现在正怜惜自己哩。这时，十八层地狱的迷信传说强烈地攫住了我，我认为这个人死后变鬼必不饶我。为了禳解这个灾难，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跟前，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说：“请你饶了我吧！”说罢，给他叩了一个头，然后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继续踱来踱去。据别的犯人事后和我说，本来人人都对未来吉凶惴惴不安，心情十分恶劣，这时又叫我闹得个个哭笑不得，心中更加不是滋味。我弟弟溥杰说，我在火车上总是来回走个不停，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两眼发痴，吓得他不敢看我。和我在苏联同住过的伪满文教部大臣老振对我说：“从那以后，我算看透你这皇帝，是什么馅儿的了！”
列车到沈阳站停下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宣布说，因为天热，年岁大的人可随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单把张景惠、熙洽、我，还有几个伪大臣都叫出来，让我们坐进一辆大汽车。我一看车旁腰插盒子枪的四个兵士，认为这可真完了。在汽车里，尽管随车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叫我们不用怕，可是我还是绝望地对我的侄子秀山叨叨着：“你算什么？你是白饶上的……我现在带你一块儿见祖宗去吧……”别的犯人都沉默不语，秀山瞪着眼，一声不响而脸色煞白地听我叨叨。他后来说，那天他叫我吓得两条腿都麻木了。
汽车停在东北公安部门口，随行的政府工作人员，拿出名单点名，头一名就是我。我已经豁出去了，应了一声，把外衣脱下来一团，掖在肋下，跟着就向大门里走。进门上楼，我一步两蹬地飞快地跑上楼梯。带路的人对我不胜惊愕，连忙赶到我的前面，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这屋子中央，有一张长长的台子，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和纸烟。我想起了从前太监们讲故事说的，死刑犯人吃的什么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团起来的衣服扔在台子上，还未落座，也不等后面的人到齐，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个苹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经弄不清别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坐下的，政府的首长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站在桌子尽头，有位首长，他在说什么话，我也听不见。我只是不知其味地咬嚼着嘴里的东西，费力气地咽着，等待五花大绑。看那位首长说个没完，我着急了，站起来嚷道：
“不用再说了，赶快走吧！”
首长的话叫我打断，他笑着说：（这几句话我是听清楚了）“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
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熙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面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
“用不着紧张呵！”
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啦！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
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溥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心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
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四十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
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
没有审讯，只是每人发来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得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装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改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
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
“他们都很文明哩！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
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室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
在抚顺这一次一共住了两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两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很新奇，伪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所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量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伪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这次盲目的乐观又一扫而空，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
在火车上，我悄悄地问溥杰：
“你看这个战事怎么样？”
“唉，烧香引鬼。至少南满快完了！”
这几乎是当时全体犯人的看法。还有人估计，不等我们到达哈尔滨，美国军队就先到了沈阳。也有人认为，不久以后给我们打开监狱门的，必是美国人。总之，都认为尽管共产党打垮了日本人和蒋介石，这次的对手却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人，必然是引火烧身，最低限度，东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联想自己的命运是三条：一是再被送回苏联，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国飞机炸死或是炸伤；三是不等美国兵到，中国人先把我们全杀掉。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只我一个人，这就是车厢始终保持宁静，整个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饭的原因。
到了哈尔滨，一看见这所监狱，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监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个房间前后全是铁栏杆，好像动物园里装野兽的笼子。这是伪满遗留下的监狱（我们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后来听说政府把这所铁笼子拆掉了），后来听一个当过哈市伪警署署长的伪大臣说，这个铁笼子原是日本人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那时进了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我住进去的那天，还没听到这些故事，可是那个铁栅栏门开关的响声，已够我受的了。从这天起，我心情日益恶化，不可终日地疑神疑鬼，外面无论是汽车声、开关门声，还是换岗哨的脚步声，都会引起我的惊慌。有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做梦叫唤起来，把我惊醒了，同时似乎又听到甬道里哨兵拉枪栓的声音，吓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
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也引起犯人们纷纷的猜疑。有一天，广播器放送完一段音乐，电台广播员刚讲了半句话：“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大张旗鼓地……”突然广播器被关上了。所有的监房也立刻屏息无声。大家都明白了，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现在必定是百姓们在控诉我，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我一定是头一名！
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天甬道里出现了所长和一位穿着军服的中年人。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服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有三个钟头。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听不大懂。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十年我们走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我只从他一再讲学习学习的话里，听懂了一个意思：共产党并不打算杀掉我。只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每一根神经，又松弛了下来。
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
二、第一次写自传
那位首长讲过了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过了不久，所方叫我们伪满战犯每人写一份自传。
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
我原先认定不容分说就杀头的想法是没有了，这时我又猜测我的最后命运，大概还要经过审讯来决定。对于审问，我倒是早有了现成的一套。
到达哈尔滨的那天，刚走下汽车，还没有进监房的时候，我的侄子子显悄悄走近我的身旁，低声在我耳边说：“还是在苏联的那套说法！”我微微点了点头。
在苏联时，我曾经给苏联内务局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写得非常不老实的。我隐瞒了早在伪满成立之前，我在天津当“寓公”时就勾结日本军阀图谋复辟的事实，我把自己到东北说成是被土肥原绑架，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的真相。关于前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东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过的我写的亲笔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了它，一直也没向苏联政府承认这件事。关于后者，社会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绑架到东北的传说，我也就将错就错说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伪满十四年的处境，说成是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摆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惨。关于我对日本人的谄媚，对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经过这样粉饰，“陈述书”中的溥仪，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了。
这个“陈述书”里的历史，是我对外一贯的发言基础，也是我的家里人们对外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底细都很清楚。从十四岁起就从北京跟随我的李焘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从天津动身到旅顺之前，是他给我准备的行李，我坐上汽车从大门溜出来，他在旁看见。我到旅顺之后，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长春时代对仆役们的凶暴无情，他自己就挨过我不少打。我的三个侄子在长春“内廷”做学生的时候，等于是我的仆役，他们知道，也听我说起过我与吉冈和日本人的来往情形。我的两个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长春时，我有的事情还愿意和五妹夫康庆商量商量。南次郎手里的那块黄绢，我在苏联就告诉过他，那确是我亲笔写的。我掩盖起的主要历史问题全在家里人的肚里，他们虽然到了苏联仍受我的役使和侮辱，动不动挨我骂，特别是三个侄子和李焘动不动还要挨我的打，甚至要围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们仍对我忠心耿耿，为我掩饰，连对他们的虐待侮辱也对外讳言。他们给我处理珠宝，替我偷偷销毁，连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这就可见他们对我的忠诚。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不幸的是我从北京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带有危险性。我已经说过，我对仆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规矩，我采取的那些制造矛盾、叫他们彼此监视、有了过失叫他们互相体罚等统治手法，都是来自这个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们，同时我又不信任他们，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恼。我虐待和侮辱他们，在他们心里种下怨恨，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对于报复的恐惧。被我当奴才使用的几个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终伺候着我的，我对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
刚到抚顺不久，让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记得火车上拿他当垫脚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对他不得不特别和气，也不得不特别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写字，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偏躲着我，恍惚间我看见了“走着瞧吧”几个字。从此，我对他起了疑心，天天担心他会向所方检举我，说我的坏话。我想了许多对他防范的办法，最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和他厮守在一起，尽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约束之下。我竟没想到，所方突然调整住房，把我和几个侄子分开了。
分开之后，我在屋里坐立不安，熬了不过两天，就实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着眼泪向看守员恳求道：
“请先生给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家里的人和我住在一块儿吧。我实在不习惯，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
这也是实情的一部分，我长这么大，还没和家里人分开过，离开了人的伺候，对我确是一件大事（后边我还要说）。但这仅是一部分原因，别的原因我自然不会说出来。所长亲自来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惯、在苏联分开一次后来也还回到一起等等说了一遍。所长说：
“为了照顾你和年岁大的人，你们的伙食和那些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你们住在一起而伙食不一样，对他们恐怕不大好。”
“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便满口替他们包下来，我认为他们吃得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虑。
那天我还以为我的理由和眼泪真都生了效，侄子们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是眼泪和理由的作用，那时效也未免太短。过了不过一星期，再度调整房屋，我又和家人们分开，被拨到和几个伪大臣们一起去了。
我又像丢了魂似的熬了一阵儿。经过再三考虑，我又去敲门板招呼看守员。我已经知道他姓刘，便叫：
“刘先生！刘先生！我有句话和刘先生说。”
这时，我考虑到再合住是无望的事，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与家里人同住降为要求每天见一见面。
这要求被答应了。
在我听说又要分开的时候，曾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溥杰，让他交其他人传阅，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大家要和和气气，和衷共济。”意思就是防止他们互相乱说，特别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说出去。以后每天我们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们仍是和以前一样地对我恭顺。特别是真瑞侄，仍是引以为荣地给我洗缝脏破衣袜，秀山和子显侄态度也没什么变化，我渐渐地安了心。
到了哈尔滨，子显十分机灵地抓空和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有了把握。他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醒我，倒不如说是告诉我，他们几个对我仍是耿耿忠心，信誓旦旦的。
我所谓有了把握，就是说我还要进行欺骗。在监狱初期，为了逃避惩罚，我有两种不老实的活动，一种是装作善良的公开表现，另一种是依旧使用家长权威，暗地里管束家里人。为了对付迟早必将到来的审讯，在一次院中游戏时，我悄悄走近了我有点放心不下的李焘身边（院中四周都有警卫哨兵），低声问他：
“你记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吗？”
“不记得搬家的事，我记得那次临动身去东北，收拾过行李……”
“那就行了。”我很满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嘱咐他说：“我和所方说那是要搬家。问起你来，就说收拾过行李，别的全不知道。”
看他忠诚地点点头，我走开了。
过了些日子，不知为什么，院中游戏的安排改为分批进行。有一段时间我和李焘见不到面。这天真瑞在院中看到我，（我的几个侄子和几个年轻的犯人担任了送饭打水的勤务，他们可以跑来跑去）悄悄地说：
“李焘叫传句话：他和贾科长谈话的时候，说起‘上边’（这时侄子们对我还是这样私下称呼），从来不打人，在长春每月给他工钱三百元（其实是四百元），又说到在旅顺的时候，锁着大门，没有接触什么日本人……”
我听了，很满意这个不知挨过我多少打的李焘。可是，为什么谈旅顺呢，这很不必要。我就嘱咐真瑞，叫他见着李焘告诉他，“所方问起旅顺的事，就说全不知道。”
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这些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写好了。“自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三、乾隆的田黄石印
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
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整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立着。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如果来了所方的管教人员（这是慢慢才分辨出来的，他们不像看守员轮流换班，经常坐在甬道的一头，而是偶尔出现的），就更加紧张和留意。
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在当时，犯人想讨好、想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地读。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
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这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监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伪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
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监房连组长老梦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递铁栏外送来的饭菜。这种活儿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伪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价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能使我在同犯之间显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
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李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监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毓庆宫念了十一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交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得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得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
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劳动上显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现得很狼狈。自从和侄子们分开住以后，我每天都处在忙乱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来还令我感到羞耻。我从出生到四十多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吃饭、穿衣、叠被、打洗脸水，以至洗脚、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劳。侄子们离开了我，除了一度担心他们变心之外，最大苦闷就是说不出的那么不方便，似乎连吃穿睡这些事也乱得找不出头绪来了。衣裳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
当时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那样邋里邋遢，忙忙乱乱的。闹了笑话，人家在笑，我还不知笑什么，总是事后才能明白。早晨起身，我刚要洗脸，一个同犯说了：“你怎么不叠被？”原来人家把被叠得好好的，我是胡乱卷起来的，人家不指出，我也看不出这个区别来。于是，我去叠被，叠来叠去，好容易叠好了，再去洗脸，水又没有了。或者漱口的时候，牙刷上蘸好了牙粉，才想起没有弄漱口水。
有一天，在院子里散步，所长过来和几个犯人说话，忽然对我上下打量起来，弄得我心里直嘀咕。原来所长对我的服装发现了问题。
“溥仪，你的衣服是和别人一起发的，人家穿得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的怎么就折折囊囊的成这样子？”
我看看自己，又看看别人，确实像所长说的，差别很大。我无法回答所长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长一直是笑着，又说：
“这里面可有学问哩，你不妨研究一下。你总比别人又忙又乱，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块儿研究。”
所长是个很风趣的人，和蔼而幽默。但是我从来不敢把他的话当做笑话，而且事后每次的经验都证明，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没有意思的话。我听了他的话，不得不开始留心，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这天晚上临睡的时候，我发现了别人的一个与我不同的举动——顺便说一句，他们那时对我已不像刚来、更不像在苏联时那样客气了，他们敢于批评我不卫生，并且一定叫我头朝相反的方向睡，因此，我倒有机会看清他们躺下之前的这个举动——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我这才明白，我每天脱下衣服从来没有叠过，都是团成一团儿扔到一边。怪不得有人说我穿的像“八大市”（哈尔滨卖破烂的地方）了。
每逢我剪脚指甲或手指甲，总要在旁边先准备好一撮牙粉，因为自从自己的事自己办以后，十回有九回要剪了肉的。如果忘了牙粉或者伤口太大，就不免要到医务室去一次。所以，医生和护士们对我生活上的能力，全都是很清楚的。
生活上自己是这样，值日劳动的笨拙就不用说了。我为了这些事很忧愁，我忧愁的是，我在所方眼中的印象，一定不会好。
交上了“自传”之后，想要表现一下的思想更强烈了。这一天，我又想起了在苏联用过的故技——献珠宝。可是，我的珠宝都是偷藏着的，怎么好拿出来？而且黑皮箱里剩下的都是最精选的，实在舍不得。如果只拿一部分，在这铁笼子里，也没有办法背着人去挑选。想来想去，想起了我手头的一套乾隆的太上皇玉玺，这是用一块田黄石精雕的由三条链子连在一起的三颗印，是我很心爱的东西。入狱时所方检查行李也看见过它，看来，现在只有拿出这样东西来了。
作出了决定之后，我又考虑最好找个地位最高、最能负责的首长，直接交给他，可是我能找到谁呢……
这一天，我正按着我的老习惯，坐在铺上半闭眼睛，默念经文祷告平安的时候，楼梯上的响声把我惊醒。原来上来了几个参观的人。这几个人服装整齐，在所长陪伴下慢慢走来。中间有个中等身材的人，似乎是一位首长，他看看建筑的四周，又向前走，在我的栏杆前停下了。
“溥仪，你身体好吗？”
我忙站起来，忽然认出，这个人我在沈阳东北公安部楼上的大厅里见过。记得我在那里发神经的时候，他还说过叫我不要太紧张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位高级首长。他站在我面前问了几句话，转身要走的时候，我连忙抓住这机会，把要献出乾隆田黄石印的愿望说了。他却未置可否，只回答道：
“你可以找所方谈这个问题。”
我略为感到一点儿失望。在他走后，我只好还是找所方。我提笔写了一个报告：
所长先生：
我请求
所长转代呈请我们人民政府，我希望将我家存的宝贵的古物田黄石精致雕刻的图章三件（连锁结成一个）和另一件田黄石图章，献给祖国，做博物馆的陈列品，供给各界人民的观览。如蒙
政府釆纳，我非常觉得光荣和感谢……
报告送上去了，田黄石的乾隆印也献上去了，所方也收下了。可是关于反响，依然看不出来。我想，这可真是石头扔到大海里去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没有一点儿审讯的意思，也没有追究“自传”写得对不对，所方谈话中仍是再三要我们好好学习、改造。这时，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我由半信半疑而逐渐相信了，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既然坐定了，大概就不会对我们这些人操之过急。我逐渐又放松了心弦。我想：石沉大海，总比惊涛骇浪要好。
但是一年后，海里真正起了惊涛骇浪。这个“海”不是所方，而是我原先认为已经风平浪静了的小家族。
四、黑色的皮箱
有一天，轮到了我值日。值日的任务之一，是吃饭的时候，把栏杆外面的饭菜接过来。那天，在栏杆外给各房送饭的，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侄子——真瑞。他一样一样地把饭菜都递给我之后，出我意料地把一个纸条悄悄放进我的手里。
这是监规所不允许的举动。我忙偷偷地把它藏在自己的饭碗底下，藏好之后，这才转过身来把饭菜转递给同犯们。
吃过午饭，是午睡的时刻，我躺在铺上偷偷打开纸条。那条上写的是这几行字：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都应当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黑皮箱里的东西，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不究……
这个纸条所给我的震动，可以说不亚于当初乍一听见把我送到中国的时候。
这种震动，不但包含着恐惧，而且包含着恼怒。我恼怒的是，不过一年多以前还称我为“上边”的人，现在居然也把政府人员的语汇，什么有罪咧，坦白咧……拿来教训我。我恐惧的是，我所担心的、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家里人的“叛变”，终于出现了征兆。
我不由得不回想这一两年间，我这个小家族究竟有了些什么变化。认真地一想，这种变化就一个比一个更带有威胁性。
最早令我感觉到的，是楼下住着的这些年轻的小家伙，总比楼上伪满那些老家伙话多，有时隔着笼子和看守员呱啦呱啦说起来没完。铁笼子的建筑是这样，楼上下说话可以互相听见。有一次，他们谈起了刚回国时的害怕心情，谈起每个人的疑神疑鬼的笑话，还笑个不住。这是他们离开我身边之后，开始无拘无束的表现。他们这种轻松的心情，让我发生了不快之感。
一九五〇年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所方给我们组织了文娱活动，除了玩扑克、下棋、唱歌之外，犯人们自己也演了一些小节目，如京剧清唱、说快板之类。在节目中间，有一个引起我惊奇的是，我的侄子子显表演了一段他自己编的破除迷信的活报剧，引起不少笑声。他所编演的故事，暗指当时年岁大的战犯中间普遍存在着的念经信佛的活动，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刚进监狱时，老家伙们几乎人手一挂数珠，不学习的时候，就偷偷地咕咕哝哝地念经。我的岳父荣源连学习时间也不肯放过。到哈尔滨以后不久，所方把数珠都收去了，我有个挂在脖子上的银质护身佛，是蒙古一个活佛送的，也给收去了。可是我还是偷着念，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停止了这种无聊的活动。子显用活报剧讽刺了这种活动，大大刺痛了我。这个变化比起和看守员说说笑笑来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变化，是几个侄子担任了挑水送饭的值日劳动之后，时时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的高兴。他们从甬道匆匆走过，脸上带着和我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笑容，这加上他们和看守人员谈话时那种自然而亲近的态度，使我不由地疑虑暗生。
从一九五二年起，我逐渐由自己洗手绢、袜子进步到能洗衣服、洗被子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逐步锻炼，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家人变化的情势。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对我的服侍不但不表示积极，甚至已经很不耐烦。有一次，我的眼镜架子有点活动，我请看守员替我送到李焘那里修一修。我原先没看出来，李焘是个很灵巧的人，进了监狱他居然连钟表也能修理了，在苏联的时候，就短不了有犯人找他修修表，弄弄坏钢笔。这个眼镜由看守员拿到楼下之后，过一会儿就从下面传来李焘的嘟囔声音，我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却觉出了他正表示从来没有的不高兴。在过去，李焘在我眼里是低于一切家人的一个“随侍”，而今天（眼镜虽勉强修理过了），这一阵嘟囔却是高于一切家人变化之上的变化。
有了这些前述可虑的变化之后，到一九五二年夏天出现了这个纸条，我越想越觉着不是一件小事。
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了。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我的心被它搅得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是好。恼恨逐渐变成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的瓦解和“内部”的“叛乱”？我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等他们进一步变化，就先把黑皮箱交出去。现在已不仅是个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从此查出我过去的一切欺骗。两年来，天天学习，天天口头上表示认罪，可是满满一箱底的珠宝还瞒着不说，过去表现的一切悔恨、认罪，人家还相信吗？对这样的欺骗又怎么能宽大？
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越思索越感到最后“自己主动交代……一定宽大”那句话的吸引力。关于宽大政策，公安机关那位首长讲话时提过，报纸上也讲过，所长讲话中也常说过，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这只能适于一般犯人，至多适于一般的汉奸。而我是头号战犯，我是“首恶”，是属于“必办”一类的。
更重要的是，一堆珠宝的交代，等于承认了我对政府不老实，等于承认我过去一切表现，连那份自传，都是靠不住的了。
后来的思考又回到能不能瞒住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苦恼的结论：瞒不住的！
这些翻来覆去的思考不是经历一小时，也不是经历一天，而是持续了十天之久！在这十天里，每逢真瑞侄送饭来，我总觉得他的视线直透过铁栏杆，盯着那个黑皮箱。这皮箱简直成了压在我心坎上的越来越沉的黑色负担。在苏联时，有一天夜里举行防火演习，我一听见警报，连衣服也顾不得穿，首先是扛起这个皮箱向外跑。小张用嘲弄的口吻向我说：“君王的江山都已没有，还舍不得这些破烂！”看来他的话真是不错，难道我真要叫它把命都送了吗？究竟还是命值钱，有一分宽大的机会也要争一争，何况自己交出来总比被人告发出来强啊！
我请求所长接见我。我在所长面前，流着眼泪说：
“我真混蛋！政府对我这样宽大和关怀，我竟这样没有良心！”然后以坚决的态度表示：“我唯有把这些掠夺人民的宝物，归还人民，献给我们的人民政府。”
所长让我坐下，倒水给我喝，叫我镇静。然后说：
“这些东西我们当初没有检查出来，你现在自动坦白了，这很好，说明你有了一定的进步。”
我从沙发上连忙站起来：“我良心上现在很难受。”
“现在给你登记一下，这些东西你还拿回去……”
“不！不！”我又跳起来，“我看到它很刺激，一定献给政府！”
这个结局是太出乎我意料了。所长叫人办理登记手续，一定叫我把存条收起来。我把存条夹在笔记本里。黑色包袱卸下来了，一片乌云过去了。但是，在这种新的风平浪静中，我预感到了新的风暴就要到来。我已经明白，存在于我这个封建小家族中的“神圣同监”和我的精神统治，是快要完了。
五、交代一段历史真相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这是进了监狱之后，从报纸和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的，绝不会看漏掉的句子。每次看到眼里，感到最触目惊心的是“首恶必办”四个字，其他的话全被这四个字给顶到脑子以外去了。反正我是首恶，坦白也好抗拒也好，都是必办的，我何必这样傻去坦白说老实话呢？说老实话的在世界上只有吃亏。这便是我的哲学。
珠宝交出去后，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所长的称赞和一张存条。真瑞侄纸条上写的话应验了，虽然还不到根本改变我的哲学的地步，却让我心动起来。“首恶必办”是一定的，怎么“办”，是不是也有宽有严？
政策的吸引力对我增加了，而同时，我又感到了另方面的压力。记得就在那几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段消息：
杀害方志敏同志的刽子手曾匪中俊，已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在湖南石门县被捕获。
……方志敏同志……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慷慨就义……
解放后，曾匪起初隐匿在常德，企图逃入川投奔宋匪希濂。宋匪被我活捉后，曾匪决伏在石门深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一年十月，我石门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终于在七区青龙寺捕获这一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这篇新闻里的“一九三五”“在……深山中”“终于……捕获”“罪大恶极”这些词句，跳进我视线里，引起了一种异样感觉。我联想起在这以前看到的一些历史案件，像捕获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凶手的新闻里，其中某些词句，都引起过我这种感觉。这和我在苏联从《实话报》上看到农民斗争恶霸的消息时一样，我感觉到的是令我恐惧的那种来自群众的仇恨。与这篇消息同时登载的，还有志愿军在朝鲜捉到美国空投特务的一则新闻。美国为了调查细菌战效果，用飞机投下化装成志愿军的特务，第二天就被捉到了。不论是隔了十六年还是第二天捉到的，这些消息，都使我感觉出那种仇恨。我从前本来就认为世间没有客观的是非曲直，只有主观的恩仇利害。我认为就由于这种仇恨力量，所以，十六年前的旧账也不放过，藏在深山里也要被揪出来，化装得多么巧妙也会被识破。仇恨加上监狱，一想到这个现实，我心里就只剩下了无处躲藏的恐慌，而无取巧幸免之念了。
看了这个消息之后不久，在我面前也发生了一个让我得到同样感觉的故事。这天，所长陪着一个生人出现在楼梯口上。听他们边走边谈的对话，我猜测来的这生人必定又是一位上级首长。他身材粗壮，年岁总有五十上下，面色红润，神情愉快。（每次有首长来，向例不向犯人介绍，因此，到现在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他和别的首长一样，仔细地看了监狱建筑，看了铁栏里的环境，犯人的用具，随便问问正学习什么，生活如何。他走到我住的监房这里，所长向他报告了犯人们的名字。我听到念了我的名字，习惯地走到跟前，准备第一个回答他的问题。我这个举动是很叫同犯讨厌而嫉妒的，但由于某种愚蠢想法，我总无法克制自己这样做。首长问我们正在干什么，我回答说，我正响应所方号召，写检举日寇在东北的罪行的材料。
“这和我的罪恶分不开，由于我自己认贼作父，日寇给东北人民造下极大的灾难，大批屠杀我们的同胞。今天我以悔罪的心情，尽量揭发他们的血腥罪行……”
“你知道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吗？”首长问。
我把佟济煦曾告诉过我的，几万修建秘密工事的民工被屠杀灭口的惨案说了，这是我正在写的一份材料。这位首长听我叙述这个惨案时的面容，我到现在还记得，刚才还在脸上的愉快的神气全没有了。我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使他受到这样大的刺激，殊非我意料所及。我不安地说：
“我当时也很受刺激，想不到日寇是这样残忍……”
“你当时为什么不向日本鬼子抗议呢？”
他的严峻的目光逼视着我的脸，他的严峻的声音震动着我的耳鼓，又像棒子似的打在我的头上。我一向被同犯说成“干活愚笨、外交擅长”，也被问得张口结舌，半晌才低声回了一句：
“我不敢……”
“你不敢，你怕日本人，是不是？”他的神色和声音又恢复了平静。
我还是仓皇失措，想不出回答的话来，结果又是那老一套的空洞地责骂自己，说一切都是我的罪恶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犯的罪，虽万死也不足以蔽其辜……”
我不知他听见我这老一套的话没有，他在审视着我们的被褥、洗脸用具，以及甬道里的环境。然后点点头，对我说：
“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吧。要真正地认识自己。要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进步。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
他走了之后，我的心沉重得厉害。我拿起了今天刚写的“揭发日寇罪行的补充”，从头再看一遍，似乎今天才感觉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我用心回味首长刚才说的话和神情，测度其中包含的吉凶，我有了一种一时说不出来的和看到报纸上那则通讯时相似的感觉。这是一种承受重压的感觉。我又一次感觉出了那股不追究到底，誓不甘休的冲力。在这种冲力面前，是躲也躲不开，瞒也瞒不住的。
首长最后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得不是滋味。“要用事实而不用嘴巴”，“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不是明明表示对我是不相信的吗？我这时还不懂得马列主义的透视灵魂的威力，我却从这位首长的眼里似乎看出这么一句话：“你骗不了人的，你瞒不过去的，你不老实！”
另外，还有一种压力，别人也许很难理解，这是我从学习上感觉到的。为了说明这问题，让我先把当时学习的情况说一下。
我们在学完“关于封建社会”之后，又学了“中国如何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为什么叫我们学这些课程，这些课程里所讲到的理论和历史，与我们这些犯人出身的政治集团有什么关系？在学习进行之间，大家都逐渐地明白了。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重复着书上的论点，好像都已经接受了这些论点，思想都有了转变，可是在平时闲谈时，一碰到像“你为什么当汉奸，投降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帮凶”的实际问题，就自然流露出真正的汉奸理论。“蒋介石不抵抗，东北大员全跑了，不要我们了，怎么能怪我从敌？”“我不干这差事，全叫日本人干，中国百姓就要更遭殃！”“日本人请我出来，我不出来全屯百姓都要活不了，这样的条件我能不屈服吗？”
一面口头上接受革命理论，一面用汉奸理论为自己辩护，这在我们大汉奸们中间是普遍的现象。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被大家叫做“大下巴”的伪司法大臣。他就是抚顺人，“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的航空司令，事变时正在北平办事，伪满洲国成立后，他自己跑回东北，为了挤到上层汉奸的队伍里来，他千方百计地向日本人下功夫，好让日本人相信他和使用他。他的出名的举动之一，是接连向日本占领军上了四十二个条陈，向鬼子献策，如何去统治东北。另一件使他更出名的是，他是第一个在自己家里供奉日本天皇的祖宗（神武天皇）的人。为了让他家里这个小神庙起到预期的作用，曾花费了他不少脑汁。他把神庙设在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院子角上。他在大门上还安好了透视门镜（在门里可以看见门外叫门的人），每逢有日本人来，不等走进来，他早已先到院里的小神庙前跪好。等日本人被仆人让进客厅，很自然地就会看到，这个神武天皇的膜拜者正在那里磕头。经过这些刻苦的“基本功”，他终于当上了“司法大臣”。也许正因为他的许多这类事情尽人皆知、无以掩盖，所以，他表现的对抗就不是隐瞒而是拿出一套理论。比如他回到东北来当汉奸，是为了让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他犯了罪也是由于“个人好强”，至于代表不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问题，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早于“少年时代，就因为要脱离这种地主家庭，所以才投身政界的”。谈到新社会以为人民服务为光荣，他说：“我愿意呀！可是关着不放，怎么服务呢？”说学习要联系实际，他也是用这个道理来反驳，“我在监狱里和社会隔离了，怎么好联系实际？”他不同意别人说地主资本家和官僚军阀都是寄生的懒汉，他说这些人为了“立功劳、求荣誉”，都“日夜奔忙十分辛苦”。他的道理，简直说不完。他受到了批判，还委屈得不得了，说他是和平得如一潭静水，可是别人总是搅出波浪来。
我也有一套道理，可是无论在讨论会上或是私下闲扯，我都不说。在讨论的时候，我向例不先发言，到最后，也常常是以同意某某人的发言了事。别人对我这种取巧的办法很不满意，常常追问我：
“说一下你自己的意见。”
“我不是说了同意老光的吗！”
“还同意谁的？”
“还同意老梦的。”
“可是老梦是反对老光的呀！”
“我同意他不反对的那一点。”
“那一点是什么？”
我被逼得只好说几句，结果是更叫人不满意。
为什么我总不说呢？我的理解力比谁都差，刚学的东西我说不清楚，自己原有的一套，越学习越自觉得理亏，自然拿不出来。
我觉得所方给讲的这些课程，就好像专门对着我来的，和我原来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我原先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应占有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认为是皇帝养育百姓，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现在所学的道理全反过来了，皇帝不过是一切地主里最大的地主，是一切寄生虫中最大的寄生虫。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个道理却很像是对的。我这奉天承运皇帝的昏天倒运的经历和无知低能、不断露馅的事实表现，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每天都在给这个道理提供例证。我有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等的概念，我思索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回忆了我过去对晚清历史的感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更无法不承认中国在百年之内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事实。
一个人在没有拋开个人得失而又不承认历史事实之前，真理对他越真实，他越是感到它冷酷无情。我这次学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心情。我今天也才明白，无论是“大下巴”的逞强狡辩，还是我的避免冲突（当然，也有理解能力差的原因），事实上都是内心空虚和自馁而又不知悔恨的表现。面对冷酷的真理，随着空虚和自馁而来的是一种恐惧。对我说来，这个恐惧便是：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舆论上，汉奸皇帝都是不能宽赦的。
更重要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之曾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东北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是个事实，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个“亲戚”的勾结也是个事实，我作为封建阶级代表人物，怎么还能说是原来老老实实地在天津住着，又怎么能说是被绑架到东北当的傀儡呢？我所隐瞒的和伪造的历史，这还能骗得了谁呢？我从前在苏联还以为能骗得过去，其实，苏联不过把我当做抑留者，不曾追究我而已，现在新中国政府追究起来了，我还能瞒得过去吗？
又到了写学习感想的时候。这是要我自己对问题作出答案了。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有没有我的份儿——“是用空话来回答，还是用事实回答？”
对这问题，我睡了想，醒了想，在屋里也想，在院子里运动也想。迟疑不决，决心难下。
规定交“感想”的日子是星期一。星期日这天，我把该洗的衣服全洗好，有了一点儿空闲时间，我在院子里散着步，思虑着我怎么写这个感想。正低头想着，所长迎面走了过来。
“溥仪，你今天有了进步了。”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所长指着什么说的，一时答不上话来。所长指一指我晾的衣服，“你这个星期日休息得早啊。”我才明白，原来是说我这个星期日干活干得快。以前，每个星期日总是别人早干完了，我还在疲于奔命，等我忙完了，也该吃晚饭了。自己也没想到，今天的活干得比每次都快，别人干完了不多时间，我也跟着完了。
我随所长散步到院中心，走到我晾的衣服跟前，所长仔细地看了我洗的衣服，说：
“这个地方还没洗干净。可是你总是有了进步。”一面走着，他一面又说：“学会劳动是件重要事情。你从前当皇帝，你不劳动，还以为这是高人一等。进了监狱，和别人一样了，可是你不会劳动，别人干完了，你还忙得要命，你还是和别人不平等。现在你学会一点儿了，人家玩的时候你也可以玩了，这才平等了。对不对？”
“对，对。”
“我们祖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人人都要劳动，也都有权利劳动，可是一个不残不废的人不劳动，叫人养活，这就是寄生了。你从前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离不开人服侍你，这是你犯罪的根本原因，也是人家笑话你的原因。”
我们走到花池子跟前了。他俯下身把一朵刚刚开放的小花扶正了，把花边的一根杂草拔了下来，又说：
“要进步，首先要有勇气，胆小是不能进步的。”
这天傍晚，我抱着晒干的衣服回到监房，所长的称赞话在心里回荡起来。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厉害地暗示说我缺乏勇气，另一方面又如此和蔼，如此富于人情。他虽然一句也没有直接说到宽严政策，可是这比直接讲更让我感到它的吸引力。
这天回到监房，我把学习组长老光拉到一旁，和他商量：
“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在学习之前认识不到它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
老光为人比较和气，他不像别人那样不留情面地批评人。他曾在北平念过法律，在伪满当军法少将，好像懂得点法律上的事儿。学习组长又是经常接触所方干部的，我觉得从他这里多少可以得到一点气候。像这种在学习感想里坦白历史的办法，所方满不满意的问题，我就想从他这里知道点消息。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很高兴地说：
“当然可以写出来，这样联系实际，这是你学习有了进步嘛！”
听了他的话，我拿起笔来了。
六、检举与认罪
我的学习感想，有一段的大意是：
祖国的东北怎样沦为殖民地的呢？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妥协、以我为首的封建势力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勾结，这三方面结合起来而造成的。我从前把自己充当大汉奸说成是被迫的，这是我对政府的欺骗，事实是我和土肥原会谈之后自愿到东北去的。不但如此，我在去东北以前，为了复辟封建王朝，早就在积极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我还亲笔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信，以求得他对我的支持。我在当了东北头号汉奸之后，更多方对日寇谄媚奉迎，卖国求宠……
关于勾结敌人，我把最重要的具体事实说出来了，关于谄媚取宠，可一点具体例子没有。我认为把叛国投敌这样严重罪行讲出来，已经差不多了，谄媚取宠的事情啰啰唆唆，说了反而麻烦。我在东北受着吉冈的摆布本是事实，我如果说了一些在他摆布之外的举动，是不是反而把情况弄乱了？我在自己家里的凶暴专横，我也认为越说越会使情况弄得复杂。至于属于自己道德品质方面的，像虚伪、残忍等，我连想也没想到它。自己不觉得美也不觉得丑的东西，总是记不起来的。
到了一九五四年春，来了一场风暴，这些记不起来的、怕惹麻烦的、怕复杂化的事情，就再也藏不住，全抖露出来了。
一九五四年三月，我们又迁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狱。搬回来的第一天，战犯们被集合到大礼堂里，说是听政府人员的讲话。
讲话的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来的工作团的团长。他说，你们已经学习了几年，应当有了一定认识，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
他说，政府有必要来弄清你们的罪行，你们自己更应当对过去有认识。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对人民究竟干的是什么坏事，就谈不上改造自己。
他说，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能够查清你们每个人的问题，你们也要自动交代。要自我认罪，也可以对别人揭发检举。无论对己对人都要不扩大、不缩小、不包庇、不隐瞒，这才是正确态度……
听了这个讲话，犯人们都认为：我们毕竟还要受审判，现在是真到了审判前夕了。我自己写过两次书面材料，每次都为等待审讯而弄得神情不安，每次又以无结果而自流松弛。我不懂得什么法律诉讼程序，那些懂得旧法的伪大臣也闹不清新中国的办法，现在又都好像明白过来，认为程序也差不多，也是先由检察官进行讯问调查。
回到监房，就看见了刚贴在墙上的“监房守则”，上面规定了不许和其他监房犯人私相招呼，不许相互串通交换供词，不许……我越发觉出气氛的紧张。对惩罚的恐惧又回到了我的心里。从这天起，我又做起了噩梦。
由于最近几年来自己的体验，现在觉得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政府人员所讲的坦白从宽，对我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看出我现在只有拼命抓住“坦白从宽”和“检举立功”这个救生圈，才有可能万幸逃出这场死亡的风暴。
我已经不记得在“检举认罪”的九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听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的讲话，我就把自己从头到尾的经历写了一遍。以后更不断地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地往上补充，特别是每次被讯问以后，总要写上一两条。
我把一批认罪材料和检举材料交出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断断续续不定时的讯问。讯问是在中央甬道的一间约两丈见方的屋子里进行，大部分是在白天。老实说，这样的讯问实在出乎我的想象。没有站立两边的法警，没有迎面刺目的强光灯，只不过是讯问员和我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谈话，而且允许我照常吸烟、喝茶。讯问员是一位圆脸的青年人，他的年龄至少要比我小三分之一，也许还多。我一开头，很想看出讯问我的人是个什么官阶，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接触了不过几次，我就从他身上觉出了比官阶更让我放心的东西。这倒不在于他的平静的语气和有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微笑，也不仅是从他口中又听到了有关政策的解释，而是在讯问中间，越是我估计他要着急和追问的地方，他越是不慌不忙。在第一次讯问中，我叙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有许多事件的日期我记不得了，心里不免着急，想到如果在这些地方叫他怀疑，可实在冤透了。正紧张着，他说话了：“这个问题且放过去，以后你想起来再说。”
大约是在第二次讯问中，他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一系列问题，我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看来，这是个今天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我却一问三不知，又担心着我给他这种失望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时，他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还是那一句：“你再想想，想起来再说。”
从“检举认罪”一开始，我就担心着别人的检举。我一则怕别人（特别是侄子们）说了我所没交代过的事，另则怕他们说了我没做过的事。我深怕他们不负责任地乱用这个“手段”来表白他们自己，而同时，我自己却拿了这“手段”不负责任地对待别人。特别是对日本人，我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起点什么便写什么。我自己想不起来，怕写得少而立不了“功”，怕被看做是不积极，我就注意偷听别人的谈话，想从中偷些材料，算做自己的东西。我们同屋的做过伪满经济大臣和文教大臣的老振，伪满的上将军区司令老佑，他俩常说日本人的事，有一次我索性坐在他们旁边，拿出本子来记，叫老振看出来了，问：
“老溥，你记什么？”
“不记什么。”
“得啦，你把我们闲扯的闲话记去干什么？”
“随便写写，随便写写。”
我收起本子来，装作干别的事，却竖着耳朵继续注意着他们的谈话。
这天，赵讯问员问我：
“你检举的这一条：在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寇一年掠去六百万吨粮食，说得不具体，现在说说你的根据。”
我张口结舌了。我没办法具体，因为老振和老佑扯得本来就不具体。我对讯问员乱七八糟地解释了一顿。赵讯问员听了直摇头：
“你的根据是什么？”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得老实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
“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说呢？无论对人对己，要求别人要求自己，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三分之一的严肃的青年人，没有话说。我回到监房，和每次一样，赶紧写坦白和检举材料。正写着，伪满经济大臣老振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十分感慨地说：
“我告诉你们，瞎讲可是没用的。我刚才对讯问员说了日本人从东北每年抢去多少钢铁。他一声不响，给我拿了一支笔一张纸，叫我算一算，这个数字需要多少矿石……”
听了他的话，我又在坦白和检举材料之外，另写了一份对自己不该道听途说的检讨书。
这天，赵讯问员问我第一次访日时的情形。说到我和裕仁的母亲在一起的情形，他插问道：
“你扶她的时候，是流了眼泪吗？”
“我不记得流过眼泪。”
“你对你的侄子秀山说过的吧？”
“好像是……可是我不记得了。”
“是不是叫他来问问？”
“不，不，还是让我想想。”我心里想，见面对质了再承认，那岂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工夫，虽然没有想起来，我认为这类问题承认了比说想不起来好，就承认了。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哩。
大约是第三次讯问中，讯问员对于“内廷”勤务班的孤儿们的受虐待很注意。这次讯问之后，我一连写了三次坦白认罪的补充材料，反复交代这件我从前不愿说的事，唯恐这位目光突然十分严峻起来的讯问员仍不满意。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目光为什么变得那么严峻。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颓丧，有兴奋，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我们同屋老宪闹出的几场活剧就让我们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他是伪满军医少将，前清肃亲王的儿子。在检举认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一会儿把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行算到自己头上，一会儿又推得一干二净。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了什么又推了什么，只看到他成天发神经，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讯问之后回小组里，声称他要碰头自杀，因为他又欺骗了政府，说罢就哭哭啼啼。所里的一位科长找他谈话，问他闹什么，他趴下就给科长磕头。过了几天，讯问员又来和他谈话，说到他不该自暴自弃，要老老实实地认罪才能改造自己，做个好人。他是一个医生，要知道一个好医生就是社会的财富。这次谈话之后，他也不闹了，因为听到财富两字，知道他还不致被杀。不但是他，让我们也放宽了心，于是又兴奋起来。像这样的颓丧和兴奋，都同样成为促使我多写几条坦白检举的动力。
七、震动
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我交代了为了复辟，在天津如何收买军阀，如何结交外国人，如何给南次郎用黄绢写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后会谈，然后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长春对仆人的疑心和虐待。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以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害怕惩罚，逃避惩罚是我唯一的念头。我知道从法律上说我该受惩罚，我却感觉不出从道义上说我更该受惩罚。我承认有罪，我却看不见自己灵魂的丑恶。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检察机关的人员，看做是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敌对权威，绝不可对之推心置腹，我还觉不出他们正是从死亡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我对祖国，只看作是绝不能放过我的债主，只可对之藏躲、赖混，而想不到这正是以奶汁喂大我，又受到我侮辱的母亲。我为什么反复交代虐杀孤儿孙博元的事？是不是“东北的孤儿”这几个字中所包含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不是，完全不是！我再三地交代，只不过是由于讯问员的严峻的目光，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的信任，为了能在债主和权威手下逃生。我绝没有想起痩小的孙博元在我的监狱中垂死前的那副惨相，更没有想到过他们的父母。那些死于日寇屠杀和饥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儿女还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残，这些我全没想到过。当时，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灵魂原封未动，心灵深处还堆着垃圾，虽然看到了“坦白”是个救生圈，但是这堆垃圾还有让我没顶的危险。
甚至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使我把这堆垃圾弄掉。
五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的大会。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和面对面做揭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这个会是紧接着旁听了日本战犯的大会之后第二天举行的。在日本战犯的大会上，我们听了伪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带翻译的认罪发言，和我在一起的犯人都认为他这个发言很真诚，交代了伪大臣们都不知道的大量的真实的罪行，例如鸦片政策就是一项。主持会场的政府人员也认为古海认罪态度是好的。关于日本战犯的这种变化，我以后还要说。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大会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古海的态度，受到了政府的欢迎，也感动了同犯们。我们伪满战犯们都相信他定会受到宽大。由于古海的真诚的发言的影响，日本战犯们情绪激动起来了。这个本来要结束的大会不得不延长了时间，因为有许多日本战犯都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认罪不好的同犯。后来在许多日本人要求下，一个被检举的人（是一个大佐，他在监狱里远不如古海出名）走上台去交代，但他的情形就和古海完全不同了，他刚刚说完，台下便站起好些人要求说话，不等这个人说完，另外一个就站起来指着台上大声地呱啦呱啦说了一阵儿。别的日本人也都抢着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激烈。后来几乎全体的日本人都起来对台上那个日本人咆哮着。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话，看那激昂愤怒的情形，就知道那人交代得一定很不够，不然就是扯谎（此人的态度也非常坏，在台上晃荡着胳臂，露出傲慢的样子）。会场主持人在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态度不端正，面对事实，却要蒙混，把欺骗当做解脱自己的办法……”我觉得这话简直就像对我说的。第二天，我带着这种强烈印象，坐在伪满战犯的小露天会场里，一听检察人员宣布了开会的目的，我心里就起了狐疑，我看到许多人争先要求发言，我突然也作了一个决定：要求发言。
我为什么也要求发言呢？这不单是不甘“落后”，主要的是我怕被别人当做那个日本人似的被猛烈批判，我要让伪满的这些人知道，我已经交代了许许多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不要认为我还是不老实的。固然，我下这个当众暴露的决心很不简单，但我还是很快地看出这样更为有利。
我被安排到第三或者第四个发言。我已不记得前几个发言者是谁，说了什么，我只记得他们认罪之后，又都接着揭发那个自有一套道理的“大下巴”。对这天的事我记得最深的，还是这件事：当我按着写过的认罪材料说了“我不该欺骗政府，隐藏了珠宝，后来终于认识了错误，自动地坦白了出来”，正准备说另外一条的时候，忽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
“不对！是你自动交的吗？”这是我的侄子子显，怒气冲冲地问我，“真瑞给你的条子你怎不说……”
“我正要说，我底下正要说这件事……”我赶紧说下去，就怕他全替我说了。我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知道什么是紧急时刻，知道这就是主动交代和被迫承认的最后界限。我把那个冒充进步、冒充自觉，隐瞒真瑞的纸条的欺骗政府的行为讲了，但其他的欺骗行为仍然一字不提。紧接着，我就对“大下巴”进行检举，把我听来的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扫神庙等说了一遍，责备他现在不该采取欺骗蒙混的办法……
我讲完了，立刻又有更多的人要求发言。我注意到我的侄子们、妹夫们，我的同屋犯人们都嚷着抢着要说话，而且有的人老是用眼盯我。我觉得我的厄运来了，幸好主持会场的检察人员宣布了大会结束。
回到监房，我擦掉了头上和脖子上的汗，心里抱怨着真瑞的疏忽，不该把纸条的事告诉子显，更恼怒子显，不该这样待我。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哪！
比埋怨和恼怒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小家伙还会说我些什么。我认真地想了一遍，认为他们知道的能讲的我都说出去了，至于进了监狱之后的“攻守同盟”，那是牵连到他们自己的，我就以己度人，认为他们不会去说。这样考虑之后，我叹息着写了一个书面检讨，把真瑞的纸条这件事又写了一遍，请看守员送给所长。
这次的震动从我身上滑过去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另一种的震动。
这是日本战犯第二次开检举认罪大会。一个叫乔木岬的前日本宪兵队长在会上发言。他交代出的罪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他的罪行跟古海不同，是更直接地残害中国人民。他说他常常以反满的罪名拘来一批中国人，把他们排成一列，然后随便从中拉出一个来，当众用军刀把头砍了。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用这个办法前后就杀了三十多个中国人。我的双手染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我从前很少这样具体听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叙述，更没有听见屠杀者自己的叙述。我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头皮发紧，听完了也还半天不能平静，可是当思想上一转到这笔债的债务人也有自己的时候，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忘掉了被屠杀者的血，而怜惜自己的血了。
我没有忘记再拿起笔来写补充认罪材料，想叫讯问员尽快地知道我又有了认识，但是写来写去，心灵深处的那堆垃圾仍是不见减少。
就在这几天，讯问员问到我在长春时的活动，问到我和吉冈安直的关系。我仍然是采取过去的说法，一切推给日本人。讯问中提到了苏军进军东北时，我命令张景惠和武部动员全满军民支援“皇军”的事，我说：“这是吉冈的授意。”
我对伪满的每个法令、每个诏书以及我对日本人的每次谄媚举动，都说成“这是关东军决定的”，“这是吉冈叫我做的”，“那是吉冈叫我说的”。后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妥，就又写了一个检讨，说：
“我好像把一切都推给关东军和吉冈，似乎我毫无主动，其实这也都是我主动做的，无论是裁可法令，还是颁布诏书和命令，我如果不出自主动，也是不可想象的……”
说来说去，我还没说出究竟有哪一件是不经吉冈而由我自己办的。像我对张景惠和武部下命令的这类问题，还是怕说了反而麻烦，不敢说出来。
检举认罪的高潮过去了，大约是检察机关进入材料的研究整理阶段，不大找我们讯问了。这天所长找几个伪满战犯，包括我在内，去座谈这一段时期的感想。在谈话中间，所长对我说：
“我看了你的检讨。关于交代这批珠宝的经过，你以前谈了几次都不对，只有这次谈对了。”
我听出话里有点称赞的意思，我又检讨说：“我欺骗了政府，心里很不安。我当时也有这么一个顾虑，我怕说出了纸条，真瑞会受到处分。”
“你完全不必为你的侄子顾虑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努力。”所长停了一下又微笑说：“说到真瑞，我们不会处分他。纸条的事情我们知道，按他原来的要求，是要我们去搜查你，搜查出来没收。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更省事，可是问题还不在于珠宝，也不单是一个监规的执行问题，主要的是要考虑到在当时情况下，怎样对你的改造更有利，怎样使你懂得自觉，知道政府的政策对‘皇帝’也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当时没有采取真瑞提出的要求，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你。不过，你的侄子可是真的有了进步。你应当向他学习。”
这一番话，确实在我内心引起了惭愧，但是，让我现在想起来更感到羞耻的却是，我对所方的苦心体会到的是那么晚，而当时卑鄙的灵魂竟是那么麻木，我对自己的欺骗行为的丑恶，竟会用顾虑侄子受惩罚的温情轻轻冲淡，甚至于把其他的欺骗，还在为改造我而用心良苦的所方面前继续隐瞒。事实上，我是以欺骗来检讨，结果还是欺骗。
八、原形毕露
所方的反复动员，讯问员耐心的谈话，政府给安排的充裕的考虑时间，历史血腥罪行的揭露，武士道长期教育下的日本官兵的巨大变化，以及所方为了改造、挽救而用的苦心，这一切一切，竟仍然还不足以震动到我心灵的最深处，还没使我自动剥下最后一层皮，把那一堆垃圾情愿拋弃掉。
但是，风暴毕竟是风暴。
检举认罪进入了最后定案的阶段。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我又被叫到两丈见方的讯问室里。青年讯问员把一大堆材料放在我的面前，照旧是平时那种平静的声音对我说：
“这是别人对你的检举。你认为对的，就在上面签字；认为有出入的，就写上你的意见；认为不对的，你可以指出来，可以不签字。一时记不起来的，可以想一想再表示态度。总而言之，实事求是。”
我怀着鬼胎，接过了检举材料，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伪大臣们的检举，都是那些公开的、作为伪满洲国政权所执行的那些罪恶的政策法令和它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害。对这些，我是有足够精神准备的。但是，我的家里人的检举，除了那些我料得到的、我也自己作了交代的之外，我竟发现原来还有我料不到他们会知道的事。我先看的是妹夫康庆写的，在“我参加溥仪的活动”这一小题之下，第一条便是：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入宫见溥仪，他正在写一纸条（这时外面正有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等候接见），溥见我即出示所写的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军共同作战以击溃来侵之敌人（指苏军），问我有无意见，我答已只有此途别无他策……
我竟然把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事全忘了！我加以否认吗？那就更糟。连我也看得出来，康庆的检举是很老实的，凡是他自己有责任的地方，他都不曾推诿，也一并交代清楚。连我不曾检举他的都写出来了：
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我深恨他贪生怕死，遇事推诿，在东京法庭已有胆怯病之称），应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应慷慨就死以谢国人。我屡次考虑回国后与溥仪同死……
我如果否认，政府是相信谁呢？这是很明白的。更糟糕的是在真瑞的又长又详细的检举里，第二十二条是：
一九五一年在哈尔滨道外，某次放风，李焘叫我转告溥仪，说他向所方贾先生说溥不打人，溥在旅顺锁着大门未见日人……溥又叫我转告李焘，说如所方再问旅顺事，就说不知道……
他写这材料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这就是说，检举认罪刚一开始，他就把这些都揭穿了！
再看下去，李焘的检举写得就更具体了。他检举的第三条题目是“溥仪到东北是有计划的”，里面详细描写了我去东北之前的种种准备，然后把我在哈尔滨时跟他订的那一段“攻守同盟”全揭出来了。我查看他的检举日期是六月十日。啊，这正是我在大会上交代之后不多天！显然，他看我不曾坦白这件欺骗行为而且假充进步，是很恼怒的，所以在检举上写道：
“溥仪这人是奸诈、好用权术而又伪善的这么一个人……”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种种对我的描写，显然，他们所刻画出的形象，如果从我自己的交代里去找，是绝找不出来的。
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是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把佣人不当人，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霉了。拳打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
打人刑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铁心皮包）、跪锁链，到伪满又加上电刑，灌凉水，站木笼，吊手……
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果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么，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两三个月才好。这孩子治疗时，溥仪还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啊！你在孤儿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
（李焘检举第十一条）
孤儿董维清、孙博元及另一二人，因在勤民楼坐过溥仪的椅子，其一被囚在×××（随侍）所做的囚笼中，只露一个头，不站不坐，靠颈处木板上钉了半圈图钉，尖朝上。
（真瑞检举第二十三条）
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会，前后共用过二十名。每天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子、罚劳役（强挑一担黄土或大石块在院中走）、灌凉水、过电，平时得互相监视，不亚于小宪兵队的犯人。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更有万恶，溥仪手下曾将一名孤儿活活打死，而他却吃斋拜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真瑞检举第三段）
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生火，为的是做给吉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康庆检举第一题第三、四条）
吉冈曾对我说溥仪是真正的日满一心一德的体现者。曾根崎清臣（军校干事）说溥仪是日满亲善第一人。
（康庆检举第二题）
溥仪在大栗子沟，听吉冈宣布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即跪在地上说：“我不德，对不起天皇。”打了自己一阵儿嘴巴子。
（真瑞检举第一段）
逃往大栗子沟，溥仪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经过必行九十度礼，并命我们也如此……直到被苏军逮捕，坐在苏军飞机内，溥仪还问吉冈与桥本：“神体都平安吗？”
（康庆检举第十四条）
我面前的这些熟悉的笔迹，不是文字，而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的面容，也看见了这些过去服侍我、顺从我、挨我打骂的青年们的愤怒。他们对我过去的媚敌求宠表现了极大的痛恨，他们也为了被我侮辱、摧残和玷污过的灵魂而向我抗议，他们更为了我对烈士们的孤儿的摧残而表现极大的悲愤。侄子们和李焘，过去的地位最低贱，现在他们的呼声也最使我震动。秀山在检举书中说的话，更是叫我又恼又怕，他说：
“现在我替死去的孤儿向政府要求，不要宽大他的罪，请政府替死去的和受折磨的孤儿报仇！”
……我的掌心沾着汗水的手，颤巍巍地拿起钢笔，在一份份的检举材料上签了字，垂头丧气地走出讯问室。我慢慢地顺着甬道向自己住的地方走着。甬道似乎显得比平日矮了，狭了，我觉得像喘不过气来，心里翻腾着。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全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弱，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