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的边缘：排挤和歧视
霸凌、恐惧、生病——受排挤的心理后果
学校组织下乡体验生活时，没有人想和他住一个房间，别人都已经找好室友了，他还一个人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结果还得老师来干预，把落单的几个同学分到各个组去。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也不带他，他一出现在某个队的旁边，那个队就会突然停下来，不说话或者羞辱他。尽管受排挤在哪个年龄段都很伤人，但对孩子来说尤其残忍。被排挤不仅让心灵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也会让人患上长期的心理和生理疾病。
英国的心理学家指出了童年时被霸凌会有什么样的毁灭性作用。47 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调查了1.1万多名11岁至16岁的双胞胎，记录了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研究表明，11岁时曾遭受霸凌的孩子日后更容易出现焦虑、过于冲动、抑郁、注意力缺失等症状，对他们的养育过程中也会有更多问题。
领导工作组的让-巴蒂斯特·潘戈说：“我们通过以前的研究知道，被霸凌的孩子更经常有心理疾病，但对这其中确切的因果关系依然知之甚少。毕竟也可能是有些孩子原本就更加敏感，于是不能很好地面对这种压力。”研究人员既考察了拥有同样基因的同卵双胞胎，也考察了异卵双胞胎，以更好地确定遗传及环境、养育的影响。
环境、基因、原生家庭中对冲突和敌意的经验都会很大程度地与孩子是易被霸凌伤害还是可以毫无问题地应对有关。所以，如被霸凌者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有关系的不光是他人的排挤和侮辱行为。潘戈说：“往好处看，被霸凌也能增强心理抵抗力。霸凌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意味着痛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心理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消退，孩子会从不好的经历中走出来。”
除了已有的反霸凌、提高警惕意识项目，早点儿识别出哪些孩子特别易遭霸凌也很重要。因为有些孩子就算没有被霸凌，在大集体中就是不自在。他们避免社交接触，很快就被认为性格孤僻。这些孩子就是日后易受霸凌的人。研究作者认为，要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抵抗力。这样，万一他们真的遭到霸凌，也可以避免长期为后果所累。精神科医生朱迪·西尔伯格和肯尼思·肯德勒认为，任何不稳定、在多方面易受影响的人都需要特别的保护。48 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霸凌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在几年后通常会减弱。
比如，上述研究就表明，11岁曾遭受霸凌的孩子在两年后依然比未受过霸凌的同龄人更容易害怕，但其他的心理影响已逐渐弱化。遭霸凌5年后，大部分心理影响都消失了，但遭霸凌者在17岁时依然容易产生妄想，容易分心。
无法建立联系
13岁的卡罗琳总是穿着妈妈织的毛衣，对同学们的时尚毫无兴趣，课间就坐在角落里看书。她是一个好学生，别人问她问题她也总是乐于助人。
她是班上唯一没有手机的人，所以也不知道别人在WhatsApp、Snapchat、Instagram等社交软件上聊些什么。
她其实并没有影响同学们，但班上有个女生突然开始在网上说她坏话。她在班级群聊里说卡罗琳多么邋遢，还有其他许多恶意的言语。好几周内，卡罗琳根本不知道这些谣言越传越恶毒，直到霸凌在手机里暴露。
同学们道歉，始作俑者受到惩罚，但不久之后卡罗琳还是转学了，因为她无法和这些同学整日待在同一间教室里。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上有30%的儿童曾被其他孩子霸凌或被以其他敌意方式对待。许多儿童能很好地应对，有些则出现暴力、自杀等行为，日后在学校产生的问题更多，更容易出现心身症状，自尊心更弱。不容忍霸凌很重要，而同样重要的是识别出那些特别容易遭受霸凌且抵抗力不够强大，所以需要更多帮助的人。
“他归你们。”——学校和社团里的霸凌
踢踏踢，踢踏踢，两个孩子在操场上比赛谁能踩到对方的脚。其中一个赢了，就可以优先选人组队踢球。大家都知道怎么来：你选一个我选一个。当然，跑得快的、球技好的，有时甚至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都会被最先选走，两队各有几个这样的人。所以一开始并没有什么问题出现。
但不一会儿，情况就变得让人难堪，尤其对那些还没被选中的。他们别扭地站在那里，像一群没有人要的怪胎：体育不好的、戴眼镜的、胖的。有时候某队的队长会说得很不好听：“那两个人归你们。”或者：“胖子和你们一队。”
体育不好或者明显超重的人很早就会被欺负。在学校里大家就习惯欺负胖子，取笑他们的体形，不带他们玩。他们被戏弄、被殴打、被同学嘲笑。运动时尤其明显，孩子们在课间或放学后不受监管地玩耍时也一样。
不想玩躲避球
“你们女孩跑步时，大腿上的肉怎么都一抖一抖的？”躲避球游戏中一个女孩被球砸中时一个男孩问道。体育课上男女混合玩这个令人害怕的游戏时，他就会说这些讽刺人的话。卡伦·杜芙在其小说《那不是情歌》（德语：Dies ist kein Liebeslied）中就描写了这一场景，并说女孩可能会一再经历这种挖苦。她写道：“当然，你不会因为有一个男生质疑女性结缔组织的功能就突然失去自尊。人不会突然之间就对自己的外表和价值失去自信，而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失去。”
这种被审视从而在身体上被鄙视的经历，可能很多女性都有过，不少男性也是。尤其是在青春期，身体处于发育阶段，胳膊和腿可能都像火柴棍一样不协调，这时男孩女孩都要适应不断变化中的身体。
他们对自己都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又要如何了解自己的身体并对其充满自信？很少有人一开始就能做到，所以在这个阶段，来自同学的欺辱会伤害到还很脆弱的心灵。其实并不是每一句话都出于恶意，但还是能永远印在脑海中。
在卡伦·杜芙的小说中，老师不让女生把这些羞辱抛诸脑后，又羞辱了她们第二次：在下一节课时带了一只秤到班上，让学生称体重，还出了许多道数学题，其中包括：最重的5个女孩的平均体重是多少？
上面这个又进一步强化排挤的老师似乎特别恶毒，但就算是出于好意鼓励学生减重的校园活动，也未必总能有想要的效果，实际上班级参加这样的项目时，学生尤其会遭到霸凌和排挤。隐藏在此类项目之后的信念通常是以贬低促教育。超重者轻易被认为缺乏自制力，不够积极主动，不然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缺乏让自己振作起来的意志力，这不仅是形象问题，在道德上也要谴责。
对于知道自己在活动中通常都是最后才被选的孩子，这种选择令他们感觉很丢人，但不仅是他们，许多水平中等的孩子也和其他人一起焦急地期待着，希望自己不要快到最后才被选：“我会被第二个还是第三个选中？还是我要和那帮最差的一起等到快结束？”
这是一场奇特的划界仪式。本来大家都站在一起，突然就只看你一人的体育能力，你不禁自问：自己对队伍来说到底是有帮助还是只是个负担？答案马上就会被揭晓。对等级、排名、在他人之上或之下的适应很早就开始了。
一直在“食物链”上方，总是最先被选甚至属于“选人者”的人，恐怕根本体会不到这种糟糕的挫败感。其他人则常常会痛苦地记得自己满怀希望地向前挤，跃跃欲试，希望能为胜利贡献力量，结果很久之后才叫到自己，自己只能品尝这早早失败的苦涩。
肥胖歧视
医生也有偏见，对病人做不到一视同仁。这对病人来说不美好，而且也不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尽管现在医生也不再发这个誓了。医生也是人，会觉得某些病人更好，遇到让人不愉快的病人，他们很快就会转给不受欢迎的同事，或用其他方法尽快将其劝出诊所。医生并不是总能保持必要的职业距离，这对某些病人来说是不利的。
比如，很多医生就不喜欢肥胖的病人。外科医生害怕腹部的“脂肪围裙”，因为它会妨碍对内脏的手术。内科医生认为，肥胖会导致多种危险的疾病，比如糖尿病和血管钙化，并经常以为病人之所以肥胖，是因为管不住自己，不仅控制不住自己的身材，也掌握不住自己的生活。关于公开或下意识的肥胖歧视会有什么后果，美国心理学家已经讨论了多年，结论是其对身心都可以有很大影响。
“肥胖歧视”会将许多缺点不公平地归到任何胖人身上，有时甚至是任何身材普通、没有锻炼得很好的人：懒惰、贪图安逸、行动迟缓、不注意形象、体味难闻，而且还缺乏动力。他们会被嘲讽为“肥胖”“有糖尿病”“愚蠢”，因疾病和外表而受到责难。
康涅狄格学院的心理学家琼·克里斯勒说：“在医疗中，对超重病人的不尊重举动会让病人感到羞愧。就算那些话意在激励他们去改变生活方式，甚至很可能是出于好意，但对于病人来说，这就是纯粹的压力，可导致他们讳疾忌医，拖到太晚或根本就不再去看病。”
但超重的病人就算及时就医，也并不总能得到恰当的诊治，相对于正常体重者，他们经常被区别对待。肥胖者还经常被排除在医学研究之外，那些研究结果，比如药物的正确剂量，就无法适用于他们。最近的研究表明了这会有哪些负面作用：抗生素甚至癌症化疗的处方剂量对超重者来说经常不够，导致这些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
体重歧视
肥胖不仅在医学上受歧视，朋友之间也会拿胖子开玩笑，虽然并没有恶意，但被嘲笑的人也不一定会觉得有趣。在职场中，超重者也会遭受许多敌意和歧视，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会被认为能力差。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情况：两个求职者教育经历一模一样，成绩差不多好，从纸面上看来同样适合正在招人的职位。其中一个身材匀称有型，业余时间喜欢参加铁人三项；另一个身高1米82，体重130公斤，说自己喜欢追剧。那么哪一个会被选中？
许多研究告诉我们，瘦的求职者比胖的求职者更受偏爱。在食物丰富的国家依然能保持匀称体形的人，简直就是节制、自律、积极等美德的化身，胖子则被认为懒惰、缺乏自制力，而这种对待身体的态度会被转移到工作上，尽管从这两人之前的资质来看，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认为。然而，事实可能是，喜欢参加铁人三项的那个因为训练太累，反倒不如那个喜欢在电视机前坐着的花在工作上的力气多。
在临床上，对超重病人和正常体重病人的态度也有惊人的不同。克里斯勒说：“研究表明，肥胖的病人经常只是被劝说减肥，而正常体重的病人会更快被要求做CT、验血、进行物理治疗。因为体重不同而对同样的症状采用不同的检查和治疗，这不符合职业道德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医疗事故。”
超重病人的疾病有可能不会被认真对待，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因为其症状很容易被归咎于肥胖，因此病人不会被要求对其做进一步检查，问题的真正原因也就不会被找到。最近，对300例尸检的分析报告表明，肥胖者比起正常体重者，其疾病被漏诊的概率高65%，其中包括肺癌、慢性炎症性肠病、心脏病等严重疾病。
肥胖者基本都发展出了一种敏锐的感觉，能觉察到何时自己的体重在医疗中被鄙视了。他们不仅会在医院里，在许多情况下也都能看到那种鄙夷的眼神，受到歧视性对待。克里斯勒说：“这种态度可表现为‘微歧视’，比如医生或护士不想触摸病人的身体，或者看到病历上的体重时直摇头。时间一长给人的压力就很大，并会增强羞辱感。”
心理学家莫琳·麦克休指出，医学经常狭隘地将肥胖视作一种疾病，减肥就是唯一的疗法。她和克里斯勒都指出，没有任何研究数据表明，体重到多少就一定算是不健康的超重。许多分析倒是表明，稍微有点儿胖是健康的，轻微的超重应被视为理想体重。另外，上述的狭隘观点会导致基因、饮食习惯、压力、贫穷等其他可能致病因素被忽视。对体重的过度关注也导致超重成为校园霸凌的最大起因。
苏黎世大学附属医院的内分泌专家费利克斯·贝斯林说：“肥胖当然和营养摄入过多有关，总之是比需要的多，但基因对胃口好、感觉吃不饱也有作用。还没有人知道，遗传对那些总比别人吃得多的人究竟有多大影响。”他表示，将饮食行为和随之而来的超重仅仅归咎于缺乏自制力、意志薄弱，显然是太武断了。
一再羞辱肥胖者从医学上讲是不公平的，不仅很伤人，甚至还会让人生病。麦克休说：“对肥胖者的羞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而这又会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
医学教育中要做的还有很多。医生、护士、心理医生要及早准备好诊疗超重的病人，要意识到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歧视。科学家们的认识是统一的：治疗最要针对的是身心健康，而不是体重。
“向你看齐。”
有些人真的可以称为“占位大师”，他们一定要挤到中间位置，或至少靠近中间的位置，一旦占据了就不挪动一丝一毫。在政治中这很常见，在党派和内阁的谈判中，在媒体吹风会上，这种人更是会往中间靠，紧挨着领导或正对着领导。这种层级斗争的标志是一旦占据中心位置绝不挪动，就算有别人加入，毕竟，这是权贵圈子里最受保护的位置。
不是所有人都像特朗普那么粗鲁，他在2017年的G20峰会上把黑山的总理从第一排推到了后面，因为只有他，特朗普，才能占据中心位置，而不是那个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自他之前几乎都没听过的小国的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显然不能屈居第二排，让位给某个不知名小国的领导人。
看着这种“政治芭蕾”，会意识到位置和距离权力中心的距离有多么重要。政党赢得选举或失败之后，都经常能看出谁离总统的位置又近了一些，谁拉开了距离。等级制度在站位上就能体现出来。这不禁让人想起动物王国里的统治行为：头狼走在狼群的最前面；整群大猩猩都跟着那个银背的首领。
就连多年的“巴伐利亚之王”霍斯特·泽霍费尔也是，他将近两米的身形总在照片中让别人相形见绌，利用身高的差距来表明权力的差距。2015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上，他更是大胆运用这种技巧，让安格拉·默克尔在他的讲台边等了十分钟。她就像一个在教室角落里罚站的可怜小姑娘，不得不听着他对难民危机滔滔不绝。外界对此的评价一致是没规矩，令人尴尬，不讲礼貌。
就算不涉及这种明显的公开权力展示，泽霍费尔也很在乎自己的位置。党内开会时，他不会按摄影师安排的那样站在后面或和身高差不多的站在一起，而是通常就站在默克尔旁边，凸显三十多厘米的身高差，至少让身体上的压制显现出来。
《明镜》周刊的记者迪尔克·库尔比尤维特在讲述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客菲利普·密斯菲尔德的专题中提到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例子。密斯菲尔德2015年去世时年仅35岁，这位政坛新秀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大部分押在和默克尔有多近上。他总在她旁边，她偶然看他一眼，对他来说这就是成功的一天。库尔比尤维特写道：“密斯菲尔德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她高兴地向他问好，他在党内的名望就会上升。如果她无视他，快速走过，那他就尴尬了。”
这让人想起人尽皆知的老旧仪轨：有人站在群体之外，不被群体接纳，大家肩并肩，不让他进入他们的小团体。根据性格和敏感度，这种压制行为可在各种本应无害的情况中观察到：在操场上、在剧场大堂里、在同事圣诞聚会上，或在公共招待会上。
当主教看见红色时
卡尔·莱曼（1936—2018），美因茨主教，从1987至2008年担任德国主教大会主席长达20年。但这位相对自由派的主教在罗马不怎么受欢迎，也许是因为他对改变表现得太过开放。很长时间里他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因为将近15年间所有的升红衣主教机会都故意不考虑他。
天主教会发明了礼拜仪式、符号和丰富的手势语言，或至少是许多世纪以来决定性地形成了这些，因此在天主教会中这样刻意的侮辱应该是昭然若揭的：德国的其他主教都稳步上升，科隆、慕尼黑、柏林的主教都披上了枢机主教的红衣，而他们德国主教大会的主席，作为德国主教的“首领”，在天主教神职体系中应该有仅次于“教皇”的职位，却还得穿着相对平凡的普通主教的紫衣。直到2001年，在耐心等待了14年后，卡尔·莱曼才终于升任红衣主教。
就算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时刻，有时也会形成团体，体现归属，不那么轻易地让初来乍到者进入圈子。“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这种态度很容易变成排挤，转变非常流畅。从站在一起时自然而然的排位、同类抱团到侮辱性的排斥，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羞辱陷阱——选秀和无耻的评委
许多人在很长时间以后依然对伤害他们特别深的情景记忆犹新。那种侮辱还是一再出现在脑海里，尽管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这种侮辱常常来自贬低和不公正的评价，在青少年时期这些尤其会让人无比沮丧。不幸的是，也正是在这种学习时期，考试和评分是常有的事。不仅有学科考试，还有其他各种考试，游泳证、体测、驾照都要考。终于有一天，所有的都考完了：毕业证、职业资格证、学位证都拿到了，考试总有尽头。终于可以消停一会儿，不用再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地等待，再带着汗湿的手和狂跳的心在考官面前背出心中所学。
但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给自己强加额外的可怕考察，自愿或不自愿地承受他人大部分是否定的评价。其中自愿的情况包括承受各种选秀节目中吸引眼球的折磨。
只要潜藏的才华被发现并展示出来，就能迅速走红而不用经过多年艰苦的训练和学习。一夜成名是这种选秀背后的巨大诱惑，面对这样的许诺，以年轻人为代表的人们甘愿接受评委的评判，而这种评委通常既自大又喜欢打击人。醉心于唱歌、跳舞、化妆或其他才艺的选手现在要被评判到底有没有市场、有多大的市场，于是失误和缺点会被无情地揭露出来，有时选手引以为傲的表演也会被说成平平无奇甚至一文不值。
这类选秀的看点在于评委，他们用一种特别恶毒刻薄、居高临下的语气直截了当地告诉选手其才华有限。而观众有窥视欲，爱看别人受打击的热闹，这就是这类节目收视率高的原因之一。身体和心理都明显尚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就得听着别人说他们太胖、太瘦弱、动作笨拙、唱歌难听、跳舞难看。有时选手的自我评价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确实惊人地大，但这也不代表能够直白无情地指出来，毕竟从业余爱好者到流行巨星的路很长，演唱肯定还有可以提高的地方。
评委的贬低是这类节目的基本元素，大多数参与者都会毫无怨言地接受那些打击人的评价。特别吓人的是，选手还会礼貌地感谢评委给出了宝贵的专业建议。说起来，这类节目是要帮助年轻选手在职业道路上前进，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让评委滥用权力，让观众幸灾乐祸。这是很明显的，但通常被美化或掩饰了。
您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
另一种更常见的批判也遵循资本主义剥削的逻辑，但没有人自愿去承受，受害者都是被强制接受这种过度的评判：现在住酒店、订火车票、去餐馆吃饭甚至用一下公共厕所都免不了被要求给个评价：“您对我们的服务是否满意？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您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请您花一点点时间留下您的评价。”
按照不同的标准，从各个方面给出1到5颗星，或者加分减分，这样酒店的清洁人员、大学老师、医院医生就会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工作完成得有多糟糕，亟待改进。
有些打分平台创立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想让服务更友善一点儿，尤其是德国这种服务业。面对价高质差的商品常常感到无力的客户和消费者终于被赋予了一点儿权力和话语。但消费者点评论坛早就变成了抹黑、恶意差评之地，咒骂变成了常态而非例外。学生、病人、消费者的报仇有时根本没有界限，尤其因为可以匿名发言，所以话也说得更重、更打击人。发言者不可能被指控，所以就算随意给出不公正的评价也不用害怕：终于不再无力了！
这种不管是在美食、旅游还是出行方面时时刻刻给评价的现象，被苏黎世的精神病学家丹尼尔·黑尔称为“羞辱陷阱”，需要一再小心避开。“您的意见对我们很重要”，这口号听起来很好，因为把消费者放在了前面，但其实只是勉强隐藏了实际情况：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是为了责难、规训下属。不是上级批评下属，是顾客，而顾客就是上帝。
你看看，你的表现不够好，这样可不行。这次的评价太差了，将来一定要提高，否则就会有后果：表扬少一点儿，奖金少一点儿，认可少一点儿，什么都少一点儿，或者更多的工作和投入。这就是资本主义“规训与惩罚”的逻辑，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部著作就以此为题，而这类点评平台的运行方式就类似他著作中描述的那种监狱——按“全景监狱”模式建立起来的那种。在这种监狱中，牢房绕监控塔围成一圈，从上到下排成几层，囚犯由于随时可被监控，所以会预先规训自己顺从。对差评的恐惧与此同理。
点评的填写通常很随意，这与受评者可能遭受的严重后果形成了奇怪的对比。同时，点评也发出了一个许可：从此以后，上级可以永久评判下属，可以因他们表现不佳而指责和羞辱他们。
精神病学家黑尔写道：“羞耻感也显示出一个人的自尊有多依赖他人。长期封闭自己以躲避羞耻感是没有用的，因为不可能躲过他人的眼神，人将他人的眼神内化并因此而自我羞辱，受辱的情景会一遍又一遍地复现。”49 所以就算不用听、看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也很难避开羞耻感。因此，黑尔说，私下里借饮酒、抽烟、暴食等方法来麻痹自己、压抑感受没有什么意义。这只会阻碍自己的心理发展，更不用说还会造成各种心理的和生理的疾病。
差评文化在公共领域和客户争夺战中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这就导致早就有公司可以在多个平台上刷好评，打包价几百欧元。不管是酒店、民宿还是诊所，只要给得够多，在相关平台上都可以突然变成全5星好评。
这证实了持怀疑态度的顾客一直担心的：这些评价都不可信——无力者和被压迫者终于通过抨击和恶评感觉到了强大，而因此受伤和被贬低者就以买来的赞扬和虚假的好评来回应。
内容要点
￭ 很多地方都存在排挤、歧视、霸凌，这些在学校和职场等环境中的影响尤其大，因为无法立刻离开，而且通常还需要忍受与之长期共存。在网上传播他人照片、造谣等让这种危险更甚。
￭ 超重者会被歧视，尤其在体育运动中和学校里。但在职场中也一样，超重者很容易被视作贪图安逸、缺乏动力之人，面临晋升机会或有新职位时，他们被选中的概率就低一些。
￭ 选秀节目中人们自愿承受他人的批判。窥视欲是这类节目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批评和贬低都是计算好的。
￭ 对服务进行评价是“羞辱陷阱”，很难避开，从清洁工到医生到教授，几乎所有事、所有人都要被评价。其结果是持续的被监视感，而惩罚、批评、扣钱通常也会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