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还未来临的时候
不言弃，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知识星球平台上的一位焦虑的年轻读者来信（限于篇幅，信件略有缩减）：
小西：
你好！
经朋友推荐，关注了你的微信公众号，你的很多文章都写得很棒。
我这几年有种越来越强的焦虑感，很希望听听你的看法。
我是2016年从一所985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毕业后就考进了某国企工作，工作和收入在旁人看来都还可以。但是工作这几年，危机感却让我越来越焦虑。因为我上班后没多久，公司就提拔了一批早我们数年入职的同事。
领导开会的时候说，公司要任用年轻人，鼓励我们好好干，但我们同期的朋友们聚在一起，却都感觉工作没啥奔头了——顶头上司就是比自己年长不了几岁的“大哥”。而国企里的选拔制度你也知道，领导岗位就那么几个，人家做了你就不能做。而我们的企业发展已经进入停滞期，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这批人能被提拔的机会是很渺茫的。
…………
我也有一些同学毕业后去了一些私企大公司工作，听他们说，这几年公司里的新人想向上调级也变得越来越难了。原因和我们这边差不多——岗位都被比我们大一些的70后、80后占满了。虽然很多大公司吆喝着“三十五岁退休”，可是实际留任的中层依然供大于求。感觉在大公司出头也没什么希望。
当然，我也曾动过拉几个兄弟一起自主创业的念头，可是一番市场考察下来，发现那是一个更大的坑，如今各个创业风口上都站满了人，新跳进去的人是九死一生。
所以想来想去，感觉自己走哪条路都不会有出头的机会了，再加上未来几年经济预期似乎不太好，我才不到三十岁，难道人生就这么一碗水看到底了？以后的人生大约只有风险，难有惊喜？很郁闷。
感觉小西兄你对历史方面知之甚详，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人有类似的焦虑？期待你写一篇文章为我们讲讲。相信有我这种焦虑的同龄人可能不在少数。
以下是我的回答：
这位同学：
你好！
首先感谢你这篇洋溢着凡尔赛气息的来信。
你是名校研究生毕业，毕业就进国企，在一线城市打拼，每天想的不是这个月房租怎么办、饭碗怎么保住，而是再干多久才能在公司里出头，这对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过于奢侈的幸福的烦恼了。
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作为已是金字塔尖儿上的人，你不用过于焦虑，先回头瞅一眼你自己那座已经建好的凡尔赛宫，平复一下心情，告诉自己：我已经很不错了。这年头，吃不愁喝不愁，你还愁啥？
心平气和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具体问题。你说的焦虑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存在的，因为人类很多时候就是这一代比上一代难。当代中国年轻人遭遇的困局，与20世纪末日本“平成青年”们的困局有那么点相似之处。简单说，就是想飞的猪太多，但风口已经被堵了。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一直处于高速的资本扩张当中，资本扩张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所有企业都在拼命地尝试新领域。某个大企业注资一个新项目，今天刚成立一个组，明天就变成一个课，后天可能就是一个分社，然后就在纳斯达克敲钟上市了。赶上那一拨机遇期的青年们，提升速度当然就是很快的，一旦得到赏识任用，今天组长、明天课长、后天社长，眼睛一眨，老母鸡变凤凰。所以，你看那年头的日本年轻人，总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感觉，在东京银座街头，你不挥舞一打福泽谕吉（万元日钞），是根本打不到车的。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很多解读很片面，当时日本炒股炒房失败，从富翁变成“负翁”的人的确有，但还是少数。更关键的问题是，随着资本的收缩，供年轻人急速上升的风口也不再有了。各大企业都在收缩而不是新增平台，享受过巅峰时代、还在壮年中的前辈们能保住地位就不错了，自然没有那么多新岗位留给后辈。
所以，你观察一下日本平成这一代青年，能感受到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强烈的、感觉自己没有出头之日的倦怠感；二是对被他们称为“大叔”的那一批昭和末期会社人的隐隐的“羡慕嫉妒恨”：凭什么当年的好时候都被你们赶上了？现如今你们还把着正社员、高职位的位置不走？当然，昭和大叔们也很郁闷：增长停顿了，你们升不上去，这是我们的锅吗？催我们让位，给你们这帮小崽子让路，那我那一大家子老小谁来养？所以，指望前辈提携、忍让你，给你让路是不现实的，凭啥啊？人家又不是你长辈。于是，双方都拼命地较劲、加班、内卷，搞得全社会的气氛都非常紧张、压抑而使人看不到希望。这就是所谓的“日本精神”从高昂走向中衰的实质——代际之间人生难度在加剧而不是减轻，这让后辈们感到惧怕。
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实则是我们这代人该怎么走出类似的困局。但很不幸，我其实也无法做出很完美的解答，因为我自己也是局中之人，我也有与你类似的烦恼。
我讲讲自己的故事吧。其实我曾比你还焦虑。我是80末，但这其实无所谓，因为相比于80初和90末，我们这些80末、90初确实才是同一代人，因为我们赶上了同一场变革。
我在某一篇文中曾经提到过，中国绝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从2012年开始出现大幅放缓的，而那一年刚好是我毕业的年份。今天想来，其实那时我就已经隐约听到了内卷的号角。我毕业的时候也想过走学术的道路，但我读的专业是历史，继续读研的话，未来唯一的出路是去高校当老师，可是当时我那些师兄师姐们为了争一个教职打得头破血流的故事已经传得尽人皆知了。我预估了一下，觉得自己读书的速度显然赶不上内卷严重的圈子里学历贬值的速度。于是，我就毅然决然选择了逃避，赶紧滚出象牙塔，去混社会。但到了社会上，我依然逃不开内卷。我当时为自己选择的工作是去一家还不错的报社当记者，不谦虚地说，我当时干得还算不错，我是整个报社历史上第一个入职头一周就把评论文章登到二版上的人。入职第二年我就开了个人专栏，第三年我就拿了省一级的新闻奖。这些在我们报社的历史上都是头一遭的事情，但我依然写不出头，干了六七年依然是一个苦哈哈在一线靠码字算分结工钱的“文字码农”。原因何在呢？不是因为我没才华、不努力，也不是因为领导没给我机会，而是当时报纸行业所面临的大形势，就是整体在走下坡路。报纸都没人看了，你在报纸上再费心竭力地写得花团锦簇，又有什么用呢？记得那会儿我看张宏杰写吴三桂，说吴三桂的前半生“都一直在一座冰山上攀爬”，等他爬到顶了，大明这座冰山也基本化完了。我读这段时，总觉得自己当时就是吴三桂附体，在一个夕阳产业里，所有的努力都是没用的。后来，有一次同事小聚，有一个长我六七岁的前辈拍着我的肩膀说了句心里话：“小西啊，你要是赶上我们这一批入职时的好时机，像现在这么写，一定就成了。但现在，你还是得找别的出路。”之后那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位前辈的话，我想他说的确实是肺腑之言——人这一辈子，能不能活得有“节奏感”是很重要的。比如我若能比现在的年龄长个四五岁，在21世纪头十年报纸的黄金期入行，可能我会更早地积累到一定的笔力、名望与家底，等到四五年以后，微信等的风口来临时，我就能凭着这些资本，迅速地转换、切入微信，在微信公众号的黄金期吸一波红利。
再等到这两年微信公众号势头衰减，视频媒体兴起时，我可能就能腾出手来再去开辟视频领域了。可是，这个如意算盘终究打不成。现实是：在2013年“微信公众号元年”的时候我才刚入职，无论是笔力、知识积累还是财力储备都非常欠缺。当时我跟人合租在一个不足7平方米的小房间当中，隔壁的两口子还经常晚上打架，吵得我根本无法休息，更别说在自己的私人环境中阅读、写微信公众号了。直到2020年，我自己终于买了房，可以坐在电脑桌前安静地看看书、做做思考、写写文章的时候，我才开始了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而这时，微信的风口又早已过去，这个赛道已经杀成了一片红海，我可能要付出比前辈多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与他们差不多的影响力——甚至，大多数时候可能还达不到。
也许再过几年，等到我终于可以做出让自己满意的视频时，眼下红火的视频风口也会消散。相比于很多已经扬名立万的大V，是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吗？也许并不是。这其实更多是个人生机遇问题。很多时候，你的事业就是讲节奏的，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与才能无关。我常常觉得，命运这东西如果真的有，它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不如上一代人优渥，它在我们即将入世的时候激烈地剧变，机会不像以前那么多了，竞争越来越激烈，又没有给我们留出足够进化的时间来适应。所以，大量的80末、90初的人选择躺平，我觉得是有理由的——我们这一代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活到坎儿上”的一代。人生的难度，相比上一代人，直线升高了。那怎么办？你让我讲历史故事，我就试着讲一个吧。
在文艺复兴艺术史中，有一件著名的公案，那就是同为文艺复兴后三杰的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的龃龉。说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龃龉”其实都有点不准确，准确地说，就是米开朗琪罗对达·芬奇单方面羡慕、嫉妒、恨。
达·芬奇出生在1452年，米开朗琪罗出生在1475年，两个人差了二十三岁，但你看米开朗琪罗在与达·芬奇的交往中，一点都没有对这位前辈的敬重之意。据说有一次，达·芬奇正在跟一些朋友聊但丁，正巧看到米开朗琪罗来了，就非常宽和地对众人说：“我对但丁不熟悉，米开朗琪罗很熟，来，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后辈提携和示好的举动，可是你知道米开朗琪罗是怎么接话的吗？
米开朗琪罗阴阳怪气地回了一句：“哟，我对但丁可没您熟。在您这样用泥塑都可以征服世人的人面前，我这种连青铜像都不被承认的人应该感到羞愧！”说完就扬长而去，把尴尬的达·芬奇撂下了。
米开朗琪罗这句话背后有个故事，就是当时的米兰公爵曾经邀请达·芬奇为他雕塑一个青铜骑马像，达·芬奇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做好了塑像的泥塑，可是临到要铸造的时候，公爵为了打仗铸炮，拿不出青铜来了。于是，这座号称“世界第八奇迹”的塑像，仅仅以泥塑的形式保存了七年，就被毁掉了。达·芬奇的心血也白费了。
明白了这段背景，你就会觉得米开朗琪罗简直就是个浑蛋，人家前辈好意捧你，你却专往人家肺管子上戳刀。两人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米开朗琪罗在其中都表现了对达·芬奇没由来的嫉妒和恨意。但两人究竟有什么仇什么怨呢？其实无他，无非还是“时代风口”的问题。前文说了，达·芬奇年长米开朗琪罗二十三岁，而两人都曾长时间在佛罗伦萨生活，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当米开朗琪罗刚刚出道的时候，达·芬奇已经功成名就了。而一个社会的关注度总是有限的，给了达·芬奇，就不能再给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在年轻的时候，据说不止一次遭受过被他称为“羞辱”的事情。比如，他费了半天洋劲儿给人画了一幅壁画，买主夸赞，说你这画画得真好啊，有点达·芬奇那个意思了……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估计我要是写一篇文章，有读者留言夸，说小西你这文章写得真棒，有点那个谁谁谁的意思了，那我肯定也怒，你什么意思？你这分明是不尊重我的劳动成果！而米开朗琪罗这人脾气恰好又比较暴，三两次这么被说之后，他就较上了劲儿——你达·芬奇不是绘画牛吗？好！算你狠，我争不过你。老子搞雕塑，雕塑总会比你强。
《哀悼基督》是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成名作。后来，米开朗琪罗就把重点放在了雕塑艺术上，而且也许是有意与达·芬奇做出区分，他雕塑的风格非常鲜明。达·芬奇描绘的人体往往严谨、含蓄，米开朗琪罗就刻意做得张扬、奔放，让肌肉如虬蛇般在人物身躯上盘踞，把人物的力与美夸张到极致。应当说，他是成功的，成功到即便五百多年以后，他中晚期的雕塑、绘画作品，很多人依然能一眼就分辨出，哦，这就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因为风格实在太明显了，没有一点错认的空间。
米开朗琪罗创作了《创造亚当》《大卫》，就这样把他的这种倔强融入了他的艺术中，让他的作品极具标识性。可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完全走出达·芬奇的阴影。
理由还是一个时代的风口、民众的关注度，以及赞助者们的腰包，总是有限的。有一个成熟的前辈在前，后辈能分到的机会就注定少很多。比如，达·芬奇在做他的米兰公爵骑马像时，全意大利都在谈论这尊注定将十分伟大的青铜像，把决意要在雕塑上干出名堂的米开朗琪罗的风头完全盖过了。万般无奈的米开朗琪罗，只能以不去碰青铜雕塑这个分类，小小地“傲娇”一下。可达·芬奇吸引了半天的注意力，最后却又什么都没留下来，那米开朗琪罗能怎么办呢？他当然要把积蓄已久的嫉妒、不甘与嘲讽，找一个机会宣泄出来：甭管达·芬奇有意无意，你就是挡了我这个后进的路了。
说白了，米开朗琪罗对达·芬奇的愤怨，其实朝向的是时代本身——我明明这么有才，又这么勤奋，凭什么不让我出头？因为米开朗琪罗的这个心结不是达·芬奇能解的，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甚至后来还产生了一段著名的“对决”。1504年，佛罗伦萨的市政大厅竣工，执政者不知是不是有意要“搞个大新闻”，特意邀请了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这对“王不见王(1)”的大师共同为市政大厅绘制壁画。这就属于存心挑事了，但两个人还真都答应了下来。达·芬奇画了一幅《昂加里之战》，直接描绘战争场景，画面上战马奔腾、骑士怒吼，一幅战争的残酷景象，堪称16世纪的《格莱尼卡》。
而米开朗琪罗则画了一幅《卡西纳之战》，描绘了士兵们在听到战争警报时那一瞬间的动作，把力量即将爆发之前的那种力与美描绘了出来。这两幅作品，谁的更好呢？
答案是没有结果。事实上，这两幅画最终都只完成了草图，达·芬奇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放弃了作画，米开朗琪罗一看自己的对手没了，也对这个工作怠慢了下来。最终，这场大师之间的世纪对决并没有分出胜负。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场比试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赢家。在两人的画作草图展出时，有一个年轻人静静地围观、临摹着两人的画作，他名叫拉斐尔，后来与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列文艺复兴后三杰，也是最后一个“抢”到这张名垂青史的车票的人。
拉斐尔比米开朗琪罗还小八岁，米开朗琪罗所遇到的那种对自己“来晚了”的惋惜和怀才不遇的焦虑，他应该都有。
但拉斐尔与米开朗琪罗不同，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特别低，特别善于学习。年轻时，他拜在画家佩鲁吉诺的门下，在他的工作室里作画，始终一心一意地给自己的“导师”打工，并力求把自己老师所有的门道都学到手。
拉斐尔的早期作品《圣母的婚礼》，被认为是他学习佩鲁吉诺的出师之作。
直到快二十岁的时候，佩鲁吉诺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亲口对拉斐尔说：“你的水平已经超过我了，我不想让这小地方拖住你，你可以独立工作了，你应该到大师云集的佛罗伦萨去，到那里进行更多的学习。”于是，拉斐尔就这样拿到了老师的引荐，前往佛罗伦萨，在那里，面对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这两位光芒璀璨的前辈，神童拉斐尔一点都没有“被抢了风头”的焦虑感。相反，对于两人的每一幅画作，只要有机会，他都一定要去借鉴、去学习。取长补短，然后自己化用过来。比如，在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那场“世纪对决”当中，拉斐尔就当了最后的那个受益者——两人都没有完成他们的作品，唯独拉斐尔画完了。那就是他后来的《米尔维安桥之战》。不难看出，拉斐尔的这幅画，同时借鉴了《昂加里之战》与《卡西纳之战》两者的长处——前者的骏马与后者的人体，前者的激烈与后者的蓄势待发，再加上拉斐尔独有的风格，这些被重新融合，浑然一体，成就了这幅名画。是的，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那场“世纪对决”的最终胜利者，是拉斐尔。作为后进者，拉斐尔应该看到了自己所从事的行当的难度在增加，但他这种海纳百川的学习能力和虚怀若谷、不急不躁的心态实在是太牛了。他仿佛是学会了“吸星大法”的令狐冲，前辈们再有什么神功，也无法阻挡他扬名江湖。“当令丹田，常如空箱，恒似深谷，空箱可贮物，深谷可容水。若有内息，散之于任脉诸穴。”于是到了二十五岁那年，拉斐尔接到了罗马送来的诏书：“教皇想尽快在梵蒂冈见到拉斐尔，以便他在罗马与意大利最优秀的艺术家一起，为美化罗马而工作。”不久，梵蒂冈的画家们被告知：除了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之外，其余的画家全被辞退了。因为教皇认为，罗马只要有这两位大师就足够了。至此，拉斐尔站到了与前辈同样的位置上，抢到了时代留给艺术家们的那张宝贵的车票。拉斐尔依然没有放弃学习，他请求教皇向他开放尚未完工的圣彼得教堂，以便前去观摩米开朗琪罗在其中绘制的《最后的审判》。其实拉斐尔想得很明白，既然自己已经是后来者，那么前路上有多少吸引目光的前辈，都已经成了既定事实，给自己施加再多的焦虑，给对方投去再多的怨毒与嫉妒，都无济于事。
画好自己的画，走好自己的风格，把握好自己的节奏，然后等待时间给予一个评价，这才是一个后进者唯一能做的，也最值得做的。《西斯廷圣母》便是拉斐尔留给文艺复兴时代的至高杰作。
结尾，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拉斐尔的另一幅名画吧，它叫《雅典学堂》。在这幅脑洞大开的穿越画作当中，拉斐尔一共画上了二十多位古希腊哲人。但你注意到了吗？在这璀璨群星当中，拉斐尔偷偷为自己留了一个位置，请看画作的右下角，在琐罗亚斯德与托勒密的身旁，有一个青年偷偷地扭过脸来，注视着你。
那就是拉斐尔自己。这是画家的调皮之处，也是他的高傲之处、他的自信之处——即便大堂中已经站满了人，我也坚信，画布上会有我的立身之所，我会成为那唯一从那画布中扭过脸来调皮地看着你的人。为此，我勤奋地学着，坚定地画着，默默地等待着。
拉斐尔出生在1483年，我想，这个15世纪的80后的故事，能给我们一点启发。必须承认，我们这一代人想出头，注定会比上一代人难上许多。你必须比你的前辈优秀很多，才能做到与他们相似的成绩——因为人家有风口，而你就是没有。所以，请调整好心态，别焦躁，别愤怒，更别嫉妒，因为你焦躁、愤怒、嫉妒了也没用。同时，别忘了学习。
学习，这是这个下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难的时代里，你唯一可能用以出头的办法。总之，记住那个心法吧：“当令丹田，常如空箱，恒似深谷，空箱可贮物，深谷可容水。”信呗，不然能咋办呢？令狐冲当年在牢底学吸星大法的时候，也没想着自己真能凭此脱困……
(1)王不见王：意思近似于一山不容二虎，形容在同一领域很强的人一般不见面，见面就必然会有冲突。
在困难中，活下去，等春来
《演化》这本书，是我喜欢的书。卡尔·奇默是我很喜欢的生物科普作家。
我本来是个理科生，不谦虚地说，我理科其实学得不差，高考理综只扣了六分。但大学时我却转去学了历史，因为我从小更喜欢看那些有历史感的东西，我喜欢读历史，喜欢历史给我带来的那种千帆过尽、沧海桑田的感觉。但转了专业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还是选错了行当。那一年是2009年，我看了丁仲礼院士与柴静的那场著名对谈。两个人当时谈的是气候变暖和碳排放的问题。柴静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拯救地球呢？
丁院士纠正说：“这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这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地球不需要人类拯救。地球气温比现在高十几摄氏度的时候有的是，地球就是这么演化过来的，灭绝的只是物种，该问的是人类如何拯救自己，而不是人类如何拯救地球。”
时隔十几年再看，柴静和丁仲礼的这段对话，犹如蝴蝶扇动翅膀，给后来的舆论场带来了一场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飓风”——比如工业党的兴起，比如反西方思潮的兴盛。但我关注的并不是这些，我当时感到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是：丁仲礼院士说的那个事情，是真实的吗？地球的气温，确实曾经变动如此剧烈吗？当时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于是我开始找相关的书籍来看，经常去学校的理科图书馆（当我是理科生时，我经常去泡文科图书馆，可成了文科生后，却总是待在理科图书馆。我的大学过得就是这么奇葩）。学习之后我发现，丁院士好像还是把地球的“脾气”说得太温柔了。
这根本就不是气温变化十几摄氏度、二氧化碳多点少点的事情。随便举几个生物史上的例子，说明一下地球变化之大。在距今24亿年前，由于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蓝细菌的出现与繁殖，大气中的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被大量消耗，地球出现了一次急剧降温，冻成了一个“雪球”，进入了所谓的休伦冰河时期。这是地质史上第一个持续最久也是杀死生物最多的冰期。相比之下，人类祖先和猛犸一起赶上的那场冰期真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这场冰期持续了整整3亿年！在这3亿年中，地球远远看去，就像木卫二(1)一样，是个似乎了无生机的冰球。如果不是之后机缘巧合之下，一轮剧烈的火山喷发与地壳运动重启了生命的进程，那么整个地球的生命演化史，可能就这样被永久封冻了。在距今2.5亿年前，位于西伯利亚地区的超级火山喷发了。这场火山喷发持续了整整20万年，喷发的岩浆面积达700万平方公里，给地球带来了100多万亿吨的碳排放，整个地球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持续的火山喷发杀死了当时地球上99%的生物，90%的物种直接灭绝了。地球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五次生物大灭绝，分别是：奥陶纪末生物大灭绝，泥盆纪末生物大灭绝，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三叠纪生物大灭绝，白垩纪末生物大灭绝。然而，和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相比，其他四次生物大灭绝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还有持续百万年的暴雨——卡尼期洪积事件。还有持续10万年的“高烧”——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
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变化是“沧海桑田”，那么地球历史的变化，应该就是无数次的沧海桑田。冰封与烈火，极寒与酷热，地球都经历过。变动之剧烈，筛选之残酷，是任何未接触过这门学科的人无法想象的。
而生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坚强。它居然在这样剧烈的变动中存活了下来，发展了下去。所以，大学毕业后这么多年，每当我心情不好、看不透时局、对未来满怀担忧与焦虑的时候，就会去找一本古生物演化方面的书籍来看。它们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加强版的《逍遥游》——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从来没有向生命许诺过什么恒定，历史也从来没有向个体许诺过什么太平。世界永在，它并不需要我们拯救，但我们需要自救，就像古生物们挣扎求存，并生生不息一样。
即便没有敏感的神经，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自然环境的“大气候”，还是人类社会的“小气候”，很多巨变都在坚定而并不缓慢地一步步发生着。
我们看到了旧有世界秩序的危机与坍塌；我们看到了人类在疫情和科技红利行将耗尽时的混乱、迷茫与认知分裂。
我们还见证了无数在旧时代风头无两的人物、企业或生存模式的骤然终结。我们变得无比怀念那个刚刚过去的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哪怕一首歌，也能勾起我们对它的回想；哪怕一幅画，也能串起我们对它的追忆；哪怕一个童话，也让我们倍感珍惜。而在更多我们看不到甚至无法言说的地方，无数生灵在走向衰亡、凋谢，无数言说已经陷入了沉默。
虽同在一个时代，但我们也许根本看不懂，彼此正在做什么，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一种困惑和焦虑。因为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是我们的文明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难得而罕见的太平岁月。我们习惯了那种太平的生活，并把安逸当成了常态。但现在，这个偶然结束了。人类必须重新出发，在乱纪元里挣扎求生。
“小西，我想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了？文明与理性的终结要到来了吗？”曾有朋友这样悲观地问我。
我想，文明是不会有终局的。每一个严冬过去后，遍地的春草都会重新萌发；每一场灾变停息后，所有生态位都会重新被新物种填满。
两千多年前，西塞罗死了，他的双手被政敌安东尼砍下，钉在门板上警示反对者。但他的著作和思想依然留了下来，等到人文精神重新复兴，自会有人借着他的名号继续思考，继续前行。
是的，就像地球其实不需要拯救，文明与理性也不需要拯救。即便这一代人彻底迷失了，许久过后也会有人重新出发，奋勇前行。
可是，我们每个人的确需要自救。在变局中，我们需要活下去。活下去，活到灾疫终结，活到变动止息，活到万物复生。
而这需要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我们与其从人类历史中获得，不如从自然史中获得。因为自然演化中遭遇的那些变动，其实更猛烈，更频繁。那么，它是什么？
首先，是“不出头”，不把自己搞得太显赫、太大。在生物演化史上，我们看到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顶级猎食者，无论是古生代的巨型羽翅鲎、邓氏鱼，还是中生代的霸王龙，在时代平缓发展的太平岁月里当然风光无两，可是一旦变局来临，它们总是死得最干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存在，其实最经不起变动，一点点环境的变化，往往就会造成它们脚下整个金字塔的崩塌。而在人类社会中，道理也是一样，那些最煊赫一时的人物往往最经不起波折，变局来临时他们的崩塌只在一瞬间。
所以，收敛锋芒，不要出头，在变局已经来临时尤该如此。
其次，是保留变化，不走极端，不过于特化，把自己的演化潜能用尽。在生物进化史上，我们看到过无数将生命的进化潜能发挥到极致的物种，它们跑得飞快，长得很高，潜游万里，翱翔天际。但这种生存方式太极端了。一旦巨变来临，自己所在的生态位被暂时关闭，这些走进进化死胡同的生物就没辙了，高度特化的器官没办法适应环境的变化。
所以，它们都灭绝了，最终能活下来的，反而是那些坚守基本生态位，“保留变化”的“基本型”物种。所以，在巨变之中，不要将自己搞得过于“特化”，不要过于专注某种生存方式，或只醉心于一种主张。保持饥饿，保留变化。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善良，要讲道德，要与其他善良的人们守望相助。我曾经跟一些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朋友有过一些争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当今中国的一个变种，就是把道德和善良视为一种累赘或过度文明培养出来的矫情。但人类历史和自然史恰恰都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人类史告诉我们，道德是一种人类在尝试构建自己的社会形态时，所摸索出的最深刻的理性判断。而自然史则告诉我们，善良是我们的祖先得以存续至今并站上万物灵长之位的最关键的本能。
我们的祖先，他们对于他们的子孙后代是善良的，所以才会悉心地哺乳、抚育、呵护他们的幼崽，所以才能在灾变来临时，增加自己后代的存活概率。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善良的，所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不顾自己的风险发出预警，在同伴落难时伸出援手。甚至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进化出了镜像神经元。它的产生，让我们有了语言、艺术与音乐，更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同情，什么是公义。
是的，人类总是喜欢反思和苛责自己的残忍，但事实上，整个生命史上，没有任何物种像人类整体所呈现的那般重视同类、在乎社群以及能够为维护道德与正义献身。这种行为，如果不能被解释为孟子所说的“天良”或基督教所说的“上帝的启示”，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善良恰恰是进化中最犀利的武器，我们的先祖正是通过应用它、强化它，挺过了一个又一个严冬与巨变，一直到今天。所以，在剧变之中，让我们保持渺小、保留变化、保卫良善。这是面对巨变时自然史与人类史共同教给我们的生存秘诀。这些，再加上一点好运，也许就能帮我们渡尽劫难，看到希望。两千多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老子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慈就是善良；俭就是保留变化；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不出头，不做那个树大招风的巨无霸。而“宝”其实通“保”，也就是保留、活下去的意思。于是，老子又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因为“慈”、因为善良，所以我们勇敢，为所爱的人、为值得的事业不畏惧，心怀坦然。因为“俭”、因为保留变化，所以我们“能广”，我们的思想与心态是开放的，能在最大的范围内寻觅生计，在最广博的思想里获得启迪。因为“不敢为天下先”，因为不站上顶峰，所以我们不容易坍塌，当灾变来临、变革的凛冬将至，山峦会崩溃，巨兽将倒下，可我们会蜗居在山洞里，依偎着微弱的理性与良善的火光，与知心好友们讲讲往事、诉诉新知，静静地等待灾疫过去。
所以，请等待。等待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对于这个艰难而变动的时代，可能很多人并不怀念它。可是我仍想将这话送给大家。
它是老子的话，也是我走过这段岁月，真实的体会。
我不断地写文章，写着写着，我也三十多岁了，我越发感觉，活着，就像读一本很难啃的书，虽然过程可能痛苦，可是我们总还是获得了一点什么。
我们不断地在流失的岁月里成长，获得新的感悟与启迪，这就足够了。
活下去，等春来。
(1)木卫二：在1610年被伽利略发现，是木星的第六颗已知卫星，木星的第四大卫星，在伽利略发现的卫星中离木星第二近。
在隐忍中等待
前两天有位读者问我：小西，中国的古代帝王里，你对谁评价最高？
这个问题其实我过去写过。中国古代帝王中，我喜欢的不多，非要说的话，从治国理念和施政效果上看，我当然最喜欢汉文帝、宋仁宗这种。而从个人性格、生活方式上来讲，我觉得我最佩服的，是个挺冷门的皇帝——南北朝时的北周武帝宇文邕。
宇文邕这人，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拿了汉献帝的剧本，却几乎完成了统一华夏、止战安民的伟业。
他即位的时候，内有权臣宇文护当道，他的两个哥哥都相继被他们这个大堂兄给弄死了，外则是已经延续了两百多年的两晋南北朝乱世，自公元311年永嘉之乱之后，老百姓都快忘了太平日子是咋回事了。
以这个开局而论，似乎宇文邕能像汉献帝一样安度一生，能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他最终的功业，远远比这伟大得多。
他的选择是上台以后先深为韬晦，同时不停地给宇文护戴高帽，在朝堂上都不喊宇文护名字，而是呼之为“阿兄”。这让大家觉得他就是个废柴傀儡皇帝。
终于，在当了十二年傀儡皇帝之后，有一次宇文护班师回朝，宇文邕便说要引见他去见太后，从前朝往后宫走的路上，宇文邕一边走，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年事已高，但是颇好饮酒。虽然我们屡次劝谏，但太后都未曾采纳。如今哥您回来了，可得好好去劝劝太后。毕竟，还是您说话好使啊！”
可能这种高帽在宇文邕给宇文护当傀儡的这十二年中，实在是太常见了，宇文护只道是寻常，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可是真到了后宫、见了太后之后，当宇文护捧着一张《酒诰》对着老太后读得正起劲时，当了十几年懦弱之主的宇文邕突然斯巴达附体，就用自己手中的玉圭，照着宇文护的后脑勺就是一击。
久经战阵的宇文护，估计从没想过宇文邕这个他从来没看得起的人会不讲武德，偷袭他这个已经六十岁的老同志，大意了，没有闪，当时就被拍那儿了。
随后宇文邕君子豹变，立刻命令左右格杀了这个权势熏天的三朝权臣。
读史每看到这一段时，我总是忍不住击节赞叹。
中国历史上，被权臣架空的皇帝不少，尤其是南北朝那段，更是常规戏码，可是这些皇帝往往要不就是真废柴，一躺就躺一辈子，束手待毙；要不就是高贵乡公曹髦，上来就吼“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恨不得当即就把权臣弄死。懂得深为韬晦的主本来就少，能在韬晦之后，不假他人之手，自己上去抡板砖拍权臣，还成功了的，更只有这一例。
而夺权之后的宇文邕依旧展现了他总是在“废柴”与“英主”之间反复横跳的谜之气质。
从英主一面讲，他主政的短短几年间，就释放奴婢、削抑世族、鼓励工商，把魏晋以来困扰中国数百年的积弊整顿清理了。
但论“废柴”，你能看出宇文邕有时候还是那个懂得“深为韬晦”的他。比如说，他曾经数次出兵讨伐北齐，但往往一看条件还不成熟，就果断选择退兵保存实力。而且退兵的理由也特别奇特，不像很多皇帝一出师不利就怪罪大臣，宇文邕在诏书里往往直接就“请病假”。等到下次再出兵的时候就会说：上次伐贼，大家表现都不错，贼（北齐）差一点就被我们讨灭了，就是朕的身子骨太不争气，拖了后腿，没关系，这次咱一定能成！
就这么反复了两三次，宇文邕终于抓住机会，伐灭了北齐。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天不假年，他一定能完成“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的伟业，而不需要等到他的亲家隋文帝杨坚来完成。
后世给宇文邕的谥号是周武帝。其实，我一直觉得，中国古代的这个谥法传统其实是有弊端的。因为一个完善的、能够成事的人的人格，一定是一个有着不同侧面人物特点的，甚至有时有点自相矛盾的多面体，注定无法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
他当然要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操守，能够持之以恒地去做某件事，但同时，该韬晦的时候，他也应懂得韬晦。
就像宇文邕，无论是在老大哥面前装孙子，还是打仗时“请病假”，我觉得都是他的谋略所在，也是可爱之处。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那样一个中华文明陷入死局的乱世，可能真的就需要这样一个懂变通、懂韬晦，又坚定而执着的英雄来终结……
谈议儒玄，深为韬晦。
垂拱深视，张弛有道。
心有板砖，待时而动。
——真的，我真挺佩服宇文邕这人的。
好了，写这么多，无非就是为自己也当一天废柴，请一天假找个理由。今天过得挺颓废，挺躺平，但偶尔这样优游岁月，其实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