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1908）
一、醇贤亲王的一生
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九〇六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清朝的醇亲王府。我的祖父奕，是道光皇帝旻宁的第七子，清朝的第一代醇亲王，死后谥法“贤”，所以，后来称做醇贤亲王。我的父亲载沣，是祖父的第五子。因为第一和第三、四子早殇，第二子载湉被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里，当了皇帝（年号光绪）。所以，祖父死后，由父亲袭了王爵，他是第二代也是末一代的醇亲王。我是第二代醇王的长子，三岁那年的旧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病笃，慈禧突然决定立我为嗣皇帝，承继光绪，兼祧同治（载淳，是慈禧亲生子，载湉的姨兄弟）。我入宫后的两天内，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十二月初二，我登基为皇帝——清朝的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年号宣统。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我退了位。
我的记忆是从退位时才开始的。但是，叙述我的前半生，如果先从我的祖父和我的老家醇王府说起，事情就更清楚些。
醇王府，在北京曾占据过三处地方。咸丰十年，十九岁的醇郡王奕奉旨与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妹妹成婚，依例先行分府出宫，他受赐的府邸坐落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东岸，即现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在的地方。这是第一座醇王府。后来，载湉做了皇帝，根据雍正朝的成例，“皇帝发祥地”又称为“潜龙邸”的地方须升为宫殿，或者空闲起来，或者仿雍王府（雍正皇帝即位前住的）改为雍和宫的办法，改成庙宇，供养菩萨。为了腾出这座“潜龙邸”，慈禧太后把什刹后海的一座贝子府赏给了醇王，拨出了十六万两银子重加修缮。这是第二座醇王府，也就是被一些人惯称为“北府”的那个地方。我做了皇帝之后，我父亲做了监国摄政王，这比以前更加了一层搬家的理由。由此，隆裕太后（光绪的皇后，慈禧太后和我祖母的侄女）决定给我父亲建造一座全新的王府，这第三座府邸地址选定在西苑三海（即南海）的集灵囿紫光阁一带。正在大兴土木之际，武昌起义引起了风暴，于是醇王府的三修府邸、两度“潜龙”、一朝摄政的家世，也就和清朝历史一起告终。
在清朝最后的最黑暗的年代里，慈禧太后给醇王府造成了荣华富贵，醇王一家给慈禧太后做了半世纪的忠仆。我的祖父更为她效忠了一生。
我祖父的亲生母是道光皇帝的庄顺皇贵妃乌雅氏，生于道光二十二年，死于光绪十六年。翻开皇室家谱“玉牒”来看，醇贤亲王奕在他哥哥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除了他十岁时咸丰登极被封为醇郡王之外，就没有得到什么可说的“恩典”，可是在咸丰帝死后那半年间，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尊号刚出现的那几个月间，他忽然接二连三地得到了这一大堆头衔：正黄旗汉军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后扈大臣、管理善扑事务、署理奉宸苑事务、管理正黄旗新旧营房事务、管理火枪营事务、管理神机营事务……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出这样大的风头，当然，这是由于摊上了一个好亲戚，妻子的姐姐当上了皇太后。但是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陈士美被包龙图的铡刀压得鲜血淋漓的时候，年幼的六叔载洵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时就亲手拿过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得起国家大事吗？”原来，拿肃顺这件事才是他的事业的真正起点。
事情发生在距今整一百年前。一八六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屈辱的议和告以结束之后，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已经卧病不起，临终之前，召集了随他逃亡的三名御前大臣和五个军机大臣，立了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且任命这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第二天，咸丰帝“驾崩”，八位顾命王大臣按照遗命，扶载淳就位，定年号为祺祥，同时也就把朝政抓在手里，发号施令起来。
这八位顾命王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和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五个军机大臣。掌握了实权的是两位亲王和一位协办大学士，而肃顺更是其中的主宰和灵魂。肃顺在咸丰朝中很受器重，据说他很善于擢用“人才”，后来替清朝出力镇压了太平天国的汉族大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原就是由他推荐提拔的。因为他重用了汉人，受他排挤的贵族们对他极其嫉恨。有人说他在太平军声势最盛的时期，连纳贿勒索也仅以旗人为对象。又说他为人凶狠残暴，专权跋扈，对待异己手腕狠毒，以致结怨内外，种下祸根。其实，肃顺遭到杀身之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他是取得朝廷实权的这个集团的主宰，而这个集团正对当时新形成的一个势力采取排斥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认清楚在北京正和洋人打交道的恭亲王这时已经有了什么力量。恭亲王奕訢，在咸丰朝本来不是个很得意的人物。咸丰把奕訢丢在北京去办议和这件苦差事，却给奕訢造成了机遇。奕訢代表朝廷和英法联军办了议和，接受了空前辱国丧权的《北京条约》，颇受到洋人的信任。这位得到洋人支持的“皇叔”，岂肯甘居在肃顺这班人之下。再加上素来忌恨肃顺的王公大臣的怂恿，恭亲王于是跃跃欲试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秘密地从热河离宫带来了两位太后的懿旨。
这两位太后一位是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尊号叫慈安，又称东太后，另一位就是慈禧，当时又称西太后。西太后原是一个宫女[2]，由于给咸丰生了儿子，后来提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的独子，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她立时又成了太后。不知是怎么安排的，她刚当上太后，便有一个御史出面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但是遭到肃顺等人的狠狠驳斥，说是本朝根本无此前例。这件事对没有什么野心的慈安太后来说，倒无所谓，但在慈禧心里却结下了深仇。就像她当妃子时要取宠咸丰一样，既有了欲望，不达目的是誓不甘休的。她首先让慈安太后相信了那些顾命大臣心怀叵测、图谋不轨，然后又让慈安同意，秘密传信给恭亲王，召他来离宫商议对策。当时肃顺等人为了巩固既得势力，曾多方设法来防范北京的恭亲王和离宫里的太后。关于太后们如何避过肃顺等人的耳目和恭亲王取得了联系，有种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太后的懿旨是由一个厨役秘密带到北京的，又有人说是慈禧先把心腹太监安德海公开责打一顿，然后下令送他到北京内廷处理，太后们的懿旨就这样叫安德海带到了北京。总之，懿旨是到了恭亲王手里。恭亲王得信后，立即送来奏折，请求觐见皇帝。肃顺等人用“留守责任重大”的“上谕”没堵住他，他已跑到热河来了，肃顺忙用叔嫂不通问的礼法阻他和太后们会见，但是在慈禧的第二步安排下，这次阻拦又告失败。这又有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恭亲王化装成“萨满”（经常进宫祭神的满族巫婆）进去的。一种说法是恭亲王直接将了肃顺一军，说既然叔嫂见面不妥，就请你在场守着好了，肃顺一时脸上下不来，只好不再阻拦。还有一个说法是恭亲王祭拜咸丰灵位时，慈禧太后让安德海送一碗面赏给恭亲王吃，碗底下却藏着一张纸条，这就是慈禧给奕訢的阴谋计策。总之，什么奇怪的传说都有，但是人们却都没注意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便是我的祖父祖母当时也在热河，慈禧做了太后，和自己妹妹见面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个通讯员比什么太监、饭碗等自然更加靠得住。不管哪个传说可靠，反正恭亲王和太后们把一切都商议好了。这个商议的内幕虽然无案可查，但是从后来的事件发展上看，一切也就很明白：太后们回到北京，封奕訢为议政王，八个“顾命王大臣”全部逮捕。两个亲王赐自尽，肃顺砍了头，其余的充军的充军，监禁的监禁。同时，载淳的年号改为“同治”，意思两太后一同治政，从此开始了同光两代四十七年垂帘听政的历史（也开始有了“洋枪队”去打太平军，有了洋务派，有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一套政策）。我的祖父在这场政变中，为慈禧建立的功勋是捉拿了肃顺——那时他奉命护送“梓宫”（咸丰的棺材）正走到半壁店。“半壁店拿肃顺”这出戏，给我祖父带来了前面所说的那一串头衔。
同治三年，奕被赐以“加亲王衔”的荣誉，同治十一年正式晋封为亲王。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去世，光绪皇帝即位，他又被赐亲王“世袭罔替”，意思是子孙世代可以承袭王爵，而不必按例降袭。在光绪朝，恭亲王曾几度失宠，但醇亲王受到的慈禧太后的恩典却是有增无已，极尽人世之显赫。
然而，醇亲王对于这些恩荣和自己的处境，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在醇王府里看见过祖父留下不少亲笔写的格言家训，有对联，有条幅，挂在各个儿孙的房中。有一副对联是：“福禄重重增福禄，恩光辈辈受恩光”。当时从这一条上看，觉得祖父似乎是心满意足的。但我现在却另有一种看法，甚至连前面说到的那个看戏训子的举动，我看都是另有用意。
如果说，二十一岁的醇郡王缺乏阅历，对于难于见面的懿贵妃是无从了解的话，那么，经历了同治朝十三年的醇亲王，就该对于当了太后的姻姊有了足够见识了。特别是关于同治帝后之死，醇亲王身为宗室亲贵，必定是比外人知之尤详、感之尤深的。
在野史和演义里，同治是因得花柳病不治而死，据我听说，同治是死于天花（翁同龢的日记也有记载）。天花虽非必死之症，但同治在天花病中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因此发生“痘内陷”的病变，抢救无术而死。事情经过是这样：有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在同治床前说起了婆婆又为了什么事责骂了她，失声哭泣。同治劝她忍受着，说将来会有出头的日子。不料这些话都被慈禧听了去。原来慈禧早已不喜欢这个儿媳，对儿子和媳妇早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她听说皇后去探视同治，就亲自来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儿子和媳妇的谈话。这对小夫妻万没料到几句私房话竟闯下滔天大祸，只见慈禧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就打，并且叫内廷准备棍杖伺候。同治目睹这幕惨剧，立刻昏厥过去。虽然慈禧因此没有对皇后用刑，可是把同治病危责任全部安到皇后的头上。同治死后，慈禧下令不许送饭给皇后吃，两个月后，皇后也死了。皇后死后，慈禧的怒气不消，把皇后的父亲崇绮的侍郎也革掉了。第二年，有个多事的御史上了一个奏折，说外边传说很多，有说皇后死于悲病过度，有说死于绝粟，总之，节烈如此，应当表彰，赐以美谥云云。结果皇后的谥法没有争到，这位御史把自己的官也丢了。
在同治死前，慈禧同治母子不和已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我在故宫时就听到老太监说过，同治给东太后请安，有时还留下说一会儿话，但在自己亲生母亲那里就不同了，不请安不去，请完安待的时间也长不了。老太监说这些事的时候当然不敢加以分析，但我相信在当时的真相也是瞒不过人的。同治亲政时，慈禧在朝中的亲信羽翼早已形成，东太后又一向不大问事，皇帝办起事来如果不先问问西太后，就根本行不通。这就是母子不和的真正原因。慈禧舍不得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只要可能，她还要把它扩大到可能达到的任何程度。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绝不能叫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亲血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同治帝后之死，可以说是慈禧在八个顾命王大臣事件之后进一步暴露了她的内心。我祖父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他绝不会一听说叫儿子去当皇帝就吓得魂不附体。参加了那次御前会议的翁同龢在日记里写过，当慈禧一向王公大臣宣布立载湉为嗣，我祖父立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按照祖制，皇帝无嗣就该从近支晚辈里选立皇太子。载淳死后，自然要选一个溥字辈的，但是那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去垂帘听政就不成了。因此她不给儿子立嗣，却把外甥载湉要去做儿子。当时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以“尸谏”为同治争嗣，也没有改变她的主意，只不过许了一个愿，说新皇帝得了儿子，就过继给同治。当时一位侍读学士的后人，也是我家一位世交，给我转述过那次御前会议情形，说那天东太后没在场，只有西太后一人，对那些跪着的王公大臣们说：“我们姐儿俩全商议好了，挑个年岁大点儿的，我们姐儿俩也不愿意。”连唯一能克制她一点的东太后也没出来表示意见，别人自然明白，无论是“尸谏”，还是痛哭昏迷，都已是无用的了。
从那儿以后，在我祖父的履历上，就出现了很有趣的记载。一方面是慈禧屡赐恩荣，一方面是祖父屡次的辞谢。光绪入宫的那年，他把一切官职都辞掉了。王爵的世袭罔替的恩典是辞了多少次才接受的。这以后几年，他的唯一差事是照料皇帝读书，于是慈禧又赏了他“亲王双俸”，“紫禁城内乘坐四人轿”。后来恭亲王失宠，革掉了议政王，慈禧太后命军机大臣们今后凡有重大政务要先和醇亲王商议，这等于给了他比过去更高的职务。按例，男子结婚便算成年，光绪结了婚，太后理应要归政，这本是慈禧不情愿的事，就在光绪大婚之前，由奕带头向太后叩请继续“训政”。清朝创建新式的海军，奕接受了这个重任，海军初成之后，他要代表太后去海上检阅，偏要拉着一位太监同去，因为这位李莲英大总管是太后的心腹之人。太后赐他夫妇坐杏黄轿，他一次没敢坐进去。最有意思的是，他在光绪二年写了一个奏折，控告一个还没有对象的被告，说是将来可能有人由于他的身份，要援引明朝的某些例，想给他加上什么尊崇，如果有这样的事，就该把倡议人视为小人。他还要求把这奏折存在宫里，以便对付未来的那种小人。过了十几年之后，果然有个吴大澂被他说中了，太后也果然拿出他的奏折来训斥了吴大澂。有人猜测这个奏折是在太后的授意下由我祖父补写的。如果这个猜测属实的话，那么，给我祖父造成的心情就更糟糕了。
毫无疑问，自从光绪入宫以后，我祖父对于他那位姻姊的性格会有更多的了解。在光绪年间，她的脾气更加喜怒无常，光是太监也不知杖毙了多少。有一个陪她下棋的太监，不过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只马”，她立刻大怒道：“我杀你一家子！”就叫人把这个太监拉了出去活活打死了。慈禧很爱惜自己的头发，给她梳头的某太监有一次在篦子上找到一根头发，不由得心里发慌，想悄悄把这根头发藏起来，不料被慈禧从镜子里看到了，问他干什么，他越是心慌越回答不上来，这也惹恼了慈禧，一声令下，这位太监也是立毙杖下。掌嘴、打屁股，这几乎是家常便饭。伺候过慈禧的太监都说过，除了李莲英之外，谁轮着在老佛爷的跟前站班，谁就提心吊胆。慈禧年岁渐老，有了颜面肌抽搐的毛病，她最不愿意人家看见。有个太监大概是多瞧了一眼，她立刻问：“你瞧什么？”太监没答上来，就挨了几十大板。别的太监知道了，站班时老是不敢抬头，她又火了：“你低头干什么？”这太监无法回答，于是也挨了几十大板。还有一回，慈禧问一个太监天气怎么样，这个乡音未变的太监说：“今儿个天气生冷生冷的。”慈禧对这个“生冷生冷”听着不顺耳，也叫人给这太监一顿板子。除了太监，宫女也常挨打。
奴仆挨打以至杖毙，在北京王府里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也许这类事情并不足以刺激醇亲王。如果这都不算，那么，光绪七年的关于东太后的暴卒，对醇亲王就不是一件平常事了。我听到的各种传说内容都是差不多的，说咸丰去世前就担着心，恐怕载淳即位后，野心勃勃的懿贵妃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那时皇后必然应付不了她，因此特意给皇后留下一道朱谕，准备在必要时，用以克制。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有一次无意中把这件事向慈禧泄露出来，慈禧便下尽工夫向慈安讨好，慈安竟被她哄弄得十分相信，终于拿她当好人，当她的面烧掉了咸丰的遗诏。过了不久，东太后就暴卒宫中，有的说是吃了慈禧送去的点心，有的说是喝了慈禧给慈安亲手做的什么汤。这个传说如果确实，在醇亲王的心中，慈禧的可怕就不仅是她的已表现出来的性格，而是这种性格今后要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我祖父后半世的表现，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的唯一的本分。例如他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那位著名的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颐和园。颐和园修建工程最紧张的阶段，正值直隶省和京师遭受特大水灾，这时的醇亲王一声不响，御史吴兆泰因为怕激起灾民出事，建议暂时停工，立刻被夺了官，“交部议处”，这都是《东华录》上有案可查的。我祖父真是为西太后尽忠一世，他逝世那年（农历一八九〇年）也正好颐和园完工。但他死后不久，他首创的所谓海军也就惨败于甲午之役。花了几千万两白银所建造的船只，除了颐和园的那个石舫，大概也没剩下别的了。
真正支配我祖父言行的思想，我看到一条家训中露出了一点：“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问题不在钱财，而是怕招灾惹祸。他用“退省斋”给新盖的书斋命名，在书斋里条案正中摆着的“欹器”（一种铜器，水半满则器平衡，水全满则倾斜而水溢出）上刻着“满招损谦受益”的铭言，他把自己正房命名为“思谦堂”，等等，无一不带着自我表白的心理痕迹（这种心理更特别反映在他的演戏活动上。当时满族贵族世家普遍有在家里自己演戏的风尚。我祖父晚年自己爱演的是郭子仪的戏，有一出是《卸甲封王》。元戎郭子仪晚年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但是我怀疑他的心理和我祖父有相通之处，我认为与其说他“卸甲”交兵权是出于忠心，倒不如说是出于避嫌疑。这出《卸甲封王》我没看过，但从《打金枝》这出戏里却进一步认识了祖父所欣赏的人物。郭子仪的儿子因为公主媳妇拿架子，不给公公拜寿，打了她一下，公主一气跑到娘家找皇帝告状去了。驸马倒不在乎，可是公公吓坏了，忙把儿子绑了去请罪，这位位极人臣的王爷的胆小的心理，我想是和祖父相似的。他如此愿意扮演这类人物，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迂回表白，至少也是某种郭子仪的心理反映，虽然，他并无郭子仪的功劳和本领）。
二、外祖父荣禄
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的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中国人民的更多的苦难和耻辱，也同样地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母亲的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和庚子事件的一件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还运动上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后来兴起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被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反对慈禧太后自选宫监，同时又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这也算是惩罚）。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事，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了需三十万的修缮工费。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是醇亲王奕生前监工督办的，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个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自然荣禄从此又进一步得到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深知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最深知这场不和对他自己地位的影响，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讧中给慈禧出主意。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那些被罢黜的和担心被皇帝身边人挤掉了位置的人向他哭哭啼啼的时候，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首脑，翁同龢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首脑。维新派之所以能够和皇帝接触上，就是由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计策，先强逼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龢退休回家。据说翁同龢突然接到解职的上谕之后，荣禄还握着翁同龢的手挥泪问他：“您怎么会把皇帝给得罪了啊？”翁同龢离开北京不几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是相位之首又统辖近畿三军的职位。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第二步本想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太后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从甲午战败之后，这些当权派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人很怕这个举动引起更大的反响，不敢赞同。于是，荣禄又策划出一个另类办法，准备在太后和皇帝到天津检阅新建陆军时，实行政变。这个消息叫光绪知道了，他连忙通知维新派去想办法。维新派如果把这件事情公开出去，也许事情不至闹成后来那样，但是这些书生们却秘密地去找袁世凯这样的人物。袁世凯在朝野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参加过维新派的团体强学会，这时是统率着七千新军的头目。翁同龢回家经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翁同龢表示过对皇帝的忠诚，这些举动都使维新派人士对他产生了幻想。光绪召见了这位直隶按察使，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又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对他说：“你要不干也行，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又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这次戊戌政变的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又有所表现。慈禧为了除掉光绪这个祸根，政变后曾经用假药方散布光绪病重消息，给谋杀光绪准备条件，可是被人识破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结果慈禧不敢惹洋人，让洋人看了病，也证实了阴谋。她一计不成，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㑺，根据荣禄的主意，皇储不叫皇太子，《清史稿》说是“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他们的计划是，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后党的势力过分得势。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现在洋人既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她废光绪和立大阿哥，这就是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就使她忍受不了。于是，她听了急于想叫儿子当皇帝的载漪的主意，要使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了。
义和团不断地和洋人教会和清廷军队进行斗争，这时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卸甲。对团民是“剿”是“抚”，成了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理由是军队既然应付不了义和团，而义和团主要目标是“灭洋”，正好加以利用，让它把干涉废立的洋人赶出去。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完全反对这种办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并且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了头。后来，东交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即先后失守，联军打向北京来了，慈禧却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给洋兵送水果点心。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为了进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对的原来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抚”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杀了头。在这一场翻云覆雨中，荣禄是完全看慈禧的颜色行事，而给洋兵送水果点心以及一面承旨调他的毅军参加进攻洋兵，同时又让炮兵只打空炮，这都是荣禄的“杰作”。荣禄的最后一件“杰作”就是授计负责和联军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赔款连利息近十亿两，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既至，宠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这些记载外，还应补上，就是西太后是在这时为荣禄的女儿“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关于我父母亲这段姻缘，我后来听到家里的老人家说起，西太后的用意还不仅为了表示对外祖父的宠信。政变以后，西太后对醇王府猜疑颇深。这种猜疑可以从砍伐白果树的故事看出来。在我祖父园寝（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起醇王府出了个皇帝就是由于醇王坟地的风水好，有这棵白果树，“白”和“王”连起来不就是个“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这时我的第一位祖母、慈禧的妹妹已经故去了，我的亲祖母刘佳氏为这件事简直吓得要死。
但是，引起慈禧猜忌的，还不止这类无聊的迷信。在庚子事件前，她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太客气。庚子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德林公使被杀事道歉。德国人如此“重视”光绪的兄弟，德国皇室还给以礼遇，这使慈禧大感不安，她想不到洋人不懂什么叫过嗣，只认得血缘关系，这一点更加深了她心里原存的疑忌，光绪的亲血骨肉就成了她心中的隐忧。这种来自内部的忧患，是比外部的康有为维新派更叫她担心的。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加以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一切的根据。就这样，我父亲在光绪二十七年在德国赔了礼回来，十月到开封迎上回銮的慈禧，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德国皇室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太后懿旨。
三、慈禧太后的决定
庚子后，载漪被列为祸首之一，发配新疆充军，他的儿子失去了大阿哥名号。此后七年间没有公开提起过废立的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西太后在颐和园度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患了痢疾，卧病的第十天，突然作出了立嗣的决定。跟着，光绪和慈禧就在两天中相继去世。我父亲这几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十九日。上朝。致庆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上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到京，午刻同诣仪鸾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〇著在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遵于申刻由府携溥〇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〇交在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
二十一日。酉刻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小臣同庆王世相鹿协揆张相袁尚书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〇〇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〇〇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住于西苑军机处。
我从西太后宣布自己的决定的头一天，即十九日起抄录这段日记，是因为十九日那句“致庆邸急函”和二十日的“庆王到京”四个字，都与这个立嗣的举动大有关系，都是西太后为了宣布这个决定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为了说清楚这件事，不得不从远处说起。
庆邸或庆王就是那个以办卖国外交和卖官鬻爵而出名的奕劻。在西太后时代，能得到太后欢心就等于得到了远大前程。要想讨西太后的欢心，首先必须能随时摸得着太后的心意，才能投其所好。我外祖父荣禄用贿赂太监李莲英的办法和利用太太陪伴太后游乐的机会，得到不少最好最快的情报，因此，他对太后的奉承和孝敬，总是比别人更让太后称心满意。如果说奕劻的办法和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奕劻在李莲英那里花了更多的银子和珍宝，而奕劻的女儿即著名的四格格也比荣禄太太更机灵。如果西太后无意中露出她喜欢什么样的坎肩，嵌镶着什么饰品的鞋子等的话，那么，不出三天，或者说在西太后的趣味还没有消失以前，那个正合心意的坎肩、鞋子之类的玩意儿就会出现在西太后的面前。奕劻的官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觉得称心如意的西太后的赏识下，奕劻一再加官进爵，以一个远支宗室的最低的爵位辅国将军，逐步进到亲王，官职做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得到了这个左右逢源的差事，身价就更加不同，无论在太后眼里和洋人的眼里，都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庚子事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在他和李鸿章向八国联军议和的过程中，他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也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满了意，从此他有了外国后台。当时人们议论起王公们的政治本钱时，说某王公有德国后台，某王公有日本后台……都只不过各有一国后台而已，但是一说到庆王，都认为他的后台谁也比不上，计有八国之多。因此，西太后在庚子后非常看重他。光绪二十九年，他进入了军机处，权力超过了其他军机大臣，年老的礼亲王的领衔不过是挂个虚名。后来礼亲王告退，奕劻正式成了领衔军机大臣，他儿子载振也当了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朝野为之侧目，尽管有反对他的王公们暗中扳他，御史们出面参他，都无济于事，奈何他不得。有位御史弹劾他“自任军机，门庭若市，细大不捐，其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将私产一百二十万两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储”，另有位御史弹劾说有人送他寿礼十万两，花一万二千两买了一名歌妓送他儿子。结果这两个御史，一个斥回原衙门，一个夺了官。
西太后对奕劻是否就很满意，根据不少遗老们侧面透露的材料，只能这样说：西太后后来对于奕劻是又担心他，又要依赖他，所以也动不得他，并且还要笼络他。
使西太后担心的，主要的倒不是贪污纳贿，而是从贪污纳贿中嗅出来的袁世凯和奕劻的特殊关系。单从袁在奕劻身上花钱的情形来看那关系就很不平常。袁世凯的心腹朋友徐世昌后来说过，庆王府里无论是生了孩子，死了人，或是过个生日等红白大事的一切开销，全由直隶总督衙门在背后包着。奕劻正式领军机处的前不久，有一天庆王府收到袁家的人送来十万两（一说二十万两）白银，来人转述袁的话说：“王爷要有不少开销。请王爷别不赏脸。”过了不久，奕劻升官消息发表了，人们大为惊讶袁世凯的未卜先知。
经过戊戌政变，西太后对袁世凯是十分重视的，几年工夫把他由直隶按察使一直提到兵部尚书，又授了军机大臣，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才数得上。另外，西太后出于本能，对这个统率着号称精锐的北洋新军且以投机出名的汉族大臣，并不放心。当她听说袁世凯把大量银子向贪财如命的庆亲王那里送，她就更要用心想想这个复杂问题了。
西太后曾经打过主意，要先把奕劻开缺。她和军机大臣瞿鸿机露出了这个意思，谁知这位进士出身后起的军机，太没阅历，他无意间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太。可巧这位太太又有位亲戚在一家外文报馆做事，这个消息竟辗转传到外国记者的耳朵里，北京还没有别人知道，伦敦报纸上倒登出这条消息来了。于是，英国驻北京的公使就据此去找外务部询问，有无此事。西太后这才想起了奕劻是有洋人朋友的关心的，不但不敢承认，而且派铁良和鹿传森追查，结果，瞿鸿机被开了缺。清史稿里说他罪名是“直言忤太旨”，指的就是这件事。
西太后弄奕劻不成，同时奕劻也有联络外国人的用途，因此不再动他，但对于袁世凯她不想再犹疑下去了。光绪三十三年，她叫满族的亲信大臣铁良接替了袁的兵部尚书，另调袁为外务部尚书，同时让他参加军机。明着是重用，实际是解除了他的兵权。袁世凯心里有数，不等招呼，他主动先交出了北洋新军的最高统帅权。
西太后明白，袁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并非立时就可以解除，袁和奕劻的关系，也不能马上斩断。正在她筹划着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她自己病倒了，更使她焦虑的是这时又忽然听到这个惊人消息：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为皇帝。不管奕劻如何会办外交和会奉承，不管袁世凯过去对她立过多大的功，也不管他们这次动手的目标正是被她痛恨的光绪，但这个以袁世凯为主旨的阴谋传说，使她马上意识到一种可怕的厄运，这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她个人的厄运。因此，她断然地作出了一项决定。为了实现这个决定，她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涞水，把铁良自己的亲信部队第一镇兵调进北京。安排已定，才又把奕劻叫回来，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为了继续笼住这位有八国外国朋友的庆亲王奕劻，同时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恩荣。
关于袁、庆阴谋究竟确不确实，阴谋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我说不清。但是我有一位亲戚亲自听铁良事后说起过西太后的这次安排。铁良说，为了稳定段祺瑞的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一双新鞋。另外，我也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贴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贴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药方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每位军机大臣一份，据当时一位内务府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得的病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案平常，也没分抄军机。当时人们一接到光绪病重消息都很奇怪，因为前一天还有人看到光绪，像好人一样，站在屋里说话。更奇怪的是，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总之，光绪是死得很可疑的。如果太监李长安的说法确实的话，那就更印证了袁、庆确曾有过一个阴谋，而且是相当周密的阴谋。
还有一种传说，是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她不甘死在光绪前面，所以下了毒手。这也是可能的。但是我更相信这一点：她在宣布我为嗣皇帝的那天，还不相信自己这一场病会死的。这天光绪死后两个小时，她还叫监国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到次日，才又说：“现予病势危驾，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指光绪的皇后，她的侄女那拉氏）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她发现了来自袁世凯那里的危险之后，或者她在确定了光绪的最后命运之后，从宗室中单单挑选了这样的一个摄政王和这样一个嗣皇帝，也正是由于当时她还不相信自己会死得这么快。当了太皇太后固然不便再替皇帝听政，但是在她与小皇帝之间有个听话的摄政王，还不是和她自己听政一样吗。
当然，她也不会认为自己总活下去，但在她看来，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情说，在皇族之内，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对于袁世凯最富警惕性的。
四、摄政王监国
我做皇帝、父亲做摄政王的这三年间，我大概是在最后一年才认识自己的父亲的。那是我刚在毓庆宫读书不久，他第一次照章来查看功课的时候。先是有个太监进来禀报说：“王爷来了。”老师和我都紧张起来，赶忙把书桌整理一下，老师把见王父时该做什么，指点了给我，然后我们都站立等候。过了一会儿，一个头戴花翎，嘴上没胡须的陌生人出现在书房门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了，这就是我的父亲。我按家礼给他请了安，然后一同落座。坐好，我拿起书按老师的指示念起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可是他好像比我还慌张，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上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儿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待了不会超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结巴巴，并且弄明白了他的花翎子爱跳动的原因，是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民国时代有不少写清室王公们轶事的报刊小品和稗史笔记，不少是可以补进《笑林广记》去的。有些关于我父亲的故事，未必可信，不过也能反映出其性格的一部分。还记得《大公报》上一篇小品，喻其性格为“木楼座钟”。一位在我出紫禁城不久前去做内务府大臣的遗老说他：“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嚅不能立断。”虽都非亲见，倒也有些近实。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并且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洲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署“退庵居士”的别号，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是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写了“杀袁世凯”四个字的朱谕给了这位亲兄弟。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的事虽确有其事，也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那根本没有的“足疾”，放走了袁世凯。这场为兄报仇的戏算是吹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还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用过的办法。康熙杀大臣鳌拜的办法是这样：他把鳌拜召来，先赐给一个座位，那座位是准备好的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坐椅子的人不提防给闪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3]摄政王也想用这类办法对付袁世凯，参加计划的还有小恭亲王溥伟。溥伟有一柄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溥伟就带着这把刀，准备作杀袁之用。一切计划停当了，结果又被张之洞等人拦住，还是不成功。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并且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是大有人在的。袁世凯在戊戌后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也有和奕劻争地位的，也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之举上的。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就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儿。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这要那的，就是后面这一伙。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各有分歧，各有兴趣。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取堂叔庆王的总揆而代之，醇王府的兄弟们就首先要取代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又各有不同。摄政王就处于各伙人之间和各种兴趣之间，一会儿听了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了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儿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儿又全办不了。弄得哪一伙都不满意他。
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这一对冤家。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载泽最为愤愤不平的。载泽拿定主意，无论是摄政王上朝还是回邸，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最终目的就是取而代之。不过在西太后时代扳不倒奕劻，到摄政王时代又怎能扳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有几次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吵嚷一次。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也就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武昌起义的风暴起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的陆军大臣萨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机会已至，就活动好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作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就必然是有恃无恐的。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王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这又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是乖乖地签发了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为两军统领的谕旨。摄政王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另一伙王公们又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说袁世凯这一出来，后患无穷，只怕大清都保不住了。他后了悔，忙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就说，让袁世凯出来，但不能再让袁把军队都拿到手里，因此委派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的上谕不能发出去，要换上别人。在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而段祺瑞一定要换，载洵贝勒要求把段换上他的亲信姜桂题，并且给摄政王重新拟出了新的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送信人去了不久，回来报告，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第二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第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我父亲也并非完全没有主意，他的主意便是维持皇族的统治，方法是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为统率全国军队的元首，并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咨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当然，在这些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他自己能够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这件事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工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干吧，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这位王爷让兄弟们感到为难之处，也是多方面的。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说要开刀，当然，醇王府全家都是反对的，医生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当医生从医疗包里拿出一些简单的器具，点上了酒精灯的时候，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吗？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在洋人跟前这样，难为情地在他身后直摇头咧嘴。
医生留下药走了，每隔些天由护士来看看，留点药。后来医生又来检查，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气一番。
有些当面恭恭敬敬呼他王爷的人，背后提起他来，却很不礼貌地把他叫做“大王爷”。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大王爷的人。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败露后，大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跳出个黄鼠狼之类的东西。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们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那个庙，就是醇王府花钱养着的。
在家庭里，我父亲却是自命为破除迷信的维新派（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也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进了军机吗。”
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也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也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的事物真正的关系，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西服穿了许多天（先是在家里穿，不敢出去穿），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的检查，原是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也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俗话叫做“破五”，他不许人说这句话，他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字条，写上寿字，那竖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什么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留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日子，都有关于天象的详细观察的记载和报上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科学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但是他是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五、亲王之家
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十年去世。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有一次接这位祖母进宫看戏，她奉召去了，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她顶得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也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要用“得了”“喜”等等代替。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她打起奴仆来，毫不含糊。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制造出来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去后，她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所以，第四个男孩载洸一出世，就不知怎样疼爱是好，不是怕穿少了冻着，就是怕吃多了撑着。朱门本是酒肉多得发臭的地方，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也是消化不良，因此《红楼梦》里的贾府，治病的方法常是“净饿一天”，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信任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一只虾米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给饿死了。王府里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嫡福晋才算正式的母亲。作为最年长的儿子，我父亲要受她的管教。她疼爱孩子是无疑的，但是这位经历了那样悲惨的教训的母亲，到死也没有能明白过来，是谁害了她的亲生孩子。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牛太监又说：“五爷六爷在她老人家跟前连笑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个规矩！”
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大约我父亲也没见过她。二侧福晋刘佳氏是我的亲祖母。那拉氏祖母去世后是她当家。她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况。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孩子，是两岁的女儿。但是使她精神遭受剌激以致失常的是幼子的出嗣。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七叔载涛从小在她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慈禧太后突然决定把他过继给我祖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接到这个“懿旨”，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经过人们劝解和建议，只好把七叔当做女儿陪嫁出去。到了过继那天，像嫁女一样，过了“嫁妆”，当鼓乐声一响，老太太竟昏了过去。这是第一次刺激。
这里还有一段插话。奕谟这对老夫妇，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儿子，自然非常高兴，那边作为女儿陪嫁，这边就当做儿子出生，第三天大做弥月，广宴亲朋。不料这个举动叫慈禧知道了，这位贝子平时对慈禧的作为就看不惯，更不会奉承，早使慈禧心中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心中更有了气，就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不知道究竟奕谟都受了她的什么折磨，后来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胡搅，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题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髙三百尺脚仍来。”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这已是七叔过继的五年之后，她突然又下“懿旨”，让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锺郡王奕诒。奕谟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不久，奕谟寿终正寝，慈禧故意命那个抢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是不能下跪，这是慈禧有意泄愤的行为。接着不到半年，奕谟的老妻也气得一病呜呼。
不知慈禧是什么想法，在第二次指定七叔的过继问题同时，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堂祖叔敏郡王奕为嗣。真像谟贝子的诗所说的那样，“高三百尺脚仍来”，刘佳氏祖母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打击。据家里老人们说，在这同一年里，这还不是最后一件打击，继七叔指嗣而至的，是慈禧给我父亲的指婚。原来我父亲早先订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所谓殉难的一户。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又给他订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自尽殉节之类的悲剧发生。慈禧在指婚时，当然她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同不同意，她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刘佳氏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两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尽管当时有人安慰她，说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
当然，先订的婚还是退掉了。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
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睡得怎样，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我。这样把我养到三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发作起来就精神恍恍惚惚，像痴了的一样，这样时好时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在我离京到天津那年。
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成长起来。凭着血缘，也凭着他的懦弱和从上辈承继下来的谨慎，他当上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长史、世袭散骑郎等人负责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二十岁的少年也谈不到有多少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这般，就难怪他见了人“嗫嚅不能对”了。
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的三、四弟，四、五、六、七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我还有二、四两弟和二至七这六位妹妹。父亲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父亲的日记里说是“痰厥”，其实是吞鸦片自杀的。是因为我在宫里和端康太妃争吵，不服她管教，太妃把我母亲叫进去训斥了一顿，她回到家里便吞烟自尽了。
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对她简直没办法。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费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给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应付她，曾经和她在财务上分家，给她规定用钱数目，甚至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愤怒和决心。但一切办法都不生效，特别是总摔东西舍不得，后来专为这幕戏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自然，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每到月底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也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抵亏空。
母亲不但花父亲的钱，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她究竟有些什么开销呢？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还有太妃们参与。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不少首饰，白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甚至对袁世凯也能谅解。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袁世凯的眼睛都抠掉了，唯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怕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不知这太监听成了什么，回答说：“因为奴才的奶奶还没回来。”父亲听了这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生了气，罚他跪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老爷子是说的母亲，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用对男人的称呼来叫她。
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是她们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她们，只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含着泪光，她经过慎重选择说些十分单纯的问饱问暖话，这是充满着被封锁起来的慈爱的。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除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上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上别贪吃，皇上的身子是圣体，皇上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邦邦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的使女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地不同。
清室世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