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一章 说话九“不”
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唯有始终保持一颗质朴而谦逊的心，才能够在与人接触时将自己的身段和心态放平，以海纳百川的姿态不断吸收社交营养，使自己的能力与水平得以迅速提高。或许我们可以套用某句名言的格式这样说：世界上那些成功的人，大多数优点都是相同的，而那些很难成功的人，却各有各的缺点。
不小气：豁达是高质量话语的内因
马云：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对手。一生气，就输了。这就是你跟对手竞争的过程，最主要的是让对手的心情变糟糕。
宏大的格局、宽广的心胸，是我们的为人处世能达到何种境界的重要法宝。在日常社交中，一个人的格局和心胸很容易通过话语展现出来。
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眼中那些非常优秀的成功人士，无论属于什么行业和领域、从事什么职业和工作，大多都具备海纳百川的豁达胸怀。越优秀的人，越懒于斤斤计较；越成功的人，越懂得有容乃大。
这个优点，会在他们的日常话语中，自然而然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2013年3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做客央视《对话》栏目时，当主持人提到京东商城CEO刘强东宣布停止使用支付宝，并且说“他好像把你当成了对手”时，马云说：“天下把我当对手的人太多了。他觉得贵了，他觉得不合适，他就离开，自己建。其实这样挺好，只要他觉得比我建得好，他觉得效率更高，当然得支持他。至于到底是不是这么贵、是不是费用更高，他心里应该更清楚。你应该问他到底是贵在哪里，对吧？关于对手，我是这么看待。其实一个公司最有乐趣的事是你的客户成长了，你的对手也变聪明了，也在成长。一个拳师只有在碰到另外一个顶尖高手的时候，大家才能互相成长，所以我觉得你要以欣赏的眼光看对手。以前我刚创业时跟大家一样，觉得对手都是针对我来的。我今天跟以前有了差异，是因为四五年前我们想明白一个道理：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对手。你看某个东西不错，得学习。一生气，就输了。这就是你跟对手竞争的过程，最主要的是让对手的心情变糟糕。”
正所谓言贵在精而不在多，从马云的简短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对说话艺术的掌握，简直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说话体现的是人内在的东西，比如心胸、涵养、眼界、格局、思想等。透过马云的回答，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存在于他身上的这些“软实力”，同时也能总结出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俗话说：“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我们如果太计较来自外界的影响，心胸就会被逐渐束缚；如果过于纠结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误解，格局就会被逐渐压缩。它们正如戴在你头上的“紧箍儿”，你的计较与纠结则是“紧箍咒”。我们没办法摆脱“紧箍儿”，但完全可以不给自己念“紧箍咒”，只要坚持信念、守护原则、锤炼胸怀，时间一长，心胸自然豁达。马云的回答不仅是一种态度的表达，也展现出了他在对待事业旅途上的点点磕绊和人生道路上的小小波浪时那种豁达沉稳的心态。如此心态，通过话语展现给大众，不仅听上去让人受用，还能起到表率和励志的作用。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竞争对手”，如何对待他们其实是个深刻而长久的问题。当记者直截了当地提到“竞争者”时，马云不但毫不回避，还积极倡导自己一贯的从商主张——“用欣赏的眼光看对手”，因为“顶尖高手之间切磋才能使彼此得到成长”。切磋不是打仗，而是互相促进和提升。有了这样的高度和眼界，事业想不顺风顺水都难，赚钱自会水到渠成。唯有如此，即便是那些讨厌你的人，也会对你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解读。判断一个人说话质量高低的标准，不就是看你所说的话是否能让听众受用而感到心里舒服，从而创建和谐的社交氛围吗？
马云也毫不讳言，原来的自己与很多人一样不够成熟，会将竞争者看作眼中钉和肉中刺，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自身的成长，才逐渐认识到了更接近商业和为人本质的东西。这既是心胸宽广的体现，也让人看到了存在于他身上的一份坦诚，还能使我们从中明白：任何一位成功人士都并非天生，他们身上的任何一种优秀品质也并非与生俱来，完全可以靠我们在主动领悟人生真谛、积累事业经验的同时，逐渐拓展自身的处世胸怀而获得。成功并非专利，只要有心，谁都有权利拥有。
古往今来，心胸开阔的人一般比较容易成功，因为它能撑大你的格局，使你脚下的路越走越宽，进而也会得到好机会的更多眷顾。
拿破仑是19世纪法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世人皆知。在他的领导下，法兰西军队曾驰骋整个欧洲大陆，成为震撼全球的铁骑之一。能取得如此成就，与拿破仑本人身上存在的诸多优良素质有很大关系，他的为人和言谈豁达便是其中之一。据说在征战意大利时，某次战役打得非常惨烈，士兵们身心俱疲。有一晚，拿破仑在出门巡视时，发现一名执勤哨兵倚靠在树上呼呼大睡。随从们看到此情此景非常震惊，因为在紧要的战争间歇，哨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拿破仑不让打扰士兵休息，他默默拿枪替哨兵站起了岗。哨兵睡醒后，看到身边的最高统帅，吓得魂都要丢了，没想到拿破仑却对他说：“我的朋友，请拿好你的枪，你们行军艰辛，作战艰苦，所以打盹睡觉完全可以理解，也值得原谅。恰好我没有睡意，帮你值了半小时班。不过你肯定明白自己的岗位有多重要，以后千万别再大意。”
作为国家和军队最高统帅，拿破仑有权力也有理由对玩忽职守的哨兵做出任何处理，至少在言语方面更激烈一些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选择了一种非常大度的方式，既达到了教育士兵的目的，又没有伤害士兵的感情，还在很大程度上对士兵起到了鼓舞和稳定情绪的作用。任何人都会犯错，同时任何人都不愿意别人伤害自己的自尊与人格，因此我们在遇到他人出错时，该如何用话语来训诫才能既起到作用又达到目的，是非常体现智慧和情商的事情。
当人们在表明自己的想法、态度和立场时，如果没有掌握较好的说话技巧，便不可能高效率地与人交流、不可能达到自己的说话目的、不可能使听众完全了解你所表达的意思，甚至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进而影响社交质量。而这确实是很多人说话时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不具备“肚里撑船”的宽广心胸。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从那些优秀人士身上学习与境界有关的东西，以及说话之道和其他社交本领，提升自我素质，以便在往后的社交活动当中，使那些与你交往的人能够从你的言行举止当中真切感受到一份特别的舒适，从而提高你的社交质量，助推你的人生更接近成功。
不绕弯：从来没有人喜欢答非所问
白岩松：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不得罪人不可能，但我想，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
人与人交谈，看上去非常简单，其实需要花费很多成本，最大的成本便是时间成本。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生活的当代社会，往往被人们形容为“快餐时代”，它是一个需要处处讲究高效率、快节奏的高速发展时期。在这样的时代，“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显得更为直接和明显。
同时，人类社会又无法离开语言的沟通与交流，说话在人的一生中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在如此繁多的话语中，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都是所谓的“废话”。在每一场社交活动中，真正能起到实质性作用或者真正能对交往有决定性帮助的话，可能还占不到你所说话语的十分之一。因此，在交谈过程中，如何直截了当地与人对话，是直接影响沟通效率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一些涉及问答的社交场合，说话“短、平、快”更是需要我们掌握的最重要的说话技巧。要知道，没有人喜欢花时间听你答非所问。
2015年，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出版了新书《白说》。11月中旬在成都举办的签售活动上，他回答记者提问的场景，恰到好处地展现了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回答问题的魅力。
当时有记者问：“您并没有开微博，也不上微信，说话能为您带来什么麻烦？”白岩松答道：“网络上很多话不是我说的，却往我头上安，有麻烦得替人担着；而真是我说的，麻烦也不少。2008年，台里开设《新闻1+1》栏目，我成了被拿出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成为‘CCTV第一个新闻评论员’，得罪人的时代正式开始了！做主持人风险小，各方点赞的多，而当了评论员，就不是喜鹊而是啄木鸟了。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不得罪人不可能，但我想，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在屏幕上，这一说就是七年。很庆幸，我还在说，《新闻1+1》也还活着。”
记者问的是“麻烦”，白岩松一开口回答的也是麻烦，连一丁点儿开场白或者铺垫都没有。我们非常清楚，很多人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出于各种考虑，往往会东拉西扯地绕出一大堆话，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最后才不痛不痒地针对问题含糊几句话了事，有时候甚至会故意答非所问。特别是在公众人物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说简单点儿，它会让人们产生意犹未尽的感觉；说严重点儿，这也是答话人不尊重提问者和其他倾听者感受的行为。白岩松接过问题后，非常干脆地“按方抓药”，而且举出实例，通过一个比方和一个针对职业操守层面的反问，将问题引申到了更为深刻的角度，怎么能不让听众感到痛快呢？
紧接着的回答，依然如此。记者问：“您如何看待别人的非议？”白岩松说：“我还是选择理解。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情绪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误解甚至有时是曲解，也总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辩解，树欲静而风不止，唯一能做出的选择是树静。”记者又问：“媒体人如何在工作中把话说好？”白岩松回答：“直播没有什么成型的稿子，只有框架，很多语言和提问总是要随时改变。做一个称职的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有思想，而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守土有责，就是偶尔有机会，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更多的时候，得像守夜人一样，努力让世界不变得更坏。”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出，作为一名资深主持人和实事评论员，白岩松在回答别人问题时思路非常清晰，不仅明确地知道记者在问什么，也能透彻地懂得记者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回答时，一方面能不绕弯而一步到位地答即所问，另一方面也能把问题挖掘到更深一层来阐述明白，根本不用提问者多费口舌，为所有人节约了交流时间。
每个人都有自我防御心理，当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或者日常表达时，因为顾虑甚多，要么怕得罪人、要么怕破坏自我形象、要么怕“祸从口出”、要么怕为自己带来更多麻烦，所以总喜欢绕弯子或者说模棱两可的话。这样做的结果是，既浪费了自己的表达时间，也浪费了听众的倾听时间，使沟通变得效率低下，还让别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云，从而因为交流不畅而心情不悦，最终注定是一次失败的交流活动。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社交过程中，有时候的确需要柔和地表述意见，婉转地与人沟通，以免因为过于直白和生硬而挫伤对方的情绪和感情。但是，回答问题与交换意见的场合是不同的，如果不能直截了当，而是含糊其词、有意遮掩或回避，反倒是在为沟通制造障碍。
2013年初，《时尚先生》杂志采访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时，主持人在中途问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您刚才讲到，社会上也会有讨厌马云的人，但是我从外部观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人大部分是从2011年之后开始出现的，您觉得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马云是一个不够自信、说话喜欢绕圈的人，他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大多数人可能要么会选择避重就轻，对“有人讨厌”的事情含糊其词，要么转化话题答非所问，而马云是这样说的：“其实一直都有（讨厌我的人），只是2011年之后，发生了几件事情。当然，所谓的正义之士是在支付宝的事情上对我咬牙切齿，他们觉得我这个人背信弃义、违背契约精神，好像我要干掉整个中国互联网，把VIE跟我扯上了关系。大善乃大恶，大恶乃大善。你在做这件事时心里明白什么时间你能补回来。就像2007年，我做雅虎40%股权的时候，我知道，40%都被人家控制了，将来就惨了。关于这一点，孙正义最明白。那天我对孙正义说：‘好，我马云是个背信弃义、违背契约精神的人，但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我总共投了3000万～4000万美元，但能够拿回来150亿美元的回报，那么，我很喜欢能找到这样一个背信弃义的人来。’孙正义说：‘是啊，我找到了。’到今天为止，他总共投了不到5000万美元，拿回了近4亿美元现金，还有30%以上的股份。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违背契约精神，我也很高兴。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话语的主动权不在我们这儿。我们在做事，别人在说事。说的人最容易，而且前面先定论你就是这样的时候，你说不清。又刚好吻合微博刚刚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致认为这社会上都是坏人。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恨我的人，我没有办法让他们happy。我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也不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你喜欢我干吗？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也只能娶一个老婆，对不对？”
我们可以感觉到，即便记者在提问时，对“讨厌马云”这件事也有一定的保留，没想到马云自己却能正视问题，毫不犹豫地承认了那些“被讨厌”，并通过直接回答，将记者有所保留的问题完全“解放”了出来，给出了非常有效的解答。进而，他又毫不遮掩地结合实例表明了自己的理解和对待这种情况的态度，一点儿弯子都没绕，直白而有力。这样的正面回答，不但没让人对他产生其他误解，而且使我们看到了他的磊落与坦荡，以及敢于担当的品质与高瞻远瞩的眼光。
回答别人的提问需要技巧，更需要直率与坦诚，如果没有这样的心胸与高度，当你面对很多质疑甚至带有尖酸刻薄性质的问题时，根本无从着手，回答起来必定捉襟见肘。
所以，在遇到不利于自己的问题时，与其遮遮掩掩，不如直截了当；与其绕一大圈规避核心，不如一步跨到问题的核心，拿出你的诚恳与从容，将别人或源于疑惑或源于好奇的问题彻底解决。如此一来，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消除后续可能出现的扯不断理还乱的麻烦。
不奉承：话语中听并非基于“谄媚”
崔永元：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凭借、依据或针对客观事实，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说话，既需要水平，也离不开勇气。
说话需要水平，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所有的口语交际都是水平和能力的展现。之所以提到勇气，是因为我们在与人交往时，总会碍于或情面或权势方面的考虑，使得内心存有障碍，要么吭哧吭哧，不能直率地表达所思所想；要么唯唯诺诺，以带有“谄媚”色彩的话违心地表达非真实的想法。所以，能抛开各种世俗的束缚，非常自然地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就需要一定的勇气。
很多人在说话时存有各种顾虑，无非是怕说出的话不合听话人的“口味”，或者怕得罪了话语内容所涉及的人。其实，真正中听的话语，不一定非得是那种听上去带有恭维与奉承味道的语言，而是能够发乎情又止乎礼的肺腑之言。相反，如果一心想着讨别人欢喜而总使用奉承话与人交流，时间长了更会为听者带去不适感。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向来就是一位以敢于说话、惯于实话实说闻名的著名人士。崔永元不管在原来主持节目的过程中，还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或者在社交场合与他人交谈，都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地正常交流，不带有丝毫的奉承味。从他曾经接受著名媒体《南方周末》采访时，针对他工作过的央视这一权威媒体所发表的评价和感慨，我们就能深深感觉到这一点：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你从1999—2002年，还强撑了三年。
崔永元：实际上是我们妥协了。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不让我们保持开放性的讨论，那我们就改成做个案，请一个人来让他讲故事，这就没有争论了。但故事里藏着很多问题、很多观点，就这样来做。但后来，很多故事他也不让你讲。另外，我们觉得太累了。评书的故事讲得多动听，凭什么找个普通老百姓，语言表达能力也不行，我还费半天劲帮他调整，还不如我自己讲呢。然后还要把自己的观点想方设法地放进去，但放进去后，被发现了，给剪掉了。这是干吗呢？太累了。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报10个题目毙了7个，这是哪个阶段？
崔永元：这是常态，不是哪个阶段。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20～30个题目。当时南方有一个城市，把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收集回来修好，刷成绿色给农民工用。但社会学者是反对的，什么意思？农民工骑绿车就没有人偷车，是说以前这城市里偷车的都是农民工吗？有的人就说，这太矫情了。我们就把双方都叫来进行讨论。结果最后，这个片子没有通过审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声音是什么。还有一期叫《纳米不是大米》，当时纳米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词，据说中国一下子出来一两百个这样的实验室，纳米产品很快上市了——纳米冰箱、纳米电视。其实在它身上，没有研究透的东西还存在。那是不是要建立这么多实验室，这么快地出产品？纳米不是大米，你就知道，争论非常激烈。审片的时候就没有通过，他说建纳米实验室，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们不能质疑国家政策。
《南方周末》：你解释、说服过他们吗？
崔永元：没用。我曾经争取回来一期节目，争取了很长时间。一个画家，他小时候上课走神，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林彪不好，他就揭发了，这老师就倒霉了，被关在学校厕所里，用粪水淹着。那时候画家很小，良心发现，就拿了个西红柿给老师送去，当时老师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深深地记住了这句话。三十年过去了，他成了著名画家，特别想找这个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们把老师找到了。画家讲完，满头白发的老师来了，他跟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你说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节目审查是媒体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作为国家重要喉舌的央视，在审查方面更为严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宣传的是主流价值观。但是作为其中一员的主持人，必定会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一位独立思考能力较强的实力派主持人，他会依靠媒体人的专业精神并针对节目性质，以及他所感悟到的社会现实等，对节目设置等方面有很多独到的理解与见解。如果这种理解与见解和媒体规定等方面比较契合，自然不会出现问题；可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就需要积极协调。现实情况往往是，较为弱势的一方（一般是人）会顺从于较为庞大和强势的一方（一般是机构），但也总会有一些人对自己坚守的东西比较看重，不愿意对强势方做出妥协，面临的结果就是到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只能分道扬镳。我们不能生硬而武断地说哪种情况更好或者哪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值得推崇，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一个人选择自己最想选择的人生道路来走的时候，他就至少已经在某一方面值得别人肯定了。
崔永元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对央视的评价和理解、对选题审批和节目制作过程中所遇境况的描述，必定有主观的东西存在，但从他介绍的内容整体和说话的语气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有人对人、事、物的理解与评价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但在阐述自己的想法、看法和感悟时，能够以尽量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态度说出来，不仅不会使话语不中听，或许还会因为很多人都曾经历过类似局面从而更能听到心里去，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
在社交中，拣好听的话奉承别人，是非常常见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的确是出于社交目的考虑，毕竟听上去顺耳的话能使听话人在第一时间就心情愉悦起来，更有利于取得社交成效；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洗礼，一些带有封建色彩的等级文化与传统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地延续至今，对现代人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在古代封建等级森严的局面下，人与人打交道，特别是官场交往，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恭维奉承”与“颐指气使”。也因此，古代出现过的那些带有刚正不阿品性的人，更是我们从中挖掘和学习的重要对象，比如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
据《明史·海瑞传》记载，海瑞乡试中举后，担任南平县教谕，也就是负责教书，这是他初次接触官场和官员。有一天，御史来到县学学舍视察工作，下级官吏们全部跪地参拜，唯独海瑞只作揖而不下跪。有人特意提醒他注意分寸，小心被“穿小鞋”，他却说了这样两句话：“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意思是，如果是在御史台谒见御史大人，那当然得按照对属官的礼节规制而下跪参拜，可御史来的这个厅堂是师长教诲学子的地方，不需要下跪。海瑞的语气没有丝毫谄媚，道理也讲得清楚明白，不光让那些习惯了奉承上级的小官吏很信服，就连御史大人也无话可说。
海瑞不光对一般官吏如此，即便在皇帝本人面前，也一直以刚正不阿和直言不讳的形象闻名。有一次，两位大臣因为向嘉靖皇帝劝谏而被关押了起来，所有官员都知道这两位忠心可鉴的大臣受了多大委屈，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劝性格乖戾的皇帝，只有海瑞冒着获罪的危险，有理有据地劝说嘉靖皇帝，最终不仅说通了皇帝，还被赞为可以与比干相提并论的臣子（“此人可方比干”）。
在生活中与人交往时，很多时候说那些违心的奉承话，我们自认为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没有比恭维更令人心理愉悦的说话方式了，其实则不然。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得好：“要宣扬你的一切，不必用你的语言，要用你的本来面目。”卢梭所说的“不必用你的语言”实际上指的是不需要“花言巧语”，只要以“本来面目”与人交往，传达最真实的想法，自然就达到了交流一切的目的。而且，交往讲究以心换心，只要你用一颗真诚的心灵来面对，不刻意地仅为了所谓的“好听”而拿奉承话当社交法宝，时间长了积累起来的人缘才最扎实、最有效。你所说的话，就算在短期内会引起别人的不适，也不影响“日久见人心”这一至理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而且与你的高尚品质相比，仅有关颜面的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这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说：“我宁愿以诚挚获得一百个敌人的攻击，也不原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
不迁就：一味迎合很可能令人生厌
柳传志：风险投资领域，跟后来做PC、做基金的投资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个重要环节。
无论是什么人之间的谈话、无论谈话人彼此间地位有多悬殊、无论谈话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是，谈话者个人之间在人格上永远是平等的。所以，当我们在与别人聊天时，能够轻松自在、毫无心理压力地讲述事实、探讨看法、交流思想，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因为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语言交流充满无数成见与障碍，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或者心理素质相对薄弱的人总会以仰视的态度与“高人一头”的对方交流，口头话语充满了“迎合”的味道。
殊不知，虽说很多人都喜欢好听的恭维话语，但“山珍海味吃多了也会腻”，如果在话语上一味地迎合与你打交道的人，时间一长或者次数一多难保不会令人生厌。而且，这样的交流说到底本身也是对彼此都不尊重的表现。
所以，在与人交谈时，能够放弃一切成见，较好地抛开心理障碍，坦诚而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既是我们养成良好健康的社交习惯的前提，也是正确对待社交活动、客观理解和看待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现。
我们通过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杨澜访谈录》中与主持人杨澜之间的谈话，就可以对以上所阐述的正确社交理念有更好的理解。
在访谈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优秀企业家的柳传志，还是作为知名主持人的杨澜，他们二人都能够敞开心扉，毫无隔阂地谈天说地。不管谈话的内容属彼此之间互相认可还是持不同意见，他们都能够和风细雨地表达出来，并且和谐地交换看法。
杨澜：……我听说您的高尔夫技术不怎么好？
柳传志：对，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家说我黑了、瘦了，我挺高兴，但是还得马上告诉一句“水平没什么提高”。
杨澜：您觉得自己跟前几年相比，是处于一种已经退下来的心态呢，还是属于半退半进之间的状态？
柳传志：不完全是退的心态，到现在应该讲还是在退的一个部分。在2000年和2001年的时候，我其实是从制造业领域、从电脑领域里边基本上算退出来，然后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实际上也是一种为股东负责的做法，因为原来呢，我们联想集团分拆为联想、神州数码两家公司。这两家都是IT类的企业，如果从股东的角度来看，总体上讲这个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杨澜：就是集中在一个产业里面了？
柳传志：这种风险，除了本身对股东有影响以外，对两家企业的发展也有影响。比如这两家企业，有时候需要做一些带有激进冒险的动作，我就会特别小心，弄不好会压制住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我们有能力和条件进入新的领域，所以我们就认真地研究了进入这个多元化领域需要哪些必备条件，比如说组织架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资金够不够。当这些条件研究透以后，我就站在控股的角度上说，现在再新成立几家子公司——现在不是五家吗？我控股，就等于是股东的角色，做一个投资的业务，然后给那几家公司来做。我觉得到了那个步骤上，要把这个业务做好、做稳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到现在做了有六七年，我估计再过三四年就很稳定了，然后我就从这个位置上再一步步地往后退。所以应该讲，我对这些事情当时都有过考虑，我觉得当时从制造业退下来，相当重要的因素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包括体力，都不能够在IT行业里边，在第一线再进行竞争。
杨澜：但是在那时候实现了自己从一个企业家到投资家的转变，心里没底的部分是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有很多评论在谈到这件事时，也不无观望甚至有一点儿调侃的语气。就是说，你看，做一个行业做大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了，这个是不是开始盲目地多元化，你是靠卖PC起家的，做投资行吗？等等。也有一些风言风语，当时您自己对这种评估怎么看？
柳传志：我不敢说当时是想做一个全面的投资家，我只是说对风险投资领域，当时做了一定的研究。风险投资领域，跟后来做PC、做基金的投资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个重要环节：一是融资，去哪儿弄钱；二是选项，选什么项目去投；三是帮助；四是退出。融资和退出本身是属于纯金融领域里的内容，而选项和帮助应该说是有一定企业底蕴的人能做的事情。当时我分析，我们所掌握的恰恰是这两个最重要、最难做的环节。虽然我以前没融过资、没投资过，但是我们本身被人们投入过，也看见了人家怎么推售，没吃过猪肉但看见过猪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那是并不太大的难关，再加上我对当时负责人本身有信心，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习型人才，能够很快去掌握这里的节奏和具体做法，所以当时我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知道外面会有一些说法，但我相信最后会成功，所以冒的风险并不大。另外，当时我已经准备用3500万美元——联想控股自己的钱投下去。钱的数量不大，也没有名誉的风险，我没有用人家的钱，这个投下去就是交个学费，没什么，应该讲这是预算之中的事情。所以这样想的话，我的安排实际上在心里是有底的。
在这段对话中，杨澜和柳传志都没有一味地顺从对方的观点，或者完全照顾对方面子的角度谈下去，丝毫不刻意迁就对方，而是按照客观的事实和自己对事情的真实看法来交谈。比如，杨澜毫无芥蒂地说柳传志高尔夫球打得并不好，她也直接向柳传志转述社会上的各种“风言风语”等；再比如，柳传志对杨澜提到的对自己不利的言论并无丝毫在意，从说话的内容、语气和表情等方面都能看出他的心思坦荡，同时他又能够心平气和地向杨澜表达自己对那些外来观点的看法，并且按照自己对事情的理解以及曾经做出一些决定时的各种考虑，有原则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说到底，柳传志与杨澜在交谈时，任何一方都没有迎合对方的思路和情绪来说话，两人之间虽然有一些不同观点，也提到了一些“不利于”对方的内容，但从整个谈话氛围和谈话效果来看，这是非常成功的访谈案例。我们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当听到一方说到不利于另一方的内容时，都会暗自捏一把汗，但继续倾听和观察下去，或者当访谈结束后我们回头再来看时才明白，一场精彩的谈话，或许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起伏与波澜，可也正是因为那些不平淡的小跳跃，才使得整个谈话过程显得更加有质量，给予其他人的借鉴和学习意义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哪怕有一个人没有保持正确而健康的谈话理念，以迎合的方式对待坐在对面的人和这场访谈，那么交谈双方的说话水平和访谈本身的质量都必定大打折扣。
关于在谈话时“不迎合听众”这一社交观点，著名导演陈凯歌曾经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理解得特别到位：“我性格中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不太善于迎合别人。今天是个开放、沟通的时代，我愿意用电影跟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
在这句话中，陈凯歌导演先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紧接着给出了一个解释，而这个解释是极具说服力和普遍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自己观点的开放时代，沟通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最该具备的能力之一，谁都没有必要看着别人的脸色、顺从别人的情绪、昧着内心真实的想法来与其他人交流，我们本分地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和该尽的义务，也都有自己该拥有的自由和该享有的权利。一方面，我们针对自己、他人以及整个社会都有发表看法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这份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有接纳别人合理使用他自己的那份自由权利的胸怀，而不在别人没有迎合自己时显得大惊小怪，甚至表现出不好的情绪。
所有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看法，根本没必要在社交场合互相打太极。持如此的交流理念，不但不会损害彼此之间的社交氛围、不会破坏彼此沟通的情感，反而恰好维护了双方在社交场合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可能有时候在一时之间会使对方心有不快，但正所谓“日久见人心”，从长远来看，这对个人创建轻松自由的社交氛围、对整个社会形成和谐坦荡的社交风气，都大有裨益。
不磨叽：注重说话效率体现着尊重
孟非：没成功不说明心不够诚、动机不够好。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希望花费最少的时间做出最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在与人交往时，能够重视说话效率，不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实际意义的话语上，既是对自己社交行为的负责，也体现着对别人宝贵时间的尊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遇到过一些说话拖泥带水的人。他们要么抱着一个良好的社交初衷，想用委婉的语气或者旁敲侧击的方式达到某种社交目的；要么碍于学识和修养、词汇量、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欠缺，不能用最精准的话语一步到位地表达出心中所想。总之，只要他们开口，就会给人一种“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感觉。这样的交流场面并不少见，对于社交而言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除非与你交谈的是与你关系非常亲密而在情感上能够容忍你慢慢表达的人，或者是性格出众而不计较你浪费他的时间的人，不然没有人喜欢花费大量时间接收很多无用的信息。
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事情都讲究速度与效率的快餐时代，当你与人交流时，只有处处为别人着想，干脆利落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意见或要求，用最快的时间使对方明白诉求并完成交流，才是切合社会实际、符合时代特点。我们通过各类媒体，看到或者听到过各行各业的很多优秀人士，他们说话时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干净利落脆”。他们能够用最少的语言最准确地表达观点、传递信息或者讲述故事，其中有学养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社交或者工作中，通过客观因素的“逼迫”和主观意识的重视，逐渐锻炼成了说话很有效率的人。
我们熟知的著名主持人孟非老师，就特别讲究说话效率。无论是在主持节目时，还是在接受采访的日常社交场合，他都能给听众一种特别干练的感觉。我们从孟非在2011年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的对答中，便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新京报》：有人认为《非诚勿扰》进入了调整期，话题渐趋温和，不再那样劲爆。
孟非：我不觉得进入了某种调整期，起码我们不这么认为，但是观众的感受我们不太知道。某种话题的出现是和某种类型的嘉宾出现相关的。这种话题会阶段性地、因报名嘉宾的不同而出现，并不是我们事先想要做什么话题而操作的。
《新京报》：有些女嘉宾太过表现自己，会被质疑是冲着出名来的。
孟非：我拿什么判断她是想找男朋友还是想出名？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个人判断她是想出名的而拒绝她。只要符合单身的条件，节目对所有人敞开大门。出名也许是一种结果，是她来找男朋友之后的一个事实，或者说是一个副产品。
《新京报》：有的嘉宾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反而遭到质疑甚至炮轰。
孟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表达真实的自己，我们也鼓励这样做，但是毕竟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为什么节目要有主持人呢，我们要有审片呢，就是这个原因。
《新京报》：在主持过程中，会掺杂个人的情感偏向吗？
孟非：我尽量不表现出来。对某些男女嘉宾的观点，有明显不认同的，我也会找一种合适的方式表达，我们要讲导向。
《新京报》：《非诚勿扰》的成功率如何？有媒体报道称牵手成功的嘉宾仅有一对结婚了。
孟非：我们自己都没有统计过！我认为的成功率，就是牵手率，从节目播出到现在大概是在24%、25%，我也不知道高不高，因为没有参照比例。我们只是提供一个交友平台，成功率不说明什么。没成功不说明心不够诚、动机不够好。
《新京报》：节目有想法去做这方面的跟踪反馈吗？
孟非：了解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他们是一出门就领证，还是掰了，都可以，他们离开之后跟我们没有约束关系，而且他们也没有结婚了要告诉我们的义务。我们不愿意把节目做成电视直销的那种：“啊，我们成功率高，你们快来报名吧！”有点儿恶心。
《新京报》：生活中，你会为亲友解答情感困惑、指点迷津吗？
孟非：我绝对指点不了迷津，这是乐嘉老师爱做的事情。
不管孟非回答的是有关节目质量本身的问题，还是节目在社会上产生的一些影响的问题，或者是他本人对节目的感受与看法的问题，他都能够用三两句话回答出来。更重要的是，他的回答并没有因为用语较少而有丝毫敷衍和搪塞的意思，每一句都是针对问题给出的有实际意义的话。比如记者提到有些嘉宾参加《非诚勿扰》是为了出名而来，这样的问题本身是不利于栏目方和栏目的，但是孟非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一听到哪怕一丁点儿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吹草动就长篇大论地去做解释，而是直面问题本身，不但回答清楚了这档栏目设置的真正目的和宗旨，而且合理表达了对于之前出现的那些不良现象和言论的看法。从整体上来说，孟非对记者所提到的嘉宾是否为出名才参加节目一事在社会上引起的讨论做出了最好的评价，也表达出了一名主持人最该传达给广大观众的想法，没有一句绕弯和多余的话。
同样是2011年，孟非在接受腾讯娱乐频道记者采访时的对答话语，也能明显看出他说话不磨叽的风格。
腾讯娱乐：你介意别人把你定位为娱乐主持人吗？
孟非：我不觉得我是哪一类主持人，我就是电视台的一名员工，领导需要做哪个类型，我就做哪个。我做过很多节目，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我很感谢观众，成功的主持人最应该感谢观众，观众给了他机会。
腾讯娱乐：节目做到一定时期，就会出现瓶颈或者其他的问题，你现在主持的两个节目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孟非：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只要观众还愿意看，就没什么问题，等都不愿意看了，就有问题了。
腾讯娱乐：之前你说过如果观众只喜欢主持人的话，那是主持人的失败，但是很多观众看电视是冲着你去的，你不觉得这是你的个人魅力吗？
孟非：感谢观众的好意，大家很疼我，但是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节目，主持人应该是其中一个符号性人物。过分膨胀或者谦虚，都不是实事求是。
可以看出，孟非在回答每一个问题时所说的话都非常简练而到位，有时候甚至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话还要少。当然，我们提倡说话不磨叽，注重说话效率，既为自己也为他人节约社交时间，并不意味着一刀切地鼓励大家少说话，而是说，当你可以用几句话清楚表达意思的时候，尽量不要因为各种没必要的因素而考虑过多，致使自己的话语太烦琐而显得累赘不堪。
从本质上来说，说话不磨叽与话语的多少是两个层面的概念。有的人因为性格使然，可能相对比较沉默，而他在与人交流时，又因为不经常锻炼说话水平而使得口头表达能力相对欠缺，于是在表达观点和陈述事实时，虽然说不了几句话，但是句句都似乎拖泥带水，一点儿都不干脆清爽。有的人可能会根据不同的问题与社交场合，说不同数量和分量的话，但无论话多话少都不影响他的说话效率：话多的时候必定是需要表达较多的意思，话少的时候也一定是说清楚了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片段，就能够深深体会到。
当诸葛亮到江东游说东吴联合抗曹时，初来乍到就受到了群儒围攻。其中面对东吴资深名士张昭的讥讽时，诸葛亮结合蜀国以往诸多国情实例，详细做了对答：“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势尪羸已极之时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与张昭等几人辩论完之后，面对薛综所说的曹操已经天下归心的言论，诸葛亮“厉声”反驳，虽然话语不多，但句句掷地有声，对东吴群儒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当诸葛亮说完后，薛综“满面羞惭，不能对答”。
诸葛亮与张昭和薛综的辩解，仅从话语多少上来看，差别的确很大；但如果仅从话语多少来判定诸葛亮说话是否啰唆，显然是错误的。诸葛亮对于张昭的讥讽之所以能够有理有据地细致辩解，是因为张昭针对的是诸葛亮本人自比管仲和乐毅这些古代大贤，但却在一开始并没有为蜀国取得明显的治国和打仗成效的事，所以诸葛亮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讲述清楚，如果少了哪怕一个要点，都可能打不开东吴儒士的眼界，影响到未来孙刘双方的结盟计划。因此诸葛亮虽然说了很多话，但却没有一句不该说的话。同时，在对待薛综的问题时，诸葛亮草草几句了事，并且在最后直接告诫对方不要继续说下去，是因为薛综所说的内容直接违背了当时甚至整个历史事实该具有的现实原则。因此，诸葛亮虽然只说了短短几句，但他一针见血地反驳，已经表明了立场，起到了效果。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话语的多少与说话效率的高低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如果在需要大力论证或者解释的时候，你放弃了机会和权利，这并不叫说话讲求效率，只是呆板地败给了“效率”这个生硬的概念；同样，如果在几句话就能理清或者需要点到为止的时候，你偏揪住“远交近攻”不放，摆出不吐不快的架势，那更与说话效率没半点儿关系了。无论哪种情况，不管你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尊重听众、浪费听众时间的事实。
因此，在现实中应多注意说话效率方面的主动自我提升，使自己传达给别人的信息既准确又快捷，节省自己表达的时间，节约他人倾听的时间，不纠缠、不磨叽，才是创建良好、和谐、高效的话语环境的基础。
不浮夸：倒一杯水使人看到一桶水
汪涵：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给多少，你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
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想得到他人和社会认可的心思与愿望，这无可厚非。于是无数人在一生当中的绝大多数岁月里从来没有放弃过积极努力的态度，没有停止过向上奋斗的步伐。不过，也正因为此，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在行走人生路的过程中，偶尔出现急于求成的心态。
人的思想一旦出现歪斜，就难免会做出些出格的事情，如果急于求成，于日常生活中就难免浮夸。清朝著名学者刘大櫆在《渔溪巴君墓志铭》中写过一句话：“平生朴实自守，最厌浮夸之习。”一个表现浮夸的人，也就是一个不懂得朴实自守的人。
渴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是最正常的心理表现，但一定要在朴实自守的前提下不断使自己变得强大。浮夸的人，不但会使别人对他的品行产生质疑，而且这种心理也不利于他的长期成长与发展。只有踏实奋进才是正途，真正成为“功夫了得的高手”时，根本不用以浮夸的姿态处处吹嘘，自然就会得到认可。也就是说，到了那种时候，即使你向别人倒出的只是一杯水，大家也能从中看出你其实拥有一桶水，而不是一个浮夸出来一吹即破的气泡。
真正的高手虽然喜欢深藏不露，可是金子总难掩发光的自然属性，著名主持人汪涵就是这样一块真金。他本质上是个朴实自守的人，但只要有他在，他的光芒总会掩不住地散发出来。与他接触的人，甚至仅仅通过屏幕知晓他的亿万观众，都能够通过他展示的那“一小杯水”深深感觉到他所具备的丰富内涵和知识。
2014年3月，汪涵在央视《开讲啦》栏目中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向现场300位大学生分享了一个重要话题——“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汪涵，来自湖南电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我主持了十八年的节目，像这样的舞台、这样的灯光、这样的摄像师、这样的观众、这样的氛围，我应该特别地熟。但今天，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感觉非常奇妙，甚至说奇怪，还好有你们，有现场诸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主持人待在舞台上，应该像春风一样，他能够让舞台上所有的一切变得那么自然、那么妥帖，就像顾城诗写的一样：“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它的叶，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有时候特别希望，我站在舞台上什么都不说，就十分美好。
其实，我在这里特别希望跟年轻朋友分享的是，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地去做你认为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是1996年中专毕业，紧接着，读的是湖南电视播音专科学校。后来我去了湖南经视，到目前为止，我的人事关系依然在那个电视台。我在这个电视台，开始是做剧务。当时我们剧务组有两个人：我和李维嘉。做剧务的时候，我们俩是最快乐的剧务，每天往这个演播厅扛椅子。扛椅子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会是毛宁坐的。”维嘉说：“那我这个椅子还有可能是林依轮坐的呢。”那个时候现场有256个观众，给每个来看节目的观众都发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里面有五十多件礼品：卤蛋粉、电灯泡、水龙头、面条、酱油……我们每天就往塑料袋里放礼品，做得特别快乐。
后来我当了现场导演，给现场的观众讲一些笑话，活跃现场的气氛，带领全场的朋友鼓掌。我记得，在当现场导演的时候，我是每期鼓掌鼓得最厉害的。有一次，我们台长到现场来看节目，就问身边的人：“这哪儿来的现场导演？”然后对我说：“小伙子，你过来。”我就过去了，说：“台长，你好！”“把俩手伸出来。”台长说。我说：“啊，怎么做节目还检查指甲盖洗没洗干净？”我一伸手，手拍得特别红。他说：“你们看，这个现场导演多么投入，鼓掌鼓得多么卖力。”
后来，我又当导演，可以让我特别欣赏的节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节目，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没过多久，台里面做内部的晚会，台长说，汪涵是学播音主持的，让他去试试吧。可以在全台同事的面前主持节目，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做了一个节目叫《真情》，台长就问当时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汪涵当搭档可以吗？”那个主持人说：“可以。”然后台长还问了一个灯光师：“小廖，你觉得汪涵可以吗？”灯光师说：“不错，暖场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乐成那样，让他去吧。”太开心了，我可以当主持人。
所有的事情，我都特别开心地去做。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接受；再尴尬或者再难堪的局面，我都一定要扛过去。因为面对困难无非三点：渡过困难，你有渡过困难的智慧；面对困难，你有面对困难的勇气；绕过困难，你有绕过困难的狡猾。多好，你还要生命教你什么？你还要这个舞台教你什么？就像塞内加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的人生都让人潸然泪下。”但是，我想他所呈现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既然我们都知道最终的归宿是那样，我们何不开开心心地、欢声雀跃地、一蹦一跳地朝着那样的一个归宿去？
叔本华好像也说过同样类型的话：如果你的眼神关注的是整体，而非一己的生命的话，那么你的行为举止看起来会更像一个智者，而不是一个受难者。所以我特意在这里花这么长时间所要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这么健康；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够这么自由地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么都不会失去。就算你有一天经历了所有的东西，你会觉得：“哇，生命有太多苦难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有苦难了。很多哲学家穷其一生，他们有可能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生命有太多的苦难，我们应该用微笑去面对它。
“舍得”这个词，我去查了一下。最开始，有两个人，说要投胎到人间去；有两种人生，一种是“舍”的人生，一种是“得”的人生。然后阎王爷问两个人：“你们两个分别选什么样的人生？”其中一个说：“我要过‘得’的人生。”另一个人说：“行吧，那我就过‘舍’的人生吧。”于是乎两个人来到人间，过“得”的人生的那个人，最终成了一个乞丐，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他的，他得到的是别人的资助、别人的怜悯。而说要过“舍”的人生的那个人，成了一个特别富有的人，他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知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一点一点地给了别人。但是，我想，今天这么多年轻的朋友，“80后”“90后”，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脑子里，建立这个“舍”和“得”的概念？后来一想，不应该，与其在这里跟大家强调“舍”和“得”，还不如去考虑“舍得”背后的另外一个词——接受。
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给多少，你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这样的话，有一天它馈赠给你更大礼物的时候，你能接得住。在一生当中，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回过头的时候，你或往前，或往后，或停下来的每一个脚印，都成为诗句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有删减）
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汪涵的这段演讲。
首先，话语朴实是这段没有运用多少技巧的演讲最高的技巧。所谓无招胜有招，如果你通过电视观看过汪涵的这段演讲，就一定会为他表面上漫不经心、形式上朴实无华、气质上从容大气的演讲风格所折服。他并没有运用什么高超的工具性的演讲技巧，只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结合自身经历娓娓道来，中间穿插了几段或与自己有关或与主旨有关的小故事而已；短短十多分钟的演讲，他的语气、表情和手势都显得自然大方，没有过于浮华和有意渲染的成分。但是身为听众，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朴实与“平淡”，明显感受到一种源于话语本身的吸附力一直在牢牢地粘着所有人，这正是自然朴实所产生的力量。
其次，思想深刻是这段演讲的精髓。朴实并不代表肤浅，很多哲理深刻的话语，都是通过朴实的表达流传开来的。汪涵的话语虽然朴实无华，但却承载着深刻的思想，有关人生，有关奋斗，有关成功，有关付出，有关事业，有关快乐……通篇来看，它处处隐含着演讲者自己对人生很多方面的深入理解与思索，是个人思想的有力展现。正因为这份深刻，汪涵的演讲并不因话语朴实而只适合没有多少人生经历的莘莘学子或者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百姓来听，它也对那些喜欢“思考人生”的知识分子或人生经历特别丰富的人有积极的交流与探讨意义。
最后，文采斐然为这段演讲增色不少。演讲中，无论是名人名言、名诗名句，还是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都恰到好处，行云流水一般，使一篇本为口头交流的演讲词也像精心雕琢过的书面文章一样，充满了才气与文艺韵味，丝毫没有给人做作和掉书袋的感觉。文采其实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往往能够在很多时候起到放大镜或催化剂的作用，一个说话浮夸的人如果运用文采，必定会放大他的浮夸，令人更加生厌；而一个朴实自守的人在说话时流露文采，却能更加突出他的诸多优点，为个人形象增色添彩。汪涵的这段演讲，正是对后者的有力说明。
综上所述，这是一篇不浮夸却能让听众感受到演讲者知识广博、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才气纵横，处处展现着高超说话水平的绝佳演讲词。汪涵十多分钟的演讲，时间并不算长，内容并不算多，但通过他平淡而意味深长的述说，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他具备一定的智慧与高度。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通过他倒出来的一杯水，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他是拥有一大桶水的人。这桶水与学识、修养、知识、能力通通有关，再结合他的前行经历和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自然也会明白，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扎实走过来的，前一步都为后一步做了有力的铺垫，不冒进、不急躁，不虚无、不浮夸，最终才有了如今别人眼中所看到的成功。
有句话叫“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浮夸，以朴实自守、踏实奋进为标准，不断地夯实自己各方面的基础，使自己成为一个因具有实力而显得稳稳当当的人；高调做事则意味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人的内心阳光向上的外在表露，也是他人和整个社会能够真正了解你，明白你有一桶水，并为你提供最大化人生舞台的途径。二者并不矛盾。
做人做事层面如此，社交时的说话层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说话是做人的组成部分，甚或可以说如何说话或者说话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做人能力的大小。像汪涵一样，说话朴实低调不浮夸又时时处处流露亮点，既代表了社交水平，也说明了做人能力。因此，我们要想改善自己在做人方面的不足，可以从学着让自己说话不浮夸开始，把无谓的精力收回来，全部放在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养上，终有一天你积攒的“那桶水”会成为你骄傲的资本。
不轻浮：你每句话都体现思想的深浅
易中天：我们读历史就应该像看自己邻居家的大叔大妈过日子，或者看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日子。
从一定意义上看，能够思考和懂得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体现。我们不能说低等动物没有思想，但显而易见的是，低等动物头脑中的所谓思想与人的思想是丝毫没有可比性的，这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所说：“思想成全了人的伟大。”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一言一行都是思想深浅的外在展现，而思想的深浅又总是与素质和修养有关。毫无疑问，无论是谁，都喜欢与素质高、修养好的人接触和深交；而那些举止和言语较为轻浮的人，则是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故而我们在社交当中，要学会由内而外地提升自己的素养，尤其是在与人交谈时，你的每一句话都体现着你思想的深浅程度，代表着你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思考与自我诉求，因此，平时多注意在语言表达和口头交际方面管理自己是尤为重要的事。
现实生活中，其实存在着很多学识渊博、善于思考、强于表达、思想深刻，值得我们努力学习的好“老师”。他们可能脾气性格各异、知识结构有别、所处领域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能够在与人交流时将自己的思想很好地表达出来，使人感受到他们的修养与境界，从而产生很大的好感。知名学者易中天就是典型的例子。
易中天曾在2014年底接受《新京报》专访时，阐述了自己看待历史和与史书写作有关的理念。通过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能体察到他对待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态度与思想，能够对一个学者扎实稳健的治学精神产生颇多感悟。
《新京报》：2006年的时候，你说过历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从《品三国》到“易中天中华史”的《三国纪》，你觉得是身体力行在打破历史层的垄断权，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知识人，本身你就有这种需求，或者说两个原因都有？
易中天：好像两个原因都不是吧！其实写《中华史》是我一个长期以来的愿望。实际上，早在《品三国》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愿望了，只是没有找到一种最好的表述方式。为什么要写《中华史》？首先，作为中国人，总要找到自己的根，比如海外华人华侨，即便他们已经入别国国籍，依然认为自己是华人，他们很关心中国的状况，也很惦记自己的祖先，总觉得根在这个地方。因此我就有一个备感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华人的身份认同感这么强？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甚至，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也是有原因的。不把这个原因找到，心里不踏实，这个恐怕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这段话中，易中天回答了自己创作《中华史》的最重要初衷，答案集中到了寻根的深刻层面，而并非如大多数人对他的主观而片面的理解那样，只是出于名利目的。
易中天自从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讲解“三国史”出名后，广受微词，但只要认真全面地研读分析他的作品，我们真能从中察觉到一个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与写作的人对他所涉及的领域有着深刻的思考与追求。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句名言：“应该坚信，思想和内容不是通过没头没脑的感伤，而是通过思考得来的。”易中天在访谈中提到的寻根理念，代表的是文化人的一种精神理想和写作责任。
《新京报》：我猜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原因，你以前读历史的时候，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65岁了还身体力行做这么一个大工程，肯定有一个动力来源。
易中天：对，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断。以前读历史书确实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第一个，《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所谓本纪，是以帝王为历史的线索；《资治通鉴》的意思更清楚，是治老百姓的。如果这种写法继续延续下去，第一，它是维护统治的；第二，与我等无关，那要它干什么？它永远只能发现统治的得失。
《新京报》：怎么样治人。
易中天：对，它顶多就只能总结出这个东西来。我们民族要如何实现伟大复兴；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会有这一百多年来的起伏跌宕；将来我们怎么面向世界；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每个人何以自处？这些问题《二四十史》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新京报》：《二十四史》之后的呢？
易中天：基本上全非全球视野，好像我们民族的历史是全封闭的，这是第二个不满意的地方。第三个，大多数史书写得实在不好看。它是给历史工作者看的，不是给广大读者看的。历史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你要打破这个专利，就必须让历史变得可以亲近，我们读历史就应该像看自己邻居家的大叔大妈过日子，或者看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日子。
《新京报》：这就是《中华史》要达到的目的吧？
易中天：正是。这个《中华史》的任务是：第一，要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第二，要弄清楚我们在怎么走；第三，如果有可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这是《中华史》第36卷的任务。至少，第36卷会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走。所以，我把36卷本《中华史》的主题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最重要的是要回答为什么，而过去的史书往往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即便讲为什么，也是讲很直接的，而不去挖深层次的东西。我是主张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这是黑格尔的方法。我认为，在历史的现象背后一定有原因，原因的后面也有原因，最后有一个总原因，这个总原因就叫历史的逻辑。历史是有逻辑的。
透过易中天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出他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的因子。虽然古人的经典著作对今人大有裨益，但我们不能忽略其中受历史局限性影响而存在的瑕疵。易中天的“不安分”正是集中在对那些瑕疵的弥补上。他结合现代人在理解、记录和讲述历史方面的一些观念，重新叙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文化，并且在访谈中毫不讳言地提了出来，且具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探讨。我们不但没有感觉到他有丝毫怠慢先贤的轻浮之意，反而看到了一个执着于历史与文化本身的学者“执拗”的治学思想与精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但总体而言，新一代总会比上一代的眼光更加高远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站在先贤所创造的辉煌文化成果之上来看待问题的。易中天作为草根学者，能够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特征，通过文字重述历史，将自己的治学理念融入其中，详细地展示给普通大众来看，这需要具备承担某些可能性质疑的胆识，也折射出了他在做学问和对待写作方面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思想。通过他面对媒体时的诠释，广大读者会更精确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我们与人交流，很可能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哪怕产生分歧，也不能否认彼此思想上的价值。《史记》中记载的我国古代两位先贤孔子与老子会面时的一场对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后来，有弟子问孔子对老子的印象如何，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碰到了崇拜已久的老子，虔诚地向他咨询礼节上的事情。老子的主张与孔子的差异毕竟很大，因此，老子对孔子的“关照”实际上有很多是孔子不认同的，可这些都不能否定两位哲人在哲学和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无论老子对孔子的教导，还是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句句都是含金量极高的哲理性话语。虽然他们思想各异、见解有别，但在当面对话和背后评价时无丝毫轻浮之意，这既是有关说话的极好范本，也是与为人处世有关的经典案例。
作为普通人，我们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锻炼成思想多深刻的人，但我们绝对可以通过对伟人和成功人士说话之道的钻研和学习，在日常交际中懂得如何提升说话质量、怎样将自己或多或少的观念与想法通过语言传达给周围人。
不局限：眼界宽窄决定说话水平
柳传志：领导人过于不放心，要亲自去操作，这是个大的问题。
在成功学上有一种早已被认可的观点：一个人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远，主要看他的眼界有多宽广；一个团体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远，主要看领导者的格局有多宏大。一个眼界宽广、格局宏大的人，在看待事物和事情的时候，往往能够比常人站得更高、考虑得更广，因而能比常人看得更深远，在做人做事上也就会优于常人。
我们在与人交往时，总能遇到一些说话令我们茅塞顿开的人，他们的观点和境界会使人豁然开朗。这样的人，大多都具备宽广的眼界和宏大的格局。在日常交际中，我们可以从说话层面做起，有意识地向成功人士学习，不仅能够提高说话水平，更能够由外而内地提升我们的眼界与格局。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接受《杨澜访谈录》采访时与杨澜的一段对话，就非常精准地体现了他宽广的眼界和宏大的格局，值得我们认真揣摩和学习。
杨澜：有人说柳传志的智慧就是他能够审时度势，而且能够在自己还没有糊涂的情况下，已经把后面的梯队安排得很好。现在当然有人说这个下面是五家公司也好，五虎上将也好，无非指的都是这个方面，就是他们都能够独当一面了。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听说你受诸葛亮的启发还挺大的，能不能跟我们说得详细一点儿？
柳传志：我跟我们公司退休的同事一起去武侯祠的时候，我在车上发表感想，觉得诸葛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就是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超人的智慧，但是最后他没有达到目的，他的目的实际上是想让蜀国来统一天下。没有达到目的的根本原因是他的生命到了尽头，也就是说，后面的人接不上班，因此，培养接班人、怎么样培养接班人，是个重要的问题。诸葛亮不是完全没有注意，他不是也注意提拔姜维了吗？但是方法上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诸葛亮在提拔姜维以后，他还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而正确的方法实际上应该是由姜维来操作，他在一旁进行指导，由指令性的领导方式变成指导性，最后变成参与性，相连接，最后由他们来做，自己在旁边看。到那个时候，姜维也能独立做事了，这时候你就放心了，也不至于那么累。因此呢，领导人过于不放心，要亲自去操作，这是个大的问题。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不光在企业界存在，实际上在所有领域都或多或少有类似问题存在。人毕竟只有短短百八十年，无论多么有能力的人，都不可能永远将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选择一个能够在各方面让自己满意的接班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柳传志提到的诸葛亮是很多人都敬爱的历史人物，但正如柳传志的分析一样，诸葛亮的能力有目共睹，但他的确在选择和培养接班人方面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诸葛亮的确不是一位格局特别宏大的人。就像杨澜所说，柳传志从诸葛亮这样一位广受世人赞赏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他的缺点及其对自身造成的局限，因此，其在创业和带领企业前行的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接班人和公司管理层的培养，每一个重要岗位上的管理者，单拎出来都可以独当一面，即便在最高领导者不在的时候，也能够独自思考并解决所有问题。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柳传志从管理企业的角度入手，寥寥几句话就分析透了诸葛亮在培养接班人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具体的修正方向和方式。这一方面说明了柳传志在用人和培养人才方面的独到、精深之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至少在人才观上具备非常长远的眼光，而这正是格局宏大的最佳展示。
实际上，由说话来展示我们身上具备的各种品质，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我们不否认存在口若悬河但心胸狭隘的人，但总体来说，言由心生才是非常普遍且合情合理的规律。柳传志能够说出这番见地长远而深刻的话语，并非没有原因。在他创建、维护和开拓事业的几十年生涯中，有无数事实可以有力地说明他的眼界与格局，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或者说品质的炼成，是细水长流经久不怠的结果。经过久而久之的历练，便会在日常话语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在《杨澜访谈录》中，主持人杨澜提到了当年联想并购IBM PC业务的事情。杨澜说，柳传志在前往美国签约并购案时，恰好两人在机场相遇，谈笑风生，聊得非常酣畅，但柳传志并没有提到并购的事情。没想到几天后柳传志回国了，就传出了这一重大新闻。杨澜对这件事的评价是：柳总太沉得住气了。其实，这并非只是看上去很“沉得住气”那么简单，这其中也有格局的展现。
一个人具备了大的格局，自然能够在心中放得住大量的事情，无论事情有多重要或值得炫耀，于他而言都是与其他不值一提的事情一样的正常事，自然只会在需要提到的时候才与他人谈论。因此，当柳传志与杨澜在机场碰到后，因为谈论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并购相关的话题，也就无从谈到，同时也能够说明，无论当时他们谈的是什么话题，都从侧面反证了柳传志高超的社交水平和说话艺术，而这也并非柳传志有意为之，而是基于他的格局而自然发生的。
当杨澜问到“回头再来看并购IBM PC一事，是怎样评价的”时，柳传志说：“应该说这是一着险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事将来在MBA的教材上肯定要书写一笔，因为IT业务领域里边，并购成功是极其鲜有的，更何况是这么一个中国企业并购一个美国企业，一个小企业并购一个大企业，你想这个困难肯定是很多的。但是，这着险棋成功做成了，将会给联想的发展带来一个飞跃，甚至对中国企业摸索往前走的道路而言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还是非常值得的。今天看来，我不敢说这步险棋已经成功了，但肯定顺利地走上了规范（之路）。”
中美企业的发展，无论从起步时间、成长历程还是发展规模上整体来说，都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当一家中国企业想要并购一家美国企业，而且是非常有实力又全球皆知的美国企业时，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因此仅就做出这一决定，已经是拥有了不起的眼光和魄力了。通过柳传志所说，我们能够明白，他在决定这件事情时，的确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不利因素，但同时更深刻又长远地看到了并购后可能为联想带来的有利方面，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兵行险招。后来的事实证明，联想对IBM PC的并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提升联想的国际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起了很大作用。
不能否认，我们对很多东西的了解，都是通过当事人或者知情者的口头介绍，通过柳传志的讲述，我们不仅知道他在考虑事情时的一些长远思维，更能感受到他在经营事业上的雄心壮志和开阔思路。因此，说话的重要性也就显现了出来。
有句话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的确，眼界和格局非常重要，决定我们能走多长的路，也决定我们所率领的“队伍”能走多远的路。通过成功者的语言来学习提升自己的眼界与格局，虽然看上去没那么简单，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是最容易掌握也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如果对成功有所向往和追求的话，就一定要在社交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地通过“听”与“说”来锻炼和提升自己。只要坚持，相信终有一天，你会猛然发现，自己在看待问题时所站的高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不卖弄：搞不好就会成为井底之蛙
张瑞敏：如果一个管理人员没有成果，只有管的这些人，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俗话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本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喜欢张扬卖弄，给人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
其实，如果真是有能力有水平的人，根本不用自我“张罗”，自然会有人“闻着酒香走进巷子”；如果自身并不具备多高的素质，即使朝外使再大的劲，都不见得会产生多好的效果，反而会使别人厌烦。即便是那些真有能耐的人，如果按捺不住个性，卖弄自己的能力，触碰到了某些底线，也会引发难以想象的后果。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主簿杨修，就因为卖弄“智慧”和学识而使主子反感，最终不但没受重用，反而丢了性命。
真正的社交法宝，不是张扬，不是卖弄，而是质朴和谦虚。唯有言语质朴、说话谦虚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社交宠儿。
质朴是最简单的一种生活形态，也是很难做到的一种境界。比较上档次的说话风格，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温文儒雅，有相对深厚的思想支撑，学识很广泛，素养也必然不低，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能让人茅塞顿开，如沐春风；另一种便是淳朴实在，体现的是真诚的内心，表达的是最真实最抓人心的内在品质。或许看似语言直白，却总能让人有所收获，感受到那份简单、敦厚和质朴。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下》中说：“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人之初，性本善，但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也都是质朴的人，因此这种品质也最能走入人心。能够体现一个人品性质朴的要素有很多，说话是其中极为重要且明显的方面之一。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考量如何说话才能让听者与自己感同身受，只要发自肺腑地说出口，不用去想是否抑扬顿挫，也不用在脑海中寻觅辞藻来修饰，自然就能让听者感受到自己所表达的情感。
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是我们熟知的伟大企业家，他凭借着智慧与能力，以及对机会的准确把握，将海尔品牌推出中国，走向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成为世人皆知的“中国造”，不但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就，也赢得了国内外无数人的钦佩与敬仰。如此成功的人，在平时与人交流时，他也并不喜张扬好卖弄，而是总以最质朴的语言对外传达着自己有关企业、产品和人生等诸多方面的经验与感悟。张瑞敏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安德鲁·希尔采访时，曾与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安德鲁·希尔：您是怎么接触到德鲁克（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的作品的？又是怎么把西方管理学家的理念运用到海尔的管理实践中的？
张瑞敏：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找到了一本台湾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当时，对我震撼最大的一个观点是，“管理得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当时的中国企业，恰恰要求有激动人心的事情，谁做得很好、突击、几天几夜不睡觉等。所以，读了之后就觉得企业不应该是这样的，而应该像德鲁克所说的，没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凡是可能发生的危机都早已预见，且已将解决办法变成例行工作了”，做企业不能把所有事情变成例外、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危机。另外，德鲁克对企业相关的定义也跟国外很多管理学家都不一样。比如说，“关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而当时的西方是说，企业是由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来定义的。再比如，对于员工，德鲁克说，“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的CEO”，就是让员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管理人员的定义，传统看法对管理人员的定义是“有多少个下属”，而德鲁克的定义是“重视贡献、对成果负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管理人员没有成果，只有管的这些人，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张瑞敏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始终以自己学到的东西作为回答问题的方向和答案，一直抱着最质朴的学习心态来讲述自己多年的经营理念与感悟。他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说话的内容并没过多提及自己的能力。他引用德鲁克的经典话语，述说管理学大师对他的影响，全是发自内心的质朴表现。而这种质朴并非仅限于说话层面，我们通过他的观念也能看出，他在中国企业界普遍“激情澎湃”的时候，仍然踏踏实实认真地带领员工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不消极，不冒进，为海尔发展的各个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言语质朴外，在与人交往时，如果态度谦和，则更容易引发别人对你的好感。
在我们人类的骨子里面，都希望认识比自己层次更高的群体，也更喜爱接受他们当中说话谦虚的那部分人。19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史蒂文森就说过：“善良和谦虚是永远不会令人厌恶的两种品德。”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也曾说：“谦虚不仅是一种装饰品，也是美德的护卫。”
可见，谦虚作为人的一种美好品质，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不可分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天生就趋善避恶，喜欢亲近那些拥有诸多美好品质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自高自大的人往往令人生厌，而谦虚谨慎的人则极具吸引力和号召力。《晋书·良吏传·邓攸》中，作者评价邓攸说“性谦虚，善与人交，宾无贵贱，待之若一”。邓攸性格谦虚，不管对待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因此身边团结了无数一心相交的朋友，他自己也因此受益，成为栋梁之材。
人的优点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而谦虚无疑是其中颇具分量的一点，即便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如果他有着谦虚的本性，也能够使自己发出光亮。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说：“谦虚对于优点，犹如图画中的阴影，会使之更加有力，更加突出。”谦虚正如人性高尚的催化剂一般，能使你的优点格外闪亮。
我们都知道，圣人孔子不仅满腹经纶、博学多识，而且非常谦虚。或者说，正是由于他具备谦虚的本性，才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放低身段，向他觉得可以为师的任何人请教问题，也才成就了他流传千古的美名。
相传孔子周游列国时，有一天在去晋国的路上，碰到了一位挡道玩耍的孩子。孔子对他说：“孩子，你不应该在路中间玩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没想到这个小孩不但不害怕陌生人，而且大胆地指着自己在地上用碎石摆弄出来的造型问孔子：“老人家，你看这是什么？”孔子仔细一看，原来是孩子用泥土石块和瓦砾堆砌出来的一座城堡。小孩问孔子说：“你说到底是城给车让路，还是车给城让路呢？”一席话，说得孔子哑口无言，他转身对跟随在身边的弟子们说：“这位小孩如此懂得礼数，可以做我的老师啊。”最终，孔子只好和弟子们一起绕城而过。
这便是发生在孔子与7岁的项橐之间的故事，有史可查。当时，孔子已经是名震四海的大学问家，却在被一个孩子难住后马上谦虚地告诫弟子并认他为师。两千多年后，当我们从古代典籍中读到这个故事，并没有因为孔子被一个黄毛小儿为难就看轻了他，而恰恰相反，我们从孔子言语谦虚的事迹中，看到了他身上特殊的品质与魅力。这就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伟大的人是绝不会滥用他们的优点的，他们看出自身超过别人的地方，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然而绝不会因此不谦虚，他们的过人之处越多，他们越认识到他们的不足。”
很多人在平时的说话过程中也会有谦虚的言辞，但是与说话相搭配的语调、神色、姿态和平时的所作所为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他本性并不谦虚，而只是出于某种表达需要和场合需要而为之。真正的谦虚，发乎情而止乎礼，表现的是一个人的美德；说话谦虚，也是在维护自己的美德，并无其他势利因素的考虑。唯有如此，才能配得上、对得起“谦虚”二字。
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唯有始终保持一颗质朴而谦虚的心，才能够在与人接触时将自己的身段和心态放平，以海纳百川的姿态不断吸收社交营养，使自己的能力与水平迅速提高。或许我们可以套用某句名言的格式这样说：世界上那些成功的人，大多数优点都是相同的，而那些很难成功的人，却各有各的缺点。我相信，质朴和谦虚，一定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功者身上共有的品质或优点。
不小气：豁达是高质量话语的内因
马云：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对手。一生气，就输了。这就是你跟对手竞争的过程，最主要的是让对手的心情变糟糕。
宏大的格局、宽广的心胸，是我们的为人处世能达到何种境界的重要法宝。在日常社交中，一个人的格局和心胸很容易通过话语展现出来。
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眼中那些非常优秀的成功人士，无论属于什么行业和领域、从事什么职业和工作，大多都具备海纳百川的豁达胸怀。越优秀的人，越懒于斤斤计较；越成功的人，越懂得有容乃大。
这个优点，会在他们的日常话语中，自然而然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2013年3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做客央视《对话》栏目时，当主持人提到京东商城CEO刘强东宣布停止使用支付宝，并且说“他好像把你当成了对手”时，马云说：“天下把我当对手的人太多了。他觉得贵了，他觉得不合适，他就离开，自己建。其实这样挺好，只要他觉得比我建得好，他觉得效率更高，当然得支持他。至于到底是不是这么贵、是不是费用更高，他心里应该更清楚。你应该问他到底是贵在哪里，对吧？关于对手，我是这么看待。其实一个公司最有乐趣的事是你的客户成长了，你的对手也变聪明了，也在成长。一个拳师只有在碰到另外一个顶尖高手的时候，大家才能互相成长，所以我觉得你要以欣赏的眼光看对手。以前我刚创业时跟大家一样，觉得对手都是针对我来的。我今天跟以前有了差异，是因为四五年前我们想明白一个道理：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对手。你看某个东西不错，得学习。一生气，就输了。这就是你跟对手竞争的过程，最主要的是让对手的心情变糟糕。”
正所谓言贵在精而不在多，从马云的简短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对说话艺术的掌握，简直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说话体现的是人内在的东西，比如心胸、涵养、眼界、格局、思想等。透过马云的回答，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存在于他身上的这些“软实力”，同时也能总结出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俗话说：“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我们如果太计较来自外界的影响，心胸就会被逐渐束缚；如果过于纠结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误解，格局就会被逐渐压缩。它们正如戴在你头上的“紧箍儿”，你的计较与纠结则是“紧箍咒”。我们没办法摆脱“紧箍儿”，但完全可以不给自己念“紧箍咒”，只要坚持信念、守护原则、锤炼胸怀，时间一长，心胸自然豁达。马云的回答不仅是一种态度的表达，也展现出了他在对待事业旅途上的点点磕绊和人生道路上的小小波浪时那种豁达沉稳的心态。如此心态，通过话语展现给大众，不仅听上去让人受用，还能起到表率和励志的作用。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竞争对手”，如何对待他们其实是个深刻而长久的问题。当记者直截了当地提到“竞争者”时，马云不但毫不回避，还积极倡导自己一贯的从商主张——“用欣赏的眼光看对手”，因为“顶尖高手之间切磋才能使彼此得到成长”。切磋不是打仗，而是互相促进和提升。有了这样的高度和眼界，事业想不顺风顺水都难，赚钱自会水到渠成。唯有如此，即便是那些讨厌你的人，也会对你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解读。判断一个人说话质量高低的标准，不就是看你所说的话是否能让听众受用而感到心里舒服，从而创建和谐的社交氛围吗？
马云也毫不讳言，原来的自己与很多人一样不够成熟，会将竞争者看作眼中钉和肉中刺，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自身的成长，才逐渐认识到了更接近商业和为人本质的东西。这既是心胸宽广的体现，也让人看到了存在于他身上的一份坦诚，还能使我们从中明白：任何一位成功人士都并非天生，他们身上的任何一种优秀品质也并非与生俱来，完全可以靠我们在主动领悟人生真谛、积累事业经验的同时，逐渐拓展自身的处世胸怀而获得。成功并非专利，只要有心，谁都有权利拥有。
古往今来，心胸开阔的人一般比较容易成功，因为它能撑大你的格局，使你脚下的路越走越宽，进而也会得到好机会的更多眷顾。
拿破仑是19世纪法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世人皆知。在他的领导下，法兰西军队曾驰骋整个欧洲大陆，成为震撼全球的铁骑之一。能取得如此成就，与拿破仑本人身上存在的诸多优良素质有很大关系，他的为人和言谈豁达便是其中之一。据说在征战意大利时，某次战役打得非常惨烈，士兵们身心俱疲。有一晚，拿破仑在出门巡视时，发现一名执勤哨兵倚靠在树上呼呼大睡。随从们看到此情此景非常震惊，因为在紧要的战争间歇，哨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拿破仑不让打扰士兵休息，他默默拿枪替哨兵站起了岗。哨兵睡醒后，看到身边的最高统帅，吓得魂都要丢了，没想到拿破仑却对他说：“我的朋友，请拿好你的枪，你们行军艰辛，作战艰苦，所以打盹睡觉完全可以理解，也值得原谅。恰好我没有睡意，帮你值了半小时班。不过你肯定明白自己的岗位有多重要，以后千万别再大意。”
作为国家和军队最高统帅，拿破仑有权力也有理由对玩忽职守的哨兵做出任何处理，至少在言语方面更激烈一些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选择了一种非常大度的方式，既达到了教育士兵的目的，又没有伤害士兵的感情，还在很大程度上对士兵起到了鼓舞和稳定情绪的作用。任何人都会犯错，同时任何人都不愿意别人伤害自己的自尊与人格，因此我们在遇到他人出错时，该如何用话语来训诫才能既起到作用又达到目的，是非常体现智慧和情商的事情。
当人们在表明自己的想法、态度和立场时，如果没有掌握较好的说话技巧，便不可能高效率地与人交流、不可能达到自己的说话目的、不可能使听众完全了解你所表达的意思，甚至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进而影响社交质量。而这确实是很多人说话时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不具备“肚里撑船”的宽广心胸。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从那些优秀人士身上学习与境界有关的东西，以及说话之道和其他社交本领，提升自我素质，以便在往后的社交活动当中，使那些与你交往的人能够从你的言行举止当中真切感受到一份特别的舒适，从而提高你的社交质量，助推你的人生更接近成功。
不绕弯：从来没有人喜欢答非所问
白岩松：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不得罪人不可能，但我想，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
人与人交谈，看上去非常简单，其实需要花费很多成本，最大的成本便是时间成本。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生活的当代社会，往往被人们形容为“快餐时代”，它是一个需要处处讲究高效率、快节奏的高速发展时期。在这样的时代，“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显得更为直接和明显。
同时，人类社会又无法离开语言的沟通与交流，说话在人的一生中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在如此繁多的话语中，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都是所谓的“废话”。在每一场社交活动中，真正能起到实质性作用或者真正能对交往有决定性帮助的话，可能还占不到你所说话语的十分之一。因此，在交谈过程中，如何直截了当地与人对话，是直接影响沟通效率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一些涉及问答的社交场合，说话“短、平、快”更是需要我们掌握的最重要的说话技巧。要知道，没有人喜欢花时间听你答非所问。
2015年，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出版了新书《白说》。11月中旬在成都举办的签售活动上，他回答记者提问的场景，恰到好处地展现了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回答问题的魅力。
当时有记者问：“您并没有开微博，也不上微信，说话能为您带来什么麻烦？”白岩松答道：“网络上很多话不是我说的，却往我头上安，有麻烦得替人担着；而真是我说的，麻烦也不少。2008年，台里开设《新闻1+1》栏目，我成了被拿出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成为‘CCTV第一个新闻评论员’，得罪人的时代正式开始了！做主持人风险小，各方点赞的多，而当了评论员，就不是喜鹊而是啄木鸟了。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不得罪人不可能，但我想，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在屏幕上，这一说就是七年。很庆幸，我还在说，《新闻1+1》也还活着。”
记者问的是“麻烦”，白岩松一开口回答的也是麻烦，连一丁点儿开场白或者铺垫都没有。我们非常清楚，很多人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出于各种考虑，往往会东拉西扯地绕出一大堆话，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最后才不痛不痒地针对问题含糊几句话了事，有时候甚至会故意答非所问。特别是在公众人物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说简单点儿，它会让人们产生意犹未尽的感觉；说严重点儿，这也是答话人不尊重提问者和其他倾听者感受的行为。白岩松接过问题后，非常干脆地“按方抓药”，而且举出实例，通过一个比方和一个针对职业操守层面的反问，将问题引申到了更为深刻的角度，怎么能不让听众感到痛快呢？
紧接着的回答，依然如此。记者问：“您如何看待别人的非议？”白岩松说：“我还是选择理解。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情绪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误解甚至有时是曲解，也总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辩解，树欲静而风不止，唯一能做出的选择是树静。”记者又问：“媒体人如何在工作中把话说好？”白岩松回答：“直播没有什么成型的稿子，只有框架，很多语言和提问总是要随时改变。做一个称职的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有思想，而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守土有责，就是偶尔有机会，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更多的时候，得像守夜人一样，努力让世界不变得更坏。”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出，作为一名资深主持人和实事评论员，白岩松在回答别人问题时思路非常清晰，不仅明确地知道记者在问什么，也能透彻地懂得记者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回答时，一方面能不绕弯而一步到位地答即所问，另一方面也能把问题挖掘到更深一层来阐述明白，根本不用提问者多费口舌，为所有人节约了交流时间。
每个人都有自我防御心理，当我们在回答别人问题或者日常表达时，因为顾虑甚多，要么怕得罪人、要么怕破坏自我形象、要么怕“祸从口出”、要么怕为自己带来更多麻烦，所以总喜欢绕弯子或者说模棱两可的话。这样做的结果是，既浪费了自己的表达时间，也浪费了听众的倾听时间，使沟通变得效率低下，还让别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云，从而因为交流不畅而心情不悦，最终注定是一次失败的交流活动。
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社交过程中，有时候的确需要柔和地表述意见，婉转地与人沟通，以免因为过于直白和生硬而挫伤对方的情绪和感情。但是，回答问题与交换意见的场合是不同的，如果不能直截了当，而是含糊其词、有意遮掩或回避，反倒是在为沟通制造障碍。
2013年初，《时尚先生》杂志采访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时，主持人在中途问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您刚才讲到，社会上也会有讨厌马云的人，但是我从外部观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人大部分是从2011年之后开始出现的，您觉得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马云是一个不够自信、说话喜欢绕圈的人，他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大多数人可能要么会选择避重就轻，对“有人讨厌”的事情含糊其词，要么转化话题答非所问，而马云是这样说的：“其实一直都有（讨厌我的人），只是2011年之后，发生了几件事情。当然，所谓的正义之士是在支付宝的事情上对我咬牙切齿，他们觉得我这个人背信弃义、违背契约精神，好像我要干掉整个中国互联网，把VIE跟我扯上了关系。大善乃大恶，大恶乃大善。你在做这件事时心里明白什么时间你能补回来。就像2007年，我做雅虎40%股权的时候，我知道，40%都被人家控制了，将来就惨了。关于这一点，孙正义最明白。那天我对孙正义说：‘好，我马云是个背信弃义、违背契约精神的人，但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我总共投了3000万～4000万美元，但能够拿回来150亿美元的回报，那么，我很喜欢能找到这样一个背信弃义的人来。’孙正义说：‘是啊，我找到了。’到今天为止，他总共投了不到5000万美元，拿回了近4亿美元现金，还有30%以上的股份。要是能找到这样一个人，违背契约精神，我也很高兴。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话语的主动权不在我们这儿。我们在做事，别人在说事。说的人最容易，而且前面先定论你就是这样的时候，你说不清。又刚好吻合微博刚刚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一致认为这社会上都是坏人。时间会证明一切。所以，恨我的人，我没有办法让他们happy。我也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也不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你喜欢我干吗？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也只能娶一个老婆，对不对？”
我们可以感觉到，即便记者在提问时，对“讨厌马云”这件事也有一定的保留，没想到马云自己却能正视问题，毫不犹豫地承认了那些“被讨厌”，并通过直接回答，将记者有所保留的问题完全“解放”了出来，给出了非常有效的解答。进而，他又毫不遮掩地结合实例表明了自己的理解和对待这种情况的态度，一点儿弯子都没绕，直白而有力。这样的正面回答，不但没让人对他产生其他误解，而且使我们看到了他的磊落与坦荡，以及敢于担当的品质与高瞻远瞩的眼光。
回答别人的提问需要技巧，更需要直率与坦诚，如果没有这样的心胸与高度，当你面对很多质疑甚至带有尖酸刻薄性质的问题时，根本无从着手，回答起来必定捉襟见肘。
所以，在遇到不利于自己的问题时，与其遮遮掩掩，不如直截了当；与其绕一大圈规避核心，不如一步跨到问题的核心，拿出你的诚恳与从容，将别人或源于疑惑或源于好奇的问题彻底解决。如此一来，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消除后续可能出现的扯不断理还乱的麻烦。
不奉承：话语中听并非基于“谄媚”
崔永元：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凭借、依据或针对客观事实，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说话，既需要水平，也离不开勇气。
说话需要水平，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所有的口语交际都是水平和能力的展现。之所以提到勇气，是因为我们在与人交往时，总会碍于或情面或权势方面的考虑，使得内心存有障碍，要么吭哧吭哧，不能直率地表达所思所想；要么唯唯诺诺，以带有“谄媚”色彩的话违心地表达非真实的想法。所以，能抛开各种世俗的束缚，非常自然地将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就需要一定的勇气。
很多人在说话时存有各种顾虑，无非是怕说出的话不合听话人的“口味”，或者怕得罪了话语内容所涉及的人。其实，真正中听的话语，不一定非得是那种听上去带有恭维与奉承味道的语言，而是能够发乎情又止乎礼的肺腑之言。相反，如果一心想着讨别人欢喜而总使用奉承话与人交流，时间长了更会为听者带去不适感。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向来就是一位以敢于说话、惯于实话实说闻名的著名人士。崔永元不管在原来主持节目的过程中，还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或者在社交场合与他人交谈，都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地正常交流，不带有丝毫的奉承味。从他曾经接受著名媒体《南方周末》采访时，针对他工作过的央视这一权威媒体所发表的评价和感慨，我们就能深深感觉到这一点：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1999年就做不下去了，那你从1999—2002年，还强撑了三年。
崔永元：实际上是我们妥协了。我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不让我们保持开放性的讨论，那我们就改成做个案，请一个人来让他讲故事，这就没有争论了。但故事里藏着很多问题、很多观点，就这样来做。但后来，很多故事他也不让你讲。另外，我们觉得太累了。评书的故事讲得多动听，凭什么找个普通老百姓，语言表达能力也不行，我还费半天劲帮他调整，还不如我自己讲呢。然后还要把自己的观点想方设法地放进去，但放进去后，被发现了，给剪掉了。这是干吗呢？太累了。
《南方周末》：你说《实话实说》报10个题目毙了7个，这是哪个阶段？
崔永元：这是常态，不是哪个阶段。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20～30个题目。当时南方有一个城市，把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收集回来修好，刷成绿色给农民工用。但社会学者是反对的，什么意思？农民工骑绿车就没有人偷车，是说以前这城市里偷车的都是农民工吗？有的人就说，这太矫情了。我们就把双方都叫来进行讨论。结果最后，这个片子没有通过审查，原因是不符合主流的声音，我也不知道你的主流声音是什么。还有一期叫《纳米不是大米》，当时纳米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词，据说中国一下子出来一两百个这样的实验室，纳米产品很快上市了——纳米冰箱、纳米电视。其实在它身上，没有研究透的东西还存在。那是不是要建立这么多实验室，这么快地出产品？纳米不是大米，你就知道，争论非常激烈。审片的时候就没有通过，他说建纳米实验室，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们不能质疑国家政策。
《南方周末》：你解释、说服过他们吗？
崔永元：没用。我曾经争取回来一期节目，争取了很长时间。一个画家，他小时候上课走神，听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林彪不好，他就揭发了，这老师就倒霉了，被关在学校厕所里，用粪水淹着。那时候画家很小，良心发现，就拿了个西红柿给老师送去，当时老师说‘我最喜欢吃西红柿了’。画家深深地记住了这句话。三十年过去了，他成了著名画家，特别想找这个老师说声对不起。我们把老师找到了。画家讲完，满头白发的老师来了，他跟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很好的节目，就是不让播。最后我坚持到什么程度呢？我说你让我改哪儿我就改哪儿，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定要播。我天天缠着他，陪着他在那儿审片，你说去掉这句话，我就去掉这句话；你说加上那个镜头，我就加上那个镜头。最后播出了，100分变成60分，叫《对不起，老师》。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节目审查是媒体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作为国家重要喉舌的央视，在审查方面更为严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宣传的是主流价值观。但是作为其中一员的主持人，必定会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一位独立思考能力较强的实力派主持人，他会依靠媒体人的专业精神并针对节目性质，以及他所感悟到的社会现实等，对节目设置等方面有很多独到的理解与见解。如果这种理解与见解和媒体规定等方面比较契合，自然不会出现问题；可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就需要积极协调。现实情况往往是，较为弱势的一方（一般是人）会顺从于较为庞大和强势的一方（一般是机构），但也总会有一些人对自己坚守的东西比较看重，不愿意对强势方做出妥协，面临的结果就是到了坚持不住的时候只能分道扬镳。我们不能生硬而武断地说哪种情况更好或者哪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值得推崇，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一个人选择自己最想选择的人生道路来走的时候，他就至少已经在某一方面值得别人肯定了。
崔永元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对央视的评价和理解、对选题审批和节目制作过程中所遇境况的描述，必定有主观的东西存在，但从他介绍的内容整体和说话的语气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有人对人、事、物的理解与评价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但在阐述自己的想法、看法和感悟时，能够以尽量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态度说出来，不仅不会使话语不中听，或许还会因为很多人都曾经历过类似局面从而更能听到心里去，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
在社交中，拣好听的话奉承别人，是非常常见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的确是出于社交目的考虑，毕竟听上去顺耳的话能使听话人在第一时间就心情愉悦起来，更有利于取得社交成效；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洗礼，一些带有封建色彩的等级文化与传统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地延续至今，对现代人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在古代封建等级森严的局面下，人与人打交道，特别是官场交往，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恭维奉承”与“颐指气使”。也因此，古代出现过的那些带有刚正不阿品性的人，更是我们从中挖掘和学习的重要对象，比如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
据《明史·海瑞传》记载，海瑞乡试中举后，担任南平县教谕，也就是负责教书，这是他初次接触官场和官员。有一天，御史来到县学学舍视察工作，下级官吏们全部跪地参拜，唯独海瑞只作揖而不下跪。有人特意提醒他注意分寸，小心被“穿小鞋”，他却说了这样两句话：“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意思是，如果是在御史台谒见御史大人，那当然得按照对属官的礼节规制而下跪参拜，可御史来的这个厅堂是师长教诲学子的地方，不需要下跪。海瑞的语气没有丝毫谄媚，道理也讲得清楚明白，不光让那些习惯了奉承上级的小官吏很信服，就连御史大人也无话可说。
海瑞不光对一般官吏如此，即便在皇帝本人面前，也一直以刚正不阿和直言不讳的形象闻名。有一次，两位大臣因为向嘉靖皇帝劝谏而被关押了起来，所有官员都知道这两位忠心可鉴的大臣受了多大委屈，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劝性格乖戾的皇帝，只有海瑞冒着获罪的危险，有理有据地劝说嘉靖皇帝，最终不仅说通了皇帝，还被赞为可以与比干相提并论的臣子（“此人可方比干”）。
在生活中与人交往时，很多时候说那些违心的奉承话，我们自认为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没有比恭维更令人心理愉悦的说话方式了，其实则不然。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得好：“要宣扬你的一切，不必用你的语言，要用你的本来面目。”卢梭所说的“不必用你的语言”实际上指的是不需要“花言巧语”，只要以“本来面目”与人交往，传达最真实的想法，自然就达到了交流一切的目的。而且，交往讲究以心换心，只要你用一颗真诚的心灵来面对，不刻意地仅为了所谓的“好听”而拿奉承话当社交法宝，时间长了积累起来的人缘才最扎实、最有效。你所说的话，就算在短期内会引起别人的不适，也不影响“日久见人心”这一至理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而且与你的高尚品质相比，仅有关颜面的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这正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所说：“我宁愿以诚挚获得一百个敌人的攻击，也不原以伪善获得十个朋友的赞扬。”
不迁就：一味迎合很可能令人生厌
柳传志：风险投资领域，跟后来做PC、做基金的投资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个重要环节。
无论是什么人之间的谈话、无论谈话人彼此间地位有多悬殊、无论谈话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是，谈话者个人之间在人格上永远是平等的。所以，当我们在与别人聊天时，能够轻松自在、毫无心理压力地讲述事实、探讨看法、交流思想，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因为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语言交流充满无数成见与障碍，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或者心理素质相对薄弱的人总会以仰视的态度与“高人一头”的对方交流，口头话语充满了“迎合”的味道。
殊不知，虽说很多人都喜欢好听的恭维话语，但“山珍海味吃多了也会腻”，如果在话语上一味地迎合与你打交道的人，时间一长或者次数一多难保不会令人生厌。而且，这样的交流说到底本身也是对彼此都不尊重的表现。
所以，在与人交谈时，能够放弃一切成见，较好地抛开心理障碍，坦诚而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既是我们养成良好健康的社交习惯的前提，也是正确对待社交活动、客观理解和看待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现。
我们通过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杨澜访谈录》中与主持人杨澜之间的谈话，就可以对以上所阐述的正确社交理念有更好的理解。
在访谈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优秀企业家的柳传志，还是作为知名主持人的杨澜，他们二人都能够敞开心扉，毫无隔阂地谈天说地。不管谈话的内容属彼此之间互相认可还是持不同意见，他们都能够和风细雨地表达出来，并且和谐地交换看法。
杨澜：……我听说您的高尔夫技术不怎么好？
柳传志：对，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家说我黑了、瘦了，我挺高兴，但是还得马上告诉一句“水平没什么提高”。
杨澜：您觉得自己跟前几年相比，是处于一种已经退下来的心态呢，还是属于半退半进之间的状态？
柳传志：不完全是退的心态，到现在应该讲还是在退的一个部分。在2000年和2001年的时候，我其实是从制造业领域、从电脑领域里边基本上算退出来，然后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实际上也是一种为股东负责的做法，因为原来呢，我们联想集团分拆为联想、神州数码两家公司。这两家都是IT类的企业，如果从股东的角度来看，总体上讲这个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杨澜：就是集中在一个产业里面了？
柳传志：这种风险，除了本身对股东有影响以外，对两家企业的发展也有影响。比如这两家企业，有时候需要做一些带有激进冒险的动作，我就会特别小心，弄不好会压制住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我们有能力和条件进入新的领域，所以我们就认真地研究了进入这个多元化领域需要哪些必备条件，比如说组织架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资金够不够。当这些条件研究透以后，我就站在控股的角度上说，现在再新成立几家子公司——现在不是五家吗？我控股，就等于是股东的角色，做一个投资的业务，然后给那几家公司来做。我觉得到了那个步骤上，要把这个业务做好、做稳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到现在做了有六七年，我估计再过三四年就很稳定了，然后我就从这个位置上再一步步地往后退。所以应该讲，我对这些事情当时都有过考虑，我觉得当时从制造业退下来，相当重要的因素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包括体力，都不能够在IT行业里边，在第一线再进行竞争。
杨澜：但是在那时候实现了自己从一个企业家到投资家的转变，心里没底的部分是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有很多评论在谈到这件事时，也不无观望甚至有一点儿调侃的语气。就是说，你看，做一个行业做大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了，这个是不是开始盲目地多元化，你是靠卖PC起家的，做投资行吗？等等。也有一些风言风语，当时您自己对这种评估怎么看？
柳传志：我不敢说当时是想做一个全面的投资家，我只是说对风险投资领域，当时做了一定的研究。风险投资领域，跟后来做PC、做基金的投资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个重要环节：一是融资，去哪儿弄钱；二是选项，选什么项目去投；三是帮助；四是退出。融资和退出本身是属于纯金融领域里的内容，而选项和帮助应该说是有一定企业底蕴的人能做的事情。当时我分析，我们所掌握的恰恰是这两个最重要、最难做的环节。虽然我以前没融过资、没投资过，但是我们本身被人们投入过，也看见了人家怎么推售，没吃过猪肉但看见过猪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那是并不太大的难关，再加上我对当时负责人本身有信心，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习型人才，能够很快去掌握这里的节奏和具体做法，所以当时我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知道外面会有一些说法，但我相信最后会成功，所以冒的风险并不大。另外，当时我已经准备用3500万美元——联想控股自己的钱投下去。钱的数量不大，也没有名誉的风险，我没有用人家的钱，这个投下去就是交个学费，没什么，应该讲这是预算之中的事情。所以这样想的话，我的安排实际上在心里是有底的。
在这段对话中，杨澜和柳传志都没有一味地顺从对方的观点，或者完全照顾对方面子的角度谈下去，丝毫不刻意迁就对方，而是按照客观的事实和自己对事情的真实看法来交谈。比如，杨澜毫无芥蒂地说柳传志高尔夫球打得并不好，她也直接向柳传志转述社会上的各种“风言风语”等；再比如，柳传志对杨澜提到的对自己不利的言论并无丝毫在意，从说话的内容、语气和表情等方面都能看出他的心思坦荡，同时他又能够心平气和地向杨澜表达自己对那些外来观点的看法，并且按照自己对事情的理解以及曾经做出一些决定时的各种考虑，有原则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说到底，柳传志与杨澜在交谈时，任何一方都没有迎合对方的思路和情绪来说话，两人之间虽然有一些不同观点，也提到了一些“不利于”对方的内容，但从整个谈话氛围和谈话效果来看，这是非常成功的访谈案例。我们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当听到一方说到不利于另一方的内容时，都会暗自捏一把汗，但继续倾听和观察下去，或者当访谈结束后我们回头再来看时才明白，一场精彩的谈话，或许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起伏与波澜，可也正是因为那些不平淡的小跳跃，才使得整个谈话过程显得更加有质量，给予其他人的借鉴和学习意义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哪怕有一个人没有保持正确而健康的谈话理念，以迎合的方式对待坐在对面的人和这场访谈，那么交谈双方的说话水平和访谈本身的质量都必定大打折扣。
关于在谈话时“不迎合听众”这一社交观点，著名导演陈凯歌曾经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理解得特别到位：“我性格中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不太善于迎合别人。今天是个开放、沟通的时代，我愿意用电影跟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
在这句话中，陈凯歌导演先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紧接着给出了一个解释，而这个解释是极具说服力和普遍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自己观点的开放时代，沟通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最该具备的能力之一，谁都没有必要看着别人的脸色、顺从别人的情绪、昧着内心真实的想法来与其他人交流，我们本分地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和该尽的义务，也都有自己该拥有的自由和该享有的权利。一方面，我们针对自己、他人以及整个社会都有发表看法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这份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有接纳别人合理使用他自己的那份自由权利的胸怀，而不在别人没有迎合自己时显得大惊小怪，甚至表现出不好的情绪。
所有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看法，根本没必要在社交场合互相打太极。持如此的交流理念，不但不会损害彼此之间的社交氛围、不会破坏彼此沟通的情感，反而恰好维护了双方在社交场合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可能有时候在一时之间会使对方心有不快，但正所谓“日久见人心”，从长远来看，这对个人创建轻松自由的社交氛围、对整个社会形成和谐坦荡的社交风气，都大有裨益。
不磨叽：注重说话效率体现着尊重
孟非：没成功不说明心不够诚、动机不够好。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希望花费最少的时间做出最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在与人交往时，能够重视说话效率，不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实际意义的话语上，既是对自己社交行为的负责，也体现着对别人宝贵时间的尊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遇到过一些说话拖泥带水的人。他们要么抱着一个良好的社交初衷，想用委婉的语气或者旁敲侧击的方式达到某种社交目的；要么碍于学识和修养、词汇量、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欠缺，不能用最精准的话语一步到位地表达出心中所想。总之，只要他们开口，就会给人一种“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感觉。这样的交流场面并不少见，对于社交而言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除非与你交谈的是与你关系非常亲密而在情感上能够容忍你慢慢表达的人，或者是性格出众而不计较你浪费他的时间的人，不然没有人喜欢花费大量时间接收很多无用的信息。
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事情都讲究速度与效率的快餐时代，当你与人交流时，只有处处为别人着想，干脆利落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意见或要求，用最快的时间使对方明白诉求并完成交流，才是切合社会实际、符合时代特点。我们通过各类媒体，看到或者听到过各行各业的很多优秀人士，他们说话时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干净利落脆”。他们能够用最少的语言最准确地表达观点、传递信息或者讲述故事，其中有学养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社交或者工作中，通过客观因素的“逼迫”和主观意识的重视，逐渐锻炼成了说话很有效率的人。
我们熟知的著名主持人孟非老师，就特别讲究说话效率。无论是在主持节目时，还是在接受采访的日常社交场合，他都能给听众一种特别干练的感觉。我们从孟非在2011年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的对答中，便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新京报》：有人认为《非诚勿扰》进入了调整期，话题渐趋温和，不再那样劲爆。
孟非：我不觉得进入了某种调整期，起码我们不这么认为，但是观众的感受我们不太知道。某种话题的出现是和某种类型的嘉宾出现相关的。这种话题会阶段性地、因报名嘉宾的不同而出现，并不是我们事先想要做什么话题而操作的。
《新京报》：有些女嘉宾太过表现自己，会被质疑是冲着出名来的。
孟非：我拿什么判断她是想找男朋友还是想出名？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个人判断她是想出名的而拒绝她。只要符合单身的条件，节目对所有人敞开大门。出名也许是一种结果，是她来找男朋友之后的一个事实，或者说是一个副产品。
《新京报》：有的嘉宾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反而遭到质疑甚至炮轰。
孟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表达真实的自己，我们也鼓励这样做，但是毕竟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为什么节目要有主持人呢，我们要有审片呢，就是这个原因。
《新京报》：在主持过程中，会掺杂个人的情感偏向吗？
孟非：我尽量不表现出来。对某些男女嘉宾的观点，有明显不认同的，我也会找一种合适的方式表达，我们要讲导向。
《新京报》：《非诚勿扰》的成功率如何？有媒体报道称牵手成功的嘉宾仅有一对结婚了。
孟非：我们自己都没有统计过！我认为的成功率，就是牵手率，从节目播出到现在大概是在24%、25%，我也不知道高不高，因为没有参照比例。我们只是提供一个交友平台，成功率不说明什么。没成功不说明心不够诚、动机不够好。
《新京报》：节目有想法去做这方面的跟踪反馈吗？
孟非：了解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他们是一出门就领证，还是掰了，都可以，他们离开之后跟我们没有约束关系，而且他们也没有结婚了要告诉我们的义务。我们不愿意把节目做成电视直销的那种：“啊，我们成功率高，你们快来报名吧！”有点儿恶心。
《新京报》：生活中，你会为亲友解答情感困惑、指点迷津吗？
孟非：我绝对指点不了迷津，这是乐嘉老师爱做的事情。
不管孟非回答的是有关节目质量本身的问题，还是节目在社会上产生的一些影响的问题，或者是他本人对节目的感受与看法的问题，他都能够用三两句话回答出来。更重要的是，他的回答并没有因为用语较少而有丝毫敷衍和搪塞的意思，每一句都是针对问题给出的有实际意义的话。比如记者提到有些嘉宾参加《非诚勿扰》是为了出名而来，这样的问题本身是不利于栏目方和栏目的，但是孟非并没有像很多人一样，一听到哪怕一丁点儿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吹草动就长篇大论地去做解释，而是直面问题本身，不但回答清楚了这档栏目设置的真正目的和宗旨，而且合理表达了对于之前出现的那些不良现象和言论的看法。从整体上来说，孟非对记者所提到的嘉宾是否为出名才参加节目一事在社会上引起的讨论做出了最好的评价，也表达出了一名主持人最该传达给广大观众的想法，没有一句绕弯和多余的话。
同样是2011年，孟非在接受腾讯娱乐频道记者采访时的对答话语，也能明显看出他说话不磨叽的风格。
腾讯娱乐：你介意别人把你定位为娱乐主持人吗？
孟非：我不觉得我是哪一类主持人，我就是电视台的一名员工，领导需要做哪个类型，我就做哪个。我做过很多节目，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我很感谢观众，成功的主持人最应该感谢观众，观众给了他机会。
腾讯娱乐：节目做到一定时期，就会出现瓶颈或者其他的问题，你现在主持的两个节目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孟非：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只要观众还愿意看，就没什么问题，等都不愿意看了，就有问题了。
腾讯娱乐：之前你说过如果观众只喜欢主持人的话，那是主持人的失败，但是很多观众看电视是冲着你去的，你不觉得这是你的个人魅力吗？
孟非：感谢观众的好意，大家很疼我，但是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节目，主持人应该是其中一个符号性人物。过分膨胀或者谦虚，都不是实事求是。
可以看出，孟非在回答每一个问题时所说的话都非常简练而到位，有时候甚至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话还要少。当然，我们提倡说话不磨叽，注重说话效率，既为自己也为他人节约社交时间，并不意味着一刀切地鼓励大家少说话，而是说，当你可以用几句话清楚表达意思的时候，尽量不要因为各种没必要的因素而考虑过多，致使自己的话语太烦琐而显得累赘不堪。
从本质上来说，说话不磨叽与话语的多少是两个层面的概念。有的人因为性格使然，可能相对比较沉默，而他在与人交流时，又因为不经常锻炼说话水平而使得口头表达能力相对欠缺，于是在表达观点和陈述事实时，虽然说不了几句话，但是句句都似乎拖泥带水，一点儿都不干脆清爽。有的人可能会根据不同的问题与社交场合，说不同数量和分量的话，但无论话多话少都不影响他的说话效率：话多的时候必定是需要表达较多的意思，话少的时候也一定是说清楚了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片段，就能够深深体会到。
当诸葛亮到江东游说东吴联合抗曹时，初来乍到就受到了群儒围攻。其中面对东吴资深名士张昭的讥讽时，诸葛亮结合蜀国以往诸多国情实例，详细做了对答：“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势尪羸已极之时也。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与张昭等几人辩论完之后，面对薛综所说的曹操已经天下归心的言论，诸葛亮“厉声”反驳，虽然话语不多，但句句掷地有声，对东吴群儒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当诸葛亮说完后，薛综“满面羞惭，不能对答”。
诸葛亮与张昭和薛综的辩解，仅从话语多少上来看，差别的确很大；但如果仅从话语多少来判定诸葛亮说话是否啰唆，显然是错误的。诸葛亮对于张昭的讥讽之所以能够有理有据地细致辩解，是因为张昭针对的是诸葛亮本人自比管仲和乐毅这些古代大贤，但却在一开始并没有为蜀国取得明显的治国和打仗成效的事，所以诸葛亮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讲述清楚，如果少了哪怕一个要点，都可能打不开东吴儒士的眼界，影响到未来孙刘双方的结盟计划。因此诸葛亮虽然说了很多话，但却没有一句不该说的话。同时，在对待薛综的问题时，诸葛亮草草几句了事，并且在最后直接告诫对方不要继续说下去，是因为薛综所说的内容直接违背了当时甚至整个历史事实该具有的现实原则。因此，诸葛亮虽然只说了短短几句，但他一针见血地反驳，已经表明了立场，起到了效果。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话语的多少与说话效率的高低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如果在需要大力论证或者解释的时候，你放弃了机会和权利，这并不叫说话讲求效率，只是呆板地败给了“效率”这个生硬的概念；同样，如果在几句话就能理清或者需要点到为止的时候，你偏揪住“远交近攻”不放，摆出不吐不快的架势，那更与说话效率没半点儿关系了。无论哪种情况，不管你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都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尊重听众、浪费听众时间的事实。
因此，在现实中应多注意说话效率方面的主动自我提升，使自己传达给别人的信息既准确又快捷，节省自己表达的时间，节约他人倾听的时间，不纠缠、不磨叽，才是创建良好、和谐、高效的话语环境的基础。
不浮夸：倒一杯水使人看到一桶水
汪涵：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给多少，你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
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想得到他人和社会认可的心思与愿望，这无可厚非。于是无数人在一生当中的绝大多数岁月里从来没有放弃过积极努力的态度，没有停止过向上奋斗的步伐。不过，也正因为此，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在行走人生路的过程中，偶尔出现急于求成的心态。
人的思想一旦出现歪斜，就难免会做出些出格的事情，如果急于求成，于日常生活中就难免浮夸。清朝著名学者刘大櫆在《渔溪巴君墓志铭》中写过一句话：“平生朴实自守，最厌浮夸之习。”一个表现浮夸的人，也就是一个不懂得朴实自守的人。
渴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是最正常的心理表现，但一定要在朴实自守的前提下不断使自己变得强大。浮夸的人，不但会使别人对他的品行产生质疑，而且这种心理也不利于他的长期成长与发展。只有踏实奋进才是正途，真正成为“功夫了得的高手”时，根本不用以浮夸的姿态处处吹嘘，自然就会得到认可。也就是说，到了那种时候，即使你向别人倒出的只是一杯水，大家也能从中看出你其实拥有一桶水，而不是一个浮夸出来一吹即破的气泡。
真正的高手虽然喜欢深藏不露，可是金子总难掩发光的自然属性，著名主持人汪涵就是这样一块真金。他本质上是个朴实自守的人，但只要有他在，他的光芒总会掩不住地散发出来。与他接触的人，甚至仅仅通过屏幕知晓他的亿万观众，都能够通过他展示的那“一小杯水”深深感觉到他所具备的丰富内涵和知识。
2014年3月，汪涵在央视《开讲啦》栏目中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向现场300位大学生分享了一个重要话题——“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汪涵，来自湖南电视台的一位节目主持人。我主持了十八年的节目，像这样的舞台、这样的灯光、这样的摄像师、这样的观众、这样的氛围，我应该特别地熟。但今天，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感觉非常奇妙，甚至说奇怪，还好有你们，有现场诸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主持人待在舞台上，应该像春风一样，他能够让舞台上所有的一切变得那么自然、那么妥帖，就像顾城诗写的一样：“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它的叶，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有时候特别希望，我站在舞台上什么都不说，就十分美好。
其实，我在这里特别希望跟年轻朋友分享的是，不要轻视行动的力量，也不要轻视个人的力量，用心地去做你认为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是1996年中专毕业，紧接着，读的是湖南电视播音专科学校。后来我去了湖南经视，到目前为止，我的人事关系依然在那个电视台。我在这个电视台，开始是做剧务。当时我们剧务组有两个人：我和李维嘉。做剧务的时候，我们俩是最快乐的剧务，每天往这个演播厅扛椅子。扛椅子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我扛的椅子，有可能会是毛宁坐的。”维嘉说：“那我这个椅子还有可能是林依轮坐的呢。”那个时候现场有256个观众，给每个来看节目的观众都发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里面有五十多件礼品：卤蛋粉、电灯泡、水龙头、面条、酱油……我们每天就往塑料袋里放礼品，做得特别快乐。
后来我当了现场导演，给现场的观众讲一些笑话，活跃现场的气氛，带领全场的朋友鼓掌。我记得，在当现场导演的时候，我是每期鼓掌鼓得最厉害的。有一次，我们台长到现场来看节目，就问身边的人：“这哪儿来的现场导演？”然后对我说：“小伙子，你过来。”我就过去了，说：“台长，你好！”“把俩手伸出来。”台长说。我说：“啊，怎么做节目还检查指甲盖洗没洗干净？”我一伸手，手拍得特别红。他说：“你们看，这个现场导演多么投入，鼓掌鼓得多么卖力。”
后来，我又当导演，可以让我特别欣赏的节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节目，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没过多久，台里面做内部的晚会，台长说，汪涵是学播音主持的，让他去试试吧。可以在全台同事的面前主持节目，开心得不得了。后来做了一个节目叫《真情》，台长就问当时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汪涵当搭档可以吗？”那个主持人说：“可以。”然后台长还问了一个灯光师：“小廖，你觉得汪涵可以吗？”灯光师说：“不错，暖场的时候，全场观众都乐成那样，让他去吧。”太开心了，我可以当主持人。
所有的事情，我都特别开心地去做。不管是什么情况，我都接受；再尴尬或者再难堪的局面，我都一定要扛过去。因为面对困难无非三点：渡过困难，你有渡过困难的智慧；面对困难，你有面对困难的勇气；绕过困难，你有绕过困难的狡猾。多好，你还要生命教你什么？你还要这个舞台教你什么？就像塞内加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的人生都让人潸然泪下。”但是，我想他所呈现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情绪：既然我们都知道最终的归宿是那样，我们何不开开心心地、欢声雀跃地、一蹦一跳地朝着那样的一个归宿去？
叔本华好像也说过同样类型的话：如果你的眼神关注的是整体，而非一己的生命的话，那么你的行为举止看起来会更像一个智者，而不是一个受难者。所以我特意在这里花这么长时间所要跟所有的朋友分享的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这么健康；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够这么自由地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么都不会失去。就算你有一天经历了所有的东西，你会觉得：“哇，生命有太多苦难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有苦难了。很多哲学家穷其一生，他们有可能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生命有太多的苦难，我们应该用微笑去面对它。
“舍得”这个词，我去查了一下。最开始，有两个人，说要投胎到人间去；有两种人生，一种是“舍”的人生，一种是“得”的人生。然后阎王爷问两个人：“你们两个分别选什么样的人生？”其中一个说：“我要过‘得’的人生。”另一个人说：“行吧，那我就过‘舍’的人生吧。”于是乎两个人来到人间，过“得”的人生的那个人，最终成了一个乞丐，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他的，他得到的是别人的资助、别人的怜悯。而说要过“舍”的人生的那个人，成了一个特别富有的人，他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知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一点一点地给了别人。但是，我想，今天这么多年轻的朋友，“80后”“90后”，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脑子里，建立这个“舍”和“得”的概念？后来一想，不应该，与其在这里跟大家强调“舍”和“得”，还不如去考虑“舍得”背后的另外一个词——接受。
上天抛给你的东西，用自己的双肩去承受，不管抛给多少，你先扛着，扛着的目的是让你的身体更加坚强、双臂更加有力。这样的话，有一天它馈赠给你更大礼物的时候，你能接得住。在一生当中，如果你希望有一天回过头的时候，你或往前，或往后，或停下来的每一个脚印，都成为诗句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有删减）
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汪涵的这段演讲。
首先，话语朴实是这段没有运用多少技巧的演讲最高的技巧。所谓无招胜有招，如果你通过电视观看过汪涵的这段演讲，就一定会为他表面上漫不经心、形式上朴实无华、气质上从容大气的演讲风格所折服。他并没有运用什么高超的工具性的演讲技巧，只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结合自身经历娓娓道来，中间穿插了几段或与自己有关或与主旨有关的小故事而已；短短十多分钟的演讲，他的语气、表情和手势都显得自然大方，没有过于浮华和有意渲染的成分。但是身为听众，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朴实与“平淡”，明显感受到一种源于话语本身的吸附力一直在牢牢地粘着所有人，这正是自然朴实所产生的力量。
其次，思想深刻是这段演讲的精髓。朴实并不代表肤浅，很多哲理深刻的话语，都是通过朴实的表达流传开来的。汪涵的话语虽然朴实无华，但却承载着深刻的思想，有关人生，有关奋斗，有关成功，有关付出，有关事业，有关快乐……通篇来看，它处处隐含着演讲者自己对人生很多方面的深入理解与思索，是个人思想的有力展现。正因为这份深刻，汪涵的演讲并不因话语朴实而只适合没有多少人生经历的莘莘学子或者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百姓来听，它也对那些喜欢“思考人生”的知识分子或人生经历特别丰富的人有积极的交流与探讨意义。
最后，文采斐然为这段演讲增色不少。演讲中，无论是名人名言、名诗名句，还是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都恰到好处，行云流水一般，使一篇本为口头交流的演讲词也像精心雕琢过的书面文章一样，充满了才气与文艺韵味，丝毫没有给人做作和掉书袋的感觉。文采其实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往往能够在很多时候起到放大镜或催化剂的作用，一个说话浮夸的人如果运用文采，必定会放大他的浮夸，令人更加生厌；而一个朴实自守的人在说话时流露文采，却能更加突出他的诸多优点，为个人形象增色添彩。汪涵的这段演讲，正是对后者的有力说明。
综上所述，这是一篇不浮夸却能让听众感受到演讲者知识广博、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才气纵横，处处展现着高超说话水平的绝佳演讲词。汪涵十多分钟的演讲，时间并不算长，内容并不算多，但通过他平淡而意味深长的述说，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他具备一定的智慧与高度。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通过他倒出来的一杯水，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他是拥有一大桶水的人。这桶水与学识、修养、知识、能力通通有关，再结合他的前行经历和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自然也会明白，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扎实走过来的，前一步都为后一步做了有力的铺垫，不冒进、不急躁，不虚无、不浮夸，最终才有了如今别人眼中所看到的成功。
有句话叫“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浮夸，以朴实自守、踏实奋进为标准，不断地夯实自己各方面的基础，使自己成为一个因具有实力而显得稳稳当当的人；高调做事则意味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人的内心阳光向上的外在表露，也是他人和整个社会能够真正了解你，明白你有一桶水，并为你提供最大化人生舞台的途径。二者并不矛盾。
做人做事层面如此，社交时的说话层面也是同样的道理。说话是做人的组成部分，甚或可以说如何说话或者说话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做人能力的大小。像汪涵一样，说话朴实低调不浮夸又时时处处流露亮点，既代表了社交水平，也说明了做人能力。因此，我们要想改善自己在做人方面的不足，可以从学着让自己说话不浮夸开始，把无谓的精力收回来，全部放在提高自身的各方面素养上，终有一天你积攒的“那桶水”会成为你骄傲的资本。
不轻浮：你每句话都体现思想的深浅
易中天：我们读历史就应该像看自己邻居家的大叔大妈过日子，或者看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日子。
从一定意义上看，能够思考和懂得思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体现。我们不能说低等动物没有思想，但显而易见的是，低等动物头脑中的所谓思想与人的思想是丝毫没有可比性的，这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所说：“思想成全了人的伟大。”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一言一行都是思想深浅的外在展现，而思想的深浅又总是与素质和修养有关。毫无疑问，无论是谁，都喜欢与素质高、修养好的人接触和深交；而那些举止和言语较为轻浮的人，则是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对象。故而我们在社交当中，要学会由内而外地提升自己的素养，尤其是在与人交谈时，你的每一句话都体现着你思想的深浅程度，代表着你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思考与自我诉求，因此，平时多注意在语言表达和口头交际方面管理自己是尤为重要的事。
现实生活中，其实存在着很多学识渊博、善于思考、强于表达、思想深刻，值得我们努力学习的好“老师”。他们可能脾气性格各异、知识结构有别、所处领域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能够在与人交流时将自己的思想很好地表达出来，使人感受到他们的修养与境界，从而产生很大的好感。知名学者易中天就是典型的例子。
易中天曾在2014年底接受《新京报》专访时，阐述了自己看待历史和与史书写作有关的理念。通过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能体察到他对待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态度与思想，能够对一个学者扎实稳健的治学精神产生颇多感悟。
《新京报》：2006年的时候，你说过历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从《品三国》到“易中天中华史”的《三国纪》，你觉得是身体力行在打破历史层的垄断权，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知识人，本身你就有这种需求，或者说两个原因都有？
易中天：好像两个原因都不是吧！其实写《中华史》是我一个长期以来的愿望。实际上，早在《品三国》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愿望了，只是没有找到一种最好的表述方式。为什么要写《中华史》？首先，作为中国人，总要找到自己的根，比如海外华人华侨，即便他们已经入别国国籍，依然认为自己是华人，他们很关心中国的状况，也很惦记自己的祖先，总觉得根在这个地方。因此我就有一个备感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华人的身份认同感这么强？那一定是有原因的。甚至，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也是有原因的。不把这个原因找到，心里不踏实，这个恐怕是最最重要的原因。
这段话中，易中天回答了自己创作《中华史》的最重要初衷，答案集中到了寻根的深刻层面，而并非如大多数人对他的主观而片面的理解那样，只是出于名利目的。
易中天自从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讲解“三国史”出名后，广受微词，但只要认真全面地研读分析他的作品，我们真能从中察觉到一个致力于历史文化研究与写作的人对他所涉及的领域有着深刻的思考与追求。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句名言：“应该坚信，思想和内容不是通过没头没脑的感伤，而是通过思考得来的。”易中天在访谈中提到的寻根理念，代表的是文化人的一种精神理想和写作责任。
《新京报》：我猜测，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原因，你以前读历史的时候，有让你不满意的地方？65岁了还身体力行做这么一个大工程，肯定有一个动力来源。
易中天：对，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断。以前读历史书确实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第一个，《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所谓本纪，是以帝王为历史的线索；《资治通鉴》的意思更清楚，是治老百姓的。如果这种写法继续延续下去，第一，它是维护统治的；第二，与我等无关，那要它干什么？它永远只能发现统治的得失。
《新京报》：怎么样治人。
易中天：对，它顶多就只能总结出这个东西来。我们民族要如何实现伟大复兴；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会有这一百多年来的起伏跌宕；将来我们怎么面向世界；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每个人何以自处？这些问题《二四十史》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新京报》：《二十四史》之后的呢？
易中天：基本上全非全球视野，好像我们民族的历史是全封闭的，这是第二个不满意的地方。第三个，大多数史书写得实在不好看。它是给历史工作者看的，不是给广大读者看的。历史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你要打破这个专利，就必须让历史变得可以亲近，我们读历史就应该像看自己邻居家的大叔大妈过日子，或者看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日子。
《新京报》：这就是《中华史》要达到的目的吧？
易中天：正是。这个《中华史》的任务是：第一，要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第二，要弄清楚我们在怎么走；第三，如果有可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这是《中华史》第36卷的任务。至少，第36卷会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走。所以，我把36卷本《中华史》的主题归结为这样一句话：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最重要的是要回答为什么，而过去的史书往往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即便讲为什么，也是讲很直接的，而不去挖深层次的东西。我是主张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这是黑格尔的方法。我认为，在历史的现象背后一定有原因，原因的后面也有原因，最后有一个总原因，这个总原因就叫历史的逻辑。历史是有逻辑的。
透过易中天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出他骨子里有一种“不安分”的因子。虽然古人的经典著作对今人大有裨益，但我们不能忽略其中受历史局限性影响而存在的瑕疵。易中天的“不安分”正是集中在对那些瑕疵的弥补上。他结合现代人在理解、记录和讲述历史方面的一些观念，重新叙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文化，并且在访谈中毫不讳言地提了出来，且具有哲学层面的深度探讨。我们不但没有感觉到他有丝毫怠慢先贤的轻浮之意，反而看到了一个执着于历史与文化本身的学者“执拗”的治学思想与精神。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但总体而言，新一代总会比上一代的眼光更加高远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站在先贤所创造的辉煌文化成果之上来看待问题的。易中天作为草根学者，能够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特征，通过文字重述历史，将自己的治学理念融入其中，详细地展示给普通大众来看，这需要具备承担某些可能性质疑的胆识，也折射出了他在做学问和对待写作方面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思想。通过他面对媒体时的诠释，广大读者会更精确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我们与人交流，很可能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哪怕产生分歧，也不能否认彼此思想上的价值。《史记》中记载的我国古代两位先贤孔子与老子会面时的一场对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后来，有弟子问孔子对老子的印象如何，孔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孔子碰到了崇拜已久的老子，虔诚地向他咨询礼节上的事情。老子的主张与孔子的差异毕竟很大，因此，老子对孔子的“关照”实际上有很多是孔子不认同的，可这些都不能否定两位哲人在哲学和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无论老子对孔子的教导，还是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句句都是含金量极高的哲理性话语。虽然他们思想各异、见解有别，但在当面对话和背后评价时无丝毫轻浮之意，这既是有关说话的极好范本，也是与为人处世有关的经典案例。
作为普通人，我们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锻炼成思想多深刻的人，但我们绝对可以通过对伟人和成功人士说话之道的钻研和学习，在日常交际中懂得如何提升说话质量、怎样将自己或多或少的观念与想法通过语言传达给周围人。
不局限：眼界宽窄决定说话水平
柳传志：领导人过于不放心，要亲自去操作，这是个大的问题。
在成功学上有一种早已被认可的观点：一个人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远，主要看他的眼界有多宽广；一个团体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远，主要看领导者的格局有多宏大。一个眼界宽广、格局宏大的人，在看待事物和事情的时候，往往能够比常人站得更高、考虑得更广，因而能比常人看得更深远，在做人做事上也就会优于常人。
我们在与人交往时，总能遇到一些说话令我们茅塞顿开的人，他们的观点和境界会使人豁然开朗。这样的人，大多都具备宽广的眼界和宏大的格局。在日常交际中，我们可以从说话层面做起，有意识地向成功人士学习，不仅能够提高说话水平，更能够由外而内地提升我们的眼界与格局。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接受《杨澜访谈录》采访时与杨澜的一段对话，就非常精准地体现了他宽广的眼界和宏大的格局，值得我们认真揣摩和学习。
杨澜：有人说柳传志的智慧就是他能够审时度势，而且能够在自己还没有糊涂的情况下，已经把后面的梯队安排得很好。现在当然有人说这个下面是五家公司也好，五虎上将也好，无非指的都是这个方面，就是他们都能够独当一面了。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说，听说你受诸葛亮的启发还挺大的，能不能跟我们说得详细一点儿？
柳传志：我跟我们公司退休的同事一起去武侯祠的时候，我在车上发表感想，觉得诸葛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就是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超人的智慧，但是最后他没有达到目的，他的目的实际上是想让蜀国来统一天下。没有达到目的的根本原因是他的生命到了尽头，也就是说，后面的人接不上班，因此，培养接班人、怎么样培养接班人，是个重要的问题。诸葛亮不是完全没有注意，他不是也注意提拔姜维了吗？但是方法上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诸葛亮在提拔姜维以后，他还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而正确的方法实际上应该是由姜维来操作，他在一旁进行指导，由指令性的领导方式变成指导性，最后变成参与性，相连接，最后由他们来做，自己在旁边看。到那个时候，姜维也能独立做事了，这时候你就放心了，也不至于那么累。因此呢，领导人过于不放心，要亲自去操作，这是个大的问题。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不光在企业界存在，实际上在所有领域都或多或少有类似问题存在。人毕竟只有短短百八十年，无论多么有能力的人，都不可能永远将自己开拓出来的疆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选择一个能够在各方面让自己满意的接班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柳传志提到的诸葛亮是很多人都敬爱的历史人物，但正如柳传志的分析一样，诸葛亮的能力有目共睹，但他的确在选择和培养接班人方面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诸葛亮的确不是一位格局特别宏大的人。就像杨澜所说，柳传志从诸葛亮这样一位广受世人赞赏的人物身上，看到了他的缺点及其对自身造成的局限，因此，其在创业和带领企业前行的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接班人和公司管理层的培养，每一个重要岗位上的管理者，单拎出来都可以独当一面，即便在最高领导者不在的时候，也能够独自思考并解决所有问题。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柳传志从管理企业的角度入手，寥寥几句话就分析透了诸葛亮在培养接班人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具体的修正方向和方式。这一方面说明了柳传志在用人和培养人才方面的独到、精深之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至少在人才观上具备非常长远的眼光，而这正是格局宏大的最佳展示。
实际上，由说话来展示我们身上具备的各种品质，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我们不否认存在口若悬河但心胸狭隘的人，但总体来说，言由心生才是非常普遍且合情合理的规律。柳传志能够说出这番见地长远而深刻的话语，并非没有原因。在他创建、维护和开拓事业的几十年生涯中，有无数事实可以有力地说明他的眼界与格局，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或者说品质的炼成，是细水长流经久不怠的结果。经过久而久之的历练，便会在日常话语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在《杨澜访谈录》中，主持人杨澜提到了当年联想并购IBM PC业务的事情。杨澜说，柳传志在前往美国签约并购案时，恰好两人在机场相遇，谈笑风生，聊得非常酣畅，但柳传志并没有提到并购的事情。没想到几天后柳传志回国了，就传出了这一重大新闻。杨澜对这件事的评价是：柳总太沉得住气了。其实，这并非只是看上去很“沉得住气”那么简单，这其中也有格局的展现。
一个人具备了大的格局，自然能够在心中放得住大量的事情，无论事情有多重要或值得炫耀，于他而言都是与其他不值一提的事情一样的正常事，自然只会在需要提到的时候才与他人谈论。因此，当柳传志与杨澜在机场碰到后，因为谈论的内容并没有涉及并购相关的话题，也就无从谈到，同时也能够说明，无论当时他们谈的是什么话题，都从侧面反证了柳传志高超的社交水平和说话艺术，而这也并非柳传志有意为之，而是基于他的格局而自然发生的。
当杨澜问到“回头再来看并购IBM PC一事，是怎样评价的”时，柳传志说：“应该说这是一着险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事将来在MBA的教材上肯定要书写一笔，因为IT业务领域里边，并购成功是极其鲜有的，更何况是这么一个中国企业并购一个美国企业，一个小企业并购一个大企业，你想这个困难肯定是很多的。但是，这着险棋成功做成了，将会给联想的发展带来一个飞跃，甚至对中国企业摸索往前走的道路而言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还是非常值得的。今天看来，我不敢说这步险棋已经成功了，但肯定顺利地走上了规范（之路）。”
中美企业的发展，无论从起步时间、成长历程还是发展规模上整体来说，都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当一家中国企业想要并购一家美国企业，而且是非常有实力又全球皆知的美国企业时，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因此仅就做出这一决定，已经是拥有了不起的眼光和魄力了。通过柳传志所说，我们能够明白，他在决定这件事情时，的确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不利因素，但同时更深刻又长远地看到了并购后可能为联想带来的有利方面，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兵行险招。后来的事实证明，联想对IBM PC的并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提升联想的国际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起了很大作用。
不能否认，我们对很多东西的了解，都是通过当事人或者知情者的口头介绍，通过柳传志的讲述，我们不仅知道他在考虑事情时的一些长远思维，更能感受到他在经营事业上的雄心壮志和开阔思路。因此，说话的重要性也就显现了出来。
有句话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的确，眼界和格局非常重要，决定我们能走多长的路，也决定我们所率领的“队伍”能走多远的路。通过成功者的语言来学习提升自己的眼界与格局，虽然看上去没那么简单，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是最容易掌握也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方式方法。所以，我们如果对成功有所向往和追求的话，就一定要在社交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地通过“听”与“说”来锻炼和提升自己。只要坚持，相信终有一天，你会猛然发现，自己在看待问题时所站的高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不卖弄：搞不好就会成为井底之蛙
张瑞敏：如果一个管理人员没有成果，只有管的这些人，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俗话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本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喜欢张扬卖弄，给人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
其实，如果真是有能力有水平的人，根本不用自我“张罗”，自然会有人“闻着酒香走进巷子”；如果自身并不具备多高的素质，即使朝外使再大的劲，都不见得会产生多好的效果，反而会使别人厌烦。即便是那些真有能耐的人，如果按捺不住个性，卖弄自己的能力，触碰到了某些底线，也会引发难以想象的后果。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主簿杨修，就因为卖弄“智慧”和学识而使主子反感，最终不但没受重用，反而丢了性命。
真正的社交法宝，不是张扬，不是卖弄，而是质朴和谦虚。唯有言语质朴、说话谦虚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社交宠儿。
质朴是最简单的一种生活形态，也是很难做到的一种境界。比较上档次的说话风格，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温文儒雅，有相对深厚的思想支撑，学识很广泛，素养也必然不低，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能让人茅塞顿开，如沐春风；另一种便是淳朴实在，体现的是真诚的内心，表达的是最真实最抓人心的内在品质。或许看似语言直白，却总能让人有所收获，感受到那份简单、敦厚和质朴。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下》中说：“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人之初，性本善，但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也都是质朴的人，因此这种品质也最能走入人心。能够体现一个人品性质朴的要素有很多，说话是其中极为重要且明显的方面之一。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考量如何说话才能让听者与自己感同身受，只要发自肺腑地说出口，不用去想是否抑扬顿挫，也不用在脑海中寻觅辞藻来修饰，自然就能让听者感受到自己所表达的情感。
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是我们熟知的伟大企业家，他凭借着智慧与能力，以及对机会的准确把握，将海尔品牌推出中国，走向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成为世人皆知的“中国造”，不但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就，也赢得了国内外无数人的钦佩与敬仰。如此成功的人，在平时与人交流时，他也并不喜张扬好卖弄，而是总以最质朴的语言对外传达着自己有关企业、产品和人生等诸多方面的经验与感悟。张瑞敏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安德鲁·希尔采访时，曾与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安德鲁·希尔：您是怎么接触到德鲁克（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的作品的？又是怎么把西方管理学家的理念运用到海尔的管理实践中的？
张瑞敏：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找到了一本台湾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当时，对我震撼最大的一个观点是，“管理得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当时的中国企业，恰恰要求有激动人心的事情，谁做得很好、突击、几天几夜不睡觉等。所以，读了之后就觉得企业不应该是这样的，而应该像德鲁克所说的，没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凡是可能发生的危机都早已预见，且已将解决办法变成例行工作了”，做企业不能把所有事情变成例外、把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危机。另外，德鲁克对企业相关的定义也跟国外很多管理学家都不一样。比如说，“关于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创造顾客”。而当时的西方是说，企业是由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来定义的。再比如，对于员工，德鲁克说，“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的CEO”，就是让员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管理人员的定义，传统看法对管理人员的定义是“有多少个下属”，而德鲁克的定义是“重视贡献、对成果负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管理人员没有成果，只有管的这些人，是没有必要存在的。
张瑞敏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始终以自己学到的东西作为回答问题的方向和答案，一直抱着最质朴的学习心态来讲述自己多年的经营理念与感悟。他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说话的内容并没过多提及自己的能力。他引用德鲁克的经典话语，述说管理学大师对他的影响，全是发自内心的质朴表现。而这种质朴并非仅限于说话层面，我们通过他的观念也能看出，他在中国企业界普遍“激情澎湃”的时候，仍然踏踏实实认真地带领员工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不消极，不冒进，为海尔发展的各个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言语质朴外，在与人交往时，如果态度谦和，则更容易引发别人对你的好感。
在我们人类的骨子里面，都希望认识比自己层次更高的群体，也更喜爱接受他们当中说话谦虚的那部分人。19世纪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史蒂文森就说过：“善良和谦虚是永远不会令人厌恶的两种品德。”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也曾说：“谦虚不仅是一种装饰品，也是美德的护卫。”
可见，谦虚作为人的一种美好品质，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不可分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天生就趋善避恶，喜欢亲近那些拥有诸多美好品质的人。在实际生活中，自高自大的人往往令人生厌，而谦虚谨慎的人则极具吸引力和号召力。《晋书·良吏传·邓攸》中，作者评价邓攸说“性谦虚，善与人交，宾无贵贱，待之若一”。邓攸性格谦虚，不管对待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因此身边团结了无数一心相交的朋友，他自己也因此受益，成为栋梁之材。
人的优点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而谦虚无疑是其中颇具分量的一点，即便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如果他有着谦虚的本性，也能够使自己发出光亮。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说：“谦虚对于优点，犹如图画中的阴影，会使之更加有力，更加突出。”谦虚正如人性高尚的催化剂一般，能使你的优点格外闪亮。
我们都知道，圣人孔子不仅满腹经纶、博学多识，而且非常谦虚。或者说，正是由于他具备谦虚的本性，才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放低身段，向他觉得可以为师的任何人请教问题，也才成就了他流传千古的美名。
相传孔子周游列国时，有一天在去晋国的路上，碰到了一位挡道玩耍的孩子。孔子对他说：“孩子，你不应该在路中间玩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没想到这个小孩不但不害怕陌生人，而且大胆地指着自己在地上用碎石摆弄出来的造型问孔子：“老人家，你看这是什么？”孔子仔细一看，原来是孩子用泥土石块和瓦砾堆砌出来的一座城堡。小孩问孔子说：“你说到底是城给车让路，还是车给城让路呢？”一席话，说得孔子哑口无言，他转身对跟随在身边的弟子们说：“这位小孩如此懂得礼数，可以做我的老师啊。”最终，孔子只好和弟子们一起绕城而过。
这便是发生在孔子与7岁的项橐之间的故事，有史可查。当时，孔子已经是名震四海的大学问家，却在被一个孩子难住后马上谦虚地告诫弟子并认他为师。两千多年后，当我们从古代典籍中读到这个故事，并没有因为孔子被一个黄毛小儿为难就看轻了他，而恰恰相反，我们从孔子言语谦虚的事迹中，看到了他身上特殊的品质与魅力。这就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伟大的人是绝不会滥用他们的优点的，他们看出自身超过别人的地方，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然而绝不会因此不谦虚，他们的过人之处越多，他们越认识到他们的不足。”
很多人在平时的说话过程中也会有谦虚的言辞，但是与说话相搭配的语调、神色、姿态和平时的所作所为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他本性并不谦虚，而只是出于某种表达需要和场合需要而为之。真正的谦虚，发乎情而止乎礼，表现的是一个人的美德；说话谦虚，也是在维护自己的美德，并无其他势利因素的考虑。唯有如此，才能配得上、对得起“谦虚”二字。
我们在日常交往中，唯有始终保持一颗质朴而谦虚的心，才能够在与人接触时将自己的身段和心态放平，以海纳百川的姿态不断吸收社交营养，使自己的能力与水平迅速提高。或许我们可以套用某句名言的格式这样说：世界上那些成功的人，大多数优点都是相同的，而那些很难成功的人，却各有各的缺点。我相信，质朴和谦虚，一定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功者身上共有的品质或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