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第一章
金钱热——密西西比阴谋
Money Mania—The Mississippi Scheme
那些暗中结盟的公司，制造悖德交易中的新股，以虚名诱惑欺骗世人，先是累积信用，再是贬值，从无诞生出股份，流言召来群众。
——笛福
有一个人的角色与职业，与发生在1719年至1720年的大骗局息息相关，或许再也没有比介绍他的一生更能阐述密西西比阴谋的来由了。对于是将大作家约翰·劳（John Law）定位为恶人还是狂人，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两个称呼绝属合适，尤其是在他那个使人遭遇不幸的计划导致的苦果迟迟无法消散之时。然而，后人正当地质疑这一控诉的公正性，并承认约翰·劳既不是恶棍，更不是狂人，与其说他行骗，不如说他受骗比较深，是个“没有犯多大罪却蒙受重大冤屈之人”(1)。他透彻地明了信用的理论与原理。他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在当时绝对无人能出其右；他一手打造的体系轰然倒塌，并不能全部算到他一个人头上，他在建立这个体系的过程中牵涉的人也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他没有计算到整个国家的贪婪风暴；他没有预见信任（还有不信任）可以无限地膨胀，而希望也能化为恐惧，肆意流窜。他怎能预知法国人会像寓言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在疯狂的渴望驱使下，杀死了他献给他们的为他们产下如此多金蛋的鹅？他的命运可以用首位企图从伊利运河划船到安大略省的划船手来作譬喻。船起航时，河道宽广，船行平稳，过程是如此轻快且令人愉悦，有谁能阻止他继续向前迈进？可惜他运气不佳！瀑布就在前方。他看见了，却已太迟，那股托起他让他愉快前行的水流，也是毁灭他的水流。他拼命转身时却发现自身力量太小，无法抵抗汹涌的水流，就这样，他慢慢靠近了断崖。激流推着他从尖锐的岩石旁经过。他和小船一起落入谷底，摔成碎片，因粗暴下坠而狂乱、吐着泡沫的河流在沸腾且喧嚣一时后，又平静如昔地向前奔流，如同劳与法国人民的命运——他是那位划船手，群众则是水流。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是法夫一个古老家族中的小儿子，继承了金匠与金融事业。通过金融事业，他的父亲积攒了丰厚的资产，足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在名字里加上领地封号。在这一梦想的支撑下，他买下位于洛锡安西部与中部边界福斯湾的劳里斯顿和伦多斯顿，自那时起，他们就被称作劳里斯顿的劳氏。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家中最年长的孩子，从十四岁起便在家里的会计室工作，三年的努力学习让他习得苏格兰银行金融的运作原理。他总是展现出钻研数字的热诚，而年幼时期的他便拥有超凡的数理能力。十七岁时，他高大、强壮、精实，尽管脸上有着天花遗留下来的疤痕，却依旧是张讨人喜欢且充满智慧的脸。这时，他开始怠忽工作，爱慕虚荣，沉迷于豪奢的华服打扮。他热衷女色，女人们称他“花花公子劳”；而男性则鄙视他矫情的打扮，戏称他为“杰丝敏·约翰”（Jessamy John）。1688年父亲过世后，劳再也不碰那些烦人的工作，带着继承来的劳里斯顿地产的收入前往伦敦，准备探索世界。
当时他年纪轻，长得俊俏，手头阔绰，且没有束缚，不难预料，在抵达首都后，他立刻陷入了奢靡的生活。很快，他就成为各个赌场的常客，并通过那些可以进行抽象概率计算的赌局赢得可观的收入。许多赌徒妒羡他的运气，还有一些人特地观察他，并跟着下注。在谈情说爱方面，他同样一帆风顺。那些时下最受欢迎的女子，都对这位英俊、年轻、富有、聪明且乐于助人的苏格兰男子展露美好的笑颜。但眼前的成功逆向引导他走向了失败的下场。九年过去了，他让自己浸淫在欢愉无度的生活中的下场，就是成为无药可救的赌徒。随着他对赌博的热爱日渐疯狂，最初的谨慎已慢慢消失。巨额的损失只能从巨额的赌注中挽回，在一个不顺心的日子里，他输掉了必须拿家族房产做抵押以还债的金额。
事态发展至此，他可以说被逼入了绝境。而他的情场得意也为他惹来了麻烦。和一位名叫维利尔斯的女子间的小小暧昧，或者该说是调情，让他招来威尔逊先生的憎恨，并收到对方下的决斗战帖。劳接受了，并在他那不祥的好运作祟下，当场击毙了对手。同一天，他被逮捕，威尔逊的亲戚控告他谋杀。接着他被认定有罪，判处死刑。该判决后来被改为罚款，因法院认为其罪行是出于失误。死者的兄弟提起上诉，劳被王座法庭扣押，但通过某些手段或方法（劳从未解释过），他从那里逃了出去。人们对警长的能力大肆挞伐，而劳的信息也被发布到政府公报上——将其逮捕归案者就能获得赏金。公报是这样形容的：“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二十六岁；身材高大、瘦削，肤色黝黑；体态良好，大约六英尺(2)高，脸上有个大痘疤；大鼻子，讲话带有浓重的口音且声音洪亮。”如同对漫画人物的描述反而助了劳一臂之力，让他的逃亡更加顺利。他成功抵达欧洲大陆，旅行了三年，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研究沿途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原理。他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数月，并对公债进行一定程度的观察。早上，他致力于探究金融与交易原理；夜晚，他投身于博弈。一般认为，他在1700年返回了爱丁堡，并在那里发表了《创办贸易委员会的理由与建议》（“Proposals and Reasons for Constituting a Council of Trade”）。但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此后不久，劳公布了新计划，企图打造所谓的土地银行（Land-bank）。根据他的想法，该机构发行的货币金额不得超过国家拥有的不动产资产总价（按普通利率计算），或者等同于不动资产总价，在特定时间内可行使占有的权利。此计划在苏格兰议会中引起热烈的讨论，而由中立的第三方党派斯夸德罗内（Squadrone）提出的建立此特定银行的议案，让劳对这个党派很感兴趣。议会最终否决了提案，简单来说，议会认为，建立任何一种纸币并迫使其通行，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恰当的权宜之计。
由于此次计划的失败，加上无法取得威尔逊谋杀案的赦免，劳撤回欧洲大陆，重拾他对赌博的热爱。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里，他持续在佛兰德斯(3)、荷兰、德意志、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流浪。他很快就彻底摸熟这些国家间的贸易与资源关系，并对自己的论点——没有纸币，国家就无法兴盛繁荣——日趋坚定。在这些日子里，他主要的资金援助来自博弈成果。他凭借着掌握错综复杂的概率运算的能力（这在当时可谓无人能及），在欧洲各大赌场声名大噪且备受尊敬。但接下来，根据《寰宇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记载，他被驱逐出境——先是威尼斯，接着是热那亚。法院认为，身为一名旅客，他对这些城市中的年轻人来说过于危险。他旅居巴黎时也同样引起了警备中将达让松（D’Argenson）的憎恶，更是被勒令离开此地。然而，这个命令并没有生效，因为劳抢先一步在沙龙中结识了旺多姆公爵、孔蒂亲王和有断袖之癖的奥尔良公爵，后者注定要对他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奥尔良公爵非常欣赏这位苏格兰冒险家的活力与处理问题的能力，而劳也同样喜欢这位公爵的才智，以及承诺作为赞助者的亲切。他们经常参与彼此的社群聚会，劳也抓紧每一次机会，将自己的金融理论灌输到这位命中注定在不久的将来站在王座旁边的人。
1708年，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劳向财政大臣德马雷提出了一项金融计划。根据记录，路易十四询问了该计划的负责人是否为天主教徒，在被告知答案为否后，他拒绝与此人合作。
历经了此次失败，劳造访了意大利。他的脑袋里依旧塞满财政计划，并建议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Victor Amadeus）在其国家内建立自己的土地银行。公爵告诉他，如此大型的计划在自己有限的领土上施展显得束手束脚，现阶段的他也太穷，无法承担失败的风险。他建议劳再次游说法国国王。他认为，凭他对法国人个性的了解，他相信他们会非常愿意接受前所未见且动听的新计划。
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年仅七岁的继位者如婴儿般无力，因此奥尔良公爵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政权。劳发现当时的环境对他来说非常有利。他事业的浪头就要来了，而这场大浪将为他卷来大笔财富。摄政王是劳的朋友，熟悉劳的理论和主张，更重要的是，他极欲重振路易十四长期豪奢无度的统治下财政萎靡不振的法国。
统治者前脚才刚踏进坟墓，民众压抑已久的怒火便爆发了。活着的时候，路易十四受万人景仰与吹捧，死后却被咒骂为一名暴君、盲从者和掠夺者，这在历史上也实属常见。他的塑像被人丢掷石头、毁坏，在民众的咒骂声中被拆除；而他的名字更成为“自私”与“胁迫”的代名词。从他手中诞生的荣耀被遗忘了，唯一留下的是他的挫败、挥霍与残忍。
法国的财政收支正处于极端失衡的状态。一位挥霍无度且腐败的君王，以及全国从上到下争相模仿其挥霍与腐败作为的官员，将法国推向崩毁的边缘。当时，法国国债总额为30亿里弗尔(4)，岁收为1.45亿里弗尔，但政府每年的支出总额为1.42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政府只有300万里弗尔来支付30亿债务的利息。摄政王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应付这个邪恶的数字找出补救的办法，而一场议会已在早些时候召开来研议这个问题。圣西蒙公爵认为，除了一个大胆且冒险的方法，已经没有其他做法可让国家免于革命。他建议摄政王召开三级会议，宣布国家破产。乐施恩惠于人的诺瓦耶公爵是一位老练的朝臣，善于利用才智规避所有可能为自己带来困扰的情况。他动用所有的影响力反对圣西蒙的提案。他认为这个权宜之计不诚实且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摄政王也有同感，因此这个救国良方被弃置一旁。
新的方案终于通过了，尽管实施者们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却只是让情况变得更为恶劣。第一项也是最不诚实的措施事实上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重铸货币的命令下达后，钱币贬值了20%；那些带着一千块金子或银子到铸币厂的人，得到的是面值相同、重量却只有原本80%的硬币。通过这一诡计，国库瞬时获得7200万里弗尔，但国内所有的商业运作全部失序。减税的把戏压下了群众的愤怒，为了眼前那点蝇头小利就把未来要面临的巨大危险抛到了脑后。
接着，国家成立了裁决法庭，来审查贷款承包商与赋税承包者之间的不法勾当。在各国，收税者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群体，而此刻的法国人绝对更有资格憎恨这群收税者。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者和他们众多的下级代理被叫去清算恶行时，整个国家沉浸在狂喜的气氛中。裁决法庭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该机构由议会主席、委员会、听证会或法律援助会的法官以及会计官员组成，主席为财政大臣。该机构鼓励举报者交出犯法者触法的证据，并承诺给予其相关罚款或充公资产的20%，只要能提供线索发现隐匿不报的犯罪资产，就可以得到其金额的10%。
成立该法庭的诏书颁布后，恐慌开始在与此相关的人士间蔓延。根据他们显露的畏惧程度，我们只能推测他们侵吞的数额巨大。但没有人会同情他们。为他们而起的审判证实了他们的恶行。很快，巴士底狱再也收容不下被送过去的囚犯，全国各地的监狱挤满了罪犯与嫌疑人。政府下达命令，严禁所有的旅馆老板和驿站站长提供马匹给试图脱逃的人士。任何协助或包庇逃亡者，将被处以巨额的罚款。赋税承包者中有些被判处示众，有些被送到军舰上划桨，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或监禁，只有一个人——塞缪尔·伯纳德（Samuel Bernard）——例外，他被处以死刑。他是有钱的银行家和偏远省份的赋税承包者。这名在当地被视为暴君和独裁者的男子，拥有数量惊人的不义之财，而他竟提出愿意以600万里弗尔或25万英镑为代价获得释放。
他的贿赂被拒绝了，他被处以死刑。其他那些罪行可能更重的人却比较幸运。由于不法分子隐藏财物，充公的总额往往比罚款的金额低。政府严苛的手段渐趋缓和，所有违规者都以税收的形式被处以罚款，但当时的政府部门是如此腐败，以至于真正进入国库的金额非常少。朝臣与朝臣的妻子、情妇们，成为战利品的主要瓜分者。一名承包商被依其财富与罪行追讨了1200万里弗尔的税金，一位在政府中有些分量的伯爵找上门，告诉他可以拿10万克朗(5)换取赦免的机会。“你迟了一步，我的朋友，”这位资本家回复，“我已经和你太太达成5万克朗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约有1.8亿里弗尔被征收，其中的八成被用于偿还政府欠下的债务，其余的金额自有方法进入官员的口袋。德曼特农（de Maintenon）夫人针对此状况写道：“每天，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摄政王给予的许可。人们对官员的这种行为议论纷纷。”群众在发泄完最初的怒气后，开始同情弱者，对政府将如此严厉的惩罚用于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但他们没看清的是，他们抢了一部分无耻之徒的钱，却肥了另外一批无耻之徒。几个月下来，罪行较重的人都被裁决，裁决法庭开始对平民阶层下手。在对大众进行高额举报奖金诱惑后，品行良好的商人也陷入了欺诈或勒索的指控。他们被迫在法庭上公开自己的隐私，好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时之间，民怨四起。一年后，政府终于发现让事态停止发展才是最明智的做法。于是，裁决法庭的权力被压制，那些顶着莫须有罪名的人也得到了特赦。
在这场混乱的金融风暴中，劳现身了。没有人比摄政王更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的悲惨遭遇，但也没有人比他更不愿扛起大权。他不喜欢处理政务，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签署官方文件，并将自己该做的事交由他人负责。与身居高位相伴的忧虑，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他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但他缺乏行动的能力，更没有牺牲安逸与享乐来做正事的美德。毫无疑问，由于这种个性，他非常乐于接受那位具有他所赏识的才干而又聪明的冒险家所提出的易于执行的宏伟计划。
劳在宫廷里介绍自己时得到了最亲切的接待。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指出当前笼罩整个法国的恶况肇因于不足的货币供给，以及货币在不同时期的贬值。他认为，金属货币在没有纸币的辅助下，不足以应付商业国家的需求。他还特别以英格兰和荷兰为例子，阐述纸币的优势。他用许多无懈可击的论据来支持信贷，并将此作为恢复国力的方法。他还建议，在国情如此低迷的情况下，应该放手让他成立银行，以管理王室的收益，并据此以土地担保来发行纸币。他也进一步解释，这个银行应以国王的名义来掌管，但同时受制于由三级会议任命的委员会。
在这些提案被讨论的同时，劳将自己关于货币与贸易的论文翻译成法文，并努力在法国传播其作为金融家的名声。他很快成为话题人物。摄政王的心腹四处宣扬掌权者对他的赞誉，众人开始万分期待“劳斯先生”（Monsieur Lass）(6)的作为。
1716年5月5日，国王颁布了一条法令，根据这条法令，劳与其兄弟获得授权成立以“劳氏公司”（Law and Company）为名的银行，且纳税人必须以银行发行的纸币来缴纳税金。总资本额设定为600万里弗尔，每股500里弗尔，共12,000股，其中的20%可用硬币购买，其余的则以国家债券交易。当时，政府同意赋予劳其要求的全部特权，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很危险的做法，但时间证明了这些措施确实是基于安全且健全的考虑。
现在，劳走上了财富高速增长之路。他运用三十年所学管理自己的银行。他让自己的纸币可即期付款，也可以随时兑换为硬币。最后这巧妙的一招，立即让劳的纸币翻身，变得比贵金属还值钱——贵金属就常常因政府不明智地修改政策而贬值。1000里弗尔的银，很有可能今天还值其面值的百分之百，隔天就会贬值1/6，但劳氏银行的纸币可以永远保值。同时，他公开宣称，如果一个银行家在没有足够保证金的情况下发行货币，那么他唯一的下场就该是死刑。结果，他的纸币迅速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其价值甚至高过硬币1%。没过多久，整个国家的贸易就享受到了好处。苟延残喘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生机，税金缴纳的情况更加稳定，民众抱怨的情况减少。民众对于纸币的信赖感开始产生，认为只要政策继续施行，经济情况就会持续好转。一年过去了，劳氏纸币的溢价上涨到15%，与此同时，由政府发行的用来作为奢靡君王路易十四所签债权担保的债券，其价值则跌了至少21.5%。这样的比照对劳来说确实相当有利，让全国的注意力都投注到他的身上，而他的信用更是水涨船高。劳氏银行几乎同时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开设了分行。
摄政王对劳的成功感到慑服，渐渐相信作为辅助金属货币的纸币其实可以完全取代前者。在这根本性错误的认识指导下，他开始行动。与此同时，劳展开了一个让他名垂千古的计划。他向无法对他说“不”的摄政王建议成立一家公司作为劳氏银行的西部分行，并授予其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与路易斯安那州西岸地区进行交易的独家特权。这个区域被认定拥有丰富的贵金属矿产，因此该公司在独家贸易利润的支持下，将独占此区的税收与货币制造。1717年8月，专利特许状颁布，西部分行成立，总资本额分成20万股，每股500里弗尔，所有股票皆可以按面值用国家债券购买，尽管面值500里弗尔的国家债券在当时的市场上价值根本不超过160里弗尔。
此刻，投机的风潮开始席卷整个法国。劳的银行成果是如此卓越，以至于大众毫无保留地相信他提出来的任何计划。每天，摄政王都给予这个幸福的计划者更多独享的权利。该银行获得烟草销售的专营权和金银冶炼的独占权，最后还成立了“法国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France）。在成功的光环下，劳和摄政王都忘了他们之前大肆宣扬的承诺：如果一名银行家在没有足够保证资金的情况下发行纸币，其下场就是死路一条。在银行从私人企业摇身一变为国家机构后，摄政王立即主导发行10亿里弗尔的纸币。这是背叛健全原则的第一步，但平心而论，我们不该责难劳。劳在掌管银行的时候，从未发行过超过600万里弗尔的纸币。我们无从得知劳是否反对这样毫无节制的纸币发行动作，但私人银行刚变身为皇家银行就发生这种事，最公平的联想就是摄政王该为此事负责。
劳发现自己活在专横政府的统治下，但他还没警觉到这样的政府通过这样脆弱的信用体系进行信贷活动将会导致多大的致命危机。后来，他虽然发现了这一错误，但当时因摄政王逼着他进行违背其理念的行动而分身乏术。劳让那些毫无坚实基础，迟早会全面崩盘的纸币在整个国家泛滥，这就是他最不可原谅的错。眼前让人眼花缭乱的财富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看不见那只一旦警报出于任何原因被拉响就能一举将他吞没的邪魔鬼爪。议会自一开始就对劳身为一个外国人却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怀有忌妒之心，接着又对他所提计划的安全性感到忧虑。随着劳的影响力日增，他们的憎恶也日益加深。财政大臣达盖索就因反对大量发行纸币，以及金币、银币不断贬值，而被摄政王毫不留情地免除了职位。这样的结果加深了议会的敌意，当摄政王凭着个人喜好，任命心腹达让松担任空缺的财政大臣之职且兼任财政部部长时，他们的怒气更是达到了顶点。而新任财政部部长实施的第一项政策就导致了硬币进一步贬值。为了清偿所有债券，他颁布新政策：任何带着4000里弗尔硬币与1000里弗尔债券到铸币厂的人，都可以得到价值5000里弗尔的硬币。达让松对自己用较大的旧制4000里弗尔硬币打造出新款较小的5000里弗尔硬币的行为沾沾自喜，他对交易与信贷原则一无所知，没有意识到这一政策会对二者造成巨大的伤害。
议会立刻发现这个体系隐藏的失策之处与危险，并一再向摄政王进谏。但摄政王拒绝接受他们陈情。至此，议会行使了一项大胆且不寻常的权力，要求所有支付行为只能使用旧制钱币。对此，摄政王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废止该法令。议会予以反击，发布另一条法令。摄政王再次行使特权废止了这一法令。议会在盛怒下于1718年8月12日又通过了一条法令，禁止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经手国家的收益，并通过巨额的罚款禁止外国人以自身或他人名义介入法国的财政管理。议会将劳视为这场邪恶风暴的始作俑者，有些议员甚至基于对劳的憎恶，建议对他进行审判，一旦证实他有罪，就将其吊死在法院门外。
在极大的恐慌中，劳逃到王宫内，接受摄政王的庇护，恳求摄政王采取措施削弱议会的势力，使其屈服。摄政王一时间有太多事，光是处理前任国王的两个儿子——缅因公爵与图卢兹伯爵——的继位之争就让他非常烦恼。最后，在议会主席被捕、两名议员被送往偏远监狱的情况下，议会臣服了。
至此，笼罩在劳头顶上的乌云散去。在不需要担忧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形下，劳将全部的心力投注到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上。尽管议会不断反对，银行的股价还是在大幅上涨。1719年年初，政府又颁布一条法令，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和东印度、中国、南海的专属贸易权，以及法属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财产。由于业务量的剧增，该公司被称为“印度群岛公司”，并发行了5万新股。现在，劳所画出的大饼规模惊人。他承诺，每股500里弗尔一年可分红200里弗尔，因为每股500里弗尔是按债券面值购买的，实际上每股仅值100里弗尔，这样算下来，每股股息将近200%。
大众的热情高涨已久，对于眼前的美好机会当然无法抗拒。至少有30万人争相申请购买这5万新股，劳位于甘康普瓦大街的房子里从早到晚挤满了热情的申请者。现实无法满足所有人，因此在决定股份持有人清单前的几个星期，大众焦急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每天，劳的家门口都挤满了等待结果的公爵、侯爵、伯爵和他们的夫人。最后，为了避免跟大街上数千名平民百姓人挤人，他们租下隔壁的房子，好持续贴近财神散布财富的圣殿。旧股的价值每天都在上涨，在众人发财梦的推波助澜下诞生了更多申请者，多到有人建议应该发行30万股新股，每股5000里弗尔，这样一来摄政王就能趁着大众的热潮，一举偿清所有国债。以前，至少需要15亿里弗尔才能支撑健全的体系，可是在狂热弥漫的氛围下，只要政府点头授权，即便要以不合理的三倍价格认购股份，大众也愿意。
劳进入了人生的全盛时期，而人们对他的迷恋也冲向峰顶。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都抱持着对无穷财富的憧憬。在贵族之中，只有圣西蒙公爵和维拉尔元帅没有投入买卖股票的行列。无论人们的年纪、性别、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境遇都随着密西西比股票起伏。甘康普瓦大街曾是批发商的休息场所，狭窄不便，现在却成了拥挤、脏乱的代表，在人潮的巨大压力下更是频繁发生意外事故。过去年租金为1000里弗尔的房子，现在涨到12,000或16,000里弗尔。有些皮鞋匠光是出租自己在大街上的摊位供经纪人与其客户填写数据，就可以每天净赚200里弗尔。还有人说，一名驼背的男子借着出租自己的背给热切的投机者作写字台，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聚集在此等待商谈生意的大批群众，又吸引了大批的投机者。这样的光景又将巴黎所有的小偷、不道德分子都引了过来，暴动与骚乱不断发生。夜幕低垂时，经常需要动用一队士兵来清扫街道。
劳在感受到自己的住处不方便后，便搬到了旺多姆广场，投机者也跟着他转移阵地。宽阔的广场很快就变成拥挤的甘康普瓦大街：从早到晚，此处看上去都像市集。人们搭起了帐篷与摊位，进行各种交易，或贩卖食物。赌徒们带着他们的轮盘赌桌伫立在广场正中央，用不同于股票的方式从人们手中赚取大把财富。林荫大道和公园为人所遗忘，人们更喜欢集中到旺多姆广场上寻欢作乐，这里不仅是交易者的集合点，更变成了上流闲人的休闲场所。群众制造的噪声是如此嘈杂，以至于同在该广场上的法庭工作的大法官向摄政王抱怨他几乎听不到辩护人的话。当这样的抱怨传到劳的耳朵里后，他立刻表示愿意解决对方的困扰，并因此跟加里格南（Carignan）亲王就其名下拥有好几亩花园的苏瓦松饭店签订了一个协议。讨价还价后，劳以天价购得该饭店，而亲王本人保留了广阔的花园作为生财的新工具。饭店里有几尊精致的雕像与几座喷泉，极具格调。劳刚搬进新家，新法令就颁布了：禁止所有人在苏瓦松饭店花园以外的地方买卖股票。于是，花园中的树荫下出现了将近五百顶（张）小帐篷与摊位，以利于股票经纪人进行买卖。五彩缤纷的缎带和横布条随风飘扬，汹涌的人潮来来往往——不间断的嗡嗡声、噪声、乐曲声，以及人们脸上混杂着忙碌和愉快的奇怪表情，交织出让巴黎人心醉神迷的氛围。在幻象的加持下，加里格南亲王赚了大笔财富：每顶帐篷以月租500里弗尔的价格出租，根据现场至少有五百顶帐篷的数量来看，他每月光是依靠出租帐篷就能得到25万里弗尔，甚至可望超过1万英镑。
诚实的老元帅维拉尔对于眼前的愚蠢光景感到忧心，因此只要听到这个话题就会暴跳如雷。一天，他的马车经过旺多姆广场，他对车窗外疯狂的人群感到怒不可遏，于是叫车夫停下车，将头伸出窗外，以“令人厌恶的贪婪”为题，向民众高谈阔论了足足半小时。但对他来说，这绝非聪明的举动。嘘声与耻笑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数不清的笑话更是以他为主角。最后，在一个强烈的暗示下，一个物体飞向他的脑袋，这位老元帅才悻悻然地离开。后来，他再也没有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任何言论。
两位清醒、沉默且豁达的文学家——德拉莫特（de la Motte）和修道院院长泰拉松（Terrason）——总是骄傲地恭贺彼此，至少他们没有沦陷在这场吊诡的群众狂热中。某天，当这位德高望重的院长在苏瓦松饭店买好密西西比的股票并准备离开时，偏偏遇见了抱持同样企图的挚友德拉莫特。他说：“哈！不会是你吧？”“没错，”德拉莫特回应道，以最快的速度经过对方身旁，说：“是你吗？”后来再次碰面，两位学者高谈阔论，谈着哲学、科学和宗教，却一直没有勇气提起密西西比。当话题终于被提起时，二人一致同意：人永远不该发誓说自己不做某件事，没有一件荒唐之事是聪明之人永远不会做的。
在这段时间，新的财神爷劳俨然成为整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摄政厅的前厅被大臣、贵族、法官和主教们遗忘，人们全都挤到苏瓦松饭店。你可以看到陆军军官与海军军官们、拥有头衔或最时髦的夫人小姐们、拥有世袭爵位或声称享有特权的人们，全都挤在劳的门前，乞求他给予自己一点东印度的股票。劳感到非常苦恼，他连十分之一的申请者都无法接见完毕，而那些聪明睿智、值得聘用的策略家又都被其他人雇来接近他。过去，如果面见摄政王的等待时间超过半小时，这些人就会因自尊心作祟而大发雷霆，但现在，他们愿意为了可能见到劳先生一面，等上足足六个小时。为了让劳的仆人们提起他们的名字（尽管机会渺茫），大笔大笔的金钱流进仆人的口袋。那些出身高贵的女士利用自己最美丽的笑容争取同样的机会。然而，许多人日复一日地赶来，等了足足两个星期才见到劳。有时，当劳接受邀请出席某些场合时，却发现自己被女士们团团包围，她们争相要他将自己的名字列到新股持有者的名单上。即便是劳这样一贯殷勤的男人也感到吃不消。
为了有机会跟他说话，他们使出了最可笑的计谋。有一位女士在苦等了数天后，绝望地放弃了在宅邸内与他见面，并要求自己的马车夫严加注意，只要在她坐车外出时发现劳，就驾马车去撞灯柱让她翻车。马车夫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她的马车毫不停歇地在城镇中来回穿梭，祈求着翻车的机会。终于，她在无意间瞥见了劳，于是赶紧对着马车夫喊：“快让我摔出去！我的老天，快点把车翻了！”马车夫驾车朝着柱子撞过去，那位女士尖叫，车子翻了。劳目睹了这场“意外”，立刻赶去帮忙。那位狡猾的女士被请到了苏瓦松饭店。很快，她就意识到是时候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了。于是她向劳先生道歉，忏悔着自己的诡计。劳笑了，将那位女士的名字加到印度公司股票买家的名单上。另一个故事则是关于布莎（Boucha）夫人的。这位女士在得知劳会在某处用餐后，立即驱车前往，并发出火灾的假警报。当时，人们都聚集在餐桌旁，劳则站在人群中间，接着，在人们四处乱窜的同时，一名女士匆忙地跑进来并直奔向他。劳惊觉这是一场阴谋，于是赶忙向别处逃跑。
还有更多与此有关但被认为过分夸张的逸事，都值得留存下来作为这个特异时代(7)的最佳见证。有一天，摄政王与达让松、杜布瓦神父和其他人在一起时，说起希望委托一位最好拥有公爵夫人以上头衔的女士去看望自己住在摩德纳的女儿。“但是，”他说，“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们。”“不！”其中一人故作惊讶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该去哪里找全法国的女爵们：你只需要去劳的家里，在他的前厅里你可以见到她们每一位。”
著名医生希拉克在很不凑巧的时机下买了股票，因此急着抛售。然而股票连续下跌了两三天，跌到了他的底线。一位自认为生病的女士找他看诊，他脑子里想的却都是股票。他抵达那位女士的家，为她把脉。那位女士焦急地等着医生的诊断。“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天啊！一直在掉！”他若有所思地说。“噢！希拉克先生，”她说着，并站起来拉了铃，准备叫人来，“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脉搏）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什么一直掉？”医生愣愣地回问。“我的脉搏！脉搏啊！”女士喊道，“我一定是要死了。”“请放心，我的好女士，”希拉克先生说，“我是指股票。我损失了太多钱，因此脑袋一团乱，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有时，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股价就可以上涨十到二十个百分点，那些活在社会较低层的人可能在早上还一贫如洗，到了晚上却拥抱着财富入睡。一位持股大户不幸染病，于是他派仆人依照当时的市价——每股8000里弗尔——卖掉250股。那个仆人出发了，等他抵达苏瓦松饭店花园时，发现在这段时间内股票价格已经上涨到每股10,000里弗尔。在每股整整2000里弗尔的差价下，250股就差了将近50万里弗尔，合两万英镑那么多。这位仆人冷静地将多余的钱转到自己名下，再将剩余的钱交给主人，接着连夜逃往他国。劳的马车夫在短时间内赚进足以让自己买下一辆马车的钱，因此他向劳征求离职许可。劳非常看重这位马车夫，因此请他在离去前找一位同样好的马车夫代替他。马车夫同意了，并在当天晚上带来了两位旧时同事，要劳从中挑选一人，而他自己将雇用剩下来的那位。负责煮饭的女仆与男仆们也趁着这般的时运，不费吹灰之力地赚进大笔金钱，犯下了不少荒谬的错误。他们保留着原有的用语和教养，身着华服，结果让自己成为他人蔑视、嘲笑或同情的对象。而上层社会的愚蠢及刻薄，更叫人作呕。其中一个与圣西蒙公爵有关的例子，清楚表现出感染整个社会的贪婪是多么令人不齿。一名叫安德烈的男子没有任何声望与教育背景，在掌握时机的情况下得到了密西西比的股票，并在短时间内获取了大笔财富。圣西蒙用“他积攒了一座金山”来描述这个人。这名男子发财后，开始为自己出身低下感到丢脸，因此迫切地想和贵族联姻。他有一个年仅三岁的女儿，于是他与贫穷但拥有贵族身份的杜瓦斯（D'Oyse）家族的人协商，在一定条件下，他的女儿将嫁给该家族中的一人。怀着极其羞耻的心情，杜瓦斯侯爵同意了这个交易，并承诺在她十二岁时迎娶她，只要这位父亲愿意支付他10万克朗，且每年另外给予两万里弗尔，一直到办婚礼的时候。当时，这位侯爵已经三十三岁了。这份可耻的协议经过正式的签名后便被密封起来，而这名股市投机者更进一步承诺，在女儿大婚那天，将给予她几百万里弗尔的财产。身为家族首领的布兰卡公爵，全程参与讨论并从中分得一杯羹。圣西蒙轻蔑地看待这件事，并开始将此作为笑话传播：“人们对这桩婚姻的谴责声不绝于耳。几个月后，当劳的风光不再时，这桩婚事也立即告吹，毁了野心勃勃的安德烈先生的计划。”不过，那个伟大的家族似乎没有诚实地将口袋中的几十万克朗还给对方。
尽管这些事有时让人不齿或觉得荒谬，但与其他事件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每天人们都带着大笔财富（纸钞）上街，导致街上天天发生劫案。刺杀的活动更是频繁。其中某起事件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不仅因为该罪行的凶残程度，还因凶手的社会地位与涉案人士。
霍恩伯爵是有名的浪荡子，生性奢侈浪费。他是霍恩亲王的弟弟，与高贵的阿伦贝格家族、利涅家族和蒙特朗西家族有亲戚关系。后来，他认识了另外两位与他一样轻浮的年轻人，一位是皮埃蒙特区的上尉米莱，另一位是来自佛兰芒的德唐普。后者计划抢劫一位非常富有的股票经纪人，据说这名经纪人（相当不幸地）将亲自携带一笔巨款。伯爵负责假装和此人购买印度公司的股票，并以此名义邀约他在旺多姆广场附近一家夜总会或人少的酒馆见面。不知情的经纪人准时赴约，霍恩伯爵将他口中所谓的朋友介绍给对方。谈了一阵后，霍恩伯爵突然冲向经纪人，并用匕首朝他的胸膛刺了三下。这名男子重重地倒在地上。当伯爵忙着找出相当于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与印度计划股票时，上尉米勒一下又一下地刺着那位不幸的受害者，以确保其断气。但受害者并没有安静地死去，他的叫喊声引起了夜总会其他人的注意，人们纷纷赶过来。负责看守楼梯的同伙德唐普跳出窗外逃跑，米勒和霍恩伯爵则当场被抓，人赃俱获。
这起光天化日下发生在人来人往的夜总会内的杀人案，让整个巴黎人心惶惶。隔日，对这起刺杀案进行了审判：证据是如此确凿，二人皆被判有罪，并被判处轮刑。想当然地，霍恩伯爵的权贵亲人们立刻拥向摄政王的前厅，祈求他怜悯这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并宣称他疯了。摄政王尽可能地避开他们，他认为如此穷凶极恶的暴行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但这些深具影响力的执拗请愿者可不会这么轻易屈服。最终，他们挤进摄政王的视线，祈求他拯救整个家族的名声，让霍恩伯爵免于被公开处决。他们暗示霍恩亲王是奥尔良显赫大家族的盟友，并声称，如果摄政王让自己的男性亲属死于刽子手之下，他自己也会蒙羞。摄政王非常果决地反对他们的说法，并针对最后一项以高乃依的话语回应：“造成耻辱的是罪行，而不是绞架。”他还补充到，不管这项惩罚会引起何种羞耻，他都非常愿意和其他亲人一起承担。日复一日地，他们不断恳求着，却总是得到一样的答复。最后，他们想到摄政王打从心底尊敬的圣西蒙公爵，想着如果能够引起此人的注意，或许他们就能达成目的。这位出身高贵的公爵，对同样出身高贵的刺杀者居然要和平民囚犯死于同样的刑罚感到震惊，并对摄政王解释，如果得罪这样一个庞大、资产丰厚且有权有势的家族，将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他还说，阿伦伯格家族在德意志拥有庞大的资产，而法律规定，受轮刑的人，其亲属不得继任公职或受聘，直到整整一代人过世为止。基于这个原因，他建议将惩处改为在欧洲名声没那么丑恶的斩首之刑。摄政王被这个说法打动，正打算同意时，对被谋杀者下场非常有兴趣的劳出现了，他让摄政王坚定了让正义得以伸张的想法。
这样一来，霍恩伯爵的亲属只剩一步棋可走。在绝望的情况下，罗贝克·蒙莫朗西（Robec Montmorency）亲王想办法混入了地牢，并带来一瓶毒药给霍恩伯爵，恳求他让家人们免于受辱。霍恩伯爵将头转开，拒绝来访者的请求。蒙莫朗西亲王再次递上毒药，在连续被拒绝后，他失去耐心，转身离开。临走前，他怒道：“去死吧，你这卑劣的可怜虫！你只适合死在刽子手的刀下！”
霍恩本人也向摄政王请愿，请求实施斩刑。但影响力堪称无人能及的劳坚持不能让正义屈服于霍恩出于自利而提出的做法。这与摄政王最初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这起犯罪事件发生六天后，霍恩与米莱在格雷沃广场上被处以轮刑。另一名行刺者——德唐普——一直未被捕获。
这个严厉且迅速的判决让巴黎的民众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认为甘康普瓦先生（人们如此称呼劳）与他们同仇敌忾，要求摄政王不能轻纵贵族。但抢劫与刺杀的罪行并没有减少。那些富裕的股票经纪人被洗劫时，对方往往不会手下留情。尽管过去大众道德意识显而易见地淡薄，但在中产阶级成员快速扩增后，相较于上层社会明目张胆地犯罪或下层社会尽行偷鸡摸狗之事，这些中产势力依旧没能凭借自身的纯洁改善现状。酷爱赌博的恶习在整个社会蔓延，几乎扼杀了一切美德。
在公众信心持续高涨期间，所有的交易行为都受到了有益的刺激。巴黎的状况最为突出。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拥向巴黎，努力地挣钱花钱。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王的母亲，计算出这段时间内由世界各地拥入巴黎的人口数量约为30.5万人。管家必须在阁楼、厨房甚至马厩内整理床位，好让访客留宿。为了避免街道上各类型的车辆发生意外，规定了车辆在主街上只能以步行的速度行驶。该国的纺织机异常忙碌地纺织大量的华丽丝绸、绒面呢和天鹅绒等织品，这些东西用大量的纸币买进，价格上涨了四倍。物资供给方面也在发展，面包、肉品和蔬菜的成交价比以往都高，而劳力酬劳也以同等的比例上涨。过去一天可以赚进15索尔的工匠，现在可以赚进60索尔。到处都在盖新房子，虚假的繁荣照耀着大地，使人目眩，以至于没有人看见出现在天边的乌云，它预告着猛烈风暴即将降临。
用自己的神奇魔杖带来这一繁景的劳，当然也享受着这遍及大众的富贵。他的妻子与女儿被贵族们追捧，公爵、亲王的继承人也不断前来要求联姻。他在法国不同地方买了两幢富丽堂皇的房子，并和苏利公爵的家族商谈购买其罗尼（Rosny）领地的交易。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成功的绊脚石，摄政王承诺，只要他能公开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就任命他为财政总审计长。这位什么都不信的赌徒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并在默伦教堂内由唐森神父施洗，现场还有大批观礼的群众。隔日，他被选为圣罗奇教区的荣誉教会委员，为此他献上50万里弗尔作为礼物。尽管劳的慈善之行总是分外隆重，但偶尔他也会选择低调进行。只要有任何悲苦之事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就绝不会坐视不理，因此他私底下的捐款总额也相当惊人。
至此，劳成为法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尔良公爵非常信赖他的聪明才智与成功的计划，因此遇到任何大小事都要咨询他。但他绝没有恃宠而骄，即便在失意时刻也保有质朴、亲切、明智。他对爱慕的对象总是殷勤周到、令人愉快，这种殷勤态度实在和蔼、有绅士风度、恭敬有礼，即便是做情人的也不会因此而生气。如果他曾表现出傲慢的态度，那也是针对那些不断阿谀奉承，使他心烦气躁的贵族。他非常享受地观察那些贵族为了拜托他一件事，愿意花多长的时间讨好他。但对于偶然来访巴黎，希望能与他见个面的同乡，他则会以礼相待且尽心陪伴。伊斯莱（Islay）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bell），即后来的阿盖尔公爵，拜访劳位于旺多姆广场的家时，必须穿越前厅的重重人潮——这些人全都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挤进此处，急着与那位大金融家见面，好将自己的名字放到新的同意书上。进去后，伯爵见到劳祥和地坐在图书室里写信给劳里斯顿（家族房产）的园丁，交代关于卷心菜的种植计划！这位伯爵在此处逗留了一段时间，和老乡玩了一局纸牌后才离开，并对劳的闲适、平易近人与良好的思辨力满心欣赏。
在这期间，许多贵族如波旁公爵、吉什公爵、福斯公爵(8)、肖尔纳公爵、安廷公爵，也利用民众轻易盲从的心态大赚了一笔。其他的还有埃斯特雷元帅、罗翰亲王、普瓦亲王、莱昂亲王。路易十四与蒙特斯潘夫人生下的儿子波旁公爵，凭着对密西西比股票的投机操作获益良多。他以罕见的华丽风格重建位于尚蒂伊的居所，并因对马的热爱建造了一系列的马厩，还从英格兰引进一百五十匹最优良的赛马，用以改良法国马的血统。他还买下皮卡第的一块规模惊人的土地，几乎拥有瓦兹河和索姆河之间的所有有价值的土地。
财富来得如此轻易，也难怪劳会被善变的群众崇拜。从来没有一个君王得到过如劳所受的吹捧。所有小诗人与文学家争相向他倾注颂赞之词。他们说劳是国家救星，是法国的守护神，他的言语即是公理，他的目光即是神意，他的行动即是智慧。他是如此神圣而伟大，以至于总会有一群信众跟在他的马车后，摄政王只好派一队骑兵做他的终身护卫，替他清除障碍。
当时，有人说巴黎从未有过如此多优雅高贵的人。大批来自海外的雕像、画作和壁毯总能立刻找到买家。而法国人擅长制造家具及装饰品等美丽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不再是贵族的专用品，在股票经纪人和中产阶级的家中也能见到。那些最昂贵的珠宝都聚集到巴黎，因此处市场最热络。摄政王买下其中一颗知名的钻石，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再镶嵌到皇冠上。这颗钻石的成交价格为两百万里弗尔，但摄政王其实没有像他身边的人那样通过股票交易赚到惊人的财富。当这颗钻石第一次被带到他眼前时，他虽然极度渴望拥有却不愿买下，他的理由是，国家治理者的职责不允许他在一件珠宝上花下如此巨额的公款。这个合理且伟大的借口让同处一室的夫人们大惊失色，接下来的几天里只听见连连的叹息，惋惜没有一个人的财富足以负担这颗钻石，这颗钻石只能离开法国了。摄政王一直被钻石的话题纠缠着，但他没有动摇，直到那位特别擅长花言巧语的圣西蒙公爵接下这桩差事。他获得了劳的帮助，本性良善的摄政王于是点头，让劳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支付钻石价钱的方法：保证钻石所有者在规定期限间内收到两百万里弗尔外加5%的利息，以及切割钻石后所剩下的所有值钱的碎钻。圣西蒙在其回忆录中毫不谦逊地吹嘘自己在这场交易中扮演的角色。他形容这颗钻石如青梅那般大，近乎浑圆，净白无瑕，重量超过500格令(9)。他笑着向世界宣布，让摄政王进行如此了不起的交易，当中绝大部分功劳都该归于他自己。换句话说，他非常骄傲自己诱使摄政王摒弃自己的职责，花巨额公款买下这颗华美却毫无用处的钻石作个人之用。
这个体系的繁荣景象一直持续着，直到1720年年初。议会不断警告大量发行纸币的行为迟早会将使国家走向破产，但无人理睬。对金融原理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这么一个带来众多好处的体系是不可能崩溃的。如果五亿纸钞可以带来这么多优势，那么再多五亿纸钞只会让情况更好。这是摄政王最大的谬误，而劳也没有试着扭转局面。人们异常渴望随着幻象起舞，只要印度和密西西比的股价上涨，就会有更多的债券发行。这样的体系拿野蛮的俄罗斯贵族波将金为取悦其帝王情妇，给予对方惊喜所建造的豪华宫殿来比喻，或许再合适不过：巨大的冰块用朴素的工艺雕成爱奥尼亚式的冰柱，构成富丽堂皇的柱廊；以同样材质搭建的坚固圆顶贴着金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却不至于融化。远远看上去，整座建筑就像水晶钻石宫殿般耀眼，但接着从南边吹来一股暖风，这座宏伟的宫殿渐渐消失了，甚至连碎片都没留下。劳的纸币体系也是如此。一股大众不信任之风隐隐吹起，接着一切分崩离析，没人能拯救。
第一个小小的警报是在1720年年初响起的。孔蒂亲王因被劳拒绝以其开出的价格将印度公司的新股票卖给自己而怀恨在心，因此派人到劳的银行将巨额的纸钞进行兑换，甚至动用了三辆马车才将兑换来的硬币搬走。劳向摄政王抱怨，并警告摄政王，如果人人都效仿这样的作为，将对体系造成损害。摄政王很清楚贵族爱报复的把戏，于是请来孔蒂亲王，要求他将已兑换的三分之二的硬币退回银行，否则就要他缴纳令人不悦的高额罚款。亲王在专制政权下屈服了。对劳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孔蒂亲王人缘并不好，大家都对他的心胸狭隘与贪婪作为感到不齿，并认为劳受到了欺压。尽管如此，最令人不解的还是劳和摄政王并没有因此事而警惕，开始考虑控管纸币的发行量。很快，有些人因为不信任，便效仿孔蒂亲王的复仇之举。股票的价格不可能无止境地涨上去，因此许多精明的股票中介开始思考。因经营大笔资金运作而知名的布尔东和拉里夏迪埃（La Richardière），悄悄地以一次一小笔的方式，将所有纸钞换成硬币，再将这些钱移往国外。此外，他们购买了容易携带的金银器皿和昂贵的珠宝，暗地里将这些宝物送往英格兰或荷兰。同样嗅到一丝不对劲的股票经纪人韦尔马莱（Vermalet），弄到了价值将近100万里弗尔的金币、银币，将之藏于农民的手拉车中，表面以干草及牛粪覆盖。接着，他穿上肮脏的农民罩衫做伪装，安全地将自己的宝贝们送往比利时。抵达比利时后，他很快就找到方法将东西运往阿姆斯特丹。
到目前为止，任何人想将纸币兑换成硬币并不困难。但这个体系长期运作下去，终将因供应短缺而引发问题。抱怨的声音四起，众人不断查问，问题很快就暴露了。议会对于该采取何种补救措施僵持不下，于是询问劳的看法。劳建议颁布命令贬低硬币的价值，使其比纸币低5%。于是法令颁布了，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接着便是硬币又一次贬值，贬值幅度增加到10%。同时，银行方面也增加了兑现的限制：一次只能兑换100里弗尔的金、10里弗尔的银。尽管这些严苛的兑现限制保住了银行的信用，却无法恢复民众对纸币的信心。
纵然用尽一切方法，那些贵金属依旧持续地被运往英格兰与荷兰。那些还留在法国境内的少数硬币，则被谨慎地收起或藏起。终于，硬币的匮乏让交易再也无法正常进行。在此紧急情况下，劳贸然地进行大胆的实验：完全禁止使用硬币交易。1720年2月，政府颁布了新的法令，却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重振纸币信用，反而彻底将其摧毁，并将整个国家推到革命的临界点。这条著名的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持有超过500里弗尔（20英镑）的硬币，违者将被处以巨额罚款，并没收所搜出的金额。该法令更同时禁止买断珠宝、器皿和宝石，并通过承诺给予告发者二分之一总额的方式，鼓励举发他人。在这前所未闻的暴政下，全国陷入了一片苦海。每天都有新的迫害发生。举报者与其代理人的强行闯入，破坏了家庭的安宁。那些最正直、诚实的人因为被看到持有一枚金路易(10)而遭受谴责。仆人出卖他们的主子，邻里之间潜伏着密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被逮捕，财产被扣押，法院根本来不及处理暴增的案件。举报人只需要说他看见某个人的家中藏有金银，搜查令就会被立刻签发。英格兰大使斯泰尔勋爵说，现在已无须怀疑劳加入天主教的真心，他于受洗的仪式上表现自己充分的决心后，就通过将大量的金子转变成纸币打造出另一种“宗教裁判所”。
摄政王与不幸的劳遭到了大众的咒骂。持有超过500里弗尔的硬币就算犯罪，每个人只要有机会就想摆脱硬币。没有人知道今天手中的纸钞到第二天价值多少。杜克洛在自己的《摄政时期回忆录》（Secret Memoirs of the Regency）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变的政府，更没有见过有人可以如此坚定地施行此般疯狂的暴政。对曾经目睹那个时代的惨况，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做了一场梦的人们来说，革命爆发——摄政王和劳悲惨落幕是必然的。他们两人被吓坏了，而人们只会抱怨。一种忧郁的、胆怯的绝望，一种愚蠢的惊慌，攫住了所有人，但大家的心灵已低贱到不敢勇敢地忤逆。”曾有一次，人们组织了一场运动。煽动性的文字出现在墙壁上，更以传单的方式进入各个知名人物的家。《摄政时期回忆录》里记载了其中一篇：“先生们，女士们，我通知你们，如果事情没有变化，圣巴塞洛缪之夜(11)将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重现。你们和你们的仆人都不要出门。上帝保佑你们远离火焰！通知你们的邻居。1720年5月25日，星期六。”然而，除了由不知名团体制造的一起小混乱（且很快就被平息了），这一晚城市的宁静并没有被打破。
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的股票价格迅速滑落，几乎没有人相信那里曾经拥有大笔财富。为了重建大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任，政府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政府对巴黎市的可怜虫们下达了强制征兵令。就像在战争期间一样，将近6000个不务正业的人被征召，得到配给的衣服与工具后，就被送往新奥尔良，去据称拥有大量金矿的矿坑里工作。他们每天都拿着自己的长矛与铁锹在街上游走，后来被分成小队送往外港运往美洲。但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到达目的地，而是自行脱队，分散到全国各地。他们将工具转卖，再拿着仅有的钱过回原来的日子。不到三个星期，几乎有一半的人又回到了巴黎。然而，这场闹剧为密西西比股票带来了微不足道的上涨。许多头脑简单的人又开始相信这个公司找到了新的矿藏，很快，金条和银条就会再次涌入法国。
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有许多可有效恢复民心的做法。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当类似的妄想带来类似的痛苦时，英格兰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多么不同啊；但在法国，拯救者同时也是将大家推向深渊的始作俑者。摄政王的任性妄为，原本是为了拯救国家，结果却让国家深陷泥沼。所有款项都必须以纸币支付，从2月1日至5月底，至少制造了15亿里弗尔的纸币，相当于6000万英镑。但是，一旦警钟敲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人们再次相信无法兑换成金属的纸币。巴黎议会主席M.兰伯特（M. Lambert）曾当面告诉摄政王，他宁愿拥有10万里弗尔的金币或银币，也不要他银行发行的500万纸币。当这种想法成为普世想法后，过度发行的纸币反而加重了罪恶，流通的硬币与纸币数量差距悬殊，进一步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摄政王急欲打压的对象，硬币却在遭受每一次贬值后都升值。2月，议会颁布法令，将皇家银行和印度公司合并。国家依然作为该银行所发行纸币的担保者，没有议会的命令就不能发行纸币。自从银行脱离劳的控制，成为全国性机构后，所有的利润都由摄政王转交给了印度公司。这一措施在短时间内提高了路易斯安那州和该公司其他股票的价值，但未能将公共信用建立在任何永久性的基础上。
5月初，国务会议召开，劳、达让松（他在财政部门的同事）和所有部长都出席了。会议上计算了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总额为26亿里弗尔，而国内的硬币总额还不及这个数字的一半。对大部分参加会议的人来说，显然必须采取某些计划以平衡这两种货币。部分人士认为应该让纸币贬值，使其与硬币等值，其他人则建议让硬币增值，使其与纸币等值。据说劳反对这两种做法，却提不出第三种办法，因此最后决定将纸币贬值一半。5月21日颁布了一条法令，命令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与其银行发行的纸币必须在当年年底前逐步贬值至现值的一半。议会拒绝为此法令背书——这激起了极大的哗然，国家的状况变得令人担忧，以至于摄政委员会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不得不在七天内颁布了另一条自相矛盾的法令，将纸币恢复到原本的价值。
就在同一天（5月27日），银行停止纸钞兑换。劳和达让松同时被解除了职务。劳来到王宫门前表明身份后，却吃了闭门羹，懦弱、优柔寡断且胆小的摄政王将这次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了劳的身上。然而，入夜后，摄政王又召见他。劳从一个秘密通道进入王宫，摄政王不断安抚他，用各种借口解释早上那么严苛的态度是出于被迫，而非自愿。两天后，善变的摄政王公开带着劳出现在歌剧院，并与他肩并肩地坐在皇家包厢内，更在所有人面前对他礼遇有加。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而加深了群众对劳的怨恨，将劳推进更致命的处境。当他回到家正准备进入家门时，一群暴徒拿石头攻击他的马车，如果他的马车夫没有立即加速把马车驶进后院，守卫没有立刻关上大门，劳很可能已经被拖出车外，被暴民撕成碎片了。第二天，劳的夫人与女儿在看完比赛坐马车回家时，也被一群暴徒攻击了。摄政王听到这些事后，立即指派一支精锐的瑞士卫兵前往，让这些士兵不分日夜地驻扎在劳的家门前。但是群众的愤怒非常强烈，劳察觉，即便有这些士兵，他的家也不安全，于是他前往王宫避难，住在摄政王的宅邸中。
为了重拾民心，摄政王召回1718年因反对劳的计划而被解职的大臣达盖索。尽管为时已晚，摄政王终于还是发现了自己对这位能力出众或许还是这腐败世道中仅存的正直人过分严苛与不信赖。发生了那件不光彩的事之后，达盖索就隐退并搬到位于弗雷讷的乡间宅邸居住，沉浸于严肃却又让人愉快的哲学研究，忘却了卑劣法院的阴谋。劳本人和摄政王侍从舍瓦利耶·德孔夫朗（Chevalier de Conflans）带着必须与前大臣一同回到巴黎的命令，乘着驿马车出发了。达盖索答应了，尽管他的朋友认为他不该接受召回的命令，尤其是这条命令还是由劳捎来的，但达盖索愿意尽一己之力。在他抵达巴黎后，五位议会参谋获准与这位财政代表进行磋商。6月1日，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撤销持有超过500里弗尔硬币即违法的这条法令。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持有硬币。为了收回现有的纸币，新版纸钞开始印制，以巴黎市的税收为担保，发行了2500万张新钞，利率为2.5%。收回的纸币则在市政厅前公开烧毁。新纸币的面值为10里弗尔。6月10日，银行重新开放，准备了充足的银币供大众兑换新币和旧纸币。
这些措施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良好影响。所有的巴黎人都挤到银行柜台前，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银币，银币很快就供不应求，因此改成用面额较小的铜币兑换。没有人抱怨这些铜币太重，尽管有时会看到这些可怜的人在大街上汗流浃背，拖着自己无法轻松携带的50里弗尔。包围银行的人是如此多，以至于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挤死人事件。7月9日，聚集的群众稠密且吵闹，守卫在马萨林花园门口的士兵将大门关上，禁止任何人再进入。群众开始歇斯底里，越过栏杆朝士兵们扔石头。士兵们也开始愤怒，威胁要对群众开火。就在这时，一名士兵被石头砸中了，他立刻举起手中的枪朝民众发射。一名男子随即倒毙，另一人则受重伤。银行门前气氛凝重，一场暴动看似即将爆发，但马萨林花园的大门再度打开，一列举着刺刀准备好随时做出回击的卫兵走了出来，群众只能通过叫嚣与嘘声宣泄自己的愤怒。
八天后，聚集的民众是如此多，以致十五人在银行门前因推挤而死亡。群众非常愤怒，用担架抬起三具尸体，往王宫花园走去，人数有七八千人，他们试图让摄政王看看他自己和劳是怎样将他们推进不幸的深渊的。劳的马车夫正巧坐在主人停留在前院的马车上，他是一个感性胜过理智的人，恰巧又很不喜欢暴徒们一直攻击主人的行为，于是他以足够让那群人中的几个人听到的音量，批评那些人都是流氓，应该被绞死。暴民瞬间将注意力转向他，并以为劳也坐在车上，于是将马车砸碎了。那位做事轻率的马车夫勉强保住了性命。此刻，一队人马出现了，摄政王向民众保证，他们带来的那三具尸体，将会在他个人的安排下被体面地安葬，人群安静地散去，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事件发生的时候，议会正好在开会，议会主席亲自起身走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回来后，他跟议员们说，劳的马车被暴民破坏了。众人立刻站起身，大声欢呼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其中一个特别憎恨劳的人甚至说：“那劳呢？他有没有被撕成碎片？”
毫无疑问，许多问题都依赖印度公司的信用，它对国家的巨额款项负有责任。因此相关部门理事会认为，应该将任何有助于该公司履行职责的特权全权授予，以期带来最好的结果。据此看法，有人建议将海上贸易的特权独家授予印度公司，并颁布这样的法令。不幸的是，他们忘记了，如果这样做，全国的商家都要面临破产。这一特权思想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他们向议会提交了请愿书，请求议会拒绝通过此法令。议会顺应民情拒绝通过此法令，摄政王生气地表示，议员们什么都不会，只会让事态更严重。于是他将众人流放到布洛瓦。在达盖索的求情下，流放的地点改成蓬图瓦兹。到了那里后，议员们重整旗鼓，决心与摄政王对抗到底。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短暂的流放生活尽可能地愉快。议会主席举办了最雅致的晚宴，并邀请了巴黎所有最快乐、最风趣的人参加。每天晚上都有为女士们举办的演奏会与舞会。平日里严肃庄严的法官与议员们纷纷加入纸牌与其他各种娱乐活动，过了好几个星期极端奢华愉快的生活，只是为了向摄政王显示他们并不在意他的惩处。此外，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让蓬图瓦兹成为比巴黎还舒适的地方。
纵观世界各国，法国是最喜欢将自己的悲苦放进歌谣传唱的民族。有观点认为，可以靠追溯法国的歌曲来了解它的历史。当劳完美的计划彻底失败后，他成为众矢之的，讽刺的言语开始缠着他不放。全国各地的商店都有讽刺他个人的漫画，大街小巷也唱着关于他的歌，当然，摄政王也没能逃过。多数歌曲内容低俗，其中有一首还教人将劳的纸钞当成厕纸使用。
下面这首讽刺诗也出自同一时期：
星期一，我买了股票；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买了家具；
星期四，我买了衣衫；
星期五，我开了一场舞会；星期六，我变成了乞丐。
在众多显示巴黎正从美梦中惊醒过来的讽刺画中，有一幅被收录在《摄政时期回忆录》里。其作者如此描述：“股票之神坐在她的凯旋马车上，愚蠢之神为其驾车。那些拉着马车的是长着木腿的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和其他各种公司。为了让这辆车跑得快些，一直代表这些公司的有着狐狸尾巴和狡猾神情的动物不停地转动车轮的辐条，那上面标着股票名称，其价值随着轮子的转动时高时低。愚蠢之神驾着战车毫不留情地辗过地上合法商家的货物、日记簿与账簿。后面聚集了一群不同年纪、性别与身份的人，他们在财富女神的身后吵吵闹闹，为着她大量抛给众人的股票斗殴。云端坐着一个魔鬼，吹着肥皂泡，然而肥皂泡也是众人羡慕与觊觎的对象，有些人跳到别人的背上，企图在泡泡破掉前抓住它。道路前方，一幢巨大的房子矗立着，截断了道路。房子有三扇门，跟着马车前进的人势必要从其中一扇门通过。第一扇门上写着‘傻子的医院’，第二扇写着‘有病者的医院’，第三扇写着‘乞丐的医院’。”另一幅则画着劳坐在一口大锅里，锅里翻着滚滚水花，而煮沸这口锅的正是大众的疯狂。锅周围环绕着不耐烦的人们，他们不断将金子与银子投进去，再开开心心地接回劳亲手递上的纸币。
当民众躁动不安时，劳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孤身暴露在街上。躲在摄政王的住所里，他可以逃过各种攻击。每当外出时，他不是隐姓埋名，就是坐在皇家马车中享受重重保护。一则记录下来的奇闻逸事揭露了民众对劳的憎恨之情，在这个故事里，劳落入暴民的手里，受尽了折磨。当时，有一名叫布尔赛尔的绅士坐在马车里，行经圣安托万大街，前方的路却被一辆出租马车挡住了。布尔赛尔的仆人不耐烦地叱喝对方，要其赶快让道，并在对方拒绝后朝对方的脸打了过去。这场骚动很快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布尔赛尔从马车上走下来，想要维持秩序。但出租马车的车夫以为布尔赛尔是来打他的，情急之下以自己最大的音量嘶吼：“救命！救命！谋杀！谋杀！劳和他的仆人想要杀我！救命！救命！”在他的叫喊下，人们纷纷拿着棍子或其他各种武器从店里走出来，这时暴民开始搜集石头好对那位“劳先生”发动攻击。幸运的是，当布尔赛尔先生和仆人看见令人畏惧的群众开始逼近他们时，前方教堂的大门敞开着，于是他们全速往里面冲。在人群的追赶下，他们跑进祭坛，但即便在这样神圣的地方，他们也无法幸免于难，于是当他们看见身后有扇通往教堂圣器保管室的门时，他们立刻冲进去并把门锁上。接着，忧心且生气的神父将众人赶了出去，当愤怒的群众发现布尔赛尔的马车还停在街上时，开始对着马车发泄自己的不满，导致马车被毁坏得面目全非。
言归正传，以巴黎市税收为担保的2500万新版纸钞，利率仅有2.5%，没能成功吸引大批密西西比股票持有人。也因为如此，证券的转换成为眼下最大的难关，那些情愿持有不断下跌的劳氏公司股票的人还抱有一丝期待，期待事态发生转机。为了加速转换，8月15日，一条新法令颁布了，规定总值为1000至10,000里弗尔的纸币不得流通于市面，只能用于支付年金与银行账单，或购买该公司股票时所进行的分期付款行为。
10月，另一条法令通过，宣布11月过后所有纸币面值失效。此外，印度与密西西比公司享有的全部利益与特权（如铸币权、代收税金等）也被剥夺，成为普通的私人公司。此举对整个体系造成了致命一击，至此，主导权已落入敌人之手。劳在财务委员会的影响力归零，而其公司也在所有特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再也无法期待实践承诺的一天。所有在民众浸淫于幻象的巅峰时期涉嫌非法获利的人都被一一清查且处以高额罚款。此外，此前要求列出所有原始股东的名字，如果这些人手中现在还持有股票，应该将这些股票转为公司的保证金，而那些申购股票却还没完成认购的人则必须以每股13,500里弗尔的价格购买原本每股500里弗尔的股票。股东们不愿意花如此大的价钱去购买实际上折价的股票，便打包自己可携带的财物，设法逃往国外避难。一道命令立即抵达各个港口与边境管理局，逮捕所有企图离开法国的旅客，清查其身上是否藏有金银器皿和珠宝，并在查明对方与当前的股票事件关系前，不得解除羁押。少数几个已脱逃出境的人被登记处以死刑，而其他留在国内的被任意地处以各种惩罚。
劳在绝望之时决定离开这个对他来说不再安全的国度。他首先向摄政王请求准许他离开巴黎并前往乡村居住，摄政王欣然同意了。摄政王虽然对当前糟糕的财政状况不满，但内心对劳的财政政策依旧深信不疑。他深知自己犯下的错误，在余下的岁月里，他也在不断寻找机会建立一个基础更为安全的体系。在劳与摄政王的最后一次会面中，摄政王说：“我向你坦承我犯了许多错。我犯下这些错误，是因为我也是人，谁能无过？但我必须郑重地澄清，这些错误没有一个是出于不道德或不诚实的动机，在我的一生中，绝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事。”
在劳离开两三天后，摄政王寄给他一封措辞恳切的信，准许他在任何时候离开法国，并表示已经请人准备好他的护照。此外，他也愿意给予劳所需的金钱。劳恭敬地谢绝摄政王送来的金钱，乘着波旁公爵夫人——普里夫人——的驿车，在六名骑兵的护送下前往布鲁塞尔。从那里，他又辗转到威尼斯并停留数月，而当地人对这位看似家财万贯的外来者非常感兴趣。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猜对他的身份。劳，这个人生的黄金岁月都花在赌桌上的职业赌徒，却于此刻表现出极端的大度——不愿动用一个犹如风中残烛的帝国的金钱让自己好过。在密西西比股票最狂热的时期，他未曾怀疑过自己的计划，深信自己将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裕、最有权势的帝国。他将所有的收益都拿去购买法国的地产，这个举动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部署信心满满。他没有像那些卑劣的股票经济人一样大量囤积金银器皿、珠宝，或将财产移往国外。除了一颗价值五六千英镑的钻石，他其余的财产都投资在法国的土地上，因此离开法国时，他几乎身无分文。光是这一个事实，就足以反驳那些不公正地控诉他为人狡诈的说法。
当劳离开法国的消息传出去后，他所有的房产与珍藏都立即充公，而劳的妻子与孩子赖以生活的年金收益（每年20万里弗尔，约为8000英镑）——当年以500万里弗尔购得——也被没收，尽管在劳如日中天时，政府曾颁布一条特殊法令，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将年金充公。对于劳在默许下逃离法国，人们大感不满。民众和议会都恨不得看到劳被绞死。少数没被这场商业风暴波及的人，对于这个“江湖术士”的离去则是鼓掌称快；其余那些财富被席卷一空的人（显然占多数）则痛恨劳对法国财政问题的深刻了解并没能帮助他为法国人提供任何补救方法。
在财务委员会与摄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份文件被完整公开。根据该文件，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总价为27亿里弗尔。人们要求摄政王解释为何纸币的发行日期与其授权发行的日期存在差异。摄政王本可独自揽下责任且全身而退，但他认为那位缺席者也该负起一些责任，于是他表示，劳自作主张，在不同的时间点发行了12亿里弗尔纸币，因此当眼见事情已无法挽回时，他（摄政王）早于颁布授权纸币发行的法令袒护了他。如果当时摄政王能全然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承认由于自己过于挥霍与缺乏耐心，劳不得不逾越安全的界限，或许更值得称赞。此外，会议上也查明，截至1721年1月1日，国家债务总额超过1.24亿英镑，其利息为319.6万英镑。于是，旨在检验所有国家债权人安全性的委员会随即组成，并将所有债权人分成五种：前四种为利用实际财产购买债券者，第五种则是无法证明其进行的交易为真的人。第五种人的债券被强行销毁，前四种人的债券则同时受到最严格与谨慎的审查。委员会努力工作，最终制作出一份报告，其建议将债券的利息降至5600万里弗尔。他们表示，之所以提出此建议，是因为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侵占公款与勒索的行为。于是，议会颁布了这样一条法令。
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名为“阿森纳厅”的法庭，以审理政府财务部门在这段不愉快的时期后期所犯的一切渎职案件。一个名叫法洛奈的法官、克莱芒神父以及两名受雇的办事员，曾参与过各种侵占公款的行为，侵吞总额高达100万里弗尔。法洛奈和克莱芒被判斩首，办事员被处以绞刑，但最后他们均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于巴士底狱。其他许多不诚实的行为也被发现，并受到罚款和监禁的惩罚。
达让松在密西西比狂热期间的所作所为，让他和劳、摄政王一样受人憎恶。他被革除财政大臣的职务（由达盖索接任），但保有掌玺大臣的头衔，并被允许随时参与委员会议。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暂时离开巴黎，到自己位于郊外的住所避风头会更安全。然而，退隐生活并不适合他，他渐渐郁郁寡欢且不满，长年的旧疾复发，越发严重，不到一年，达让松便过世了。巴黎人民是如此憎恶他，甚至将这股仇恨宣泄到他的丧礼上。当他的送葬队伍行进到其家族墓地——圣尼古拉斯·杜沙尔多内尔特（St. Nicholas du Chardonneret）教堂——的时候，大批情绪激动的民众包围了送葬队伍，他的两个儿子被迫加快速度通过大街，以免遭人攻击。
至于劳，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自己会被再次召回法国，协助建立一个更稳固的体系。但摄政王于1723年的骤然过世——当时他正坐在火炉旁与情妇法拉里斯公爵夫人聊天——剥夺了劳最后的希望，并使他重拾旧日的赌博恶习。他曾不止一次被迫典当那颗见证他辉煌岁月的钻石，但精湛的赌技让他总能将它赎回。由于在罗马受到债权人的迫害，他前往哥本哈根，并在那里获得了返回祖国（英格兰）的许可，威尔逊谋杀案的罪行也于1719年获得赦免。他被带到海军司令的船上，引起了上议院简短的议论。科宁斯比伯爵抱怨，一个放弃国家与宗教的人不该获得如此待遇。他认为，如果让劳于此刻出现在正因邪恶的南海计划而人心惶惶的英格兰，将引起不小的危险。他对此提出了动议，但其他议员对他的恐惧一点都不在意，于是该动议被否决。之后，劳在英格兰待了四年，又转往威尼斯，后来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于1729年过世。下面是人们为他写下的墓志铭：
此处长眠着那个知名的苏格兰人，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
凭着代数，
他让法国一无所有。
他的弟弟威廉·劳（William Law）在银行和路易斯安那州公司的管理工作中一直与他关系密切，后因涉嫌渎职被关进了巴士底狱，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有罪。十五个月后，他获释，并在法国成就了至今依旧享有盛名的劳里斯顿侯爵家族（Marquises of Lauriston）。
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将看到同一时期另一股笼罩整个英格兰的狂热。尽管其情况与密西西比狂热雷同，但因为宪政政府的有效运作与良好的判断力，英格兰得到了与法国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1). 原文为“more sinned against than sinning”，引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译注
(2). 1英尺约合0.3米。——编注
(3). 比利时北半部的一个地区。——译注
(4). 法国旧时使用的货币计量单位。里弗尔最初作为货币的重量单位，相当于一磅白银，作为货币名称最早出现于查理曼大帝时代。1里弗尔=1法郎=20索尔，索尔在英国称先令，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称马克或银便士。自10世纪起，到拿破仑时代，欧洲各地以磅为标准的货币单位都是1∶20∶240进制。——编注
(5). 旧时英国及其多个殖民地、属地使用的一种货币单位，1克朗=5先令，1英镑=4克朗。——编注
(6). 法国人用此种方式读他的名字，以避开不正统的发音“aw”。在他的计划失败后，讽刺者称整个国家都“lasse de lui”（厌倦了），并建议大家自此之后用“哎先生”（Monsieur Helas）称呼他。——译注
(7). 好奇的读者还可以找到法国女士为了让劳留在她们身边而做出的许多让据说为人正派（还是正好相反？）的劳脸红或发笑的行为逸事。——原注
(8). 福斯公爵不仅通过股票买卖，还借由瓷器、香料等交易，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在巴黎，曾有一段时间人们争论着他香料商人的身份究竟是否会使他失去贵族的资格。还出现了关于他的讽刺作品：他身着搬运工的装束，背着一大袋香料，上面写着：“赞叹福斯。” ——原注
(9). 旧时质量单位，1格令约合0.0648克。——编注
(10). 法国金币名。1路易=12~20里佛尔，18世纪因大量美洲白银流入，银币贬值，1路易=24里佛尔。——编注
(11). 此为法国天主教暴徒于1572年8月24日对国内新教徒胡格诺派实施的恐怖暴行。因那天是圣巴托洛缪日，所以这晚在历史上被称为“圣巴托洛缪之夜”。——编注
Money Mania—The Mississippi Scheme
那些暗中结盟的公司，制造悖德交易中的新股，以虚名诱惑欺骗世人，先是累积信用，再是贬值，从无诞生出股份，流言召来群众。
——笛福
有一个人的角色与职业，与发生在1719年至1720年的大骗局息息相关，或许再也没有比介绍他的一生更能阐述密西西比阴谋的来由了。对于是将大作家约翰·劳（John Law）定位为恶人还是狂人，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两个称呼绝属合适，尤其是在他那个使人遭遇不幸的计划导致的苦果迟迟无法消散之时。然而，后人正当地质疑这一控诉的公正性，并承认约翰·劳既不是恶棍，更不是狂人，与其说他行骗，不如说他受骗比较深，是个“没有犯多大罪却蒙受重大冤屈之人”(1)。他透彻地明了信用的理论与原理。他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在当时绝对无人能出其右；他一手打造的体系轰然倒塌，并不能全部算到他一个人头上，他在建立这个体系的过程中牵涉的人也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他没有计算到整个国家的贪婪风暴；他没有预见信任（还有不信任）可以无限地膨胀，而希望也能化为恐惧，肆意流窜。他怎能预知法国人会像寓言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在疯狂的渴望驱使下，杀死了他献给他们的为他们产下如此多金蛋的鹅？他的命运可以用首位企图从伊利运河划船到安大略省的划船手来作譬喻。船起航时，河道宽广，船行平稳，过程是如此轻快且令人愉悦，有谁能阻止他继续向前迈进？可惜他运气不佳！瀑布就在前方。他看见了，却已太迟，那股托起他让他愉快前行的水流，也是毁灭他的水流。他拼命转身时却发现自身力量太小，无法抵抗汹涌的水流，就这样，他慢慢靠近了断崖。激流推着他从尖锐的岩石旁经过。他和小船一起落入谷底，摔成碎片，因粗暴下坠而狂乱、吐着泡沫的河流在沸腾且喧嚣一时后，又平静如昔地向前奔流，如同劳与法国人民的命运——他是那位划船手，群众则是水流。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是法夫一个古老家族中的小儿子，继承了金匠与金融事业。通过金融事业，他的父亲积攒了丰厚的资产，足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在名字里加上领地封号。在这一梦想的支撑下，他买下位于洛锡安西部与中部边界福斯湾的劳里斯顿和伦多斯顿，自那时起，他们就被称作劳里斯顿的劳氏。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家中最年长的孩子，从十四岁起便在家里的会计室工作，三年的努力学习让他习得苏格兰银行金融的运作原理。他总是展现出钻研数字的热诚，而年幼时期的他便拥有超凡的数理能力。十七岁时，他高大、强壮、精实，尽管脸上有着天花遗留下来的疤痕，却依旧是张讨人喜欢且充满智慧的脸。这时，他开始怠忽工作，爱慕虚荣，沉迷于豪奢的华服打扮。他热衷女色，女人们称他“花花公子劳”；而男性则鄙视他矫情的打扮，戏称他为“杰丝敏·约翰”（Jessamy John）。1688年父亲过世后，劳再也不碰那些烦人的工作，带着继承来的劳里斯顿地产的收入前往伦敦，准备探索世界。
当时他年纪轻，长得俊俏，手头阔绰，且没有束缚，不难预料，在抵达首都后，他立刻陷入了奢靡的生活。很快，他就成为各个赌场的常客，并通过那些可以进行抽象概率计算的赌局赢得可观的收入。许多赌徒妒羡他的运气，还有一些人特地观察他，并跟着下注。在谈情说爱方面，他同样一帆风顺。那些时下最受欢迎的女子，都对这位英俊、年轻、富有、聪明且乐于助人的苏格兰男子展露美好的笑颜。但眼前的成功逆向引导他走向了失败的下场。九年过去了，他让自己浸淫在欢愉无度的生活中的下场，就是成为无药可救的赌徒。随着他对赌博的热爱日渐疯狂，最初的谨慎已慢慢消失。巨额的损失只能从巨额的赌注中挽回，在一个不顺心的日子里，他输掉了必须拿家族房产做抵押以还债的金额。
事态发展至此，他可以说被逼入了绝境。而他的情场得意也为他惹来了麻烦。和一位名叫维利尔斯的女子间的小小暧昧，或者该说是调情，让他招来威尔逊先生的憎恨，并收到对方下的决斗战帖。劳接受了，并在他那不祥的好运作祟下，当场击毙了对手。同一天，他被逮捕，威尔逊的亲戚控告他谋杀。接着他被认定有罪，判处死刑。该判决后来被改为罚款，因法院认为其罪行是出于失误。死者的兄弟提起上诉，劳被王座法庭扣押，但通过某些手段或方法（劳从未解释过），他从那里逃了出去。人们对警长的能力大肆挞伐，而劳的信息也被发布到政府公报上——将其逮捕归案者就能获得赏金。公报是这样形容的：“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二十六岁；身材高大、瘦削，肤色黝黑；体态良好，大约六英尺(2)高，脸上有个大痘疤；大鼻子，讲话带有浓重的口音且声音洪亮。”如同对漫画人物的描述反而助了劳一臂之力，让他的逃亡更加顺利。他成功抵达欧洲大陆，旅行了三年，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研究沿途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原理。他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数月，并对公债进行一定程度的观察。早上，他致力于探究金融与交易原理；夜晚，他投身于博弈。一般认为，他在1700年返回了爱丁堡，并在那里发表了《创办贸易委员会的理由与建议》（“Proposals and Reasons for Constituting a Council of Trade”）。但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此后不久，劳公布了新计划，企图打造所谓的土地银行（Land-bank）。根据他的想法，该机构发行的货币金额不得超过国家拥有的不动产资产总价（按普通利率计算），或者等同于不动资产总价，在特定时间内可行使占有的权利。此计划在苏格兰议会中引起热烈的讨论，而由中立的第三方党派斯夸德罗内（Squadrone）提出的建立此特定银行的议案，让劳对这个党派很感兴趣。议会最终否决了提案，简单来说，议会认为，建立任何一种纸币并迫使其通行，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恰当的权宜之计。
由于此次计划的失败，加上无法取得威尔逊谋杀案的赦免，劳撤回欧洲大陆，重拾他对赌博的热爱。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里，他持续在佛兰德斯(3)、荷兰、德意志、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流浪。他很快就彻底摸熟这些国家间的贸易与资源关系，并对自己的论点——没有纸币，国家就无法兴盛繁荣——日趋坚定。在这些日子里，他主要的资金援助来自博弈成果。他凭借着掌握错综复杂的概率运算的能力（这在当时可谓无人能及），在欧洲各大赌场声名大噪且备受尊敬。但接下来，根据《寰宇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记载，他被驱逐出境——先是威尼斯，接着是热那亚。法院认为，身为一名旅客，他对这些城市中的年轻人来说过于危险。他旅居巴黎时也同样引起了警备中将达让松（D’Argenson）的憎恶，更是被勒令离开此地。然而，这个命令并没有生效，因为劳抢先一步在沙龙中结识了旺多姆公爵、孔蒂亲王和有断袖之癖的奥尔良公爵，后者注定要对他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奥尔良公爵非常欣赏这位苏格兰冒险家的活力与处理问题的能力，而劳也同样喜欢这位公爵的才智，以及承诺作为赞助者的亲切。他们经常参与彼此的社群聚会，劳也抓紧每一次机会，将自己的金融理论灌输到这位命中注定在不久的将来站在王座旁边的人。
1708年，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劳向财政大臣德马雷提出了一项金融计划。根据记录，路易十四询问了该计划的负责人是否为天主教徒，在被告知答案为否后，他拒绝与此人合作。
历经了此次失败，劳造访了意大利。他的脑袋里依旧塞满财政计划，并建议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Victor Amadeus）在其国家内建立自己的土地银行。公爵告诉他，如此大型的计划在自己有限的领土上施展显得束手束脚，现阶段的他也太穷，无法承担失败的风险。他建议劳再次游说法国国王。他认为，凭他对法国人个性的了解，他相信他们会非常愿意接受前所未见且动听的新计划。
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年仅七岁的继位者如婴儿般无力，因此奥尔良公爵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政权。劳发现当时的环境对他来说非常有利。他事业的浪头就要来了，而这场大浪将为他卷来大笔财富。摄政王是劳的朋友，熟悉劳的理论和主张，更重要的是，他极欲重振路易十四长期豪奢无度的统治下财政萎靡不振的法国。
统治者前脚才刚踏进坟墓，民众压抑已久的怒火便爆发了。活着的时候，路易十四受万人景仰与吹捧，死后却被咒骂为一名暴君、盲从者和掠夺者，这在历史上也实属常见。他的塑像被人丢掷石头、毁坏，在民众的咒骂声中被拆除；而他的名字更成为“自私”与“胁迫”的代名词。从他手中诞生的荣耀被遗忘了，唯一留下的是他的挫败、挥霍与残忍。
法国的财政收支正处于极端失衡的状态。一位挥霍无度且腐败的君王，以及全国从上到下争相模仿其挥霍与腐败作为的官员，将法国推向崩毁的边缘。当时，法国国债总额为30亿里弗尔(4)，岁收为1.45亿里弗尔，但政府每年的支出总额为1.42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政府只有300万里弗尔来支付30亿债务的利息。摄政王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应付这个邪恶的数字找出补救的办法，而一场议会已在早些时候召开来研议这个问题。圣西蒙公爵认为，除了一个大胆且冒险的方法，已经没有其他做法可让国家免于革命。他建议摄政王召开三级会议，宣布国家破产。乐施恩惠于人的诺瓦耶公爵是一位老练的朝臣，善于利用才智规避所有可能为自己带来困扰的情况。他动用所有的影响力反对圣西蒙的提案。他认为这个权宜之计不诚实且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摄政王也有同感，因此这个救国良方被弃置一旁。
新的方案终于通过了，尽管实施者们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却只是让情况变得更为恶劣。第一项也是最不诚实的措施事实上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重铸货币的命令下达后，钱币贬值了20%；那些带着一千块金子或银子到铸币厂的人，得到的是面值相同、重量却只有原本80%的硬币。通过这一诡计，国库瞬时获得7200万里弗尔，但国内所有的商业运作全部失序。减税的把戏压下了群众的愤怒，为了眼前那点蝇头小利就把未来要面临的巨大危险抛到了脑后。
接着，国家成立了裁决法庭，来审查贷款承包商与赋税承包者之间的不法勾当。在各国，收税者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群体，而此刻的法国人绝对更有资格憎恨这群收税者。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者和他们众多的下级代理被叫去清算恶行时，整个国家沉浸在狂喜的气氛中。裁决法庭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该机构由议会主席、委员会、听证会或法律援助会的法官以及会计官员组成，主席为财政大臣。该机构鼓励举报者交出犯法者触法的证据，并承诺给予其相关罚款或充公资产的20%，只要能提供线索发现隐匿不报的犯罪资产，就可以得到其金额的10%。
成立该法庭的诏书颁布后，恐慌开始在与此相关的人士间蔓延。根据他们显露的畏惧程度，我们只能推测他们侵吞的数额巨大。但没有人会同情他们。为他们而起的审判证实了他们的恶行。很快，巴士底狱再也收容不下被送过去的囚犯，全国各地的监狱挤满了罪犯与嫌疑人。政府下达命令，严禁所有的旅馆老板和驿站站长提供马匹给试图脱逃的人士。任何协助或包庇逃亡者，将被处以巨额的罚款。赋税承包者中有些被判处示众，有些被送到军舰上划桨，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或监禁，只有一个人——塞缪尔·伯纳德（Samuel Bernard）——例外，他被处以死刑。他是有钱的银行家和偏远省份的赋税承包者。这名在当地被视为暴君和独裁者的男子，拥有数量惊人的不义之财，而他竟提出愿意以600万里弗尔或25万英镑为代价获得释放。
他的贿赂被拒绝了，他被处以死刑。其他那些罪行可能更重的人却比较幸运。由于不法分子隐藏财物，充公的总额往往比罚款的金额低。政府严苛的手段渐趋缓和，所有违规者都以税收的形式被处以罚款，但当时的政府部门是如此腐败，以至于真正进入国库的金额非常少。朝臣与朝臣的妻子、情妇们，成为战利品的主要瓜分者。一名承包商被依其财富与罪行追讨了1200万里弗尔的税金，一位在政府中有些分量的伯爵找上门，告诉他可以拿10万克朗(5)换取赦免的机会。“你迟了一步，我的朋友，”这位资本家回复，“我已经和你太太达成5万克朗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约有1.8亿里弗尔被征收，其中的八成被用于偿还政府欠下的债务，其余的金额自有方法进入官员的口袋。德曼特农（de Maintenon）夫人针对此状况写道：“每天，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摄政王给予的许可。人们对官员的这种行为议论纷纷。”群众在发泄完最初的怒气后，开始同情弱者，对政府将如此严厉的惩罚用于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但他们没看清的是，他们抢了一部分无耻之徒的钱，却肥了另外一批无耻之徒。几个月下来，罪行较重的人都被裁决，裁决法庭开始对平民阶层下手。在对大众进行高额举报奖金诱惑后，品行良好的商人也陷入了欺诈或勒索的指控。他们被迫在法庭上公开自己的隐私，好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时之间，民怨四起。一年后，政府终于发现让事态停止发展才是最明智的做法。于是，裁决法庭的权力被压制，那些顶着莫须有罪名的人也得到了特赦。
在这场混乱的金融风暴中，劳现身了。没有人比摄政王更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的悲惨遭遇，但也没有人比他更不愿扛起大权。他不喜欢处理政务，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签署官方文件，并将自己该做的事交由他人负责。与身居高位相伴的忧虑，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他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但他缺乏行动的能力，更没有牺牲安逸与享乐来做正事的美德。毫无疑问，由于这种个性，他非常乐于接受那位具有他所赏识的才干而又聪明的冒险家所提出的易于执行的宏伟计划。
劳在宫廷里介绍自己时得到了最亲切的接待。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指出当前笼罩整个法国的恶况肇因于不足的货币供给，以及货币在不同时期的贬值。他认为，金属货币在没有纸币的辅助下，不足以应付商业国家的需求。他还特别以英格兰和荷兰为例子，阐述纸币的优势。他用许多无懈可击的论据来支持信贷，并将此作为恢复国力的方法。他还建议，在国情如此低迷的情况下，应该放手让他成立银行，以管理王室的收益，并据此以土地担保来发行纸币。他也进一步解释，这个银行应以国王的名义来掌管，但同时受制于由三级会议任命的委员会。
在这些提案被讨论的同时，劳将自己关于货币与贸易的论文翻译成法文，并努力在法国传播其作为金融家的名声。他很快成为话题人物。摄政王的心腹四处宣扬掌权者对他的赞誉，众人开始万分期待“劳斯先生”（Monsieur Lass）(6)的作为。
1716年5月5日，国王颁布了一条法令，根据这条法令，劳与其兄弟获得授权成立以“劳氏公司”（Law and Company）为名的银行，且纳税人必须以银行发行的纸币来缴纳税金。总资本额设定为600万里弗尔，每股500里弗尔，共12,000股，其中的20%可用硬币购买，其余的则以国家债券交易。当时，政府同意赋予劳其要求的全部特权，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很危险的做法，但时间证明了这些措施确实是基于安全且健全的考虑。
现在，劳走上了财富高速增长之路。他运用三十年所学管理自己的银行。他让自己的纸币可即期付款，也可以随时兑换为硬币。最后这巧妙的一招，立即让劳的纸币翻身，变得比贵金属还值钱——贵金属就常常因政府不明智地修改政策而贬值。1000里弗尔的银，很有可能今天还值其面值的百分之百，隔天就会贬值1/6，但劳氏银行的纸币可以永远保值。同时，他公开宣称，如果一个银行家在没有足够保证金的情况下发行货币，那么他唯一的下场就该是死刑。结果，他的纸币迅速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其价值甚至高过硬币1%。没过多久，整个国家的贸易就享受到了好处。苟延残喘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生机，税金缴纳的情况更加稳定，民众抱怨的情况减少。民众对于纸币的信赖感开始产生，认为只要政策继续施行，经济情况就会持续好转。一年过去了，劳氏纸币的溢价上涨到15%，与此同时，由政府发行的用来作为奢靡君王路易十四所签债权担保的债券，其价值则跌了至少21.5%。这样的比照对劳来说确实相当有利，让全国的注意力都投注到他的身上，而他的信用更是水涨船高。劳氏银行几乎同时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开设了分行。
摄政王对劳的成功感到慑服，渐渐相信作为辅助金属货币的纸币其实可以完全取代前者。在这根本性错误的认识指导下，他开始行动。与此同时，劳展开了一个让他名垂千古的计划。他向无法对他说“不”的摄政王建议成立一家公司作为劳氏银行的西部分行，并授予其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与路易斯安那州西岸地区进行交易的独家特权。这个区域被认定拥有丰富的贵金属矿产，因此该公司在独家贸易利润的支持下，将独占此区的税收与货币制造。1717年8月，专利特许状颁布，西部分行成立，总资本额分成20万股，每股500里弗尔，所有股票皆可以按面值用国家债券购买，尽管面值500里弗尔的国家债券在当时的市场上价值根本不超过160里弗尔。
此刻，投机的风潮开始席卷整个法国。劳的银行成果是如此卓越，以至于大众毫无保留地相信他提出来的任何计划。每天，摄政王都给予这个幸福的计划者更多独享的权利。该银行获得烟草销售的专营权和金银冶炼的独占权，最后还成立了“法国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France）。在成功的光环下，劳和摄政王都忘了他们之前大肆宣扬的承诺：如果一名银行家在没有足够保证资金的情况下发行纸币，其下场就是死路一条。在银行从私人企业摇身一变为国家机构后，摄政王立即主导发行10亿里弗尔的纸币。这是背叛健全原则的第一步，但平心而论，我们不该责难劳。劳在掌管银行的时候，从未发行过超过600万里弗尔的纸币。我们无从得知劳是否反对这样毫无节制的纸币发行动作，但私人银行刚变身为皇家银行就发生这种事，最公平的联想就是摄政王该为此事负责。
劳发现自己活在专横政府的统治下，但他还没警觉到这样的政府通过这样脆弱的信用体系进行信贷活动将会导致多大的致命危机。后来，他虽然发现了这一错误，但当时因摄政王逼着他进行违背其理念的行动而分身乏术。劳让那些毫无坚实基础，迟早会全面崩盘的纸币在整个国家泛滥，这就是他最不可原谅的错。眼前让人眼花缭乱的财富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看不见那只一旦警报出于任何原因被拉响就能一举将他吞没的邪魔鬼爪。议会自一开始就对劳身为一个外国人却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怀有忌妒之心，接着又对他所提计划的安全性感到忧虑。随着劳的影响力日增，他们的憎恶也日益加深。财政大臣达盖索就因反对大量发行纸币，以及金币、银币不断贬值，而被摄政王毫不留情地免除了职位。这样的结果加深了议会的敌意，当摄政王凭着个人喜好，任命心腹达让松担任空缺的财政大臣之职且兼任财政部部长时，他们的怒气更是达到了顶点。而新任财政部部长实施的第一项政策就导致了硬币进一步贬值。为了清偿所有债券，他颁布新政策：任何带着4000里弗尔硬币与1000里弗尔债券到铸币厂的人，都可以得到价值5000里弗尔的硬币。达让松对自己用较大的旧制4000里弗尔硬币打造出新款较小的5000里弗尔硬币的行为沾沾自喜，他对交易与信贷原则一无所知，没有意识到这一政策会对二者造成巨大的伤害。
议会立刻发现这个体系隐藏的失策之处与危险，并一再向摄政王进谏。但摄政王拒绝接受他们陈情。至此，议会行使了一项大胆且不寻常的权力，要求所有支付行为只能使用旧制钱币。对此，摄政王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废止该法令。议会予以反击，发布另一条法令。摄政王再次行使特权废止了这一法令。议会在盛怒下于1718年8月12日又通过了一条法令，禁止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经手国家的收益，并通过巨额的罚款禁止外国人以自身或他人名义介入法国的财政管理。议会将劳视为这场邪恶风暴的始作俑者，有些议员甚至基于对劳的憎恶，建议对他进行审判，一旦证实他有罪，就将其吊死在法院门外。
在极大的恐慌中，劳逃到王宫内，接受摄政王的庇护，恳求摄政王采取措施削弱议会的势力，使其屈服。摄政王一时间有太多事，光是处理前任国王的两个儿子——缅因公爵与图卢兹伯爵——的继位之争就让他非常烦恼。最后，在议会主席被捕、两名议员被送往偏远监狱的情况下，议会臣服了。
至此，笼罩在劳头顶上的乌云散去。在不需要担忧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形下，劳将全部的心力投注到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上。尽管议会不断反对，银行的股价还是在大幅上涨。1719年年初，政府又颁布一条法令，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和东印度、中国、南海的专属贸易权，以及法属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财产。由于业务量的剧增，该公司被称为“印度群岛公司”，并发行了5万新股。现在，劳所画出的大饼规模惊人。他承诺，每股500里弗尔一年可分红200里弗尔，因为每股500里弗尔是按债券面值购买的，实际上每股仅值100里弗尔，这样算下来，每股股息将近200%。
大众的热情高涨已久，对于眼前的美好机会当然无法抗拒。至少有30万人争相申请购买这5万新股，劳位于甘康普瓦大街的房子里从早到晚挤满了热情的申请者。现实无法满足所有人，因此在决定股份持有人清单前的几个星期，大众焦急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每天，劳的家门口都挤满了等待结果的公爵、侯爵、伯爵和他们的夫人。最后，为了避免跟大街上数千名平民百姓人挤人，他们租下隔壁的房子，好持续贴近财神散布财富的圣殿。旧股的价值每天都在上涨，在众人发财梦的推波助澜下诞生了更多申请者，多到有人建议应该发行30万股新股，每股5000里弗尔，这样一来摄政王就能趁着大众的热潮，一举偿清所有国债。以前，至少需要15亿里弗尔才能支撑健全的体系，可是在狂热弥漫的氛围下，只要政府点头授权，即便要以不合理的三倍价格认购股份，大众也愿意。
劳进入了人生的全盛时期，而人们对他的迷恋也冲向峰顶。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都抱持着对无穷财富的憧憬。在贵族之中，只有圣西蒙公爵和维拉尔元帅没有投入买卖股票的行列。无论人们的年纪、性别、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境遇都随着密西西比股票起伏。甘康普瓦大街曾是批发商的休息场所，狭窄不便，现在却成了拥挤、脏乱的代表，在人潮的巨大压力下更是频繁发生意外事故。过去年租金为1000里弗尔的房子，现在涨到12,000或16,000里弗尔。有些皮鞋匠光是出租自己在大街上的摊位供经纪人与其客户填写数据，就可以每天净赚200里弗尔。还有人说，一名驼背的男子借着出租自己的背给热切的投机者作写字台，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聚集在此等待商谈生意的大批群众，又吸引了大批的投机者。这样的光景又将巴黎所有的小偷、不道德分子都引了过来，暴动与骚乱不断发生。夜幕低垂时，经常需要动用一队士兵来清扫街道。
劳在感受到自己的住处不方便后，便搬到了旺多姆广场，投机者也跟着他转移阵地。宽阔的广场很快就变成拥挤的甘康普瓦大街：从早到晚，此处看上去都像市集。人们搭起了帐篷与摊位，进行各种交易，或贩卖食物。赌徒们带着他们的轮盘赌桌伫立在广场正中央，用不同于股票的方式从人们手中赚取大把财富。林荫大道和公园为人所遗忘，人们更喜欢集中到旺多姆广场上寻欢作乐，这里不仅是交易者的集合点，更变成了上流闲人的休闲场所。群众制造的噪声是如此嘈杂，以至于同在该广场上的法庭工作的大法官向摄政王抱怨他几乎听不到辩护人的话。当这样的抱怨传到劳的耳朵里后，他立刻表示愿意解决对方的困扰，并因此跟加里格南（Carignan）亲王就其名下拥有好几亩花园的苏瓦松饭店签订了一个协议。讨价还价后，劳以天价购得该饭店，而亲王本人保留了广阔的花园作为生财的新工具。饭店里有几尊精致的雕像与几座喷泉，极具格调。劳刚搬进新家，新法令就颁布了：禁止所有人在苏瓦松饭店花园以外的地方买卖股票。于是，花园中的树荫下出现了将近五百顶（张）小帐篷与摊位，以利于股票经纪人进行买卖。五彩缤纷的缎带和横布条随风飘扬，汹涌的人潮来来往往——不间断的嗡嗡声、噪声、乐曲声，以及人们脸上混杂着忙碌和愉快的奇怪表情，交织出让巴黎人心醉神迷的氛围。在幻象的加持下，加里格南亲王赚了大笔财富：每顶帐篷以月租500里弗尔的价格出租，根据现场至少有五百顶帐篷的数量来看，他每月光是依靠出租帐篷就能得到25万里弗尔，甚至可望超过1万英镑。
诚实的老元帅维拉尔对于眼前的愚蠢光景感到忧心，因此只要听到这个话题就会暴跳如雷。一天，他的马车经过旺多姆广场，他对车窗外疯狂的人群感到怒不可遏，于是叫车夫停下车，将头伸出窗外，以“令人厌恶的贪婪”为题，向民众高谈阔论了足足半小时。但对他来说，这绝非聪明的举动。嘘声与耻笑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数不清的笑话更是以他为主角。最后，在一个强烈的暗示下，一个物体飞向他的脑袋，这位老元帅才悻悻然地离开。后来，他再也没有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任何言论。
两位清醒、沉默且豁达的文学家——德拉莫特（de la Motte）和修道院院长泰拉松（Terrason）——总是骄傲地恭贺彼此，至少他们没有沦陷在这场吊诡的群众狂热中。某天，当这位德高望重的院长在苏瓦松饭店买好密西西比的股票并准备离开时，偏偏遇见了抱持同样企图的挚友德拉莫特。他说：“哈！不会是你吧？”“没错，”德拉莫特回应道，以最快的速度经过对方身旁，说：“是你吗？”后来再次碰面，两位学者高谈阔论，谈着哲学、科学和宗教，却一直没有勇气提起密西西比。当话题终于被提起时，二人一致同意：人永远不该发誓说自己不做某件事，没有一件荒唐之事是聪明之人永远不会做的。
在这段时间，新的财神爷劳俨然成为整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摄政厅的前厅被大臣、贵族、法官和主教们遗忘，人们全都挤到苏瓦松饭店。你可以看到陆军军官与海军军官们、拥有头衔或最时髦的夫人小姐们、拥有世袭爵位或声称享有特权的人们，全都挤在劳的门前，乞求他给予自己一点东印度的股票。劳感到非常苦恼，他连十分之一的申请者都无法接见完毕，而那些聪明睿智、值得聘用的策略家又都被其他人雇来接近他。过去，如果面见摄政王的等待时间超过半小时，这些人就会因自尊心作祟而大发雷霆，但现在，他们愿意为了可能见到劳先生一面，等上足足六个小时。为了让劳的仆人们提起他们的名字（尽管机会渺茫），大笔大笔的金钱流进仆人的口袋。那些出身高贵的女士利用自己最美丽的笑容争取同样的机会。然而，许多人日复一日地赶来，等了足足两个星期才见到劳。有时，当劳接受邀请出席某些场合时，却发现自己被女士们团团包围，她们争相要他将自己的名字列到新股持有者的名单上。即便是劳这样一贯殷勤的男人也感到吃不消。
为了有机会跟他说话，他们使出了最可笑的计谋。有一位女士在苦等了数天后，绝望地放弃了在宅邸内与他见面，并要求自己的马车夫严加注意，只要在她坐车外出时发现劳，就驾马车去撞灯柱让她翻车。马车夫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她的马车毫不停歇地在城镇中来回穿梭，祈求着翻车的机会。终于，她在无意间瞥见了劳，于是赶紧对着马车夫喊：“快让我摔出去！我的老天，快点把车翻了！”马车夫驾车朝着柱子撞过去，那位女士尖叫，车子翻了。劳目睹了这场“意外”，立刻赶去帮忙。那位狡猾的女士被请到了苏瓦松饭店。很快，她就意识到是时候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了。于是她向劳先生道歉，忏悔着自己的诡计。劳笑了，将那位女士的名字加到印度公司股票买家的名单上。另一个故事则是关于布莎（Boucha）夫人的。这位女士在得知劳会在某处用餐后，立即驱车前往，并发出火灾的假警报。当时，人们都聚集在餐桌旁，劳则站在人群中间，接着，在人们四处乱窜的同时，一名女士匆忙地跑进来并直奔向他。劳惊觉这是一场阴谋，于是赶忙向别处逃跑。
还有更多与此有关但被认为过分夸张的逸事，都值得留存下来作为这个特异时代(7)的最佳见证。有一天，摄政王与达让松、杜布瓦神父和其他人在一起时，说起希望委托一位最好拥有公爵夫人以上头衔的女士去看望自己住在摩德纳的女儿。“但是，”他说，“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们。”“不！”其中一人故作惊讶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该去哪里找全法国的女爵们：你只需要去劳的家里，在他的前厅里你可以见到她们每一位。”
著名医生希拉克在很不凑巧的时机下买了股票，因此急着抛售。然而股票连续下跌了两三天，跌到了他的底线。一位自认为生病的女士找他看诊，他脑子里想的却都是股票。他抵达那位女士的家，为她把脉。那位女士焦急地等着医生的诊断。“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天啊！一直在掉！”他若有所思地说。“噢！希拉克先生，”她说着，并站起来拉了铃，准备叫人来，“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脉搏）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什么一直掉？”医生愣愣地回问。“我的脉搏！脉搏啊！”女士喊道，“我一定是要死了。”“请放心，我的好女士，”希拉克先生说，“我是指股票。我损失了太多钱，因此脑袋一团乱，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有时，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股价就可以上涨十到二十个百分点，那些活在社会较低层的人可能在早上还一贫如洗，到了晚上却拥抱着财富入睡。一位持股大户不幸染病，于是他派仆人依照当时的市价——每股8000里弗尔——卖掉250股。那个仆人出发了，等他抵达苏瓦松饭店花园时，发现在这段时间内股票价格已经上涨到每股10,000里弗尔。在每股整整2000里弗尔的差价下，250股就差了将近50万里弗尔，合两万英镑那么多。这位仆人冷静地将多余的钱转到自己名下，再将剩余的钱交给主人，接着连夜逃往他国。劳的马车夫在短时间内赚进足以让自己买下一辆马车的钱，因此他向劳征求离职许可。劳非常看重这位马车夫，因此请他在离去前找一位同样好的马车夫代替他。马车夫同意了，并在当天晚上带来了两位旧时同事，要劳从中挑选一人，而他自己将雇用剩下来的那位。负责煮饭的女仆与男仆们也趁着这般的时运，不费吹灰之力地赚进大笔金钱，犯下了不少荒谬的错误。他们保留着原有的用语和教养，身着华服，结果让自己成为他人蔑视、嘲笑或同情的对象。而上层社会的愚蠢及刻薄，更叫人作呕。其中一个与圣西蒙公爵有关的例子，清楚表现出感染整个社会的贪婪是多么令人不齿。一名叫安德烈的男子没有任何声望与教育背景，在掌握时机的情况下得到了密西西比的股票，并在短时间内获取了大笔财富。圣西蒙用“他积攒了一座金山”来描述这个人。这名男子发财后，开始为自己出身低下感到丢脸，因此迫切地想和贵族联姻。他有一个年仅三岁的女儿，于是他与贫穷但拥有贵族身份的杜瓦斯（D'Oyse）家族的人协商，在一定条件下，他的女儿将嫁给该家族中的一人。怀着极其羞耻的心情，杜瓦斯侯爵同意了这个交易，并承诺在她十二岁时迎娶她，只要这位父亲愿意支付他10万克朗，且每年另外给予两万里弗尔，一直到办婚礼的时候。当时，这位侯爵已经三十三岁了。这份可耻的协议经过正式的签名后便被密封起来，而这名股市投机者更进一步承诺，在女儿大婚那天，将给予她几百万里弗尔的财产。身为家族首领的布兰卡公爵，全程参与讨论并从中分得一杯羹。圣西蒙轻蔑地看待这件事，并开始将此作为笑话传播：“人们对这桩婚姻的谴责声不绝于耳。几个月后，当劳的风光不再时，这桩婚事也立即告吹，毁了野心勃勃的安德烈先生的计划。”不过，那个伟大的家族似乎没有诚实地将口袋中的几十万克朗还给对方。
尽管这些事有时让人不齿或觉得荒谬，但与其他事件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每天人们都带着大笔财富（纸钞）上街，导致街上天天发生劫案。刺杀的活动更是频繁。其中某起事件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不仅因为该罪行的凶残程度，还因凶手的社会地位与涉案人士。
霍恩伯爵是有名的浪荡子，生性奢侈浪费。他是霍恩亲王的弟弟，与高贵的阿伦贝格家族、利涅家族和蒙特朗西家族有亲戚关系。后来，他认识了另外两位与他一样轻浮的年轻人，一位是皮埃蒙特区的上尉米莱，另一位是来自佛兰芒的德唐普。后者计划抢劫一位非常富有的股票经纪人，据说这名经纪人（相当不幸地）将亲自携带一笔巨款。伯爵负责假装和此人购买印度公司的股票，并以此名义邀约他在旺多姆广场附近一家夜总会或人少的酒馆见面。不知情的经纪人准时赴约，霍恩伯爵将他口中所谓的朋友介绍给对方。谈了一阵后，霍恩伯爵突然冲向经纪人，并用匕首朝他的胸膛刺了三下。这名男子重重地倒在地上。当伯爵忙着找出相当于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与印度计划股票时，上尉米勒一下又一下地刺着那位不幸的受害者，以确保其断气。但受害者并没有安静地死去，他的叫喊声引起了夜总会其他人的注意，人们纷纷赶过来。负责看守楼梯的同伙德唐普跳出窗外逃跑，米勒和霍恩伯爵则当场被抓，人赃俱获。
这起光天化日下发生在人来人往的夜总会内的杀人案，让整个巴黎人心惶惶。隔日，对这起刺杀案进行了审判：证据是如此确凿，二人皆被判有罪，并被判处轮刑。想当然地，霍恩伯爵的权贵亲人们立刻拥向摄政王的前厅，祈求他怜悯这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并宣称他疯了。摄政王尽可能地避开他们，他认为如此穷凶极恶的暴行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但这些深具影响力的执拗请愿者可不会这么轻易屈服。最终，他们挤进摄政王的视线，祈求他拯救整个家族的名声，让霍恩伯爵免于被公开处决。他们暗示霍恩亲王是奥尔良显赫大家族的盟友，并声称，如果摄政王让自己的男性亲属死于刽子手之下，他自己也会蒙羞。摄政王非常果决地反对他们的说法，并针对最后一项以高乃依的话语回应：“造成耻辱的是罪行，而不是绞架。”他还补充到，不管这项惩罚会引起何种羞耻，他都非常愿意和其他亲人一起承担。日复一日地，他们不断恳求着，却总是得到一样的答复。最后，他们想到摄政王打从心底尊敬的圣西蒙公爵，想着如果能够引起此人的注意，或许他们就能达成目的。这位出身高贵的公爵，对同样出身高贵的刺杀者居然要和平民囚犯死于同样的刑罚感到震惊，并对摄政王解释，如果得罪这样一个庞大、资产丰厚且有权有势的家族，将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他还说，阿伦伯格家族在德意志拥有庞大的资产，而法律规定，受轮刑的人，其亲属不得继任公职或受聘，直到整整一代人过世为止。基于这个原因，他建议将惩处改为在欧洲名声没那么丑恶的斩首之刑。摄政王被这个说法打动，正打算同意时，对被谋杀者下场非常有兴趣的劳出现了，他让摄政王坚定了让正义得以伸张的想法。
这样一来，霍恩伯爵的亲属只剩一步棋可走。在绝望的情况下，罗贝克·蒙莫朗西（Robec Montmorency）亲王想办法混入了地牢，并带来一瓶毒药给霍恩伯爵，恳求他让家人们免于受辱。霍恩伯爵将头转开，拒绝来访者的请求。蒙莫朗西亲王再次递上毒药，在连续被拒绝后，他失去耐心，转身离开。临走前，他怒道：“去死吧，你这卑劣的可怜虫！你只适合死在刽子手的刀下！”
霍恩本人也向摄政王请愿，请求实施斩刑。但影响力堪称无人能及的劳坚持不能让正义屈服于霍恩出于自利而提出的做法。这与摄政王最初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这起犯罪事件发生六天后，霍恩与米莱在格雷沃广场上被处以轮刑。另一名行刺者——德唐普——一直未被捕获。
这个严厉且迅速的判决让巴黎的民众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认为甘康普瓦先生（人们如此称呼劳）与他们同仇敌忾，要求摄政王不能轻纵贵族。但抢劫与刺杀的罪行并没有减少。那些富裕的股票经纪人被洗劫时，对方往往不会手下留情。尽管过去大众道德意识显而易见地淡薄，但在中产阶级成员快速扩增后，相较于上层社会明目张胆地犯罪或下层社会尽行偷鸡摸狗之事，这些中产势力依旧没能凭借自身的纯洁改善现状。酷爱赌博的恶习在整个社会蔓延，几乎扼杀了一切美德。
在公众信心持续高涨期间，所有的交易行为都受到了有益的刺激。巴黎的状况最为突出。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拥向巴黎，努力地挣钱花钱。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王的母亲，计算出这段时间内由世界各地拥入巴黎的人口数量约为30.5万人。管家必须在阁楼、厨房甚至马厩内整理床位，好让访客留宿。为了避免街道上各类型的车辆发生意外，规定了车辆在主街上只能以步行的速度行驶。该国的纺织机异常忙碌地纺织大量的华丽丝绸、绒面呢和天鹅绒等织品，这些东西用大量的纸币买进，价格上涨了四倍。物资供给方面也在发展，面包、肉品和蔬菜的成交价比以往都高，而劳力酬劳也以同等的比例上涨。过去一天可以赚进15索尔的工匠，现在可以赚进60索尔。到处都在盖新房子，虚假的繁荣照耀着大地，使人目眩，以至于没有人看见出现在天边的乌云，它预告着猛烈风暴即将降临。
用自己的神奇魔杖带来这一繁景的劳，当然也享受着这遍及大众的富贵。他的妻子与女儿被贵族们追捧，公爵、亲王的继承人也不断前来要求联姻。他在法国不同地方买了两幢富丽堂皇的房子，并和苏利公爵的家族商谈购买其罗尼（Rosny）领地的交易。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成功的绊脚石，摄政王承诺，只要他能公开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就任命他为财政总审计长。这位什么都不信的赌徒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并在默伦教堂内由唐森神父施洗，现场还有大批观礼的群众。隔日，他被选为圣罗奇教区的荣誉教会委员，为此他献上50万里弗尔作为礼物。尽管劳的慈善之行总是分外隆重，但偶尔他也会选择低调进行。只要有任何悲苦之事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就绝不会坐视不理，因此他私底下的捐款总额也相当惊人。
至此，劳成为法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尔良公爵非常信赖他的聪明才智与成功的计划，因此遇到任何大小事都要咨询他。但他绝没有恃宠而骄，即便在失意时刻也保有质朴、亲切、明智。他对爱慕的对象总是殷勤周到、令人愉快，这种殷勤态度实在和蔼、有绅士风度、恭敬有礼，即便是做情人的也不会因此而生气。如果他曾表现出傲慢的态度，那也是针对那些不断阿谀奉承，使他心烦气躁的贵族。他非常享受地观察那些贵族为了拜托他一件事，愿意花多长的时间讨好他。但对于偶然来访巴黎，希望能与他见个面的同乡，他则会以礼相待且尽心陪伴。伊斯莱（Islay）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bell），即后来的阿盖尔公爵，拜访劳位于旺多姆广场的家时，必须穿越前厅的重重人潮——这些人全都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挤进此处，急着与那位大金融家见面，好将自己的名字放到新的同意书上。进去后，伯爵见到劳祥和地坐在图书室里写信给劳里斯顿（家族房产）的园丁，交代关于卷心菜的种植计划！这位伯爵在此处逗留了一段时间，和老乡玩了一局纸牌后才离开，并对劳的闲适、平易近人与良好的思辨力满心欣赏。
在这期间，许多贵族如波旁公爵、吉什公爵、福斯公爵(8)、肖尔纳公爵、安廷公爵，也利用民众轻易盲从的心态大赚了一笔。其他的还有埃斯特雷元帅、罗翰亲王、普瓦亲王、莱昂亲王。路易十四与蒙特斯潘夫人生下的儿子波旁公爵，凭着对密西西比股票的投机操作获益良多。他以罕见的华丽风格重建位于尚蒂伊的居所，并因对马的热爱建造了一系列的马厩，还从英格兰引进一百五十匹最优良的赛马，用以改良法国马的血统。他还买下皮卡第的一块规模惊人的土地，几乎拥有瓦兹河和索姆河之间的所有有价值的土地。
财富来得如此轻易，也难怪劳会被善变的群众崇拜。从来没有一个君王得到过如劳所受的吹捧。所有小诗人与文学家争相向他倾注颂赞之词。他们说劳是国家救星，是法国的守护神，他的言语即是公理，他的目光即是神意，他的行动即是智慧。他是如此神圣而伟大，以至于总会有一群信众跟在他的马车后，摄政王只好派一队骑兵做他的终身护卫，替他清除障碍。
当时，有人说巴黎从未有过如此多优雅高贵的人。大批来自海外的雕像、画作和壁毯总能立刻找到买家。而法国人擅长制造家具及装饰品等美丽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不再是贵族的专用品，在股票经纪人和中产阶级的家中也能见到。那些最昂贵的珠宝都聚集到巴黎，因此处市场最热络。摄政王买下其中一颗知名的钻石，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再镶嵌到皇冠上。这颗钻石的成交价格为两百万里弗尔，但摄政王其实没有像他身边的人那样通过股票交易赚到惊人的财富。当这颗钻石第一次被带到他眼前时，他虽然极度渴望拥有却不愿买下，他的理由是，国家治理者的职责不允许他在一件珠宝上花下如此巨额的公款。这个合理且伟大的借口让同处一室的夫人们大惊失色，接下来的几天里只听见连连的叹息，惋惜没有一个人的财富足以负担这颗钻石，这颗钻石只能离开法国了。摄政王一直被钻石的话题纠缠着，但他没有动摇，直到那位特别擅长花言巧语的圣西蒙公爵接下这桩差事。他获得了劳的帮助，本性良善的摄政王于是点头，让劳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支付钻石价钱的方法：保证钻石所有者在规定期限间内收到两百万里弗尔外加5%的利息，以及切割钻石后所剩下的所有值钱的碎钻。圣西蒙在其回忆录中毫不谦逊地吹嘘自己在这场交易中扮演的角色。他形容这颗钻石如青梅那般大，近乎浑圆，净白无瑕，重量超过500格令(9)。他笑着向世界宣布，让摄政王进行如此了不起的交易，当中绝大部分功劳都该归于他自己。换句话说，他非常骄傲自己诱使摄政王摒弃自己的职责，花巨额公款买下这颗华美却毫无用处的钻石作个人之用。
这个体系的繁荣景象一直持续着，直到1720年年初。议会不断警告大量发行纸币的行为迟早会将使国家走向破产，但无人理睬。对金融原理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这么一个带来众多好处的体系是不可能崩溃的。如果五亿纸钞可以带来这么多优势，那么再多五亿纸钞只会让情况更好。这是摄政王最大的谬误，而劳也没有试着扭转局面。人们异常渴望随着幻象起舞，只要印度和密西西比的股价上涨，就会有更多的债券发行。这样的体系拿野蛮的俄罗斯贵族波将金为取悦其帝王情妇，给予对方惊喜所建造的豪华宫殿来比喻，或许再合适不过：巨大的冰块用朴素的工艺雕成爱奥尼亚式的冰柱，构成富丽堂皇的柱廊；以同样材质搭建的坚固圆顶贴着金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却不至于融化。远远看上去，整座建筑就像水晶钻石宫殿般耀眼，但接着从南边吹来一股暖风，这座宏伟的宫殿渐渐消失了，甚至连碎片都没留下。劳的纸币体系也是如此。一股大众不信任之风隐隐吹起，接着一切分崩离析，没人能拯救。
第一个小小的警报是在1720年年初响起的。孔蒂亲王因被劳拒绝以其开出的价格将印度公司的新股票卖给自己而怀恨在心，因此派人到劳的银行将巨额的纸钞进行兑换，甚至动用了三辆马车才将兑换来的硬币搬走。劳向摄政王抱怨，并警告摄政王，如果人人都效仿这样的作为，将对体系造成损害。摄政王很清楚贵族爱报复的把戏，于是请来孔蒂亲王，要求他将已兑换的三分之二的硬币退回银行，否则就要他缴纳令人不悦的高额罚款。亲王在专制政权下屈服了。对劳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孔蒂亲王人缘并不好，大家都对他的心胸狭隘与贪婪作为感到不齿，并认为劳受到了欺压。尽管如此，最令人不解的还是劳和摄政王并没有因此事而警惕，开始考虑控管纸币的发行量。很快，有些人因为不信任，便效仿孔蒂亲王的复仇之举。股票的价格不可能无止境地涨上去，因此许多精明的股票中介开始思考。因经营大笔资金运作而知名的布尔东和拉里夏迪埃（La Richardière），悄悄地以一次一小笔的方式，将所有纸钞换成硬币，再将这些钱移往国外。此外，他们购买了容易携带的金银器皿和昂贵的珠宝，暗地里将这些宝物送往英格兰或荷兰。同样嗅到一丝不对劲的股票经纪人韦尔马莱（Vermalet），弄到了价值将近100万里弗尔的金币、银币，将之藏于农民的手拉车中，表面以干草及牛粪覆盖。接着，他穿上肮脏的农民罩衫做伪装，安全地将自己的宝贝们送往比利时。抵达比利时后，他很快就找到方法将东西运往阿姆斯特丹。
到目前为止，任何人想将纸币兑换成硬币并不困难。但这个体系长期运作下去，终将因供应短缺而引发问题。抱怨的声音四起，众人不断查问，问题很快就暴露了。议会对于该采取何种补救措施僵持不下，于是询问劳的看法。劳建议颁布命令贬低硬币的价值，使其比纸币低5%。于是法令颁布了，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接着便是硬币又一次贬值，贬值幅度增加到10%。同时，银行方面也增加了兑现的限制：一次只能兑换100里弗尔的金、10里弗尔的银。尽管这些严苛的兑现限制保住了银行的信用，却无法恢复民众对纸币的信心。
纵然用尽一切方法，那些贵金属依旧持续地被运往英格兰与荷兰。那些还留在法国境内的少数硬币，则被谨慎地收起或藏起。终于，硬币的匮乏让交易再也无法正常进行。在此紧急情况下，劳贸然地进行大胆的实验：完全禁止使用硬币交易。1720年2月，政府颁布了新的法令，却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重振纸币信用，反而彻底将其摧毁，并将整个国家推到革命的临界点。这条著名的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持有超过500里弗尔（20英镑）的硬币，违者将被处以巨额罚款，并没收所搜出的金额。该法令更同时禁止买断珠宝、器皿和宝石，并通过承诺给予告发者二分之一总额的方式，鼓励举发他人。在这前所未闻的暴政下，全国陷入了一片苦海。每天都有新的迫害发生。举报者与其代理人的强行闯入，破坏了家庭的安宁。那些最正直、诚实的人因为被看到持有一枚金路易(10)而遭受谴责。仆人出卖他们的主子，邻里之间潜伏着密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被逮捕，财产被扣押，法院根本来不及处理暴增的案件。举报人只需要说他看见某个人的家中藏有金银，搜查令就会被立刻签发。英格兰大使斯泰尔勋爵说，现在已无须怀疑劳加入天主教的真心，他于受洗的仪式上表现自己充分的决心后，就通过将大量的金子转变成纸币打造出另一种“宗教裁判所”。
摄政王与不幸的劳遭到了大众的咒骂。持有超过500里弗尔的硬币就算犯罪，每个人只要有机会就想摆脱硬币。没有人知道今天手中的纸钞到第二天价值多少。杜克洛在自己的《摄政时期回忆录》（Secret Memoirs of the Regency）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变的政府，更没有见过有人可以如此坚定地施行此般疯狂的暴政。对曾经目睹那个时代的惨况，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做了一场梦的人们来说，革命爆发——摄政王和劳悲惨落幕是必然的。他们两人被吓坏了，而人们只会抱怨。一种忧郁的、胆怯的绝望，一种愚蠢的惊慌，攫住了所有人，但大家的心灵已低贱到不敢勇敢地忤逆。”曾有一次，人们组织了一场运动。煽动性的文字出现在墙壁上，更以传单的方式进入各个知名人物的家。《摄政时期回忆录》里记载了其中一篇：“先生们，女士们，我通知你们，如果事情没有变化，圣巴塞洛缪之夜(11)将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重现。你们和你们的仆人都不要出门。上帝保佑你们远离火焰！通知你们的邻居。1720年5月25日，星期六。”然而，除了由不知名团体制造的一起小混乱（且很快就被平息了），这一晚城市的宁静并没有被打破。
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的股票价格迅速滑落，几乎没有人相信那里曾经拥有大笔财富。为了重建大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任，政府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政府对巴黎市的可怜虫们下达了强制征兵令。就像在战争期间一样，将近6000个不务正业的人被征召，得到配给的衣服与工具后，就被送往新奥尔良，去据称拥有大量金矿的矿坑里工作。他们每天都拿着自己的长矛与铁锹在街上游走，后来被分成小队送往外港运往美洲。但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到达目的地，而是自行脱队，分散到全国各地。他们将工具转卖，再拿着仅有的钱过回原来的日子。不到三个星期，几乎有一半的人又回到了巴黎。然而，这场闹剧为密西西比股票带来了微不足道的上涨。许多头脑简单的人又开始相信这个公司找到了新的矿藏，很快，金条和银条就会再次涌入法国。
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有许多可有效恢复民心的做法。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当类似的妄想带来类似的痛苦时，英格兰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多么不同啊；但在法国，拯救者同时也是将大家推向深渊的始作俑者。摄政王的任性妄为，原本是为了拯救国家，结果却让国家深陷泥沼。所有款项都必须以纸币支付，从2月1日至5月底，至少制造了15亿里弗尔的纸币，相当于6000万英镑。但是，一旦警钟敲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人们再次相信无法兑换成金属的纸币。巴黎议会主席M.兰伯特（M. Lambert）曾当面告诉摄政王，他宁愿拥有10万里弗尔的金币或银币，也不要他银行发行的500万纸币。当这种想法成为普世想法后，过度发行的纸币反而加重了罪恶，流通的硬币与纸币数量差距悬殊，进一步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摄政王急欲打压的对象，硬币却在遭受每一次贬值后都升值。2月，议会颁布法令，将皇家银行和印度公司合并。国家依然作为该银行所发行纸币的担保者，没有议会的命令就不能发行纸币。自从银行脱离劳的控制，成为全国性机构后，所有的利润都由摄政王转交给了印度公司。这一措施在短时间内提高了路易斯安那州和该公司其他股票的价值，但未能将公共信用建立在任何永久性的基础上。
5月初，国务会议召开，劳、达让松（他在财政部门的同事）和所有部长都出席了。会议上计算了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总额为26亿里弗尔，而国内的硬币总额还不及这个数字的一半。对大部分参加会议的人来说，显然必须采取某些计划以平衡这两种货币。部分人士认为应该让纸币贬值，使其与硬币等值，其他人则建议让硬币增值，使其与纸币等值。据说劳反对这两种做法，却提不出第三种办法，因此最后决定将纸币贬值一半。5月21日颁布了一条法令，命令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与其银行发行的纸币必须在当年年底前逐步贬值至现值的一半。议会拒绝为此法令背书——这激起了极大的哗然，国家的状况变得令人担忧，以至于摄政委员会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不得不在七天内颁布了另一条自相矛盾的法令，将纸币恢复到原本的价值。
就在同一天（5月27日），银行停止纸钞兑换。劳和达让松同时被解除了职务。劳来到王宫门前表明身份后，却吃了闭门羹，懦弱、优柔寡断且胆小的摄政王将这次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了劳的身上。然而，入夜后，摄政王又召见他。劳从一个秘密通道进入王宫，摄政王不断安抚他，用各种借口解释早上那么严苛的态度是出于被迫，而非自愿。两天后，善变的摄政王公开带着劳出现在歌剧院，并与他肩并肩地坐在皇家包厢内，更在所有人面前对他礼遇有加。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而加深了群众对劳的怨恨，将劳推进更致命的处境。当他回到家正准备进入家门时，一群暴徒拿石头攻击他的马车，如果他的马车夫没有立即加速把马车驶进后院，守卫没有立刻关上大门，劳很可能已经被拖出车外，被暴民撕成碎片了。第二天，劳的夫人与女儿在看完比赛坐马车回家时，也被一群暴徒攻击了。摄政王听到这些事后，立即指派一支精锐的瑞士卫兵前往，让这些士兵不分日夜地驻扎在劳的家门前。但是群众的愤怒非常强烈，劳察觉，即便有这些士兵，他的家也不安全，于是他前往王宫避难，住在摄政王的宅邸中。
为了重拾民心，摄政王召回1718年因反对劳的计划而被解职的大臣达盖索。尽管为时已晚，摄政王终于还是发现了自己对这位能力出众或许还是这腐败世道中仅存的正直人过分严苛与不信赖。发生了那件不光彩的事之后，达盖索就隐退并搬到位于弗雷讷的乡间宅邸居住，沉浸于严肃却又让人愉快的哲学研究，忘却了卑劣法院的阴谋。劳本人和摄政王侍从舍瓦利耶·德孔夫朗（Chevalier de Conflans）带着必须与前大臣一同回到巴黎的命令，乘着驿马车出发了。达盖索答应了，尽管他的朋友认为他不该接受召回的命令，尤其是这条命令还是由劳捎来的，但达盖索愿意尽一己之力。在他抵达巴黎后，五位议会参谋获准与这位财政代表进行磋商。6月1日，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撤销持有超过500里弗尔硬币即违法的这条法令。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持有硬币。为了收回现有的纸币，新版纸钞开始印制，以巴黎市的税收为担保，发行了2500万张新钞，利率为2.5%。收回的纸币则在市政厅前公开烧毁。新纸币的面值为10里弗尔。6月10日，银行重新开放，准备了充足的银币供大众兑换新币和旧纸币。
这些措施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良好影响。所有的巴黎人都挤到银行柜台前，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银币，银币很快就供不应求，因此改成用面额较小的铜币兑换。没有人抱怨这些铜币太重，尽管有时会看到这些可怜的人在大街上汗流浃背，拖着自己无法轻松携带的50里弗尔。包围银行的人是如此多，以至于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挤死人事件。7月9日，聚集的群众稠密且吵闹，守卫在马萨林花园门口的士兵将大门关上，禁止任何人再进入。群众开始歇斯底里，越过栏杆朝士兵们扔石头。士兵们也开始愤怒，威胁要对群众开火。就在这时，一名士兵被石头砸中了，他立刻举起手中的枪朝民众发射。一名男子随即倒毙，另一人则受重伤。银行门前气氛凝重，一场暴动看似即将爆发，但马萨林花园的大门再度打开，一列举着刺刀准备好随时做出回击的卫兵走了出来，群众只能通过叫嚣与嘘声宣泄自己的愤怒。
八天后，聚集的民众是如此多，以致十五人在银行门前因推挤而死亡。群众非常愤怒，用担架抬起三具尸体，往王宫花园走去，人数有七八千人，他们试图让摄政王看看他自己和劳是怎样将他们推进不幸的深渊的。劳的马车夫正巧坐在主人停留在前院的马车上，他是一个感性胜过理智的人，恰巧又很不喜欢暴徒们一直攻击主人的行为，于是他以足够让那群人中的几个人听到的音量，批评那些人都是流氓，应该被绞死。暴民瞬间将注意力转向他，并以为劳也坐在车上，于是将马车砸碎了。那位做事轻率的马车夫勉强保住了性命。此刻，一队人马出现了，摄政王向民众保证，他们带来的那三具尸体，将会在他个人的安排下被体面地安葬，人群安静地散去，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事件发生的时候，议会正好在开会，议会主席亲自起身走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回来后，他跟议员们说，劳的马车被暴民破坏了。众人立刻站起身，大声欢呼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其中一个特别憎恨劳的人甚至说：“那劳呢？他有没有被撕成碎片？”
毫无疑问，许多问题都依赖印度公司的信用，它对国家的巨额款项负有责任。因此相关部门理事会认为，应该将任何有助于该公司履行职责的特权全权授予，以期带来最好的结果。据此看法，有人建议将海上贸易的特权独家授予印度公司，并颁布这样的法令。不幸的是，他们忘记了，如果这样做，全国的商家都要面临破产。这一特权思想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他们向议会提交了请愿书，请求议会拒绝通过此法令。议会顺应民情拒绝通过此法令，摄政王生气地表示，议员们什么都不会，只会让事态更严重。于是他将众人流放到布洛瓦。在达盖索的求情下，流放的地点改成蓬图瓦兹。到了那里后，议员们重整旗鼓，决心与摄政王对抗到底。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短暂的流放生活尽可能地愉快。议会主席举办了最雅致的晚宴，并邀请了巴黎所有最快乐、最风趣的人参加。每天晚上都有为女士们举办的演奏会与舞会。平日里严肃庄严的法官与议员们纷纷加入纸牌与其他各种娱乐活动，过了好几个星期极端奢华愉快的生活，只是为了向摄政王显示他们并不在意他的惩处。此外，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让蓬图瓦兹成为比巴黎还舒适的地方。
纵观世界各国，法国是最喜欢将自己的悲苦放进歌谣传唱的民族。有观点认为，可以靠追溯法国的歌曲来了解它的历史。当劳完美的计划彻底失败后，他成为众矢之的，讽刺的言语开始缠着他不放。全国各地的商店都有讽刺他个人的漫画，大街小巷也唱着关于他的歌，当然，摄政王也没能逃过。多数歌曲内容低俗，其中有一首还教人将劳的纸钞当成厕纸使用。
下面这首讽刺诗也出自同一时期：
星期一，我买了股票；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买了家具；
星期四，我买了衣衫；
星期五，我开了一场舞会；星期六，我变成了乞丐。
在众多显示巴黎正从美梦中惊醒过来的讽刺画中，有一幅被收录在《摄政时期回忆录》里。其作者如此描述：“股票之神坐在她的凯旋马车上，愚蠢之神为其驾车。那些拉着马车的是长着木腿的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和其他各种公司。为了让这辆车跑得快些，一直代表这些公司的有着狐狸尾巴和狡猾神情的动物不停地转动车轮的辐条，那上面标着股票名称，其价值随着轮子的转动时高时低。愚蠢之神驾着战车毫不留情地辗过地上合法商家的货物、日记簿与账簿。后面聚集了一群不同年纪、性别与身份的人，他们在财富女神的身后吵吵闹闹，为着她大量抛给众人的股票斗殴。云端坐着一个魔鬼，吹着肥皂泡，然而肥皂泡也是众人羡慕与觊觎的对象，有些人跳到别人的背上，企图在泡泡破掉前抓住它。道路前方，一幢巨大的房子矗立着，截断了道路。房子有三扇门，跟着马车前进的人势必要从其中一扇门通过。第一扇门上写着‘傻子的医院’，第二扇写着‘有病者的医院’，第三扇写着‘乞丐的医院’。”另一幅则画着劳坐在一口大锅里，锅里翻着滚滚水花，而煮沸这口锅的正是大众的疯狂。锅周围环绕着不耐烦的人们，他们不断将金子与银子投进去，再开开心心地接回劳亲手递上的纸币。
当民众躁动不安时，劳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孤身暴露在街上。躲在摄政王的住所里，他可以逃过各种攻击。每当外出时，他不是隐姓埋名，就是坐在皇家马车中享受重重保护。一则记录下来的奇闻逸事揭露了民众对劳的憎恨之情，在这个故事里，劳落入暴民的手里，受尽了折磨。当时，有一名叫布尔赛尔的绅士坐在马车里，行经圣安托万大街，前方的路却被一辆出租马车挡住了。布尔赛尔的仆人不耐烦地叱喝对方，要其赶快让道，并在对方拒绝后朝对方的脸打了过去。这场骚动很快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布尔赛尔从马车上走下来，想要维持秩序。但出租马车的车夫以为布尔赛尔是来打他的，情急之下以自己最大的音量嘶吼：“救命！救命！谋杀！谋杀！劳和他的仆人想要杀我！救命！救命！”在他的叫喊下，人们纷纷拿着棍子或其他各种武器从店里走出来，这时暴民开始搜集石头好对那位“劳先生”发动攻击。幸运的是，当布尔赛尔先生和仆人看见令人畏惧的群众开始逼近他们时，前方教堂的大门敞开着，于是他们全速往里面冲。在人群的追赶下，他们跑进祭坛，但即便在这样神圣的地方，他们也无法幸免于难，于是当他们看见身后有扇通往教堂圣器保管室的门时，他们立刻冲进去并把门锁上。接着，忧心且生气的神父将众人赶了出去，当愤怒的群众发现布尔赛尔的马车还停在街上时，开始对着马车发泄自己的不满，导致马车被毁坏得面目全非。
言归正传，以巴黎市税收为担保的2500万新版纸钞，利率仅有2.5%，没能成功吸引大批密西西比股票持有人。也因为如此，证券的转换成为眼下最大的难关，那些情愿持有不断下跌的劳氏公司股票的人还抱有一丝期待，期待事态发生转机。为了加速转换，8月15日，一条新法令颁布了，规定总值为1000至10,000里弗尔的纸币不得流通于市面，只能用于支付年金与银行账单，或购买该公司股票时所进行的分期付款行为。
10月，另一条法令通过，宣布11月过后所有纸币面值失效。此外，印度与密西西比公司享有的全部利益与特权（如铸币权、代收税金等）也被剥夺，成为普通的私人公司。此举对整个体系造成了致命一击，至此，主导权已落入敌人之手。劳在财务委员会的影响力归零，而其公司也在所有特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再也无法期待实践承诺的一天。所有在民众浸淫于幻象的巅峰时期涉嫌非法获利的人都被一一清查且处以高额罚款。此外，此前要求列出所有原始股东的名字，如果这些人手中现在还持有股票，应该将这些股票转为公司的保证金，而那些申购股票却还没完成认购的人则必须以每股13,500里弗尔的价格购买原本每股500里弗尔的股票。股东们不愿意花如此大的价钱去购买实际上折价的股票，便打包自己可携带的财物，设法逃往国外避难。一道命令立即抵达各个港口与边境管理局，逮捕所有企图离开法国的旅客，清查其身上是否藏有金银器皿和珠宝，并在查明对方与当前的股票事件关系前，不得解除羁押。少数几个已脱逃出境的人被登记处以死刑，而其他留在国内的被任意地处以各种惩罚。
劳在绝望之时决定离开这个对他来说不再安全的国度。他首先向摄政王请求准许他离开巴黎并前往乡村居住，摄政王欣然同意了。摄政王虽然对当前糟糕的财政状况不满，但内心对劳的财政政策依旧深信不疑。他深知自己犯下的错误，在余下的岁月里，他也在不断寻找机会建立一个基础更为安全的体系。在劳与摄政王的最后一次会面中，摄政王说：“我向你坦承我犯了许多错。我犯下这些错误，是因为我也是人，谁能无过？但我必须郑重地澄清，这些错误没有一个是出于不道德或不诚实的动机，在我的一生中，绝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事。”
在劳离开两三天后，摄政王寄给他一封措辞恳切的信，准许他在任何时候离开法国，并表示已经请人准备好他的护照。此外，他也愿意给予劳所需的金钱。劳恭敬地谢绝摄政王送来的金钱，乘着波旁公爵夫人——普里夫人——的驿车，在六名骑兵的护送下前往布鲁塞尔。从那里，他又辗转到威尼斯并停留数月，而当地人对这位看似家财万贯的外来者非常感兴趣。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猜对他的身份。劳，这个人生的黄金岁月都花在赌桌上的职业赌徒，却于此刻表现出极端的大度——不愿动用一个犹如风中残烛的帝国的金钱让自己好过。在密西西比股票最狂热的时期，他未曾怀疑过自己的计划，深信自己将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裕、最有权势的帝国。他将所有的收益都拿去购买法国的地产，这个举动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部署信心满满。他没有像那些卑劣的股票经济人一样大量囤积金银器皿、珠宝，或将财产移往国外。除了一颗价值五六千英镑的钻石，他其余的财产都投资在法国的土地上，因此离开法国时，他几乎身无分文。光是这一个事实，就足以反驳那些不公正地控诉他为人狡诈的说法。
当劳离开法国的消息传出去后，他所有的房产与珍藏都立即充公，而劳的妻子与孩子赖以生活的年金收益（每年20万里弗尔，约为8000英镑）——当年以500万里弗尔购得——也被没收，尽管在劳如日中天时，政府曾颁布一条特殊法令，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将年金充公。对于劳在默许下逃离法国，人们大感不满。民众和议会都恨不得看到劳被绞死。少数没被这场商业风暴波及的人，对于这个“江湖术士”的离去则是鼓掌称快；其余那些财富被席卷一空的人（显然占多数）则痛恨劳对法国财政问题的深刻了解并没能帮助他为法国人提供任何补救方法。
在财务委员会与摄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份文件被完整公开。根据该文件，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总价为27亿里弗尔。人们要求摄政王解释为何纸币的发行日期与其授权发行的日期存在差异。摄政王本可独自揽下责任且全身而退，但他认为那位缺席者也该负起一些责任，于是他表示，劳自作主张，在不同的时间点发行了12亿里弗尔纸币，因此当眼见事情已无法挽回时，他（摄政王）早于颁布授权纸币发行的法令袒护了他。如果当时摄政王能全然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承认由于自己过于挥霍与缺乏耐心，劳不得不逾越安全的界限，或许更值得称赞。此外，会议上也查明，截至1721年1月1日，国家债务总额超过1.24亿英镑，其利息为319.6万英镑。于是，旨在检验所有国家债权人安全性的委员会随即组成，并将所有债权人分成五种：前四种为利用实际财产购买债券者，第五种则是无法证明其进行的交易为真的人。第五种人的债券被强行销毁，前四种人的债券则同时受到最严格与谨慎的审查。委员会努力工作，最终制作出一份报告，其建议将债券的利息降至5600万里弗尔。他们表示，之所以提出此建议，是因为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侵占公款与勒索的行为。于是，议会颁布了这样一条法令。
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名为“阿森纳厅”的法庭，以审理政府财务部门在这段不愉快的时期后期所犯的一切渎职案件。一个名叫法洛奈的法官、克莱芒神父以及两名受雇的办事员，曾参与过各种侵占公款的行为，侵吞总额高达100万里弗尔。法洛奈和克莱芒被判斩首，办事员被处以绞刑，但最后他们均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于巴士底狱。其他许多不诚实的行为也被发现，并受到罚款和监禁的惩罚。
达让松在密西西比狂热期间的所作所为，让他和劳、摄政王一样受人憎恶。他被革除财政大臣的职务（由达盖索接任），但保有掌玺大臣的头衔，并被允许随时参与委员会议。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暂时离开巴黎，到自己位于郊外的住所避风头会更安全。然而，退隐生活并不适合他，他渐渐郁郁寡欢且不满，长年的旧疾复发，越发严重，不到一年，达让松便过世了。巴黎人民是如此憎恶他，甚至将这股仇恨宣泄到他的丧礼上。当他的送葬队伍行进到其家族墓地——圣尼古拉斯·杜沙尔多内尔特（St. Nicholas du Chardonneret）教堂——的时候，大批情绪激动的民众包围了送葬队伍，他的两个儿子被迫加快速度通过大街，以免遭人攻击。
至于劳，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自己会被再次召回法国，协助建立一个更稳固的体系。但摄政王于1723年的骤然过世——当时他正坐在火炉旁与情妇法拉里斯公爵夫人聊天——剥夺了劳最后的希望，并使他重拾旧日的赌博恶习。他曾不止一次被迫典当那颗见证他辉煌岁月的钻石，但精湛的赌技让他总能将它赎回。由于在罗马受到债权人的迫害，他前往哥本哈根，并在那里获得了返回祖国（英格兰）的许可，威尔逊谋杀案的罪行也于1719年获得赦免。他被带到海军司令的船上，引起了上议院简短的议论。科宁斯比伯爵抱怨，一个放弃国家与宗教的人不该获得如此待遇。他认为，如果让劳于此刻出现在正因邪恶的南海计划而人心惶惶的英格兰，将引起不小的危险。他对此提出了动议，但其他议员对他的恐惧一点都不在意，于是该动议被否决。之后，劳在英格兰待了四年，又转往威尼斯，后来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于1729年过世。下面是人们为他写下的墓志铭：
此处长眠着那个知名的苏格兰人，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
凭着代数，
他让法国一无所有。
他的弟弟威廉·劳（William Law）在银行和路易斯安那州公司的管理工作中一直与他关系密切，后因涉嫌渎职被关进了巴士底狱，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有罪。十五个月后，他获释，并在法国成就了至今依旧享有盛名的劳里斯顿侯爵家族（Marquises of Lauriston）。
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将看到同一时期另一股笼罩整个英格兰的狂热。尽管其情况与密西西比狂热雷同，但因为宪政政府的有效运作与良好的判断力，英格兰得到了与法国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1). 原文为“more sinned against than sinning”，引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译注
(2). 1英尺约合0.3米。——编注
(3). 比利时北半部的一个地区。——译注
(4). 法国旧时使用的货币计量单位。里弗尔最初作为货币的重量单位，相当于一磅白银，作为货币名称最早出现于查理曼大帝时代。1里弗尔=1法郎=20索尔，索尔在英国称先令，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称马克或银便士。自10世纪起，到拿破仑时代，欧洲各地以磅为标准的货币单位都是1∶20∶240进制。——编注
(5). 旧时英国及其多个殖民地、属地使用的一种货币单位，1克朗=5先令，1英镑=4克朗。——编注
(6). 法国人用此种方式读他的名字，以避开不正统的发音“aw”。在他的计划失败后，讽刺者称整个国家都“lasse de lui”（厌倦了），并建议大家自此之后用“哎先生”（Monsieur Helas）称呼他。——译注
(7). 好奇的读者还可以找到法国女士为了让劳留在她们身边而做出的许多让据说为人正派（还是正好相反？）的劳脸红或发笑的行为逸事。——原注
(8). 福斯公爵不仅通过股票买卖，还借由瓷器、香料等交易，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在巴黎，曾有一段时间人们争论着他香料商人的身份究竟是否会使他失去贵族的资格。还出现了关于他的讽刺作品：他身着搬运工的装束，背着一大袋香料，上面写着：“赞叹福斯。” ——原注
(9). 旧时质量单位，1格令约合0.0648克。——编注
(10). 法国金币名。1路易=12~20里佛尔，18世纪因大量美洲白银流入，银币贬值，1路易=24里佛尔。——编注
(11). 此为法国天主教暴徒于1572年8月24日对国内新教徒胡格诺派实施的恐怖暴行。因那天是圣巴托洛缪日，所以这晚在历史上被称为“圣巴托洛缪之夜”。——编注